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5 美國馬上就要起飛了 騰飛的航空業和洋基隊

貝比·魯斯在成名之後發現，名人有個很明顯的不便之處，尤其是他沒法不受打擾甚至偶爾還很危險地進入許多公共場所。1921年，他在新澤西一家非法經營的酒吧小酌時，遭到了喝醉的酒客騷擾，他們爭吵了幾句後，就去了屋外。同為棒球手、當晚陪魯斯喝酒的哈利·胡珀走出洗手間時發現魯斯不在了，他朝屋外一看，但見魯斯僵硬地站著，一把槍頂著他的腦袋。好在胡珀及時趕來把騷擾魯斯的人給嚇跑了。此後，魯斯就隻在自己的住處喝酒了。

1927年，魯斯住在安索尼亞酒店。這是一座奇妙而怪誕的巨大宮殿，呈現法國布雜藝術（Beaux Arts）建築風格，位於第73和74大街之間的百老匯大道上。安索尼亞是公寓式酒店，這也是在20世紀20年代流行起來的一個新概念，也就是說它既有公寓寬敞和持久的特點，又像酒店那樣方便：提供清潔服務、禮賓接待、每天更換毛巾等。按各方記述，安索尼亞酒店的特色在於大堂裏有一座噴泉，酒店管理方在“屋頂農場”養著牛和雞，可為特殊住戶提供牛奶和雞蛋。它設有三家餐廳，有一家能容納550人，此外地下室裏還有世界上最大的室內遊泳池。氣動管道輸送係統可將信件從前台送到任意房間。

安索尼亞酒店厚厚的牆壁隔音效果極佳，對音樂家很有吸引力，意大利男高音恩裏科·卡魯索（Enrico Caruso）、指揮家阿爾圖羅·托斯卡尼尼（Arturo Toscanini）便是這裏的傑出房客。它也頗受作家、戲劇界人士、棒球運動員以及其他習性懶惰之人的喜愛。著名小說家西奧多·德萊塞（Theodore Dreiser）也在此地住過一段時間。百老匯頂級製作人佛羅倫斯·齊格菲爾德（Florenz Ziegfeld）在一樓有個13個房間的豪華套間，他和妻子共住，又在樓上另開了一套較小的房子，供自己的情婦住。

安索尼亞酒店還見證了棒球界最黑暗的時期。1919年9月21日，黑幫頭目阿諾德·羅斯坦率領手下會見了芝加哥白襪隊的幾名低薪球員，後者答應接受賄賂，操縱世界職棒大賽。魯斯當時並不住在安索尼亞，他在1926年搬進了一套有著八九間或者12間屋（具體是多少間，取決於你相信哪位傳記作家）的公寓。不管它到底有多大，總之是個非常舒適的地方。

1927年時魯斯是薪水最高的棒球選手，他也為之感到自豪。賽季開始前，他提出了一份對待遇要求更高的合同，雅各布·魯珀特看到魯斯年齡漸長、肚皮漸大，又加上自己去年秋天因為颶風在佛羅裏達州吃了經濟上的大虧，本來很不願意。但最終魯珀特還是屈服了，他跟魯斯簽了為期3年、每年70 000美元的合同，同時又表現出一副因這份合同元氣大傷的樣子。報紙極盡誇張地形容著魯斯豐厚的薪水，記者們計算出，魯斯的薪水可供他每個星期買一輛新車，每個月買一棟房子。按棒球界的標準，魯斯的薪水優厚極了——占洋基隊總薪資的近一半，比俱樂部裏其他薪水最高的5名球員的收入加起來還多。然而，與其說這是在反思魯斯是多麽富得流油，倒不如說更是在反思為什麽20世紀20年代大部分棒球選手的薪水都那麽微薄。

跟其他明星，尤其是好萊塢影星相比，棒球運動員的收入的確微薄。魯斯的周薪是1350美元，相比之下克拉拉·鮑和巴斯特·基頓的則是4000-5000美元，湯姆·米克斯1 5 000美元，道格拉斯·費爾班克斯20 000美元，哈羅德·勞埃德的周薪更是叫人心生向往：30 000美元。可跟阿諾德·羅斯坦、瓦克塞·戈登等黑幫頭目所掙的數日比較起來，這些又全都微不足道了。據說這些黑幫頭目們每個月能到手20萬美元可以肯定，魯斯不知道就連電台廣播員格雷厄姆·麥克納米的薪水都比他高。魯斯的收入根本就說不上驚人，而且球隊老板給他開的薪水一分錢都沒多給。

魯斯大部分的錢來自賽場之外。1926年到1927年的冬天，據算他已從壓根不是自己執筆的報紙專欄、基本不熟悉的代言產品、利潤誘人的短期雜技巡演，還有他心愛的電影《貝比回家》上掙到了25萬美元。盡管如此，他仍然不得不找魯珀特借了1500美元償付自己1927年的稅單。金錢總是無法長久地陪伴魯斯。

8月8日，洋基隊開始了本賽季最漫長的客場之旅——到費城、華盛頓、芝加哥、克利夫蘭、底特律和聖路易斯，每個地方要待3到4天；之後回到紐約跟紅襪隊補賽一場，接著又要前往費城和波士頓待6天以上。此外，魯珀特還設法讓球隊在8月15日擠出時間前往印第安納波利斯，跟一支小聯盟球隊打一場表演賽。對魯珀特來說表演賽很賺錢，隻要有可能他就會往球隊的日程安排裏加塞。總而言之，洋基隊要在30天裏出行5954千米，打27場比賽，完成十多趟不同的列車旅程，有些行程還不是一般的長。

貝比·魯斯挺喜歡客場比賽的。他能借機換個環境，結識新的性伴侶。客場比賽還為他複雜得叫人擔心的個人生活提供了可喜的喘息機會。魯斯愛上了一個名叫克萊爾·霍奇森（Claire Merritt Hodgson）的模特兼演員。霍奇森小姐是佐治亞州人，有著豐富而多姿多彩的過去。她14歲就結了婚，16歲當了母親，23歲成為寡婦，後來北上謀求名聲與財富時看上了棒球運動員。在她最知名的幾次征戰裏，最引人注目的是要數泰·柯布。可魯斯對她甚是仰慕，他倆很快住到了一起。魯斯到底是什麽時候、以何種方式向妻子（她此時仍住在馬薩諸塞州鄉下的家裏）透露自己新戀情消息的我們無從得知，但肯定是在1926年災難性世界大賽之後的某個時刻：那是兩人最後一次在公開場合露麵。所有這一切帶來的結果是，1927年魯斯的生活變得異常複雜。一如作家利·蒙特維爾（Leigh Montville）所寫：“他現在有一個妻子、一個全職情婦、一家農場、一間公寓、一間情婦的公寓、一個養女，外加一戶收養的家庭。”所以，從這一團混亂裏逃開一段時間的機會，不免對魯斯頗具吸引力。

洋基隊的經理米勒·哈金斯也很喜歡客場出行，雖然理由完全不同。他並不渴望接近球員，球員們也不渴望接近他，他們雙向都沒太多情感流動。而是因為客場比賽讓他有空沉浸在自己最喜歡的消遣裏：去滑冰場坐坐。哈金斯自己不滑冰，但他夢想著有一天能開一家自己的滑冰場。看人玩滑冰是生活中唯一讓他感到快樂的事情。

哈金斯是個怪胎。首先，他個頭非常矮，就像個小孩，有時還會被人誤當作球童。到底有多矮各方意見並不統一，但大致在1.6米左右，他出生於辛辛那提，1927年時48歲。他的父母是英國移民，父親曾是一流的板球運動員。哈金斯在辛辛那提學習過法律，威廉·塔夫脫是他的教授，也就是那個拒絕插手薩科—萬澤蒂案的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

1902年哈金斯取得了律師資格，他的父母很高興也很驕傲，但他拒絕執業，這讓他們頗為沮喪。相反，他走上了職業棒球的道路，在他父母眼裏這跟去妓院幹活隻有兩步之遙了。接下來的十幾年裏，哈金斯在辛辛那提紅人隊和聖路易斯紅雀隊擔任內野手，表現相當出色，後來轉而出任球隊經理。1917年，受邀請接手洋基隊時，他心存疑慮不太情願。洋基隊是一支平庸的球隊，他認為球隊很快就會降級。但在1921年、1922年、1923年和1926年，他率隊拿下了冠軍錦旗。到1927年仲夏，顯然馬上要再攻一城。雖然球員們不喜歡他，尤其是魯斯不斷跟他爭吵，叫他“跳蚤”，哈金斯始終對他們很好，相信他們能在賽場上做出正確決策。不像巨人隊的約翰·麥格勞那樣覺得球員“不具備思考能力”。他對魯斯的寬容有時簡直不亞於聖人。

在紐約，哈金斯跟自己的姐姐和阿姨一起住在洋基球場附近的公寓。他從未結婚，也沒能實現自己開溜冰場的夢想。沒有誰能預知1927年8月時，哈金斯離死亡隻有短短的兩年時間了。

球隊裏大部分隊員都比較清貧，他們同樣期待客場出行，因為他們大多數花銷都由隊裏負擔，還能得到每天4美元的客場津貼，可以過瀟灑日子，也可以省吃儉用把其餘的錢存下來。靠著一個賽季的客場比賽，朱利·維拉這樣的球員每年能存下2400美元的可觀存款。

林德伯格的越洋飛行之後，賓夕法尼亞鐵路公司重新啟動了聖路易斯和東海岸之間的車次，並不能免俗地把它稱為“聖路易斯精神號”。必須指出，有時候列車的名字比列車行程浪漫得多。從聖路易斯開往科羅拉多州普韋布洛的“風景特快號”列車，行程主要是穿越堪薩斯州北部。在很多人眼裏，這不是個風光秀麗的地方，哪怕在堪薩斯州內也算不上。有些名字更是徹底的誤導。紐約—芝加哥—聖路易斯鐵路實際上並不以這三個市為終點，而隻連通芝加哥與布法羅（水牛城）。同樣，“大西洋特快號”也並不在帶著海水鹹味的空氣裏穿行，而僅僅隻是明尼蘇達州北部和密歇根州之間的短途列車。

部分列車以缺乏乘坐舒適性著稱，加利福尼亞州的“黃金海岸號”，就是眾所周知的“冷烤乘客號”列車。但大多數列車都在提供優質服務上付出了心血，其中的佼佼者更是讓人讚歎。最優秀的代表是“20世紀快車”，每天晚上6點從紐約中央車站出發前往芝加哥，快車自帶理發師，配備熱水浴、洗衣設備，有一節觀景車廂配有書桌和信紙，甚至還有速記員可幫人聽寫記錄。這趟列車能在18小時內跑完1545千米，但幾次撞車事故發生（1916年的撞車事故甚至導致26人死亡）後管理方做了調整，20小時抵達成了列車行駛的規範。即便如此，“20世紀快車號”仍然是美國甚至全世界最快捷、最舒適的交通工具。

列車旅行最不尋常之處在於選擇奇多。範斯韋林根兄弟雖然費了很大努力在行業內進行兼並，但它仍然支離破碎得令乘客眼花。1927年，顧客需要從1085家運營公司的2萬趟定期車次裏選擇合適的一趟車。不同的公司往往使用不同的車站、軌道和票務係統，彼此之間又缺乏必需的協調。光是克利夫蘭，就有7種不同的軌道線路。

火車要到哪兒去由鐵路公司的軌道決定，而這就意味著，它們不見得總會選擇最短或者最快捷的路線。紐約發往芝加哥的“湖岸快車”先向北朝著加拿大方向行駛241千米，再猛地向左轉向奧爾巴尼——就好像突然記起了自己是誰。長途列車通常要以複雜的方式對沿線進行分割與合並，這樣才能跟其他的車次相連。薩沃尼河特快每天從聖彼得堡開往芝加哥，但這一路上車廂要不停地脫鉤，再掛上駛往布法羅、克利夫蘭、底特律和堪薩斯城的火車頭。湖岸快車在奧爾巴尼暫停，掛上從波士頓、緬因州開來的車廂；又在布法羅停下，掛上來自多倫多的車廂；到了克利夫蘭放下一些車廂，它們會繼續往南前往辛辛那提和聖路易斯，而主車繼續西進前往芝加哥。本來要去奧馬哈或者密爾沃基的乘客，很可能早晨會在丹佛或者孟菲斯醒來。因此，每一趟漫長的旅程都增加了許多不確定性。而淩晨時分的轉軌接軌意味著，幾乎沒人能睡一晚好覺。經常旅行的人往往很難體會到旅行的浪漫。

為了分散乘客注意力，並從競爭激烈的市場裏獲取額外收入，幾乎所有的列車都極為重視車上的食物。雖然餐車沒有多餘的空間翻轉煎餅，廚師們卻變出了花樣極多的菜肴。在聯合太平洋公司的列車上，光是早餐，挑剔的客人就可以從近40道菜品裏挑挑選選——牛腩、牛排、炸牛肉、羊排、小麥餅、烤鯖魚、半隻童子雞、奶油土豆、玉米麵包、培根、火腿、香腸，以及任何做法的雞蛋。其餘兩餐也同樣豐盛。往返芝加哥和聖路易斯的“午夜特快號”上的過夜乘客，甚至能在寂寞夜晚的鐵軌哐哐聲中有一場奢侈的“午夜加餐”。

洋基隊的出行采用將一節特殊包廂掛在普通列車的尾部的做法，這麽做一部分是為了避免球迷幹擾球員，一部分也是為了讓球員別去幹擾旅客——因為球員的車廂常常是列車上最吵鬧的。20世紀20年代的火車沒有製冷設備，炎熱天氣裏球員們一般隻穿著內衣**到處坐。貝比·魯斯有一個私人隔間，哈金斯也有。球隊其餘人睡上下鋪，隻用窗簾隔著——也就是俗稱的“滾動帳篷”。如果魯珀特和球隊一起出行，他會為自己再加一節額外的車廂。在所有的客場之旅中，總有很多時間聊天、打牌和鬼混。魯斯特別愛打橋牌和撲克，打撲克時下注很瘋狂。球員裏比較嚴肅、愛鑽研的人則讀書、寫信。本尼·本戈喜歡操練他的薩克斯管。

洋基隊在客場之旅中分為兩個社交陣營。魯斯、鮑勃·穆塞爾、韋特·霍伊特和本戈是一群；還有行為安靜低調的一群（有時也叫電影幫），包括厄爾·庫姆斯、威爾西·穆爾、塞德裏克·德斯特、本·帕斯卡、赫布·彭諾克和盧·格裏克。

《紐約時報》的記者理查茲·維德默也經常加入熱鬧一方的陣營。棒球選手一般跟記者少有深交，但維德默是個特例，因為他是個富有吸引力、愛好運動的年輕人。跟球員們差不多，隻是維德默的生活和背景比任何5名球員加在一起還更精彩、更瀟灑。維德默是陸軍準將之子，從小在世界各地長大，在上流社會圈子裏能來去自如。讀者們大概還記得，就是維德默看到哈丁總統在白宮的壁爐裏小便的。第一次世界大戰時，維德默接受了飛行員訓練，跟遠東地區最富有的人之一沙撈越土王的女兒結了婚，從事新聞業之前打過職業高爾夫和棒球。他精神亢奮，對女性有著不可抗拒的魅力，也是熱門小說《曼哈頓青年》（Young Man of Manhattan）中主人公的原型。小說作者凱瑟琳·布拉什（Katharine Brush）曾是維德默的戀人。

維德默或許也是有史以來最不靠譜的體育記者。退休多年後，他接受了一次采訪，高興地承認自己難得能在一場比賽的第3局或者第4局到達球場，有時候甚至要到第5局、第6局才現身。他的文字讓人抓狂且極不可靠。他這樣形容格裏克打出兩記本壘打、魯斯一無斬獲的日子：“帶著不同程度的沮喪，魯斯和其他洋基隊在打了5小時棒球後離開球場，隻有一個叫‘盧’的小夥子興高采烈、蹦蹦跳跳、吹著歡快的小曲。”別的不說，格裏克可一輩子都從沒做出過能稱為“興高采烈、蹦蹦跳跳”的舉動。在維德默的筆下，魯斯揮出球棒，隻要沒打出本壘打，那就是“聰明的一擊”，空中飛著的球不是球，而是“活潑的皮革”。老虎隊成了“叢林大貓”，左胳膊是“左舷炮塔”。洋基隊總是“哈金人”，也即米勒·哈金斯的人。魯斯打出職業生涯裏第400記本壘打時，維德默寫了一篇動人的文章：引座員想把球從看台上一個男孩的手裏要回來，男孩不願意放手，因為他想自己拿給貝比，魯斯得知此事後就邀請孩子到了球隊的會所。在會所裏，他欣然接受了禮物，並給了男孩半打嶄新的親筆簽名棒球作為回禮。“這個故事是我的獨家特稿，”多年後，維德默吐露實情，“因為這是我編出來的。”

像幾乎所有體育記者一樣，維德默從不寫任何球員的不恰當舉止。在報道貝比·魯斯時，也就意味著要壓下許多內情。除了不願危及友誼之外，他的圓滑處理還有另一個原因。大聯盟球隊會向隨隊體育記者支付費用，這對記者的忠誠度產生強大的影響。從本質上看，他們成了球隊的公關人。

再沒有哪支球隊在客場能像1927年夏天的洋基隊那麽受歡迎。在芝加哥，有20 000人來看他們在星期五下午跟白襪隊的比賽，這是3天後白襪隊與運動家隊比賽現場觀眾數量的10倍。洋基隊在克利夫蘭吸引了21 000名觀眾，底特律22 000名，就連在沒有什麽球迷的小地方聖路易斯，也吸引了8000人，並且全是在工作日。勞動節那天，洋基隊漫長的客場之旅在波士頓畫上了句號，近70 000人出現在了芬威球場，遠遠超過了球場的客容量，盡管主場的紅襪隊正輸得一塌糊塗：49連敗。所有這些城市的每一名球迷都為同一樣東西所吸引：有機會親眼看到活生生的貝比·魯斯，最好能看到他把一個球高高地打入蒼穹。魯斯跟年輕新秀盧·格裏克的本壘打冠軍拉鋸戰，能讓人們興奮、專注得捏碎自己的帽子。從來沒出現過這樣的事情，真的。8月中旬，格裏克——不可思議、前所未有地領先於魯斯：格裏克38個，魯斯36個。但8月16日和17日，魯斯狀態回歸，把差距扯平。8月19日對白襪隊比賽時，格裏克再次領先；但第二天在克利夫蘭，魯斯又把數目追平，此時兩人均為39個本壘打。

這一下，人們緊張得心髒病都快發作了。8月22日，魯斯打出了自己的第40個本壘打；兩天以後，格裏克追了上來。8月27日、28日，魯斯打出了自己的第41個和第42個本壘打。8月2日，格裏克在聖路易斯轟出了一個三壘安打。兩天後，洋基隊回到紐約，主場迎戰紅襪隊，魯斯打出了這個月的最後一個本壘打。到8月結束，魯斯有了43個本壘打，格裏克41個。兩人一共轟出了84本壘打。相比之下，紅襪隊整個賽季隻打出了28個本壘打，印第安人隊為26個。在此前的賽季，除了洋基隊，沒有任何一支球隊打出過84個本壘打。而這一年，整個賽季才進行了4/5。

不得不說，魯斯此時距離他1921年創下的全賽季59個本壘打的紀錄還差得遠，但他很幸運地打出了50個——這是他第3次打出這樣傑出的裏程碑式成績。如果格裏克的手氣繼續熱下去，他也可能上50個。所以，隨著8月結束，9月的棒球賽前景似乎會相當令人興奮。事實上，任何人都猜不到它會興奮成什麽樣。

洋基隊在地麵穿行於一個又一個中西部城市的過程中，林德伯格也從空中在同一區域裏往來穿梭。他從底特律飛到芝加哥、聖路易斯、堪薩斯城、威奇托和密蘇裏州的聖約瑟夫，接著向北前往莫林、密爾沃基和麥迪遜，最後又飛去期待他凱旋的明尼蘇達。隻可惜，事情進展不太順利。首先，他收到消息說他在羅斯福機場出於好心但沒幫上什麽忙的助手喬治·斯頓夫（那是飛往巴黎之前的事了）剛在密蘇裏州墜機身亡。斯頓夫搭乘的是軍方飛行員哈欽森（Hutchinson）的飛機，有人看見他們的飛機在聖路易斯一座湖邊度假村因為擦到了旗杆而墜毀。哈欽森被拋出了機艙，傷勢並不嚴重。斯頓夫則被一根電線纏住了脖子，殘忍地勒死了。

在明尼阿波利斯和聖保羅，乘載林德伯格遊行的車輛風馳電掣，大多數圍觀者隻看到一個模糊的身影。對帶著興奮的孩子、站了幾個小時的人們來說，這真是一件痛苦又失望的事情。“群眾都不能好好地看一看他們的英雄，這樣的遊行完全不可取。”《明尼阿波利斯論壇報》（Minneapolis Tribune）在社論裏抱怨說。

報紙上開始報道，扒手和小偷跟隨林德伯格巡遊全美各地，利用林德伯格訪問帶來的分心優勢大撈一筆。林德伯格在芝加哥遊行期間，槍手闖進街上的一家珠寶店，隨隨便便就搶走了價值85 000美元的現金和物品。此外還傳出了令人沮喪的消息，紀念品搜尋者們闖進了林德伯格家在利特爾福爾斯的房子，那裏自從他父親去世後就空置無人。他們拿走了書籍、照片和其他珍貴的私人物品。也許是出於這個原因，林德伯格在故鄉訪問的大部分時間，都一臉嚴峻的表情，雖然這也許隻是因為疲憊罷了。不管怎麽說，他不帶情緒地禮貌聽完了6場冗長的講演，包括駐明尼阿波利斯市瑞典領事的高度讚揚，之後就回到了飛機上。他明顯如釋重負駕機向西朝著北達科他州的法戈飛去。他的行程還不到1/3，也難怪他神色茫然。

然而，林德伯格的這次巡遊造成了遠遠超出他想象的影響。各地的報紙都精心記錄了他在各城市間的飛行時間：從大急流城到芝加哥，2小時15分鍾；從麥迪遜到明尼阿波利斯，4小時；從聖路易斯到堪薩斯城，3小時45分鍾。對任何曾在任意兩地往來過的人來說，這麽短的時間都可謂神奇。更何況，林德伯格日複一日地重複這些壯舉，安全、準時、常規，沒有半點意外發生，就仿佛空中飛行是全世界抵達某個目的地最自然、最合理的方式一樣。日積月累，這對人們的觀念造成了深遠影響。夏天快要結束時，美國成了一個迫切起飛的國家，極大地扭轉了4個月之前的局麵：當時，大多數民眾還把飛行看成是縣城集市上的雜耍，美國似乎永遠趕不上歐洲。無論林德伯格是否確知，他的全美巡遊對航空事業的未來有著比勇猛飛向巴黎更具革命性的影響。

極具諷刺意味的是，等到美國真正準備好升空的時候，林德伯格卻不再是任何人的英雄。

[1]　其實，這種看法十分輕率，意大利人並不特別惹是生非。1910年，意大利人占移民人口的11%，但在服刑的外國出生罪犯裏僅占7%。約翰·凱柏勒（John Kobler）指出，以每10萬人入獄率而論，意大利人在17個種族裏排第12位。

[2]　奧古斯特·羅丹（August Rodin）是他的老師之一。

[3]　默片時代好萊塢最受歡迎的風流人物，當時片酬最高的男明星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