砰

1972年—賓夕法尼亞州鄉間的一家精神病院。

羅伯特的臥室是一間狹窄的隔間，有一扇小窗和一張古舊的軍用折疊床。空氣裏醫院消毒劑的氣味很重。他坐在床邊，盯著牆麵上剝落的油漆和褪色的地板磚。隨後他拿起筆記本，開始寫：

第一日

我以為混進一家精神病院會很困難，但是我進來了。當我來到住院處時，心裏忐忑不安。我以為自己肯定是要暴露的。其實我沒必要擔心。當時的交談大致是這樣的：

主治醫生：“你的問題是什麽？”

我：“我聽到聲音。”

“聲音？什麽樣的聲音？”

我直視他的雙眼，看起來盡可能地真誠。“一個男性的聲音。”我暫停了一下以加強戲劇性的效果，“他說‘砰’，有時說‘空’。”

他與我對視了一會兒，我們兩個人都沒有移動。我擔心他不會相信我，但是隨後他拿起筆，在一本便箋簿上寫下了一段筆記。我猜他相信我了。

“‘砰’和‘空’。”他重複道。

“是的。偶爾說‘空無’。”

他點點頭，好像這說得通一樣。

“聲音什麽時候開始的？”

“大概三周以前。”

“你覺得這個聲音很打擾你？”

“我自然感到擔憂。”

“你和哪位醫生聊過這事嗎？”

我搖了搖頭。“我不認得這一片的任何醫生，但我的朋友告訴我這是個不錯的醫院，所以我決定直接來這裏。”

他再次點了點頭。對話換了話題。我們聊了一會兒我的家庭生活。我告訴了他實情。比起父親，我和母親更親近，但是和父親的關係在改善。他覺得這很有意思。接下來我就了解到，我被安排入院了。就是這麽簡單！

對醫院的第一印象：幹淨但簡陋，牆邊緣都腐壞了。

不知道接下來會怎樣。我會在這裏待多久？幾天，幾周，幾個月？我突然緊張了起來。我讓自己陷入什麽樣的境地了？

不遠處一扇沉重的門砰的一聲關上了。羅伯特抬起頭來。從走廊盡頭傳來腳步接近的聲音。聲音在他的房門附近停了下來。隨後一名護理員的聲音尖厲而嘲諷地響起：“關燈了，混蛋們！”

突然間，所有燈都滅了。羅伯特歎了口氣，靠回到**，聽著規律的腳步聲在走廊裏漸漸遠去。他鬆開了拿筆記本的手，本子滑落到了地麵。“砰。”他說，然後大笑起來。然後他又說了一遍，但是這一回說得更輕，也沒有笑。“砰。”

大約在1970年的某個時刻，斯坦福大學的大衛·羅森漢教授給他幾個朋友打電話，向他們力薦了一個瘋狂的點子：嘿，讓我們都裝作瘋了，混進精神病院吧，然後我們可以弄清醫生能否看出我們和真病人之間的差別！這一建議得到的回應大致是禮貌的靜默或者得體的回避—這主意很有意思，大衛，但我有點兒忙。然而，羅森漢繼續爭取—來吧，這會是一場冒險！最後他說服了他的朋友。他們想：畢竟，幹嗎不呢？這是20世紀70年代—每個人都在做瘋狂的事！

用欺騙手法混進精神病院並不是新念頭了。多年來，士兵們一直這麽做來逃避戰爭。軍醫管這個叫佯病。1887年，記者內利·布萊為了調查紐約布萊克韋爾島女性精神病院的條件，裝瘋混進了醫院。她的臥底工作的結果發表在《紐約世界報》上，引發了一樁醜聞，並導致陪審團調查了該精神病院。1952年，人類學家威廉·考迪爾為了研究精神病院的社會結構，裝作病人，進入了耶魯精神病學研究所。但羅森漢的目的略有不同，而且比那些早期嚐試更加雄心勃勃。他對躲避服兵役並不感興趣，不想公開某個特定醫院的條件，也不想開展人類學研究，他想曝光的是整個精神病學的實踐本身。

反精神病學運動

時間到了1970年，對精神病學專業的不信任已經流行並累積了一段時間。20世紀60年代的反主流文化捍衛個人的自由—表達的自由，不扮演約束性社會角色的自由，以及隻要你沒有傷害其他任何人，就可以按自己喜歡的方式思考和行動的自由。但是整個社會運動似乎與精神病學擦肩而過。躲在四周圍滿了高牆和鐵絲網，建築漸漸腐壞的精神病院裏的精神病學家，開始越來越像某個已逝年代—諸如15世紀的特蘭西瓦尼亞[2]—的古舊事物一樣。很多反主流文化運動的人帶著懷疑的眼光看他們，認為他們不過是現狀的守衛者而已，是“正常”行為的執行者。解放你的思想？這些“思想警察”—作家肯·凱西這樣稱呼他們—要是有話說可就沒指望了。

凱西所寫的1962年的暢銷書《飛越瘋人院》將這一反精神病學的感受傳遞給了廣泛的受眾。他的小說講述了一個生性自由的罪犯蘭道爾·帕特裏克·麥克墨菲的故事，他由於相信精神病院的生活會更好過，為了從監獄的勞改農場轉移到精神病院而裝作精神失常，但是一到了精神病院，麥克墨菲就發現患者的神誌看起來比工作人員和醫生要清醒得多。小說以悲劇式的調子結尾。醫生給麥克墨菲做了額葉切除手術，摧毀了他的反抗天性。

20世紀60年代，在專業學者中同樣出現了一場“反精神病學運動”。這項運動的一名領導者羅納德·萊恩本人也是一名精神病學家。他譴責傳統的精神病學使人喪失人性。他聲稱精神病成了一種標簽，當權者用來排斥持不同政見者和自由思想者。他暗示，精神病學上的診斷，不過是社會用來歸類並無視那些它所不能理解事物的手段。把那些瘋子鎖起來，然後忘了他們！

羅森漢是斯坦福大學的一位心理學和法學教授，他曾經聽過一回萊恩的講座。他坐在聽眾席中間，仔細地聆聽，雖然他並不是對他聽到的一切都感到讚同，但萊恩的主張的確引起了他的思考。精神病學診斷能有多準確？那些被鎖進精神病院的人不應該受此待遇嗎？在他思考這些問題時，他想到了開展一個實驗的點子。他想象自己作為一個精神完全正常的人，卻被關進了一家精神病院的場景。如果某個圖表中的標簽顯示他精神不正常，他有精神疾病會怎樣？醫生會弄清診斷是錯誤的嗎？他們能看出他和一名真正的患者之間的區別嗎？如果他們不能—如果幾天或者幾周的觀察之後，仍然堅持錯誤診斷的話—這不就能說明萊恩是對的，精神病學診斷過程中確實存在著嚴重瑕疵嗎？

這一念頭煩擾著羅森漢。他沒法把它拋諸腦後。也許他也遇到中年危機了。他已婚，有兩個孩子，過著穩定的市郊生活。也許他是在尋求冒險。不管理由是什麽，他決定把想法付諸行動。他連續幾天不洗澡、不刷牙，讓自己看起來很粗獷，衣服的邊邊角角都有些破損。1969年2月，他走進了醫院大門，告訴那裏值班的工作人員他的名字是大衛·盧裏，他有幻聽。那個聲音說：“都是空的，裏麵什麽也沒有。是中空的，它在製造空洞的噪音。”他當場就被收治入院了。診斷結果：精神分裂症。

一進了醫院，羅森漢就成了神誌清醒的典範。

他表現得很禮貌。按時洗漱，也很合作。每次大夫問他關於幻聽的事，他就會向大夫保證他不再有幻聽了。他等待他的精神正常被識別出來，但是這並沒有發生。時間一周周地過去，終於，羅森漢被安排出院了。然而，精神分裂症的標簽就這樣留在了他的身上。醫生們僅僅是在標簽後麵附加了“緩解期”的字眼。

羅森漢感覺他的懷疑得到了證實。精神病學專家確實不能透過精神分裂症的標簽看出他精神正常。對他來說，這意味著精神病診斷過程有嚴重的瑕疵，但是他知道這一測試並不能令批評家確信這一點。他們會認為這是一場意外。而且，不管怎樣，他都稍微破壞了一點實驗的完整性，他事前通知了這所醫院的首席精神病學家—作為萬一有什麽差錯他還可以逃離的路子。於是羅森漢開始炮製一個更為宏大的計劃，一個沒人能忽視的測試。他想象一群“偽患者”在北美各個醫院出現，不提前通知任何內部人員。這將是一場全麵的對精神病學界的正麵攻擊。就在這時，他開始給他的朋友們打電話了。

偽患者研究

羅森漢集合了八名誌願者：五個男人、三個女人，其中包括一位兒科醫生、一位畫家、一位家庭主婦，以及他自己。羅森漢仔細地訓練他們該做什麽以及該如何表現。當他們第一次出現在醫院時，抱怨了一種特定的問題—幻聽。具體表現是：一個沒有實體的聲音說“砰”“空無”或“空洞”。他說，他選擇這些詞是為了引導觀察者懷疑對方有一種有趣的存在主義方麵的問題。

一旦誌願者入院，這一症狀就會消失，他們將表現出神誌完全清醒的樣子，不會吃任何藥。羅森漢還給他們示範了如何通過把藥片壓在舌頭下麵，裝出已經咽下藥片的樣子。他讓誌願者們都給自己取了假名字，然後就放他們出門了。1969年到1972年間，他們一個接一個地出現在美國東海岸和西海岸的醫院裏。

這些偽患者事後回憶起他們走向醫院大門時，感受到一種複雜的情緒。他們因為該計劃的大膽而感到激動，但同時又感到緊張，擔心自己沒法通過入院的麵談，擔心值班的醫生會即刻看透這一計策。他們還擔心一旦成功入院，等待他們的會是什麽。盡管其中有幾個人曾經在精神病院的護士站工作過，但他們中除了羅森漢以外，沒有一個人曾經有過做患者的經驗。他們隻聽過故事，講述這類地方夜裏或者周末會發生什麽。這些故事沒有一個能減緩他們的不安。

其實他們根本不必擔心入院的問題。他們全都輕易地過了入院麵談的一關。他們都一樣被診斷為患有精神分裂症，除了一個人，同樣的症狀他被給予了“躁狂抑鬱症”的標簽。一經入院，他們就被帶領到一個房間，醫生給他們做了身體檢查：伸出舌頭，彎下腰，把褲子向下拉，咳幾聲。護士和護士助手在整個檢查的過程中不斷進進出出，看起來未曾察覺患者的褲子已經褪到腳踝處的事實。這是羅森漢的團隊學到的醫院生活的第一課：他們現在是沒有隱私權的患者了。

精神病院病房的日常生活看起來沒有像他們所擔心的那麽嚇人。事實上，最大的問題是無聊。他們沒事可做。患者大部分時間都在休息室閑逛、看電視，而工作人員坐在一個玻璃牆圍住的空間裏，它有一個別名叫“籠子”。兩組人極少互動，工作人員給患者送藥時除外。他們走出來，看似全無差別地給每個人大量的藥片：阿米替林、三氟拉嗪、康帕嗪、氯丙嗪等等。偽患者將藥藏進洗手間裏，結果發現已經有其他患者把藥丟在馬桶底部了。

為了給自己找點事做，偽患者在走廊裏來回走動，試圖和身邊其他患者攀談，或者在筆記本中寫下他們的觀察發現。寫東西的行為很快引起了其他患者的懷疑。有一次，在羅森漢坐下來寫筆記時，一名患者拖遝著步子走過來，身體前傾靠近他，偷偷地說：“你沒瘋，你是一名記者，或者教授，你在查這家醫院。”

“我來之前病了，”羅森漢堅稱，“但現在我感覺好多了。”

所有其他偽患者都有類似的經曆。有些時候，他們還注意到其他患者開始模仿他們，勤勉地在自己的筆記本上寫下神秘的詞句。

然而，偽患者的行為似乎沒有在醫生和工作人員中引起任何懷疑。而且事實恰恰相反：做筆記經常被解讀成了精神不安定的跡象。“患者從事書寫行為。”一名護士在一名偽患者的記錄中這樣寫道，仿佛這會引發什麽問題一樣。

偽患者曾希望一兩天內就出院，但是日子一天天過去，他們一直沒有被安排出院，隨著時間流逝，一種無力感在他們心中升起。羅森漢開始懷疑，醫生和工作人員並沒有把患者完全當成人類來看。相反，他們把患者看作動物，患者的觀點無足輕重。例如，他注意到醫生們避免和患者對視，並忽略他們的問題。工作人員經常公開談論某個病例，無視他們正在談論的患者就在現場或坐在休息室裏，聽得到所有內容。羅森漢描述了一個印在他腦中的特別場景：“一名護士解開製服的扣子，當著整病房男人的麵調整她的胸衣。你不會有她在**誰的感覺，反倒是覺得她並沒有注意到我們。”

偽患者也經曆了精神病院生活殘酷的一麵。工作人員經常尖叫、辱罵患者。一名偽患者每天早晨都被這樣的喊聲吵醒：“快點，你們這些混蛋，起床！”

護理員因為患者輕微的不端行為就狠狠地出手打他們。在羅森漢看來，這些懲罰“太過分，即使對精神病學準則最激進的解讀也無法證明其正當性”。他看到一個病人僅僅因為走向一名護理員並說“我喜歡你”就被打了一頓。偽患者從未受到懲罰，但那時他們表現出了模範患者的樣子，堪稱“合作者中的典範”。然而，那種易受傷害的感覺令他們身心俱疲。施加身體暴力的威脅蓄勢待發，完全靠著工作人員隨性的決定才暫且消停。在整個實驗過程中羅森漢安排了一位律師隨時待命，以防出於任何原因，需要迅速將偽患者撤出醫院的情形發生。

隨後有一天，突然間，一名醫生把他們叫進房間，告訴他們可以出院了。其決定沒有明顯的邏輯。為什麽是現在，而不是早些時候？他們的行為怎麽改變了？出院的通知沒有給出任何說明，也沒有暗示對他們是否為真正的患者有任何的懷疑。正如羅森漢曾經經曆過的，偽患者之前的診斷上簡單地加上了“緩解期”的字眼。他們住院的總時長從七天到五十二天不等，平均時長為十九天。

插入精神病學心髒的一把劍

在羅森漢公開發表實驗結果之前，關於這次實驗的傳言就已經在精神病學界散播開了。一家醫院聯係了他，堅稱偽患者不會騙到他們，他們可以看出假冒的病人！羅森漢讓他們證明給他看。他告訴他們在接下來的三個月裏，一個或一個以上的偽患者將會嚐試進入他們的醫院，他們要做的僅僅是發現闖入者。這家醫院的工作人員和醫生進入了高度戒備狀態，向每個走進其大門的人都投下懷疑的眼光。在三個月中，一百九十三個人申請入院。工作人員將其中四十一人標為虛假病人，而另一方麵，醫生挑出了二十三個可疑的人。工作人員和醫生在十九例診斷中意見相同。而事實上，羅森漢沒有派出任何偽患者。他本想派人去的，但是他的誌願者病了。精神病學界：0分；羅森漢：2分。

1973年1月，羅森漢在《科學》期刊上發表了他的實驗結果，《科學》是全世界最頂尖的科學期刊之一。用一位卓越的美國精神病學家羅伯特·施皮策的話來說，這就像“插入精神病學心髒的一把劍”一樣。人們的憤怒顯而易見。批評洶湧而來，譴責這一研究“由於方法不適當而存在嚴重的缺陷”，是“被當作科學的偽科學”。

很多批評者質疑：醫院的醫生能有什麽不同的做法？他們應當指責偽患者說謊嗎？但是他們有什麽證據呢？將一個有幻聽的人留院觀察顯然是正確的決定。

羅森漢回應道，他的批評者都誤解了他的主張。問題不在於醫院收治了偽患者。“如果有床位，”羅森漢寫道，“收治偽患者是唯一人道的決定。”他堅稱，問題在於最初的診斷，精神分裂症，隨後變成了永久性的標簽。這一診斷合理嗎？為什麽同意入院的醫生對患者的描述不是患有幻聽，然後就止步於此呢？為什麽他們又向前進了一步，在精神分裂症內含如此眾多負麵意義的情況下，仍然聲稱它是他們問題的原因呢？這就像有人去家庭醫生那裏抱怨自己有咳嗽的毛病，卻在完全沒有開展任何檢查的前提下，被當即告知他們患有肺結核一樣。羅森漢提出精神分裂症已經成了“廢紙簍診斷”—一種模糊的、籠統的類別，作為標簽用在了幾乎所有精神問題上。

從曆史的視角來看，羅森漢在這場論戰中獲勝了。在他的研究發表之後，20世紀70到80年代，使用諸如精神分裂症等寬泛的診斷類別的做法急劇地減少了。為了更客觀統一地進行診斷，精神病學家想出了數百個全新的、更具體的疾病類別，隨後通過一個檢查清單式的診斷模型來進行係統化的疾病診斷。病人有症狀X、Y和Z嗎？如果有，他就有W綜合征。

其實，羅森漢隻是稍微影響了這一改變。顯然保險公司才是毋庸置疑的改革催化劑，因為他們在那之前已經開始抱怨，為診斷模糊的精神病症支付治療費，而這些病症卻從未有所好轉。但不管怎麽說，羅森漢仍站在論爭獲勝的一方。

然而，就算羅森漢對診斷過程的批評確有先見之明，他的批評者也同樣有些道理。從科學的角度來看，他的偽患者研究，雖然獲得了諸多關注，但確實非常奇怪而且並不是特別嚴謹。它缺少一個對照組，容易受到具有實驗偏差的指責（他的偽患者可能無意間表現得瘋狂以獲得他們想要的回應）。實驗結論在很大程度上靠的是逸事一般，甚至可能是擇優選取出來的證據。羅森漢同時並未提供太多所涉醫院規模和特點的相關細節，使人們很難了解它們有多大的代表性。人們真的能從這些少量案例就推出精神病學整體的情況嗎？

但是話又說回來，也許這些批評並沒有說到點上。羅森漢的實驗在客觀性和無偏性上的問題，不比他的（偽）病人被診斷為精神分裂症的嚴重程度來得更深。但他並未打算開展一個無懈可擊、邏輯上嚴謹的研究。相反，他想要撼動一下現狀。他想給精神病學的傳統守衛者們一記當頭棒喝。而他確實做到了這一點。他這一擊正中目標。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