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 重到春明

抗戰勝利，對張大千來說，別有意義。他雖是四川人，但幾乎一直在困境中，他的“地盤”在上海、在北平。淪陷區光複，青天白日旗飄揚在上海跑馬廳畔的國際飯店頂層、北平正陽門城樓上，張大千才算是龍歸大海了。

北平與上海相較，自然是前者更為張大千所喜愛。戰前一直寄居頤和園，戰後他既決定在北平長住，當然要有自己的住宅。這時他沒有錢，但有畫，還有人願意買他的“期貨”，這樣兩下一湊，湊成了五十根條子——黃金五百兩，足可在北平買一座前清的王府了。

結果他是買了畫。如今捐贈台北“故宮博物院”的那幅董源的《江堤晚景》，都知即為此五百兩金子所易得。但他實際上至少有三幅董源的真跡。尚有一幅《瀟湘圖》，為董其昌舊藏。其前董其昌題識，謂“此卷予以丁酉六月，得於長安，卷有文三橋題董北苑，字失其半，不知何圖。既展之即定為《瀟湘圖》，蓋《宣和畫譜》所載。”

此圖為宋朝內府所收，複有文彭題端，其為真跡，已無問題。最妙的是董其昌自道昔年宦遊長沙時，見瀟湘風景，諸如“蒹葭漁網，汀洲叢木，茅簷樵徑，晴窗遠堤，一一如此圖，令人不動步而重作湘江之客”，因而感歎昔人“以畫為假山水，而以山水為真畫”是顛倒了。

還有一幅是南唐顧閎中的《韓熙載夜宴圖》。韓熙載是山東人，朱溫時以進士登第，與鄉人史虛白隱居嵩山。南唐興起，變姓名渡淮河至建康；到李後主時，已是三朝元老。由於李後主對北人頗多猜忌，韓熙載以形跡不檢自汙，以求苟全，而《夜宴圖》即為李後主窺探韓熙載私生活而產生的畫幅。

《宣和畫譜》記載：“中書舍人韓熙載以貴遊世冑，多好聲伎，專為夜飲，雖賓客糅雜，歡呼狂逸，不複拘製，李氏惜其才，置而不問。聲傳中外，頗聞其荒誕，然欲見樽俎燈煬間，觥籌交錯之態度不可得，乃命閎中夜至其第，竊窺之，目識心記，圖以上之。”

此圖為清宮所藏，有“太上皇帝”禦璽，高宗篆書題簽。在此以前，則有年羹堯的收藏印，可知此圖於雍正年間，年氏被禍時，入於內府。

張大千的五百兩黃金，實際上主要是買這件《韓熙載夜宴圖》與董源的《瀟湘圖卷》。至於《江堤晚景》，是後來考定為董源所作，最初是當明畫買進來的。

以《夜宴》《瀟湘》兩圖相較，則前者尤為珍貴，因為顧閎中略早於董源，而傳世之作絕少，且《夜宴圖》既有掌故，篇幅亦大於“《瀟湘圖》數倍”。此一為上海大收藏家龐元濟稱之為“奇跡”的《夜宴圖》，由年羹堯到張大千，頗有一番曲折在內。

此圖以年羹堯獲罪抄家，歸入內府，為高宗所珍賞的名跡之一。乾隆六十年歸政後，移居寧壽宮，所攜去供頤養展玩的書畫，皆為精品，此圖亦在其中，故鈐“太上皇帝”一璽。

乾隆崩後，嘉慶孝思不匱，將寧壽宮中的書畫、玉器、古玩等等一律裝箱加封，貯存於建福宮庫房。建福宮在“西六宮”之後，原為“阿哥所”，即皇子住處；並排五座院落，稱為“乾西五所”。西二所為乾隆居藩的“潛邸”，踐祚後改稱重華宮，以後又向西延伸，改建了一座建福宮及一座西花園，為乾隆住大內時最喜到之地，所以嘉慶將皇考的遺物封存於此。自此經嘉、道、鹹、同、光、宣六朝，曆時一百二十年，無人過問。

民國十年，“小朝廷”中稱為“宣統十三年”，溥儀十六歲時，終於為他發現了。據溥儀在《我的前半生》中自述：“我十六歲那年，有一天由於好奇心的驅使，叫太監打開建福宮那邊一座庫房。庫門封條很厚，至少有幾十年沒有開過了。我看見滿屋都是堆到天花板的大箱子，箱皮上有嘉慶年的封條，裏麵是什麽東西，誰也說不上來。我叫太監打開一個，原來全是手卷、字畫和非常精巧的古玩玉器。後來弄清楚了，這是當年乾隆自己最喜愛的珍玩，乾隆去世之後，嘉慶下令把那些珍寶玩物全部封存，裝滿了建福宮一帶許多殿堂庫房。我所發現的，不過是其中的一庫。有的庫盡是彝器，有的庫盡是瓷器，有的庫盡是名畫。”

溥儀憑空發了這麽一筆“洋財”，貪念頓起，開始偷運書畫出宮。上行下效，盜風大熾，至民國十二年六月間，建福宮終於發生大火。據載濤之子，為溥儀伴讀英文的溥佳回憶：“建福宮一帶包括靜怡軒、延壽閣、慧曜樓、吉雲樓、碧琳館、妙蓮花池、積翠亭、廣生樓、凝輝樓、香雲亭等”，其中“奇珍異寶，堆積成山，是清宮存放珍寶最多的地方”。

太監勾結內務府人員監守自盜，本為恒有之事，但大規模的偷盜，則由於溥儀的帶頭。溥佳有這樣一段持平之論：“如果要推本窮源，也不能完全歸罪於太監，應該說是‘上有好者，下必甚焉’……自我進宮伴讀時起，就常聽說太監有小偷小摸的行為，隻是還沒有聽說有大批丟失的情況。一九二一年以後，溥儀、溥傑和我，有時把宮內收藏的珍本古籍和曆代名人的書畫偷運出宮，開始我們還自以為做得十分嚴密，其實太監與護軍們早就知道了。那時太妃們也常把珍貴物品交給心腹太監運出去變賣，當時北京的各個古玩鋪就不時發現宮內的古物。因此，這就影響到太監們的偷盜之風，越來越嚴重。”

監守自盜行將敗露，或無法交賬時，必然縱火，此亦是曆來幾無例外之事。其時溥儀經常“叫太監把各宮收藏的古物，搬來玩賞”，在建福宮被焚之前，為溥儀授讀英文的莊士敦建議“把清朝曆代皇帝的畫像和《行樂圖》取出拍照。當時溥儀正苦於無所消遣，聽此建議當然很高興，於是莊士敦就和一家美國照相館接洽，每天下午由一個美國攝影師到宮裏拍照。這些畫像都儲藏在建福宮裏，拍攝時就叫太監到建福宮去取，每天大約拍攝十來張……溥儀經常讓太監到各宮去取古物來玩賞，太監們見了早就有些心虛，現在又拍攝這些畫像，太監們有時竟取不來了。大概是那些監守自盜的太監，眼看自己就要暴露，就不得不用火來消蹤滅跡了。”

所謂“取不來了”是指郎世寧畫的《行樂圖》為太監所盜賣。如俗稱為香妃的容妃戎裝騎馬，隨高宗巡狩的畫像流落在外，即很可能為“贓物”。此中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原因是，莊士敦一向主張對太監嚴格管理，更促成太監們“一不做，二不休”的決心。

起火那天是六月二十九日晚九點多鍾，溥佳追憶親身經曆說：“溥儀幾次給我家打電話，適值我們全家都去看戲了。散戲時已近午夜，我們走到景山東街，就看到宮中火光衝天，父親與我趕忙奔到宮中，隻見溥儀正在萬分焦急。他見了我們，就叫我父親給王懷慶(時任京畿衛戍總司令)、薛之珩(警察總監)、聶憲藩(步軍統領)打電話，請他們速派消防隊來救火。當時宮內有一座小發電廠，專供宮內照明之用，怕引起更大的火災，把各處的電源都切斷了。這時宮內到處一片漆黑，使人更感到烈焰衝天、凶猛可怖。”

消防隊是到了，但宮中無自來水，井亦極少，隻能利用禦河水灌救，無奈火勢過熾，水壓不足，由北麵延燒到西花園的主要建築延春閣。此閣三層聳峙，重簷複宇，青瑣綺窗，最為偉觀，此時著火倒塌，被災的麵積，更加擴大。複宇連雲，頓成火海，連一兩百年的參天鬆柏，亦遭波及，幾有不可收拾之勢。

這樣燒到淩晨二時許，意大利公使館派了三十幾名士兵來救火，用拆屋隔斷火道的辦法，搶救到上午七點多鍾，才控製住火勢。消防隊繼續警戒了兩天，方始撤退。溥佳記述：“這次大火，共燒毀房屋三四百間，損失的物品，除延壽(春)閣裏收藏的全部古物都被燒毀外，記得起來的還有廣生樓的全部藏文大藏經、吉雲樓、凝輝樓的數千件大小金佛與金質法器等。據說其中最寶貴的是金亭四座，都是鑽石頂，景泰藍座。中正殿雍正時製作的大金塔一座、全藏真經一部和曆代名人書畫等等，也在一夜之間，付之一炬。”

因為有此浩劫，為祝融收去的書畫名跡，已無法詳細查考。但溥儀所偷盜的實在不少，當時文物是用“賞溥傑”的名義，公然送至宮中稱為“北府”的醇親王載灃的府第。據溥儀自述，這些珍品是打算作為“興複”的資本之用。

民國十四年“首都革命”，溥儀被逐出宮，當局組織“清室善後委員會”，接收故宮文物。據莊嚴在他所著的《山堂清話》中說：“點查人員在景陽宮與鍾粹宮裏發現了不少的大木箱，箱內裝滿曆代的書畫。”這些書畫“根據《石渠寶笈》的著錄，都應該是分屬於乾清宮、重華宮和其他各宮殿，而不應該在景陽宮和鍾粹宮裏的”。這又是什麽緣故？

這個疑團直到後來在養心殿發現“賞溥傑單”和“收到單”各一束，方始解開。兩單內容，大致相符。總計“賞溥傑”的曆代名跡，在一千件以上，集中在景陽、鍾粹兩宮的，正就是“待賞”之件。此外在懋勤殿後小廚房中，發現一批極名貴的劇跡，計有盧鴻《草堂十誌》、趙孟頫《鵲華秋色》、懷素《自敘帖》、顏魯公《祭侄文稿》、黃山穀《鬆風閣帖》、王右軍“三帖”、徐浩書《朱巨川告身》、孫過庭《書譜》、褚遂良《飛馬帖》《長風帖》等等，那都是即將要“賞溥傑”的。

從民國十四年到抗戰勝利，這二十年中，“賞溥傑單”中所列的一千多件書畫，從無一件流出市麵，那麽到哪裏去了呢？答案是在“偽滿洲國”。

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偽滿洲國”解體，偽宮“禦藏”的文物遍街都是。凡遇大變亂時，最不值錢的東西往往是細民所陌生的字畫古書，在長春當時是論袋計價——一麻袋多少錢？識貨的人帶入關內，一入北平琉璃廠，身價大漲，何止萬倍。古董商人當時稱這批文物為“東北貨”，莊嚴後來核對“賞溥傑單”，都在“東北貨”中。

琉璃廠中因“東北貨”而發了大財的，不知凡幾。張大千雖去得晚了，但由於他的精鑒的眼光，也搜到了許多好東西。顧閎中《韓熙載夜宴圖》，即此刻所獲。據張大千親口告訴莊嚴說：“觀後為之狂喜，覺得非買不可。可是該卷索價奇昂，房子與古畫既然不能兼得，經過數日考慮，終將顧卷買下。因為那所大王府不一定立刻有主顧，而《韓熙載夜宴圖》卻可能一縱即失，永不再返，所以我把買房子的金條，完全移用買畫。得畫不久，北方局勢日非，定居北平的計劃，遂不幸而不得不放棄，攜卷離開北平之後，終於無法再往。然此卷名跡卻始終隨身攜帶，我甚至刻了一方圖章，印文是‘東西南北隻有相隨無別離’，鈐蓋在此畫卷上。倘若當日不能棄屋而就畫，則必兩者皆空。”莊嚴又說：“大千言下，頗有得色。”由此可知，說張大千以五百兩金子買了一幅董源的《江堤晚景圖》，稍嫌失實。

民國四十三年在日本所印、一九七八年又由台灣聯經出版事業公司重印的《大風堂名跡第一集》，收有董源的畫兩件，一為《瀟湘圖》，一即《江堤晚景圖》。前者見於《宣和畫譜》著錄，有董其昌前題後跋，並有王鐸的題識，易於脫手。至於《江堤晚景圖》，原是當趙孟頫次子趙雍的作品買進來的，未幾考訂為董源所作，好幾年以後，他的女婿蕭建寅為他找到趙孟頫書劄的複印本，證明了他的考訂不虛。這幅畫的價值應在《瀟湘圖》之上，而以前未脫手者，可能由於說董源所作僅是張大千考證，缺乏直接證據之故。

同樣的情形，還有一件《六馬圖卷》，亦為嘉慶封存，見於“賞溥傑單”，流為“東北貨”而為大風堂所珍藏者。清宮著錄為北宋趙伯駒所作，而張大千定為唐畫，題識如下：

“此唐人筆也。敦煌諸壁畫可證。世傳唐畫烜赫者，無如韓幹《照夜白》及《雙驥圖》，一為李後主題，一為道君題，皆不及此卷意態之雄且傑。乃清高宗既知千裏款印俱偽，而猶以為千裏，何耶？”

“千裏”即趙伯駒，宋朝宗室，為太祖七世孫，與弟伯驌皆擅丹青，張大千這段題識，是針對清高宗而發。原卷左上方，有清高宗乾隆二十六年所題的七古一首，卷書處“並識”，說原題趙伯駒作，細看款與印皆“失真”，但確為趙伯駒所畫，猜想有人將原卷一裂為二，款印在後幅，前幅款印，後人所加。

這個猜想不能說不合理。但張大千劈頭就以敦煌壁畫作證，說“此唐人筆也”，故末尾語帶譏嘲，似笑乾隆眼力不高。中間謂此卷勝過韓幹的《照夜白》及《雙驥圖》，語亦有刺。唐人畫馬專家，首推“將軍魏武之子孫”的曹霸，韓幹是他的入室弟子。玄宗好大馬，據說禦廄畜至四十萬匹，其中名駒，韓幹皆曾圖形，有《玉花驄》《照夜白》等。《照夜白圖》曾著錄於張彥遠的《曆代名畫記》，並可能為張彥遠所收藏，因為上有“彥遠”名款。安岐《墨緣匯觀》記此圖雲：“白紙本，短卷，白描一馬擊柱上，神駿異常。卷有彥遠二字，及南唐標題押字，後角一芾字及賈秋壑二印。前紙有向子、吳說二題，後多元人題識。”所謂“南唐標題”即張大千所說的“李後主題”。意思是說韓幹所畫兩圖，名氣所以如此之大，半因歸功於李後主與宋徽宗標題。

這件名跡後來歸於恭親王，已隻剩冊葉一開，而非安岐所說的“短卷”。米芾的題名及賈似道的收藏印，還在圖上，而“向吳二題”及“元人題識”，必已剝去。但光是這一開冊葉，由恭親王傳至其孫溥心畬，售予英國戴維德，頗得善價。張大千既能證明出於唐人之筆，且畫得比韓幹更好，可想而知地，亦能賣得很好的價錢。這是張大千在敦煌苦了兩年多的報酬之一。

勝利之初，張大千在北平所搜購的“東北貨”，自不止於上麵所談的三件名跡。如《大風堂名跡》第一集，影印元朝吳鎮的《漁夫圖》，有“乾隆禦覽之寶”一璽，及“石渠寶笈”“南齋”。

兩印應為原藏於南書房之物。張大千戰前的收藏，一部分因抗戰在蘇州損失，是為“荊璧碎於吳門”；一部分因籌措敦煌耗費及龐大的家用，在四川出讓，即所謂“隋珠散於蜀郡”。《大風堂名跡》四集所影印者，皆為勝利以後購入，其中大半亦成“隋珠”，而最可惜的當然是《韓熙載夜宴圖》。據謝家孝記述，張大千僑居印度大吉嶺時期，經濟最為拮據，當時就曾打算出讓《夜宴圖》而不果。以後在“舉家擬遷往南美之前，為籌措旅資及安家費，終以兩萬美金價格割愛了《韓熙載夜宴圖》。更不意此一名跡經古畫商人之手，終於轉賣回大陸去了。”

除了收藏名跡以外，張大千還有好些收獲，最大的自然是名聲。名聲之盛，是由於他的愛朋友、講信義、好熱鬧，以及豪邁無匹的作風。這種作風在抗戰時期的大後方，並不適宜，而在北平，就很吃得開了。

張大千有各式各樣的朋友，為他提供各式各樣的幫助或服務，他則還報以各式各樣的貢獻或酬謝。但張大千交友雖廣，擇友卻頗有分寸。如唐嗣堯所作的紀念文中，有一段記敘，就可以看出他的為人。

唐嗣堯在戰前曾任北平京華藝專董事長，是張大千的好友，抗戰期時中，兩人在香港、在四川常有往還。勝利以後，兩人在北平重逢，唐嗣堯盡地主之誼，曾有兩次盛會，唐記：“一在中山公園來今雨軒，一在頤和園景福閣，柬邀故都名士數十人與之話舊，是日袁雲台居士，亦因其長公子蓉孫教授代為敦請，破例參加。餘並請張伯駒先生邀請餘叔岩、馬連良、梅蘭芳、程硯秋、尚小雲、荀慧生、韓世昌、金少山、郝壽臣諸名藝人清唱助興。是日到會除以上友好之外，尚有名學人清華大學梅月涵、馮芝生、鄧叔存，燕京大學張東蓀、張申府、陸誌葦，北京大學朱孟實、鄭宜生、鄭華熾，中國大學何克之、陳聘之、左宗綸、姚曾廙、傅佩青、楊丙辰、王之相，銀行界嶽潛齋、楊濟成、張企權、全紹周諸先生。飯後，袁乃寬先生豪邁猶昔，認為抗日勝利得來不易，應借張大千先生來平機會，由嶽、楊、張、全四位銀行經理做主人，在其城南袁家花園(該園昔為項城招待各省督軍省長之名園)，大事慶祝一番，以洗北平淪陷八年之恥辱與痛苦，唯因大千先生堅辭作罷。”

張大千為什麽堅辭呢？就因為他的名字不妨與袁雲台——袁世凱長子克定，字雲台——連在一起，但決不能作袁乃寬、嶽潛齋的貴賓。袁乃寬是“洪憲餘孽”之一，聲名狼藉；嶽潛齋其人，則在張大千更應遠避。

原來嶽潛齋是鹽業銀行北平分行的經理，鹽業銀行為袁世凱的表兄，亦即張伯駒之父張鎮芳所創辦，鹽業銀行在袁世凱由“逼宮”到“竊號”這五六年中，與“內務府”大臣世續等頗有勾結。

張鎮芳即是其中穿針引線、兩頭奔走的聯絡人之一。因為如此，“小朝廷”的“內務府”是鹽業銀行的大客戶，長袖善舞的嶽潛齋便利用“內務府”的“司官”發了一筆大財。

原來清室遜位，雖由北洋政府與其訂有“優待條件”，但歲費並不能如期如數發給，因此“內務府”便以典賣宮中珍物來應付龐大的開支。溥儀婚前，有一批古物向英商匯豐銀行抵押了四十萬銀元，以後轉入所謂“北四行”的大陸、鹽業兩行。嶽潛齋複經由“內務府郎中”金某的奔走，將這批貨款改由鹽業獨家承做。時當溥儀“大婚”，又做了一批二十萬元的古物押款，總計本金為六十萬元，但“內務府”從未付過利息，以致利上滾利，連本應償之數已超過本金一倍有餘。

這一來，“小朝廷”自更無力贖回了。於是在又一次轉期屆滿後，鹽業采取拒絕轉期、沒收抵押品的最後措施。清室派“太傅”陳寶琛向鹽業交涉，說這批抵押品是曆史文物，不能以一般的動產看待，應該妥為保存，不能以不還款為理由即可自由處置。鹽業銀行總經理吳鼎昌與北京分行經理嶽潛齋商量後，決定維持原來的處理辦法。

沒收以後的這批古物，據張伯駒說，先由嶽潛齋與吳鼎昌將其中精品的玉器與瓷器作價收購，但價格極低。玉器大部分是餐具，質地極細極薄，每件時價都需數千元。瓷器約計二千二百多件，僅是一對稱為“東青瓶”的花瓶，古玩商估價即值二十萬元。英國有名的中國古物收藏家，也就是從溥心畬處購得韓幹《照夜白圖》的戴維德爵士，他所收藏的瓷器，即從鹽業銀行購得。

民國十四年溥儀被逐出宮，故宮被接收並決定成立博物館後，鹽業銀行深知古物押款問題必被追究。嶽潛齋派人四處活動，暫得無事，但問題仍舊存在。以後是許了載濤若幹好處，由他出具一張古物已經贖回的證明作為搪塞，其事也就不了了之了。

這些內幕，張大千戰前在北平便聽人談過。張大千如接受嶽潛齋的邀宴，必定會使人聯想到“敦煌盜寶”的傳說。當時張大千自敦煌回成都，沿途須經五十二道關卡的檢查，盡管有軍政部所發的“各地關卡軍警免驗放行”的電令，但許多地方仍舊照查不誤，虧得張大千確無“盜寶”之事，才能“過了一關又一關”。這是張大千平生最不愉快的一種經驗，所以他決不願與嶽潛齋的名字連在一起，以免引起難以忍受的誤會與麻煩。

抗戰勝利後的那幾年，張大千很得意，年年有畫展，在上海、香港每一次展出，“複訂”的紅條子令一般畫家豔羨不已。同時，他的作品被介紹到歐洲，參加聯合國文教組織於巴黎現代美術博物館的現代畫展後，複被邀至倫敦、日內瓦、布拉格等地展出。張大千是真正具有國際地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