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1947年7月末的一個午後,我從炎熱帶來的昏睡中醒來,非斯[1]的那個夏天真的很熱。我還記得那個幽閉的房間裏凝滯的空氣。“我會打開這扇窗,”我想道,“下麵就是奧雷恩的港口,夜晚的空氣涼爽宜人。”我已經進入了自己開始動筆的這部小說。我待過的那個令人窒息的旅館小房間一定會出現在第一頁裏,隻要打下了這個根基,我就能隨心所欲地引導後麵的發展。我知道前路漫漫,但我覺得身邊應該有個女人——最好是一位妻子——她就在隔壁的房間裏。我平生隻跟一位女孩一起旅行過,那便是我的妻子簡。所以,我立即請出了這位妻子,我知道她將伴我度過整個旅程。仿造的簡就這樣成為了我的同伴。毫無疑問,我和簡在旅途中真實經曆過的傳奇故事對此影響重大。否認她的存在或者堅稱本書純屬虛構並非自傳對我並無益處。所以,雖然簡一直安靜地坐在康涅狄格州的遊泳池旁,從未踏足過非洲大陸,但評論家們自有他們的一套看法,普遍覺得簡一定和我一起去過撒哈拉。

貝納爾多·貝托魯奇有個瘋狂的想法,他想把這本詰屈聱牙的書拍成電影,他覺得它很有大賣的潛質。他把德博拉·溫格[2]盡可能地塑造成簡的模樣,雖然當時我已經八十歲了,但他似乎絲毫不覺得這是個問題。不用說,電影和我們的私人生活其實全然無關,那隻是一種宣傳策略。但在這裏,我們最好盡量別提那部電影。

我不記得自己當時為什麽認為應該在書寫到一半的時候讓男主角死掉。也許是因為我覺得自己在罹患傷寒時沒得腹膜炎並不公平,從某種程度上說,我欠了那邊的敵人一條命。多虧了納伊的美國醫院和21歲的健康身體,我僥幸躲開了腹膜炎的魔爪。十五年後,我的主人公倒在了這位靜候多年的敵人手下,我在這本書中緩慢構建起來的那位虛擬的妻子隻得自己照顧自己。最後,在擺脫掉被寫作驅使的狀態後,我知道主角的死亡不可避免,因為歸根結底,我想體驗死亡,不是從旁觀者的角度,而是身臨其境——我必須成為那個垂死的人。我發現自己虛擬的死亡推動了這部小說,伴隨死亡而來的是亟待解決的新問題。一切都取決於姬特,取決於她為了活下去而不得不做的事情。敘事的可能性是無窮的。劇情按照姬特的幻想繼續發展,不過在某些評論家看來,這完全是我自己出於男性視角——因此並不真實——的幻想。必須承認的是,在本書的最後一個部分裏,無論敘事的場景如何變化,姬特始終是個客體。

本書的出版幾經波折。起初,雙日出版社很幹脆地拒絕了它,因為他們覺得它不是小說。接下來的一年裏,它受盡了每個看過它的出版商的冷眼。最後還是我——而不是我的經紀人——把打印的手稿送到了新方向出版社的詹姆斯·勞克林手裏,幸運的是,他喜歡這本書並決定出版它。當時勞克林的會計師已經遞交了1949年的所得稅申請表,他沒有冒險將這本他覺得一定會虧損的書作為一個利潤項目進行申報(他出版這本書完全是出於文學方麵的興趣而非商業上的考量),所以他把首印冊數減到了3500冊,而不是《出版人周刊》推薦的10,000冊。十二月的第二周,這本書終於麵市,然而出於上述原因,假期的銷售十分有限。

不過,哪怕經曆了重重考驗,這本書依然平安問世,而在五十年後的今天,它的生命力已經比它的作者更強。

——保羅·鮑爾斯,於丹吉爾,1998

[1]因為書中的旅程從奧雷恩(奧蘭,阿爾及利亞)開始,所以我把非斯的這家旅館挪到了那座城市裏。兩位主角的行程從未到過摩洛哥。——作者注

[2]德博拉·溫格(Debra Winger, 1955—),美國女演員,在改編的同名電影中飾演女主角姬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