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古希臘人的崛起
古典時期的希臘人對當今考古學發現的邁錫尼文明的災難性結局一無所知。關於宇宙起源和那段遠古時代，他們自有一套神聖的故事。這些我們稱為神話的災難故事發生在混沌之初，包括諸神的戰爭和大洪水。
追憶遙遠的過去，古希臘人把他們的祖先與特洛伊人之間的特洛伊戰爭視為傳說與史實間的分水嶺。他們認為，特洛伊位於土耳其西北海岸，靠近達達尼爾海峽(Dardanelles Strait)。此後，古希臘貴族往往自稱是參加過當年那場戰爭的勇士——比如埃阿斯(Ajax)和阿喀琉斯(Achilles)——的後代。古典時期的希臘學者為那場戰爭設定了年代。其中一種意見認為，特洛伊的陷落恰好發生在首屆奧林匹克運動會之前407年，而首屆奧林匹克盛會，按照注重曆史的希臘人的推算，應該是公元前776年。如此算來，特洛伊的陷落就是在公元前1183年。
自施利曼以來，考古學家們已經在土耳其希沙利克(Hissarlik)找到了據信是古特洛伊的考古現場。他們在此發現了一個青銅時代晚期的重要城市遺址，該城曾被反複摧毀又重建。考古學家們認為，其中兩次毀壞恰好發生在考古學確定的邁錫尼王國覆滅前後，也就是公元前13世紀左右，與古希臘人認定的特洛伊戰爭時間大致吻合。這使得很多傑出的學者相信，特洛伊戰爭是邁錫尼的希臘人對抗亞洲敵人的真實戰爭。
上述推論是否正確，目前尚無定論。後世的希臘人也將遷居視為希臘世界形成的重要一環，這個觀點倒是有據可考。英文中的“希臘”(Greece)和“希臘人”(Greeks)兩個詞源於“Graecia”和“Graeci”，而後者乃是高傲的羅馬人對希臘人的貶稱。公元前5世紀後期，雅典曆史學家修昔底德提到了他所知的這片被稱為希臘的地區的早期情況：“證據表明，如今這個被稱為希臘(Hellas)的國家在古時候並無定居人口；相反，遷居倒時有發生，麵對優勢外族的壓力，很多部族欣然選擇離鄉背井。”[12]修昔底德認為，第一次大遷徙發生在特洛伊戰爭之前。他寫道，80年後，“多利安人(Dorians)和赫拉克勒斯(Heracles)的後裔成了伯羅奔尼撒的主人”。這些多利安希臘人是外來人口，被後來的斯巴達人(Spartans)自豪地認作祖先。
曆史語言學和曆史基因學兩個領域的專家正致力於充實這些被後世希臘人反複提到的晦暗不明的傳說。語言學家們早就指出，古代希臘人的語言與很多現代歐洲語言和亞洲語言——包括威爾士語和現代印度廣泛使用的印地語——源出同宗，都來自一種消失的遠古語言。因此，完全有這種可能，即後來發展成邁錫尼線性文字B以及修昔底德使用的希臘方言的史前語言，是從其他地方傳入史前時期的希臘地區的。
有些考古學家認為，希臘新石器時期最早的農耕人口乃是外來者，他們在公元前8000年左右帶來了原始希臘語。但就目前而言，DNA技術在考古學領域的日益發展則指向了另一種可能性。從史前人類遺骸得到的最新基因信息表明，公元前2500年左右，有大規模移民從歐亞大草原和黑海北部進入歐洲。對邁錫尼人DNA的進一步檢測有可能幫助我們確定，邁錫尼希臘人的祖先是否就是在這次遷徙中到達巴爾幹(Balkans)南部地區的。
在曆史上，希臘境內有很多方言，這說明講希臘語的不同族群是在不同時間抵達希臘的。修昔底德曾輕蔑地稱，當時(公元前5世紀晚期)居住在希臘中部、操某種希臘方言的族群“說的土話比周邊族群的方言更難懂”。公元前8世紀希臘書麵文字重新出現後——關於這個話題我們將在隨後討論——這些方言漸漸進入了曆史的視野。石碑、陶器碎片上都可以見到它們的身影。語言學家已識別出其中的五大“體係”，每一種都來自不同地域。
總體而言，同一種語言下之所以會出現不同的方言，且能同時共存，乃是因為該語言的使用者相對孤立地生活在其各自的群體中。我曾經任教的英格蘭東北部就是這樣一個方言豐富的地區。研究方言的學者們深入到盎格魯人(Angles)、斯堪的納維亞人(Scandinavians)等群體中，發現他們的遷徙活動經曆了好幾個世紀，可以一直追溯到羅馬時代。此類移民活動往往也被用於解釋古希臘地區方言的形成。
因此，專家們認為，語言學證據與後世希臘人自己關於古代移民的傳說是相符的。古希臘人沒有“方言體係”的概念，但他們知道彼此間說的希臘語不一樣。修昔底德提到，當時“多利安”的後裔們說“多利克方言”。
現代學者定義的這五大方言體係中的第二種被稱為“雅典-愛奧尼亞”(Attic-Ionic)，這種方言在希臘大陸的雅典人中和愛奧尼亞人中非常常見。在曆史上，愛奧尼亞希臘人曾定居在如今的土耳其伊茲密爾(Izmir)西部沿海地區，他們把該地稱為“愛奧尼亞”。多利安希臘人把雅典-愛奧尼亞方言中的“e”發成“a”的音，把雅典-愛奧尼亞方言中結尾的“s”讀成“r”，如此種種。
考古學家主要依賴陶器碎片來判斷邁錫尼覆滅後希臘人的生活狀況。在其後的一個半世紀裏，陶器製造水準下跌，造型粗陋，好像是出自家庭作坊。在貧困時期，陶器製造者和使用者的生活環境已無需精美的物品。公元前1200年左右的災難性事件引發的正是這種社會層麵的崩塌。彼時希臘的境況或許可以比作17世紀英國哲學家托馬斯·霍布斯(Thomas Hobbes)對政治體或聯合體中人性喪失的殘酷想象：“沒有藝術，沒有文學，沒有社團，最糟的是持續不斷的擔憂以及暴力死亡的危險，生活變得孤獨、貧困、下賤、粗野而短暫。”[13]
考古學家們從考古學發現以及出土文物突然呈斷崖式減少的事實推斷，邁錫尼覆滅之後，曾經的政治體也崩潰了。換句話說，希臘進入了黑暗時代。人口和社群銳減，存活下來的人愈加貧窮，流離失所。直到公元前1050年左右，沉默的陶罐開始講述一個帶著希望的新故事。
希臘考古學博物館裏隨處可見一種那個時期獨特的陶器裝飾工藝，稱為幾何學紋樣。陶器表麵畫著同心環、回紋、波浪線、圓點等等圖案。單憑裝飾就能判斷出這些陶器背後高超的工藝。該風格形成於公元前1050年左右，它的出現傳遞了一個明白無誤的信號：希臘部分地區已重新具備了定居條件，文化開始慢慢複興。
在隨後的三個世紀裏，這種裝飾風格在整個愛琴海地區普及起來，並形成了一種共同的文化，有些考古學家將這一時期稱為“希臘幾何紋樣期”。很遺憾，我們對這些紋樣的象征意義一無所知，隻能假定它不止以單純的裝飾為目的。相關的猜想倒有不少，比方說，同心環和圓代表太陽，或者，整潔的花紋象征著對秩序的呼喚。
公元前1000年左右，希臘的另一端也出現了使用這種陶器的社會。我的第一份學術性工作是雅典不列顛學校下屬一個研究中心的助理主任。我清楚地記得，1981年8月的一個早晨，我在辦公室裏聽到一個驚人消息。各種報道紛至遝來，說一處由希臘和英國考古學家共同挖掘的考古現場遭到嚴重破壞。結果發現，是當地的一名土地所有者開著推土機忙了一整夜，打算在那片地上蓋一棟避暑別墅。被勒令停工之前，他本計劃著把一棟巨大的古代建築的中間部分拆掉。
結果，希臘當局將該片土地充公，希臘和英國考古學家對剩餘部分小心翼翼地進行發掘。此地就是位於古稱優卑亞島(Euboea)的海岸線上、雅典東北的勒夫坎第(Lefkandi)。如今，走進現代工棚的參觀者能看見的隻是一堆乏味的泥磚牆遺跡。
不過，參觀者們一定不會對這個發夾形建築的規模無動於衷。這棟龐然大物有46英尺寬、164英尺長——相當於現代足球場長度的一半。考古學家估計，建造者們為此花費了數百日，其初衷就是要博人讚歎。不過，真正讓考古學家們吃驚的是它的建造時間之早。根據此地出土的幾何紋樣生物形狀的陶器推測，該建築建於公元前1000年左右。
它的結構與早期的希臘建築毫無共性。最近的研究表明，建築周圍可能曾有一圈木圍欄，而非較為常見的木質遊廊。此處考古現場還出土了一件生物形陶器，上半身是人，下半身是馬，它是已知最早的半人馬——後世希臘作品中描繪的神話角色——造型。此外，該考古現場的所有發現中最重要的當數建築中的兩處墓葬。
挖掘者們在同一眼地下墓穴中發現了一名土葬的女性和她的伴侶——一名火化的男性。從陪葬品判斷，他們的地位相當顯赫。陪葬品中包括一把來自近東的象牙柄匕首，以及一些“古董”。一件是塞浦路斯出產的邁錫尼青銅碗，另一件是實心的金護頸，顯然出自1000年前的巴比倫工匠之手。
這批驚人的發現仍在被研究人員討論著。公元前1000年左右，希臘的這一地區曾再度繁榮，且形成了更為複雜的社會，出現了富有的貴族階層。他們享有命令下層勞工、獲取象牙等舶來品的特權。當時的船舶似乎就是利用這些沿岸島嶼卸載(或許也裝載)遠洋貿易的貨物。貴族階層所擁有的稀世珍寶和繁華葬禮凸顯著他們的社會地位。有考古學家推斷，這對夫妻生前曾住在這棟發夾形建築裏，最後將它推倒在他們的墳墓之上，相當於從儀式上“殺死了”[14]該建築。
勒夫坎第的考古發現將我們引向了兩首詩歌，它們被視為現存的希臘幾何風格時期最後的遺產。我曾任教的那所大學的院部裏有一尊蓄著胡須的盲眼老人的半身石膏像，它熬過了年複一年的糟糕日子和學生派對，居然毫發無損。這尊批量製造的現代雕塑再現了古希臘雕塑家對哲人般的盲眼智者荷馬(Homer)的想象。早在古代他就已然是個傳奇人物，但專家們對是否真的有荷馬其人仍意見不一。
那兩首被古人歸在他名下的詩歌是現存最早的古希臘文學作品，也是整個西方世界最早的文學作品。《伊利亞特》展現了10年特洛伊戰爭中的重要時刻。《奧德賽》(Odyssey)描述了一名希臘勇士經曆10年特洛伊戰爭之後在歸家途中的曆險。隻要想想好萊塢對這兩首史詩的重新演繹——最近一次是2004年的影片《特洛伊》——就可知它們在世界文化領域的地位。
我有一本從我高祖父那裏繼承來的荷馬史詩的譯本。該書出版於1801年，是本三卷本的口袋書，每卷上都有高祖父行雲流水的簽名。這個譯本曾經非常流行，譯者是1744年去世的英國詩人亞曆山大·波普(Alexander Pope)。當年他著手翻譯荷馬的作品時才20多歲。
波普自由奔放的譯文大致體現了原作的風格。他氣勢宏大的英文句如今讀來頗有18世紀的傳統氣息，字裏行間多多少少捕捉了荷馬為後世希臘人留下的古韻：
女神啊，請歌唱阿喀琉斯的怒火，
那一怒給希臘帶來無盡的苦難，
將勇士的英魂
送往普魯托(Pluto)的冥府；
是誰的遺骸被拋棄在荒涼的海岸，
被野狗吞噬，禿鷲撕咬；
既然偉大的阿喀琉斯與阿特柔斯(Atrides)相爭，
這便是主宰一切的厄運，這便是宙斯(Jove)[4]的意願![15]
荷馬描繪了一個類似於北歐神話中的傳奇世界，在那個世界裏，女神、超自然生物與能征善戰的人類英雄分享著同一個舞台。這部作品在意識到我們平凡的命運後，流露出痛苦的人性：
凡人好似樹上的葉子，
年輕青翠，如今飄零；
化作春泥。[16]
除了詩文的普世與不朽，荷馬也為考古事實提供了生動的描摹。他如此描述英雄奧德修斯(Odysseus)的頭盔：
精良的頭盔，帶著皮革支架
[墨裏俄涅斯(Meriones)的禮物]戴在他的頭上；
內外襯著整齊柔軟的羊毛，
野豬齜著白牙在其上獰笑。[17]
考古學家們已經在邁錫尼墓地中找到了若幹隻這樣的野豬牙頭盔。在《伊利亞特》中，荷馬還描述了在特洛伊城下喪生的希臘勇士帕特洛克勒斯(Patroclus)的葬禮。這段描述與勒夫坎第的葬禮有著相似之處。葬禮包括為死者舉行火化儀式，將他的骨骸放入一隻特殊的壇子裏(在《伊利亞特》中是金質的，勒夫坎第的是青銅的)，用特殊的織物包裹遺物(勒夫坎第的葬禮織物是目前發現的年代最久遠的古希臘布料)，以及陪葬馬匹(《伊利亞特》裏是四匹，與勒夫坎第的相同)。
在上述例子中，荷馬對文物的描述與現實有著相當差距，這種脫節長達三個世紀左右。對此，現代學者提出了一種解釋。20世紀30年代，年輕的美國學者米爾曼·帕裏(Milman Parry)認為，荷馬的詩歌乃是數代人口頭作品的累積。早在希臘人尚未有書麵作品、隻靠口口相傳的時代，這些故事的早期版本已被諸多詩人吟唱。這些作品是記憶與即興創作的結合，詩人們運用固定的表述方式，從而更容易在貫穿全詩的節奏韻律中加入自己的即興創作。
一代又一代的吟遊詩人會帶著各自時代的色彩去講述關於古代早期戰爭的傳奇及結局，讓故事更貼合當時的聽眾。或許，公元前1000年左右的勒夫坎第葬禮上，就有一名吟遊詩人為了迎合那些聚集在發夾形建築大廳裏的貴族聽眾，將按照當地禮儀為貴族夫婦舉行的葬禮與帕特洛克勒斯的葬禮相提並論。
在隨後的數百年裏，荷馬史詩對古代世界的重要性無可比擬。眾所周知，這些史詩對神祇和凡人的描述，對神力和人類命運的描述，深刻地影響著希臘人對可見與不可見的世界的想象。對荷馬詩歌的引用滲透到古人的言談論述中，就如同近代的詹皇欽定版《聖經》豐富了英語的口頭和書麵表達。後來的希臘文人一提筆，腦海裏就回響起荷馬的詩篇。
所有這些之所以有可能對後世造成深遠影響，乃是因為荷馬的口頭詩歌在某時化為了文字。自邁錫尼王國覆滅之後，希臘一直都沒有書寫記錄。近來，研究人員推斷，新希臘文可以追溯到公元前9世紀晚期，與如今被歐洲人收藏的三塊在埃及發現的銅匾恰好處於同一時期。加州馬利布的蓋提文物實驗室對這些銅匾的真實性進行了檢測，發現每塊銅匾的正反兩麵都刻著希臘式字母表。
無論是誰寫下了這些字母表，這種古老的希臘字母都與線性文字B有著劃時代的差異。靠著生活在地中海東部港口的航海者們為媒介，希臘人認識了腓尼基人使用的字母。在埃及發現的字母表說明，幾何時期的希臘世界正通過航海和貿易逐漸地再次與更廣闊的地中海世界相連。
彼時，希臘人已經至少有五個世紀沒有文字了。腓尼基字母並不完全是我們當代意義上的字母，因為它隻包含了輔音符號。出於某種原因，希臘人在借鑒腓尼基符號的基礎上加入了希臘語元音發音，極大地豐富了字母組合的變化，最終形成了“一個字母一種發音”的形式。
這批現存最早的新文字表明線性文字B已淡出了人們的視野。雅典的國立考古博物館內陳列著1871年從一個墓地中發現的一隻特別的酒罐。它出自公元前740年左右的雅典陶工之手，罐身上畫著當時幾乎不再流行的幾何紋樣。罐子肩部是用新字母書寫的文字，筆畫顯得相當生疏：“這些翩翩起舞的舞者中的翹楚……”[18]第二行文字難以辨認，一般推斷是“(罐子)是他的”——也就是說，這隻陶罐是勝者的獎品。第一行文字采用與荷馬詩歌同樣的韻律，而這種韻律所暗示的曆史時間正是該陶罐的價值所在。它表明，希臘人在探索新文字的表達形式方麵沒有浪費丁點時間。有權威人士認為，更大規模地將荷馬史詩訴諸文字也發生在該時期，即公元前8世紀後期。或許，當時有名詩人對先前那些龐雜的口頭素材進行了加工和整理，或許，他曾被人們稱為荷馬。
在荷馬史詩展現的那個世界裏，書寫似乎還不是尋常易事。這就意味著，在這些詩歌被用文字記錄下來的時代裏，新希臘字母依舊是新鮮事物，希臘人運用新字母進行讀寫的能力仍有待提高。除此之外，荷馬史詩中是否還體現了從口頭文學到書麵文字轉化時期的其他現實狀況呢？這其中大有值得討論之處。
例如，有一個片段似乎暗示了此後的希臘政治。《伊利亞特》中的希臘統帥阿伽門農王召集包圍特洛伊的希臘軍隊開會。手執兵刃的貴族維持會議秩序，確保每個人都遵守規矩。阿伽門農在會上發言。接著，一名素來喜歡挑戰權威的普通士兵居然出言不遜。他提醒阿伽門農，若不是多虧了本方的將士們，統帥大帳裏怎能堆滿特洛伊的戰利品。
毫無疑問，那是個國王和貴族統治普通民眾的社會，每個人都明白自己的身份地位。然而在這一幕裏，荷馬似乎為讀者勾畫了一種景象，即貴族和他們的屬下共同參與集體政治的可能性，有發言權的不是少數人或一個人，而是多數人。事實上，以特定地域為基礎且強調集體生活的協同社會，正是自公元前8世紀起的古希臘新政治的特點。
大約公元前8世紀，希臘人開始記錄曆史時間和事件，如今的專家們在考證此後的曆史時終於可以依靠古希臘人自己的記錄。因此，按照習慣上對古希臘曆史的劃分，公元前8世紀標誌著一個新階段的開始。古風時期(Archaic Period)始於公元前776年，即史料記載中第一屆古代奧林匹克運動會舉辦的年份。
考古學家們已經在昔日的宗教活動場所發現了一些關於集體社會在希臘古風時期出現的有力證據。優卑亞島，即今天的埃維亞(Evvia)，就是個很好的例子。從勒夫坎第考古現場向東南約15英裏，現代化的海岸公路直通往一個古代城鎮之上建起的19世紀小城厄律特利亞(Eretria)。古代遺址在街頭巷尾隨處可見。隔著鐵絲柵欄，遊客們可以看到層層疊疊、結構異常複雜的地基。最上麵的一層曾是建於公元前525年的一座希臘廟宇，其下兩層則屬於一棟形似發夾、一端呈弧形的建築。
該建築比廟宇早兩個世紀，建於公元前725年左右，用料簡陋，牆體僅由幹泥磚築成。盡管如此，這棟早期建築仍舊非常引人注目，單單長度就大致可做個40碼[5]衝刺——一種很常見的美式足球速度測試。當年，它定然是這一帶的核心建築。
考古學家們推測，這棟發夾形建築與兩個世紀後建於其上的多利克式廟宇具有相同的功能，都是為了獻給希臘的阿波羅神(Apollo)。就建築目的而言，它表達了當地人強烈的宗教情感。就實踐層麵而言，它是神祇的象征，為古希臘的祭祀提供了核心場所。與很多其他文化中的聖地一樣，這樣的場所會在同一個地點反複重建。
從總體上看，這個廟宇好似本章先前提到的勒夫坎第發夾形建築的縮小版。我們已經知道，那棟公元前1000年左右的勒夫坎第發夾形建築屬於埋葬在其中的兩名貴族。有可能還是他們生前的住所。
早期的貴族有可能也掌管祭祀，在其住所裏守護著本地神祇的祭品。有些考古學家認為，厄律特利亞發夾建築和其他一些公元前8世紀的“最早的廟宇”意味著一次宗教改革。人們仿照當時的貴族宅邸建起新的公用建築，用於保護屬於神祇的東西，也令更多民眾得以接近神祇。荷馬筆下那個倔強平民的抗議之聲好像越來越近，政治意識變革的腳步雖然緩慢，卻指向了更廣泛的群體基礎。
彼時的宗教風俗為希臘古風時期出現的政治群體提供了強有力的社會凝聚劑。當眾多個體聚集在一起，以群體的形式去崇拜其共有的聖所時，他們就參與了現代社會學家所謂的社會構建。由此可見，古風時期的希臘社會作為一個整體必然受到了神聖信仰的影響，且正在形成一種大致相同的宗教模式和眾神崇拜。另一處聖地則生動地展現了當時的希臘宗教手段是如何在凝聚民眾、融合社會交流方麵發揮作用的。
奧林匹亞(Olympia)是希臘人崇拜宙斯(Zeus)的主要聖地之一。公元前8—前7世紀時期，這裏是個植被豐富、臨近河流的戶外活動場所。通過當地的現代博物館，人們多多少少可以領略它昔日的風貌。博物館的展品包括成箱成箱的金屬製品，其中有很多狀如釜鼎的青銅器，三足，可在器皿下生火烹煮食物。
如今，如果你有興趣，可以通過網站訂製一隻現代巫婆鍋。它看上去普普通通，但如果在其中投入製造商一並提供的特殊醬料，鍋就會變得好似有魔力一般。奧林匹亞的古代銅釜的演變與此大同小異。彼時，這樣的釜鼎在希臘已存在了很長時間，“三足”(ti-ri-pode)這個詞匯在青銅時代的邁錫尼線形文字B中就已出現。與巫婆鍋一樣，原本普普通通的烹飪器皿變成了某種特殊的、神聖的東西。奧林匹亞有一隻巨大的釜鼎，鼎身寬兩英尺有餘，釜沿刻著當時的古希臘地方文字，意為“宙斯的祭品”。
這些古老的釜鼎傳達著雄渾的氣息。很多釜鼎都帶有金屬附件，且往往是唯一留存至今的部件：有角的公牛或高舉長矛的男性武士。這些附件提升了釜鼎本身的價值，讓它們顯得華麗精美，也因此更加昂貴。荷馬在《伊利亞特》中也提到了釜鼎。根據荷馬的描述，它們在運動會的籌備過程中扮演著重要的角色，用來象征死去的希臘英雄帕特洛克勒斯的葬禮[6]：
首領留下眾人，
將他們帶到一塊開闊地；
他們圍成一圈；接著從船上依次而下
一隊閹牛、騾子和氣宇不凡的馬匹，
還有花瓶和釜鼎，皆為葬禮上的競技……[19]
有專家認為，這些釜鼎儀式都是為了祝賀在早期隻有男性參加的奧林匹克長跑比賽中獲勝的選手。這一古代運動會誕生於奧林匹亞，是希臘“捍衛王權”的貴族階層的集會。釜鼎從不離開聖所，因為獲勝者會將它們留下來作為“宙斯的祭品”獻給這位大神。當參賽者為了一場角逐拚盡全力，用荷馬的話說，“被死亡緊緊地扼住雙手”，真正的希臘貴族會在那一刻成為“偉大的埃阿斯”，想象著自己在荷馬的戰鬥中拚搏。
奧林匹亞位於距伯羅奔尼撒西海岸不遠的內陸。如今，這個考古勝地為遊船開設了專屬港口，再也不似過去那般遙不可及。但在公元前8—前7世紀時期，該地並非希臘的核心地區，交通不便。或許正是這一因素促使希臘各地的貴族定期來此聚會，他們可以在奧林匹亞盡情交際而不必受到傲慢的地方勢力的製約。
正如釜鼎上的銘文所示，貴族運動員們為了宙斯的榮耀而競爭，同時也是為了自身的榮耀。有了競賽、在釜鼎中烹煮犧牲的儀式以及獻祭，四年一度的奧林匹亞聚會成了一種宗教活動。奮勇爭先的運動精神是古希臘留給後世的寶貴遺產之一。古代埃及人也從事體育運動，比如從搏鬥和狩獵等原始需求中演變而來的賽跑、投擲和摔跤。古風時期的希臘人同樣也要搏鬥、狩獵，與他們的老鄰居們相比，古希臘人即使算不上更富有競爭性，至少也是旗鼓相當。他們文化上的特殊性在於把運動比賽當成一種旨在取悅神祇的虔誠獻祭。
反過來看，古希臘人之所以有這樣的想法，完全是受到以荷馬為代表的一代代吟遊詩人的藝術影響。在他們心中，神祇們不僅在外貌上、也在情感上與人類相似。因此，古希臘人理所當然地認為，這些類人的神會中意在競賽中脫穎而出的人類佼佼者的禮物，也同樣會喜歡出自人類工匠大師之手的精美物品。
與平日裏相比，在奧林匹亞這樣的宗教盛會上，來自不同群體的古風時期的希臘貴族們談論得更多的或許是散布各地的希臘語使用者之間的共性。貴族們往往非常看重血統。我們可以從荷馬筆下的希臘勇士清楚地看出，出身高貴是他們那個階層的特點。名叫格勞克斯(Glaucus)的勇士就是個很好的例子，此人公開炫耀自己的五代祖先都是國王和偉大的武士。當古風時期的希臘人說起廣義的希臘身份時，很自然地會把希臘人劃分成不同的家族譜係。
“海倫(Hellen)的後代，好戰的國王多洛斯(Dorus)、克蘇托斯(Xuthus)和伊俄勒斯(Aeolus)縱馬馳騁。”[20]這句話出自一首創作於公元前700年左右、現已失傳的希臘古風時期的詩歌。詩人赫西俄德(Hesiod)在詩中梳理了當時的神祇與英雄譜係，妙筆生花地著力讚美了那些迷人的女性，稱多虧了她們旺盛的生育力，這些家族才能香火綿延。
事實上，古風時期的希臘人認為自己來自同一個譜係，是由單一民族分化成的若幹支係，有著共同的祖先海倫。正如上文引述的，海倫誕下了多洛斯，後者則是多利安希臘人的祖先。這首失傳的詩歌中還提到克蘇托斯的兒子——伊翁(Ion)，是愛奧尼亞希臘人的祖先。
由神話人物衍生出家族譜係的方式絕非希臘人獨有，亞當和夏娃就是個很好的例子。對於古希臘人(Hellenes)而言，他們傳奇的家族樹同樣有著神聖的根源。海倫的父親正是宙斯本尊。
奧林匹亞的那些釜鼎表明，古風時期的希臘世界正變得越發富足。除了經濟發展，社會結構也變得越來越複雜。盡管存在有權有勢的貴族，但古風時期的希臘人多以地方社群為單位，擴大決策群體的呼聲日益增強。與此同時，很多希臘定居點都顯現出自治共和體的特征，頒布法律、發動戰爭，並在其他諸多方麵表現得如同一個微型國家。
從地理上看，定居點的核心區域好似一幅政治拚圖，涵蓋了希臘大陸的河穀與山地、愛奧尼亞和愛琴海諸島，以及土耳其的西海岸。古希臘人對此類定居點有個專有名稱，通常翻譯成“城邦”(citystate或citizen-state)。“政治”(politics)一詞正是來源於古希臘詞匯。接下來，我們就該說說這個polis——希臘文明的熔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