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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杖出土之後，三星堆器物坑的發掘仍在有條不紊地進行，一件件珍貴器物在考古人員手中相繼出土，共發掘清理器物幾百件，大體可劃分為青銅類、玉器類、石器類、陶器類、海貝類、金器類。

根據出土遺物大都被火燒過，或埋藏前被打碎過，以及器物坑的中間和兩邊都有坑道等特點，陳德安、陳顯丹等考古人員初步斷定，這是古蜀人專為諸神崇拜舉行儀式所留下的祭祀坑，並在後來撰寫的發掘簡報中，將此坑正式命名為一號祭祀坑。

突遇二號坑

無獨有偶，就在陳德安押運一號祭祀坑出土文物回成都之時，當初挖窯土挖出寶貝的磚廠副廠長又來到考古隊駐地，對留守負責的陳顯丹道：“陳老師，我們的人發現了坑裏的東西，這土就沒有取成，現在你們東西也挖了，東西也弄走了，這會兒該給我們找個地方挖點土了吧。”

“這滿地都是珍貴文物，你要我上哪給你找地方？”陳顯丹有些不耐煩地道。

“哎，陳老師，這可是你們許下的願啊！東西挖出來又弄走了，你們心裏舒服了，我們這幾十口子人家有父母老小，還等著把磚燒出來換錢吃飯哪！”對方的臉也跟著沉了下來，軟中帶硬地道。

陳顯丹聽罷，微微一笑：“這個嘛，我們是許過願，你看這地下到處是文物，如何是好？這樣吧，你們在一號坑周邊選塊荒地把土取了，此事就算徹底了結了。”

“好，好！”副廠長答應著，走了。

8月14日下午，磚廠民工楊永成、溫立元二人負責在陳顯丹劃出的位於一號坑東南約30米處取土。當挖到距地表約1.4米深時，楊永成一鋤頭劈下去，發出“砰”的一聲悶響，楊的手掌與雙臂被震得發麻。

“哎哈，啥子東西這麽硬？”楊永成不解地自問著。

身邊的溫立元將頭伸過來看了看楊永成刨的位置道：“是不是又碰到銅寶貝了？”

楊永成微微一笑道：“哪會這麽巧，要是真的挖出銅人，報告考古隊陳老師，可以得到200塊錢獎金呢，上次挖的那個坑，‘銅罐’等人就得了錢的。”

“那就快挖下去看看，說不定老天爺真的開眼，好事就讓咱倆給碰上了呢！”溫立元說著，揚起鋤頭，用足了力氣，“嘿”的一聲向下劈去。隨著“哢砰”一聲脆響，一個如真人頭般大小的青銅人麵像被刨了出來。

見此情形，溫、楊二人先是“啊”了一聲，接著瞪大眼睛俯視腳下的土坑。隻見刨出的那個青銅人麵像，眼睛、鼻孔清晰可見，整個麵部花花綠綠的似乎塗了顏色。在青銅人麵像之下，有一個碩大的筒狀的青銅器也露出了邊沿。在其旁邊，另有幾件青銅器隱約可辨。

“哎呀，真的是個寶貝窩子啊，快向陳老師報告吧，晚了，這獎金可就沒咱們的份了！”溫立元滿臉激動地提醒著。

於是，二人迅速將出土的器物埋好，收起工具，爭先恐後地蹦到坑外，箭一樣向考古隊駐地躥去。

此時已是下午6點多鍾。陳顯丹聽罷，難以抑製內心的激動，轉身就向外跑去。其他考古隊員聽到風聲，也跟著向工地飛奔。

現場很快勘察完畢。毫無疑問，這是一個與一號祭祀坑類似的器物埋藏坑。

麵對這一突發事件，陳顯丹極其冷靜、理智地當場做出決定，下令將已暴露的坑口立即回填。當填到預定程度後，在最上層做出幾個不同的標記，以防有人在暗中搗鬼，偷偷發掘盜寶，老考古隊員戴福森等在坑邊看守。陳顯丹與川大學生張文彥，分別赴成都和廣漢向省、縣領導報告，要求正式發掘。

8月21日，舉世震驚的考古大發掘正式開始了。

在發掘清理的過程中，發現坑的東南角暴露出一個大型青銅物體的一部分。因這件器物倒置於坑角，高過埋入坑內所有器物而首先露出地麵。順著露出的部分挖下去，是一塊兩邊向裏卷曲的光麵銅皮。這件銅器寬近1米，下挖至半米時仍不見底部。現場的發掘人員見狀無不驚奇莫名。

很快，考古人員將坑中碩大無比的青銅器全部清理出土，這時大家才看清，原來是一個巨大青銅麵具，下頜中部已被打破，其中一塊吊在嘴邊。據陳顯丹等現場專家推測，這個麵具可能是附在某個建築物或圖騰柱上的圖騰標誌。

繼大麵具出土之後，緊接著，是一根又一根直至數十根象牙麵世。在象牙層下方，滿坑的珍寶令人目不暇接。高大、精美的青銅尊、罍，裝扮各異的青銅人頭像，大小不等的人麵像，眼睛外突的“縱目”人麵像，身軀斷開的青銅立人像，以及閃閃發光的金麵罩、金麵青銅人頭像與神奇的銅樹等，令人驚詫萬分，如墜夢境。那溫潤的玉環、玉璧、玉璋、玉戈等玉石器，一件件，一樣樣，猶如打開了蜀國寶庫的大門，光彩奪目，令人整個身心如同置於神秘莫測的天宮聖殿與陰陽兩界魔窟仙洞之中。

史影裏的古蜀國

唐朝開元天寶年間，詩人李白曾發出過這樣的浩歎：“蜀道之難，難於上青天。蠶叢及魚鳧，開國何茫然。爾來四萬八千歲，不與秦塞通人煙……”由此可知，這兩位名字叫蠶叢和魚鳧的古蜀開國之君，在建立國家的時候是何其茫然混沌，令後人難以猜測。

那麽，以蠶命名的蜀族的曆史是如何開始的呢？這個久遠的創世紀的起源問題同其他一切民族一樣，隻有借助於傳說和神話並結合考古資料才能進行一個大概的詮釋。

開國何茫然

在傳說中，自很久以前的盤古開天辟地之後，在中國大地上相繼出現了3位分別掌管天地人事的天皇、地皇和人皇。而當時的天下被分為青州、雍州、冀州、梁州、兗州、徐州、揚州、荊州、豫州九大州。現四川區域在當時屬梁州和冀州管轄之內。其三皇中的人皇氏有兄弟9人，分別執掌天下九州。在人皇的後裔中有個叫黃帝的人。此人“生而神靈，弱而能言，幼而徇齊，長而敦敏，成而聰明”，智勇雙全，威力無比，屬於古代神話傳說中的大腕級人物。這位黃帝自小腦後就生有反骨，並有發動政變爭做天下共主的野心。成年後為實現這個野心，真的發動政變並率部與其他部落開始四處爭奪地盤。就在相互征伐廝殺的混戰中，黃帝率領手下的勇兵強將打敗了不可一世的蚩尤，統一了黃河流域廣大地區，成為華夏民族的始祖。

按文獻通常的說法，黃帝在今四川茂州疊溪這個並不太出名的地方，娶了蠶陵氏之女嫘祖為妻。這個稱為嫘祖的女娃，小名叫邛，又名皇娥，不僅美麗，還是一個了不起的大發明家。她15歲時就發明了一種養蠶織錦的方法，是整個人類社會在這方麵有資格獲取專利證書的第一人。依據“老子英雄兒好漢”的遺傳基因，無論在哪個方麵都很酷的黃帝和嫘祖結合後，很快生下了兩個稱得上是人傑的英雄兒子，分別取名青陽、昌意。這兩個兒子後來都被派往今四川之地，開始了工作、生活和戰鬥的光輝曆程。老大青陽降居在今四川西北地區的湔江一帶，後與當地女子婚配。

老二昌意降居在今四川西部的雅礱江一帶，後與居住在今茂縣與汶川之間的蜀山氏之女產生了愛情並結婚。生有一子，取名顓頊。後來，顓頊與另一個草莽英雄共工爭奪天下共主的位子，並將共工擊敗於不周之山，總算如願以償地坐上了第一把交椅。顓頊死後，托變為北極星，他的子孫後代仍封於蜀，世世代代相傳為王。

關於以上這個遠古傳說，司馬遷在《史記》中曾做過這樣的記述：“黃帝居軒轅之丘，而娶於西陵氏女，是為嫘祖。嫘祖為黃帝正妃，生二子，其後皆有天下。其一曰玄囂，是為青陽，青陽降居江水；其二曰昌意，降居若水。昌意娶蜀山氏女，曰昌仆，生高陽，高陽有聖德焉。黃帝崩，葬橋山。其孫昌意之子高陽立，是為帝顓頊也。”按《史記·五帝本紀》索引的說法，司馬遷所提到的江水、若水，據考證皆在蜀地，可見玄囂與昌意都與蜀這個地區有著緊密聯係。

顓頊崩亡後，雖然肉身已如草木一樣枯萎衰敗了，但他還是非常想念自己曾工作、生活和戰鬥過的四川盆地，夢想那已失去的天堂，在不甘和極不情願的追思中，又來了個靈魂附體，搖身一變成為一條蛇悄悄地爬回了蜀地。後來又將檔案中的顓頊帝偷偷篡改為一個年輕的魚鳧的名字，從而蒙混過關，重新當起了蜀國的國王。這個故事見於《山海經·大荒西經》。原文這樣敘述道：“有魚偏枯，名曰魚婦（鳧）。顓頊死即複蘇。風道北來，天乃大水泉，蛇乃化為魚，是為魚婦。顓頊即複蘇。”在這短短的記述中，作者提到了兩次，說魚婦（鳧）就是顓頊死後複活變化而來的。在這個變化過程中，當然還有一些奇特的天象異兆相伴並出，以顯示其神秘和不可知性。除《山海經》外，這個故事還被收入《呂氏春秋》《大戴禮記》《史記》等典籍，可見顓頊變魚鳧之事流傳之久遠。

在係統記載蜀地傳說的作品中，西漢時蜀人揚雄所著的《蜀王本紀》時代最早，也更接近事實本身。其書有雲：“蜀之先稱王者，有蠶叢、柏灌、魚鳧、開明，是時人萌（民）椎髻左言，不曉文字，未有禮樂。從開明以上至蠶叢，積三萬四千歲……”

據後世學者考證，四代王的總年數顯然不正確，應是不斷傳抄流傳過程中出現的訛誤，因而後來的《太平禦覽》在引用此段時就做了一番煞費苦心的考證，並根據考證結果改為“從開明以上至蠶叢凡四千歲”，比原來的記述一下子縮短了三萬年。

除《蜀王本紀》外，另一部還基本完整地記載四川古代曆史的文獻著作，首推東晉常璩的《華陽國誌》。在這部著作的《蜀誌》部分中，常璩論述道：“蜀之為國，肇於人皇，與巴同囿。至黃帝，為其子昌意娶蜀山氏之女，生子高陽，是為帝嚳。封其支庶於蜀，世為侯伯。曆夏商周……周失紀綱，蜀先稱王。有蜀侯蠶叢，其目縱，始稱王。死，作石棺、石槨，國人從之。故俗以石棺、槨為縱目人塚也。次王曰柏灌。次王曰魚鳧……”

《蜀王本紀》和《華陽國誌》均稱有關蜀國的開國領袖為蠶叢氏，隻是活動的具體年代與地域沒有明確記載，僅《古文苑·蜀都賦》章樵注引《先蜀記》說：“蠶叢始居岷山石室中。”唐代盧求《成都記》也曾說過“蠶陵，即古蠶叢氏之國也”。兩書所記蠶叢氏活動的地區大體相符，可見蠶叢氏主要活動在今茂汶一帶。自20世紀30年代以來，茂汶一帶發現了大量的古代民族墓葬。這是一種被考古學家稱為“石棺葬”的特殊墓葬。當地流傳有羌人住居的傳說，而同樣流傳著的還有在羌人未到來之前，該地居住著被稱為“戈基”的居民。據稱，他們的生理特征是“縱目”“有尾”。這些戈基人後被從北而來的羌人打敗而遷走，留下了大量的“石棺葬”。這段史實反映在羌族最早的史詩《羌戈大戰》和《嘎爾都》中。按照這兩部史詩的說法，作為原生長在青海高原上的遊牧民族的羌人來到岷江河穀後，受到了先在此處定居的戈基人的驅趕與頑強抗擊。為了爭奪這塊肥沃的地盤，並在此長久立穩腳跟，羌人與戈基人展開了爭奪大戰。

據《嘎爾都》這部史詩所說，當羌人戰勝戈基人後，雙方首領歃血為盟，保證今後互不侵犯，共同開發利用岷山河穀。從此兩個民族不斷融合，逐漸形成了日後龐大的蜀山氏部落群和後來雄霸一方的古蜀王國。在今茂、汶一帶有關石棺葬的傳說，與上述史詩的內容基本相合，也與前引蠶叢氏“石棺石槨為縱目人塚也”的記載相合，蜀人來自羌人的演變並在岷山一帶繁衍生息確有一些事實的影像可供觀瞻，隻是其年代難以考證。

當然，蠶叢氏並沒有永久地在汶川一帶生活，張守節《史記·正義》引《譜記》有“蠶叢國破，子孫居姚、嶲等處”一語，已明確透露出後來的境況。隻是作者未加以說明這個蠶叢國何以被破和被誰所破，從而留下了一個懸而未決的謎團。後世有的學者認為是被殷商王朝所破，有的說是為周武王所破，有的說是由於內亂被自己人所破，也就是說堡壘是從內部攻克的。但不管以何種原因，被哪家從內部還是外部所破，以蠶叢為領袖的方國曾遭遇過殘酷的戰爭是可能的。正是由於這場血腥味頗濃的戰爭，蜀人被迫開始了大規模的流亡與遷徙。

按照《華陽國誌》等史籍的說法，蜀族的首領自開國鼻祖——蠶叢之後，接下來是柏灌，再接下來是魚鳧。但這個魚鳧王好景不長，後來也同他的祖宗蠶叢一樣，演出了一場國破族亡的悲劇。有關這場悲劇的原因亦有多種說法，就古籍記載而言，隻是寥寥數語，可做如下排列：

《蜀王本紀》：“魚鳧田於湔山，得仙，今廟祀之於湔。”

《華陽國誌》：“魚鳧王田於湔山，忽得仙道，蜀人思之，為立祠。”

《太平禦覽》卷八百八十八引《蜀王本紀》：“（魚鳧）王獵至湔山，便仙去，今廟祀之於湔。”

魚鳧國破之悲劇發生的真正原因，有史家說魚鳧王是被從南邊來的杜宇王率部所滅。有的說是在岷山河穀為了爭取更大的生存空間，魚鳧王率領部族在湔江與當地濮人不斷發生戰爭，因“時蜀民稀少”，終於戰濮人不過，被對方強行驅逐出境，便有了後世史家“得仙”“忽得仙道”“仙去”的記述。還有一種觀點認為，魚鳧國破的根本原因，是與發傾國之兵參與周武王伐紂而遭到了周的暗算有關。這一問題曆代學者爭論了幾千年仍沒有得到一個圓滿的結論，不過對魚鳧國破這一事件還是公認的，既然魚鳧國破並已不再為王，那下一步就該輪到杜宇王粉墨登場了。

年年啼血動人悲

有關杜宇王的事跡，《太平禦覽》卷一百六十六引《蜀王本紀》在敘述完魚鳧得道成仙之後，接著說道，“後有一男子名曰杜宇，從天墮，止朱提。有一女子名利，從江源井中出，為杜宇妻。乃自立為蜀王，號為望帝，移居郫邑”。

《華陽國誌》雲：“後有王曰杜宇，教民務農，一號杜主。時朱提有梁氏女利，遊江源。宇悅之，納以為妃。移治郫邑，或治瞿上。七國稱王，杜宇稱帝。號曰望帝，更名蒲卑。自以功德高諸王，乃以褒斜為前門，熊耳、靈關為後戶，玉壘、峨眉為城郭，江、潛、綿、洛為池澤，以汶山為畜牧，南中為園苑。會有水災，其相開明，決玉壘山以除水害。帝遂委以政事，法堯舜禪授之義，遂禪位於開明，帝升西山隱焉。時適二月，子鵑鳥鳴，故蜀人悲子鵑鳥鳴也。”

其實，常璩弄出的那個所謂魚鳧王“忽得仙道”與杜宇帝“升西山隱焉”的故事，實際都是被迫移交政權，與“堯幽囚，舜野死”之說相似。現代研究表明，氏族公社時期的首領是由群眾推選交替的，不一定是由本人主動擇人授權，更沒有父死子承的事。不過群眾歸心的人，必然是本氏族內的人，隻有發展到幾個氏族聯合建成一個公社時才會有氏族交替的事情出現。可以想象的是，杜宇能教農，就會受大眾擁戴，前酋長不能不退位。後來的開明能治水，又會受大眾的擁戴，杜宇亦不能不退位，退位是他們必然的歸宿，所以杜宇到了晚年便大權旁落了，隻是在旁落之後，較前幾位國王更加悲壯和令人憐憫罷了。

那麽，杜宇的位子是如何被擠掉的呢，擠掉之後又是怎樣的一種命運？

據《蜀王本紀》載：“望帝（杜宇）積百餘歲。荊有一人名鱉靈，其屍亡去，荊人求之不得。鱉靈屍隨江水上至郫，遂活。與望帝相見。望帝以鱉靈為相。時玉山出水，若堯之洪水，望帝不能治。使鱉靈決玉山，民得安處。鱉靈治水去後，望帝與其妻通。慚愧，自以德薄不如鱉靈，乃委國授之而去，如堯之禪舜。鱉靈即位，號曰開明帝。”

後世有學者解釋，謂《蜀王本紀》文中之“屍”字，與殷墟甲骨卜辭中“屍方”之“屍”相同，與“夷”“人”音同字通，從而把故事中“死而複活”的神話色彩衝刷殆盡。很顯然，這個叫鱉靈的人是懷揣著一種不可告人的目的由楚國來到蜀地，並演繹出一連串精彩故事的。

關於鱉靈來自何處的問題，有些學者釋荊為楚，但現在看來此“楚”不應當是楚族而是楚國，也就是說鱉靈是從楚國入蜀的。而他為何要由楚國入蜀，是否隻身亡命入蜀等，又是後世學者試圖解開的一個謎團。有學者根據鱉靈在當了蜀王之後，便自號為開明氏這一點推斷，認為其不會是隻身入蜀，必有家族若幹人同來。來蜀的原因，最大可能是鱉靈隨著政治野心的膨脹，策劃指揮了一場政變，在這場政變中舉邑叛楚。由於不可避免地要受到具有強大軍事力量的楚國皇家軍隊的討伐，鱉靈的叛亂同樣不可避免地要以失敗告終。在敗局已定，或者在敗局未定之前鱉靈就做好了潛逃的準備。大敵當前，鱉靈在做了種種偽裝後，率族人躲過了楚國軍隊的圍追堵截，一路輾轉到達蜀國。當時的蜀國之王，實際隻掌管川西大平原的黃土丘陵地區。平原以外的山區部落，隻是蜀國的附庸，隻有經濟聯係，並非政治隸屬。在這種情況下，鱉靈率族人到達蜀國後，先在今樂山市地麵立穩腳跟，當漸漸解除了後顧之憂後，才到郫邑去晉見杜宇。這樣說的證據是，《水經注》南安縣雲“縣治青衣水會，襟帶二水矣。即蜀王開明故治也”。足見鱉靈當年不但率族奔蜀，而且還在今樂山市一帶建成過蜀國的附屬部落。當鱉靈來到郫邑之時，便抓住蜀國君臣麵臨的最緊迫也最頭痛的水患問題，用楚人治理雲夢澤之法遊說杜宇。

就地理位置而言，當年杜宇所管轄的成都平原是個衝積、洪積平原，西北高，東南低，地麵平坦，坡降3%到5%的幅度。岷江上遊每當春夏山洪暴發之際，自灌口洶湧衝出，彌漫整個平原地區，故地表堆積物不斷增厚。東部一般厚30米，西部則厚達100米，最厚處300餘米。現代考古學家在平原地區所發現的古文化遺存多在地表以下，正是這種原因所致。當年這種洪水四溢，到處奔瀉的狀況嚴重妨礙了居民們的生產與生活。鱉靈來自水災頻繁的江漢平原長江沿岸地區，此地的文化與較偏僻的蜀地相比，當更加發達和進步，這裏的人通過不斷對長江水係與雲夢澤的治理，早已積累了豐富的防洪排澇經驗。當鱉靈到達成都平原時，目睹了洪水之災，而杜宇王朝又苦於無法治理。在這種情況下，鱉靈的適時來訪，很容易被對方接納並授權於他，使其率族並許調動部分蜀民治水。心懷陰謀和夢想的鱉靈巧借這一曆史性契機，大顯身手，在深山密林中“決玉山”以開溝通渠，使高地的洪水得以暢通並分流到大江大河之中。按《水經注·江水》所載：“江水又東別為沱，開明氏所鑿也。”也就是說當年是鱉靈率人開渠引岷江水入沱江以達到分洪的目的，為了使沱江暢流，鱉靈再率部族與蜀人鑿金堂峽，讓更大規模的洪水得以宣泄，從而達到了“民得陸處”的可喜成果。

當治水成功、水患消除之後，國人的生產和生活都安定下來，鱉靈自然得到了人民大眾的愛戴，成了功德昭著、威望興隆、如日中天的英雄人物。相比之下，老蜀王杜宇則有些豬八戒照鏡子——自找難看，裏外不是人了。在這種強大落差和鮮明對比下，鱉靈取代杜宇已是大勢所趨，隻是選擇什麽時機和采取什麽方式的問題了。於是，鱉靈在一幫幕僚和他老婆的緊密配合下，弄出了一個天下皆知的桃色事件。這一事件就是《蜀王本紀》記載的杜宇趁鱉靈外出治水之機，跟鱉靈的夫人行通奸之事。

其實，所謂杜宇這一“風流韻事”，在當時的華夏君臣父子之間實在是屢見不鮮，如把這種事情放到“西僻戎狄之國”的小邦之中，更是如同喝一碗涼開水那般平常。但由於此時國人從心理上已拋棄了老邁無用、腐敗無能且麵目醜陋的老男人杜宇，而像牆頭上的亂草一樣，隨著疾風的吹來全部倒向了意氣風發、豪情滿懷的新領袖鱉靈，老蜀王杜宇也就隨之淪落到無人問津的境地了。國人的這種集體有意識或無意識的倒戈，正好落入了對方事先設好的圈套，從而引發了倒杜的熱潮。於是在鱉靈的脅迫、群臣的勸誘以及天下百姓的叫罵、責難中，杜宇交出了蜀國最高的權力。從此，杜宇從豪華的王宮中突然蒸發，倉皇出逃到野外的深山密林，躲在一個密室裏，當起了亡國之君。而鱉靈以勝利者的姿態登上了蜀國的政治舞台，成了新一代領導人，開始了新一輪治國安邦的偉大事業。

杜宇流亡之後，沉浸在痛苦中不能自拔，越來越覺得自己受了冤枉和速轉移到開疆拓土、建功立業方麵上來。他親自統率他的兒子和部族將士南征北戰，東伐西討，很快打拚出一塊比杜宇時代遼闊幾倍的疆域，並將周邊各部族更緊密地聯合到以自己為中心的蜀國陣營中來。到了春秋戰國交會的時代，蜀國已是雄踞西南的一個幅員遼闊的泱泱大國了。也隻有到了這個時候，其疆域才形成了真正意義上的“東接於巴，南接於越，北與秦分，西奄峨嶓”的遼闊局麵。

據《華陽國誌》載：鱉靈漸老之後，不能再親自統兵征戰，便把軍權授予自己的兒子盧帝，令其繼續展開對周邊國家的攻伐。為了從強秦手中奪取更多的地盤，盧帝按照老子的願望，率領蜀國大軍出師北伐，並一度創造了司馬遷所記載的“攻秦至雍”的輝煌戰果。

雍在今陝西鳳翔，是當時秦國的首都。蜀國在杜宇時代雖然取得了“以褒斜為前門”的勢力，但畢竟還沒有跨過秦嶺。而此時的秦國正是春秋五霸之一秦穆公在位，綜合國力處在急劇上升階段，出現了“並國三千，開地千裏，遂霸西戎”的大好局麵。就是這樣一個處於強勢進攻姿態下的秦國，竟被開明氏率領的蜀軍一氣攻到了都城，蜀勢之強勁也就不難窺知了。正是憑著這樣的氣勢與實力，開明王朝最終奠定了“據有巴蜀之地”的大國地位，並在戰國初年相當長的一個曆史時期內，與在西北部崛起的強秦保持了國與國之間的平等又相互製衡的關係。《華陽國誌》曾曰：“周顯王之世（公元前386年—公元前321年），蜀王有褒、漢之地。”這說明開明二世的地盤已到了漢中接近鹹陽了，蜀國的鼎盛氣象由此可見。

這種英勇豪邁、氣吞山河的氣象延續到開明十二世時，整個蜀國已看不到長江後浪推前浪的盛景，而是一派江河日下、風雨飄搖的頹敗之象了。相反的是，北部的秦國自商鞅變法之後國富兵強，實力迅速增長，已成為地方數千裏、帶甲百萬眾的頭等強國。在這種欣欣向榮的局麵下，秦國君臣滋生了**平天下、統一宇內的野心，從而不斷向外擴張。就當時的情形論，經濟、文化已經高度發展的中原固然是諸國爭奪的焦點，但具有重要戰略地位的巴蜀同樣也是秦國要鏟平的對象。於是秦國君臣製定了一方麵東擊三晉，另一方麵圖謀漢中、兼並巴蜀的戰略決策。在如此嚴峻的形勢麵前，蜀王非但不痛改前非，亡羊補牢，采取應對補救措施，以挽救大廈之傾斜，挽狂瀾於既倒，反而搞得朝廷上下內訌不斷，雞飛狗跳，四方百姓怨聲載道，甚至揭竿而起，公然與朝廷分庭抗禮。蜀國的滅亡已成不可逆轉的潮流了。

隨著蜀王越來越貪戀酒色，倒行逆施，以及朝廷內外亂象紛紜、政局動**的加劇，許多“災異”之說也跟著在朝野內外蔓延開來。據《華陽國誌》載：開明十二世時，武都出現了一個由男人變成的女人，既美麗又妖豔，其實是山精變來的，蜀王便將其納為後妃。或許因為這“人妖”有著男人和女人都缺少的萬種風情，末代蜀王將三千寵愛集於她一身，對其百般迷戀，以至她死後還要為其大張旗鼓地做個紀念碑式的形象工程以作永久懷念。

周顯王二十二年（公元前347年），蜀王派使者朝秦，秦惠王為達到徹底滅亡蜀國的目的，利用蜀王貪圖美色和金錢的弱點，用計引蜀王落入自己的圈套，讓其為秦國入侵軍隊開道，終使蜀國覆亡。關於這個圈套的具體情形，《水經·沔水注》引來敏《本蜀論》記載：“秦惠王欲伐蜀而不知道，作五石牛，以金置尾下，言能屎金。蜀王負力，令五丁引之成道。秦使張儀、司馬錯尋路滅蜀，因曰石牛道。”

這個離奇的故事當然不可能是曆史的真相，但後人會從這“春秋筆法”的記載中看到一個曆史真相的輪廓。這個輪廓顯示的是秦人用計從蜀人那裏得到了伐蜀的必經之路這一至關重要的軍事情報。既然石牛道的情報已被虎視眈眈的秦人所掌控，處於優勢地位並呈戰略進攻姿態的秦軍伐蜀已成為水到渠成的事情，剩下的問題就是尋找師出有名的借口和最佳的進攻時日了。

周慎靚王五年（公元前316年）秋，秦大夫張儀、司馬錯、都尉墨等統領大軍開始沿石牛道一路往南，殺氣騰騰地向蜀地撲來。此次征伐的目的正如秦國重臣司馬錯、田真黃等臣僚所言：“蜀有桀、紂之亂，其國富饒，得其布帛金銀，足供軍用。水通於楚，有巴之勁卒，浮大舶船以東向楚，楚地可得。得蜀則得楚，楚亡而天下並矣。”這就是說，伐蜀不僅可以得到巴蜀地區富饒的物資、充足的人力，而且還可以取得一塊東向伐楚的重要基地。這一高瞻遠矚、避實就虛的策略，為秦惠王所賞識，並終於做出了南下伐蜀的具有重大曆史戰略意義的決定。

蜀王派五丁力士所開的石牛道，由今陝西勉縣西南越七盤嶺進入川境，至今廣元朝天驛入嘉陵江河穀，是曆代由漢中入蜀的主要交通大道。麵對秦國大兵突至，蜀王得知消息後倉促下令應戰，並親自率兵在葭萌（治今廣元市老昭化城）迎擊。想不到兩軍初一交手，蜀軍大敗，丟盔棄甲退至武陽（治今彭山），蜀王在潰敗中被秦軍所殺（《蜀王本紀》作獲之）。蜀的丞相、太傅和太子都敗死於白鹿山（今彭州市北30公裏）。

據司馬遷的記載，“冬十月，蜀平。貶蜀王更號為侯”。滅蜀之後，“（張）儀貪巴、苴之富，因取巴，執王以歸”。

後來的史實證明，司馬錯等人的戰略決策是完全正確的。蜀國滅亡，出現了“蜀既屬，秦益強，富厚而輕諸侯”“秦並六國，自蜀始”的政治戰略格局。

秦統一巴蜀之後，初立巴、蜀二郡，後分巴、蜀二郡再置漢中郡，共3郡3l縣。自此，北至秦嶺，東至奉節，南至黔涪，西至青衣，包括今阿壩、甘南、涼山等州部分，以及鄂西北在內的廣闊地區，都置於秦的郡縣製度統治之下。繼之，秦國的製度政令逐步推行到巴蜀地區，促使青銅時代的古蜀文明，逐步融匯於鐵器時代的中國文明之中。

舊的古蜀王國死去了，一個新的大一統時代到來了。

是人頭還是獸麵

既然古蜀的曆史已有了一個霧中樓閣般、隱隱約約的轉承組合係統，下一步就要看三星堆遺址兩個祭祀坑出土的文物，是否與這段曆史和這個係統相匹配。也就是說，這些文物與古蜀曆史上的蠶叢、魚鳧、柏灌、杜宇、開明等為王的時代有無內在的關聯。如果沒有，當作別論；如果有，屬於哪個時代，相互間是一種怎樣的關係，如何對號入座，並找到自己的最佳搭檔等。

1987年5月26日，經四川省考古研究所修複專家楊曉鄔等人的共同努力，對三星堆遺址一、二號祭祀坑出土器物進行了清理和修複工作。按照四川方麵的規定，此次修複的器物主要是受到社會各界特別關注的青銅大立人像、大麵具、縱目人麵像、青銅人頭像以及尊、金杖等器物。通過各方修複專家的密切配合與通力合作，修複進展順利，在4個多月的時間內，就將兩個祭祀坑出土的保存較好的主要文物，最大限度地恢複了原貌。

三星堆遺址兩個祭祀坑共出土了54件青銅縱目人像及麵具。這些麵具看上去奇特古怪，整個造型似人非人、似獸非獸，因而兩坑的發掘主持人“二陳”在共同撰寫的《發掘簡報》中，最早把這批器物稱為“青銅獸麵”“縱目獸麵像”“青銅縱目獸麵像”等。這一提法公之於世後，很快受到了張明華、杜金鵬、高大倫等學者的質疑，並認為這些麵具的形象壓根就不是獸，而是活靈活現的人，應該稱作“人麵像”才合乎事實本身。這種麵像的形式是從河姆渡文化的太陽神徽、良渚文化的祖神徽演化而來並更加圖案化和人形化的。著名考古學家杜金鵬還指出，良渚文化裏的一件所謂“獸麵紋”的上半部，原本就不是什麽鬼獸，而是一個明顯戴皇冠的人的形象。學者高大倫認為杜氏的這一說法更合乎曆史的真實，並進一步補充說這種人麵是從河姆渡“雙鳥負陽圖”演化而來。這個觀點得到了許多學者的認同，因而為“二陳”最早所稱的“獸麵”變為“人麵”，做了階段性的、更加符合理性的詮釋。

在這些人麵像中，有的兩個眼角向上翹起，如同豎眼一般；有的眼球向外高度突出，如同戰場上的指揮員架上了現代化的俄羅斯高倍望遠鏡。如在二號坑發現的15件人麵像中，均為半圓形，根據形態可分為3個型號，其中造型最神奇怪誕的就是那件被當作古蜀王“背椅”或“寶座”，並轟動一時的眼球向前突出16厘米的巨大青銅麵具。

關於這件通高65厘米、麵部至兩耳尖寬138厘米的縱目麵具的性質，有的學者開始把這件器物往已大體劃定的曆史框架中亂裝猛塞，並根據《華陽國誌·蜀誌》中“有蜀侯蠶叢，其目縱，始稱王”的記載，認為這就是蜀人的始祖神——蠶叢的影像。文獻記載中所謂的“縱目”，應是古代蜀人對自己祖先形象的追記，即采取極度誇張的藝術手法塑造的蠶叢縱目的圖騰神像。這一形象，是人類對自然界和自身的認識尚處於原始水平時期，對其祖先神化加工的生動寫照，就猶如女媧造人以及伏羲女媧人首蛇身的傳說形象一樣。

有學者根據《山海經》所謂天神燭龍“直目正乘”的記載，認為這件青銅縱目麵像並不是什麽所謂的古蜀始祖——蠶叢，而很可能就是《山海經·大荒北經》中記載的“燭龍”。這部古代地理名著，除記載民間傳說中的地理知識外，還保存了許多遠古的神話傳說。如在一段故事中這樣說道：大約在距今6000年前，西北方的鍾山上有一條巨龍，它的身軀很長很長，一伸腰就能達到千裏之外。它的樣子很怪，渾身通紅，雖是蛇身，卻長著人的麵孔，但眼睛不是橫著長，而是豎立起來。

這個人麵蛇身的怪物經年蜷伏在鍾山腳下一動不動，不吃、不喝、不睡覺，也不怎麽呼吸。但隻要它什麽時候想起來呼吸，普天之下就會立即刮起颶風，搞得飛沙走石，日月無光，弄不好還會像當今的原子彈爆炸一樣，造成房倒屋塌、天崩地裂的恐怖局麵。不僅如此，這家夥的眼睛又大又亮，一睜眼就能把天外的陰極之地全都照個通亮，這個時候的天外就變成了白天。待它一閉上眼睛，天外立刻又成了伸手不見五指的黑夜。隻要它吹口氣，天外就立刻會變成狂風呼嘯、冰雪漫天的寒冬。它隻要輕輕地吸口氣，天外又變成了炎炎似火、酷熱難忍的夏天。真可謂達到了通天入地、偷天換日的神奇境界。由於它能像蠟燭一樣發出光亮，人們便稱它“燭龍”。又因為它能照亮天外陰極之地，所以又叫它“燭陰”。

燭龍的眼睛何以如此厲害？《山海經》說它“直目正乘”。“正乘”之意，語焉不詳，曆來頗多分歧，但對“直目”，大多數注家都讚成晉代學者郭璞的說法，即“目縱”之意。從“燭龍”的眼睛聯想到三星堆二號坑出土的這件特大號青銅人麵像，有的學者便開始頗為自信地認為，這就是燭龍“直目”的真實寫照，也是三星堆遺址為什麽在出土的器物中有不少龍的形象的原因。如出土的大型青銅立人像左衽上的龍、青銅爬龍柱形器上的龍，以及青銅神樹複原後上麵那條長達3米多長的巨型盤龍等，都應與燭龍這個神物有關。

另據當代學者王兆乾等人的研究，認為神話傳說中的火神、光明之神和南方之神祝融音讀與燭龍相近，因而燭龍又可視為祝融。也有學者認為三星堆二號坑出土的十幾件眼球突出的青銅人麵像，既不是燭龍，也不可能是祝融，就是傳說中的蠶叢及其部族的高級官員。

當然，考古人員還注意到一個不可忽視的事實，和這個被稱為蠶叢影像的蜀人老祖宗同時出土的，還有一件鼻梁上裝配有“龍”或“蛇”的青銅縱目人麵具，此件器物堪稱整個出土青銅器群中的絕品。這件麵具寬78厘米，通高82.5厘米，在額正中的方孔中，補鑄有高達68厘米的夔龍形額飾，耳和眼采用嵌鑄法鑄造，角尺形的一雙大耳朵向兩側充分展開。最奇特的是一雙眼睛，呈柱狀外突的眼球向前長伸約l0餘厘米。鷹鉤鼻子，大口微張，舌尖外露，下巴前伸。出土時尚見眼、眉描有黛色，口唇塗有朱砂的印痕，估計應是這個青銅家族的一位高級神靈。

由於這件文物在構思和製造過程中都被賦予了極其偉大的天才的想象力，使它在各類麵具形象中異軍突起，光芒四射。尤其是額上那道長長的直立的冠飾，猶如一道燦爛奪目的旗幟，壯美挺拔，迎風招展。隻要站在它的麵前，似能聽到“嘩嘩”擺動的天籟般神聖高潔的聲音。而那完美的造型設計以及精湛的製作工藝，又使這件器物顯得威震四座，氣盛八方，凜凜然有天神突降人間的神秘震撼之感。如此大膽狂放，具有穿越時空的豐富想象力的造型藝術，不隻是在蜀地前所未見，即便是與中原乃至整個世界同期的青銅藝術相比也是聞所未聞，前所未見的。

舉世無雙的青銅巨人

三星堆出土文物修複後，曾在北京故宮搞過一次展覽，布展人員特地將一件形體高大的青銅立人像安排在整個展廳的中央位置。

這件青銅立人像出土於二號器物坑的中層，身高122厘米、冠高10厘米，連座通高達2.62米，重180多公斤。出土時從腰的下部斷為兩截，下層方座底部殘損。經修複專家楊曉鄔妙手回春的修複，基本保持了原貌。據陳德安等考古學家推斷，此像鑄造曆史距今已有3000多年。如此巨大的青銅人像，在中國出土的商周器物中可謂前無古人，其精湛的鑄造工藝，也為中國美術史和青銅冶鑄史所罕見。這尊青銅立人像不僅填補了中國青銅文化在這方麵的一項空白，而且就時間論，比古希臘的德爾菲禦者銅像、宙斯或波塞冬銅像還要早四五百年以上。即使在古埃及等世界文明古國中，也從未發現時間如此久遠、體量如此巨大的青銅人像。1972年，在意大利亞契市海灣發現了兩尊希臘青銅武士像，使整個歐洲為之狂歡。14年後，三星堆大型青銅立人像橫空出世，使整個世界為之矚目，並再度引起了全人類心靈的強烈震撼。這是迄今為止中國發現最大的遠古青銅人像，也是世界上同時期古文化遺存體積最大、藝術水平最高的罕見的絕品之一，是中國乃至整個世界青銅藝術發展史上的一座無法逾越的奇峰。

也有學者認為這一青銅大立人像，應是宗廟內祭祀先王及上帝特設的偶像，其作用是溝通天地、傳達天神的旨意。著名考古學家俞偉超在大立人像赴北京展出之前，於四川省考古研究所修複現場，對這件剛剛修複完成的器物親自做了考察後，對陪同的林向、趙殿增、陳德安、陳顯丹等三星堆的發掘者與研究者們曾這樣說道：“大銅人站在祭壇上，大家都會推測他是一個神祇。但究竟是什麽神祇，似乎難以琢磨。我看，如果把大銅人雙手所持之物的原來麵貌弄清楚，則神祇的屬性就容易搞明白。這個銅立人雙手皆握成圈狀，握的方向又表示出所持為一長形物品。如做仔細觀察，其雙手所握之物的斷麵大體呈方形。在當時存在的物品中，隻有琮的形態與這種情況最為符合。由此可推測，銅人雙手原持一大琮，如為玉琮，則埋藏時可能取下而置於他處，如為仿玉木琮，則就會因腐朽而不存了。三代之時，禮天用璧，祭地用琮。銅立人既然手持大琮，當為祭地之神，可知大銅人本身也就具有地神的性質。”在這個推論的指導下，俞偉超建議發掘者和修複者一道，仔細查找玉琮的蹤跡，以便確認這一推論的可能。遺憾的是直到所有的器物都修複完畢，也沒有發現可以和這件青銅大立人相關聯的玉琮出現。

通天神樹

三星堆遺址二號坑共出土了8棵被稱為神樹的青銅器物，這些樹有大有小，但均被砸爛並經火燒，大多殘缺不全。最大型的被稱為一號的神樹，修複專家楊曉鄔與他的助手們經過3年多嘔心瀝血的修複，總算比較完整地呈現於世人的麵前。此樹通高3.95米，整株樹分為底座、樹身、龍三部分。圓圈形的底座上有3個拱形的足如同樹根狀，主幹之上有3層樹枝，均彎曲下垂，樹枝尖端有花朵果實，每一枝的枝頭上都站立有一鳥，全樹共9隻鳥。樹的頂端因為殘缺，不知頂部的具體情況。但從殘缺的頂部仍能看見有一個巨大的果實，推測樹的頂部也應該有一隻鳥站立，因為它的結構與其他枝頭的結構在整體上相同。神樹的主幹外側有一條身似繩索的殘缺的青銅龍，由樹冠沿著樹杆蜿蜒而下，那彎曲的身子總長度達到了5米。龍身是用銅管扭成繩索狀而成的，直徑約18厘米，呈由天而降之勢。整個形象看上去大氣磅礴、雄壯威武。那高昂的龍頭與扭曲的龍身，給人以騰雲駕霧、自由流動於天地間之感。這棵神樹是中國國內出土青銅器中體量最大的一件，同時也是全世界範圍內體量最大的青銅文物之一。

除排序為一號的大型神樹外，那棵中型神樹的下半部分保存得比較完整，隻是上部已基本殘斷無存，僅有一根枝頭上有鳥造型的樹枝大致可以複原。樹的底座呈山形狀，應表示神樹長在神山上，上麵刻有太陽和雲氣紋。座圈的三麵各鑄有一方台，上麵有跪坐人像，人像雙手不知握有什麽東西。估計此樹原高度也應在2米以上。小神樹共有4棵，但均因殘缺太甚，無法修複了，不過從殘件上可看出這些樹的樹幹呈辮繩狀，樹座盤根錯節，渾然一體，樹枝端頭造型應為人首鳥身像，有學者把它喻為人們常說的“連理枝”。

關於這大大小小的青銅樹所體現的主題和用途，著名考古學家俞偉超在銅樹的修複之時，曾受四川方麵的邀請到成都做了親身觀察，並對當地學者發表了自己的看法。據俞偉超雲：三星堆祭祀坑大量出土物中，最引人注目的就是這兩棵大銅樹和一個大型銅立人像。這不僅是因為它們形體高大，形象奇特，更在於其含義難明，可以引起很多遐想。據初步推斷，二者都應是當時土地崇拜的體現物。三星堆的早期蜀文化既然存在著很多商文化的因素，當時的蜀人同商人一樣崇拜社樹就成為很可能的事情。“社祀”是一種祭祀土地神的活動，古代的農業部落因為見到糧食是從土地中生長出來的，為了祈求農業豐收，所以普遍崇拜土地神，並把這種土地之神叫作“地母”。社樹就是一種地母崇拜的體現物。當時的蜀人，既然已經以農業為生，當然會出現這種地母崇拜。況且以後的東漢時期，四川又是銅質搖錢樹最流行的地區，這自然潛藏著一種曆史文化的傳統。如果把這幾方麵的情況結合在一起考慮，把三星堆大銅樹推定為社樹的模擬物，看來是問題不大的。

關於敖天照所說的扶桑與若木的提法，早在20世紀70年代，史家郭沫若曾有過一番論述。當三星堆二號坑出土青銅樹的消息披露不久，就有一大批學者以老郭的這篇文章為底本，再次推斷、論證青銅神樹所牽涉的扶桑與若木等問題。不過如同古人所雲，薑還是老的辣。就學術水平而言，後來者似乎都未超出當年老郭論述的範疇。

除郭沫若所說的扶桑之外，在古代還有“建木”與“若木”兩種樹的說法，並且與四川之地有著不可分割的關聯。據傳在“都廣之野”這個地方，有一棵樹名叫建木，此樹有枝葉、花卉和果實，還有龍蛇等動物。它的位置恰好處在天地的正中央，即所謂“天地之中”。一些名叫“眾帝”的神人通過這棵樹上天下地，此樹由此成了登天之梯。關於這個“都廣”的具體位置，學術界大多認為就是現在的成都平原，或更大膽地說是廣漢的三星堆一帶。而傳說中的若木，生長在建木的西邊，和扶桑樹一樣，也是樹枝上有10個太陽。那太陽的光華普照大地，大地萬物在這光明的照耀下得以生長。

扶桑、若木、建木，這三棵古代神話傳說中的神樹到底代表著什麽，它們與三星堆出土的青銅神樹又有著怎樣的一種關聯？學界至今沒有一個統一的定論。

權力的魔杖

曾被誤認為是“金腰帶”而風靡一時的金杖自一號坑出土後，經清理、修複後，全長1.42米，直徑2.3厘米，淨重約500克。從製作工藝看，係先用金條捶打成金皮後，再包卷一根木杖而成。出土時金皮已被壓扁變形，木杖因年代久遠早已**然無存，隻是金皮內尚存炭化的木渣，依此推測原來內裏應有木杖。

這根金杖之所以引起學者們的高度重視，除了本身是用黃金做成的器物之外，最為珍貴和富有研究價值的是在杖的一端，有長46厘米的一段圖案。這段圖案經修複專家楊曉鄔用特殊的化學藥品清洗除汙，極清晰地發現圖案共分三組：靠近端頭的一組，為兩個前後對稱，頭戴五齒高冠，耳垂三角形耳墜的人頭像，一副笑容可掬的樣子。另外兩組圖案相同，兩隻兩頭相向鉤喙似魚鷹的鳥，在展翅飛翔，背上各有一支射進魚頭的箭——對於這個圖案，學者們有兩種不同的解釋：一是認為表示箭貫穿了鳥身又射中了魚頭。再是認為那不是箭，應叫“穗形物”，並進而推測當時的農業已有了水稻種植。

四川學者屈小強在將這根金杖與中西亞文明做了對比後認為，以杖作為王權或神權的象征，雖然在古埃及文明、愛琴海諸文明以及西亞文明中是司空見慣的文化現象，卻畢竟不合中華古文明的傳統。中國夏、商、周三代王朝都用“九鼎”象征國家權力。夏代開國，“禹鑄九鼎”。從此，易鼎成為權力轉移的同義語，並有“楚子問鼎”“問鼎中原”一類的成語典故傳世。而古代蜀國為什麽不用鼎而是以金杖標誌王權，並當作古蜀王國政權的最高象征物，這可能是古蜀王族畢竟與中原華夏族關係較遠（雖可能同屬北蒙古利亞小種族），不是中原王朝的支裔或封侯的關係。因而，在政權象征問題上，便沒有按中原方式去做。這個現象說明古蜀國具有與中原同時期的文化不同的來源與內涵。而權杖所反映出的異域文化因素，則有可能再次證明古蜀社會的對外開放程度，證明古蜀王族可能引進了古埃及文明、古西亞文明的某些政治製度，隻是這些引進形式多於內容罷了。

屈小強的這一論斷，學者劉少匆明確表示不敢苟同。劉氏認為屈小強是隻知其一不知其二。真正的曆史事實是，古代中國並非無權杖之說。中國人用杖，由來已久。杖，既是一種生活用具，也是一種裝飾品。《山海經·海外北經》，就有“誇父追日，棄其杖，化為鄧林”之說。《山海經·海內經》說都廣之野“靈壽實華”，這靈壽木就是做杖的好材料。《漢書·孔光傳》中有“賜太師靈壽杖”的說法。古蜀人來自山區，用杖助力，更是一種必要的器具。而中國曆代王朝，都有賜杖與老臣的慣例。如《禮記·曲禮》曰：“大夫七十而致仕。若不得謝，則必賜之幾杖”“謀於長者，必操幾杖以從之”。而不同身份的人，手杖的裝飾和長度都各不相同。戲曲中，皇家使用的“龍頭拐杖”雖是道具，長度就和三星堆所出金杖差不多。至於包金拐杖、包銀拐杖、木杖、藤杖、竹杖……品種甚為複雜。而杖首杖身裝飾各種花紋，各種造型，更是珍貴手杖所必有。否則，怎麽表示自己的身價？既然可以表示身份，當然可以代表權力。因此，用金杖象征至高無上的權力當是一個不爭的事實。

當然，寺墩遺址墓葬中出土的玉杖與三星堆出土的金杖，在形式和性質上都有區別。前者是方國的國君，後者是一個聯合王國的君王，將金杖稱為王杖，恐怕更為確切。同時可以認為，魚鳥象征吉祥，箭翎則表示威武，這正是金杖作為權力象征的應有之義。但有人認為，這支金杖的圖案，有魚有鳥，當印證是魚鳧王所執掌。但直到目前，尚無任何實物能證明魚鳧王朝的族徽是由魚和鳥組成。金杖上的圖案，第一組當然是王者之像，但第二組、第三組，從順序上看，是先鳥而後魚。這種排列方式則很難解讀成魚鳧，而應讀成鳧魚才對，但曆史上的蜀國又沒有鳧魚這一名稱的國王。所以，要說這根金杖為魚鳧氏所用，理由還欠充分。

關於劉少匆對魚和鳥這兩件圖像所做的結論，有學者認為這是劉氏本人隻知其一不知其二的表現和明證，並表示這柄金杖上的圖案毫無疑問就是魚鳧王的象征和整個族屬的族徽的鐵證。由此提醒劉少匆不要忽視或視而不見的是，在三星堆二號坑與金杖同時出土的還有一件青銅大鳥頭。這件器物通高40.3厘米，頭頂原似有冠飾。出土時，發現其鉤喙口縫和眼珠周圍皆塗朱砂，原本是一隻彩色的雄鷹。鷹頸下端有三個圓孔，估計是做固定用的。從製造形式上看，有可能是神廟建築上的飾件，也有可能是安裝在什麽物體之上作為儀仗用途的象征標誌。無論是文獻記載還是遠古傳說，作為遠古時代圖騰遺存及自然崇拜、神靈崇拜、祖先崇拜之物，鳥與蜀人有極為密切的關係，幾代蜀王直接以鳥為名，足證此點。而三星堆文物中眾多的鳥形器物及紋飾圖案，更從考古發掘的角度提供了有力的實證，反映出古蜀先民的鳥崇拜觀念。

有相當數量的學者認為，三星堆二號坑出土的青銅大鳥頭，其造型與魚鷹（魚鳧）的造型十分接近，應是蜀王（魚鳧）的象征，也有蜀族的族名、徽號之意蘊。結合遺址出土數量巨大的魚鳧造型的勺把即鳥頭勺把這種情況，並綜合其他各種因素進行分析，認為三星堆古蜀國最繁榮的時代屬魚鳧王朝時期。如再聯係到廣袤的蜀文化分布區域內，大量出土魚鳧造型的勺把這種情況，可推測三星堆古蜀國魚鳧王朝時期的勢力，已達到了一個相當廣闊的範圍。根據三星堆文化稍後時期的漢中平原出土、不乏帶魚鳧造型意味的青銅器群的研究，有學者認為漢中平原一帶是三星堆古蜀國的東北邊界，當盛極一時的三星堆古蜀國突然消亡之後，魚鳧氏的一支就遷徙到了此地，開始了新的生活。

既然三星堆古城的前世今生已有了較為清晰的線索，那麽，在古蜀人類曆史上曾輝煌蓋世的三星堆古城，又是如何走上毀滅之路的呢？

遺憾的是，古代文獻沒有點滴記載，專家學者隻能根據考古發掘資料透露的點滴信息，謹小慎微地進行探索追尋，以希望有新的發現與突破。若按三星堆遺址主要發掘者陳顯丹的觀點，三星堆古城是毀於古蜀人參與周滅商的一次軍事行動。

按陳氏的說法，從古文獻中，可以看到古蜀人不僅與夏人發生爭戰，而且在商王朝統治時期也常與商人發生衝突。因此，在商王朝的甲骨文中留下了一些隻言片語。從三星堆遺址發掘的情況來看，至遲在二裏頭文化（學術界普遍認為是夏文化）時期，蜀族就與中原有文化交往。商、西周時期交往更為密切。一號祭祀坑出土的器物中，除金杖、金麵罩、青銅頭像、部分玉璋等具有強烈的地方特點，為商文化所不見外，其他如尊、罍、盤等青銅容器與玉璋等都和商王統治區域內出土的商代前期器物的形製、花紋基本一致。在祭祀禮儀上，蜀人用“燔燎”法可與殷墟甲骨卜辭中“燎祭”相印證。甲骨卜辭中的“至蜀”“征蜀”“伐蜀”所指的蜀，應就是川西平原的蜀。這個川西平原的蜀與商是仇敵，但與西北部的西岐是要好的盟友。

由此，陳顯丹認為，西岐是周人的領地，當時周人也常與商人發生惡戰，周、蜀自然成了朋友和盟軍。因此，周武王在與商紂王的決戰中特邀蜀軍前往參加，蜀軍答應後，迅速在預定的甲子日前趕到了集結地應是可能的。曆史上著名的牧野決戰前，周武王和他的弟弟周公統兵車300輛，勇士3000名，及西南盟軍蜀、巴、庸、羌、微、盧、彭、濮等國的精銳之師，在牧野舉行誓師大會。誓言說：我的朋友們，紂王的軍隊雖然很多，但天帝就站在你們的前麵，你們必然會打勝的。你們不要害怕，但也不要掉以輕心，拿起你們的戈，舉起你們的盾，勇往直前吧！誓畢，周武王率軍與商王的17萬大軍在牧野（今河南淇縣西南）之地進行了生死決戰。

周朝的勝利，可以說主要依靠了四川境內幾個方國的軍隊，特別是巴、蜀的軍隊功不可沒。因此，當時的史官在《尚書·牧誓》中這樣讚譽道：“武王伐紂，實得巴蜀之師，巴蜀之師前歌後舞，令殷人倒戈。”

陳顯丹結合文獻《逸周書》推斷出結論：“就在周與蜀等國聯合滅掉商王朝之後，蜀國的厄運到來了。由於蜀軍參戰將士對勝利果實的分配不滿，加上蜀王不願受周武王的支配，兩國之間便產生了新的矛盾。周王朝認為，商王朝雖已消滅，但蜀國卻是一個強國，而又不肯臣服於周，將來必是一大隱患。因此，周武王在克商的第37天，突然派兵襲擊蜀軍。蜀軍毫無準備，被周武王的軍隊打得七零八落，潰不成軍。蜀王手下的霍侯、佚侯等主要將領和其他46名各級軍官被生擒，損失車輛輜重達1000多輛，士兵死傷者無數，蜀軍元氣大傷。周朝自周厲王以後，由於朝野內外矛盾加劇，天下開始大亂。位於西南的蜀國首舉反周大旗，並率先稱王稱帝，以至各國仿效，紛紛割據，自立為王。在楚、秦、晉、韓、趙、衛等國稱王時，蜀又改王稱帝，並東伐西征。一會兒與楚國交戰，一會兒又與秦軍對壘，乃至蜀王的江山，曾被楚國的開明氏所取代，直至若幹年之後被秦所滅，成為華夏大國的一部分。”

針對陳顯丹這一說法，四川大學教授林向明確指出，三星堆古城既不是毀於杜宇攻擊的戰火，亦不是終結於援周伐商的軍事事件，而是毀於一場特大洪水的侵襲。據林向回憶，考古人員在現場發掘的某一天，四川省水利研究所的幾名工程師特地來工地參觀考察，當他們站在壕溝邊聽完林向的介紹後，麵對發掘後特意留下作為研究之用的巨大“關鍵柱”久久審視不去。在這根“關鍵柱”的剖麵上，可以看到整體為16層的文化堆積中，第7層是個明顯的分界層，這是厚20厘米至50厘米的洪水淤泥層，頂麵呈水平狀，底麵則隨第8層的頂麵形狀而傾斜，呈凹凸不平狀。發掘時，考古人員清楚地觀察到這一淤泥層在壕溝及其周圍存在，顏色為青黑色，純淨而幾乎沒有什麽包含物，隻是在底部發現過一柄長24厘米的柳葉形銅劍。在這一層之上，1層至6層分別是現代耕土層到東周層，下麵的8層至16層。根據地層疊壓與陶器形態分析，可分為四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