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三 上清淪謫得歸遲
大陸局勢變化後，張大千遭遇了平生最大的難題——何去何從？
要找適於他生活的地方，這個揀擇就難了，因為必須有這樣幾個條件：第一，是安全，這是最基本的要求；第二，是安定，不安定的環境中，必不能發展文化藝術，誰來買他的畫；第三，是自由，能容他自成天地，不受幹擾；第四，繁華富庶，至少是大家都在追求繁華富庶，他的散漫花錢，才不致引起非議，同時他也才能心安理得地享受他的豪華生活。除此四個必要的條件之外，另外還有一個列入考慮的條件：如果是在海外，最好是華僑多的地方，因為他愛朋友，好熱鬧。
一九四九年初，他到台灣來過一趟，還在台北青年會開了一次畫展。此行是來看看情形。當時安全可保，安定則還談不上，繁華富庶更是奢望。張大千可以跟人共患難，但不能與人共藜藿，不過此行他亦很有收獲，結識了一個朋友，晚年成為他的骨肉性命之交。
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初，他由成都來到台灣，旋即轉赴香港，此時他已選定了一個地方：印度。這不會是他定居之處，但可以打天下求名求利。張大千有把如意算盤，印度剛剛獨立，是個暴發戶，隻要有術，賺暴發戶的錢很容易。而且暴發戶每喜附庸風雅，張大千以他敦煌麵壁的經驗，不論談壁畫，談當年西域諸國的曆史，怕不歆動那班土王？
這是地利。人和則駐印“大使”羅家倫昔年當“中央大學”校長時，曾由徐悲鴻陪同，登門敦請他去執教。有此一段淵源，不愁沒有照應，而況捧張大千，說起來也是羅“大使”分內該做之事。
想是想得很好，哪知羅家倫要下旗歸台了。這一下將隻好暫住大吉嶺。
後來幾經考慮，他決定向南美發展，因為舉世滔滔，南美似乎是關係不那麽複雜的地區。
在南美，他選中的國家是阿根廷。張大千不喜歡政治，但有“布衣傲王侯”的思想，不過未傲之前，先要看看此王是不是“假王”，此侯是不是“關內侯”。如果是，根本就不值得傲了。當時貝隆夫婦[1]的地位，遠較現在馬科斯夫婦[2]的地位來得穩固，這是張大千選中阿根廷的一個主要原因。
一九五二年初秋，張大千經由一個晚年斷絕往來的密友，在香港賣去《韓熙載夜宴圖》及《瀟湘圖》做置裝費，率同子弟門生，自香港啟程赴巴西。此行多少有破釜沉舟的情懷，因此準備相當充分，帶去黑白猿六，波斯貓、雜色貓各四，名犬四，箱籠論百計。但據一位新聞界前輩說，箱子是“金玉其外，敗絮其中”，不過氣派非常驚人，所以到阿根廷不久，就由貝隆夫人接見，聲名一下子起來了。
這就是張大千的術，但隻是求能立足而已，要想站穩，在術以外，還要靠本事。在阿根廷，他在名為門薩的地方，租賃了一所極大的花園洋房，題名“昵燕樓”。燕字兩解，通“夜宴圖”之宴，一解；自擬為秋去春來的燕子，“海燕雙棲玳瑁梁”，隻是在“盧家少婦鬱金堂”上，暫時寄居。又畫了一幅《移居圖》告慰故人，題畫詩雲：“且喜移家深複深，長鬆拂日柳垂蔭。四時山色青宜畫，三迭水聲淡入琴。客至正當新釀熟，花開笑倩老妻簪。近來稚子還多事，黯綠篇章學苦吟。”(轉引自謝家孝著《張大千的世界》)
溥心畬見此圖後，題七絕一首雲：“夷歌卉服非君事，何地堪容昵燕樓？”
果然，在阿根廷住不到一年，張大千又要移居了。這一回是看中了巴西。
在巴西，張大千卻有久居之計，因為巴西比阿根廷的條件好得太多。第一是地大物博，正在開發，是塊“旺地”；第二，其時中國人移民巴西的很多，華僑在當地將會自成天地，張大千不愁沒有人捧；第三，阿根廷有居住權的問題，而巴西卻歡迎外國人來協同開發。
張大千有好些朋友在巴西辟農場，他托他們物色了一塊地，距聖保羅七十五英裏，約兩百畝大，原是一個柿子園，還種了兩千多株的玫瑰花。張大千買下來以後，當然要加以改造。
這是張大千平生第一次起造園林。畫家沒有不愛園林的。事實上構築園林為繪畫的進一步創造，尤其是疊假山，非胸有丘壑者不辦。巴西缺乏玲瓏剔透可用來堆棧假山的石頭，而且兩百畝大的園林中，隻疊一堆培塿似的假山，也不像樣，所以張大千隻能盡量利用平麵。
中國式的園林，最要緊的是得有一泓活水，在較大的城市中，引水入私人園林，常需官府特準。張大千開辟了一座三十畝大的水池，水源來自天上——常有驟雨。湖畔建了五座亭子，點綴風景以外，有個很實際的功用，即是避雨。張大千策杖閑行，一遇驟雨，即在亭中避雨看雨，一片空蒙，似煙似霧，這對他以後潑墨、潑彩的畫風是頗有影響的。
辟池以外，最大的工程就是栽花種樹。由於他對故國草木情有獨鍾，因此保留了柿子樹，拔除了所有的玫瑰，另栽梅花、牡丹、芙蓉、杜鵑、海棠，種樹則以鬆柏為主，當然還少不了一片竹林。林畔花間，還得有瘦皺透[3]的好石頭點綴。據說它們遠自台北、東京，航海而去。張大千巴西建園，最大的耗費就在這些花卉樹木、奇石盆景上麵。
這座園林經營了好幾年，命名為“八德園”；池名“八德池”，又叫“五亭湖”。池名“八德”，取義於佛經的“八功德水”，一望即知，園名“八德”，就有許多說法了，最容易使人想到的是四維八德之八德。他自己對人說，柿有七德，但他後來又發現柿葉泡水，可治胃病，故為八德。張大千喜歡故作狡猾，以欺淺人，事實上他的八德園之八德，出於《莊子·齊物論》：“夫道未始有封，言未始有常，為是而有畛也。請言其畛：有左有右，有倫有義，有分有辯，有競有爭，此之謂八德。”這表示了他正視人生、享受人生的態度。
八德園中三十畝大的八德池以外，還有一座較小的池子，命名為“靈池”。靈池之靈，易君左有文記述：“其貲財之有無豐嗇，一視池水之容為準，盈必裕如，縮則見肘，枯則無隔宿之糧矣。試之屢驗。大千頃飛港見餘，笑曰：‘內子寄吾書，謂吾行時，僅留數十元美金，今將竭矣，奈何？並附述家中瑣事，謂池水又盈。書來時，吾已匯六千美金去矣。’”
張大千並沒有呂洞賓點鐵成金的手段，何以離家不久，便以巨款匯回巴西？如說是畫展收入，則事先可以預計，與池水盈縮無關。“靈池”示兆，顯為意外之財，從何而來。
原來張大千是以買賣書畫，憑眼力獲大利。他在台北、香港、東京都有坐探，一發現古人名跡，或者雖古而莫能評斷的破舊字畫，或者故家舊族有大批字畫出售，一通電訊，張大千立刻搭機東來，如果值得買進，自然會有人墊本。
這三個地點，以香港為中心。薛慧山曾記其陪張大千看畫雲：“他的記憶力與領悟力確是驚人的，什麽畫都隻要一看畫頭，立刻可以斷定這畫的真偽，舊時在何處見過，有什麽題跋印鑒，等到打開畫一看，果然絲毫不爽。有次陪他老人家半天看了五百幀畫，其中挑出了真跡竟不過百一。”假與真為百一之比，而售價都是差不多的。換句話說，張大千是以買假畫的錢購得真畫，獲利之豐，可想而知。
張大千最厲害的是，具“化腐朽為神奇”的手眼。如以前曾談過的，一幅爛得沾不上手的絹本，經張大千交日本目黑堂整理後，加上題跋，當作唐玄宗的真跡，為人重價購去。類似的故事甚多，但他題跋中的論斷，言之成理，信而有征，確能增加原作的身價，則為不爭的事實。
據張大千告訴他的朋友，在巴西出讓所收藏的畫書，前後共得美金一百七十餘萬元，悉數投入八德園中。當然賣畫亦是很大的一筆收入。賣畫的方式，與一般畫家有相同之處，亦有絕不相同之處。相同的是，大筆收入往往來自畫展，自一九五三年至一九六九年，他在台北、東京、巴黎、布魯塞爾、雅典、馬德裏、日內瓦、新加坡、吉隆坡、紐約、泰國、德國、倫敦、巴西、香港開過畫展。不同的是，一般畫家有收了潤金，懶於動筆，久不交件者，而張大千則在急於用錢，常常允許經紀人預購他的畫若幹幅。當然，在這樣的方式之下售畫，是不能求得善價的。
一九七〇年，張大千定過一次潤格，其前自題緣起：“投荒居夷，忽焉七十有二，筋力日衰，目翳日甚。老者丹青，漸漸拂拭，索者坌積，酬應為艱，不有定值，寧無菀枯，爰書此例，毫不見嗤於痂癖也。”畫例分花卉及山水人物兩門，以美金計價，“潤金先惠，約期取件，至速在六個月後”。這張潤格一出來，訂件者紛至遝來，畫債如山。雖以目疾作限製，事實上反而畫得多了，這對於他的目疾，隻有壞處，沒有好處。這是可以預見之事，而不能不出者，是因為他又需要一筆錢用。
原來張大千又要移居了，這回是遷到美國。舉家遷徙，構築新居，當然需要很大一筆錢，便隻有大量賣畫了。
張大千舍棄了一住十七年的八德園，有許多不得已的原因。第一是巴西已經承認了新中國；第二是巴西政府有意在八德園附近開辟水壩，與其讓人家來征收土地，不如早為之計；第三是巴西並不如他早先所想象的那樣，在開發過程中，中國人能大量移民，自成一個符合中國傳統的社會。
另一方麵，美國卻有好些吸引他的地方。譬如，在美國的朋友，到底比在巴西多得多。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原因是，張大千的健康狀況，已到了必須小心照料的程度，而在美國就醫遠較巴西來得妥當而方便。
在美國，暫居之處不過“可以居”而已。以後在洛杉磯附近的卡梅爾構築“環蓽庵”，格局不如八德園之大，而精致過之。移居美國後，張大千差不多每年要回台一次，而終於促使他下決心回台定居的主要原因，仍舊是為了他的健康著想。在家人友好一致勸告之下，張大千在台北構築了他平生親自策劃的第三座園林。
一九七五年二月，台灣榮民總醫院由內科主任丁農主持，為張大千做了一次非常徹底的健康檢查。張大千一身是病，醫院依危害生命嚴重性的程度，分別提出詳細報告。第一是心髒病。那時他患心絞痛已有十年，經常服用硝基甘油舌片救急，一九六四年五月，他曾發生心髒衰竭的現象，住院治療後，病情略見減輕。那一次詳細檢查後，證實他所患的心髒病，名為“冠狀動脈硬化性心髒病合並陳舊性心肌梗死症”。
處方是每天按時服用一種專治冠狀動脈的藥片，胸痛發作，仍服甘油錠。當然身心不宜過勞，生活要有規律，是不消說得的。
其次是糖尿病。此病張大千在敦煌時期就已發現了。他一向講究美食，不以為意，隻是比較嚴重時，注射胰島素，否則便隻口服藥片。但此種藥片對心髒不宜，所以丁農規定他每天皮下注射胰島素十六個單位。
第三種是十二指腸潰瘍及膽結石。健康報告中說，張大千在“三十歲左右曾患腹痛，經治療後，情況良好”。那次腹痛，便是在上海貪嘴吃冰激淩吃壞了肚子，李秋君晝夜照料、衣不解帶，為醫生誤認她為“張太太”的那一回。此是張大千刻骨銘心之事，所以特為提出來告訴檢查醫師。
十二指腸潰瘍與膽結石是有連帶關係的。一九六五年他寫信給他朋友說：“初在倫敦時，胸背痛楚，飲食無味，以為胃疾，及抵紐約，遂不可支，臥床十餘日。及入院做詳細檢查，照X光片至二十餘幅，所幸心髒肝胃俱好，唯膽囊結石大如龍眼者二枚，小者至數十粒，以致影響十二指腸潰瘍，非動手術不可。以餘舊有消渴，血糖頗多，開刀不易收口，是以惴惴。”隨後又有一信：“需動手術，他無所苦，但需耗去四五千美金，不易措辦耳。”
結果是並未住院開刀，膽結石是用口服藥治得不再複發。他的不願住院，當然不會因為“四五千美金不易措辦”，而是由於怕有糖尿病開刀不易收口。
那年他六十七歲，事實上他早就有了這兩種病。“榮總”的檢查報告上說：“至六十歲後，始複有消化不良與腹部脹痛之症狀，曾經先後接受上胃腸道及膽囊X光檢查，發現有十二指腸潰瘍及膽結石。其後經常服用胃藥，而膽結石則未作手術治療。”
又說：“此次體檢，再次發現有十二指腸潰瘍，為防病情惡化，應按時於餐後一小時及睡前各服用胃藥二片。至於膽囊X光檢查結果，未見膽囊顯影，表示功能不良，應再做進一步檢查，以確定診斷。”但以後並未再檢查。
第四種是“重度腰椎退行性關節病”。張大千去世前幾年，行動需人扶持，即此病作祟。檢查報告中說：“張先生於六十歲左右曾感劇烈腰痛，經治療後，始見減輕。唯自去年五月心髒病轉劇後，即感兩腿無力，站立不穩，無法自由行走，需使用拐杖或他人幫忙扶持，方能行走。此次檢查，發現有重度之腰椎退行性關節病，椎間距離變窄，導致神經受損，以致行動不便。”此病需打針，“必要時亦可接受物理治療，唯需視心髒病情形而定”。是故張大千入“榮總”做物理治療時，事實上是心髒病不要緊，健康狀況較佳之時。
第五種是“眼疾”，這是大家都知道，而張大千自己頗為擔心的一種病。病起於一九五七年，有一次他在八德園督工，布置奇石時，親自動手，不道眼中突然發黑，視力一直大受影響。這對他作畫的影響是太嚴重了，因而專程赴美檢查。原來那一次眼中突然發黑是右眼底的微血管破裂，淤血布於眼膜，才有“霧裏看花”之恨。
眼底微血管破裂的原因是糖尿病的影響，因此釜底抽薪的治法是根治糖尿病，此外便是休養，禁止作畫。問治標的辦法，譬如開刀等等，暫時求得視力的恢複，如何？答複是：不可能。
這是張大千最不能忍受的一件事，因而轉往日本求醫，診斷的結果是一樣的。此時的張大千心境灰惡，曾經寫了一首題作《丁酉十二月目疾半年後作》的五律：
吾今真老矣，腰痛兩眸昏。
藥物從人乞，方書強自翻。
徑思焚筆硯，長此息丘園。
異城甘流落，鄉心未忍言。
但他畢竟不甘於流落異域，所以亦未焚筆硯，在痛苦中掙紮，反而逼出潑墨山水、簡筆人物的新畫風。因此半年以後，六十歲生日，他作了一幅素描式的自畫像，題款雲：
“戊戌四月初一日，大千居士年六十矣!拈筆自寫塵貌，並拈《浣溪沙》一闋題於上：
“甘作流人滯異邦，故鄉雖好未還鄉，人生適誌更何方？挾瑟共驚中婦豔，據鞍人羨是翁強，且容老子引壺觴。”(又補題一行：起語易“彈指流年六十霜”。)
這首自壽的小令，“據鞍”句話頗不莊。下一年，亦即實足年齡滿六十的四十八年己亥，另畫一像，並將那首《浣溪沙》改寫成七律：
如煙如霧在堂堂，彈指流年六十霜。
挾瑟每憐中婦豔，簪花人笑老夫狂。
五洲行遍猶尋勝，萬裏歸遲總戀鄉。
珍重餘生能有幾，且揩昏眼看滄桑。
詩題是：“大千居士年周六十矣，自寫塵貌，並賦此詩，己亥嘉平月在三巴之摩詰山園。”
八德園所在地，張大千命名為摩詰鎮。唐朝以四川巴山區域分為巴中、巴東、巴西，合稱三巴，故張大千徑以三巴稱巴西。詩詞合看，詞中有一股故作倔強、以寄不甘之意，詩意緩和得多了，足以看出他的心境的變化。
張大千的目疾，左右眼不同。“榮總”的健康檢查報告中說：“右眼為糖尿病性眼底微血管破裂，左眼為白內障。其後右眼曾先後三次接受鐳射光凝固療法，結果視力更加減退，幾乎無法視物。其左眼於一九七二年經手術治療後，頗有進步。此次眼睛檢查結果，尚有重度之糖尿病性視網膜病變。”療治之道，則仍在“繼續控製糖尿病”。
第六種是皮膚病，雖為鱗甲之患，亦為張大千帶來相當的苦惱。
這份健康檢查報告，措辭力求平淡，為的是避免刺激張大千本人。但他的家人及至友，都知道張大千病況之嚴重，已到了很危險的程度，尤其是“冠狀動脈硬化性心髒病合並陳舊性心肌梗塞症”足以致命。“榮總”所編印的《健康讀本》第九冊，解釋“冠狀動脈硬化性心髒病”說：“這類疾病的輕重，依冠狀動脈血流不足的程度而定。如果單是冠狀動脈粥樣硬化而僅使管腔狹窄，則可能引起我們所熟知的心絞痛；若冠狀動脈或其分支完全阻塞，則可能引起心肌梗死，其後果則視梗死的部位及範圍的大小而定。通常是阻塞部位的心肌因缺氧而壞死，以致該部分心肌不能收縮，而終於引起左心髒衰竭或休克。但這類疾病的輕重及病程，常無一定軌跡可循，輕至可無症狀存在，或顯心絞痛、心肌梗死、充血性衰竭，或重至突然死亡。”
於此可知，檢查報告中的指示“平常應經常與心髒科醫師保持密切聯係”，實為“可能隨時需要召醫急救”的另一種說法。“環蓽庵”所在地的卡梅爾，顧名思義，可知是個少人煙的偏僻之處，到洛杉磯要好幾個小時的汽車行程，召醫不便。而且在美國延醫住院，不但費用昂貴，同時亦不可能像在“榮總”住院那樣，受到貴賓式的接待，更不可能以張大千住院寫成新聞見報，受到社會普遍的關注。
因此，回台定居，俾期延年益壽，是張大千唯一能做的選擇。一九七五年臘月，張大千束裝歸台，臨行猶趕還了好些畫債。但誠如他自己所說的，他最好的畫都是送人的，有一幅設色的《歸妹圖》，以介乎工筆與簡筆之間的筆法，傳寫真與寫意之間的神韻，為他的人物畫的新境界，也是張大千病目以後，與潑墨潑彩的山水同為難得的成就。
他把這幅畫送給了俞大綱，題畫詩雲：“新聲別纂焚香記，誤筆翻成歸妹圖。敢乞歲朝藍尾酒，待充午日赤靈符。”後又補題：“兩年前得觀大綱先生為小莊小友改編元人《焚香記》，上演台北，幽抑宛轉，不去於心。每思作數筆畫，以報先生之雅，而衰病纏身，腕手顫掣，未由呈正。頃者小瘳，努力‘歸國’，追憶當時情境，仿佛若有所遇，率爾成此，乃為家人所笑，此終南歸妹圖耳，與台上未為吻合。予亦啞然，但此時適值歲除，君言亦複大佳。唐宋以來皆於歲朝圖畫鍾馗，祓除不祥，降至晚明，始於午日懸掛耳。”題款是“大綱吾兄方家哂正”。
《焚香記》為明朝傳奇作家王玉峰所撰，張大千誤記為“元人”。俞大綱改編的《焚香記》，即是《王魁負桂英》，王玉峰原著即描寫王魁與萊陽名妓殷桂英的故事，曾收入“閱世道人”所編《六十種曲》。以後湯顯祖根據蔣防所著以霍小玉與李益為主角的小說，撰成《紫釵記》，情節與《焚香記》大同小異，以致《焚香記》在南曲中湮沒不彰。
可是《王魁負桂英》在川戲中卻是能叫座的一出好戲。所以俞大綱為郭小莊改編完成，初度上演時，正好被在台北的張大千極其欣賞。《歸妹圖》之“妹”，原是桂英，以郭小莊為模特兒，畫的是後側影，那一頭披散的長發，線條之遒勁飄逸，真可謂古今無兩。但王魁卻畫得真像鍾馗，唐宋衣冠，大致相同，錯亦難怪，唯“台上未為吻合”，則是實情，無怪他的家人會將王魁認作“終南進士”。所謂“君言”者，指俞大綱的話，“唐宋以來皆於歲朝圖畫鍾馗，祓除不祥，降至晚明，始於午日懸掛”。有此一番解釋，張大千便索性當作鍾馗《歸妹圖》，正好作為年禮送俞大綱。此圖必傳，而有此一番曲折，形成“佳話”，益增此圖的價值，特為表而出之，後世畫壇可免一番考證了。
這年的農曆新年，張大千過得很熱鬧，當然也很高興。他所希望享受的東西，聲名、友情、傳統的中國風味，差不多都有了。錢，在他不是問題，所感不足的隻是健康，而這也唯有在台北才能得到最好的照顧，因而更加強了他在台北構築新居的決心。但也有少數親友，不讚成他回台北定居。謝家孝說：“他們表麵上都是維護他的健康理由、經濟理由，也勿庸諱言多少也有出自私心的動機。”所謂“健康理由”，當然已不能成立；“經濟理由”卻不能說毫無道理。
據謝家孝記述，張大千“在國外的開銷收入都是以美金計，據說一度有經紀人代理，限定作畫交畫之期，如居台灣，海外收入難以為繼。巴西八德園、美西環蓽庵的開支，未必能緊縮多少，再加台北一處家，對大陸上的親屬尚有定期援助的開支，回台北就算有收入，也以新台幣計，如何應付得了？”但這些言之成理的勸說，並不能動搖張大千的決心，而且一過了年，他便開始物色建屋基地，開出了三個條件。
這三個條件中，主要的無非近郊附郭，有山有水。當初行政部門有意建屋相贈，但張大千堅決辭謝，最後選中了外雙溪的一塊地。山翠撲人以外，張大千的本意是想引溪水入園，結果未能如願。
園成題名“摩耶精舍”。張大千從一九七八年開始，除了一趟韓國之行以外，足跡不出台灣，是真正落葉歸根的定居。
摩耶精舍的樹木、奇石、盆景，大部分由美國運來，其中且不乏原自巴西八德園運至美西環蓽庵，複再自海道或空運來台。輾轉萬裏，不忍相棄，雖為張大千情深一往的象征之一，但也為中國起造園林，創造了一個新記錄。
五百年來最講究園林的，自然是清高宗，有人說他在位六十年，無一年不經營土木，特別是在每一次南巡以後，必有仿照江南名勝改建的工程。當然，以靡費來說，張大千何能與天家富貴相比？園林的規模，更是比都無法比的一件事。可是，清高宗材料的來源，至多仿建“西洋大水法”時，采用了意大利的大理石，此外縱或巨木大石，采自深山，畢竟還是在海內。像張大千這樣木石花草，大部分來自海外，那就比清高宗都闊了。
除舊有者以外，點染園林新添的花卉，亦耗費了他論萬計的美金。他在台的長子保羅曾數次銜命赴日本訪購各種梅花，自植於精舍之餘，並獻贈慈湖、中正紀念堂和台北中山紀念堂等處。
早在環蓽庵時，他就植梅百本，並賦詩明誌：“殷勤說與兒孫輩，識得梅花是國魂。”梅花在他有特殊的意義。八十以後，他更以梅自擬，其中確有對人世無限眷戀之意。這在他新年送畫，或贈畫賀壽，常繪紅梅，且每鈐“春長好”一印，亦可以反映出來。不過，毫無疑問的，“落梅”二字，亦常盤桓在他胸次，無法消除，由此而做身後之計，於是乃有“梅丘”之想。
“梅丘”是一塊重量超過五千公斤的巨石，上下皆銳，成一梭子形，將其立直後，望去宛然一幅台灣地圖。那是張大千在美國時，有一次在卡梅爾海濱發現的。他跟米芾一樣有石癖，雖不致下拜，卻實難割舍，打算拿它移回環蓽庵。這在美國法律是不禁止的，但雇工租用起重機搬運此石，論重量計價，花了上千的美金。
張大千將此石題名“梅丘”，孔子名丘，依清朝雍正年間所定避諱之例，丘字缺筆作“”。親筆題寫，精工銘刻，還作了一首詩：“獨自成千古，悠然寄一丘。”從詩意中看，張大千當時已有倘或客死異國，便埋骨於此石之下的打算。
摩耶精舍落成，張大千想起這塊巨石，得船王董浩雲之助，由海道運到台北，樹立於摩耶精舍後院高處，埋骨於此石之下的初衷未變，但想法卻不同了。
他的想法不難測。他生前既好園林，身後當然也想有一片春秋佳日，足資遊客登臨憑吊的墓園。如果是在大陸，他可以挑一處名勝之處，購地一區，自營生壙，可是在台灣辦不到。購地不易，猶在其次，主要的是蔣公亦隻暫安慈湖，多少達官貴人，下世後不過在陽明山占一弓之地，他可能辟地數畝，大張旗鼓地自營生壙？這是要挨罵的事，張大千決不肯做。
何況就算辦到了，墓園要人照料，就算有孝子賢孫，無奈旅食四方，隻怕春秋祭掃，亦難如願，哪裏談得到照料墓園？然則即使這片墓園修建得極其精美，也隻風光得一時而已。
這樣，就自然而然地產生了一個想法——如果他寄身於梅丘之下，而摩耶精舍贈給公家，成了一個觀光的目標，則不必他生前提出要求，身後自然而然有公家照料他的埋骨之處。
這是一個非常明智的決定。與此決定相應的措施是，需立遺囑，將摩耶精舍捐贈給當局，同時還決定了將他生平所收藏而還能遺留下來的書畫文物，一並捐獻。這份遺囑，他請了三位“至友”做見證，而且指定了遺囑的執行人。這是一九七九年的事。
張大千回台定居以後的生活內容非常豐富，他享有了中國從古以來畫家所未有的榮耀。中國畫家居高官的亦頗有數人，但“左相宣威沙漠，右相馳譽丹青”，像閻立本那樣受屈辱的情形，亦非罕見。
回台定居時，張大千所獲得的第一項肯定他的成就的榮譽是，與中國文化學院兩位一體的，“中華學術院”所頒贈的榮譽文學博士學位。時間是一九六八年二月二十七日，由院長張其昀主持典禮，張大千在他的親屬陪侍之下，戴上了“方帽子”，而且還發表了演說，謙稱他的藝事，哪一方麵不及什麽人，哪一方麵又不及什麽人。在謙?的同時，也捧了許多同道。這就是張大千所謂“上路”的地方。
一九八二年四月二十四日，也就是農曆四月初一日，他八十四歲生日的那天，他榮獲蔣經國先生親自頒贈的中正勳章。為紀念蔣介石而設置的中正勳章，首先獲贈者為顧祝同上將，其次即為張大千。勳章證書上表揚他的藝事與人品說：
“四川張爰，國家耆宿，藝苑宗師，寢饋敦煌，上窺唐宋。不唯淋漓大筆，蔚為國光，亦且襟抱高華，久為世重。特依據勳章條例，頒給中正勳章，用示崇獎之至意。”
證書中有一句話，對張大千來說特別有用，即是“寢饋敦煌，上窺唐宋”八字，不獨表揚了他藝事上的特殊心得，而且從正麵來看他在敦煌的成就，即是在反麵為他洗刷了敦煌盜寶之誣。此誣傳諸眾口，亙四十年之久，在他今年甫下世時，猶有人以此相詢。如今看了蔣經國先生所頒、“行政院”孫院長副署的“勳章證書”，世人應該能確信敦煌盜寶之說是子虛烏有之事了。
除此以外，一九七四年，張大千又獲美國加州太平洋大學頒贈人文博士榮譽學位，以及一九七六年獲“教育部”頒贈“藝壇宗師”匾額。至於畫展，自他回台定居後，由“史博館”舉辦《長江萬裏圖》開始，在台灣內展出過十一次。在海外，則僅僅美國，即展出了十次。日本一次，韓國兩次，法國一次，馬來西亞一次，除極少數為聯展外，絕大多數是個展——從一九六八年起，舉辦畫展，是他收入的主要來源。
不過，張大千最好的畫，隻送不賣。謝家孝說：“凡是與張大千有深交的好友，獲張大千贈畫，都以數十幅為起碼，收藏多者逾百幅。張髯興之所至，揮毫即題款，給誰送誰，他自己心中或有分寸，但身邊親屬好友，也不免有妒忌互羨厚薄之心。”這就是張大千晚年煩惱之一。
原來張大千送畫，分為兩種，一種題上款，一種不題上款。凡是他尊敬而且有相當地位的朋友，送畫必題上款，並往往題明送畫的緣由，或者賀歲，或者祝壽，或者其他特殊原因。畫亦必是精心之作，如賀一申年出生的朋友生日，畫中主題是一隻金絲猿，毫毛以工筆而且是細毫，一筆一筆布滿全身。其實正當病目以後，能如此表現誠意，無怪他那位朋友，以“與周公瑾如飲醇醪”這句成語來形容他跟張大千交往的感受。
不題上款的畫，說得明白些，即等於送錢，這種畫也送有交情的朋友，當作一種變相的接濟。因為如此，少數受者不免因重利而起怨懟之心，退有後言。其實張大千本人並無厚此薄彼之心，隻是作畫要看興致，得畫要看機緣。譬如有兩張不題上款畫要送，這天恰好畫興不壞，筆下得意，而兩人中之一，可恰好在一起，自然此人得這幅精品，另一人如為唯利是圖的小人，心裏當然就很不舒服了。
再有一種煩惱是，在被要挾勒索之下，心不甘情不願地作畫。打個譬方說，張大千在海外有幾個類似經紀人的朋友，其中之一得罪了台灣畫壇的地頭蛇，揚言不能善罷甘休，嚇得那人不敢來台。而張大千又有事非找他麵談不可，結果有人居間調停，由張大千畫張畫送“地頭蛇”，以解此怨。張大千畫是畫了，心裏是何味道？
更有一種煩惱是假畫的糾紛。張大千是很想得開的人，深知古來名家無有不為當世或後人仿冒他的作品，倘非如此，反倒是不值錢了。而且，他自己亦不諱言為仿石濤的專家。曾有人以他所偽造的一幅石濤的中堂，請他鑒別，他不敢欺人說是真跡，直道為早年所作，並加一段題詞，道是“昔年唯恐其不入，今則唯恐其不出”。這一來，一幅假石濤，變成了臨仿石濤的張大千“真跡”，依然很值錢。這是張大千善於補過之術，而此術是近乎道了。
因此，有人假冒張大千的畫，他不大在意；當然如果是門生，又當別論，但也還能容忍。若是門生故人假冒他的畫，而又不善於料理，鬧出糾紛且牽涉到他頭上，欲辯不可，吃了啞巴虧，其心情是如何抑鬱，可想而知。樂恕人的紀念文中，曾引一位“九十五歲高齡的大老”，規勸張大千的話說：“你知道很清楚，他經常在鬧錢不夠用，經常在向朋友周轉錢。自己不知道珍重精神體力，我要他盡量減少俗務，畫點好畫來賣錢，他的開銷太大了……唉，唉，不聽話，浪費心力。”
張大千是布衣傲王侯的格調，“經常在向朋友周轉錢”的“朋友”，並非達官巨賈，而是一批掮客。除一二書畫古玩商以外，這些掮客的身份大多與文化、藝術界沾得上一點邊，也還有個把“行走”於文化藝術機關與摩耶精舍之間的小官僚。他們“借”給張大千“周轉”的錢，其實並不多，但手中都握有張大千畫件的“期貨”。張大千一死，“期貨”已無交貨之期，好在多年來已頗受其惠，除了惋惜張大千不能像齊白石那樣，一直畫到九十幾歲以外，別無其他表示。但有絕無僅有之一人，印過張大千四本畫冊，版稅分文未付，居然到喪居去討債，說張大千還欠他一張畫，錢已付過，如不能給畫，就得退錢，此為新《官場現形記》之又一章。
耄年大老之所謂“畫點好畫來賣錢”，殆指《廬山圖》而言。此事始末，以新聞記者身份在日多年的樂恕人以及目前仍在日本的黃天才，知之甚詳。黃天才自謂“曾參與過一點設計及跑腿的工作”，據他發表於一九八三年三月份《大成雜誌》的《張大千〈廬山圖〉的製作經緯》一文，要從張大千的一個舊交李海天談起。
李海天是一九四九年後來到日本，在橫濱經營重慶飯店起家的新進僑領。張大千自移居巴西後，常去日本，大多下榻於橫濱附近磯子鎮的一家日式旅館，名為偕樂園。據樂恕人說：“偕樂園是關東一帶的名園。”園外臨海，園內蒼鬆花畦，錯落有致，張大千有時在那裏一住半年之久。園主年逾古稀，頗為斯文，對張大千頗為禮遇，甚至將最大的一間客廳，犧牲每日三百美元的租金，無條件地辟為張大千的畫室。
重慶飯店是張大千經常光顧之處，招牌既為“重慶”，對來自四川的張大千之歡迎，自不在話下，更因偕樂園主如此尊重張大千，使李海天覺得與有榮焉，因而他禮敬張大千，到了五體投地的程度。他收藏書畫，但隻收張大千一個人的作品。張大千亦送了些“獨特精品”給他。當然，李海天亦是有相當回報的，事實上可以說是買張大千的畫，隻是在一種雍容揖讓的形式之下，完成交易而已。
照此原則布置到後來，發現美中不足之處。大廳入口處，當作屏門的一道照壁，高一米半，長八米餘，這麽大一片空間，且是給予旅客的第一個印象，如果不是掛上張大千的畫，則清一色以張大千的作品為裝飾的特色就不能顯示，亦不夠強烈。當然，倘非整幅大畫，問題比較容易解決。李海天最初的構想是，以四幅四季花卉來填滿空間，可是氣魄不夠，想來想去，最好是有一整幅潑墨潑彩的山水，那就足以令人目眩神移、震懾全場了。
可是，張大千已經八十開外，向他提出這樣一個要求，實在難以啟齒。就在躊躇之際，李海天與黃天才在台北不期而遇，相偕造訪摩耶精舍。據黃天才記：“抵達之後，香港來的幾位好友，已經先我們而至了，大千剛剛午睡起來，精神很好，意興極高，縱談之際，話題轉到李海天興建中的新旅館，大千忽然說：‘我該給你畫個什麽送禮喲？你出個題目吧。’海天謙辭了一陣，老人一意追詢，海天終於鼓足勇氣，吞吞吐吐說出了他所亟盼的東西。海天最初不敢企求一張大畫，隻求四件橫列連幅山水，有如一聯四幅的矮屏風一般。大千衝口問道：‘為什麽不畫整幅一張呢？’海天不假思索地回答說：‘這樣大畫，不好畫呀!先生這麽高齡，身體也不比從前……’”
不說“固所願也，不敢請耳”，而提到張大千的身體，似乎有些激將的意味。接下來黃天才很生動地寫道：“海天的這兩句答詞，似乎把老人惹火了，但見他腰杆一挺，左嘴角的胡子往上一掀，瞪大了眼睛問道：‘有多大？’”
大到約五尺高，三丈多寬。這是張大千從未經營過的巨製。不過他隻略一沉吟，便接受了挑戰。他以堅定的語氣說：“好!我就給你畫這張大畫，也讓大家看看我張大千，到底老不老。”
他為什麽要不服老呢？不是一時意氣，而是有實際利害關係在內。據黃天才說：“事後我才聽說，那一陣子，台港各處傳說，大千先生身體不好，最近的畫，有人代筆。老人聞悉此項說法很生氣，說是‘好漢做事好漢當，縱然畫得不好，也是我自己的筆墨，我絕不會如此不負責任，說壞畫就是有人代筆’雲雲，李海天說‘先生高齡，體力不比從前’，正觸著老人痛處，難怪老人不悅。”
這“痛處”，據我所知是一種隱痛。有人假冒張大千的畫，購者以為筆墨不佳，因而以張大千身體不好，有人代筆作托詞。
張大千吃了這個欲辯不可的啞巴虧，隱痛在心，因而找到機會發一頓牢騷，同時也是對“心照不宣”的人的警告。當然最重要的是，可以澄清“張大千老了，畫不動了”的浮言，這樣才仍舊有源源不絕的生意上門。
這樣一張大畫，自非用絹不可。張大千立即托黃天才“回到日本後，馬上探尋最大幅度的絹”，同時向在座諸人表示，“海天兄這幅大畫能不能畫成，就看天才兄能不能在日本找到這麽大幅的絹囉!”此是深恐覓絹不得，又起流言，特為預先聲明。
黃天才回日後，東西奔走，居然在京都找到一家畫材店，可以特別訂製大絹，幅度可以寬到一米八十，超過李海天新旅館“照壁”高度二十厘米，長度則無限製。於是經長途電話聯絡後，張大千決定訂製一米八十寬、十米長的大絹一整幅。依照傳統論畫尺寸的說法是“六尺高、三丈長”。以此一整幅絹所畫成的畫，大到如何程度？光憑“六尺高、三丈長”這個數字，不能讓人獲得具體的概念，因而須用實物來做一個比方。
董源的《江堤晚景圖》是一軸“雙幅”的大中堂，台北“故宮博物院”《大風堂遺贈名跡特展圖錄》記載：“本幅絹本。縱一七九公分，橫一一六點五公分。”一七九與一八○差一厘米，亦算六尺高，“橫”則折算為三點九尺，做四尺算。三丈為三十尺，除以四得七點五。這幅“六尺高、三丈長”的大畫之大，等於七幅半《江堤晚景圖》並刊的總麵積。除壁畫外，可舒展收藏的畫，恐怕以此為最。我建議台北“故宮博物院”考查，是否可要求將《廬山圖》刊入《世界紀錄百科全書》。
這幅大絹織成，黃天才照張大千的叮囑，先送到高級畫材店“上礬”，然後專程送到台北，其時已在半年之後的一九七九年暮春。於是摩耶精舍又興土木，張大千特製一張三丈多長、七尺多寬的大畫桌，同時改建樓下的大畫室，去掉兩根柱子，另加橫梁。畫還不知道畫什麽，錢已花了上百萬了。
以李海天的原意，想請張大千畫萬裏長城，但有山無水，未免單調，黃天才建議畫長江三峽，因為是張大千“畫熟了的題材，拿起筆就可以畫，不必多費心思”。不道惹得他“滿臉不高興”，似乎怪他“隻會畫長江山水”。張大千很少擺臉嘴給朋友看，但在那時候，任何勸他節勞省事的話，他都會敏感地想到人家在懷疑他的創作能力，因而滿懷不悅。
黃天才的所謂“直到今天”，指去年一月[4]間，《廬山圖》將在“曆史博物館”展出之前而言。在張大千生前，探索他選擇廬山做題材的動機，話是需要有保留的，黃天才解釋為張大千“晚年悟禪之作”，他說：“大千一生，讀萬卷書，行萬裏路，遊遍天下名山大川，在他筆下也留下了難以數計的名山勝景。但是，說來簡直難以令人置信，鼎鼎大名的廬山，大千竟然沒有到過，在大千居士眼裏看來，這是佛家的所謂‘無緣’。沒有遊過廬山，這對於‘自詡名山足此生’的大千來說，真是生平最大憾事。而且，就今天世局情勢判斷，這個遺憾將是永難彌補的了。此次的大畫，是大千晚年的精心巨構，他當然要選一處最為他懷念，而又最有紀念意義的山水做題材。於是，從中國到外國，從東方到西方，名山勝景，一一在心幕上出現，但其中最突出、最令他神往的，卻是他從未去過的廬山。終於，老人以沉重心情，選定了廬山為題材，這兒‘橫看成嶺側成峰’的山山水水，盡管他足跡從未到過，卻是他近年神遊次數最多的地方，是他晚年最向往的地方。廬山本來就是這麽一處似真似幻的神秘所在，蘇東坡身在山中，也弄不清廬山真麵目，誰又能說張大千身在海外所描繪的廬山形象不夠逼真呢？詩人、畫家、仙山、靈水，千山萬世，時空一體，這是大師晚年悟禪之作，我們不能以俗眼去求真求幻。我相信東坡的詩，大千的畫，廬山的虛實仙境，都將隨宇宙之綿延而傳千古的。”這些話說得很好，但我相信黃天才還有更深的了解，而當時不便說出來。張大千選擇廬山作畫，這種自我挑戰，是負氣，也是示威。張大千心裏有句話：“哼!你們看我老了，莫得用了，是不是？老子偏拿點本事給你們看看!”
既為負氣，又要示威，當然非將《廬山圖》畫好不可。而在史無前例的大畫幅上，繪寫從未到過的名山，又如何才能畫得好？即由於這一份沉重異常的壓力，使得他躊躇又躊躇，直到一年多以後方始動筆。
這一年多的時間中，張大千對廬山很下了一番研究的功夫。《大成雜誌》的總編輯沈葦窗，曾為他搜集有關廬山的文獻資料摘寫成卷，並以紅、綠、黑三色筆分別標記，以便檢閱。
一九八一年七月七日，也就是農曆辛酉年六月初六，終於開筆了。這個日子的選定，也是經過一番考慮的。第一，廬山為抗戰聖地，廬山會議舉國一致大團結，奠定了勝利的基礎，就廬山言，“七七”是個最光輝的日子；第二，這天是小暑，農曆六月的第一個節氣，在理論上，這天才是六月的開始，也就是盛夏的開始，廬山避暑之地，挑這天開筆畫廬山，別有紀念的意義。
張大千作畫，從不避人，而且常是一麵閑聊，一麵揮灑，唯有《廬山圖》例外。樂恕人記：“(張大千)早晚精神好時，一連畫上幾幅小畫之後，又扶杖到那所大畫室中的大畫桌旁去，時時縱目全幅畫稿，審視何處何方，安排度量後，再來下筆畫去，每每深宵人靜後。他由家人、護士小姐在旁侍從著遞水盤、換畫筆，或站立、或坐下，聚精會神地畫他的空前巨製《廬山圖》。”又說，“好幾次我看見他作畫時，感覺心髒不適，立即由護士小姐遞給他一顆口含心髒病特效藥，稍事小憩後，又伏案動起筆來。”
所服之藥，即為硝基甘油舌下含片。據說張大千胸痛發作頻繁時，在一次作畫時間內，需數次服下舌含片。有一次他對樂恕人說，他畫《廬山圖》是在“拚老命”。
又據黃天才記：“去年四月間，我曾回台北一行，到摩耶精舍拜見老人。當時摩耶精舍正準備接待摩納哥國王及王妃蒞臨參觀，所以，大千特地在大畫上趕了幾天工，已經弄得頗具眉目。大千曾帶我到畫室觀賞，但見畫布上一片鬱綠，雲霧氤氳，山嵐縹緲，真是氣象萬千，令人歎為觀止。我繞著大畫桌轉了一圈，發現畫布中央山頂上，青峰綠樹的顏料還未幹透。大千指著一片鬱綠說：‘這是昨晚上畫的，還差一個亭子未畫，昨天畫不動了，隻好下來，以後再上去補。’我看那個山頭，位於畫布上端，站在地上動筆是絕對夠不到的，不禁好奇地問道：‘這上邊是怎麽畫的？要爬到畫桌上去畫麽？’老人笑笑說：‘除了上台以外，還有什麽辦法？我總不能站到那一邊去，從上往下畫呀!’”
此畫高有六尺，持毫舒臂，亦難及頂端，遑論提筆作畫，在技術上是個絕大的難題。黃天才又記：“後來，據老人側近的友人告訴我，畫的上頭部分，都是家裏人把他抬到畫桌上去，趴著畫的。想想八十四歲老人，長髯飄拂，又隻剩一隻眼力可用，趴在兩尺多高的畫桌上作畫，這份體力辛勞，如果不是一份強烈的創作欲望在鼓舞支持，一般人能吃得消麽？”張大千以這種空前絕後的方式作畫，曾幾次心髒病發作，“休克”在畫幅上，這就是他所說的在“拚老命”。
此畫在張大千真是煞費經營，所以進度極慢，畫畫停停，也沒有人去催他。而後來終於有人催了，黃天才又說：“到了大畫又具眉目，隻差最後一點修飾補綴即可完工的時候，卻有人看了著急，並且頗不以大千聽任大畫功‘差’一簣而遲遲不肯趕工的懶散態度為然了。這個人，當今之世隻有一位，就是大千奉之為鄉長，真可以把大千‘管教’得心服口服的張嶽軍先生。嶽公對大千的八十歲高齡而奮然創作此曠世巨構，極表讚許，但起初也不無擔心大千的體力是否吃得消。等到大畫完成了三分之二，嶽公已確信大千體力是綽有餘裕了，就老實不客氣地出麵主‘催’，逼著大千動筆。嶽公為這張大畫的完成，主‘催’過兩次，一次是去年春間，嶽公通知大千的所有至親好友，不請大千吃飯應酬，也不登門拜訪打擾，讓大千安安閑閑在家裏趕畫。嶽公令出如山，大千也不敢不從，苦趕了一陣，還是未竟全功。嶽公擔心大千過累，不忍心再逼，限令放寬，大千遂又擱下大筆了。”
其時李海天的旅館，第一期工程正在加速進行，估計張大千的大畫無法及時展露，便索性向張大千聲明，不妨慢慢動手，留到第二期工程再用。同時表示，牆高一米六十，而畫高一米八十，裁去一截，未免可惜，他請張大千充分利用原有的幅度，懸掛之壁將配合畫幅建造。
第二次之“催”，是在去年冬天。黃天才說：“‘曆史博物館’已經定好了展出日期——一月二十日，嶽公再度出麵主‘催’，限令大千本月十五日把大畫趕好，送裱托，如期付展。大千隻好埋頭趕工，夜以繼日。十四日，嶽公到了摩耶精舍檢視，發現大千確已是盡力而為，但還是差一點點，需要慢慢修改。嶽公當機立斷，就這樣先行付展，展覽以後再做精細修改好了。”
其實張大千在繪製過程中，即已有所修改，如溪畔原有人物二，用“虎溪三笑”的故事。晉朝高僧慧遠駐錫廬山東林寺，陶淵明及另一高士陸修靜常去看他，慧遠送客至溪畔，常聞虎嘯，因名此溪為虎溪。一日慧遠送客，因論道相合，不覺過溪，破了平日之戒，三人相顧大笑，故後人築亭於溪畔，命名為“三笑亭”。
宋朝石恪曾畫過一幅《三笑圖》，蘇東坡曾為之作讚。但陶宗儀的《輟耕錄》記：“有趙彥通者作《廬嶽獨笑》一篇，謂遠公不與修靜同時。樓攻瑰亦言：修靜，元嘉末始來廬山，時遠公亡已三十餘年，淵明亡亦二十餘年，其不同時信哉。後世傳訛，往往如此，使坡翁見之，亦當絕倒也。”
作這樣一幅大畫，自然要題一首能與畫相配、精心構思的詩。張大千題畫詩，很少與人商榷，亦很少預先起稿，這回是例外，先作一首七絕給樂恕人看，詩是：“不師董巨不荊關，潑墨翻盆自笑頑。欲起坡翁橫側看，信知胸次有廬山。”
這首詩頗為自負，而且容易受批評，因為東坡那句“橫看成嶺側成峰”，原是張大千在作廬山圖時最大的難題。中國傳統的畫法，很難表現立體，這幅《廬山圖》不必起東坡於地下，就叫我看了以後，問我：“你看是不是‘橫看成嶺側成峰’？”除了篾片[5]以外，我如果答“是”，就是故作違心之論以自欺欺人。
張大千有時欺淺人、妄人，但從不自欺。原詩自信過甚，跡近自欺，第二句亦嫌輕佻，更是自欺。如此巨製，經營一年又半，功德尚未圓滿，而“潑墨翻盆”，自笑頑皮，似乎隨手揮灑，根本不當回事，此非吹牛而何？
因此，他改作了兩首，仍是七絕：
(其一)
從君側看與橫看，
迭壑層巒杳靄間；
仿佛坡仙開笑口，
汝真胸次有廬山!
(其二)
遠公已遠無蓮社，
陶令肩輿去不還；
待洗瘴煙橫霧盡，
過溪亭前我看山。
此兩絕遠勝前作，同樣自負“胸次有廬山”，但偽托東坡之口稱許，與欲起東坡為之作證，其蘊藉與粗率，不可同日而語。但最大的修正是：不管你橫看側看，我不說成嶺成峰。東坡《題西林壁》詩是：“橫看成嶺側成峰，遠近高低各不同。不識廬山真麵目，隻緣身在此山中。”著眼於“遠近高低各不同”，則“迭壑層巒”四字得其實。“杳靄”亦有來曆，東坡四十九歲初入廬山，作詩十餘首，首為五絕三章，其第二首雲：“自昔懷清賞，神遊杳靄間。如今不是夢，真個在廬山。”張大千用“杳靄間”三字成語，以明“迭壑層巒”，無非“神遊”。他第一次“題詩初稿”係題雲：“題畫廬山幛子，予故未嚐遊茲山也。”既用“杳靄間”，就不必特標“未遊”字樣。又“坡仙”之仙原作“翁”，此處用陰平較陽平為響，足見其曾費推敲。
第二首所以明誌，頗見身份。“遠公已遠”，兩“遠”字用法不同，故不犯律，連“陶令”句，用現成的典故，以見今日廬山，已無高僧高士，這也就是他所以要改掉原畫的兩人物之故，畫麵與詩意是相符的。“橫霧”的出處，樂恕人已經找出來了，出於王勃龍懷寺碑：“毒龍橫霧，四天沉暗逆之悲。醉象驅風，三界溺崩離之酷。”橫霧瘴煙不用掃而用“洗”，亦頗見苦心。世傳徐凝瀑布詩雲“一條界破青山色”，東坡以為“至為塵陋”，在廬山“戲作一絕”雲：“帝遣銀河一派垂，古來惟有謫仙詞。飛流濺沫知多少，不與徐凝洗惡詩。”此為張大千用“洗”字之所本。“待洗瘴煙橫霧盡”，然後“過溪亭前我看山”，可知此“煙”此“霧”，即指廬山“杳靄”，因景抒感，扣題極緊。
樂恕人記：“他雖寫的是詩稿，但後來卻由他的公子葆蘿為我蓋上了三方印章：十二月的上麵，蓋的是朱文‘壬戌’，‘爰’字下蓋了兩方，一為白文的‘張爰之印’，一為朱文的‘大千居士’。”
壬戌年十二月初二，即一九八三年一月十五日，也就是主持者定限之日，樂恕人又記：“第二天我去拜候暌違已多月的老鄉長張嶽公，談起《廬山圖》的題詩，奉告他一兩日內大千先生即行題在大畫上，裱托之後，即行陳列展出。嶽公大為慰樂，認為他‘督畫’大功告成，準備展覽會頭一天，邀約大千破例同去觀賞。所謂破例是指大千向來不參加自己畫展的開幕禮。好在這天也沒有準備任何開幕儀式，所以大千同意和嶽公相偕前往，也可謂之並非破例了。”
及《廬山圖》經裱托懸掛後，畫展的盛況，予樂恕人的觀感是如此：“展覽會開始的那天，展場中有人滿之患，待得嶽公和大千先生光臨時，政要、名流、書畫界，乃至老弱婦孺，形成人潮，先候扶杖老畫師，再簇擁著他爭相同看《廬山圖》。我在精舍大畫桌上，早窺全豹，但那是看的平鋪畫麵。哪知一經裱托，懸諸畫櫥內後，縱目全畫，隻見層巒滴翠，雲霧氤氳，古木森羅，飛瀑傾瀉，山勢磅礴，氣象萬千，令人神往，似覺神遊匡廬，人人已在此山中了。畫旁並有說明掛在圖側，除了對大畫力加讚揚外，特別道出大畫尚未完成，展出之後，大千先生還要取回，再加潤色。所以題畫詩兩首之後，並未署款，這就是大千的慎重其事之處，表示尚非完成的作品之意。”
《廬山圖》現有彩色複印件，細加觀玩，尚未完成之處，隻有左方孤峰及對麵的一個山頭，尚需加工。詩題於全幅六分之五處的上端，其左即全畫最後六分之一處，孤峰兀起，不知道是否就是指的“十萬貔貅齊拍手，彭郎奪得小姑回”的小孤山，還是蘇東坡的詩“舟中賈客莫漫狂，小姑前年嫁彭郎”的澎浪磯，但背景自應是彭蠡。留下煙波浩渺一大片，想見張大千早有打算，在兩首七絕以後，還有長題，但打算題什麽，如今卻成了一個謎了。
張大千一生最後的一次畫展，揭幕於一九八三年一月二十日。那天，他第一次出現在他的畫展場中，但也是最後一次出現在群眾麵前。新聞記者描寫當時的情況說：“張大千身穿深藍色的絲綢長袍，胸前佩戴著一朵大紅花，昨天(二十日)下午二時三十分，在他夫人的陪同下，神采奕奕的出現在‘曆史博物館’‘國家畫廊’‘張大千書畫展’的會場，前往參觀道賀的人士，均為大千先生的健康情形感到欣喜。這次書畫展，大千先生展出了四十年來各個階段的代表作五十幅，大師與參觀者侃侃而談，每幅作品都有一個動人的故事，聽大師娓娓道來，令人難忘。”
《廬山圖》歇工於一月十五日，此後五天趕了八張畫送給在日本的朋友，是何等緊迫的人情債非在此時還不可？不是，那八張畫是他的卒歲之資。梅花當然也要買，但特別叮囑要買“含苞待放”的。他好幾次對樂恕人說：“我告訴葆蘿，不要等一年才開花。明年，明年說不定我都不在了。”
《廬山圖》的考驗，使得張大千元氣大傷。“不服老”的結果，終於使他不能不承認“年紀不饒人”這句俗語。可是，沉重的經濟上的壓力，逼得他不能不裝出“神采奕奕”“神情愉快”的形象。深知他且關心他的人，都在暗中擔心他的健康，旁敲側擊地勸他不必再充好漢。但隻顧自己的人，從不曾想一想他的畫是在心絞痛的掙紮之下畫出來的，隻覺得他既是“國寶”就應該拿他來“獻寶”，常常將不相幹的外賓帶到摩耶精舍，作為一種交際的手段。不知有多少次，當張大千體力疲憊，亟須休息時，仍不能不強打精神，應付語言無味的訪客。盡管徐雯波不斷暗示“導遊”可以將“觀光客”帶走了，但不知是“導遊”麻木不仁，還是有意裝糊塗，竟無反應。於是到了三八婦女節那天，張大千終於又因為心髒病發作，必須住院了。
樂恕人說：“煩惱、憂慮、生氣、過勞……我暫時不便寫出來。不過，有一件事對他的悲觀心情，影響很大很大。”
據樂恕人說：“當他八十歲那年，也一度因病情不輕，住進‘榮總’。他的老友，古董書畫老商人張鼎臣從香港趕來探視，張先生安慰大師說：‘不要緊，我已經請香港一位星相名家替您算過命了，他說您絕對會活到八十五歲以上!八十五歲有一關，過了就好。’”
這“八十五歲有一關”一句話梗在張大千胸中，成了一塊痞塊。每當有病痛時，他就會想到這句話，所以常常對家人“情不自禁”地說：“我活不多久了!”“我來日無多了!”“明年不曉得我還在不在？”張大千體力不勝，畫不動要人代筆的流言，即由此而興。畫《廬山圖》的自我挑戰及向別有用心者示威，未始非此“一關”的反激使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