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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年輕的時候會養成工作的習慣，並且自信這些習慣會保持一輩子，並經得起任何災難的打擊。二十幾年來，我始終堅持每星期寫作五天，每天平均寫大約五百個字。我可以在一年裏寫出一部長篇小說，這裏麵還留出了用來修改和校對的時間。我總是十分有條不紊地工作；一旦完成了定額，哪怕剛剛寫到某個場景的一半，我也會停下筆來。上午工作時，我會時不時數一數已經寫好的字數，並且在稿紙上每兩百個字做一個分隔記號。任何一家印刷廠都用不著根據排好的版麵來仔細推算我作品的字數，因為我送交的打字稿首頁上已經標好了字數——83,764字。年輕的時候，就連談戀愛也改變不了我的工作日程。戀愛得在午飯後開始，晚上上床——隻要是睡在自己的**——無論多麽晚，我也要把上午寫的東西讀一遍，睡覺時還想著它。就連戰爭都沒影響到我。因為一條腿跛了，我沒被征召入伍，而是參加了民防隊。我從不要求值一般沒什麽事情的早班，這讓同隊隊員們十分高興，結果我得了個工作熱心的虛名。其實我真正熱心的隻是我的書桌、我的稿紙以及那些按照定額井井有條地從我筆下緩緩流出的文字。要推翻我加諸自己的戒律，得靠薩拉才行。從戰爭開始第一天裏的空襲，到一九四四年的V-1型飛彈【17】襲擊，這段時間裏的轟炸始終保持著晚上才來的習慣，這讓我感到很方便。不過我往往隻能在上午見到薩拉，因為下午的時候她總不大躲得開自己那些朋友，她們采購完了東西，總想在傍晚的空襲警報拉響前找個伴兒聊聊天。有時候，她會在兩次排隊買東西之間的當兒過來，於是我們便在買蔬菜和買肉的間歇裏**。
不過，即便是在那樣的情況下，收束心思重新開始工作也並不太難做到。人隻要快樂，就經受得了任何紀律的約束：破壞工作習慣的是不快樂。待我意識到我們是多麽頻繁地爭吵，我又是多麽頻繁地帶著神經質的怒氣找她碴兒的時候，我便開始明白，我們的愛情注定要完了：愛情已經變成了一樁有開始也有結束的風流韻事。我說得出它開始的那個時刻，後來，終於有那麽一天，我知道自己也說得出那最後的時刻。她離開屋子以後，我無法安下心來工作：我會把我們對彼此說過的話在心裏重溫一遍，我會煽起自己心裏的怒火或者悔恨。那段時間裏，我始終很清楚的一點就是：自己正在加緊步伐把對方拖垮。自己正在一點、一點地把我唯一珍愛的東西推出自己的生活。隻要能自欺欺人地相信愛情會維持下去，我就感到很快樂——我甚至認為我這個人很好相處，所以愛情才得以維係下來。不過如果愛情注定要毀滅的話，我倒很想讓它快快毀滅，就好像我們的愛情是一隻落入陷阱、身上流血快要死去的小動物一樣：我得閉上眼睛，扭斷它的脖子才行。
那一整段時間裏我都無法工作。正如前麵提到過的那樣，小說家寫作過程中有那麽多的工作都是在無意識裏進行的：在無意識的深處，當第一個字還未落紙時，最後一個字便已經寫完了。故事的細節就在我們的記憶裏，我們不必去杜撰。戰爭並沒有攪亂那些深海洞穴裏的東西，但是現在對我來說，有一件事情卻比戰爭更重要，也比我的小說更重要——那就是愛情的終結。它就像一個故事一樣，正在見出分曉。我說的話讓她傷心落淚，那些似乎是如此自然而然地湧到我嘴邊的尖刻話語，是在那些水下洞穴裏給磨尖的。我的小說在掉隊，而我的愛情卻像倏然而逝的靈感一樣迅速走向終結。
她不喜歡我寫的前一本書，這倒並不令我感到奇怪。那本書的寫作自始至終都違反我的本意，同時也未得到外來力量的幫助。之所以要寫它，隻不過是因為人總得活下去，並無什麽別的原因。評論家說它是一部匠人之作：我身上殘存的那點曾經是**的東西悉數都在其中了。我想也許寫下一部小說時，**會重新再來；記憶裏浮現出自己從未明確意識到的東西時，我們所感受到的那種激動會再次蘇醒。然而和薩拉在魯爾斯共進午餐後的一個星期裏，我卻什麽工作也做不了。瞧，我的老毛病又犯了——我，我，我，就仿佛這是我的故事，而不是薩拉、亨利，當然，還有那第三者的故事似的。我恨那個第三者，盡管我還不知道他是誰，甚至於都不相信他真的存在。
我試著早上寫作，但沒能成功；午飯時我酒喝得太多，結果下午也浪費了。天黑以後，我關了燈站在窗口。隔著幽暗平坦的公共草坪，能看見草坪北側那些亮著燈的窗戶。天很冷，隻有緊挨著煤氣取暖爐才覺得暖和，但又有點烤得慌。南邊的路燈後麵飄過來一些雪花，用它們粗大潮濕的手指觸碰著窗玻璃。我沒聽到有人按門鈴。女房東敲開門對我說：“有位帕基斯先生要見您。”她用“有位”這個詞表明了來客的社會地位。我從沒聽說過這個名字，但還是讓女房東帶他進來。
我依稀覺得以前在哪兒見到過這對溫和的、帶著歉意的眼睛，還有這撇樣式過時、因為外麵天氣的緣故而帶著水汽的長長的小胡子。我剛把台燈打開，他便朝著燈光走過來，兩隻近視眼費力地張望著。我站在暗處，他看不清我。他問：“您是本德裏克斯先生嗎？”
“是的。”
他說：“我的名字叫帕基斯。”口氣儼然像是那名字對我有什麽意義似的。說完他又補充了一句，“是薩維奇先生的人，先生。”
“哦，對對。坐吧，抽支煙。”
“噢，不了，先生，”他說，“上班時不抽——當然啦，除非是為了打掩護。”
“不過現在你不在上班吧？”
“從某種意義上說是這樣，先生。剛剛有人接替我半小時，使我能來向您匯報，先生。薩維奇先生說到過您喜歡的報告方式，每周一次——連同日常開支。”
“有東西要報告嗎？”我說不清楚自己的感覺是失望還是興奮。
“並非是一張一無所有的白紙，先生。”他頗為得意地答道，同時從衣袋裏掏出一大疊紙張和信封，在裏麵尋找著他要的材料。
“請坐下來吧，你讓我感到不自在了。”
“遵命，先生。”坐下後，他可以稍稍就近地看到我，“我以前沒在什麽地方見到過您嗎，先生？”
我已經從信封裏抽出了第一張紙：那是日常開支的賬單，上麵一筆一畫寫得很整齊，像是小學生的筆跡。我說：“你的字寫得很清楚。”
“那是我兒子寫的。我正在訓練他幹這一行。”說完他又趕緊補充道，“我不為他記任何開支，先生，除非是在我讓他負責事兒的時候，就像這會兒。”
“他現在在負責，是嗎？”
“隻是在我作匯報的時候。先生。”
“他多大了？”
“十二歲多了。”他說話的口氣就仿佛自己的孩子是一具鬧鍾，“小家夥能派用場，除了偶爾給他買本連環漫畫啊什麽的，用不著什麽花費。沒人會注意他，男孩子天生喜歡在外麵溜達。”
“這工作讓孩子來做似乎有點奇怪。”
“這個——先生，是這樣，他並不真的明白自己在做什麽。如果需要闖人家臥室的話，我是不會帶他去的。”
我開始讀賬單：
1月18日 晚報兩份 2便士
地鐵返程票 1先令8便士
咖啡，岡特斯店裏 2先令
我讀的時候，他仔細地看著我。“喝咖啡的地方比我通常樂意去的地方價錢要貴，”他說，“不過為了不引起注意，這是我能要到的最便宜的東西了。”
1月19日 地鐵車票 2先令4便士
瓶裝啤酒 3先令
雞尾酒 2先令6便士
一品脫【18】裝苦啤酒 1先令6便士
他再次打斷我說：“啤酒的賬有點抱歉，先生，因為我不小心打翻了一隻酒杯。但那是因為有事要報告，我有點著急。您知道，先生，有時候一連好幾個星期都很叫人失望，可這回第二天就……”
我當然記得他，還有他那局促不安的男孩。我看到一月十九日欄下（一月十八日欄下一眼就能看出隻記了點無關緊要的事情）記著：“當事人乘公共汽車去皮卡迪利廣場。她似乎有點激動不安。她沿著艾爾街向北，走到家咖啡館，一位先生正在那兒等她。我和兒子……”
他依舊不肯讓我自己好好看完。“您會注意到，先生，這些內容是用不同的筆跡寫的。我從來不讓兒子寫報告，怕裏麵萬一會涉及什麽男女關係方麵的事情。”
“你很愛護他。”我說。
“我和兒子坐在靠近他們的一張沙發上。”我繼續往下讀，“當事人同那位先生顯然十分親密，相互間不拘禮節，很是親切。而且我想他們一度曾在桌子下麵拉過手。這一點我不能肯定，但是當時當事人的左手看不見，而那位先生的右手也看不見。在一般情況下，這都表明有著那種性質的緊密接觸。在一陣短促而親密的交談之後，他們步行到了一家被顧客們稱為‘魯爾斯’的僻靜餐館。他們選了沙發座而不是餐桌坐下，點了兩塊豬排。”
“豬排很重要嗎？”
“豬排可以成為辨認他們身份的標誌，先生，如果他們頻繁享用它的話。”
“那麽你沒有辨認出那個男人的身份囉。”
“您往下看就會知道的，先生。”
“在觀察他們點豬排的過程中，我在吧台上喝了杯雞尾酒，不過沒辦法從哪位服務員或者吧台後麵的女士嘴裏打聽出那位先生的身份。雖然我提問時用的是含糊其詞、隨隨便便的口氣，但顯然還是引起了他們的好奇心，我覺得自己最好離開。不過我同輕歌劇劇院後門的門房拉上了關係，通過他可以監視那家餐館。”
我問：“你是怎麽拉上關係的？”
“在‘貝德福啤酒沫’酒館的吧台上，先生。當時，我看到兩位當事人正在忙著點豬排，不會有什麽事情的。過後我又陪那個門房回到劇場。劇場的門……”
“那地方我知道。”
“我已盡量把報告壓縮到隻包括絕對必要的東西。”
“非常正確。”
報告下麵寫道：“吃完午飯後，兩位當事人沿著仕女巷一道北行，在一家食品雜貨店門口分了手。我有一種印象，覺得他們正為某種強烈的感情所困擾。我想他們或許會就此永遠分手。就此項調查而言，這倒是個皆大歡喜的結局，如果我可以這麽說的話。”
他又一次急不可耐地打斷了我的閱讀。“您能原諒此處的個人色彩吧？”
“當然。”
“雖然是幹這一行的，先生，有時候我們還是會發現自己動感情，我喜歡那位女士——也就是當事人。”
“在跟蹤那位先生還是跟蹤當事人這點上我有些猶豫，不過最後還是斷定：給我的指示裏是不會包括對前一種做法的許可的。所以我跟蹤了後者。她朝查令十字街方向走了一小段，外表看上去激動不安。隨後她拐進了國家肖像美術館，但在裏麵隻待了幾分鍾……”
“還有什麽重要情況嗎？”
“沒有了，先生。我想她其實隻是要找個地方坐坐，因為她接著走進了一座教堂。”
“教堂？”
“一座天主教堂，先生，在仕女巷裏。您準能在那兒找到它。不過她不是去祈禱，先生，隻是為了坐坐。”
“你連這個都知道？”
“我自然也跟著她走了進去。我跪在她身後幾排遠的地方，裝作在虔誠地禮拜。我可以向您保證，先生，她沒有祈禱。她不是天主教徒，對嗎，先生？”
“對。”
“她隻是想在光線幽暗的地方坐一坐，先生，好讓心情平靜下來。”
“或許她是要見什麽人？”
“不，先生。她隻待了三分鍾，也沒同任何人說話。您要是問我的話，我該說她想痛哭一場。”
“有可能。不過握手的事情你弄錯了，帕基斯先生。”
“握手的事情，先生？”
我挪動了一下位置，好讓燈光把我的臉照全。
“我倆的手連碰都沒碰一下。”
我的玩笑既然開成功了，便開始覺得很對不住他——我為自己驚嚇一個原本膽子就小的人、讓他更加惶恐不安的行為感到慚愧。他微微張開嘴望著我，樣子就像是剛剛意外地被人猛擊了一下，此刻正呆若木雞地等待著挨第二下似的。我說：“我想這種疏漏是常有的事，帕基斯先生。薩維奇先生本該介紹我們兩人相互認識一下的。”
“噢，不，先生，”他難過地說，“這該怪我。”說完他便低了頭坐著，兩眼直盯著自己放在膝蓋上的帽子。“沒什麽大不了的，”我試圖安慰他，“從局外人的角度看，這事其實挺滑稽。”
“可我是身在其中啊，先生。”他撚動著帽子，用同屋外的草坪一樣沉悶單調的聲音繼續說道，“我在乎的倒不是薩維奇先生，在我們這個行當裏，他算是個寬宏大量的人——我在乎的是我兒子，先生。他開始時可是覺得我很了不起的。”他十分難過，但還是強忍著，臉上擠出一絲帶有懊悔和驚慌的微笑，“您知道他們平常看些什麽書，先生，都是些尼克·卡特【19】之類的東西。”
“幹嗎要讓他知道這件事情呢？”
“對孩子你得說實話，先生，他肯定會問的。他會想知道我是怎麽跟蹤人的——眼下他學的就是這個：跟蹤。”
“你就告訴他說，你已經弄清了那個男人的身份——僅此而已，但你對他並不感興趣，這樣不行嗎？”
“謝謝您的建議，先生，不過這事您得全麵地考慮。並不是說我對自己的孩子都不願意這麽做，隻是萬一在調查過程中他碰上了您，那他會怎麽想呢？”
“未必會出現這種情況。”
“但這樣的事很有可能發生，先生。”
“那這次你為何不把他留在家裏呢？”
“那樣隻會讓事情更糟，先生。他沒媽，眼下學校又在放假，而我的一貫做法是在假期裏教育他——薩維奇先生完全同意我這麽做。不，這回我是出了洋相，我得正視這點。但願他不這麽認真就好了，先生。不過我出錯時他確實是會不好受的。有一天，普倫蒂斯先生——他是薩維奇先生的助手，是個很嚴厲的人——說：‘你又出了個錯，帕基斯。’這話讓孩子聽到了，第一次讓他知道了我會出錯這件事。”他帶著十分堅決的神情（我們有什麽資格去估量別人的勇氣呢？）站起身來說，“我老跟您說自己的問題，耽誤您時間了，先生。”
“我很樂意聽，帕基斯先生。”我不帶嘲諷口氣地說，“別擔心，你的孩子一定會效仿你的。”
“他腦袋瓜像他媽，先生。”他悲哀地說，“我得趕緊走了。外麵很冷，不過我離開前給他找了個擋風躲雨的好地方。可他熱情太高，我不相信他會老老實實待在那兒不讓雨淋著。您要是批準這些開支的話，能不能先在上麵簽個字，先生？”
我隔窗望著他身披領子翻上去的雨衣，頭戴帽簷耷拉下來的帽子的背影。雪下大了，他走到第三盞路燈那兒時，身形已經變得像是一個露出裏麵泥胎顏色的小雪人。我突然驚奇地意識到：有這麽十分鍾光景，我沒去想薩拉或者自己的嫉妒；我變得差不多像是一個人一樣，能夠去想另外一個人的苦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