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新事物：第一個希臘城邦
我20多歲的時候曾在古斯巴達附近的一處考古挖掘現場當誌願者。每天破曉時分，導師都會開著吉普車帶研究生們去鄉間的半山腰。車隻能上到這裏，接下去，我們就穿過一片茂密的、藏匿著毛毛蟲的黃色大戟類植物徒步走到考古現場。
到了那兒，我們所有人，甚至視力最不濟的人，都對眼前所見驚歎不已。挖掘現場位於沿著大河穀綿延的小丘之巔。瞬時，我們腳下便出現了一片灰綠色的橄欖樹的海洋。河穀對岸不遠處聳立著白雪覆蓋的雄壯山脈。凝望著大自然的鬼斧神工，不止我一個挖掘者開始習慣性地浮想聯翩，渾然忘了本該收拾自己這個小小的發現。
山頂，古老的磚石環繞著一堆天然岩石，這就是我們的勞動成果。我們正挖掘一個斯巴達聖殿遺址。自公元前8世紀後的六個世紀裏，古斯巴達人一直不辭辛苦地來此紀念荷馬筆下特洛伊戰爭中的主角、在他們心目中占據著重要地位的一對夫婦。公元前7世紀的一名祭拜者獻上了一隻嬌小可愛的青銅香水瓶，上麵用本地文字刻著“墨涅拉俄斯(Menelaus)的海倫”[21]。斯巴達人認為，這裏就是被特洛伊王子搶走的斯巴達國王之妻、美麗的海倫的墓地。根據荷馬的講述，正是特洛伊王子的這個舉動給了希臘人進攻特洛伊的正當理由。
在斯巴達人看來，海倫和墨涅拉俄斯的故事不隻是個美麗的傳說。考古學發現顯示，在古風時期，這一代的居民曾在若幹個他們心目中遠古英雄的墓地獻祭。希臘人信奉神祇，也相信世上有半神——他們是遠古時代光榮死去的勇士，若得到合適的禮品和獻祭，便會在陰間幫助凡人。因此，這種行為具有宗教意義。男性半神的通稱翻譯過來就是“英雄”。此外，還有“女英雄”。
學者們認為，這體現了古風時期新興的希臘社群對與本地早期居民攀親帶故的渴望。這些社群或許以一個或更多村莊為中心，居民以務農為主。周邊土地上的作物、牲畜、野生動物和自然資源為他們提供了衣食住行所需。
有專家提出，公元前9—前8世紀的希臘人口迅速增長。此處涉及一個頗有爭議的問題：考古學家在希臘某些地方發現，那一時期的兒童墓地數量顯著增長，且嬰幼兒的死亡率似乎與人口的增長成比例。這個問題非常複雜，在此難以展開細說。
倘若人口增長造成了土地資源壓力，勢必會增加社群保護其領地的動力。麵對周邊外來者對某片土地權利的主張，本地居民可能會在祖先墓地的祭祀活動中“表演”那些據說是曾經生活在此的先民們的傳統。這其中傳達的信息是：“我們是原住民。”
另一種可能性是，暴力入侵者試圖通過尊崇昔日的地方主宰的方式對該地的原住民實施懷柔統治。這種假設符合斯巴達人的情況。他們自稱是多利安希臘人的後代，在特洛伊戰爭之後遷居到伯羅奔尼撒。根據後世希臘人的記述，這些多利安人曾使用武力對抗當地居民。通過選擇在方圓數英裏之內相當醒目的地點來崇敬墨涅拉俄斯和海倫——特洛伊戰爭時期當地的多利安統治者，後來者也可以試著與早先的居民建立起關係。可以說，這一招類似於“大棒加胡蘿卜”政策。
公元前650年左右刻在石頭上的一段古希臘銘文首次記載了某個城邦(polis)和當地政務的運作。與數百個希臘城邦中的大多數一樣，克裏特島的古德萊洛斯(Dreros)在希臘曆史的長河中顯得既微小又無足輕重。它更像是一個控製著周邊河穀的大村莊，如今則隻剩下漫山橄欖樹。
雖然在當時，擁有若幹公共建築和一個集會廣場的德萊洛斯算得上莊嚴雄偉，但絕對不是現代意義上的“城市”，也不具備相應規模的人口。德萊洛斯的自由民或許從來沒有超過幾百人，其中有20至40人可以算作富人和貴族。此地之所以能引起考古學家的濃厚興趣，主要是得益於它坐落在克裏特東部山區岩石林立的半山腰上，因而保存相對完好。
清開古老的蓄水池，考古學家們發現了一塊刻著銘文的灰色巨石，上麵記載著本地政府的一項決定：
願天神保佑(？)[7]。城邦已做出如下決定：某個男性成為秩序官(Kosmos)後，在任期滿後的10年之內不能再次出任該職位。否則，無論此人以秩序官的身份做出何種判決，都應受到質疑。此外，他將終生失去從政的權利，他以秩序官身份實施的任何行為均無效。秩序官、達米奧依(Damioi)，以及城邦20人會議都應起誓。[22]
這段銘文使用了與古風時期的詩歌不同的行文方式，不像能將聽眾帶入超自然世界的詩韻，而更像散文。簡潔明了的平鋪直敘符合銘文的特征。這是一條成文法，是現存最早的古希臘成文法。
由銘文可見，公元前650年左右的德萊洛斯是一個自行立法、實施自治的小共和體。它對處理爭端和任命公共官員有一套明確的、常規的安排。此類公共官員稱為秩序官，在固定任期內充當法官的角色。該法律可能是應權力濫用事件而生。或許，曾有一名貴族秩序官牢牢把持審判權，沒有按規定將權力交給繼任者。
這項法律旨在通過懲罰和剝奪出任公職資格的方式來遏止此類行為再次出現。德萊洛斯的民眾大概都支持該項法律，將其視作阻止地方貴族過分膨脹的方法。貴族們或許也讚同，因為它確保了公職的有序交接，滿足了他們的政治野心。書寫使得這個微不足道的共和體能將共同決議刻入不朽的石頭，讓所有識字的人都能讀到，從而顯得更持久、更莊重。
古希臘曆史上的各個時期都籠罩在戰爭的陰影之下。反映各城邦間關係的古老傳說均與戰事有關，這絕非偶然。希臘文書記載，很早以前在優卑亞近海島嶼上曾發生過一場大戰。最早提及該戰爭的文字是一段對創作於公元前7世紀、業已失傳的詩歌的引述，通過它，我們可以大致推測戰爭爆發的時間。引述沒有提到平民士兵射箭或投石，而是描述了貴族的劍術，稱“那些善使長矛的優卑亞貴族訓練有素”[23]。兩個世紀後，雅典曆史學家修昔底德也寫到了早年的戰爭：“幾乎所有的戰爭都是兩個城邦之間的單打獨鬥，唯獨早年發生在卡爾西斯(Chalcis)和厄律特利亞之間的戰爭是個例外，希臘其餘城邦都分別加入了雙方陣營。”[24]這位古代曆史學家在此暗示，那些同克裏特的德萊洛斯相比規模較小的希臘城邦，除了與兩大城邦中的這個或那個結盟之外，幾乎沒有其他選擇。這種狀況將在後來的古希臘曆史中反複重演。他暗示，卡爾西斯人和鄰近的厄律特利亞人之間的戰事乃是因一塊爭議領土而起。希臘第一次“大戰”之前發生在鄰近城邦間的區域戰爭，大約也都是出於同樣的原因。現代學者對希臘古風時代初期人口增長和作為領土象征的墓地崇拜——例如斯巴達的海倫和墨涅拉俄斯之墓——的解釋，符合處於爭奪有限的優質土地資源壓力下的農業社會的圖景。
基督元年前後的一名希臘地理學家更細致地描述了那場戰爭中的貴族角色。他在研究中讀到了大批詩人聚集在卡爾西斯“參加安菲達瑪斯(Amphidamas)的葬禮”[25]的事情。安菲達瑪斯曾讓厄律特利亞吃盡了苦頭，後來在一次奪取利蘭丁(Lelantine)平原的戰鬥中喪生。如今，你仍可以去那片平原遊覽。我們在上一章提到過優卑亞島，它在希臘早期曆史中具有重要地位。借助現代交通工具，從雅典到此地隻需一小時。由厄律特利亞出發，沿著島上綿長的西海岸驅車向北19英裏左右，穿過一片肥沃的平原，就到了如今島上最大的城鎮哈爾基達(Chalkida)，成片的住宅和商業建築坐落在古卡爾西斯遺址之上。
至於那片平原，如今遍布葡萄園、橄欖樹、穀物地和果蔬農場。毫無疑問，這裏就是昔日的利蘭丁。在古代，這片土地足以養活大量人口，值得人們為之而戰。
古代作品中也提到了當時的作戰風格：兩名武士徒步白刃交手。強大的卡爾西斯的安菲達瑪斯好似荷馬史詩裏的偉大英雄，亦如帕特洛克羅斯那樣享受了盛大的葬禮。這留給我們一種印象，當時——公元前7世紀的某個時候——參戰的優卑亞兩大城邦都以貴族為主導。貴族為保護本地社群而戰，當地人則以土地和食物作為回報——至少在荷馬的作品中是這樣描述的。
眾所周知，在人類曆史的長河中，戰爭往往會加速變革。位於羅馬的一家博物館裏陳列著一隻由科林斯(Corinth)的陶匠製作的彩繪陶罐。科林斯是個富有的希臘城邦，控製著連接伯羅奔尼撒與希臘中部的地峽。大約公元前640年，那裏的一名彩繪藝人有意識地描繪了兩支希臘軍隊的前鋒刀兵相對的震撼細節。雙方陣地上，成排成排的戰士以密集隊形伴著號角的曲調前進。他們手執巨大的圓形盾牌，肘部套在盾牌手柄裏，每一排士兵都組成了一堵層層疊疊的盾“牆”。
不少曆史學家認為，這幅作品描繪的是公元前7世紀在希臘大陸上出現的新式作戰風格。它將漸漸取代曾經盛行在利蘭丁平原的以貴族為核心、單個英雄比拚的舊作戰方式。重裝步兵是新戰術的核心，不同於安菲達瑪斯，這些人出身普通階層。利用置於身體左半側的盾牌保護身旁戰友暴露在外的右側身軀，新一代武士們表現出團隊合作精神，這在實戰中可以真正起到挽救生命的作用。在戰場上行動一致的人們，解甲歸田後也可以在政界發出同一個聲音。
社會矛盾在古風時期的一些希臘城邦中不可避免地激化了，雖然其中記錄最完整的例子未必是最具代表性的。大約就在科林斯陶藝達到鼎盛的同時期，一個名叫梭倫(Solon)的雅典人在政界和詩歌領域開始發出耀眼的光芒。他的部分詩作經由其他古代作家的引用得以留存至今。在這些詩文中，梭倫誇耀自己在公元前594—前593年擔任首席執政官期間成功地解決了城邦的社會爭端：
我給予庶民充分的利益，對他們的榮譽無損亦無增；我確保有權有勢者不會遭到不恰當的對待。我亦挺身而出為雙方提供保護，不讓任何一方不公正地淩駕於另一方之上。[26]
後世的雅典人因土地改革而銘記著梭倫，但他們無法真正理解梭倫的成就，因為那個時代是如此遙遠。他們對神秘的“減負”措施有所耳聞，據說該措施減輕了一個同樣遙遠得令人費解的群體——“那些不得不支付六一稅的人”——的痛苦。彼時，農民為了獲得保護須向本地貴族支付報酬，且該做法經過幾代人的時間已經成為固定慣例，以每年產出的六分之一作為稅收繳納。或許，梭倫廢除的就是這種慣例。無論確切的情況如何，我們都可以從梭倫的舉措中感受到古風時期雅典有產階層的重要性和該階層曾經的嚴厲作風，也能看出他們的鬆動是如何使得某些政治權利逐漸擴展至下層民眾的。
古風時期雅典城邦的內政為我們帶來了另一個注定要流傳百世的詞匯。希臘“僭主”(tyrannos)指的是違背憲法的統治者。有些專家將他們與現代獨裁者相比。從古代作家的敘述中可以看出，僭主在古風時期的希臘層出不窮。梭倫之後，僭主統治雅典長達半個世紀。
一如古風時期典型的政治角力，有一名雅典僭主在眾多野心勃勃的貴族及其支持者的較量中登上了權力的頂峰。此人名叫庇西特拉圖斯(Pisistratus)，是昔日的戰爭英雄。他設法說服雅典民眾讓自己擁有私人衛隊，接著領兵占領雅典衛城，將這片岩石林立的地方變成了自己的獨裁堡壘。此後，他雖一度被對手放逐，但終究回到雅典二度成為僭主。
同曆史上大多數強勢者一樣，僭主也是傳奇般的人物，關於他們總是有很多精彩故事。根據一則古老的逸聞，庇西特拉圖斯和他的政治夥伴們將一名異常健美、高挑的雅典女性打扮成全副武裝的女神雅典娜。接著，這名女神的模仿者登上庇西特拉圖斯駕駛的雙輪戰車返回雅典，就好像他帶著女神的祝福重回權力之巔。“傳令官跑在他們前麵，並在他們入城時高聲宣布：‘雅典人，衷心地歡迎庇西特拉圖斯吧。雅典娜賜予他超越所有人的榮耀，並親自帶他回衛城。’”[27]
雅典娜是雅典人的保護神。在當時，也就是公元前560年左右，她那位於衛城的神廟香火不絕。這個故事展現了當時人們的宗教態度。庇西特拉圖斯在行動中既沒有援引任何雅典宗教權威，也不覺得自己的做法對女神有任何不敬。宗教儀式可以出現在公共生活的方方麵麵。不過，這個故事也表明，宗教文化可以被政治領袖操縱。庇西特拉圖斯在宗教上很務實，認為日常生活的意義就在於幫助雅典人適應周遭不斷變化的世界。
富於想象力、勇於創新是古風時期希臘城邦的特點。庇西特拉圖斯鬧劇之後二三十年，一種別出心裁的新思路為另一個希臘城邦帶來了引人注目的結果。這個叫薩摩斯(Samos)的古城邦與雅典一樣，是彼時領土較大、較為重要的三十幾個城邦之一。在後世古希臘人的印象中，那裏不乏各類新鮮事物，其中之一是一條巨大的隧道。修建隧道的工匠們分別從山體兩側開始挖掘，在中途會師，成功挖通了半英裏多長的人工通路，將泉水引入古城。
2015年的一天，我坐在東愛琴海小島薩摩斯的一家希臘小餐館裏，同餐館的主人聊起這項古代工程。這名曾經的工程師不隻表現出本地人的自豪，更解釋了古代薩摩斯人是如何從山巔自上而下利用水平麵確定兩個起始端的。他們可以隨著工程的進行在山體上鑽孔以確認隧道的坡度和垂直率。他的看法是，如果你知道該怎麽做，這項工程就相對比較簡單。因此，薩摩斯人的天才之處在於首創。總得有人先想出這種辦法。
從現代城鎮畢達哥利翁(Pythagoreio)驅車，用不了多久就能到達古薩摩斯人的聖殿遺址。幾個世紀以來，當地人和外來者都在這裏崇拜女神赫拉(Hera)。被時光和後世的古代磚石夷為平地的廢墟隱藏著另一個人造奇跡的痕跡——赫拉神廟。由於建在沼澤地上(希臘人認為沼澤地與赫拉崇拜相關)公元前575—前550年的早期神廟不久便發生了結構性坍塌。最後一次修建過程中，古代工匠們重新利用了早先的石墩。
如今，參觀者仍能通過其中一個石墩領略到當年完美的水平凹槽切割。這種精準唯有使用機器方能達成。薩摩斯的建築師發明了車床，可以一邊旋轉工件(比方說石墩)一邊讓鋒利的工具在工件側麵進行切削。此項新發明成了傳世之作。根據一名顯然被這種車床深深折服的羅馬作家的記述，該機械裝置如此精巧，就連孩子也能親手操作。
先前的薩摩斯神廟之所以倒塌，乃是因為它是一次野心勃勃卻又難免錯誤的嚐試。神廟的占地麵積大約與一個足球場相當。132根林立的柱子每一根都有長頸鹿的兩倍高。為了撐起這個空前龐大的結構，古希臘建築師和石匠們不得不克服各種從未遇到過的問題，工程中的創新嚐試讓建築工地變成了實驗室。
早期的希臘哲學家們生活在薩摩斯附近。近來，該島和土耳其之間窄窄的海峽為移民提供了一條進入歐洲的危險重重的近路。如今的土耳其西海岸在公元前6世紀時是愛奧尼亞希臘人的家園。他們富庶的城市，尤其是米利都(Miletus)，孕育了最早一批西方思想家。
關於古希臘思想，20世紀的英國哲學家伯特蘭·羅素(Bertrand Russell)如是說：
他們(希臘人)發明了數學、科學和哲學；他們是最早放棄用編年史形式記錄曆史的人；他們大膽地推測自然界和生命的終極，不為任何傳統信仰所束縛。那一切如此難以置信，直到不久前，人們仍隻能瞠目結舌、滿懷敬畏地談論著古希臘天才。[28]
羅素將古希臘人譽為西方哲學史的奠基者。他也注意到古希臘人不再用超自然生物和力量解釋萬事萬物，並意識到此舉帶來的長遠影響。如今，想要理解那些世間罕有的希臘哲人的先鋒思想絕非易事。一名荷蘭學者近來翻譯了第一篇希臘哲學文本的僅存片段：
事物由何處生
亦由何處滅，
這便是萬物的秩序；
它們依次執行著判決——
對罪行的懲罰——
循著時間的法令。[29]
這段文字的作者阿納克西曼德(Anaximander)是米利都人。公元前546年時他年屆六旬。羅素認為，阿納克西曼德對宇宙本質做出的論述表達了“公正的概念，即不逾越永恒不變的界限”。另一個幾乎同樣難回答的有趣問題是，阿納克西曼德以及其他早期哲學家闡述其科學、理性的推斷的初衷何在。由於鄰近地區那些更古老的文明社會中並沒有發生這種哲學轉向，專家們便在古風時期的希臘文化和社會內部尋找誘因。
德萊洛斯的銘文法或梭倫的改革都不是威權主義的措施，而是古風時期的雅典微型共和體經過某種形式的公開辯論後確立的規定。如果發言者必須公開呼籲人們支持他們的提議，那麽他們很可能也不得不麵對各種可能的反對意見——比方說同樣來自貴族們的反對，並且他們還要基於理性給出論證。
古風時期的建築師和工程師的實踐發明或許也是激發人們“創造性”思維的一個因素。運用哲學思維的米利都人是否是從東愛琴海的那些宏偉建築中獲取了靈感？在這些早期希臘思想家看來，“理論”問題和實踐問題的解決方案可以融會貫通，正如希羅多德講述的那個關於為國王和他的軍隊設計渡河方案的故事：
大營中的泰勒斯(Thales)用這樣的辦法讓流經軍隊左側的河流也流過軍隊的右側。從軍營上遊的某點開始，他挖了一條半圓形的深溝，這樣，河流就脫離了古老的河道，流入軍營後方的溝渠，繞過軍營後再匯入先前的河床。一旦河流被分成兩股，軍隊就可以從任意一側渡河了。[30]
在阿納克西曼德的時代，還有一項發明徹底改變了希臘世界。大英博物館裏陳列著一批最早的希臘硬幣。其中一枚是一塊指甲蓋大小的貴金屬，上麵刻著一頭凶猛的獅子。這枚硬幣大約於公元前550年在阿納克西曼德的家鄉米利都鑄造成形。愛奧尼亞的希臘城邦從他們的東方鄰居呂底亞人(Lydians)那裏借鑒了這一發明。關於呂底亞人，我們將在下一章再談。自此，愛奧尼亞的城邦迅速開始大量鑄造麵值較小的硬幣，硬幣進入了人們的日常生活。
雖然與如今相比，當時用來鑄造硬幣的金屬與硬幣所代表的價值更為接近，但新的貨幣製度仍要求使用者能將硬幣理解成純粹抽象的價值尺度。首批希臘硬幣的使用者們必須得理解“存在”(硬幣本身)與“表象”(其代表的價值)的區別。
結果，硬幣的使用對早期希臘人的認知發展產生了衝擊，因為它要求人們意識到一種截然不同的潛在事實，一種抽象的、無形的現實。這反過來又影響了那些試圖以單一的、無形的理論為基礎去尋求宇宙新解釋的早期哲學家的潛意識。
也有人試圖尋找第一次哲學思潮與古風時期希臘宗教本質之間的聯係。希臘宗教不著文本，古希臘人從來不相信那些任性的神祇給道德行為定下過什麽規矩。古希臘宗教中也沒有強加的神性，用現在的話說，沒有關於自然本源的“神創論”描述。事實上，撇開神話不談，希臘宗教並沒有多少關於世界本質的內容。這種宗教體係讓希臘人得以相對自由地去探索生命和宇宙。
我們在此要簡單討論一下希臘人爭強好勝的性格，這種性格從他們對運動會的喜愛中可見一斑。在修建神廟的薩摩斯人心中，競爭對手就隔著窄窄的海峽與他們依依相望。正如我們剛剛提到的，他們獻給赫拉的第一座神廟倒塌了。但他們立即著手重建，且規模更大。重建的廟宇——它的一根立柱如今依舊矗立不倒——在尺寸上略微超過對岸愛奧尼亞海濱的以弗所(Ephesus)在不久前建起的超級神廟，這絕非偶然。
古風時期的薩摩斯人和以弗所人曾加入修建神廟的瘋狂競爭。2014年，一名伊利諾伊州的共和黨參議員抱怨說，芝加哥沒有一棟摩天大樓的高度能躋身全球前十，再也算不上世界級的大都市了。希臘人對修建神廟的第一次狂熱就好似如今摩天大樓競賽的古老版本。
從表麵上看，每個古代城邦在文化上都與鄰近的城邦類似——大體相同的種族、語言等等。因此，為了樹立一個社會的集體身份認同，為了能聲稱“我們是薩摩斯人，不是以弗所人”，即便是同樣的事情也得采用不同的方法，當然，要做得更好。若我們更細致地觀察，便會對希臘社會中地方身份的多樣化而驚歎。例如，古科林斯人有自己獨特的一套希臘字母，崇拜本地版本的眾神，形成了自己的法律等等。古風時期的希臘在政治上由眾多分治的小城邦組成，這一狀態本身就是創造和革新的動力。
大英博物館為古希臘豐富的物質文化遺產開辟了一間巨大的展廳。將藏品按照地理位置分類放置，其共性背後的多樣性便展現出來。同時，它也直觀地凸顯了古希臘人共有的探究精神。如果說這間展廳有什麽主角，那就是出自古希臘各地陶工之手的陶器。
每個製造中心似乎都在大致相似的技術、造型和裝飾主題框架下發展出了不同的風格。幾百年後的一名羅馬作家認為，“雅典人科洛厄布斯(Choraebus)是第一個製造陶質容器的人”[31]。那些來自雅典的陶器的確顯示出他們在這門古老的希臘手工業中不容置疑的優勢。
20世紀80年代，一個轟動性事件讓一向安寧團結的古希臘陶器研究領域炸了鍋。兩名英國學者聲稱，雅典製陶業生產的這些精美物件隻不過是模仿業已失傳的、由金匠為“高端”貴族階層製造的黃金和白銀容器。氣氛瞬間緊張起來，因為在一些人看來，這是對雅典陶匠和裝飾藝人藝術原創性的攻擊。我記得在倫敦召開的一場研討會上，辯論雙方劍拔弩張，其中一方有名學者甚至帶了一隻錄音機，記錄下另一方發言人的講話，儼然如警方聆訊一般。
盡管如此，前來參觀這些精妙絕倫的雅典陶器的人們依舊可以真切地感受到彼時彼處古人們奇特而繁複的審美：紅色背景襯著黑色人物圖案，或者反過來，黑色背景紅色人物；畫麵中的男人全副武裝，女人身著織物；人物的腹部、肩部、嘴唇和足部附有插入說明；主題可能是眾神和傳說，也可能是當時的市井圖。
仔細檢視這些展品，觀眾或許會震驚於繪工對人體——更確切地說，通常是衣不遮體或完**露的年輕男性軀體——的明顯迷戀。對男性外貌的公開仰慕是古希臘文化的特點，對此，我們這一代人的態度似乎比上一代人略開放些。我們生活在一個男性美的世界裏，這個世界對男性軀體美過度宣揚，因而也越來越容易對男性軀體形象感到不安。
大英博物館的展品顯示出受商業驅動的古雅典陶器繪工們是多麽渴望提高技藝。這裏有一隻公元前510年的水罐，罐身一側，黑色背景之上描繪了一群近乎**的男性；另一側描繪的四名男性從現代眼光看來則更寫實，有著紅褐色的軀體和黑色的頭發。這種“紅紋”技法在當時是一大創新。
另一個有趣之處是，這些陶器繪工的人體描畫技巧隨著時間的推移有了長足進步。可以推斷，公元前6世紀某些地區的某些繪工曾帶著難以抑製的好奇，開始留意觀察現實生活中的人體姿態和**形象。在庇西特拉圖斯提供給雅典人的公共水房裏，水罐上繪滿了紅色軀體的男性圖案。其中三個是年輕男性，赤身**。繪工描畫了他們推罐子、扛罐子、用罐子盛水的動作，來展現不同體態下的肌肉線條。
通過這個小小的場景，我們或可窺見其背後蘊含的古希臘文化中更大的特質。這個特質有時候被稱為“人性”。在此，它表現為希臘人對探索和表達人類經驗的巨大興趣。不過，我們需要格外小心，因為對某個群體的正麵概括往往會趨於理想化，而負麵概括則容易陷入模式化。若認為古希臘人全都比——比方說——古埃及人或古巴比倫人更注重“人性”，那無疑是荒唐的。比較合適的說法是，希臘文化更偏重以人為中心或“人本位”，也就是說，更傾向於將人類視為宇宙中最值得關注的實體。
雖然古希臘人的一些行為方式在如今可能會被很多宣揚人權的人斥為野蠻。奴隸在古希臘社會中相當普遍。但古希臘思想家、作家和藝術家對人類本性和文化產生了濃厚興趣，而非僅僅關注神性的世界，這在當時卻是相當罕見的。相比之下，古埃及等鄰近地區的文化則更加關注後者。
介紹了這些陶器製品，本章還不能畫上句號。博物館的文字說明將這些陶器標注為杯、碗、罐、壇等等，換句話說就是古代陶質器皿，它們為我們了解古風時期希臘社會生活提供了線索。上述器皿乃是為一種特殊的社交聚會所準備，這種聚會稱為“會飲”。到了公元前6世紀，雅典陶工設計出了新器皿，專供古希臘貴族圈子裏漸漸形成的社交場合使用。
會飲用酒的烈度須遵從慣例，這也是主人的職責所在。葡萄酒倒入碗裏兌水稀釋。酒具在眾人中的傳遞是會飲的重要環節，傳遞順序必須由左至右，與倫敦紳士俱樂部裏通行的從右向左傳遞醒酒壺的方式不同。此類聚會可以一直持續到夜晚。與會者的妻子和女兒不能參加，妓女和清秀的男童則大受歡迎。
酒具上描繪的大多是喧鬧混亂的群體場景，有醉酒也有縱欲(博物館通常不會展出帶有後一種圖案的器皿)。就此而言，古風時期的希臘似乎是個男權社會。如今的媒體給“夜晚浪**子”故事添加的標題多多少少能表現這些生動的古代圖畫：“縱酒狂歡的年輕人在街頭鬥毆”“喧鬧的學生宿舍”“生動的性行為”。
不過，古今有別：會飲絲毫不涉及與女孩或者與男孩行**不端之事的男性欲望。交談才是聚會中的重要環節，盡管往往是安排好的、有競爭性的，或許同18世紀巴黎沙龍上那些令人炫目並讓新加入者歎服無比的演說差不多。對於年輕貴族而言，會飲和沙龍一樣具有積極意義，不失為一種教育。一個名叫色諾芬尼(Xenophanes)的詩人專門創作了具有教化功能的、適合在此類場合朗誦的詩歌：
現在地麵已潔，手與杯已淨，
混酒器已備好，盛滿了歡愉，
手中的酒杯亦斟上……
但在這樣的聚會上，人們首先要滿心歡喜
用神聖的故事和純潔的話語讚美眾神。
祭酒與禱告之後，我們或有力量去做正確的事，
因為那才是真正要做的頭一件事。
暢飲開懷並不為過，
隻要年事已高者可以獨自回家。
眾人之中他應受到讚美，
他在酒後將憑著記憶與精力
去講述那些高貴的事跡。
請不要歌頌提坦和巨人的古老傳說，
也不要講混亂的民間軼事，那種故事絲毫無益；
給予諸神應有的敬意方為善舉。[32]
這首作於公元前6世紀的詩歌明確了會飲中的行為規則。來賓應當適度飲酒、尊重神祇、朗誦關於高尚行為的詩篇，卻不應講述諸如食子的提坦克洛諾斯(Cronus)等巨神的故事。年輕人通過這種方式傾聽年長者和優秀者的言談，這樣一來，聚會就不隻是娛樂，也是修身。
古風時期的希臘之東有一個古老得多的非希臘世界，希臘人也許就是從那裏的人們的宴會方式中得到啟發，形成了組織會飲的規則，他們或許還借鑒了近東地區以斜靠姿勢進餐飲酒的風俗。從更大層麵上看，希臘古風時期出現的革新似乎說不通，除非他們已拜倒在外國旅行者和外來文化的魅力之下，一如先前的米諾斯人和邁錫尼人那樣。因此，我們應該更全麵地探討一下古風時期的希臘世界與他們的鄰居之間的聯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