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 騙局和“冤案”的蝴蝶效應 龐氏騙局

羅伯特·埃利奧特( Robert G．Elliott)本性並不是一個嗜殺的人，但事實證明他相當精於此道。毫無疑問，此事連他自己都大感意外。他有一頭精心修飾的銀發，手持煙鬥，一副深思熟慮的博學模樣，若是換了其他環境，人們恐怕會以為他是大學教授呢。他當然有當教授的腦袋，不過，在1926年，時年53歲的他成了美國最頂尖的劊子手。

埃利奧特生長在紐約州北部的一個富裕家庭，家裏有座大農場。他在布魯克波特師範學校（現布魯克波特紐約州立大學）學習數學和物理，但他年輕時鍾情的是電學，決意要當一名電氣工程師。19世紀末期，電力傳輸是一項激動人心的新技術。埃利奧特受雇在紐約和新英格蘭地區架設市政照明設備時，突然琢磨起了用電椅處死罪犯的挑戰。這當然也是一種新生事物，但進展不怎麽順利。

表麵上看，電刑是一種人道的快速處死犯人的方法，但在實踐中它並不優雅，也不夠直截了當。如果電壓太低適用時間不夠長，犯人一般隻是暈過去卻死不了，會成為一具虛弱的、喘息著的軀體。如果施加更強烈的電流，結果又往往過分讓人不快，血管有時候會爆開。有一回特別可怕，犯人的眼球炸裂了。至少有一次，受刑人是活活被烤死的。烤肉的味道“讓人無法忍受”，一位在場者回憶說。很顯然，電刑處死是一門科學，如果想讓它執行有效、相對人道，必須進行嚴肅、專業的管理。這就是羅伯特·埃利奧特的切入點。

受紐約州征召埃利奧特成了行刑顧問，他閱讀了到目前為止所有失敗、痛苦的處刑資料，他意識到成功行刑的奧妙是，在整個過程中不斷謹慎地調整電力，就像麻醉師為手術病人控製麻醉劑那樣。這樣一來，就可以用一個相對平和的漸進方式讓犯人先失去知覺，再處死他。

1926年1月，他執行了兩次電刑，證明了自己精通此道。很快，東部各州都開始聘請他，這並不是說埃利奧特在殺人過程中發現了滿足感（完全相反），而是說他多多少少算是掌握了一種溫柔地處決犯人的能力。到1927年，他的處決速度大約是每個月3人，每次150美元，是紐約及新英格蘭地區唯一的官方劊子手。

由於缺乏專業設備，埃利奧特隻好自己動手。每名犯人在被執行死刑時都會戴上一頂頭盔，是他從體育用品商店買來的皮革橄欖球頭盔改裝的。

以下畫麵想起來很驚悚，但也很準確：薩科和萬澤蒂在迎接死亡時，打扮得像個橄欖球運動員。

盡管有許多文藝工作者抗議薩科和萬澤蒂遭到了不公正的審判，對他們的不公命運由衷表示哀歎，但證據表明大多數美國人認為這兩人很可能有罪，剩下的人則根本不在乎。據作家弗朗西斯·拉塞爾（Francis Russell）的說法，到1926年，大部分人都記不清薩科和萬澤蒂到底是活著還是已經被處死了。新聞記者海伍德·布魯恩很肯定地說，普通人“對此事毫不關心”。他絕望地說，他的《世界報》（The World）報道斯奈德-格雷謀殺案的篇幅比薩科—萬澤蒂案要多得多。甚至連支持薩科和萬澤蒂的人也不見得對其懷有多大同情心。凱瑟琳·波特曾在一次抗議活動中大感震驚，她向羅莎·巴倫（Rosa Baron）表示，希望政府能赦免薩科和萬澤蒂。巴倫厲聲回應：“讓他們活著？為什麽？他們活著對我們有什麽用處？”有些出人意料的是，在1927年夏天，薩科和萬澤蒂並不是查爾斯頓監獄裏最出名的犯人。這份殊榮屬於另一位移民，他的名字雖然已逐漸從報端消失，但諷刺的是，自此以後的幾十年他的名號比薩科和萬澤蒂的響亮得多，這人就是查爾斯·龐茲（Charles Ponzi）。8年前他設計了一種騙局說是可讓人迅速致富，吸引了全世界的關注。這類騙局也繼承了他的名字。

龐茲是個矮小精悍的家夥，身高不到1.52米。1903年時他21歲，從意大利帕爾馬來到美國，他做過各種工作，打雜小弟、辦公室文員，甚至蔬菜批發商。但1919年，他住在波士頓時想出了一種本身完全合法的方案，即用國際郵政票據套利賺錢。這些票據的作用本來是為了幫助個人或企業收發海外郵件和包裹。這套製度的目的是要促進各國之間的小規模交流。龐茲意識到他可以在歐洲貨幣貶值期間購買郵政票據，然後在幣值堅挺的美國將之兌現。每投資一美元，他最多能賺到3.5美元。

1919年秋天龐茲推出了自己的項目，他向投資者許諾90天的投資回報率可達50%。到第二年春天，也就是帕門特和貝拉德裏在南布倫特裏被槍殺，薩科和萬澤蒂在布羅克頓被捕的同一時期，熱切的客戶簡直要把龐茲淹沒。在龐茲位於波士頓北端的辦事處外麵，每天都聚集著好幾千人，想把錢塞給他管理。這些錢大多是客戶一輩子的積蓄。因為流入的錢太多龐茲無法迅速將之存入銀行，他把錢塞進鞋盒和抽屜。第二年4月，他到手了12萬美元，5月時有44萬美元，6月時則有250萬美元，7月更是達到了600萬美元，大部分都是小麵額的鈔票。

龐茲這套體係存在的問題是，單張的郵政票據隻值很少的錢，一般僅為5美分。因此，為獲得合理的回報必須交換海量的票據。龐茲連試都沒去試過。用新投資者的錢去償還初期投資者的利息要簡單得多，隻要資金不斷流入這套方案就運轉良好，但就算你不是金融天才也看得出一切不可能無限持續。可惜龐茲自己卻真心相信。他在新英格蘭各地開設了更多辦事處，吸收更多資金，還發起了一輪雄心勃勃的擴張和多元化項目。在倒台的時候，他正跟人談判購買輪船航線、銀行和連鎖電影院——他沉迷在一個甜美的妄想念頭裏，即自己是個合法經營的商業巨頭，就跟約翰·洛克菲勒一樣。值得指出，龐茲本人並沒有從這巧妙的操作裏受益太多。他用投資者的錢買了一套漂亮的房子和一輛新車，除此之外他最大的一筆支出就是向孤兒院捐款10萬美元了。

有新聞記者跑去郵局的票據部門打聽怎麽應付這樣龐大的業務量，郵局方麵回答說，壓根沒有業務狂潮，龐茲的宏偉騙局就此穿幫。原來，龐茲隻兌現了價值30美元的郵政票據，其餘全是拆東牆補西牆的方法償付。據估計，龐茲總共捅出了一個價值1000萬美元（約合如今的1億美元）的大婁子，大約有4萬人把錢投給了他。

從開始到結束，龐茲的騙局僅持續了短短8個月。龐茲的罪名成立，被送往聯邦監獄關押了3年半。出獄後因為麵臨著馬薩諸塞州的額外指控，他便棄保潛逃到了佛羅裏達州。佛羅裏達州正處在那場著名的房地產熱潮中，龐茲自然把持不住，又設計了一套虛假的房地產計劃，並幾近成功。他提供的土地是真實的，隻可惜沒告訴投資者這些土地全都在深深的海底。1927年夏天，他又進了監獄，被關在查爾斯頓等待驅逐。

如果說大多數美國人對薩科和萬澤蒂的命運無動於衷，那麽少數藏在黑影裏的人可不是這樣。8月5日，紐約的兩座地鐵站、費城的一座教堂、巴爾的摩市市長的家，被炸彈轟隆隆地炸上了天。地鐵爆炸案中有一人死亡，數人受傷。巴爾的摩爆炸案讓很多人感到困惑，因為薩科和萬澤蒂跟該地區沒有任何關係，市長威廉·布羅寧（William Broening）也從未對案件發表過任何看法。

一如既往，警方對投彈人的去向毫無線索。有一段時間，紐約爆炸案的主要犯罪嫌疑人是個牙醫助理，警察曾發現他態度可疑地窺視紐約聖保羅大教堂，便對其進行了搜查，在他身上找到了一本無政府主義的宣傳小冊子。於是他被逮捕了，關押期間不得保釋。除此之外人們對他的命運就一無所知了。檢方並未對他提起與爆炸案相關的控訴，也沒有其他任何人為此受控。

薩科與萬澤蒂的死刑定於8月10日執行，即柯立芝總統到拉什莫爾山參加奠基儀式的那天晚上。監獄外麵，憤怒的群眾聚集在街道上，騎警緊張地維持著秩序。“空氣裏似乎都帶著電。”羅伯特·埃利奧特在傍晚抵達時注意到了這點。順著監獄圍牆擺放著一排機槍，似乎射擊手已得授權，如果場麵失控就可以向人群開火。監獄裏麵，薩科、萬澤蒂和另一名受控的囚犯塞萊斯蒂諾·馬德羅斯（也即自認參與了南方布倫特裏鞋廠搶劫案，1925年卻被塞耶法官駁回的那個年輕人）正吃著最後的晚餐，做最後一次禱告。馬德羅斯受刑與薩科—萬澤蒂案完全無關，他參與了多樁犯罪，現在是因為在另一樁搶劫案中殺死了一名銀行職員要被處死。

晚上大約11點行刑見證人到場，埃利奧特準備好了自己的裝置，但在預計行刑的36分鍾之前富勒州長的緩刑令傳來，他批準了辯護律師團（基本上隻有弗雷德·穆爾一名律師）的申請，將處決推遲12天，讓法院重審或檢視新證據。馬德羅斯雖然與此沒有關係，但為了方便也一道推遲了。

更多炸彈炸開了花。8月16日半夜，馬薩諸塞州東米爾頓一名陪審員的家被炸，好在無人傷亡。在美國另一端的薩克拉門托，炸彈把一家電影院的屋頂掀翻。為什麽是在薩克拉門托，為什麽是電影院，當局無法回答。

弗雷德·穆爾再也無法找到救助薩科和萬澤蒂的人。最高法院大法官路易斯·布蘭代斯（Louis D. Brandeis）本來是可行性最大的人選，但因為“跟利益相關人存在私交”被迫回避。大法官的妻子同情薩科的妻子，與其結下了友誼。審判長威廉·塔夫脫（William Howard Taft）不願從加拿大的避暑山莊回來做裁決。審判員哈蘭·斯通（Harlan Fiske Stone）同樣不願意從緬因州海邊的小屋回內陸。

8月22日晚，薩科的妻子和萬澤蒂的妹妹前往州議會大廈向州長富勒請願。富勒跟兩位女士談了一個半小時，但不願改變自己的立場。“我的職責受法律所限，”他傷心地說，“我很抱歉。”按法律規定，處決將在當天午夜執行。

人群再一次聚集起來，盡管這一次規模明顯小得多，氣氛也輕鬆得多。熟悉的步驟重複一遍，見證人重新召集起來，埃利奧特擺開刑具。人們看著鍾表一秒一秒地嘀嗒前行，最後的時刻到了。在半昏迷狀態中，馬德羅斯被選中第一個進入行刑室。很奇怪，他竟然是因為吃得太多而陷入半昏迷的查爾斯頓監獄鄭重履行了一貫的傳統，死囚最後一餐想吃什麽都滿足其要求，馬德羅斯顯然太放縱了。埃利奧特輕快地忙碌起來。12時2分，馬德羅斯被綁上電椅，7分鍾後宣告死亡。

薩科是第二個。他拒絕了最後禱告，不用他人攙扶從自己的牢房走了17步進了行刑室，但他臉色明顯發白。被架到椅子上時，他用意大利語叫道：“無政府主義萬歲！”接著又用英語說：“永別了，我的妻子和獨子，我所有的朋友們！”薩科其實生了兩個孩子，這個口誤是因為太緊張所致。

這時出現了不幸的拖延：薩科要戴的蒙頭布找不到了。埃利奧特和其他官員到處尋找，薩科則繼續跟親友們喋喋不休地緊張道別。後來，人們發現頭罩被壓在走廊上擔架裏馬德羅斯的屍體下麵，匆匆拿了出來，檢查一番後套上了薩科的腦袋。

“晚上好，先生們。”薩科聲音裏帶著微微的顫抖。最後，他平靜地說道：“永別了，媽媽。”電椅的開關推了上去。12時19分2秒，他被宣告死亡。

最後上電椅的萬澤蒂也拒絕了最後禱告。他充滿尊嚴鎮定自若地從囚室走了21步到行刑室，比薩科多4步。他跟警衛握了握手，之後轉向典獄長威廉·亨德利（William Hendry），也跟他握了下手。“我感謝你為我所做的一切，典獄長。”萬澤蒂說。亨德利太過震驚，沒有作答。接著，萬澤蒂轉向見證人，用清晰而流利的英語說：“我想告訴你們，我是無辜的，我從未犯過任何罪行，雖然在上帝眼裏我也是罪人。我感謝你們為我所做的一切。我是清白的，我沒有犯過這樁罪，也沒有犯過其他任何罪。我是無辜的。”他想了一會兒，又補充說：“但願我能原諒那些對我做如此之事的人。”他鎮定地坐上椅子，平靜地被綁起來戴上頭罩。片刻之後，開關合上了。“房間裏一片沉默，隻有電火花在劈啪濺射。”1940年，埃利奧特在回憶錄《死神代言人》（Agent of Death）中說。12點26分55秒，萬澤蒂被宣告死亡，隻比薩科晚8分鍾。

美國人對此樁處決的反應驚人地沉寂。按《紐約時報》的說法，紐約的人群在“淒厲的沉默”中接受了事實。在波士頓，一切平和得怪異。人們等來官方的確認，之後在夜裏靜靜地散去。對大多數人而言，再抗議也毫無意義了。軍隊和警察也離去了。到第二天，城市生活恢複了正常。

在其他地方，反響則全然不同。抗議活動席卷全球：布宜諾斯艾利斯、墨西哥城、悉尼、柏林、漢堡、日內瓦、萊比錫和哥本哈根。許多示威活動演變成了暴力衝突，德國有9人喪生。在倫敦的海德公園，抗議者和警察發生了衝突，有40人受傷，有些則需要住院治療。在哈瓦那，美國大使館被炸。在日內瓦，騷亂者襲擊了聯合國大廈，還砸破了商鋪和酒店的窗戶，混亂中有人開了槍，致使一名男子死亡。紐約市市長吉米·沃克正在歐洲進行友好訪問，卻在柏林遭到暴力威脅。有好長一段時間，美國人在任何地方都沒有安寧可言。

法國人特別慷慨激昂。沒多久前才歡樂地成群結隊迎接了林德伯格、伯德、錢伯林和萊文的巴黎人如今又湧上街道暴打美國人。如果找不到美國人，騷亂者就作弄那些有錢的本國人。許多路邊咖啡館的顧客都遭到了毆打，有些時候，僅僅因為長了一副資產階級的樣子就被野蠻地毆打。在顧客與暴徒的激戰當中，好些咖啡館被砸得稀爛。在城市的其他地方，到處亂竄的暴徒盯上了一切包含美國主題的東西——上映美國影片的電影院、美國酒店、銷售美國商品的店鋪。據《泰晤士報》記者報道，不知什麽原因，暴徒對美國鞋店尤其看不順眼。讓很多人厭惡的是，騷亂者還褻瀆了無名烈士墓。為恢複秩序，近200名警察受傷，還有人被刺傷。

《時代周刊》趁機在人類學偏見裏小小放縱了一番。“在南美，”它說，“巴拉圭和阿根廷的居民情緒不穩又懶惰，很容易說服他們停止一切工作……瑞士激進派暴力得近乎滑稽，英國人含糊，德國人蠢，法國人歇斯底裏地好動粗。”

處決當天，柯立芝總統一家搭乘火車西行前往懷俄明州和黃石國家公園，他們欣賞了好幾天風景，觀看間歇泉，被路邊做出乞求樣子的熊逗樂。當時公園管理方也有意鼓勵熊這麽做，總統還努力抽出時間釣了會兒魚。他對處決薩科和萬澤蒂一事以及其他所有公務事，都沒有發表任何意見。

薩科和萬澤蒂真的無辜嗎？事隔數十年後已經不可能做出任何確定的論斷，但有理由認為，兩人或許並不像他們表現出來的那麽無辜。首先，他們跟臭名昭著的投彈手卡羅·維爾迪諾切關係親密。他們還自稱是最殘暴無情的反美激進分子魯奇·加裏尼（Luigi Galleani）的追隨者。加裏尼是個虛張聲勢的人物，他因激進活動被關押在意大利，後逃獄。據說是勾引了典獄長的妻子。最終來到美國。剛在美國紮下根就立刻開始呼籲暴力推翻政府。加裏尼出版了一份名叫《顛覆者紀事》（Cronaca Sovversiva）的激進雜誌，擁有一小群忠實的讀者，大約有四五千人。巴特·萬澤蒂是定期撰稿人。這一時期大部分甚至全部的著名爆炸案件，據信幕後之手均為加裏尼的信徒。盛傳萬澤蒂就是炸彈製造者之一，但不一定負責投彈。曆史學家保羅·阿維裏奇（Paul Avirch）指出，萬澤蒂“可能參與了”俄亥俄州揚斯敦爆炸案（這場爆炸炸死了10名警察），並肯定是要為此事負責的人之一。

很多積極關注此案的人也都或遲或早地得出結論，認為薩科和萬澤蒂肯定犯了事。小說家厄普頓·辛克萊起初完全同情兩人，後來逐漸相信這兩人最起碼參與了製作炸彈。凱瑟琳·波特跟無政府主義運動的內部知情人士進行長談後也得出了類似結論。根據若幹記述，薩科和萬澤蒂的律師弗雷德·穆爾相信薩科在布倫特裏劫殺案中有罪，萬澤蒂可能也有罪。同是意大利無政府主義者的卡洛·特雷斯卡（Carlo Tresca）跟薩科和萬澤蒂都很熟，同樣認同律師的觀點。弗朗西斯·拉塞爾寫了兩本關於此案的書，長久以來都認為他們是清白的（“這兩個人，不管是從本性還是習慣上看，都不是罪犯那種人”），但最終，他得出的結論是：兩人有罪。1977年，哈佛大學校長阿伯特·洛厄爾的私人文件解密，文件內容表明，他同樣希望還兩人清白，但證據說服他相信兩人有罪。冷靜地考察庭審記錄，可以看出：兩次審判的陪審員並沒有明顯的偏袒，此外，不管法官塞耶在法庭之外有什麽樣的信念，他仍主持了公正的審判。

紐約市立大學教授、已故的曆史學家保羅·阿維裏奇在薩科和萬澤蒂案（以及兩人置身的險惡世界）上投入了比任何人都更多的時間調查研究。1991年，他在《薩科和萬澤蒂：無政府主義背景》（Sacco and Vanzetti: The Anarchist Background）一書中反問：萬澤蒂是否參與了布倫特裏劫殺案呢？接下來，阿維裏奇寫道：“雖然證據不盡如人意，但幾乎可以肯定地回答：是的。這一論斷同樣適用於薩科。”阿維裏奇相信，就算在這樁案件上無辜，他們也肯定犯有其他謀殺罪行，包括1919年的總檢察長帕爾默住宅被炸一案。他說，此事“板上釘釘”。

事件的最終結論或許來自阿維裏奇留下的一句話。“（我）不免沮喪地想，”1991年時他寫道，“至今還活著的人，其中包括薩科的遺孀，至少應該揭露部分真相吧。”可惜沒人這麽做。

如今，他們全都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