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科學之名打鬥的人們
1901年12月4日—德國，柏林。
西蒙幾乎要睜不開眼睛了。他抑製住想要把頭靠在麵前桌子上的衝動，試圖把注意力集中在馮·李斯特教授身上。教授在教室前麵念叨著些什麽。
自己能來上課就已經是個奇跡了，西蒙想，因為昨晚又和幾個朋友痛飲了一番，淩晨三點才踉踉蹌蹌地走回家，四個小時後就掙紮著起了床，渾身散發著難聞的煙酒味。起床時，沮喪地意識到自己仍處於醉酒的狀態，喝了一杯濃黑咖啡也隻有輕微的緩解而已。西蒙他趕緊出門，走進了早晨清冷的空氣裏。
西蒙還是準時趕到了，現在他安坐在報告廳裏，周圍是二十四張陌生的麵孔。他唯一的任務，是在一個小時裏保持清醒，然後就可以回家鑽進溫暖的被窩了。這張木椅子能讓人坐得舒服點嗎！學校為什麽不能把暖風打開？畢竟現在是冬天了！
西蒙費力地聽著教授講課。他聽到教授提到法國犯罪學家加布裏爾·塔爾德的名字。“據塔爾德稱，構成社會的根本力量，”馮·李斯特解釋道，“是模仿和創新。”西蒙覺得聽課太費力氣了，他轉而開始在書本空白處塗鴉。
靠近教室前排，一名年齡大一些的學生高舉手臂。教授停下來向他致意：“你想補充些什麽嗎，赫爾·K？”
“哦，不！別讓那蠢貨發言。”西蒙想，“那個人總是有意見。他應該閉嘴讓教授講完，這樣我們就都可以回家了！”
“是的。”赫爾·K站起來說道，“我想從基督教道德觀的角度來分析塔爾德的理論。”
西蒙翻了個白眼，繼續他的塗鴉。他無意聽取赫爾·K的任何言論，但他的注意力被響亮而急促的聲響引回了教室前方。坐在赫爾·K旁邊的男生手掌向下用力拍了一下課桌。“別講你的基督教道德觀，”男生大嚷，“我受不了！”
西蒙微微一笑。說得好！突然間講座變得更有意思起來。
赫爾·K轉過身來麵對指責他的人。他在憤怒的沉默中盯著這個人看了一會兒，氣得從脖子紅到臉。最後他脫口而出回應道：“先生，你冒犯了我！”
“閉嘴！”他的對手回嚷道，“每天你都沒完沒了地囉唆你的基督教道德觀。我受夠了。一個字也別再說了！”
赫爾·K的臉漲得更紅了。一根血管在他的太陽穴搏動著。“你怎麽敢這樣對我說話！”
接下來的事發生得太快，西蒙差點兒沒弄明白是怎麽回事兒。赫爾·K向前衝去，把他麵前的桌子撞翻在地。突然間他手持一柄手槍，指向另一個人。他肯定是從大衣下麵拔出來的手槍。他的對手跳起來，和他扭打了起來。在兩人打鬥時，槍忽上忽下地運動，沒辦法看清。馮·李斯特教授衝過來製止打鬥。三個人纏鬥著，胳膊和腿都扭在一起。
“當心！”有人尖叫，“小心！”隨後槍響了……
在20世紀早期，根據當時德國學生的生活文化，很容易想象一個諸如西蒙一樣的醉酒學生，在柏林大學參加馮·李斯特教授的冬季犯罪學研討班的情形。雖然他是一個虛構的人物，但是整個場景的其他部分，包括激烈的對話、暴力的纏鬥和槍響，確實曾經發生過。
但當時有個意外的轉折。在槍響之後，馮·李斯特退後，手裏拿著冒煙的槍，用引人注目的誇張動作宣布，剛才所有人看到的是一個預先安排好的事件—是應用心理學的一項實驗。槍裏裝的是空彈。赫爾·K和他的對手為了全班假裝爭執。馮·李斯特解釋說：“這一實驗的目的，是探究目擊證據的可靠性。”全班所有人都看到了同樣的爭鬥，但是每個人對它的回憶都會是一樣的嗎？為了弄清此事，馮李斯特要求學生寫下一段話，描述他們看到了什麽。
還沒從爭鬥的驚嚇中緩過神來的學生們，順從地趴在桌子上，開始動筆。但是當他們在記憶中搜尋時，能不能完整描述出他們剛才見證的事件的全部真相，這一點值得懷疑。他們無疑都見過舞台上的演員，但是他們以前從來沒有見過在研究項目中表演的演員，因為這次事件是科學上的第一例。雖然實驗者們在過去偶爾使用欺騙性的方法，但卻未曾有人製造過像這次這樣精心策劃的騙局。
21世紀的我們已經習慣於觀看播放了幾十年的《偷拍》這樣的電視節目，因此，對我們來說，欺騙可以成為一種有用的（常常還是好笑的）工具，用來研究人類行為。但是如果你審視20世紀以前的科學，行為研究者故意欺騙實驗對象，或者對他們隱藏信息的案例就很少見了。而且即使你找到了相關事例，其欺騙程度通常也很輕。例如，1895年，卡爾·西肖爾在開展感官研究時，要求實驗對象手握一根電線，同時他給電線通上較弱的電流。“你感覺到電流了嗎？”他問道，然後實驗對象點點頭。西肖爾偶爾會在沒有打開電流時，問同樣的問題，而他經常發現他的實驗對象仍然會點頭，示意他們感到了電流。西肖爾令他們相信電流已打開是欺騙性行為，但這隻是個善意的小謊，沒人會為此感到不快。
然而，當人們開始在馮·李斯特的教室裏打鬥，還拿出一柄手槍時，就完全是另一個量級的欺騙了。在演員和道具都小心地編排過的情況下，相較科學實驗，這更像是一部舞台作品。隨著20世紀的發展，在心理學研究中使用演員最終變得十分常見，但研究者會把他們稱為“共謀者”或者“同夥”，而非演員，也許這些字眼聽起來更正式也更科學一些。
一周前天氣如何
盡管馮·李斯特實施了實驗，但他並非是想出這個點子的人，隻是提供了實驗環境而已。這一實驗的根源可以追溯到八年前—1893年3月。那時哥倫比亞大學的J.麥基恩·卡特爾要求心理學專業低年級班的五十六名學生針對四個看起來很簡單的問題寫下答案：
一周以前天氣如何？
栗樹和橡樹會在早秋落葉嗎？
曠野中的馬會迎風站著還是背風站著？
蘋果的種子會指向哪個方向？
每一道題學生們都有三十秒的時間寫下答案。這是垃圾食品或者汽車出現之前的時代，所以卡特爾認為馬和蘋果是學生們在日常生活中能經常觀察到的事物，但是當他查看答案時，結果令他驚訝。學生們的回答花樣百出。例如，他們對天氣的回答“出現了所有三月初可能出現的天氣”。他們的猜測包括“晴”“雨”“雪”“暴雨”“多雲”“局部多雲”和“局部晴朗”。正確的答案是：一周以前，早晨下了雪，在下午晚些時候放晴了。對於所有其他問題的回答也顯現出了類似的混亂。然而，當問及他們對自己的答案的準確度有多少把握時，學生們卻表達出了強烈的自信。
卡特爾把他的研究結果發表在了《科學》期刊上，吸引了法律界學者和心理學家的注意。長久以來目擊證詞不是很可靠一直為人所知，而卡特爾的研究則暗示了它們可能有多麽不可靠。受高等教育的哥倫比亞大學的學生，坐在相對安靜的教室環境裏，回憶上周的天氣尚且如此費勁，那麽想象一下，一名目擊證人在法庭高壓力的環境下作證得有多容易犯錯吧。
卡特爾的研究尤其吸引了一位年輕的德國心理學家的注意，他就是路易·威廉·斯特恩。斯特恩是一名傑出的創新者，渾身充滿不竭的能量，在多個不同的研究方向上都投入了**。在其職業生涯早期，他發明了“可變音調發聲器”或稱為“音錘”的裝置—能夠令研究者就人們對音調微妙變化的敏感度進行研究。後來，他對海倫·凱勒開展了一項研究，還發明了智商的概念。這些都是他在四十歲之前的成就。19世紀90年代末，在他還不到三十歲時，讀到了卡特爾的研究。於是他決定對目擊證詞，進行了心理方麵的研究。他開展了一係列“回憶”實驗。給實驗對象看一張照片，然後要求他們描述剛才看到的細節。實驗對象無一例外，全都犯了許多錯誤—即使他們事前知道自己會被問及看到了什麽，甚至當斯特恩要求他們隻描述自己完全確信的東西時，情況依然如此。
斯特恩的回憶實驗，令他確信法律體係亟待改革。他確信基於錯誤的目擊證詞，有許多無辜的人被送進了監獄。但是他很快意識到他的實驗，以及卡特爾的那些實驗，對於法律界來說過於抽象，難以造成影響。律師們會把它們當成實驗室人為製造出來的概念而棄之於不顧。他認定，當下需要的，是更為戲劇化、沒人會遺忘，且毫無疑問真實的東西。他想出了在一間教室裏安排一場罪案的想法。斯特恩推測，這將盡可能近似地模擬證人目擊一場真實罪案的情形。他把自己想出來的這個點子稱為“仿真實驗”。隨後，他說服自己的朋友馮·李斯特，用他的課堂作為開展實驗的場所。
斯特恩很清楚目擊證詞的不可靠性，所以實驗結果並沒有令他驚訝。正如所料，馮·李斯特的學生提供的罪案描述充斥著省略、改動和徹底的錯誤。在描述誰挑起了打鬥時，學生們提供了八個不同的名字。他們對於打鬥持續了多久、槍是什麽時候響的，以及馮·李斯特是怎樣介入幹預的，意見各不相同。他們對兩個人之間的對話斷章取義。有些人甚至聲稱持槍者逃離了現場。但是讓馮·李斯特和斯特恩覺得最困擾的是，對最激烈的事件—帶槍的纏鬥—的描述，產生的錯誤最多。換句話說，當學生們最是集中注意力關注正在發生什麽的時刻，也是他們的回憶最為模糊的時刻。
全世界的報紙都報道了這一不同尋常的實驗。“作為教室實驗的虛假爭吵。”《紐約世界報》的頭版頭條這樣寫道：“洛根斯波特報則使用了更聳人聽聞的描述：人們以科學之名打鬥。”
斯特恩和馮·李斯特都利用宣傳，提出對法律係統做出重大改革的必要性。“如果我們的刑事司法體係最可靠的根基—值得信賴的證人的證詞—被嚴謹的科學研究所動搖，整個體係會變成什麽樣呢？”馮李斯特發問道。他暗示，答案是在法庭中依賴心理學專家的建議。但是這一建議在法律界反響並不好。法庭程序依照的是數個世紀以來的古老傳統，法官和律師是社會的支柱。但是心理學家又是誰？他們不過是初出茅廬的新手罷了。所以律師們問道：“為何要在法庭上授予他們一個榮耀的位置呢？”麵對著這樣的阻力，改革毫無進展。
打鬥還在繼續
盡管真人實驗沒有給法庭帶來多少變化，但對課堂卻影響不小。法學與心理學的許多教授都酷愛這個實驗。
現在終於有辦法避免學生們在講座中昏昏欲睡了。那就是把他們嚇醒！突然間課堂和學術會議都無一幸免，麵臨著隨時闖入持槍或持刀陌生人的風險。在接下來的幾年裏，實驗安排中加入了很多的轉折，但是基本的情節仍保持不變。
1906年，在哥廷根一家科學協會舉行的會議中，一名小醜突然間闖入會議廳，身後緊跟著一個係著亮紅色領帶，身穿白色褲子，揮舞著手槍的黑人。兩個人都大嚷著不連貫的詞語。小醜摔倒在地上，黑人跳到他身上。槍響了一聲，隨後兩個人突然間跑出了房間。協會的會長走上前來，隻有他知道這個場景是預先安排好的，但他還不想就此攤牌，他要求受到驚嚇的參會人員寫下他們的所見，萬一此事被搬上法庭，將供法庭參考。人們一共提交了四十份報告。這些受人尊敬的科學家都近距離見證了闖入事件，但是他們的描述在一些最基本的內容上也大相徑庭，如兩人身穿什麽衣服，或者纏鬥持續了多久。會長估計隻有六份報告中沒有包含絕對錯誤的說法。
1914年，在維也納一個法律學會的會議上，弗朗茨·科布勒律師在一名同事的演講過程中站了起來，開始對他惡語相向。“你這個白癡！”“你這個傻瓜！”他們相互威脅。科布勒的同伴以為他瘋了。被侮辱的同事隨後對科布勒提起了刑事指控，特別法庭為了做出裁決詢問了目擊證人。直到那之後，科布勒才向所有人坦言，整個事件—爭執和特別法庭—都是一場真人實驗。對證詞的分析顯示，目擊者對爭執發生前平靜時刻的描述比較準確，但是隨著房間中緊張氣氛逐漸升級，他們對事件的記憶變得越來越混亂。
1924年，在華盛頓市，心理學家威廉·馬斯頓正在美利堅大學上課時，一個陌生人敲門走了進來。這個人走向馬斯頓，遞給他一個信封，然後從口袋中取出了一把綠色手柄的長刀。隨後轉身麵向學生，威脅地在他戴著手套的拇指上擦拭刀子。在這神秘的示威之後，他離開了房間。馬斯頓要求他的學生寫下剛才發生的事。神奇且有些令人難以置信的是，他聲稱沒有一個目擊者注意到那把刀。
1952年，在倫敦經濟學院的一場講座中，兩名聽眾，一名英格蘭人和一名威爾士人，爭吵了起來。英格蘭人站起身，抽出一把手槍，擊中了威爾士人。聽眾震驚地坐在那裏，隨後勞倫斯·高爾教授說明這一切都是預先的安排，並要求每個人描述他們所看到的情況。這一次同樣，對現場細節的各份報告之間存在著顯著的差異。
到了1975年，心理學家羅伯特·巴克霍特、達裏爾·菲格羅亞和伊桑·霍夫在《心理規律科學公報》上撰文，帶有一絲疲倦地評論道：“數十年來，假冒的‘罪犯’經常會跑進心理學課堂，犯下一些‘罪行’，並製造出目擊者，而這些目擊者的證詞在之後會被證明不可靠、不準確。”然而，他們繼續寫道，“雖然對回憶不可靠的演示如此令人信服，但目擊證詞卻仍在法庭中被高估，仍然是給許多無辜者定罪的依據。”於是他們安排了另一場真人實驗，安排一名加州大學的學生海沃德在一百四十一名旁觀者麵前“攻擊”一位教授。同樣，目擊證詞被證明是易於出錯的。
在這幾十年的模擬教室罪案中，似乎從來沒人想過這一實驗是有潛在危險的。如果有人手裏有槍，把它用在假冒的攻擊者身上該怎麽辦？如果虛假的打鬥引發了實際的衝突該怎麽辦？那些被迫目擊衝突的學生們的感受又有誰管？今天，我們必須要問這些問題，因為校園暴力—真正的而非模擬的暴力—已經如此常見，如此令人悲傷，使真人實驗看起來如同更單純年代裏的一項奇怪遺俗。事實上，一名教師會有意安排暴力衝突作為課堂練習，這在21世紀簡直不可想象。
然而，讓人回想起真人實驗的各種場景，不斷地在新聞中出現，常見得令人吃驚。2004年，在田納西州的卡特縣，武裝者闖進了政府官員的會議中大喊著：“不會再有新稅了！這裏所有人必須投否決票！”這是由地方緊急事務管理局長策劃的一場未經公布的恐怖主義“演習”。2007年，田納西州斯凱爾斯小學的學生們收到警告，有一持槍男子在周邊活動，當一名身著連帽衫的男子試圖闖入教室時，學生們紛紛四下躲藏。他們的老師在事後坦言，他們覺得讓學生們了解置身人質事件是什麽感受會是個好主意。2010年3月，在伍斯特市的布萊克明斯特中學，一個不知從哪兒冒出來的男人在驚恐的學生麵前，開槍“擊中”了一位科學課的老師。結果他隻是在參與教職工設計的角色扮演練習而已，他們設計這個練習，目的是教孩子們學會如何“調查，收集事實，分析證據”。
對學生們來說，這些冒牌攻擊者輪番上場的影響很明顯：在課堂上睡覺還是行不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