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在原子彈爆炸中活下來
1946年7月2日—馬紹爾群島，比基尼環礁。
海軍上將威廉·布蘭迪和海軍部長詹姆斯·福裏斯特爾站在巡邏船船頭，用手擋住刺眼的陽光，同時注視著前一天原子彈實驗製造的損毀現場。圍繞著他們的寬闊環礁成了艦船的墳墓—曾經強有力的戰艦被原子彈的力量胡亂地扭曲和炸成碎片。在他們正前方五十碼處漂浮著獨立號航空母艦的殘骸。其飛行甲板被炸碎了，仿佛被巨大的錘子敲開了一樣。船側敞開裂口，露出了內部彎曲的鋼梁。它上麵的結構像一塊攤餅一樣被夷平了。
“沒我預想的糟糕。”布蘭迪說。
福裏斯特爾讚同地點點頭。“如果原子彈最壞也就做到這樣，那麽我們的飯碗就保住了。”
“司令，”他身後的一名水手喊他，“拖船船長在對講機上。他說酒匂號正在下沉。”
布蘭迪轉過身。“讓我們現在就去看看，”他下令道，“全速前進。”
船上的發動機轟鳴了起來，船加速向北方進發。幾分鍾後，抵達了酒匂號船側，酒匂號比獨立號的情況還要糟。這艘六千噸的日本戰艦有一半已經沉入水下，船尾靠在環礁的海底。可見的部分都燒焦了，扭曲著。船側有一個洞正在迅速進水。
“他們叫它太平洋上最招人恨的船。”布蘭迪評論道。
“這些人會很高興看到它沉了。”福裏斯特爾補充道。
突然間酒匂號劇烈地向左舷傾斜，隨著金屬的巨響，開始更迅速地往下沉。他們看著它沉下去。在船頭的最後一部分滑入水麵以下時，一個綠色的大氣泡浮了上來，就像打了個巨大、肮髒的嗝一樣，表明它曾經存在於此。“我想可以肯定地說，它上麵的測試動物無一幸存。”布蘭迪說。
放射學家詹姆斯·諾蘭緊張地走向兩名軍官，擔憂地低頭看著他手舉的方形蓋革計數器[5]。“有什麽問題，諾蘭先生？”布蘭迪問。
諾蘭皺起眉頭。“先生，這裏輻射的讀數已經嚴重超標。”
布蘭迪大笑，轉向福裏斯特爾。“諾蘭先生的計數器太精巧了，連我發光的表盤也會讓它超標。但是好吧，讓我們遷就他，離開這鬼地方吧。”
布蘭迪對巡邏船的船長喊出一道指令，發動機再一次轟鳴起來。船做了個急轉彎，加速向著環礁遠處的邊緣前進。
在船離開之後，酒匂號最後所在的位置一片沉寂。耀眼的陽光照射下來，漸漸地，水中深綠色的汙漬消散了。很快不再有跡象表明這片水下還存在什麽東西。四個小時過去了，隨後一艘掠過環礁的小船發出的噪音打破了沉寂。一名水手站在船上，掃視著海平麵。
“嘿，看看這裏，”水手對他的同伴說，“那是什麽？”
小船轉了個身，在水中起伏的一個白色小東西的一側停了下來。水手在船側俯身查看它。
“老天爺！是一頭豬！”他大喊，“而且是活的！你在這兒幹嗎呢，小夥計？嘿，弗蘭克，幫我把它弄上船。”兩個人從船側俯身，抓住它，然後費勁地把它拖上船。豬在整個過程中一直叫喚著。
“我以前不知道豬還能遊泳，”弗蘭克說，“我猜這隻會。”
弗蘭克檢查了它的耳標。“311號。它是哪艘船上的？”
另一名水手從儀表板下方取出一個文件夾，把它翻開，手沿著一列數字向下移動。他困惑地搖著頭。“這肯定不對。”
“出了什麽問題？”
“上麵說311是在酒匂號上。”
“酒匂號？不是剛沉了嗎？我以為那上麵的動物都死了。”
“根據這裏所寫的，它就在那艘船上。”
弗蘭克懷疑地挑起眉毛。“這不可能。”
另一名水手大笑起來。“也許這頭豬有不死身之類的！”
兩個人一起低頭看向這頭豬。仿佛要從它身上找到謎團的答案一樣。
豬也回看他們，大聲地哼唧著。
核武器的曆史通常對那些製造炸彈的物理學家，如J.羅伯特·奧本海默以及愛德華·泰勒等人給予特別的關注。釋放原子的力量無疑是一項卓越的智慧成就，但是還有一群研究者，他們同樣從事核相關問題的研究，而他們所麵對的挑戰有可能要大得多。事實上，這可能曾是一項不可思議的挑戰。
物理學家們需要找出的不過是如何炸毀一切的方法。而其他這些研究者試圖找到在核武器爆炸後，保證生命體活下來的方法。他們所建立的，是一種所謂核武器下生存的有趣科學。
不死的原子豬
在二戰結束後不久，人們馬上開始著手研究如何在原子彈襲擊中活下來。然而，從一種顯著的跡象可以看出，美國軍方首先關注的，並不是保護普通大眾免受這種恐怖新武器的傷害，而是評估其戰艦的易毀程度。如果原子戰爭打響，將軍們想要確保戰艦仍然能夠浮在水麵上，可以繼續作戰。由此催生了十字路口行動。
正如前文提到的，這一行動的計劃是在南太平洋比基尼環礁聚集一支目標艦船組成的艦隊，並在船上裝載動物船員（大白鼠、山羊、豬、小鼠以及豚鼠），然後在整個艦隊上空投下一顆2.3萬噸級的原子彈，從而模擬原子彈襲擊艦隊的情景。
爆炸之後的數小時內，海軍派出船隻返回環礁，調查現場。不出所料，所有位於一千半徑範圍之內的艦船都遭到了嚴重的破壞，但隻有五艘船沉了。對海軍來說，這是一個非常積極的跡象，令海軍上將們情緒高漲起來，他們曾經暗中擔憂原子彈會讓整個海軍成為曆史。然而，在第二天，7月2日發生的一件事，給海軍帶來了更大的希望，讓他們覺得原子彈並沒有人們所誇耀的那樣強大。水手們無意間發現了一隻在環礁中遊泳的豬，檢查它的耳標發現上麵寫著311號，說明它曾被鎖在一艘日本巡洋艦—酒匂號主甲板的一間洗手間裏。
在日本投降之後，美國海軍得到了酒匂號。他們沒有當即拆掉這艘船，而是決定把它納入十字路口行動。由於這是敵軍的戰艦，海軍上將們想要確保它會被擊沉，於是把它停在距離爆炸點不到四分之一英裏的地方。
它確實燃燒著沉入了海底，其上層結構被炸彈夷平，船尾被炸開許多洞。船上的任何實驗動物似乎都不可能活下來。然而，這頭豬就在這兒，仍然活著，而且很明顯沒有受傷。
人們將豬帶回了研究船伯利森號，在那裏海軍的軍醫卡爾·哈裏斯上尉檢查了它。為了驗證它的身份，哈裏斯翻出了給酒匂號上的動物們拍的照片。包括最小的老鼠在內，所有研究動物都被拍了照，位置也都被仔細地記錄了下來。在照片中，哈裏斯找到了在酒匂號主甲板上拍下的311號豬。他可以根據體形和體貌特征看出這和照片上是同一隻豬。它五十磅重，六個月大，品種是波中豬，全身大部分是白色，帶有黑斑。盡管讓人難以置信，但可能的結論隻有一種：311號豬不知怎麽活過了爆炸，然後從洗手間逃脫，逃離了下沉中的艦船，然後在環礁的水麵漂浮了數個小時，直到最後被人們發現。
媒體使311號豬瞬間出了名。報紙的頭條大肆宣揚它奇跡般的幸存。《華盛頓郵報》稱“這隻小豬在爆炸之後遊起了泳”。《芝加哥論壇報》則宣布說“比基尼環礁撿回的豬仍然活著”。盡管它從死亡手中大膽逃脫出來，但是沒人認為它能活多久。畢竟，它曾暴露在大量輻射中，不僅因為爆炸本身，還因為它在被輻射的水裏遊過泳，它餘下的日子似乎不多了。
一開始，311號豬展現出輻射病的跡象，確認了這種悲慘的預判。它的血細胞總數嚴重地減少，也顯得易怒和焦躁。但是隨後311號豬身上發生了更驚人的奇跡，幾周後它似乎擺脫了輻射的影響，大聲哼唧著，快活地到處蹦躂。根據海軍生物學家的判斷，它十分健康。它顯然遭受了現代科學可以加諸它的最糟的對待，卻隨隨便便就擺脫了這種痛苦，就好像在說：“你們就這點本事嗎？”
比基尼的研究者們無法解釋它的康複，他們把311號豬送回位於美國馬裏蘭州貝塞斯達的海軍醫學研究院，在那裏科學家繼續監控它。每個月他們都會采集血樣，血樣始終正常。直到一年以後，它長成了三百磅的成年母豬，當研究者試圖讓它與其他豬**時，才發現了一些可能的輻射損害跡象。它看起來已經不能生育了。這大概是一樁“塞翁失馬”性質的事件。如果它能懷孕，誰知道它會生下什麽樣的變異小豬呢？
311號豬給人的教訓大概是，原子彈就像一個任性的破壞之神。有時候它會在沒有明顯原因的情況下放過一條生命。但是二戰後，被焦慮所驅策的社會選擇從它的例子中學到的東西卻令人寬心、樂觀得多。如果一頭小豬都可以活過一場原子彈爆炸，那麽任何人都應當能夠活下來！也許說到底，原子彈並沒有那麽強大！
專欄作家H.I.菲利普稱讚311號豬為“精神勝過物質，而豬勝過這兩者的標誌”。《生命》雜誌讚譽它為“扛過了大爆炸的小動物”。《科利爾》雜誌宣稱它的幸存是“我們這個時代的寓言故事”，並將它在比基尼的經曆改寫成了兒童故事—家長們可以在睡前給孩子們閱讀的具有啟迪性的故事。故事不帶任何諷刺意味地向讀者描述了“原子豬帕蒂”（《科利爾》是這樣給它命名的）是怎樣被爆炸拋出日本巡洋艦，又是如何利用這突如其來的自由與其他比基尼上受輻射的動物歡聚和暢聊，最後被救的：
帕蒂在空中飛呀飛。隨後，一刹那間，它一頭撞進了環礁的水中，發出一聲巨大的嘩啦聲！它一直向下沉啊沉，沉啊沉，鼻子朝下，直到撞上珊瑚的海底。它四肢並用讓自己在水下恢複平衡，接著猛地撞上了一條身上帶條紋的虎魚。虎魚生氣地嚷道：“上麵到底怎麽回事？”
美國政府希望將311號豬在宣傳方麵的潛力盡可能地發揮出來。於是，在1949年美國政府將它移出了海軍醫學研究中心—那時候它的體重已經達到六百磅了—並將它安置在一個光榮的位置，華盛頓市的國家動物園裏。每一天，慕名而來的人在它的圍欄周圍緩緩地移步，敬畏地注視著這頭神奇的不死之豬。並不是所有公眾都不加質疑地把它當成希望的標誌。一些人對它有所懷疑。動物園的園長向一位《華盛頓郵報》的記者說道，他不斷地收到來自人們的詢問，擔心它仍然具有放射性，會威脅到訪客和其他動物的安全，但是園長向每個人保證，它是徹底無害的。
爆炸區的生活
有戰艦和豬能從一場原子爆炸中幸存下來挺好，但在1949年蘇聯引爆了一顆原子彈之後，美國政府終於回過神來，擔心起保護平民的事了。而且毫無疑問的是，美國人對於建立一個防彈的社會展現出了最大的熱情，而大部分的歐洲人隻是在這一領域緩慢地跟隨著美國人的步伐，顯然他們認為無論超級大國之間發生任何衝突，他們那裏都會成為炸彈爆炸的地點，因此不管他們做什麽，活下來的機會都十分渺茫。蘇聯大體上則更關心如何保證其黨內最高領導人活下來，而較少關心如何拯救普羅大眾。
為了平複公眾越來越強烈的恐懼心理，美國政府建立了聯邦民防署，調動科學資源研究平民該怎樣才能在一場原子戰爭中活下來。從21世紀人的眼光來看，這些最初的嚐試最讓人吃驚的特點是，很多研究者竟認為保護居民免受核武器的傷害是一件十分簡單的事。1950年，放射學家理查德·格斯特爾（我們在神經症山羊的故事裏遇到過他）寫了一本小冊子，名叫《如何在原子彈襲擊中生存下來》。
在書中，理查德·格斯特爾語氣輕快地建議讀者：“如果發生了突然襲擊中，而你人正在戶外，那麽戴上一頂帽子至少會給你一點保護，使你少受強熱的傷害。”一本來自美國政府的宣傳冊《原子彈襲擊下的生存》給出了類似的建議：“為了降低因爆炸受傷的概率，有一件重要的事是你可以做的：麵朝下撲倒在地。”
20世紀50年代早期的許多研究都低估甚至完全無視了放射性塵降物的威脅。1951年，《社會衛生期刊》的一篇文章中，哈佛大學教授查爾斯·沃特·克拉克分析了原子彈襲擊之後可能出現的公共健康問題，但是他對於爆炸留下的輻射沒有表達任何擔憂。相反，他擔心爆炸可能會使人們過多地發生性關係而破壞人們的日常生活。他寫道：“許多背井離鄉的人尤其是年輕人，如果預感襲擊將再次發生，就會因此產生通常在大災難之後出現的魯莽的心理狀態。在這樣的狀態下，人們的道德標準預計會放寬，**的行為會增加。”克拉克力勸所有被炸彈襲擊的地區實施管製，“嚴厲打擊賣**活動，並采取措施阻止**”。他建議可以將牧師轉移到被炸區域，帶領人們把通奸控製在最低程度。
1954年，華盛頓教會學院的兩位研究者，生物學教授萊斯特·哈裏斯和營養學教授哈麗雅特·漢森開展的一項實驗，同樣無視了輻射的影響。哈裏斯和漢森想要了解，如果一個典型的美國家庭想在原子彈襲擊後逃離一座城市，可能會遇到什麽樣的問題。可是，他們並沒有把放射性塵降物視作危險之一，相反，在他們看來，挑戰如何在補給有限且沒有棲身之地的情況下在戶外生存下來更重要。於是，他們提出了“生存行動”。這一行動涉及帶領一群誌願者在馬裏蘭州的森林裏露營三天。參與者隻能帶一個睡袋和十二磅重的救生包，包括急救必需品以及諸如奶粉、幹蛋製品、餅幹和花生醬在內的食物。
大多數誌願者都是該學院的學生，但是為了讓整個測試感覺起來更為真實，哈裏斯帶上了他的妻子瑪喬麗，還有他們的三個孩子：六周大的查爾斯，二十個月大的黛比和三歲大的傑傑。
救護車警笛鳴響標誌著實驗的開始。所有誌願者都擠進汽車裏，驅車駛離華盛頓市十一英裏，然後他們徒步走到森林裏一個偏遠的地點。他們支好帳篷，然後在林中搜尋可食用的野草和漆樹花，熬成漆樹花茶。夜晚降臨時，所有人都聚集到篝火前唱歌。晚上十點，他們躺到睡鋪上睡會兒覺。差不多就在他們躺下來凝視星空時，研究者們意識到：如果在夏天開展實驗，而非十一月才開展就好了，因為太陽落山後氣溫會迅速降到較為寒冷的二十八華氏度。早晨五點，哈裏斯承認這對孩子們來說實在太冷了。在黎明前的黑暗中，他急匆匆地摸索著把孩子們抱起來，徒步走出森林，然後開車把他們帶回了家。他告訴媒體：“當孩子們的身體開始發青時，我想是時候帶他們回去了。”那些成年誌願者則在外麵費勁地多待了兩晚，盡管在測試的最後，他們抱怨說馬裏蘭郊外的地麵在他們的背上印上了永久的痕跡。
生存城
1955年，在距離美國拉斯維加斯西北八十英裏的內華達荒漠的尤卡平地上進行的一場實驗，給人們對原子彈下生存的了解又添了一些嚴酷的事實。海軍通過把戰艦停靠在原子彈爆炸現場，來了解其艦隊的易毀性。和海軍一樣，民防署的官員做出決定，想要評估一場核戰爭中城市和鄉鎮可能遭受的損毀程度，唯一的辦法是建設一個典型的城郊社區，然後在此引爆炸彈。美國原子能委員會、美國國防部和美國民防署聯合開展了此次測試，代號為“線索行動”。
在荒漠中央，研究者們以超過一百萬美金的開銷，建起了一處人造社區，由十座家具齊全的房屋組成，這些房屋還擁有地下室、藥櫃、餐室和裝滿食物的冰箱等設施。房屋排成兩行，一行距離爆炸點四千七百英尺，另一行在一萬零五百英尺的位置，方便提供不同距離下爆炸效果的數據。社區裏還有六家小商店，一座擁有兩個發射塔的無線電廣播站，兩條電力線以及天然氣線路，還有二十多輛卡車和拖車。研究者們樂觀地給這片建築群起名為“生存城”。然而他們顯然是在陰鬱得多的情緒下給街道選了名字：死亡街，末日路和災難巷。
六十個玻璃纖維製成的人體模型被放進了房子，擺放成正在過日常生活的樣子，比如洗碗、坐在餐室桌前或者躺在**睡覺的樣子。這些人體模型有個共同的名字，源於其生產商，叫達令家族。在其中一些房子裏，研究者們還建造了室內的炸彈掩體，由水泥或者木架做成，希望由此確認這些最近開賣，每個大約五百美元的商品，能不能在爆炸中提供什麽保護。在其中一個掩體裏，他們放了一對斑點狗，在另外一個掩體中，他們放了一群受過跑迷宮訓練的大白鼠。退伍軍人管理局一位醫生的妻子，四十三歲的瑪麗安·雅各比太太寫信給美國民防署，誌願和斑點狗及大白鼠一樣，坐在一座房子的室內掩體裏。但是民防署的官員拒絕了她的請求。當她聽到這一消息時，她告訴媒體：“我真是受夠了失望。”關於她丈夫對她不同尋常的請求做何感想，沒有相關報道。
5月5日，一顆3.5萬噸級的原子彈在生存城爆炸。十座房子裏的七座保存了下來，但它們的窗戶全都炸沒了，而且房子都被嚴重地搖撼過是以歪歪斜斜的。《洛杉磯時報》的一位記者事後獲準參觀這些房屋，他描述了現場可怕的畫麵：
一些（人體模型）被爆炸點燃了，在它們肉色的軀體上有難看的灰色傷痕。其他的則被玻璃和木頭碎片刺中。
還有一些已經身首異處，或者因為爆炸而失去了腿或者胳膊。那些小孩的模型情況最糟—嬰兒、學齡兒童、青春期的孩子，被衝擊波甩出去而呈暴力死亡的樣子，身體僵硬，直視著前方，就像死去的真人會表現出的那樣。
令人高興的是，那些躲在掩體中的動物們情況好多了。盡管兩條斑點狗所在的房子如同“破壞的間歇泉”一樣不時爆炸，但它們不僅活了下來，而且據線索行動的總指揮羅伯特·科斯比博士描述，“它們在衝擊發生大約七個小時之後被發現時，還搖著尾巴”。那些受過跑迷宮訓練的大白鼠同樣平安地度過了爆炸。事實上，第二天被帶回實驗室後，這些大白鼠仍然能在迷宮裏找到路，這促使科斯比提出，人類可能會展現出相似的耐受性，“能夠承受核武器的爆炸並在數小時內充分恢複，繼續他們的正常生活”。
研究者們意識到原子彈爆炸的幸存者也許會餓，想要吃家中的食物，於是在尤卡平地實驗中加入了對冷凍食品的測試。在爆炸後，士兵們立即進入爆炸區域，從距離爆炸點四千七百英尺的一個房屋的冰箱裏，以及距離爆炸點一千二百七十英尺、埋在地麵以下五英寸的冰箱裏取回了食物。這些食物—包括炸薯片、草莓、雞肉餡餅、鱈魚片以及橙汁—隨後被拿給九名試吃員。仔細考慮之後，試吃員得出結論，大多數食物“適合端上任何家庭或飯店的飯桌”。隻有兩名試吃員給了差評，他們抱怨說從距離爆炸點較近的冰箱裏拿出來的雞肉餡餅和橙汁味道有點兒怪，但是沒有怪到不能吃的地步。食物項目的負責人H.P.施密特總結說：“在原子彈襲擊發生時，如果冰箱裏留下的食物沒有被直接擊中，那麽就可以安全食用。”盡管尤卡平地實驗得到了一些令人寬慰的結果，比如動物們的幸存和據推測可以吃的食物，但研究者們不得不承認，總的來說，情況看起來很糟。達令家族所剩下的扭曲的“遺體”證明，沒有躲在掩體下的人類在核爆周圍任何地方都無法生存。像“戴一頂帽子”或者“麵朝下撲倒在地”之類的建議派不上什麽用場。
轉入地下
到了1955年，科學家對於放射性塵降物的危害已比以往要重視得多。1954年，在比基尼環礁（十字路口行動之後，有測試繼續在此開展）引爆的一顆氫彈，在長逾七千英裏的海洋帶上空擴散出核輻射雲，令科學家和公眾都為之震驚。在一條距離爆炸點四十英裏的船上，二十三名日本漁民因為患上急性放射病，不得不在醫院裏住了好幾個月，而船上的電報員則去世了。曾檢測過X光輻射對果蠅影響的遺傳學家赫爾曼·穆勒，和其他遺傳學家就輻射能夠破壞遺傳物質、引發癌症發出了警告。如果有人能更關注311號豬的話，或許可以從它身上發現一些關於輻射的長期危害的警示，它在1950年7月8日死於美國國家動物園，死去時的年齡才四歲半。然而，動物園管理者並沒有記錄它死亡的原因，而媒體也從未對它的早逝有任何報道。
生存研究者們承認，爆炸現場遺留的輻射會造成威脅，他們總結說，如果人們想在一場核衝突中生還，他們必須找到掩體保護自己，而且不僅在爆炸發生時，還要在爆炸後的數日甚至數周都躲在掩體裏，直到最嚴重的放射性塵降物消散。因此在20世紀50年代的後期，研究的重心從地上研究轉向了對地下掩體中的生命進行研究。這引發了全新的擔憂。假設一個掩體抵擋住了最初的爆炸，裏麵的人能從心理上承受在受限空間裏連續生活數周所帶來的壓力嗎？
掩體實驗早在1955年就開始了，但最初的實驗都是宣傳上的噱頭，出資讚助的公司想借此賣掩體給緊張的大眾。例如，1955年6月，休斯敦家宅建造公司將克裏斯馬斯一家（父親、母親、兒子和女兒）關在一個由鋼板和鋼筋混凝土製成的狹窄的掩體中三天。類似地，1959年7月，梅爾文和瑪利亞·米寧森夫婦被鎖在一個八乘十四英尺的後院掩體中度蜜月，以展現炸彈掩體公司產品的宜居性。
第一次由普林斯頓的心理學家傑克·弗農開展的，長時間的、受到科學式監控的掩體實驗—“藏身處項目”。他的實驗對象是一個普通的美國家庭—高中教師托馬斯·保納，妻子瑪琪，還有其三個年幼的孩子。
研究開始於1959年7月31日，保納一家住進了普林斯頓心理學大樓地下室的一間九乘八英尺的一個沒有窗戶的房間。他們在接下來的兩周都居住在那裏。條件也相當簡陋，沒有電，沒有自來水，沒有抽水馬桶，也無法與外界接觸。他們用蠟燭和手電提供照明，用保暖鍋加熱食物。靠著忍耐這種囚禁似的生活，保納一家得到了五百美元的報酬。
保納一家直到最終走出來時才發現，一個由研究者組成的團隊通過隱藏的麥克風監控和記錄了他們的一切行動。弗農沒有提前告知他們這一點，因為害怕知曉此事會讓他們有自我意識。他後來承認：“他們發現我們在竊聽他們時非常生氣，但沒有我們想象的那麽生氣。”
保納一家通過讀書和玩拚字遊戲等方式來消磨時間，而威士忌也起到了緩解壓力的作用。瑪琪憂慮的頻率高到竊聽的心理學家團隊都經常擔心，他們會提前結束實驗。但隻要托馬斯給她一杯威士忌，她就會放鬆下來。三歲的二兒子托利，在這種環境裏也變得情緒化、沉默寡言，而且又開始尿床了，但是一杯有鎮定效果的威士忌很快能讓他好轉。
屋內最大的問題是氣味。這家人上廁所用的是一個化學式馬桶，被小心地藏在一個簾子後麵。然而，馬桶不能以任何方式分解或者破壞掉排泄物，因此很快就積聚了一股惡臭的氣味。房間的門上安裝著手搖式通風機，但就算用了它，氣味也隻是稍微有所緩解而已，根本無法消除。這兩位家長很快就把通風機變成了一種獎勵辦法：如果孩子們表現得好，可以允許他們搖動手柄，呼吸一會兒新鮮空氣。
保納一家錯誤地把馬桶裏的排泄物倒入了裝垃圾的箱子裏。這不僅加劇了難聞的氣味，而且還在垃圾箱中引發了化學反應，不斷冒出的氣泡發出的聲音令人不舒服。甲烷氣體從垃圾箱中泄漏出來充斥了整個房間，使兩個成年人都犯起了頭暈。
為了讓自己打起精神，瑪琪每天都擦口紅。這讓她感覺稍微正常一些，盡管周圍環境是這樣的肮髒和惡臭。但當她意識到他們的囚禁期比她預計的要多出一天時，她承認自己仿佛要“被擊垮了”。然而，最後從房間走出來時，托馬斯和瑪琪都稱讚這個實驗“非常有益”。瑪琪告訴媒體，全家人比任何時候都更了解彼此，她願意再次進行這個實驗。
掩體實驗在接下來的十年裏蓬勃發展。數千人曾在研究者的監視下，在狹窄的空間內度過數日或者數周。1963年8月，研究者們甚至將兩個男人和三十五頭奶牛一起關了兩個星期，來調查家畜生活在掩體中的反應。畢竟，在核戰爭之後，人們應該還會想要喝牛奶、吃漢堡，所以奶牛也應該受到保護！
通常大多數人（和動物）在被關的過程中，不會經曆什麽嚴重的困境，最大的問題是無聊感、失眠和難聞的氣味。不過有一個例外，1960年一名男士參加了匹茲堡開展的實驗，他確信研究者在秘密地通過單向透視鏡用放射線照射他。他的實驗不得不提前結束了。
心理學家了解到保納一家所展現出來的反應相當典型。實驗對象在實驗開始時通常會出於一種冒險和興奮的心態而感覺精神振奮，但是到了第四天就會變得抑鬱和沉默寡言。隨著實驗臨近結束，人們變得暴躁和易怒，但是在離開掩體時，所有的緊張情緒都會消散。實驗對象幾乎都會稱讚研究組的團結一致，並就其經曆的有趣之處做出評價。
然而，有一個問題令研究者們困擾。不管他們將掩體造得多麽逼真，他們都無法模擬真正的緊急情況下的危險感。參與者們知道這個經曆最終會結束，他們會回到正常的生活中。研究者承認這限製了他們研究的適用性，因此一些人試圖圍繞這一問題，找到創造性的解決方法。比如，一位與民防辦公室簽約，研究掩體內壓力來源的研究者唐納德·T.漢尼芬於1963年提出：可以使用催眠來使實驗對象確信真實的襲擊已發生，或者即將發生。他讓自己的想象力信馬由韁，詳述了催眠可能促成哪些有趣的結果：
比如說，一個女性實驗對象可以在催眠時被告知：“警報已經響起，當你、丈夫和兒子向掩體跑去時，你丈夫和兒子被奔跑中的人流衝散，最後你一個人來到了掩體。”暗示她發現自己沒辦法接近兒子，又看到兒子被慌亂的人群踩踏，可以進一步增加她的壓力。調控壓力大小的方法數不勝數。如果催眠可以被應用，可以很輕易地設計出一係列能提供大量有用信息的實驗。
漢尼芬承認這一方法有道德上的問題，同時也有實際操作的問題，他聲稱“這些暗示不大可能在七天的時間裏，在所有實驗對象身上都同樣保持有效”。但他主張在危機的時代，相較對知識的需求，這類擔憂可能要被放在其次。幸運的是，事情從未走到這一步。或者至少，從未有研究者公開承認按照漢尼芬的建議做了實驗。
掩體實驗在20世紀60年代早期發展到了流行的頂峰，然後逐漸不再廣泛開展，盡管離它們完全消失還有一段時間。直到20世紀80年代，仍然能發現一些研究者將實驗對象鎖進地下房間裏觀察他們的反應。
一係列因素導致了這些實驗的衰落。有資金的問題。各國政府清醒過來，意識到即使掩體有用，建造足夠的掩體來保護哪怕是一小部分人口的開銷也太過高昂。冷戰緊張局麵的緩解，也降低了為核生存做計劃的緊迫性。生存計劃所引發的問題又令人們變得恐懼起來。例如，在20世紀50年代早期，美國密爾沃基市學區針對學齡兒童是否應該被刺上文身，以幫助人們在戰爭衝突發生後，更容易地辨認死去和受傷的孩童進行了辯論，但結論是反對的，因為文身在軀體被燒時會被抹掉。在20世紀60年代早期，一場被稱為“槍擊你家鄰居”的論戰在媒體上吵得沸沸揚揚。在論戰中，宗教領袖們相互爭論在緊急情況下，鄰居試圖進入一個基督徒家後院的炸彈掩體時，這名基督徒對鄰居開槍在道德上是否可以被允許。麵對這些兩難的局麵，越來越多的人決定，他們寧可聽天由命，也不為生存做任何計劃。
但是掩體實驗以及普遍意義上的生存研究不再流行，最令人信服的理由是，人們越來越確信想要活過一場核戰爭是無謂的嚐試。即使有人在最初的爆炸中因為藏在深埋地下的掩體裏而活了下來，在數周裏一直吃罐頭食品和餅幹為生，但也不能永遠待在下麵。
最終他們需要爬出掩體，然後走上被輻射汙染的土地。在那裏他們會發現自己不過是延遲了死亡，而非避開了死亡。1982年，關注社會責任醫師協會的會長海倫·考爾迪科特在被問及政府官員和民防研究者為何這麽久以來一直相信，人們有可能在一場核衝突中生存下來時，她的回答很好地總結了生存研究留下的遺產。她直率地回答說：“因為他們都瘋了。就我的經曆來看，他們全都對一場核戰爭帶來的醫學、科學以及生態後果一無所知。”
盡管科學界最終放棄了建立防彈社會的努力，許多這類嚐試的物理設施仍然遺留了下來。在內華達的荒漠裏，生存城的殘骸仍然立在那裏，除了作為觀賞的景點，招攬來訪拉斯維加斯的遊客之外，別無他用。在很多房屋後院的地下，或者山體深處，炸彈掩體仍然留在那裏等待著保護誰。它們的所有者從那時起給這些掩體找到了其他用途。它們成了老舊自行車、工具以及器具的儲藏間。最近幾年，尤其流行將它們改造成酒窖。也許這正是它們能有的最好的用途吧。人類或許沒有能力在一場核屠殺中生存下來，但是如果這不可想象的事有一天真的發生了，至少最後活下來的人手頭會有特定年份的醇釀酒，拿來為世界末日而幹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