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03
第一期，時代相當於新石器時代晚期。
第二期，時代相當於夏、商之際。
第三期，出土一組有特色的陶器，如小平底罐，鳥頭把勺高柄豆形器、杜鵑、綿羊等，還有一個被反縛的無頭石人像，相當於商代中期。
第四期，富有特征性的文化發展到鼎盛，相當於殷末周初。建築遺址分屬於第三、四期，整個漫長的文化堆積看上去在第7層突然產生了斷裂。
由此可以看出，這根“關鍵柱”的剖麵所透露出的文化堆積突然中斷的信息，可能與不可抗拒的特大洪水有關。對此，林向專門與前來參觀考察的水利專家就這一問題進行了討論。按水利專家的說法，成都平原的東北部屬於沱江水係，東向穿越龍泉山的金堂峽，峽穀長12公裏，最狹處不到150米。而平原西部，水係的上遊素有“西蜀天漏”之稱，雨量集中在夏秋季節。每當暴雨成災，東向穿峽的徑流量可大於3000立方米，所以至今峽口的金堂縣常發生水災。加之金堂峽常有壅塞的危險，兩岸山岩屬於侏羅紀蓬萊鎮砂岩與泥岩石層，最易風化崩坍，又恰有一條東向的斷裂帶通過，存在著每千年發生一次大於5級地震的危險性，更加大了水道堵塞的可能。一旦金堂峽被阻，就可使廣漢、德陽、新都一帶低窪處成為洪澇澤國。
從文獻記載看，古代蜀國確有自己的洪水傳說，同時由於水的原因而發生了政變，並導致了改朝換代，甚至遷徙都城的重大事件發生。杜宇時代就發生過一次特大洪水，並有了“其相開明，決玉壘山，以除水害，帝遂委以政事”“帝升西山隱焉，時值二月子鵑鳥鳴，故蜀人悲子鵑鳥鳴也”“開明王自夢郭移，乃徙治成都”等記載。盡管古代史學家常璩等人對這種包含真實曆史內核的神話傳說往往加以篡改，但至少可以從中看到三個方麵的事實：一、杜宇時洪災極為酷烈，《蜀王本紀》說“若堯之洪水”，民不能“陸處”。二、因災而變，改朝換代，開明乃荊人鱉靈，等於是“異族王蜀”。三、杜宇下台是被迫的，蜀人才會悲子鵑。過去，史家總說蜀史可信成分不多，今見這根“關鍵柱”，可作為一件曆史史實來證明文獻記載並非空穴來風，事實勝過了雄辯。
按林向的研究成果推斷，三星堆遺址出土的大量青銅鳥頭，鉤喙的鳥頭與杜鵑的形象相同，還出土了一件陶塑展翅的杜鵑鳥。這一連串的現象並非偶然，結合那根“關鍵柱”所透露的遠古信息，可以這樣認為：三星堆古城的最後放棄不是發生在魚鳧時代，而是晚於魚鳧的杜宇時代。在這個時代裏，代表古蜀文明權力中心的三星堆古城被洪災所困，當杜宇王所屬的四方部族領地被洪水淹沒，村寨被衝垮，三星堆古城在洪水的衝擊浸泡下，即將麵臨滅頂之災時，不得不率領舉國民眾棄城出逃。其後，古蜀國的這個權力中心都邑，便轉移到現成都市區的金沙遺址中去了。
若林向的說法成立，則三星堆古城最後一幕場景應是這樣的：
大雨滂沱，電閃雷鳴，連續不斷的暴雨仍在不住地下著。這場雨對三星堆古城的老國王杜宇與統治之下的四方族人而言，是一場末日之災。夜裏，杜宇躺在宮中那潮濕的床榻上，聽著洪水在城牆外麵不斷拍打撞擊的聲音，心中充滿了焦慮與不安。這種聲音越來越壯闊響亮，越來越令人心慌意亂、膽戰心驚。直覺告訴他，岷江上遊的狂濤巨瀾正以萬鈞雷霆之勢向三星堆古城衝壓而來。這一夜，杜宇幾次披衣坐起，來到大殿門口，望著漆黑的雨幕不時閃過耀目的電光和隨之爆出的隆隆雷聲，在心中不住地祈禱和哀歎。
翌日清晨，老態龍鍾的杜宇在近臣的服侍陪伴下，憂心忡忡地登上了城樓。就在登城的過程中，他感覺原本堅實的城牆此時已經像浸泡在水裏的蛋糕一樣有些酥軟了。驚恐中他不禁問道：“上個月我們祭祀過幾次天神、雨神和水神了？”
負責國家祭祀儀式的大臣立即上前躬身稟報：“我們一共祭祀十幾次了，前一段每3天祭祀1次，這幾天改為每日1次。”
杜宇聽罷，將那早已昏花的眼睛轉向城外，望著在雨水泥濘中背筐挑擔、四散奔逃的草民百姓，又望望城內四處湧動的水流和一個個臉上布滿了驚恐之色、精神即將崩潰的紛亂的人潮，絕望地垂下了頭。剛才答話的那位臣子看到主子一副憂鬱的表情，心中泛起了一股酸楚，感到麵臨局勢的危難與自己責任的重大。他忙湊上前來既表現自己又推卸責任地說道：“依臣之見，這些太廟裏的神靈好像一點也不中用了，是不是被嬌寵壞了，或者是中什麽邪了，在我們急需他們鼎力相助時，他們卻像死了一樣，一點表示都沒有，索性給點顏色瞧瞧，看它們還敢不敢發邪？”
“不許胡說！”杜宇用沙啞的語調打斷了這位臣僚的話，停頓片刻，又突然想起了什麽，輕輕地對陪同的眾臣僚們說道：“走，大家一起到太廟去看看這些個神靈到底是咋了。”言畢，在群臣的簇擁下，他走下城樓的瞭望台，向城內的太廟走去。
太廟那高大的殿堂裏，香煙繚繞，霧氣迷蒙。隻見一尊尊、一排排、一列列由青銅鑄成，神態各異、大小不一的神偶、神物和由各種玉器組成的祭品，錯落有致地擺放在不同的位置，呈現出一派眾神薈萃的天國景象。
老杜宇先是在群神麵前跪拜、祈禱了一番，然後起身圍著廟堂轉了一圈，心懷怨恨與憤懣之情暗暗想道，眼看我的蜀國就要國破家亡了，這些神偶一點救援的表示都沒有，看來確乎是不甚靈驗了，還是趕緊想別的辦法自救吧。
回到宮殿之後，尋找新的居住地和遷都的想法終於被杜宇提了出來，眾臣在表示全力擁護的同時，認為應遷往成都平原的腹心地帶，而不應該再回到平原西北邊祖先們居住的山地裏去了。假如再回到那裏，對於已經熟悉了平原農耕生活的部族來說，無疑將麵臨著更多、更大的災難。杜宇聽罷，表示讚同，遂吩咐臣僚速派人到成都腹地去聯係其他部落，尋找新的居住地，並令全城的官員和百姓做好大搬遷的準備。
洪水依然沒有退去的跡象，而且來勢更加凶猛。在越來越混亂危急、諸事紛雜的局勢中，主持搬遷的大臣向杜宇稟報道：“那些用於祭祀的國家禮器是否全都帶走？”杜宇蹙著眉頭想了想說：“帶走一點象征性的神物就可以了，其餘的留下，在我們撤出這座城之前要舉行一場盛大的祭祀，把這些不中用的偶像燒了。”
眾臣僚對老國王的話語，紛紛表示理解與讚同。是啊，即使再偉大的神靈，也要為天下蒼生服務，如果不為天下民眾服務，那麽將不再被人民尊稱為神靈。
這天上午，折騰了十幾個晝夜的狂風暴雨，總算有了短暫的停歇，籠罩在滾滾烏雲中的三星堆古城迎來了一個短暫的喘息機會。但幾乎所有的人都清楚地知道，這是又一場更大暴風雨來臨之前的預兆，這片刻的安寧根本無法阻攔城外的洪水以更凶、更猛、更快的速度和更為浩大的流量湧向這座已岌岌可危的古城。
就在這個危機四伏、災難臨頭的空隙裏，一場特殊的祭祀在滿城哀怨與憤怒的目光中悄然開始了。在一塊高高的台地上，一頭頭無法帶走的戰象和牛羊等牲畜被宰殺，以慰勞全城的將士和有功的官員。一件件青銅神偶和玉石禮器，被從太廟裏搬出，一堆堆散發著潮濕與黴味的木柴被架了起來。大火終於點燃了，呈麻花狀的滾滾濃煙伴隨著黴爛的氣味衝天而起，徑直插入低低懸垂著的鉛灰色雲層。古城的上空，不祥的大鳥撲扇著黑色的翅膀在天地間低低盤旋，不時發出一陣陣恐怖、淒厲的哀鳴。
火堆旁的台地上，兩個寬大的土坑在苦力們揮汗如雨的搶挖中很快完成。烈烈火光映照下，土坑外的武士們在如狼似虎地吞吃了烤熟的大象肉、牛羊肉之後，開始舉起銅錘、銅刀、銅棍、石頭等一切可用以撞擊與切割、分裂的工具，咬牙切齒地打砸和焚燒著從太廟裏搬來的各種青銅禮器。平日裏躲在太廟高高的殿堂之上養尊處優的神偶們，麵對這突如其來的災難卻神通頓失，束手無策，一個個緘默不語，任憑眾武士的刀劈、錘砸與焚燒。
幾天之後，滔天洪水夾帶著滾滾巨浪動地而來，在江河震**、山呼海嘯中，洶湧澎湃的浪頭伴著聲若巨雷的音響撞開了高大堅固的城門，折斷了城中高大的旗杆，席卷**平了城中的大街小巷、殿宇茅舍。瞬間，三星堆古城變成了一片澤國，水中漂浮著屋頂的茅草和嬰兒的衣衫……
3000多年之後，考古人員在三星堆遺址，發現了這次特殊祭祀留下的兩個土坑，以及壕溝中那一層青黑色的沙礫淤泥。
又過了十幾年，在成都平原腹心地帶，人們又發現了杜宇王朝自三星堆遷徙之後，在這裏建造的另一座新的都城——金沙遺址。
金沙：古蜀國的承續
2001年2月的一個下午，在一個工地意外發現一挑銅人、玉器，成都文管會得知消息後迅速派文物科科長弋良勝和成都市考古隊勘探研究一部副主任馮先成前往處理。
弋、馮二人趕到金沙工地後，同警方一道維持秩序，保護現場，並迅速和成都市考古研究所有關人員取得聯係。當所長王毅、副所長蔣成得知情況後，感到事關重大，當即派副所長江章華帶領考古隊勘探二部主任、當年曾參與著名的三星堆祭祀坑發掘的朱章義偕同副主任張擎，連夜返回成都處理這一突發事件。
又一個“三星堆”麵世
第二天一大早，江章華等從綿陽連夜返回的三人和考古所的另外兩名工作人員一同來到了現場。隻見在人群圍觀的中心部位開挖出了一條長約20米、寬約6米、深約5米的壕溝，壕溝內外一片狼藉，壕四周的剖麵上有三處明顯的象牙堆積，壁上還殘存有大量的玉器、石器，溝底散落著石璧、玉璋、玉琮殘片和為數眾多的象牙。很顯然，這是一處重要的文化遺跡。當這一切安排妥當後，接著組織市考古所技工和從當地招募的近200名民工開始清理散土中的文物。僅一天工夫，就從散土中清理出金、銅、玉、石、象牙、骨器等精美文物400多件。此後近兩個月的時間，又清理出金冠帶、太陽神鳥金箔飾、金麵具、金箔蛙形人等極為珍貴文物1300餘件。由於大多數器物被損壞，器物的定名、拚接、整理工作極其困難。考古人員經過多次努力，還是以最快的速度將第一批文物拚接成功，為了解金沙遺址出土文物的概貌以及遺址性質的最終定性提供了有力的實物證據。
鑒於金沙遺址發現寶藏的消息在社會風傳開來，成都市委宣傳部指示市考古隊和市公安局於2003年4月4日，就金沙遺址的清理和發掘等情況，召開新聞發布會，向國內外媒體公布階段性成果，並組織媒體到現場做了參觀考察。會後，各家媒體除發表了派出記者撰寫的文章外，還在顯著位置以大字號標題轉發了新華社發出的電文：
又一個“三星堆”驚現成都
新華社訊 四川廣漢三星堆遺址以其神奇而輝煌的古代文明令世人瞠目，如今，又一個堪與三星堆遺址並駕齊驅的“金沙遺址”在成都西郊現身驚世。4月4日，記者從有關方麵召開的新聞發布會上獲悉，目前考古工作者已在此發掘出土1000多件極其珍貴的玉器、金器、青銅器、象牙器、石器等，其中有屬“國寶”級的文物數件。會後，記者在發掘現場看到，200多名考古人員與民工正在緊張發掘。據介紹，現共布探方50多個，發掘麵積達4000多平方米。目前的發掘工作僅是冰山一角……
隨著這一消息的公布，金沙遺址立即進入世人的視野並在國內外引起了強烈震動，人們以極大的熱情與好奇將目光投向成都平原以及那個被稱作金沙的城郊一角。遙想當年，三星堆遺址初露崢嶸，特別是1986年兩個大型祭祀坑的發現與一大批青銅器的橫空出世，在震驚寰宇的同時，也讓見多識廣的考古學家大開眼界、大長見識又大傷腦筋。成都平原突然出現的這批如此高度發達的青銅文明究竟是如何產生和發展的？這個文明為何到了商代晚期在毫無曆史跡象和記載的情境中突然斷裂消亡？消亡之後它的孑遺又去了哪裏……諸如此類的種種謎團，使無數專家學者於困惑之中在學術界掀起了一場空前的探討熱潮。在為期十幾年連續不斷的論爭中，盡管各種不同的觀點、不同的猜測、不同的論證不斷拋出，但參與論爭的所有專家、學者都曾近乎一致地預言：“三星堆文明在商代晚期因某種外來的不可抗拒的力量突然斷裂消亡之後，他的孑遺如同在滔滔洪水中漂流而去的諾亞方舟，永遠地離開了成都平原，再也沒有回來。這個輝煌蓋世的文明可謂是孤峰獨立，一騎絕塵，整個成都平原甚至長江流域再也沒有與其相匹敵的古代文明了……”
意想不到的是，隨著金沙遺址地下寶匣的突然打開，此前各路專家的一係列論證、預言、神話甚至胡話相繼宣告破滅，一件件鮮活的出土文物以叮當作響、清脆震耳的鐵證，昭示著三星堆文明在突然消亡之後，並沒有從蜀地這塊熱土上蒸發，而是從廣漢悄然遷徙到了成都平原的腹心地帶，繼續維係和延續著這一文化血脈，並以其獨特的**和更具魅力的文化氣象迎來了古蜀文明第二個奇峰。麵對金沙遺址這座突兀而起、詭譎奇異的文化昆侖，凡參與考察的專家學者們在大感驚訝與驚歎的同時，不得不開始重新思索一個無法繞開的命題——三星堆文明是如何興起與消亡的，它和金沙文明到底是怎樣的一種內在聯係？金沙文明真的是三星堆文明的孑遺嗎？
太陽神鳥再現人間
隨著金沙遺址被發現的消息公布，考古人員對此展開了持續不斷的大規模發掘，遺址的文化內涵以及與三星堆遺址的關係，也越來越清晰明了，林向等考古學家的預言與推斷，在一點點地得到證實。
自2001年下半年開始，成都市考古所的考古人員，又對出土玉石器、銅器、象牙等器物的地點進行了普遍調查。與此同時，考古隊還集中精力，對遺址範圍內的摸底河南側金沙村一帶進行了文物勘探與考古發掘，並對摸底河北側的黃忠村、龍咀村周圍，及沿河地帶進行了大規模考古鑽探、文物勘探和考古發掘。
經過兩年多的努力，到2003年9月，考古人員進行文物勘探的工地達66個，共分布探溝1700餘條，鑽孔5000餘個，布置5米×5米的探方2200餘個，發現各類遺跡單位近3000個，商周時期文化堆積麵積近35萬平方米。基本弄清了遺址的大型建築基址區、祭祀區、一般居住區、墓地等幾大功能分布區，對遺址的性質、時代等也有了較清晰的了解。發掘鑽探可知，整個金沙遺址麵積達到了5平方公裏以上。
從考古人員勘探和考古發掘的階段性成果可知，金沙遺址有著嚴格的布局結構。遺址的東部是宗教儀式活動區，遺址的中南部是居住活動場所，遺址的中部則是居住區和墓地，遺址的北部，是先後進行過兩次大規模發掘的黃忠遺址，其主體遺存的時代為商代晚期至西周時期，據考古人員推斷應是金沙遺址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
發掘成果表明，遺址內文化現象極其豐富，共發現房址、窯址、灰坑、墓葬等近千座。其中有10餘座房址長度在20米以上，最大的一座六號房址長度為54.8米，麵積達到了500多平方米。這些大型的建築布局都遵循一定的規律。據考古人員分析可能屬於同一組建築，而這組建築極有可能就是金沙遺址宮殿區的一部分。無獨有偶的是，這一地區的位置分布與三星堆遺址兩個祭祀坑和內城宮殿區的分布格局完全一致。發掘人員由此推斷，這可能是一處與三星堆遺址性質相同的大型的商周時期蜀文化中心區域，是三星堆古城毀棄之後古蜀國的又一都邑所在。
從金沙遺址出土的文物數量來看，可謂數目眾多，種類豐富。已出土金器、銅器、玉器、石器、象牙、骨器、漆器等3000多件，另外有數以萬計的陶器和陶片。其中僅出土的金器就高達90餘件，器物種類有金麵具、金冠帶、蛙形金箔、太陽神鳥金箔、鳥首魚身金箔、金喇叭形器、金盒形器、魚形金飾及大量金器殘片等。在這些出土物中，以金冠帶、太陽神鳥金飾、金麵具最具特色和文化價值，器物製作工藝達到了極高的水平，堪稱同時期金器加工工藝的經典之作。
最引人注目的金冠帶為一圓圈形，直徑約59厘米、寬約4厘米、厚0.02厘米。此器物表麵鏨刻四組圖案，以其中的一人麵紋為中心，分布兩側的圖案完全對稱。每組圖案由一鳥、一魚、一箭和人頭圖案組成，紋飾構圖簡潔，主要使用鏨刻技術，間或采用了刻劃工藝。考古人員發現，金帶上的圖案和鏨刻工藝與三星堆遺址一號坑出土的金杖上的圖案幾乎完全相同，因而可進一步說明金沙遺址和三星堆遺址的關係極其密切，屬於一個連續的文化係統。
為此，成都市文物考古所所長王毅通過研究對比後，曾明確對外宣稱：“這條金冠帶不是一般的裝飾物，它肯定是當時此地最高統治者戴在頭上，象征著特殊權力和地位的裝飾物。金冠帶上的花紋也不是普通的圖紋，而是這個民族或統治階層的特殊徽記，具有特殊含義，並非一般人可以使用，這種花紋在其他的考古發掘中極少發現。金冠帶上的魚、鳥紋飾與三星堆遺址最高權力的象征──金杖的圖紋驚人相似，這幾乎可以肯定金沙遺址的主人與三星堆的統治者一樣，同屬於蜀王，而不是隸屬於三星堆統治者的藩王。而兩種文化也同屬一個文化係統，並且兩個遺址之間必然存在著某種特殊的聯係。盡管具體聯係的情況一時尚難以確定，但可以初步推斷這個遺址的主人肯定是古蜀國的最高統治者之一，與三星堆的統治者地位相當。”
至於這條堪稱絕品的金冠帶出土的具體情形，據當時發掘的考古人員張擎事後回憶說：“金冠帶的出土使我們激動不已，但也讓我們深感後怕，因為這條金冠帶出自雨水管道的回填土中。要知道這些回填土是挖掘機從溝中挖出，又堆放在人來人往的露天地方，待管道修好後，再由人工進行回填夯築，我們就是從雜亂的回填土中發現了它。現在想來，這件寶物沒有在中間的流動過程中被不法分子趁火打劫，能完整地保存下來，真是不幸之中的萬幸啊。”斯言甚是。
遺址內出土的另一件堪稱神品的金器——太陽神鳥金箔，器身為圓形薄片，空心部分是圖案，外徑12.5厘米，內徑5.29厘米，厚僅0.02厘米，重20克。從外形上看，與現代剪紙工藝製出的物品極為相似。據器物的發掘者朱章義、張擎等考古學家的研究認為，中心鏤空的圓形代表太陽，其外側12道弧形代表太陽的光芒，整個器體形象地表現了運行中的太陽特征。在器物外緣與12道太陽光芒之間又鏤空出4隻飛鳥，鳥的形製相同，均引頸伸腿，首足相接，張開的喙微微下鉤，逆時針同向飛行。中心的太陽及光芒和周邊的4隻鳥，共同組成了一個圓形的極具動感的圖案，因而又被稱為“四鳥繞日”圖。其構思新穎，極富現代氣息，在商周時期出土的文物中屬於極其罕見的神品，達到了同時期工藝技術的頂峰。2005年8月17日，國家文物局正式公布采用成都金沙“四鳥繞日”金飾圖案為“中國文化遺產標誌”。
關於這件器物所代表的文化內涵，學術界基本傾向於“太陽崇拜”說。遠古時期的人類對太陽的東起西落，還沒有像現代人這樣具有科學認識。他們看到能在天空中飛翔的隻有鳥，因此認為太陽的東起西落，是鳥背負著在天空中飛行，而且由一隻鳥來背負著又大又熱的太陽飛來飛去，一定感到很累，所以想象中應有多隻鳥輪換著背負才比較合理，於是便有了白天和黑夜。《山海經·大荒東經》記載：“湯穀上有扶木，其葉如芥，一日方至，一日方出，皆載於烏。”通過這個記載可知這件器物表明了古蜀人對太陽的認識和崇拜。
金沙——大時代的終結
金沙遺址出土的銅器均為小型器物，大多不能獨立成器。據考古人員分析判斷，應是大型銅器的附件。而在發掘中發現的少量銅尊圈足殘片和大型銅異形器殘片，則暗示著在未來的發掘中極有可能出土大型青銅器。此次出土的器物主要有銅立人像、銅牛首形飾、銅戈等。其中青銅立人像高約20厘米，重641克。人體立於座上，頭戴有13道光芒的太陽帽，長辮及腰，臉形瘦弱，兩耳有穿孔，雙手握於胸前，手腕上戴一銅飾物，腰係帶，內插一物。其造型特征與人物形象和三星堆二號祭祀坑出土的大型青銅立人像極其相似，這一鮮明特征再度反映了金沙遺址與三星堆遺址在文化脈絡上驚人的一致性。
除金器與青銅器外，金沙遺址出土玉器1000餘件，這在所有出土文物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主要器類有玉琮、玉璧形器、玉璋、玉戈等，尤以十節玉琮、玉璋、玉人麵等最有代表性。這批玉器表麵色澤豔麗，呈現出紅、紫、褐、黑、白等多種顏色，極富層次變化，打磨極其細膩規整，表麵異常光潔，堪稱玉器中的極品。令考古人員格外注意的是，有幾件玉琮在出土時，射孔中均填滿了沙子。在太陽的光照下，沙子金光閃閃，異常明亮。考古人員聯想到“金沙”的得名或許就是由於古河道中有沙金的緣故吧。
最令發掘者難以忘懷的是2001年2月12日上午。那是一個陰沉沉的天氣，考古人員張擎手拿微型攝像機正在聚精會神地拍攝發掘人員從散土中清理翻查出來的文物。9時30分左右，一位技工突然喊道：“來，來，快來這裏拍一下，我發現了一件寶貝呢！”張聞聲立即趕過去，隻見這位技工手拿一件東西，正輕輕抹著上麵的泥土。仔細一打量，原來是一件青色的大號玉琮。張擎見狀大驚，急忙對正在現場檢查工作的成都市考古所所長王毅喊道：“王所長，快過來，不得了了，這裏發現寶貝了！”王毅聞聽急奔而來，從技工手中小心翼翼地接過玉琮一看，臉上立即露出驚喜之色。他捧在手中一邊觀察一邊情不自禁地說道：“曠世珍品，曠世珍品啊！”讚歎聲中，眾考古人員紛紛圍了上來，共同目睹了這件寶器的曠世風采。
隻見這件青色的玉器為十節玉琮，高約22厘米，重1358克。青色，上下共分十節，外方內圓，上大下小。玉器上共雕刻出40個神人麵，每一個人麵均雕刻出冠飾、眼睛和嘴，冠飾和嘴上還雕刻有比發絲還細的微雕。這件器物和長江中下遊地區新石器時代的良渚文化玉琮十分相似，但也有一定的不同之處。從整體上看，良渚玉琮有粗獷之感，一般內壁較為粗糙，打磨不精，而這件玉琮卻精雕細刻，內壁打磨十分光滑，看上去比較內斂。特別令考古人員感到不可思議的是，著名的良渚文化是長江下遊地區的一個新石器時代文化，而金沙遺址則是位於長江上遊的一個商周時期遺址，兩者之間的時間差異達1500年到2000年，在地理位置上也相隔數千公裏。如此大的時間、距離之差，其中間的文化傳承關係是直接的還是間接的，頗令人費解。據王毅、朱章義、張擎等考古人員後來考證，這件器物的製作者可能不是金沙遺址的古蜀人，而是良渚文化的先民。也就是說，這件器物在商周時期已經是一件擁有1000多年曆史的文物了。至於這件器物是如何曆經1000多年而保存下來，又是如何輾轉數千公裏而流傳到成都平原，並經古蜀人之手埋藏於金沙遺址之中，則成了一個難解的謎團。
同三星堆遺址有所差別的是，在發現大量精美玉器的同時，金沙遺址還發現了近700件形態各異、用途不同的石器，品種主要有璋、璧、虎、蛇、龜、跪坐人像等。據發掘人員研究，這些器物大多已不具有實用性，而與祭祀宗教活動密切相關。尤其是跪坐人像和動物形石刻圓雕作品，造型優美，栩栩如生，是中國目前發現的時代較早、製作最為精美並和祭祀活動有關聯的石雕藝術品。其中幾件跪坐人像，高15厘米至25厘米不等，總體形象是頭發中分，長辮及腰，雙手反縛並有繩索捆綁。兩耳穿孔，嘴部和眼眶塗抹鮮豔的朱砂，如同現代女性一樣吊耳環、塗口紅，表情各異。
據分析推斷可能是奴隸或戰俘的象征。令考古人員大感興趣的是，這幾件跪坐人像均出土於金沙遺址的祭祀區，並和玉器、銅器等一起出土，說明它們同樣是作為祭品被埋於地下的。這一祭祀的形式，又可說明成都平原已具有了高度的文化和文明程度。而同一時期，中原地區商周王朝的王和貴族們殺人祭祀還是一種普遍現象，這在甲骨文中有很多的記載，考古發掘中也發現大量的實物，二者的文化差異如此之大，是學術界在此之前所未曾想到的。
就整個金沙遺址的發掘而言，除發現各種大小不一的器物外，更重要的是發現了遠古時代的建築遺存，其中在位於摸底河北岸的黃忠村“三和花園”工地內，一次性發現了17座大型房屋建築基址。房址均為木（竹）骨泥牆式建築，多數為長方形排房。這些排房在建造時，一般是先開挖牆基，再做其他各部件的安置，牆體多采用木骨泥牆或加立柱的方法。由於時代過於久遠，晚期破壞比較嚴重，發掘時牆體和地麵均已不存，僅有牆基槽和柱洞尚依稀可辨。
那些被埋在黃土之下數米，開口都在第5文化層之下的6座房址，布局較有規律，均為大型排房建築，雖然因發掘場地限製，有3座房址未能發掘完畢，但可以肯定這6座房址為同時規劃和修建的一組建築。
這一組建築基址的發掘總麵積在1000平方米以上，是西南地區所發現的最大的一組建築群。從幾十年的考古情況看，以木骨泥牆為主體的宮殿式建築基址在西南地區極少發現，據發掘者推斷，這種成組的大型排房建築絕非一般平民所能擁有，隻有古蜀國最高統治階層才有能力組織人力、物力來修建這一工程浩大的建築物。結合金沙村出土的大量同時期祭祀用品和專用祭祀場所分析，這一組建築基址很可能是金沙遺址的中心宮殿區，也就是當年古蜀國的國王臨朝聽政、發號施令，以及群臣朝議的國之地。
九歌
隨著金沙遺址的發現與發掘的進展，三星堆遺址與出土文物也更加引起世界性關注。
2003年5月10日，新華社對外播發了這樣一條消息：
金沙江再次震驚世界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四川省規模最大的一次科學考古發掘──金沙遺址考古發掘工作再次取得突破性進展，3000多件珍貴金器、玉器、石器、青銅器、象牙器和數以萬件陶器、陶片的出土震驚了社會各界。該區域占地200畝的地下，已探明有數萬平方米的文化遺存堆積，神秘的金沙遺址的地下分布情況正逐步明朗。
據考古專家稱，金沙遺址極有可能是三星堆文明衰亡後在成都地區興起的一個政治、經濟、文化中心──古蜀國在商代晚期至西周時期的都邑所在。通過對金沙遺址的發掘與研究，對建立成都平原先秦考古學文化序列和對巴蜀文化的深入研究，以及破解三星堆文明衰亡之謎等具有重要的學術意義。據初步研究結果表明，古蜀國統治者在成都附近的活動從原來認為的2500多年，向前推進到3000多年之前。
另據可靠消息，由於金沙遺址近期不斷地有驚世發現，已引起國際社會和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極大關注，國家文物局近日已決定將金沙遺址和三星堆遺址聯合申報世界文化遺產。四川省和成都市政府部門已決定重新投入經費啟動已停止幾年的三星堆遺址的勘察與發掘，並對原出土的文物進行全麵修複和展出。金沙遺址的發掘和保護也將按照三星堆工作站的模式，在此處建立長期的考古工作站和興建一座大型遺址博物館。
或許，這是一個自1986年三星堆兩個祭祀坑發掘以來，向外界傳遞的一個最令人振奮，也是最自然和正常的信號。這標誌著幾十年來，在與文物相關各方經曆了如此多的風霜雨雪、明爭暗鬥的角逐拚殺之後，一段非正常的悲愴蒼涼的曆史有可能宣告終結，從而在法製規範與建設和諧社會的大背景下，走上以國家利益為最高目標的理性、祥和、自然的坦途，但願這一美好的願望能在新的世紀光照中成為現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