躲在床下的心理學家

1938年—賓夕法尼亞州，布林茅爾學院。

“我覺得我們不該待在這兒。”

“噓！安靜！”

“但他們看見我們怎麽辦？”

“他們不會的！記住，我們是在做科學研究。”

“但……”左邊的女人用一隻手捂住了她緊張的同伴的嘴。就在那一刻一扇門旋開了，兩個女人趕緊在她們藏身的床底下又往裏挪了一點。

她們聽到有腳步聲接近。幾個女人的腿進入了視線，隨後傳來了她們的說話聲。

“貝蒂，我真的很期待這次派對。”

“我也是。我隻希望食物夠每個人吃的。”

“我想應該夠。咱們看看，餅幹、薯片、派……”

在床底下，兩個研究者開始記筆記，但是因為她們趴在地上試著不製造任何噪音，所以很難找到舒服的寫字姿勢。她們笨拙地將重心從一隻胳膊肘轉移到另一隻胳膊肘上。她們聽到上方有往桌子上擺放物品的聲音。隨後是更多的對話。

“你聽說薩拉在和誰約會嗎？”

“沒有，跟我說說！”

“布拉德！”

“我的天！我不信。”

“他太可愛了。”

一個研究者在筆記本上翻頁，翻的時候失手把鉛筆弄掉了。鉛筆掉在硬木地板上發出了很響的敲擊聲。轉瞬間，說話聲停了下來。研究者在原地僵住了，屏息祈禱著不會被發現。幾秒鍾的沉默感覺像是過了幾分鍾一樣久。兩個女人心髒突突跳動著。終於，在她們頭頂響起：

“貝蒂，你聽到什麽了嗎？”

“聽到了，還有誰在這裏嗎？”

長長的停頓。“我想可能是老鼠。你知道，在這些老建築裏有很多老鼠。”

“哎。多惡心！我會告訴宿管備些鼠夾的。”

隱蔽式觀察作為一種科學調查手段，開始時相當地單純無害。1922年春季，每晚七點三十分左右，亨利·T.摩爾教授會離開他在紐約市的家，沿著百老匯大街著名的“白光大道”散步，這條街因被閃耀的店麵招牌和廣告牌燈光照亮而得名。他走在吵架的情侶身後，站在公交站閑聊的商務人士身邊，等在劇場外麵傾聽那些看完表演出來的人交談。他總是在筆記本中記下他聽到的談話，盡管他經常不得不在過往交通的轟隆聲中竭力分辨，才能聽清人們說了什麽。

摩爾這樣係統性地偷聽的目的，是研究男人和女人在日常對話中是否會強調不同的主題。他發現在交談的各類話題中，女人聊男人較男人聊女人要頻繁得多。這種暗中監聽的方法是帶有欺騙性的，但是程度還很輕微。畢竟，他的實驗對象都處在公共場所。其他人可能會聽到他們的話，對這一點他們肯定是有心理準備的。摩爾僅僅是為了他的科學研究，利用了這一點而已。

兩年後，卡尼·蘭迪斯和哈羅德·伯特擴展了摩爾的研究，在更多不同類型的場所竊聽人們的對話。他們穿著橡膠跟的鞋，以一種“不引人注目的形象”，在俄亥俄州哥倫布市的火車站、百貨商店、酒店大廳閑逛，記下他們偷聽到的所有對話。就像摩爾一樣，他們得出結論：“關於人的話題在男人的思想中占的比重較小，而在女人的思想中占的比重較大。”

1938年，在賓夕法尼亞州的一所女子文理學院—布林茅爾學院，隱蔽式監聽的技巧發展到了下一個合理階段。瑪麗·亨勒為了她的心理學博士學位在那裏展開了研究。她受到兒童心理學家讓·皮亞赫特曾經提出的一條假說的吸引。皮亞赫特觀察發現，兒童在交談時，大量地提及他們自己。皮亞赫特將這種自我沉浸的原因歸結為兒童時期的“自我中心”，並從理論上說明，隨著兒童年歲的增長和社會化程度的提高，他們將不再這樣關注自身，致使他們話語中提及自己的次數減少。亨勒決定對這一理論加以測試，方法是暗中聽取成年人的對話，並記錄他們提及自己的次數。幸運的是，她手頭就有大量的成年人可供她偷聽—她在布林茅爾的同學。

為了開展研究，亨勒請她的朋友瑪麗安·哈貝爾幫忙，她們倆一起啟動了一場全麵的間諜行動。

但是和以往的研究者不同的是，她們並沒有限製自己隻在公共場所收集數據。相反，她們將調查的範圍延伸到了最私密的場所。正如她們所說：“不知情的實驗對象在街道上、百貨商店裏和家中被追蹤。”她們蹲在女生宿舍的洗手間隔間裏，偷聽洗手間八卦；她們拿起電話接收器監聽私下的討論；她們溜進同學的房間，藏在她們床底下。

在宿舍暗中監視年輕女性不是好色者幻想中才會出現的情形嗎？人們禁不住好奇兩名研究者到底看到或者聽到了什麽。她們是否暗中聽到了室友間悄聲坦白性方麵的秘密呢？她們偷聽到什麽與犯罪相關的內容了嗎？另外，亨勒和哈貝爾會在床下藏多久？她們被抓到過嗎？不幸的是，我們對這些問題的好奇沒法得到滿足，因為研究者沒有分享太多細節。她們僅僅提到數據收集過程“很艱辛”，沒有再說其他的。

至於她們的實驗結果，證明了皮亞赫特是錯的。成年人，至少那些被亨勒和哈貝爾偷聽的成年人，談論她們自己就像兒童一樣頻繁。兩組人提及自己的談話次數占比都在40%左右。但是誰在乎呢？（除了一些心理學家）亨勒和哈貝爾的研究，絕對是調查方法比研究內容有趣得多的一例。事實上，要不是研究手法是非正統的，這項研究很可能會沉寂下去，從人們的視線中消失。然而，這項研究在探討研究倫理學的教科書中，獲得了較次要、卻被反複提及的位置，同時伴隨著這樣的警告：開展實地考察不推薦采取藏在床下的方法。

午夜頂點

亨勒和哈貝爾可能太謹慎了，沒有將她們研究中的全部有料細節都寫進報告。然而，隱蔽式觀察被動機不純的人用在與色情相關的事情上，不過是時間的問題。1955年，那一刻到來了，一家妓院在美國舊金山開業。表麵上看，它就和這座城市中的任何一家相似的場所一樣。內部裝潢得很花哨，康康舞演員和虐戀主題的女性照片掛在牆上，每個抽屜中都可以找到性玩具，飲料無限暢飲。但是那些和妓女做伴的男人們不知道的是，他們的一舉一動都在被觀察，觀察者是美國中央情報局雇傭的心理學家，就藏在單向透視鏡的後麵。他們也無從知曉自己喝的飲料中被加入了致幻劑—麥角酸二乙基酰胺（LSD）。雖說第二天早晨，當他們醒來時，回想昨晚的經曆—必定是他們此生最奇怪的夜晚，有可能猜到自己無意間喝了什麽東西。

美國中央情報局稱其為“午夜頂點行動”。其目的是在不知情的實驗對象上使用LSD，以為中央情報局提供關於LSD應用的真實心理學數據—諸如該藥能否被用作吐真劑，或者洗腦工具—同時也給了中央情報局一個機會，磨煉他們在性要挾方麵的技巧。美國納稅人的稅金發揮作用了！

就像我們對亨勒和哈貝爾的研究很感興趣一樣，我們也十分好奇，隨著實驗對象的意識被卷入眩暈的旋渦，墮入致幻劑造成的精神錯亂中，中央情報局的研究者們到底看到和聽到了什麽。但是這些細節仍屬國家機密。該行動在1963年被終止，直至20世紀70年代中期，此行動的存在才在參議院聽證會上被公開披露。所有相關文件都受到了嚴格審查。沒人知道那些不知情的參與者後來怎樣了，或者他們可能承受什麽樣的長期影響。

情人、朋友、奴隸

當然，中央情報局從事的就是監視的行當，他們在午夜頂點行動中的行為雖然並未因此得到容忍，但是也不是完全出人意料。然而同樣的借口，並不適用於社會工作者瑪莎·斯泰因。

1968年，斯泰因考慮到應召女郎和男性顧客的行為缺乏科學信息，於是就此主題開展了一項為期四年的研究。六十四名紐約市的應召女郎參與了合作，因為她們覺得一位受過良好教育的研究者尊敬她們，認為她們的工作很重要而感到高興。斯泰因也開始暗中監視起妓女和男性顧客互動的全過程。在多數情況下，應召女郎已經在住處安裝了單向透視鏡和窺視孔—要麽是為有窺視癖好的顧客準備的，要麽是用來讓別人觀看正在“受訓的女孩”的。這時候斯泰因的工作就很容易做了。但是在其他情況下，斯泰因必須躲在衣櫥裏，偷偷從門縫裏向外窺視正在發生什麽。應召女郎則通過確保顧客背朝著她來協助此項工作。

與亨勒和哈貝爾以及中央情報局研究者不同的是，斯泰因並不羞於直率地公開披露她觀察到的每一個細節。得益於她仔細的研究，我們了解到在她觀察的一千二百三十名男性中，4%有易裝癖，11%要求三人**，17%想要在**過程中被綁起來，30%喜歡刺激肛門，36%法式親吻了應召女郎，幾乎所有人都要求**。她的出版商，希望這樣的坦率可以轉化為出色的銷售業績，在諸如《華盛頓郵報》《芝加哥論壇報》和《紐約時報》等報紙上對她的書—《情人、朋友、奴隸：男性的九種性類型》—大加宣傳。承諾讀者可以通過“透視鏡觀看超過一千二百名男人身處**易中的場景”。當然，在書中斯泰因也完全兌現了這一點。

其實，在科學研究中使用隱蔽式觀察的簡短曆史，還不至於把我們嚇得妄想症發作，經常要檢查床下和衣櫥裏麵。可以肯定，大多數心理學家，不會經常性地監視他們的鄰居。然而，如果你來到不熟悉的環境，比如酒店或者宿舍，迅速查看一下四周，避免古怪研究者的騷擾可能不失為一個好主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