滿屋都是“托兒”
1951年—賓夕法尼亞州，斯沃斯莫爾學院。
傑森一路沿走廊衝向教室。他正好停在教室門前，停下來平複了一下呼吸，然後在打開的門上敲了敲。“這裏是視覺研究的教室嗎？”
教室裏六名年輕人圍坐在一張方桌四周。一個清瘦、禿頂的男人身穿灰色夾克衫，係著領帶，站在教室的前方。“你來對地方了。”男人微笑著回答。他的聲音很輕柔，帶著一點東歐口音。“請進。”他向一把空椅子做了個手勢。
“對不起我遲到了，”傑森一邊坐下一邊說，“公交車開得真慢。”
“沒關係。謝謝你能來。我正在對其他誌願者做自我介紹。我是阿施教授。我在斯沃斯莫爾學院的心理係工作。你們來到這裏因為你們回複了我在你們學院報紙上刊登的廣告。”
阿施停頓了一下，從身邊課桌上的一堆卡片中拿起了兩張，把它們放在一個支架上，這樣誌願者能看到卡片的內容。一張卡片上畫了三根長度不一的豎線，標號分別為1、2和3。另一張卡片上隻畫了一根豎線。
阿施繼續道：“正如廣告所說，這是一個視覺判斷方麵的心理學實驗。程序很簡單。我想也就占用你們不到半個小時的時間。我將給你們看一係列成對的卡片。左邊的卡片，”他指向那張卡片，“總是會展現單獨一根豎線。右邊的卡片總是會展現三根不同長度的豎線。我想讓你們選出右邊卡片與左邊卡片上的豎線長度相同的那根線。”
他停頓了一下，等這些內容被消化。傑森看了一眼卡片。他即刻看出2號線和左邊卡片上的那根線的長度相同。
“你們每個人都按照座位順序依次說出自己的選擇。明白了嗎？”每個人都點點頭。“好，那麽我們開始吧。”阿施對緊挨他左側的第一位誌願者做了個手勢，這名誌願者身穿熨得很平整的襯衫，外表十分整潔，“請開始。”
“2號線，”這名誌願者說。下一位誌願者重複了這一選項，再下一位也是，再下一位仍然答案相同。傑森坐在倒數第二個。輪到他的時候，他也說：“2號線。”這會很簡單的，他想道。
第二輪以相似的方式進行了下去。七名誌願者全都選擇了1號線。多沒意義的實驗，傑森想。
隨後第三輪開始了。阿施將新的卡片放在架子上，向第一名誌願者點頭示意。
“1號線。”年輕人說。
傑森眨了眨眼。1號線？他更仔細地看了看卡片。3號線看起來才是正確答案。事實上，這點還挺明顯的。傑森認定是這名誌願者犯了錯誤，等待著下一個人糾正他。然而相反，第二名誌願者也說1號線。下一名也是，再下一名也是。
傑森感覺很困惑。他聽錯了說明嗎？為什麽每個人給出的都是錯誤的答案？“1號線。”他旁邊的學生說，隨後輪到他了。他沒時間考慮情況。“不可能其他所有人都錯了，”他想，“我肯定是誤解了研究者的意思。”
“1號線。”他脫口而出。
他旁邊的人在椅子裏換了個姿勢。阿施的視線向下瞥了一秒。傑森的胃稍微收緊了一些。他僅僅模糊地聽到他左側的誌願者同樣說出了1號線。接著他們就繼續進行第四輪了。
同樣神秘的現象又一次發生了。當阿施將新卡片放上架子時，傑森看出來答案是2號線，但是第一名誌願者說3號線，其他人也做出了同樣的回答。當輪到傑森時，他心想：“我不知道到底發生了什麽，但我不想毀了這個人的實驗。”他也選了3號線。
接著又經過了三輪。正如前幾輪一樣，其他誌願者選擇的線很明顯是錯誤答案，但每一次傑森都重複了他們的答案，盡管每次這樣做都會加深他的不安感。他奇怪自己怎麽會對實驗說明有這麽大的誤解。在剛聽到說明時，他覺得它們特別簡單。他們是在比較線條的寬度嗎？或者涉及什麽視錯覺了？但是這兩個解釋都說不太通。傑森想，如果其他誌願者在給出答案時聽起來沒那麽自信，可能也不會這麽糟。
現在到了第八輪了。阿施在架子上放上了新的卡片。傑森看出答案應該是2號線，但是當第一名誌願者說出1號線時，傑森也不是那麽驚訝了。第二名到第六名都做出同樣的選擇也沒令他感到震驚。又輪到他了。一種不舒服的、沮喪的感覺蔓延到了傑森全身。他真希望實驗能結束。他也希望自己能明白到底發生了什麽。
每個人都在等他說話。他可以感到他們的雙眼盯著他，打量著他。他看向卡片。2號線顯然是正確答案。
“1號線。”他說。
到20世紀50年代，美國的居民已經強烈地意識到“從眾”的危險了。這一詞匯會在人們心中喚起極權主義控製的畫麵—比如納粹的宣傳。但在美國人看向他們自己的國家時，他們擔心類似的令人不安的群體思維跡象，正在潛入他們的社會，美國的自我形象中最基本的組成部分—堅定的個人主義—正在悄然而逝。年輕人都如此竭力地想要看起來相似，說話也相似，每個人都穿相似的運動衫，戴相似的戒指、相似的學校徽章……這難道不會令人不安嗎？那些通勤的商務人士，看起來是不是有點兒像一支身穿統一的灰色法蘭絨套裝的克隆大軍？1958年，在《紐約時報》的采訪中，數量上占絕對優勢的美國大學生表示，他們預計自己人生中感受最深切的個人問題將是：他們對成功的渴望和抵抗“社會從眾壓力”之間的矛盾。
一項針對從眾的實驗
所羅門·阿施對從眾的壓力和危險尤其清楚。他出生在波蘭的一個小型猶太社區中，但於1920年，也就是他十三歲時搬到了美國。作為在紐約下東區生活的一名青春期少年，他拚命想融入美國社會，最後也成功了。到20世紀50年代，他成了布魯克林學院的心理學教授。之後他看到戰爭肆虐他的故鄉和人民，而他的回應是研究納粹宣傳和教化的方法，希望了解納粹是如何成功地掌握政權和控製德國公眾的。然而和很多同事不同，阿施拒絕相信個人在麵對群體壓力時無計可施的心理—即使壓力是國家施加的。他感到個人顯然有內在的力量去抵抗壓力。1951年，在搬家到賓夕法尼亞州的斯沃斯莫爾學院之後，他決定對個人的信念加以測試。
猶太習俗是阿施的靈感來源。一天，他回想起自己七歲時在波蘭吃過的一頓逾越節[1]晚餐。作為傳統，額外的一杯酒被放在桌子上，敬獻給先知以利亞。“看著，”一位叔叔俯身對他說，“以利亞會喝上一口的。”年幼的阿施在享用晚餐的過程中，都熱切地盯著杯子，希望目睹以利亞喝酒的樣子。最終他說服自己相信這杯酒的**高度降下去了一點點。以利亞來過了！
現如今，阿施再以成年人的眼光回想當時的經曆時，意識到了是暗示的力量使他看到了從未發生的事。因此他想到，群體壓力會不會也有相似的能力，以改變成年人眼中看到的東西，或者至少改變他自稱親眼看到的東西？例如，如果一群人聲稱兩條線長度相同，即使它們顯然並不相同，那麽他們一致的觀點會不會足以令一名不知情的實驗對象表示同意呢？所以，哪一個更有力：是他們自己的感覺，還是依從群體的壓力？阿施決定弄清此事。
正如蜘蛛吸引獵物飛進自己編織的網一樣，阿施在附近的哈弗福德學院的學生報紙上刊登了廣告，並向誌願者承諾，如果他們參與了一個“視覺判斷方麵的心理學實驗”，就會得到一小筆報酬。於是，受試者一個接一個掉進了他的陷阱。
實驗的進展與引文場景中所描述得很像。一名哈弗福德的學生，在約定的時間來到現場，發現一批誌願者已經等在房間中了。他沒有對此作任何感想，徑直坐了下來。隨後阿施走了進來，解釋道誌願者的任務是比較線條的長度。這肯定聽起來很容易，容易得近乎荒唐，但是很快，實驗在哈弗福德的誌願者眼裏開始變得超現實起來，所有其他受試者都開始給出錯誤答案—這本來不算太糟，但他們給出的都是一樣的錯誤答案。心理學家羅傑·布朗在事後描述，這種安排如同“認識論的噩夢”，因為它給了受試者一個嚴酷的選擇：是我瘋了，還是其他所有人都瘋了？
當然，困惑的哈弗福德學生不曾知曉，他其實是房間裏唯一真正的受試者。其他圍坐在桌邊的年輕人都是“托兒”—與阿施串通好的斯沃斯莫爾的學生。阿施指導他們在十八輪實驗中的十二輪給出錯誤的回答。如果哈弗福德的學生有一種妄想式的懷疑，感覺房間裏所有人都在看他的話，那是因為他們確實都在看他。
阿施的研究助理亨利·格萊特曼偶爾協助開展這項實驗，很多年後他講述了這項測試是怎樣令人深感痛苦的。當誌願者們開始重複明顯錯誤的答案，整個過程就像在觀看慢放的火車事故一樣，讓人很難不感覺尷尬難忍。“你會為他感到羞愧，”格萊特曼說，“我會有一種和看到演員念砸了台詞一樣的尷尬感。我想和他一起鑽到地底下去。”
格萊特曼回憶起其中一些從眾實驗的受試者，在最終被告知真相之後，崩潰流淚—也許他們流下的是解脫的淚水，慶幸自己並沒有瘋掉。
阿施預想多數人會抗拒群體壓力。但是結果卻辜負了這樣的期望。阿施測試了一百二十三個人。其中足足有70%的人至少在某些時間裏屈從了群體壓力，25%的人在超過50%的時間裏表現出從眾，另外的5%是核心從眾者，他們總是與大多數人意見相同，不管其觀點錯得多麽明顯。
但即使是不從眾的人—那些持續抗拒群體壓力者，也常常表現得不自信。他們支支吾吾，在椅子中身體前傾，眯著眼睛看向卡片，一再道歉。“對不起，夥計們，”他們會說，“我總是有不同的意見。”當被問及他們是否認為其他人錯了時（在真相被揭開前），他們不願意直接承認，相反，他們傾向於對抗性不那麽強的字眼，說他們“看法不太一樣”。
阿施開展了數個變體實驗。他發現，存在一個支持的夥伴—另外一個願意反對群體的人—極大地增加了受試者不從眾的可能性。同時，從眾效應隻有在個體麵對三人或三人以上的群體時才真正奏效。但總體來說，實驗結果令阿施感到不安。他沮喪地指出：“我們發現從眾的傾向在我們的社會中如此強大，以至於相當聰慧和善意的年輕人情願把白的說成黑的，這是一個值得關注的問題。它對我們的教育方式和指導我們行為的價值觀提出了質疑。”
欺騙的黃金年代
1955年11月，阿施在《科學美國人》上發表了一篇文章，描述了他的研究。這很快引發了全新的擔憂，尤其是在教育者中間，他們擔心美國在向從眾的方向發展。布朗大學的校長巴納比·基尼數周後在一次教堂禮拜中告訴他的學生，他想在他們中間少看到一些從眾的現象。巴納比·基尼開玩笑地建議，他們應該通過做一些極為不同的事，來表現他們的個性，比如打掃宿舍房間。在哈佛大學，神學家保羅·蒂利克成功地在《聖經》中找到了一句關於從眾的箴言，他拿來與會眾做了分享：“不要效法這個世界，隻要心意更新而變化。”（《羅馬書》第12章第2節）
但被阿施的研究影響得最深刻的還是心理學家。到了1955年，已經有許多研究使用了欺騙性的手段，但是從來沒有人如此大規模地運用欺騙。從來沒有人像阿施這樣，在整個房間裝滿演員。他的同行被深深地打動了，他們迅速地著手設計自己獨創性的欺騙手法。其結果是，接下來的二十年，成了在心理學研究中運用欺騙的黃金時代。欺騙變得迷人且赫赫有名。如果你不這麽做，你就不是心理學“圈內人”。到了20世紀70年代早期，心理學期刊中發表的半數以上的文章都報告了對欺騙的使用，這個數字在20世紀50年代早期才不過20%。當然，一項關於從眾的研究引發了這一不誠實的熱潮，這其中也是稍有諷刺意味的。
受阿施實驗的直接啟發，許多研究，包括一些本身就十分著名的研究得以開展。例如，曾經作為阿施的助教工作過的麥考密克·米爾格拉姆，為了撰寫博士論文，開展了一個經過修改的從眾研究，想知道如果有比線條長度更利害攸關的東西加入實驗會怎樣。如果有人被迫做道德上令人難以接受的事，諸如向無辜的受害者放出致命的電擊這種事會怎樣？他或她仍然會願意依從嗎？
為了探索這一問題，米爾格拉姆像之前的阿施一樣，通過在一份報紙中刊登廣告的方式召集了誌願者，並向誌願者承諾了一小筆報酬，作為參與聽起來無傷大雅的一項“記憶與學習研究”的回報。但從這裏開始他的研究就與阿施的研究不一樣了，他拋棄了由同謀者組成的圓桌小組，用一名權威的研究者取而代之—實際上是一名身穿白色實驗室工作服的演員而已—他指導受試者對一名受害者放出越來越強的電擊。研究者裝出研究電擊的威脅是否會協助記憶的樣子。
電擊是假的，但是誌願者對此並不知情，他們會聽到受害者痛苦的叫喊聲。每次誌願者表現出猶豫，偽研究者就會神秘地聲稱：“實驗要求你繼續下去。”令米爾格拉姆驚訝的是，三分之二的受試者沒有任何質疑地接受了這一命令，繼續按動按鈕電擊受害者，即使受害者看起來已經死了也仍在繼續。米爾格拉姆的“依從研究”大概是20世紀最著名的心理學實驗了。
在哥倫比亞大學，心理學家約翰·達利和比布·拉塔內想知道自我保護的本能能否壓過從眾的影響。也就是說，如果依從群體行為的做法會置自身於險境，人們還會不會從眾？
達利和拉塔內的誌願者們以為他們會參與到一場對城市生活問題的討論中，但是研究者告訴他們首先需要填寫一些表格，隨後引導他們進入一個房間，在那裏還有幾個人已經就座，忙著寫問卷。誌願者也開始填表，但是在幾分鍾後，煙霧開始通過牆上的一個小通風口進入房間。四分鍾之後，煙已經多到令視線不清，影響呼吸的程度了。
研究者們建造了一個係統，將煙霧送進房間，但是誌願者並不了解這一點。他們隻知道，煙霧是起火的跡象。無一例外地，誌願者所做的第一件事是環顧四周，查看其他人的反應。但由於房間裏的其他人都是研究者的秘密同謀，所以他們毫無反應，隻是抬頭看了看煙霧，聳聳肩。如果緊張的誌願者向他們提問，他們會說“我不知道”，然後繼續填問卷。采取行動報告火情完全要靠誌願者自身做決定。達利和拉塔內描述了接下來發生的事：
十名受試者中隻有一名……報告了煙霧。其他九名受試者就在等待室中，待了整整六分鍾，整個過程中煙持續不斷地充滿房間。他們頑固地填著問卷，揮手將煙霧從他們眼前趕走。他們咳嗽，揉眼睛，打開窗戶—但是沒有報告煙霧。
從眾效應輕易地勝過了自我保護。
阿施的研究還影響到了許多更為奇怪的研究。麥考米克公司是一家香料、香草和其他調味料的生產商，其研究人員數年來一直使用偏好討論組來測試其產品的可口性。但是在讀過從眾實驗之後，他們意識到可能一兩個口味獨特的人，就會影響整個小組的觀點。於是他們決定弄清真相。在一個五人組成的蛋黃醬偏好討論組中，他們暗中安排了幾個“蛋黃醬托兒”，他們受訓表達對諸如“肉味”“檸檬味”或“苦芥末味”的偏好。令食品研究人員沮喪的是，他們發現“由討論組單個成員發表的極為強烈的觀點”確實會改變其他小組成員的意見。人們迅速采取了措施解決這一問題。
然而，大多數美國人並不是通過任何心理學研究，包括阿施的研究，了解到的從眾效應。相反，他們是通過一個熱門的電視節目《偷拍》得知的這一效應的影響。節目的製作人艾倫·豐特曾經受過一些心理學方麵的訓練。作為康奈爾大學的本科畢業生，他曾經在心理係做過研究助理。節目中常常提到他的這段背景。
1962年有一段名為“麵朝後”的節目片段，開場展示了一個禿頂的男人身穿一件黑色軍大衣，站在一個電梯間裏的畫麵。豐特的畫外音說明他是這次的“偷拍明星”，不知情的被攝者。其他乘客：一個女人和兩個男人進入了電梯，他們都是《偷拍》的演員。但是他們沒有像習慣的那樣麵朝電梯門，而是麵朝著背後的牆麵。身穿軍大衣的男人朝四周看了看，感到很困惑。豐特的畫外音提供了心理學方麵的描述：“你會看到這個身穿軍大衣的男人如何嚐試保持自己的個性。”男人蹭了蹭鼻子，看了看手表，來回瞥向其他的乘客。隨後，緩緩地，無法抵抗群體靜默的壓力，他轉身朝向了後牆。
接下來是在其他被攝者身上重複這一圈套的場景。一名商務人士，臉上帶著困惑的神情，幾乎立即轉向了後牆。接著，豐特的演員成功地使一名吃驚的年輕人整個轉了一圈。“現在我們來看看能否利用群體壓力做點好事。”畫外音說。所有演員都摘下了帽子。年輕人也迅速地照做了。
這段節目片段被認為是這個節目長久以來最經典的一段內容。而且，當然，它對群體壓力的力量讓人幾乎無法抵抗的描繪，正是直接從阿施那裏得來的靈感。
阿施的從眾實驗的其他版本，自20世紀50年代以來已經被重複了數百次，在包括肯尼亞、斐濟、津巴布韋、科威特、新幾內亞，還有因紐特人所在的巴芬島以內的，幾乎世界上的每個角落都做過。研究者在不同文化間，發現了一些差異。例如，英國人似乎不是那麽習慣於從眾，更令人驚訝的是，日本人也不太從眾。但是總的來說，從眾效應在整個人類社會都顯得十分強勁。然而，一項針對跨越五十年的一百三十三項研究的係統分析發現了一些有趣的證據，顯示這種效應好像隨著時間弱化了。如今的人們似乎更願意違抗群體的權威。這是件好事，還是人類社會開始滑入無政府狀態的先兆，還需拭目以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