患神經症的原子山羊
1946年6月30日—馬紹爾群島，比基尼環礁。
一名水手蹲下身來，撓撓山羊的頭。“嘿，夥計，我該走了”。
山羊沒有注意到男人的存在。它直愣愣地盯著前方，嘴裏啃著草，雙眼中透著一股躁狂的勁兒。
山羊站在一艘戰艦的前甲板上，身體兩側幾根直立的金屬杠限製了它的移動範圍，脖子上戴的項圈將它跟金屬杠鎖在了一起。山羊的前方放著一桶水，一大捆草料放在它很容易夠到的位置。還有幾隻山羊被以同樣的方式鎖著，以同樣的熱情大嚼著草料。
水手繼續說：“是的，我知道你很忙。我隻想說照顧好你自己。”
“嘿，喬！”一個聲音從船尾響起，“快點來！”
“我這就來！”他喊了一聲。
水手站起身。“不管怎麽說，夥計們。享用你們的草吧。希望我很快就能再見到你們”。他再一次拍拍山羊的腦袋，然後衝向船尾，從視線中消失了。對他的離開無動於衷的山羊繼續忙活的嚼著草。
十分鍾後，一條巡邏船從戰艦一側脫離開，引擎有力地劈啪作響。但是隨著巡邏船與戰艦之間的距離拉遠，噪聲越來越輕，直到最後，響聲也聽不到了。熱帶濕潤的空氣籠罩著尤為安靜的戰艦。此時唯一的聲響是海浪的拍打聲，以及不間斷的嘎巴嘎巴的咀嚼聲。
一陣溫暖的輕風拂過水麵。越過船頭，可以看到整支艦隊的戰船或遠或近地停著—有幾艘停在附近，但大多數聚集在兩英裏遠的地方。小型巡邏船零星散落在水麵上，在戰艦之間忙碌地穿梭著。
時間流逝。太陽西沉，落在了地平線上，在海麵投下長長的影子。小船離開大船出發，大船安靜地漂在水上，隨著海浪擺**著。山羊下巴的肌肉收縮著，牙齒將草料磨成草漿。
太陽在火紅色天幕中落下。群星在上方顯現，在赤道的天空中閃爍著。山羊在金屬杠之間跪下身，睡了個小覺，但是太陽從東方一升起來，它們即刻醒來，又重新幹起了活兒—嚼了又嚼，嚼個沒完。
太陽變得更耀眼了，趕跑了早晨的涼爽。
在上空，一架飛機劃過天空。機身傾斜著，向著遠處的地平線加速飛去。山羊們對此完全毫無留意。
突然間，一陣明亮的光閃過。在數英裏之外的戰艦群上空，一個巨大的能量球爆炸開來。它越變越大，大得不可思議，吞噬了好幾艘船。隨後，眨眼間，它轉變成了紫色的煙柱，升起數英裏高。山羊們無視了這件事，畢竟還有草要嚼。
一陣衝擊波快速穿過水麵衝向艦船，船下麵的海水變得漆黑一片。一秒之內，衝擊波撞上了艦船。一聲巨響，仿佛空氣也被震碎了一樣。戰艦的金屬艦身因為壓力而轟響著。一股炙熱的風呼嘯過甲板。浪花和船體殘骸飛得到處都是。隨著劇烈震動的船體，山羊們調節著身體平衡，隨後，以鋼鐵般的、毫不動搖的決心，它們低下頭來，又啃了一口草。
世界上第一顆原子彈的爆炸發生在1945年7月16日的清晨，在美國新墨西哥州荒漠的上空。科學家和軍官們從十英裏外觀看了整個過程，爆炸的那一瞬比白天的太陽還要耀眼，照亮了周圍的群山，一朵七英裏高的蘑菇雲在空中升起。
第二和第三顆原子彈在不到一個月後，就從日本的廣島和長崎爆炸。街道上正在奔忙於日常生活的男人、女人和孩子們抬頭看著空中出現三架美國飛機。他們對它並無感想，因為美國空軍數月來已經小規模地出動了許多次，通常隻是散發一些傳單而已。但是這一天，這些飛機卻裝載著致命的武器前來。首先，出現了一瞬耀眼得無法言喻的閃光。短暫的瞬間之後，兩座古老的城市頃刻被火焰吞沒。
在接下來的數周乃至數月裏，世界各地的人們都在拚命了解這種力量使人恐懼的原子彈，可能造成的影響。新聞報紙充斥著緊急的問題。原子彈的存在對國際關係意味著什麽？有哪個國家能挑戰美國的統治地位嗎？美國會分享原子能的秘密嗎？針對這一武器，有任何可能的防禦措施嗎？這些問題吸引了公眾的關注，但是在聚光燈以外的學術世界裏，一些科學家沉思著一個更為古怪的問題。他們想知道，原子彈對那些患神經症的山羊會有什麽心理上的影響？在1946年7月1日，世界上第四顆原子彈在南太平洋的比基尼環礁上方爆炸，為這個問題提供了答案。
十字路口行動
第四顆原子彈，以及患神經症的山羊的故事，開始於美國海軍的辦公室，就在日本政府在1945年8月投降後不久。海軍上將和上校手裏拿著照片，看著照片中廣島和長崎遭遇的恐怖的毀滅，一種不舒服的感覺湧上心頭。他們擔憂的倒不是那些受傷的日本平民，而是在擔心自己的未來。他們的聲音中帶著憂慮，詢問彼此這樣的問題：有任何艦船能在這樣的武器下幸存下來嗎？說得更清楚一點，海軍（也就是他們的工作）是不是突然間要被淘汰了？
在這些憂慮的驅動下，海軍高層規劃了十字路口行動。該行動的計劃是用整支艦隊作為一顆原子彈的試爆目標，看看到底能造成多少破壞。如果整支艦隊都沉沒了，那對海軍來說將是一個壞消息。最後，他們采用了“十字路口行動”這樣的名字，來表明戰爭科學正處於十字路口，而這一測試將指明前進的道路。
為了與原子彈驚人的破壞力相匹配，十字路口行動被定為一次大規模軍事任務。美國海軍誇口稱：這是有史以來開展的最大規模的實驗。統計數字也令人震驚：四萬兩千人，二百四十二艘船，一百五十六架飛機，七百五十台攝影機，五千個壓力計，兩萬五千台輻射記錄儀，以及兩顆原子彈—第一顆將從飛機上投下，第二顆將在三周後從水下引爆。
所有的這些軍事力量，就這樣突然降臨在南太平洋的那個風景如畫的比基尼環礁—進行實驗的地點上。比基尼當地的居民，一群從戰爭中幸存下來，沒有受過任何嚴重影響的原住民，被告知他們必須離開。他們得到了模棱兩可的承諾，說當美國政府完成實驗後，他們就可以返回這裏生活（如今他們仍在等待）。
與軍官和水手們相伴的，是一大批研究者，因為十字路口行動既是軍事實驗，也是科學實驗。核物理學家、化學家、數學家、光譜學家、X線學家、生物物理學家、生物學家、獸醫、血液學家、水產捕撈學家、海洋學家、地質學家、地震學家，以及氣象學家悉數到場。陪伴研究者的是堪比“諾亞方舟”[1]的動物大軍：五千隻大白鼠，兩百隻小鼠，六十隻豚鼠，二百零四頭山羊，以及兩百頭豬。動物們將要作為人類船員的替身，被轉移到目標艦船上。它們將揭示一次原子彈襲擊可能造成的死亡率，以及船員可能遭受的各種傷害。
對動物的使用在公眾中間激起了廣泛的抗議。超過九十人寫信給海軍，提議讓人員登上目標艦船，以取代動物。誌願者是一群形形色色有自殺傾向的人，有著喜歡被炸死的念頭。其中很多是本來也不會活多久的老人，還有一群人是聖昆丁監獄死刑名單上的犯人。一位寫信者要求：如果軍方接受他的服務，不要把他的名字公之於眾，因為他不想讓公眾認為他瘋了。一份解密的報告稱：為了測試的目的，事實上人類會“比動物更令人滿意”。然而，研究者拒絕了所有的人類誌願者。
在單純被炸之外，一些動物被用來滿足更具體的實驗目的：有幾個品種的小鼠，經過培育後具有更大或更小的患癌概率，被生物學家用來測量炸彈在致癌方麵的屬性；醫生們在其他動物身上塗上厚厚的乳液，模仿人類的發型剪掉它們的毛發，或者給它們穿上軍隊製服的仿裝，以及“防閃光”的套裝。用來測試不同的乳液、發型和織物在防輻射方麵的屬性。在心理學家的要求下，幾隻表現出神經症傾向的山羊被一並帶上了船。
在比基尼，患神經症的山羊是唯一專門為心理學實驗準備的動物。1947年，十字路口行動的官方報告《比基尼的核爆》發表。報告謎一般地解釋說：山羊被安排在那裏，因為研究者想弄清“劇烈的爆炸現象”會對山羊們神經症的傾向有怎樣的影響。實驗的想法是將山羊放在一艘離炸彈落點足夠遠的船上，以確保它們不會在最初的爆炸中死亡，但又要離得足夠近，以獲得完整的影響效果—能夠感覺到炸彈的熱浪吞噬它們呼吸的空氣。
參與行動的一位資深放射學家理查德·格斯特爾，隨後在《星期六晚報》發表了一篇文章，介紹了自己在比基尼的經曆，並做了一段簡短的說明，來描述這些山羊參與實驗的目的。他透露：“康奈爾大學的研究者們親手選出了實驗的山羊，它們被安排在現場，這樣科學家們就能夠看到核爆對它們的神經係統會造成什麽樣的影響。通過這樣的方式，或許也就能知道人類在精神崩潰和驚慌失措方麵的易感性。”換句話說，這是對恐懼的實驗。這些敏感的動物將被迫注視呼嘯的原子巨怪，從海麵高高升起七英裏，而科學家們將觀察它們的反應。研究者想要弄清，並觀看它們無法理解的原子災難，會不會即刻令這些山羊墜入瘋狂的深淵。
士兵敏感的心髒
從來沒有科學文章詳述神經症山羊實驗背後的緣由，也從來沒有記者調查過它們為何出現在比基尼。
如果不是官方報告和格斯特爾的文章中簡短地提及這些山羊，我們甚至不會知道它們的存在。它們閑逛著走上十字路口行動嚴肅的舞台，挑釁地咩叫著，然後就這樣從視線中消失。為此，人們很容易就把它當成一個，由某位不知名的心理學家為原子彈測試設計的一次性的古怪實驗，從而置之不理。但是事情並非如此。在此之前，曾存在一整段的科學研究曆史，這段背景不僅解釋了為什麽研究者會擔心核爆可能引發“精神崩潰和驚慌失措”，同時也解釋了為什麽專門選擇山羊作為實驗對象。為了解這段曆史，我們有必要跳回到幾十年前—比基尼原子彈爆炸之前，當時醫生們第一次注意到一個令人擔憂的現象：現代戰爭的殘酷條件似乎造成了士兵們集體發瘋的現象。
戰爭一直如同地獄一般殘酷，但是在19世紀中期，由於軍事科技的發展，戰爭明顯變得比以往更加殘酷。在美國南北戰爭的殺戮中，軍醫開始注意到一種奇怪的新型患者出現在醫院裏。這些士兵外表看起來很健康，沒有明顯的傷勢，但是他們的情況顯然不太好。他們展現出諸如呼吸短促、嚴重的疲乏、心悸等症狀。事實上，這些人幾乎無法維持正常的身體機能。雅各布·曼德斯·達科斯塔醫生針對這些士兵開展了一項研究，並得出結論，他們患上了某種形式的心血管疾病。他說他們“心髒脆弱”。他的同事們稱之為“士兵的心髒”。
在一戰期間，大屠殺的戰場轉移到了歐洲，槍炮以及毒氣的受害者不斷湧進醫院。但是與美國人之前發現的一樣，有許多士兵，身體看不到明顯的傷處，卻仍然完全喪失了行為能力。他們控製不住地顫抖，不管吃下什麽都會吐出來，而且還大便失禁。這類病患的數量之多令醫生們感到不安。這些發抖的士兵占了病房所有病例的10%。醫生們現在開始懷疑他們患上的不僅僅是心髒的疾病，而是某種神經崩潰或者精神癱瘓。現代戰爭的恐怖—蜷縮在戰壕中，無助地暴露在炮彈爆炸、警報，以及俯衝轟炸機的威脅之下—似乎超出了一些人的承受能力。戰爭使人發瘋。醫生們為這個病想出了一個新名字“炮彈休克”。
這種病有了名字是件好事，但是將軍們想知道的是，怎樣治愈這種病。軍隊裏大量的士兵沒有出現顯著的身體原因，卻依然無法戰鬥。那麽，這些人如何才能被醫治好，重新派到前線呢？關於這個問題醫生們並沒有答案。他們能做的也不過是把最嚴重的病人送上回家的船，讓他們“爛”在精神病院裏，並催促那些不那麽嚴重的病人自己振作起來。將軍們出手相助，宣稱如果任何人想要當逃兵，就會被槍斃。
戰爭終於結束，似乎戰士們的這一問題也被解決，但是二戰又打響了，隨著二戰的到來，炮彈休克又回來了，而且變本加厲了起來。現在不光是士兵遭受到了戰鬥神經症的折磨，就連平民也因為身處持續的空襲警報和炸彈襲擊的壓力之下，開始出現精神崩潰的情況。
急切地想要做些什麽的軍醫們，找到了更適合的治療方法。在現代科學心理學的指導下，他們確信能夠以某種方法打敗精神恐慌這一不可見的敵人。他們將手伸進心理學的工具袋，然後拿出了解決方案。
最明顯的治療方法是停止轟炸和流血，但是這當然不在選項之內。心理學家轉而想出了一種在士兵步入戰場之前，就令他們“免疫”於戰爭恐怖的辦法。這一理念源於人們不會對自己習以為常的事物感到害怕，而不害怕就不會遭受精神崩潰。在研究者的指導下，英國軍隊建造了“戰鬥學校”，在那裏士兵們用真槍實彈受訓，廣播裏播放著戰爭的音效。這些學校的理念包含符合常識的核心。
在戰鬥訓練中，將士兵暴露在更真實的環境中確有道理。但很快戰鬥學校的存在導致更為激進的想法出現—仇恨訓練。
仇恨訓練的理念在於，熾烈的憤怒會使一名士兵不受恐懼的影響，其效果比單純習慣於戰鬥場景要好得多，由此可以保護士兵免受神經症的侵擾。給多家媒體寫稿的專欄作家埃爾尼·派爾這樣總結道：“航空軍醫說，如果一個人心中燃燒著對敵人強烈的恨意，他能夠飛得更好，戰鬥得更好，存活得更久。因為這樣他就會超越自我，暫時成為一個狂熱者，不會為自己可能麵臨的死亡而感到憂慮。”
英國仇恨訓練學院於1942年4月建成。參與訓練的軍官會被帶入一間“仇恨房間”，在那裏，他們會看到展示敵軍暴行的照片—腐爛的屍體，挨餓的人群，患病以及死去的俘虜。他們觀看綿羊在屠宰場被屠宰，然後在全身塗滿動物的鮮血，一邊塗一邊狂怒地大喊。他們攻擊人形的氣球。在他們把刺刀刺進去時，氣球爆炸，濺他們一身血。他們匍匐著爬過泥地，穿過仿真詭雷，教官在他們身旁邊跑邊嚷：“繼續，繼續，殺，殺……仇恨，殺，傷害……仇恨，殺，傷害！”
關於仇恨訓練的新聞令英國公眾不安。倫敦的《新政治家》雜誌將這種概念標注為“缺德的胡話”，譏諷它為“一係列實驗，設計用來生產對整個世界的仇恨和嗜血情緒，就好像（士兵們）是巴甫洛夫的狗[2]一樣”。教士兵們學會仇恨也不大像英國人行事的風格。畢竟，英國人不應該是這場戰爭中的好人嗎？很快人們就發現，訓練反正也得不到預期的效果—它令士兵們感到抑鬱而非令他們充滿鬥誌—於是軍方悄悄地關閉了仇恨訓練學院的大門。
仿真閃電戰
即使仇恨訓練有效，也不過是預防措施而已。它對那些精神已經崩潰的人毫無用處。特別是，在1940年不列顛之戰期間，德軍用炸彈轟炸英國城市，造成數千名男人、女人和孩子神經崩潰，它幫不了他們。為了治療這些現有病例，軍隊的心理醫生F.L.麥克勞克林和W.M.米勒提出了“去條件反射”的理論。其想法與使士兵免疫於戰爭恐懼的概念相仿，但這將是在戰爭恐懼已經成為事實之後使之免疫。醫生們假設病患可以通過熟悉感去除恐懼。他們會將病患安置在安全的環境中，讓他們聽令其害怕的聲音—空襲的尖嘯聲（或被稱為“呻吟米妮”）、步槍的發射聲、炸彈的爆炸聲。很多病人太過緊張，就連房門的吱嘎聲也會讓他們陷入慌亂尖叫的狀態，但是醫生們希望，不斷重複地暴露在這些攻擊性的聲音中，能夠很快使他們脫敏，不再產生恐懼的反應。
由於缺乏聲音設備，麥克勞克林和米勒一開始用一個小型便攜式戰場警報器和“各式各樣的錫盒和棍子”來模擬戰場的聲響。這些嚐試並沒有在患者那裏引起多少反應。但隨後，他們得到了由英國廣播公司的技師安在全國各地的麥克風而錄下的德國轟炸時真實戰場的錄音。這些錄音被證明有效得多。午夜，在光線調暗的醫院病房，醫生們播放尖嘯的警笛和持續不斷的槍聲。病人們從他們的房間裏尖叫著跑出來，但是醫生們仍然繼續播放。他們站在被恐懼襲擊的患者身邊，握著他們的手，耐心地重複著這句話：“這些不會傷害到你。”他們的耐心得到了回報。幾個月後，研究者發現“小孩子通過錄音‘去條件反射’的效果太好了，以至於他們到了真實的轟炸環境中，仍然繼續玩他們的玩具”。不過，也許這治療稍微有點兒過頭了。
盡管醫生們可以再現戰場的音效，但醫院病房的環境卻不夠真實。麥克勞克林和米勒想知道，如果在更真實的環境中會發生什麽，因此他們安排了一次大規模的現場實驗。1941年9月，他們帶領一群受爆炸驚擾的神經症患者—包括男女老幼—進入到倫敦的一個地下防空洞。在那裏他們給患者播放“仿真的空襲轟炸聲”。揚聲器放出炸彈爆炸聲和空襲警報的尖嘯聲。出席實驗現場的一位《聯合報》的記者對場景做了描述：“聲音在黑暗的地下室越來越響。槍聲不斷響起，接著是大炸彈爆炸。槍聲又繼續。更多的炸彈爆炸。隨後響起火焰的劈啪聲。接著消防車的聲響加入了進來，其他聲響繼續著。”
記者拿著一盞手電，晃過黑暗的地下室，看到了很多緊張和焦慮的麵孔。但是，並沒有人暈倒或者大叫。所有人都保持著平靜。因此研究者放大了音量。仍然沒有人神經崩潰。高興的研究者宣稱這一實驗證明了他們的理論，即所有人都可以通過暴露在“仿真閃電戰”的聲音裏，從而轉變為在空襲時對恐懼免疫的狀態。
在美國，醫生們沒有像歐洲的同事那樣，遇到平民被炸彈驚嚇的問題。然而，美國軍方確實也在南太平洋開了一家類似的“戰鬥噪音學校”，由海軍中校烏諾·赫爾格鬆領導，讓經受戰鬥創傷的士兵在此康複。赫爾格鬆將焦慮不安的士兵置於戰壕、地洞和掩體中。隨後，正如《針對急性戰爭神經症的緊急治療手冊》中所述，他讓他們聽“模擬低空掃射，地麵礦井爆炸，以及仿真的俯衝轟炸攻擊聲”。一旦被認定已獲治愈，這些人就會被送返戰場戰鬥。很遺憾，治愈的統計數據最後並沒有公布。
通過實驗患上神經症的動物
說到底仇恨訓練和去條件反射，還是人們為了應對令人不知所措的情況，而做出的孤注一擲的、臨時性的嚐試。
但是在休戰期間，研究者曾偶然發現一種現象，希望可以通過這種現象，更好地理解戰爭神經症，並用更好的方法來治療它。他們發現有可能通過實驗手段，使動物患上神經症。在實驗室中，動物們可以被有效地轉變為焦慮不安的患病動物。研究者們猜測，這樣的能力將會使他們能夠以一種更可控的、係統的方式分析神經症。正如1950年《大觀》雜誌在一篇文章中就這一主題所說：“通過令動物—比人類更簡單的生物—患上精神失常，科學家現在有了研究這種病的簡單方法，其發現不會再因為複雜的人類情緒而出岔子了。”
俄羅斯的研究者伊萬·巴甫洛夫是通過實驗令動物患上神經症的第一人。巴甫洛夫以他在狗身上做的條件反射方麵的工作而聞名，因此，他獲得了1904年的諾貝爾獎。他訓練雜種狗將鈴鐺的響聲與食物的到來建立聯係。很快他發現，鈴鐺的響聲使狗因為期待食物而流口水，不管他是否給它們食物。流口水的反應成了他可以控製的事，他製造了條件反射。
1917年前後，巴甫洛夫正在進行一項條件反射的變體實驗。他訓練一條狗，讓它每次看一個圓形時，都期待肉粉的到來。如果巴甫洛夫給它看的是一個橢圓，這意味著沒有肉粉。巴甫洛夫逐漸將圓形和橢圓畫得越來越像，直到狗無法分辨兩者的差別。狗變得困惑。不知道該期待什麽了。到底有肉粉還是沒有肉粉？在無法承受這種無從知道的挫折感之下，它精神崩潰了。它狂叫著，瘋狂地扭動著身體，啃咬周圍的設備。巴甫洛夫寫道：“它展現了急性神經症所具有的所有症狀。”
在美國，幾個巴甫洛夫的學生隨後在其發現的基礎上又擴展了研究。20世紀30年代，在約翰霍普金斯大學工作的威廉·霍斯利·甘特將他的狗尼克變成了精神失常的動物。
他使用與巴甫洛夫相似的實驗安排。甘特告訴尼克，為了得到食物，它必須區分由節拍器製造的兩種不同的音調。一旦尼克掌握了這一技能，甘特就開始使音調越來越相似，直到最後尼克無法區分兩者。就像巴甫洛夫的狗一樣，尼克很快陷入了急性神經症的狀態。一開始，它隻是展現出不安定的跡象—哀鳴、喘息、劇烈地哆嗦。但隨後，它開始徹底拒絕在任何條件下吃斯普拉特牌的狗糧—在實驗過程中提供給它的狗糧品牌，而隻吃普瑞納康多樂牌的狗糧。
甘特發現有趣的是，隨著時間推移，尼克的神經症行為變得更為明顯了，盡管它已經被移出了實驗環境。在音調訓練近三年後，每次尼克一被帶到實驗室，它都會開始恐懼地小便—在通往實驗室的電梯中，在實驗室外麵的走廊裏，在實驗室裏，大約一分鍾就要小便一次。一年後，排尿行為發展成了“不正常的性**”，每當尼克遇到任何能令它想到音調訓練的東西時，都會產生反應。就連在實驗室外遇到甘特本人時—比如在農場—這條狗也會迅速“明顯**”然後**。甘特充分利用了狗的這種情況，經常向來訪的同事展示這奇怪的招數。甘特隻不過才剛剛啟動節拍器，尼克就迅速因為恐懼而**。甘特興奮地寫道：“我們可以放心地相信尼克，它每次都會照常演示的。”
另一位巴甫洛夫的學生，霍華德·斯科特·利德爾博士成了康奈爾大學的一位教授。1927年，他開始將巴甫洛夫通過實驗使動物患神經症的方法用在了山羊身上。為了使山羊患上神經症，他首先在山羊的前腿上綁了一根電線，這樣可以給它一次輕微的電擊。隨後他用一台電報響碼器[3]的哢嗒聲，來警告山羊即將到來的電擊。哢、哢、哢、哢、啪！當他一天重複二十次這個過程，並每隔六分鍾重複一遍時，一隻山羊很快會顯出焦慮的跡象，但如果他每隔兩分鍾就重複一遍警告和電擊，山羊很快就會進入“緊張性麻痹”的狀態，身體的每塊肌肉都緊繃著，綁著電線的前腿僵直地向前伸著。實驗結束後，山羊會趔趄著走出實驗室，盡管它們的腿並無物理上的問題。當它們回到戶外時，它們走路的姿勢會正常起來。《大觀》雜誌的記者見證了利德爾的一次山羊實驗：
當電擊來臨時，山羊跳了起來。沒有提前預警的電擊，即使無限期地繼續下去，也不會讓它“神經緊張”。但是當引入了警報信號—這時麻煩就來了。聽到鈴聲或者看到閃光，它就會積累緊張和焦慮的情緒。當這種事經常性地發生，它就精神崩潰了。就像緊張的辦公室職員經常會麵臨職場的焦慮和衝擊一樣，山羊被難住了，它很困惑，夜不能寐。它變得神經質、膽怯，躲避其他山羊，變得容易過度激動。
利德爾推測，這就是神經症的秘密。並不是電擊引發了精神崩潰。是對電擊緊張的預期，忍受一個小時接一個小時的焦慮，知道下一次電擊很快就要發生的折磨引發了病症。這一發現可以被直接用來對抗神經症。“把戰爭神經症想成實驗神經症，”利德爾寫道，“可能會被證明是有用的。”利德爾想象他實驗室裏這些因為等待下一次電擊而恐懼得僵住的山羊，與蜷縮在防空洞裏的人們，以及擠在掩體裏等待下一次炸彈爆炸的士兵之間，有著某種聯係。兩種情況下，都是這種單調的、持續的壓力最終令他們精神崩潰的。
1937年，康奈爾大學給了利德爾一百英畝土地，供他開農場研究動物行為。當地的報紙把它稱作“焦慮農場”。就像某種奧威爾式[4]的幻想鄉一樣，這裏居住著利德爾實驗室中患神經症的實驗對象：神經質的豬阿基裏斯在農場中閑逛，身邊是患神經症的山羊荷馬。《聯合報》的一篇關於農場啟用的文章向讀者保證，那些受了刺激的動物會服務於有意義的目的。它們將“模擬人類社會，去發現神經緊張、精神病，以及行為不良的起因和治療方法”。
到了20世紀40年代中期，利德爾誇耀說自己具有這樣的能力：“隨機選擇一隻綿羊或山羊，就能自信地預見到當受到嚴格、短暫的調理後，它們會患上哪種實驗室神經症。”利德爾還用農場上的狗、豬和兔子做實驗，但是他比較偏好綿羊和山羊。他說：“狗和豬‘在行為上過於複雜’，兔子又‘太過簡單’，而綿羊和山羊則恰到好處。”
比基尼的神經症山羊
在了解了利德爾實驗的科學背景之後，將神經症山羊送到比基尼的邏輯也就清楚了。軍醫們深切地擔憂原子彈可能造成的心理影響。原子彈的名氣在廣島和長崎爆炸發生後的一年裏越來越大，人們幾乎要以為它有超自然的力量了。認為蜷縮在蘑菇雲下一小會兒與躲在掩體中數周相當，都可能遭受到的精神恐懼，這一想法似乎也不無道理，而且這可能會即刻引發神經症。而且如果軍方打算派士兵打一場原子戰爭，那麽他們需要知道士兵們在戰場上會做何表現。所以利德爾的神經症山羊將為此提供答案。它們將作為人類士兵的替身。於是，有證據顯示，美國軍方要求利德爾博士，瘋狂山羊的專家，親自選擇幾隻山羊供他們使用。他選擇了那些眼中閃現出不安神情的山羊，那幾隻尤為敏感的，最可能看到原子彈而有所反應的動物。
在山羊們得到了利德爾的批準，認證它們是徹底的神經症山羊之後，它們被從舊金山的康奈爾大學運走，送往比基尼。在1946年6月的最後一周裏，水手們將它們挪上了目標艦船—尼亞加拉號，並停靠在距離爆炸點兩英裏的地點。研究者們接著安好做了保護措施的電影攝影機，並將它瞄準其中一隻山羊，記錄它的反應。最後，他們就等著原子彈投下的那一刻了。
1946年7月1日早晨，一支B—29超級堡壘轟炸機攜帶著“吉爾達”—長崎式原子彈的名字—從誇賈林環礁的島嶼起飛。全世界的人都聚到收音機前，收聽這一事件的現場報道。隨著轟炸機起落架的輪子脫離跑道，一名記者宣布：“飛機升空了。原子彈現在就在空中，在前往比基尼的路上。這是曆史上最偉大的實驗，最具爆炸性的實驗！”
在投彈的一小時前，收音機的聽眾們開始聽到不祥的“嘀、嗒、嘀、嗒”聲。這是目標戰艦賓夕法尼亞號上搭載的自動發報機，在播放一台節拍器的聲音。當嘀嗒聲停止，就意味著炸彈已經爆炸。
每過一段時間，都會有軍方的人打斷節拍器的廣播，公布投彈前所剩的時間。“還有十分鍾，還有十分鍾。”隨後，“還有兩分鍾，還有兩分鍾。”大概在比基尼時間上午九點，聽眾們聽到：“投彈，投彈，”緊接著就是，“聽吧世界，這就是十字路口行動！”
原子彈從天空墜下。一開始的幾秒裏，它沿著幾乎與飛機平行的路徑滑行，隨後它開始向下轉向，以三百英裏每小時的速度下墜。在環礁上空五百一十八英尺處，它爆炸了。
球形的衝擊波迅速穿透大氣層。一開始以一萬英裏每小時的速度擴張，但是走了三英裏之後，它降到了與一陣狂風相當的速度。同時，一個巨大的火球在水麵上形成。幾秒鍾裏，它放出極明亮的光，強光中略帶藍色的光芒，隨後它向上形成巨大的蘑菇雲，就在五分鍾之內，達到了超越珠穆朗瑪峰的高度。
海軍軍官緊張地等待了四個小時，然後，把對輻射的擔憂拋在一邊，派出小船前去調查破壞情況。他們必須知道—有多少戰艦沉了！
在最靠近爆炸點的地方，水手們靜靜地駛過曾經的戰艦如今燃燒的殘骸和扭曲變形的鋼板，但是從海軍的角度來看，盡管還有許多船隻已經無法開動，但好消息是，隻有五艘戰艦沉了。最遠的那些船隻，比如尼亞加拉號，隻受了最低程度的損壞。海軍鬆了一口氣。也許原子彈也沒有那麽恐怖。有些憤世嫉俗的人後來評論道，也許原子彈把整個艦隊都擊沉會更有益於世界和平一些。
爆炸炸死了10%的動物。水手們即刻著手工作，尋回那些幸存的動物，將它們送回到實驗艦—伯利森號上。人們登上尼亞加拉號，將神經症山羊從圍欄裏放出來，並抓緊將拍攝了羊的行為的攝影機膠卷送回去衝洗。在伯利森號上的一間暗房中，研究者聚在一起，觀看發生了什麽。山羊抬頭注視過蘑菇雲嗎？頭腦瘋掉了嗎？理查德·格斯特爾描述了研究者們在閃爍的屏幕上看到的奇怪場景：“當膠卷衝洗過之後，它展現了山羊在爆炸前平靜地吃草的畫麵。在爆炸發生瞬間，屏幕上出現了飛過來的物體；隨後，畫麵再次清晰後，可以看到山羊還在安靜地吃草，沒怎麽受到打擾。”
十字路口行動的官方報告提供了相似的描述：“山羊是鎮定從容的動物……照片提供了清晰的畫麵，展示山羊在衝擊波襲擊、殘骸紛飛時不受打擾地嚼著草的樣子。”
換句話說，海軍放的大型焰火，完全沒有打擾神經症山羊們。它們看起來並沒注意炸彈的爆炸。當有草可嚼的時候，誰會去在乎什麽原子彈呢！
山羊沒有反應的結果，可以用不同的方式解讀。也許山羊天生就是呆笨的動物，並不適合用於這次實驗。或者也許這些山羊內心已經極為緊張，就連爆炸的原子彈也無法打擾它們強迫性的嚼草行為。但對於海軍來說，它們毫無興趣的反應和艦隊很大一部分艦船撐過了爆炸兩件事加在一起，似乎是絕好的消息。“沒有昏倒，沒有精神崩潰。”格斯特爾在他的文章中誇口道。這裏他想說的是，一場原子戰爭不會造成任何難以克服的心理問題。如果神經症山羊都可以應付原子彈，那麽士兵和平民當然也可以做到。
在實驗之後的日子裏，一種幾乎可謂輕浮的逞能心態攫住了美國海軍。引爆原子彈之前人們心中累積了如此高的期待，以至於任何重要程度比不上天堂大門被打開，或者著起末日之火的結果都一樣令人失望。在粗略的檢查之後，看到損毀的情況沒有像預想的那樣嚴重，海軍軍官采取了類似山羊的行動—表現得仿佛原子彈不算什麽大事一樣。海軍上將布蘭迪調查了艦隊燃燒的殘骸，然後輕蔑地宣稱他見過許多受神風特攻隊攻擊的艦船，損毀程度要比這嚴重得多。盡管放射學家警告說這些艦船“比地獄還熱”，但水手們還是成群結隊地登上了其中一條實驗艦，而且還膽大地圍繞著環礁航行，作為一種力量的展示。從美國海軍處得到暗示的一位《基督科學箴言報》記者嗤之以鼻道：“原子彈明顯是一種被過分高估的武器。”顯然，美國海軍當時沒能意識到，輻射不一定當場殺人。它可能會花數年，甚至數十年，來釋放它的破壞力。但是美國海軍很快就從實驗動物那裏上了一課，了解到了輻射的力量。盡管90%的動物都活過了最初的爆炸，但兩周後一位軍醫卻向《聯合報》一位記者承認，這些表麵上的幸存者，現在正“大批死去”。
那些神經症山羊也因為輻射病死了嗎？我們並不知情。事實上，它們在比基尼之後的命運是一個謎。答案可能隱藏在十字路口行動大量的技術文件之中，沉睡在位於華盛頓市的國家檔案館中，仍然未被人發現。絕大多數幸存的動物都被送回了美國的實驗室，以開展後續的研究。很有可能神經症山羊最終回到了康奈爾大學的動物行為農場，在那裏它們與神經質的豬阿基裏斯一起嬉戲著，度過它們最後的日子。
公眾多半無視了比基尼動物們緩慢的死亡。人們更樂於關注令人愉快的說法：原子彈並不像之前看起來的那樣可怕。這一無憂無慮的態度的終極標誌就是實驗後不久首發的“比基尼”時裝。這片遭到輻射的環礁把名字給了一種暴露的、兩件套的泳裝，該泳裝的發明者是法國工程師路易·雷亞爾，他誇耀說任何女性穿上他設計的這一時裝，都會引發人們在觀看原子彈爆炸時一樣的反應。顯然他沒聽說過那些無動於衷的山羊的事。
然而，並不是人人都忽略了那些動物。1946年7月22日，美國聖費爾南多穀山羊協會，在北好萊塢的費爾南吉利斯公園裏組織了一場儀式，向那些在比基尼犧牲生命的山羊致敬。協會成員牽著他們自己的山羊出席。儀式最開始的計劃包含吹響葬禮號，國旗降半旗，但是退伍老兵們認為山羊配不上這樣的榮譽，在他們的抗議下，協會將儀式簡化為單純的靜默片刻。在這短暫的片刻中，協會的成員們靜默地站在那裏，手放在心口。山羊們以它們獨有的方式表達尊敬—它們在公園裏閑逛著，一心一意地啃著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