六 紅粉知己
五四以後，上海興起一班“名媛”。她們是現代中國的第一代新女性，大多生在十九世紀結束、二十世紀開始的公元一九○○年以後。光緒二十六年庚子年，義和團之亂導致了八國聯軍的空前外患。辛醜議和以後，肯定了洋人的價值與地位，“扶清滅洋”的口號固隨義和團的瓦解而消失，“夷人”與“洋鬼子”的稱呼，亦罕聞於通都大邑。所以這班隨著二十世紀降臨的中國第一代新女性所受的教養，與她們的上一代有著極其明顯的差別：第一是不再受纏足之苦；第二是見了至親以外的男子不必再回避；第三是跟她們的兄弟一樣得有“出就外傅”，亦就是“進學堂”接受新式教育的機會。十裏洋場的上海，風氣更為開通，年輕女子得以打破一切隔閡，公然參與社會活動。報道她們的新聞時，賜以佳名，謂之“名媛”。
上海的“名媛”，分為兩種。一種比較洋派，大多畢業於“中西女塾”之類的貴族學校，著洋裝，講洋文。盛大的宴會中，常見她們攜著年輕男子或洋人婆娑起舞，因而被稱之為“交際花”，如唐瑛、陸小曼等都是。
另一種比較守舊，必有良好的家世，受過良好的教育，擅詩詞，能書畫，有舊時才女的意味。文場藝壇，出而與須眉周旋，落落大方，是所謂“林下風範”者，始足以當“名媛”之稱。其中之一的李秋君，即是謝家孝著《張大千的世界》中所稱“百歲千秋金石情”的女主角。
談李秋君，先要談“小港李家”。小港是浙江寧波府屬鎮海縣的一個鎮，小港李家龐大事業及財富的創造者，名叫李也亭，是李秋君的曾祖父。李也亭於清朝道光二年十五歲時，到上海來“學生意”，投入南市南碼頭曹德大糟坊做學徒。但他的發跡，卻是由於轉業沙船幫。
沙船是專行駛於海洋的大帆船，北至遼東，南至閩南，販賣大宗南北土產。這一行生意是大買賣，要大本錢，也要冒極大的風險。航行南北洋遭遇海難，是常有之事，不幸如此，不獨血本無歸，往往傾家**產，但重整旗鼓，一兩次順利航行所獲致的厚利，亦可恢複基業。這一行中起落極大，必須要有廣泛的關係、有力的後台，絕非外行人所能插足，因此上海的沙船幫隻有極少幾家，其中巨擘姓鬱，李也亭便是在鬱家沙船上做小夥計而起家的。
原來曹德大糟坊前麵的大碼頭，一向是鬱家沙船停泊之處，李也亭常到船上送酒，船上專管航行的“老大”，以及負責貨物買賣、職稱名為“耆民”的管事，看他做事確實勤快，都很喜歡他。其時江蘇巡撫陶澍奉旨籌辦南漕海運，雇用大批沙船。船上也要添人，便勸李也亭改行——沙船幫的規矩，水手夥計的工資極其微薄，但自己可以帶貨——“耆民”會劃出一部分貨艙來容納。李也亭覺得這比在糟坊中做酒、賣酒有出息得多，因而欣然接受，設法湊了些資本，帶南貨北上。這是道光六年春天的事，李也亭十九歲。
這一次的漕米由海道運到天津，非常順利。而因運漕的緣故，商船變作官船，沿途關卡的盤查有種種方便，因此回程帶貨，多平時犯禁的貨物。天津長蘆出鹽，帶私鹽可獲巨利，這一回的沙船上人，無不大發利市，李也亭亦頗有所獲。他為人聰明謙虛，對沙船上營運的訣竅很快就入門了。人緣加上運氣，使得他無往不利，不到十年工夫，已能自立門戶，獨資開設沙船號，招牌名為“久大”。
久大沙船號最盛時擁有十幾條沙船，一條沙船要值好幾萬銀子。以後又買進一個沿黃浦灘的碼頭，就叫“久大碼頭”。這時的李也亭，已是百萬富翁了。
李也亭的發財，得力於一個錢莊“跑街”趙樸齋。沙船出海，帶的貨物很多，需要大筆資金周轉，都靠錢莊放款，而錢莊放款給沙船幫，常常是秘密交易。因為沙船出事，放款落空，對外不能聲張，否則影響信用，存戶擠兌，變成雪上加霜，非立刻倒閉不可。至於欠款的沙船，隻要卷土重來，一賺了錢，自然會連本帶利，歸還舊欠。在這樣的情況下，非多年經營、信用卓著的沙船號，不能獲得錢莊的支持。李也亭以沙船幫的後進，居然亦有錢莊放款給他，完全是趙樸齋個人信任他的緣故。
因此，趙樸齋想自己經營錢莊時，李也亭義不容辭地要投資。起初因為沙船的風險極大，恐怕牽累錢莊，所以李也亭的投資亦是秘密的，對外都由趙樸齋出麵主持。
不過這是早期的話，若幹年以後，久大沙船號管理著三家錢莊，已非秘密。這三家錢莊，兩家在北市，字號是“慎餘”“崇餘”；一家在南市，字號“立餘”。
李也亭六十一歲去世，時為同治七年。他在生前曾將三家錢莊的所有權，做了一個分配。李也亭本人在上海經商，家眷卻仍住原籍，一直由他的長兄弼安照料。李弼安的長子聽濤則是李也亭的一個得力幫手，在久大多年，最後升任經理。李也亭為了酬謝長兄及胞侄，將崇餘錢莊，撥歸長房——稱為乾房；本支則稱坤房，經營慎餘；在南市的立餘錢莊，則為乾坤兩房共有。
當李也亭將歿時，沙船號由於輪船的興起，漸形沒落。及至同治十二年，李鴻章開辦招商局，沙船號遭遇了強勁的對手。到得李家第三代成長，終於擺脫了祖業，專向錢莊及地產方麵發展。就坤房來說，第三代兄弟七人，都為李也亭的獨子梅堂所出。梅堂第四子名薇莊，亦有子七人，用“祖”字排行：老大祖韓；老二祖夔；老三是個女兒，就是李秋君，名祖雲，別署甌湘館主。她跟張大千同歲，隻比他小四個月。
據謝家孝在《張大千的世界》中記，張大千曾這樣對他說：“寧波李家名門望族，世居上海，我在上海的日子，多半在李府做客。李府與我家世交，李府的上一輩二伯父李薇莊，也是老革命，與先烈陳英士先生是好朋友，民國成立後，曾任上海市民政廳長。李府的三小姐李秋君，是滬上才女，家學淵源，詩詞書畫皆能。若問我誰是我的知音，我會毫不猶豫地答複說——李秋君。”
李薇莊行四，張大千何以呼之為“二伯父”，原因不明，但說李薇莊在“民國成立後，曾任上海市民政廳長”，是記憶有誤。上海光複，以陳英士、李平書之功為最。李平書名鍾鈺，上海人，舉人出身，最初在廣東當知縣，熟悉洋務，有廉能之名，頗得總督張之洞的賞識。
光緒二十八年兩江總督劉坤一病歿，張之洞奉旨由鄂督兼署江督，委李平書為江南製造局提調，其後李平書複由上海道袁樹勳委派為上海城廂內外總工程局領袖總董。此局後改為自治公所，李平書仍任總董，一直至宣統末年。他對上海地方建設貢獻極多，孚一方眾望。辛亥九月十三日，上海革命黨人攻克製造局，光複上海，陳英士被推為都督，李平書為民政長。
誤會李平書出於小港李家的原因，可能是由於李薇莊的長兄雲書及五弟征五的關係。李征五為同盟會的老同誌，在上海協助陳英士策劃革命。坤房所有的慎餘錢莊，即因李征五參加革命，經理恐受連累，建議於宣統三年歇業。李雲書則曾組織“天一墾牧公司”及“三大公司”，清末在關外錦州及黑龍江呼瑪縣大舉開墾，為當時在上海極有地位的紳士。雲書、平書，在名字中同有一“書”字，又以李征五確與陳英士共事，曾指揮光複軍及任用張宗昌而知名的緣故，張大千認為李平書與李雲書、李征五必為兄弟，亦是情理中事。
李家由於經營沙船發跡，家世背景上，天生有種結納四海英豪的開放作風。張大千能在李家做客，世交的關係不大，主要是李薇莊、李祖韓父子愛才的緣故。李祖韓人頗風雅，當時與陳小蝶是由江小鶼的“天馬會”改組的“中國畫會”的中堅分子。此外老一輩愛好藝文的遺老名流，如吳昌碩、王一亭，以及張大千的老師曾農髯等，結有一個“秋英社”，樂於提挈後進。張大千與鄭曼青的作品，都為秋英社友評過，最初推斷他們的藝術前途是“鄭曼青不得了，張大千一塌糊塗”。現在來看，自是近乎“謬論”，但當時必然成為天性爭強好勝的張大千的一股鞭策力量。至於何以有“一塌糊塗”四字的“考語”，則以張大千初學石濤，而當時隻知山水有“四王”，石濤尚未大紅大紫之故。
張大千的畫，最初為人賞識的是水仙，他的外號就叫“張水仙”。此無他，張大千幼承母姊之故，工筆花卉，最重線條——這是真功夫。以作畫而言，小篆就是看線條；畫則所謂“吳帶當風，曹衣出水”，線條好，人物一定好。葉恭綽早年即認為張大千應該專攻人物，必可獨步千古。張大千之有敦煌之行，即出於葉恭綽的建議與鼓勵，目的就是要他去看看吳道子以前的畫家如何畫人物。
李秋君之欣賞張大千是否由水仙上結的緣，當然已成了個謎。但無疑地，李秋君與張大千之投緣，不僅是賞識他的畫，更重要的是性情上的契合。
張大千常說他跟李家是通家世交，但卻未解釋他既住在李家，而李家何以不知道他已在原籍娶妻生子的問題，以致突然出現了一個異常尷尬的場麵，而且產生了非常奇特的後果。據張大千自己說：“李家二伯父薇莊先生，有一天把李祖韓大哥、秋君小姐及我叫到身邊私談，二伯父鄭重其事地對我說，‘我家秋君，就許配給你了……’一聽此言，我是既感激，又惶恐，更難過，我連忙跪拜下去，對二伯父叩頭說，‘我對不起你們府上，有負雅愛，我在原籍不但結了婚，而且已經有了兩個孩子!我不能委屈小姐!’他們的失望，我當時的難過，自不必說了，但秋君從未表示絲毫怨尤，更令我想不到的，秋君就此一生未嫁!”
這真是“還君明珠雙淚垂”的恨事。隻為張大千從無任何口風或跡象顯示“使君有婦”，所以李秋君在與張大千談畫論藝中滋生情愫，心目中早已拿他當未來的夫婿看待。李秋君有五個弟弟，更有堂房的幼弟小妹，那時的大家庭，遇到張大千與李秋君這樣的感情狀態，立刻就會成為全家的中心話題，私下談論，當麵戲謔。大概李秋君亦早就“坦承不諱”，以張家未來的“八少奶奶”自居了。哪知晴天一個霹靂，舉目竟有山河之異，試問李秋君如何下場？
誠如張大千所說：“李府名門望族，自無把千金閨女與人做妾的道理。”然則李秋君應該持何態度，亦就是何以自處？她不能表示失望，倘有此表示，便會有人覺得她可憐，而他人有此反應，對她來說便是屈辱。同時，必然還有人會勸她，將張大千拋開，為自己的終身另作打算——這更是一種屈辱，仿佛不相信她對張大千是一片貞情。為了維持她的自尊心，唯一的自處之道是，付之泰然。此心此身，早付大千，因為一種無可克服的障礙而不能結合，猶如居孀，則但有守節而已，不過到底不是喪失，無需悲戚。
她這種心態是如何產生的呢？這就要談到民國初年，影響閨閣極深的一部小說，這部小說叫作《玉梨魂》，作者徐枕亞。我看過《玉梨魂》及徐枕亞的另一部小說《雪鴻淚史》，事隔多年，恐記憶有誤，且引用陳定山《春申舊聞》中《狀元女婿與鴛鴦蝴蝶派》一文的介紹：
“那是民國初年上海流行的一種文言小說。他引用秋水軒尺牘、平山冷燕的筆法，集合了種種**的四六文句來組織他的故事，內容是說一個寡婦，愛上了教他兒子讀書的教書匠。時林琴南用古文來譯英國小說，一般讀者都感覺艱深，對包天笑、黃摩西用白話來譯小說，又覺得太洋化，對於徐枕亞的四六文言，乃大起好感。”
《玉梨魂》之能風靡一時，除了文字的所謂“哀感頑豔”以外，主要的還是內容上的迎合潮流。寡婦鍾情於有婦之夫，隻要此念一動，在道學家即認為“大逆不道”，徐枕亞否定此一觀念。但《玉梨魂》中的男女主角，不及於亂，此又合乎“發乎情，止乎禮”的孔孟之教。
這樣的理念，有人譏之為小腳放大的“改組派”，而實際上為開明的保守思想之雛形，一直能為重視傳統的知識分子所接受。而就愛情故事來說，這種柏拉圖式的精神戀愛，其情彌苦，最能賺人熱淚。此一普遍為閨閣寄予深切同情的《玉梨魂》中的女主角，無疑地便是李秋君心目中的圭臬。
除了沒有名分以及燕婉之好以外，李秋君處處以張大千的嫡室自居，且亦恪盡其內助之道。李秋君“守”的是一種變相的“望門寡”——中國的傳統，凡守“望門寡”者，會無條件地獲得親屬的尊重與優遇。李秋君的父母兄長，便是以這種眼光來看待她的。
且看張大千自己在他的“世界”中的回憶：“李府大家庭的規矩，財產劃分，在外賺了錢，也要提出一份，繳為公用。我是住在李府上的常客，我在他們家就是三小姐的客人，三小姐拿私房錢多繳一份，三小姐的車子車夫是給我使用，而我的穿著，都是三小姐經手縫製。照顧飲食，做我愛吃的菜，那更不必說了。李家兄弟為我請客加菜，都要特別聲明，否則就插不上手，輪不到他們的份。”為何“插不上手”？疏不間親之故。張大千猶如以女婿的身份住在嶽家，而非短期做客，故有此類同居各爨的情況出現。
又說：“我在上海時，大風堂的畫室等於設在李府上，向大風堂拜門的弟子，李秋君三小姐可以代我決定收不收。如我不在上海，秋君可以代表我接帖，受門生的叩頭大禮。拜了她，就算數!”李秋君以“師娘”自居，自然可受門生的大禮。
又說：“我與秋君既有如此深交，彼此雖說是傾心的知己，但外間難免有蜚言傳說成緋聞，尤其是上海的小報，最會捕風捉影，繪聲繪色。記得有一次，我剛由四川到上海不久，我同李祖韓大哥去澡堂泡澡，就在澡堂裏修腳時，無意間看到一份小報上麵赫然有‘李秋君軟困張大千’的標題。那篇文章說我到了上海，就被李秋君軟禁在家裏，秋君要獨占大千，禁我社交活動等等莫名其妙的渲染與形容。當時我看了極為不安，我很不好意思地把報紙遞給李大哥說，‘小報如此亂寫，我待會怎麽好意思見三小姐？’大哥說，‘這些莫名其妙的胡扯，管它的!’”此為李家充分諒解並尊重李秋君的意願，因而李祖韓有此反應。
其實，又何止於小報的記載，即令是張大千與李家兄妹極熟的朋友，亦難免誤解。如陳定山在《春申舊聞》中記“甌湘餘韻”說：“上海商業世家，子孫鼎盛，無逾鎮海小港李氏。李氏昆仲五人，雲書為長，次為薇莊，早歿。子輩尤為秀發，祖韓、祖夔、祖模、祖範皆負盛名於時。而祖韓及其女弟秋君，尤好書畫，喜近文士，祖韓與餘創中國畫苑，秋君亦與餘妹小翠創中國女子書畫會以相抗衡。祖韓雖好書畫，但以地產事業為中心，故不專近。而秋君則為吳杏芬老人高足，得宛米山房汪仲山為之潤色，山水卓然成家，頗近吳秋農、陸廉夫。畫仕女則兼采張大千意法，以寫生法作古裝美人，神采生動，幾奪大千之席，故大千亦為之磬折不已。”李秋君畫仕女，功夫到家，傳說張大千居留在上海時期的作品最靠不住，即意指為李秋君代筆。但張大千否認此說，隻承認合作的畫不少，甚至李祖韓亦曾為張大千之作補景。
陳定山又說，張大千“每至滬上，輒客李氏甌湘館。甌湘館者，秋君之畫閣，調朱設粉，縹緗滿架，大千以一髯而奇傲其中，固亦南麵王不易也”。“甌湘”不知何所取義，但惲南田書齋名“甌香館”，李秋君絕無不知之理。易香為湘，是她自覺藝事已高於惲冰，直追南田呢，還是為了紀念張大千也曾有過像惲南田那樣，在靈隱寺當過和尚的一段經曆，是個無可究詰的謎。
陳定山又說：“秋君才高目廣，擇婿苛，年已數逾摽梅，猶虛待字。初賞杭州唐雲，以為才子。唐雲長大白皙，自視甚高，謂為唐寅複生，畫法新羅，字宗清湘……雲畫亦兼竊大千之緒餘。一日，為秋君獲其原稿，始知天壤間，唐雲外尚有張大千。而大千適喪偶，館於秋君家，患消渴病，藥爐茶灶間，秋君必親拂拭之。醫戒病家食糖及諸油膩，秋君為之亦看護維勤，食必共案，某宜食，某宜禁食，細心當值。而大千賦性如小兒，見油膩則食指大動，輒於枕邊偷食之。秋君搜得之，必盡棄盆碗，而交謫如勃谿然。人皆謠言，一個是仕女班頭，一個是文章魁首，論嫁娶必矣!”
以陳定山與張李雙方如此相熟的朋友，竟不知他們早曾論過嫁娶，這就可以想象得到，張大千本人及李家都絕口不談此事，甚至視為忌諱。當然，這有故意衝淡痕跡，希望李秋君能有另一頭好姻緣的期望在內。以李家的門第、李秋君的教養，雖說才豐而貌微嗇，也還不乏名士自薦、親友作伐。張大千更是耿耿於懷，心心念念隻望李秋君獲得一個美滿歸宿，才能解除他精神上的沉重負擔。
可是，李秋君早已在心裏築了一道“圍牆”，自我圈禁在裏麵，別人闖不進去，她自己亦無法破“牆”而出。不過“圍牆”之中的天地雖窄，卻是充分自由的，而且是神聖不可侵犯的。李秋君對她的這個賴以安身立命的愛情“烏托邦”，似乎不但滿意，而且引以為傲。
因為李秋君自覺心安理得，所以遇到連張大千都覺得尷尬的場麵，她反而泰然處之。
有一回張大千貪嘴吃壞了肚子，深夜上吐下瀉，李秋君一麵延醫，一麵親自照料，收拾狼藉不堪的病榻，恰如一個最賢惠的妻子之所為。及至醫生診治以後，安慰李秋君說：“張太太，不要緊，請放心好了。”李秋君既不否認，亦無慍色，默認自己是“張太太”。
張大千卻大為不安。等醫生走了，他怪醫生孟浪，又怪李秋君為何不表明身份。李秋君說得很透徹：“如果不是太太，怎麽能這樣子照料病人？倘或我說我不是你的太太，醫生心裏會怎麽想？”這是向張大千做了最徹底的表示。從此以後，張大千也就不在乎外間的流言蜚語了。
經過八年離亂，勝利以後重逢，李秋君仍是雲英未嫁之身，證明了她對張大千的那段情，確是堅如金石，經得起考驗的。至於他們之間的關係，當然也比較明朗了，雙方的朋友，亦不必再像以前那樣有所忌諱，因而有民國三十七年“合慶百歲”這段藝壇佳話。那年張大千、李秋君都是五十歲，合而為百，張大千挑在八月間李秋君生日那天，大大熱鬧了一番。所有的賀禮中，張大千最欣賞印人陳巨來所贈的一方圖章，印文“百歲千秋”。千為大千，秋為秋君，巧妙而渾成，張大千用來作為與李秋君合作書畫專用之印。他們相約各繪五十幅，互相題款，另外合作五十幅，湊成整數。如果不是下一年發生戰亂，這個願望應該早就達成了。
除此之外，至少還有三件事，顯示了李秋君以張大千的配偶自居，而張大千亦重之如敵體。第一是，李秋君曾要求張大千將他的長女心瑞及當時的幼女心沛“寄名膝下”，並由李秋君照李家“祖”字輩以下“名”字輩的排行，改名為“名玖”“名玫”。名為義女，實際上有嗣繼之意，此為中國大家庭習見之事。
第二是，生既不能同衾，死亦不能同穴，但九泉之下，猶需結鄰。張大千自道他曾跟李秋君合購墓地，互寫墓碑。張大千為李秋君所寫，比較簡單，隻是“女畫家李秋君之墓”八字。李秋君為張大千所寫的就複雜了，據他自己說：“我們相約死後鄰穴而葬，秋君也顧及名分，並不逾規。她還說我有三位太太，不知誰先過世，因此她寫了我的三種墓碑，半開玩笑說，不知是哪位太太的運氣好，會與我同穴而葬。”由此看來，似乎李秋君隻許一個張太太從夫於地下。這是什麽講究，誰也不知道。
張大千有三個太太，據楊文在《大千小事》一文中記，最先進門的是“二夫人”黃凝素。張大千有了兩個孩子以後，方始迎娶“大夫人”曾慶蓉——便是張大千在杭州做和尚，為張善子尋獲，“押解”回川，勒逼成親的那一回。因為出於父母之命，所以後來居上。曾慶蓉無出，黃凝素所生的子女，都叫她“胖媽媽”，稱自己的生母便是“瘦媽媽”。大風堂弟子，亦援例呼之為“胖師母”“瘦師母”。
張大千遺囑中提到的“姬人”楊宛君，名分早定，張家兒女但呼之為“姨”。楊宛君本是北平城南遊藝園的鼓姬，張大千當年在北平時，客中寂寞，去逛城南遊藝園時，為楊宛君的“一種純真清新之美吸引”，納之為小星。張大千早年在北平、天津所交的朋友大都見過楊宛君，據說“宛君如小鳥依人，不但大鼓說得好，而且自拉自唱整出的國劇。聰明靈慧，甚得寵愛”。
但據唐魯孫說，張大千看中楊宛君，另有緣故。張大千當年畫仕女，一雙手畫得不算頂好，每每失之過肥，難有纖纖玉筍之致，而楊宛君卻生得一雙好手，張大千為了資以寫生，才量珠聘來。
第三件事，有關張大千現在台灣的太太徐雯波。據張大千自己說：“我現在這位太太，真是秋君視同學生一樣教導出來的。我太太敬重她。她常對我太太說，這樣要注意我，那樣要留心我。秋君說，‘大千是國寶呀，隻有你是名正言順地可以保護他、照顧他的，將來在外麵，我就是想得到也做不到啊!你才是一輩子在他身邊的，還得你多小心，別讓他出毛病。’”
很顯然，在李秋君心目中，徐雯波是她的替身。或者說，李秋君希望徐雯波做她的替身，侍奉巾櫛，形影不離。徐雯波雖是張大千長女心瑞的同學，出身很好，但那時畢竟“妾身未明”，就因為李秋君視之為替身，方為張大千確定了名分。於此可知，張大千對徐雯波的情分特厚，一部分應該劃歸李秋君名下。在李秋君這方麵來說，相思萬裏，隻有聽說徐雯波善待夫子，張大千厚待徐雯波，才是她最大的安慰。
李秋君於一九七一年八月病歿於上海，張大千至下一年夏天始知其事。當時他有一封信致李秋君的幼弟，在張大千麵前稱之為“阿七”的李祖萊，第一段雲：
“自四月初一賤辰前，身體即感不適，屢欲作書奉告，輒以困頓輟筆。三小姐捐幃，八嫂、蘿侄秘不令知。一日，偶談及此番港上展出，弟與弟媳如何措施，感其盛況，不減二十年前大哥、三小姐處置，惜大哥已歸池壤不及見，而三小姐陷在上海，亦不得聞此消息，良以為憾!八嫂忽喟然曰：‘三小姐亦不複可見矣!’兄怪問之。八嫂與蘿侄，始以見告，驚痛之餘，精神恍惚，若有所失。”
一九七一年，香港大會堂舉行“張大千近作展”，會場布置，李祖萊夫婦頗為出力。所謂“盛況不減二十年前”，指民國三十六年，張大千在上海舉行包括敦煌壁畫彩印品的畫展而言。張大千舉行畫展，向不至會場，展出種種事務，皆委由親友料理，在上海展出，例由李祖韓、秋君兄妹主持一切。李祖韓看得多、經得多，熟悉書畫市場的行情及藏家的好尚，幾成此道專家。哪些畫應該置於顯著的地位，什麽人會看中某一張畫，哪些畫的題材正在流行，會有多少人“複定”，大致皆為所料。張大千對李祖韓，依李秋君的稱呼，叫他“大哥”，李祖韓則稱張大千為“老八”，完全是昆季間的稱謂。但張大千及其家人，對李秋君則皆以“三小姐”相稱。
“弟與弟媳”稱李祖萊夫婦，“八嫂”謂徐雯波，“蘿侄”謂其子保蘿，譜名心一。張善子有女而無子，以保蘿為嗣，所以張大千稱之為“蘿侄”。
又有一段雲：
“偶思七十子之徒，於夫子之歿，心喪三年。古無與友朋服喪者，兄將心喪報吾秋君也!嗚呼痛矣!”
《禮記》：“事師無犯無隱，左右就養無方，服勤至死，心喪三年。”春秋時，師喪弟子無服，所以有“心喪”之說。朱子注：“事師者心喪三年，其哀如父母而無服，情之至而義有不得盡者也。”父母之喪三年，事師如父母，所以心喪亦需三年。張大千之於李秋君，確有“情之至而義不得盡”之憾，因而心喪以報。夫服妻喪為期服，則張大千必是心喪一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