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夏商周曆史年代解密
中國古代史學家司馬遷所寫的《史記》，被譽為“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這部千秋名著，以“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為主旨，以四項史源取材，五種體裁編纂，記載了中國自黃帝以來到漢武帝時期3000年的曆史文化和民族風情，為後世留下了一筆豐厚的文化遺產，開創了中國史學嶄新的時代，堪稱中國史學史上一座無法逾越的豐碑。由此，司馬遷獲得了“史聖”稱譽甚至“史學老祖”的聲名。
然而，司馬遷也為後人留下了一個難解之謎，或者說一個學術懸案。
中國有5000年的曆史，自黃帝到夏、商、西周、東周、秦、漢、晉、隋、唐、宋、元、明、清、民國，一直到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其文明綿延不絕，未曾中斷，是世界四大文明古國中唯一沒有中斷的民族和國家。但司馬遷《史記·十二諸侯年表》記載，中國有史以來的確切紀年為西周共和元年，也就是公元前841年。再往前，隻記人和事，具體年代就隻有大略推論。
這個遺憾和迷惑是如何造成的？
中國的曆史，自東周以後，諸侯相兼，史記放絕，文獻、典籍散失、毀壞嚴重。秦始皇統一六國，坑殺儒生，焚燒詩書，釀成了空前的文化劫難。原本許多上古之人的傳說和上古之事，到孔子的時代已模糊不清。從孔子到司馬遷時代，曆史的河流又流淌了400多年，遠古之事自然就更難以考證確鑿了。
在這種“並時異世，年差不明”的學術困境中，司馬遷憑著史家的良知，在曆史年代上，隻能斷到西周共和元年，即公元前841年，之前的史事隻記載了一個模糊的框架而無確切紀年。如果按共和元年算下來，中國有確切紀年考證的曆史，到今天也才隻有2800多年，與號稱5000年文明史相差近一半。這不能不說是中國乃至世界曆史的重大缺憾。
繼司馬遷之後的2000多年來，無數曆史學家、自然科學家如班固、劉歆、皇甫謐、僧一行、邵雍、金履祥、顧炎武、閻若璩、梁啟超、章鴻釗、劉朝陽、董作賓、唐蘭、陳夢家、張鈺哲等鴻儒賢哲，從古代流傳下來和不斷發現的文獻、甲骨文、金文、天文記錄等透出的蛛絲馬跡中，對東周之前的史實做了無數論證與推斷。終因曆史本身的紛繁複雜以及研究條件所限，總是難以如願。
司馬遷當年所推定的共和元年以前的曆史紀年，依然是迷霧重重，難以廓清。中國5000年文明史的鏈條，特別是自黃帝以來至堯、舜、禹，到湯建立的商朝、武王建立的周朝等三代曆史的確切紀年問題，便成為最撩人心弦、催人遐想的千古學術懸案。
1929年，被魯迅稱為“流氓+才子”的創造社成員之一郭沫若，曾大言不慚地說道：“《尚書》是開始於唐虞，《史記》是開始於黃帝，但這些都是靠不住的，商代才是中國曆史真正的起頭。”與郭沫若一股道上奔跑的馬克思主義史學家範文瀾，在其主編的《中國通史》中，將五帝、夏朝全部視為傳說。在夏朝、商朝的年代之後用一個個“？”表示懷疑，將夏代遺跡統統視為假設。由毛澤東主席倡議、周恩來總理督編的權威性的《辭海》附錄的“中國曆史紀年表”，將中國古代確切紀年的起始年，定為同《史記》記載一樣的西周共和元年。而1981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大學教科書《世界史·古代史》，所列“世界古代史比較表”，在公元前21世紀欄內，隻有“禹傳子啟，夏朝建立”八個字。在公元前17世紀欄內，標注“商湯滅夏，商朝建立”八字。當年司馬遷在《史記》中所列“五帝本紀”中的“五帝”，幹脆被棄之不用。
正是中國學術界自己對本民族古代曆史紀年的迷茫和紛亂，才導致了日本人“堯舜禹抹殺論”的出台，才有了西方人所認為的“中國文化西來說”。英國人羅伯茲在1993年出版的《世界史》中稱：商代是美索不達米亞古文明以東的有證據的唯一文明，可能於公元前1027年為周朝所滅。“（西方學術界）一致公認，中國的文明史從商開始，長期以來這是研究中國曆史的基礎。因為中國隻有公元前8世紀以後的紀年，沒有更早的像埃及那樣的紀年表。”
誠如著名考古學家李濟所言，“在20年代初，即被稱為中國文藝複興的那個短暫的時期以來，知識界有很重要的一夥人自稱是疑古派。這些不可知論者懷疑整個中國古代傳統，聲稱所謂的殷代不管包括著什麽內涵，仍然處在石器時代……隨著安陽發現的公開，那些疑古派也就不再發表某些最激烈的胡話了……事實上，司馬遷《史記》中《殷本紀》記載的帝係上的名字，幾乎全都能在新發現的考古標本——卜辭上找到”，由此“重新肯定了2000多年前司馬遷在《史記》中所載原始材料的高度真實性……”
早已覺醒並重新建立文化信心的中國人急起直追，於20世紀的盛世之年開始了行動。
2000年11月，新華通訊社向世界播發了這樣一條消息：《夏商周年表》正式公布。
消息說：自司馬遷作《史記》以來的2000多年間，一直困擾中華文明史的一個千古謎團，終於在現代科學研究麵前有了較為清晰的答案。今天正式公布的《夏商周年表》，把我國曆史紀年由公元前841年向前延伸了1200多年，使中華文明發展的重要時期——夏商周三代有了年代學標尺。而世紀之交得以完成這項任務，是中國科學界集中200餘名相關領域的科學家，經過6年的努力完成的。這一成果終於鑿破鴻蒙，為我國早期的曆史建起了清晰的年代框架。
這份年表給出的數字是：
夏代始年約為公元前2070年；
夏商分界約為公元前1600年；
盤庚遷殷約為公元前1300年；
商周分界為公元前1046年。
年表還排出了西周10王具體在位年，排出了商代後期從盤庚到帝辛（紂）12王大致在位年。這一成果，不僅解決了我國曆史紀年中長期未定的疑難問題，更為探索中華文明起源、揭示中華5000年文明史起承轉合的發展脈絡，打下了良好的基礎。
中國最早的王朝
夏朝是中國曆史上有記載的第一個王朝。夏代之前的曆史，不僅社會生活一般狀況極其模糊，連時間、地點、人物及世係等諸要素，也是雲遮霧罩，難窺真顏。司馬遷收羅各家逸聞傳說，把那些遠古的事跡加以梳理編排，統統歸入《五帝本紀》，權當《史記》的卷首開篇。接下來就是對夏、商、周三代及其以後曆史的描述。
按照《史記》的說法，夏的第一位帝叫禹，他的前麵是舜和堯兩帝，他們都是五位古帝的後代。據曆史留下的文獻資料看，堯號陶唐氏，都平陽，居地在西方；舜號有虞氏，生於諸馮，卒於鳴條，從地理位置看應屬於東方。禹的父親鯀，居地在崇，崇即嵩，應為河南嵩山一帶。
禹原住在陽城，後都陽翟，這兩個地方後世學者大都認為應在河南偏西地區。如果從五帝到堯、舜、禹這幾位古帝對後世留下的影響來看，禹的名聲最大。同許多古老民族都說遠古曾有一次不可抗拒的天災——洪水一樣，據說在帝堯之時，也遇到了波浪滔天的洪水，搞得天下人民苦不堪言。為了治理洪水，讓百姓安寧，帝堯讓鯀來治理，結果9年而無功，洪水照樣泛濫成災。到了舜為帝時，改用鯀的兒子禹來治理，禹吸取了父親失敗的教訓，改堵的方法為疏導、疏通之術，在外奔波13年，三過家門而不入，勞身焦思，終於使洪水的治理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功。於是天下太平，禹也就成為後世備受人們崇拜和讚頌的一位神人。
當時與禹同時治水的還有一位叫伯益的非凡人物，傳說伯益最早發明了鑿井之術，有了井，人們便可以離開經常泛濫的河流，到不受洪水所害的地方居住和生產，人身安全和農業的發展都有了保障。差不多也在這個時期，有一個叫奚仲的人發明了車，車的發明是古代社會生活中一項革命性成果，這個成果無疑對生產力的發展起到極大的促進作用。
按一般的說法，黃帝以下諸帝，部落聯盟逐漸擴大，戰爭也變得頻繁起來。到堯舜禹時期，存在著以黃帝族為主，以炎帝族、夷族為輔的部落大聯盟，到了禹做大酋長時，對苗族的戰爭獲得了較大的勝利，使當時勢力最大、戰鬥力最強的苗族和黎族被迫退到長江流域，黃、炎族開始占有黃河中遊兩岸的中原地區。從流傳下來的史料中可以知道，神農氏用石頭做兵器，黃帝“以玉為兵”，到了禹的時候則用銅做兵器。如此迅猛發展的生產力，奠定了偉大燦爛的華夏文明的基礎。
在流傳下來的中國最早的史書《尚書》中，堯、舜、禹的帝位傳承是采取“禪讓”製度。當堯在位的時候，谘詢四嶽（薑姓，炎帝族），四嶽推舉虞舜作繼承人。舜受到各種考驗後，攝位行政。堯死，舜得以正式即位，而即位後的舜像先帝堯一樣，也照舊谘詢眾人，選禹為繼承人。舜死，禹繼位。繼位後的禹仍按過去的製度，將皋陶（偃姓，夷族）作為自己的繼承人。皋陶未即位便撒手人寰，眾人又推舉皋陶的兒子、曾發明鑿井術的伯益為繼承人。禹死後，應該繼為帝的伯益未能即位，禹的兒子啟篡位自稱為帝。從這次政變開始，原來的“禪讓”製度被廢棄，“公天下”從此變為“家天下”，這個曆史性的重大轉折，影響了以後幾千年中國曆史的政治製度。
自啟篡位後，隨著生產力的發展和私有財產的不斷積累增多，啟之後的政治集團和所屬部落漸漸強盛於眾小邦之上，而隨著各種製度的日趨完善和鞏固，原來的部落聯盟漸漸向國家過渡，因而，中國曆史上第一個國家——夏王朝形成了。
啟的篡位稱帝，使原有的“禪讓”製度變為“世襲”製度。從曆史記載看，夏代從禹開始至最後一位帝桀終結，共為17世，總年數為471年或431年，其世係表為：
夏王朝對中國曆史的進程產生了極大的影響，這是中國有史以來國家建立和文明產生發展的根基，後世人們對這一時期曾傾注了極大的仰慕之情。如最早起源、活動於西方的周族人，當他們奪得並占領中原之後，便稱自己的國土為“時夏”，稱自己的民族為“諸夏”。後來在“夏”字前加“華”字，這便是“華夏民族”名稱的來源。這個名稱直到幾千年後的今天仍為中國人所稱謂並為之自豪。
二裏頭遺址透露的隱秘
曆史上的夏朝共有多少年？司馬遷幹脆不說。此後，曆代學者的論述各不相同。“夏商周斷代工程”開始後，解決的第一個問題，就是夏朝的起始之年。
專家們通過對近400種古籍進行普查和檢索，發現夏代積年主要有兩種說法：一是471年說，二是431年說。
綜觀471年和431年兩種說法，發現中間相差了整整40年。對於這個不算太小的差距，中國曆史上無數學者進行過研究與考證，大體上分兩種解釋：一是471年包括羿、浞代夏的“無王”階段，而431年不包括“無王”階段。二是471年自禹代他的前輩舜事開始起算，431年則起自禹執政的第一年，也就是禹元年開始起算，故有40年之差。
專門針對中華曆史紀年測算的夏商周斷代工程啟動後，對夏朝年代的推算，分設四個小專題，即：
早期夏文化研究
二裏頭文化分期與夏商文化分界
《尚書》仲康日食再研究
《夏小正》星象和年代
推算方法主要遵循下列三條途徑：
一是文獻中對於夏代紀年的記載。
二是對夏文化探討的主要對象，即河南龍山文化晚期和二裏頭文化的14C測年。
三是參照文獻中有關天象記錄推算。
最後，將這三項研究成果匯總起來，再把相關材料加以對比、交叉、考證，夏代紀年的框架，就相應地建立起來了。
二裏頭遺址
二裏頭文化遺址，是著名考古學家徐旭生1959年發現的。關於夏王朝是否存在的問題，在20世紀20年代，史學界爭論頗為激烈。“疑古派”學者代表如顧頡剛等人，公開放言中國曆史上所謂的“夏朝”根本不存在，而被吹得神乎其神、“三過家門而不入”的治水官員兼專家大禹，其實“是一條蟲蟲”，整個夏朝、商朝甚至西周早期，都不過是“史影裏的傳說”，根本不能相信。
就在“疑古派”興風作浪，製造的“傳說”理論“幾乎籠罩了全中國的曆史界”的關鍵時刻，以徐旭生為代表的鴻學碩儒，處亂不驚，起而反擊，並明確指出：世界上任何一個民族最初的曆史，總是用“口口相傳”的方法流傳下來。在古文獻中保存有古代傳說，而在當時尚未能用文字把它直接記錄下來的史料，用這種史料所記述的時代，就叫作“傳說時代”。中國的傳說時代，上限尚不可定，或自炎黃時期，下限暫定在商代盤庚王遷殷以前。對“傳說時代”史料的研究，首先應當對神話與傳說認識清楚並加以區分——盡管兩者之間相近，頗難截然分離，但絕不能混為一談。
為此，徐旭生首次提出考古界要勇於探索夏文化，拿出切實的證據，並提出指導性意見：首先要明確“夏文化”一詞包括兩個含義，即夏族文化與夏代文化。兩者既有區別，又有十分密切的聯係。如果指前者，它的地域範圍很有限，年代則包括禹以前，桀之後；如果指後者，它的地域範圍較廣，年代則始於禹，終於桀。文獻中關於夏人活動區域的傳說，是探索夏文化的重要材料。
正是懷揣打破“疑古派”籠罩、重建中華文明自信的學術理想，徐旭生不顧72歲高齡，開始了豫西之行，最終發現了舉世聞名的二裏頭夏代帝王之都遺址。
經“斷代工程”使用14C測年，二裏頭遺址的年代範圍是公元前1880年至公元前1521年，從興到廢，時間跨度為359年。
二裏頭遺址由興到廢的曆史長度，與文獻記載的、已被夏商周斷代工程專家組采用的夏代積年471年之說，尚有110多年的差距。有學者認為，二裏頭遺址揭示的文化，隻是“後羿代夏”這一事件引起的夏代中晚期的夏文化，而非早期的夏文化，早期文化隻能到河南龍山文化晚期中去尋找，才可能見到曙光。
通過對豫西地區禹縣瓦店、登封王城崗、新砦等遺址的田野發掘，證明新砦文化二期上接龍山文化晚期（新砦一期），下連二裏頭文化一期，正填補龍山與二裏頭文化中間段的空白。經14C測年，整個龍山文化晚期到二裏頭文化的年代跨度上、下限，為公元前2190年至公元前1521年，總積年為669年。
有了這兩組數字做參照，接下來是最後一項——有關夏代天文記錄的推算。
天文學家的測算
中國是天文學發展最早的國家之一，早在史前時代，先民們對寒來暑往，月圓月缺，植物的生長、成熟和動物的活動規律，就積累了一定的知識。最遲在新石器時代早期，中國先民就開始對日、月等天象進行觀測。
1972年，在河南鄭州市大河村仰韶文化遺址出土的彩陶片上，曾發現繪有天文圖案，這些圖案有光芒四射的太陽紋和肉眼極難看到的日暈圖，有滿月和蛾眉月彩繪，還有殘存的北鬥星象圖等，這些圖反映出先民們已積累了相當多的天文知識，並把它們繪製在陶器上。據專家考證，其圖案繪於5000年以前。
1963年在山東莒縣淩陽河大汶口文化遺址出土的灰色陶尊上，刻畫著太陽與雲氣的形象圖案，陶尊的年代距今大約有4500年，或許在這個時候，人們就根據日的升降、月之圓缺及某星在天空的位置來定方位、定時間、定季節了。當時，除日、月外，人們對紅色亮星“大火”相當重視。“大火”，現代天文學稱為“天蠍座α星”。傳說在中國古帝顓頊時代，就設置“火正”之官，觀察“大火”運行，用以指導農業生產。可以說，天文學在各門自然科學中是產生最早的一門學科。誠如恩格斯所說：“研究自然科學各個部門的順序的發展，首先是天文學——遊牧民族和農業民族為了定季節，就絕對已經需要天文學。”
中國早期天文學在“定季節”的同時，還伴有鮮明的占星術特點和強烈的政治色彩。《周易·彖傳》說：“觀乎天文，以察時變。”《周易·係辭上》也說：“天垂象，見吉凶。”這裏說的天文就是天象，按中國古代占星家的理論和學說，宇宙天體與人間社會可相互感應，天象的變化乃是上天對人間禍福的示警。這種獨特的文化心理不僅促使統治者壟斷一切天文占驗，而且使他們不得不辛勤地觀測天象，以便尋找天象與人事之間的某種聯係。
從傳說中的黃帝開始，曆朝曆代都有占星家，這些人幾乎都以他們各自的占星術對當時的政治產生過不同程度的影響。
曆史上的占星家關注的天象主要有兩類，一類屬於奇異天象，另一類則是五星運動。
關於奇異天象的占驗比較簡單，因為某一顆星主掌某事都已形成一套固定的模式，於是占星家根據它們的變化特點，便可預測吉凶。
相對而言，五星的占驗就複雜得多，不僅各星所具有的吉凶性質不同，而且它們的動態所反映的吉凶情況也不同，占星家們把已經掌握的五星在一個運動周期內的運動情況作為五星的常態，如果它們的運動與常態相違背，就可以依據不同的變化來確定吉凶。而中國古代天象記錄，其數量之多、門類之全、係列之長也是世界其他國家難以匹敵的。
正是古人留下的這筆珍貴而豐富的文化遺產，才為夏商周斷代工程提供了一條重要的研究途徑。
不難理解的是，由於天象自身所具有的周期性，根據其運行規律，利用現代先進的科學手段，完全可以對文獻記載中早已逝去的天象進行回推，這種推算方法在科學高度發達的今天，已達到了相當精密的程度，完全可以推算出這些天象發生的準確時間，從而幫助研究者解決曆史年代學中，特別是夏商周三代年代學的某些難題。
夏商周斷代工程啟動之初，李學勤、席澤宗等專家就注意到天象的研究將在工程中起重大作用，因而參考國外的天象研究方法，專門列出了“仲康日食”“武王伐紂天象”“懿王元年天再旦”等研究課題或專題，並由工程首席科學家、科學史界的翹楚席澤宗具體負責在全國範圍內選擇有關學者，對各個項目進行分配，然後分頭研究。
奇異的夏代天象
從文獻記載看，夏代有“五星聚合”“仲康日食”兩條天象記錄，這兩條記錄可以通過科學的推算來考察夏代紀年。
據《太平禦覽》卷七引《孝經鉤命訣》載：“禹時五星累累如貫珠，炳炳若連璧。”另據《古微書》載：“帝王起，緯合宿，嘉瑞貞祥。”
五星聚合是指五大行星在夜空中匯聚在很近的距離內，或如連珠，或如拱璧，異常壯觀。這種特殊的天象，自然引起特別的關注與詮釋。古人多認為，五星為五德之主，它的行度、動態與政治、災祥有密切關係。“五星循度，為得其行，則天下太平，政和民安；亂行則有亡國革政兵饑喪亂之禍。”
由於五星聚合關係到天下興亡，因此受到曆代帝王的重視，並對社會文化生活產生了深刻的影響。在這種政治、文化背景下，許多五星聚合的現象被記錄下來，並得以留傳後世。
利用五星聚合的曆史天象記錄，討論解決古史年代學問題，古今中外許多學者都曾做過嚐試。隨著電子計算機和天文力學理論的快速發展，計算行星在天體上的準確位置已不困難。因此，自20世紀80年代之後，天文學家對五星聚合的問題重新進行了係統的研究。如台灣清華大學曆史研究所黃一農等學者通過具體的天文計算，係統地討論了中國古籍中記載的8次五星聚合記錄，尤其是夏、商、周三代的記錄，從而對西周共和以前的古史年代提出了許多具有參考意義的新見地。
夏商周斷代工程啟動之後，關於“禹時五星聚”的天文記錄推算，由中國科學院紫金山天文台徐振韜和南京大學天文係蔣窈窕兩位天文學家負責。
夏朝建國的年代，按一般年代估算，在公元前2100年左右，兩位學者應用美國ARC軟件公司開發的先進軟件，在圍繞這個年代前後相差一二百年的範圍內搜尋，結果發現有一次非常理想的五星聚合。這次特殊的天象，就發生在公元前1953年2月。
電子計算機顯示，從2月中旬起，在黎明的東方地平線上，土星、木星、水星、火星和金星自下而上排成一列，非常醒目壯觀，能給人留下極為深刻的印象。這種天象奇景一直延續到3月初。特別值得指出的是，在公元前1953年2月26日夜，五大行星幾乎團聚在一起，相互之間的角距離小於4度，更增加了“五星連珠”的神秘色彩。據此，兩位天文學家斷言：“這個天象可能是人類文明史上發生的最難得的‘緯合宿’即五大行星團聚現象。它可能被認為是一種‘嘉瑞貞祥’，暗示‘帝王起’，要建立新的王朝。如是，則上列兩條記錄反映出夏朝建立時發生的天象，其絕對年代應該是公元前1953年。”
當然，這個推算是建立在文獻記錄絕對可靠、日曆換算也絕對準確的基礎之上的。現代研究證明，古代關於天文現象的記錄，絕大多數是出自實際觀測，應該是可靠的。就五星聚天象而言，也應是準確和可靠的，不存在後人偽造的情況。但也不能排除的是，由於政治上的原因，記錄者出於對時局、災祥的附會，或許會將天文現象發生的年月做些改動。再加上記錄中出現的缺失和傳抄過程中存在的錯誤，其絕對值也是難以保證的。因此，“禹時五星聚”天象記錄推算出的公元前1953年隻能作為估定夏代年代的一個參考基點，而不能作為定點。
如同上文所言，中國在遙遠的古代就將天象觀測作為一個國家極其重要的政事，每一朝代都設置位高的專官，專門從事這種觀測工作。而朝廷對於天官的期望也往往很高，督促極為嚴格，若不認真觀測，就很容易出亂子，天官本人也有被誅戮的命運。如在中國最古老的典籍之一《書經》中，有一篇叫《胤征》的文章，講述了一位司天的天官，因玩忽職守遭到殺頭的悲劇故事。由於這個故事發生的年代之早和具有的典型意義，給後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夏代經過禹、啟到太康時代，國勢就有些不妙，而這位太康掌管朝政後，放情縱欲，不理朝政，既不關心曆法，也不過問天官的工作，使國家政務和農事陷入了混亂不堪的局麵。這種局麵，終於遭到了以後羿為代表的武裝集團的反對，並起兵奪取了國家政權。太康等兄弟五人在後羿軍隊的淩厲攻勢之下，不得不放棄京都而出逃。
太康死後，其弟中康繼位。為了吸取太康一朝的教訓，中康對朝廷內外進行了整頓，不僅新設立了司天的職官羲和，還任命胤侯執掌兵權，很有些中興的勢頭。正在這個時期的某一個朔日，突然發生了一件驚天動地的大事。
隻見原本高懸天空光芒四射的太陽正一點一點地消失，頓時天色由灰變暗，由暗變黑，幾步之內難辨人影。在野外遊**的雞狗鵝鴨甚至微小的螞蟻，都因急於尋找歸宿以至在黑暗中團團亂轉，路上的行人麵對這突如其來的天象變化，個個驚恐萬狀，爭相奪路而逃。
按照當時的認識和天命的宇宙思想，凡日食出現，預示著國家將有災難發生，這個災難可能會危及帝王的地位或者性命。隻有帝王親率眾臣到殿前設壇焚香舍錢才能將太陽重新召回，災難也可以避免。這個過程稱為“救日”。
此時，宮中樂官眼看太陽一點點沉沒，黑暗就要籠罩大地，焦急與驚恐之中迅速敲響了救日的鍾聲。洪亮急促的鍾聲穿過一層層富麗豪華的大殿，驚動了夏帝中康和文武百官，主管錢幣的財官嗇夫慌忙去庫中取錢禮天，帝中康也匆匆出後宮上朝，率百官舉行救日之禮。
就在朝廷上下一片驚恐與混亂並忙得不可開交之時，獨不見負責司天的關鍵人物羲和。帝中康正為羲和沒有提前報告日食之事大為惱火，又不見其前來行救日之禮，自是憤恨不已，情急中忙派人去找尋。意想不到的是，這羲和正醉臥屋中，發著鼾聲做著美夢，外麵發生驚天動地的大事似乎與他毫無關係。
中康聞知，氣得臉色鐵青，根據夏朝政典規定，凡不及時上報日食的天官“殺無赦”。於是，他咬牙切齒地高聲喊道：“快把這個擅離職守、違背朝綱的昏官砍頭！”
這一聲命令，將正沉湎於酒色美夢中的羲和推上了斷頭台。
以上的故事，明確表述了夏朝中康時代的一次日食記錄，也是全世界所知最早的一次日食記錄。在流行的《古文尚書·胤征》中曾經這樣較詳細地記載了當時胤侯奉命征伐羲和的情形和理由：
嗟！惟中康肇位四海，胤侯命掌六師。羲和廢厥職，酒荒於厥色。胤侯承王命徂征，告於眾曰：嗟！予有眾，聖有謨訓，明征定保，先王克謹天戒，臣人克有常憲，百官修補厥後，惟明明。每歲孟春，遒人以木鐸徇於路，官師相規，工執藝事以諫，其或不恭，邦有常刑。惟時羲和，顛覆厥德，沉湎於酒，畔官離次，傲擾天紀，遐棄厥司。乃季秋月朔，辰弗集於房，瞽奏鼓，嗇夫馳，庶人走。羲和屍厥官，罔聞知。昏迷於天象，以幹先王之誅。《政典》曰，先時者殺無赦，不及時者殺無赦。
與《古文尚書》相呼應的是，司馬遷在《史記·夏本紀》中對這一事件的記載：“帝仲康時，羲和湎**，廢時亂日，胤往征之，作《胤征》。”
若將兩文比較就可發現，後者對前文的“乃季秋月朔，辰弗集於房”等時間和日食現象沒有記載。按常理推論，《史記》的可靠性很大，而《古文尚書》不足以完全置信。但《左傳》“昭公十七年”條，曾在討論若日食發生，應舉行的典禮問題時，引用到這一段記載。由此可見，這次日食記錄應是可靠的。依據《左傳》所載“明之會是謂辰”，故“辰弗集於房”就應表明那一天確是發生過日食。
自梁代天文學家虞鄺認為這次日食發生於仲康元年以來，曆代天文學家如僧一行、郭守敬、湯若望、李天經等都利用不同的推算方法進行過推算，至20世紀80年代已有13種不同的結果。夏商周斷代工程，同樣注意到了這次日食記錄，並委托中國科學院陝西天文台、南京師範大學物理係、南京大學天文係等單位的吳守賢、周洪楠、李勇、劉次沅等學者進行推算，以考察夏年。
經過研究分析，吳守賢等學者發現，在仲康日食的研究中，前賢們分別采用了兩類完全不同的方法，一種是采用中國古代曆數推步法，另一種是采用基於牛頓天體力學理論設計的現代日食計算方法。但不管采用哪一種方法，他們都或多或少地采用了中國曆史編年史料的記載，而這些記載是否真實，往往正是曆史學家有重大爭議的。根據日食出現的規律，在同一地點兩次日食發生的間隔時間平均約300年。由於仲康日食的天文要素記錄不全，天文學家在推算時，就不可避免地要使用曆史編年資料，在這樣的背景和條件下，推算出的結果就很難統一和準確。
吳守賢等專家用現代方法，並使用最新的太陽和月亮曆表對曆代天文學家的13種說法進行核算，發現每一種說法都存在問題。現代計算的結果是，如果文獻記載中所謂的“季秋”與“房宿”相對應，那麽這個時代，就應是公元前14世紀—前6世紀，根本不在人們公認的公元前21世紀—前16世紀的夏年之間。夏代季秋之月太陽不在房宿，“季秋”與“房宿”這兩個條件，隻能有一條符合仲康日食。當然，日在何宿是看不到的，古人如杜預作《左傳注》也不認為“房”就是房宿。因此，在兩個條件中，非要選擇其一的話，“季秋”的可能性比“房宿”要大。
於是，專題組將“季秋”設定在10月1日至12月18日之間，對洛陽地區公元前2250年至前1850年共400年間的可見日食進行普查性計算，得出符合季秋的大食分日食共有11次，其中發生在公元前2043年10月3日、公元前2019年12月6日、公元前1970年11月5日和公元前1961年10月26日的4次，可以作為夏初年代的參考。
他們對洛陽地區公元前2250年至前1850年共400年間的可見日食進行普查性計算，得出符合季秋的大食分日食共有11次，其中發生在公元前2043年10月3日、公元前2019年12月6日、公元前1970年11月5日和公元前1961年10月26日的4次，可以作為夏初年代的參考。
至此，關於夏代年代學研究的三條主要途徑：文獻記載中的夏代積年；河南龍山文化晚期以及二裏頭文化的分期與14C測年文獻中有關天象記錄的推算等已全部完成。
那麽，夏代到底起始於何年，又終止於何年？
由於夏代總積年已被工程專家組根據文獻記載，選定為471年。隻要找出夏朝滅亡的那一年，再由這一年上推471年，便是夏朝的始年。
根據“工程”關於商代年代學專家們的研究結果，選定夏朝滅亡、商朝建立之年為公元前1600年。那麽，以公元前1600年上推471年，則夏代始年應為公元前2071年。這個年代從考古學的角度看，基本落在河南龍山文化晚期二段（公元前2132年—前2030年）範圍之內。因此，工程專家組為取整數，定公元前2070年為夏的始年。
至於這個夏商分界之年，也就是公元前1600年是如何推算出來的？這正是下麵要回答的。
商王朝的興衰
就在夏王朝建立並走向鼎盛的時候，在東方一個稱為商的小國也在崛起。據司馬遷《史記》載，商的始祖名叫契，母親簡狄是帝嚳的次妃，這位簡狄在沐浴時遇到一隻玄鳥下了一個蛋，簡狄拾起來吃了下去，從此懷孕，之後生下了契。堯舜時，契因幫助大禹治水有功，被封為司徒之職，其封地在一個叫商的地方，因而稱商族。
契死後，他的兒子昭明繼位，昭明死，其子相土繼承其位，相土是一位武功烈烈的國王，而且他還發明了馬車，其勢力曾一度達到“海外”。《商頌·長發》中的“相土烈烈，海外有截”，指的就是契的孫子相土開創的輝煌業績。烈烈者，威武勇猛、轟轟烈烈。海外者，疆土拓展到渤海、黃海之外。有截者，四海之外皆為之臣服也。
當商族邁入文明的門檻時，產生了一位重要商王叫王亥，相傳，王亥發明了牛車，大大提高了車的功用，給人們的生產運輸以及交通都帶來了極大的方便。據記載，王亥曾駕著牛車，用帛和牛當貨幣，在部落間做買賣，後來當他到了一個叫作有易的部落時，曾受到盛情款待。但後來由於他**有易之女，而被嫉憤的有易人所殺。再後來，王亥的弟弟王恒率人戰敗了有易族人，奪回了牛車，並占有了有易族的土地和財物。從這個故事可以看出，商在滅夏之前已是個興旺發達的小國，隨著農業、手工業尤其是商業貿易的發展，國勢漸漸強盛，因而形成了以商代夏的趨勢。
自王亥之後又過了好幾代，商國又出了一位頗具雄才大略的人物，名叫湯。因為這位湯王在自己的統治區域內廣施仁政，國勢再度加強。湯王把自己的都城，從叫商的地方遷到一個叫亳的地方，然後開始做滅夏的準備。由於這期間湯王得到了兩個極有才幹的人物伊尹和仲虺輔助，許多部落被征服，商的國力更加強大，滅夏的條件漸已成熟。
這一年是公元前1600年。
偃師商城的發現
殷商滅夏之年的推斷，一是靠文獻記載，二是靠田野考古發掘成果。在數十座考古發掘的商代遺址中，“斷代工程”專家組把鄭州商城和偃師商城作為主要研究、探尋的對象，這兩座地下古城已發掘了幾十年，發現了宮殿式建築遺址，並出土了數以萬計的商代文物。專家通過對出土遺物考察，並與其他發現、發掘的遺址比較，認為最早的商文化遺址、遺存，就是鄭州商城和偃師商城。
鄭州商城是1950年，小學教師韓維周發現的，經考古學家研究，多數認為屬於商代第一個王都“亳”。意想不到的是，30年後，又在偃師地界發現了一個商代王都。
1983年春，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漢魏故城工作隊段鵬琦等人，在配合河南首陽山火力發電廠基建選址中，在偃師縣城（今偃師區）西部，距二裏頭遺址6公裏的地方發現一段夯土城牆，隨即進行大規模鑽探和局部解剖發掘。經過幾個月努力，確認西、北、東三麵城牆位置、走向、長度、夯築結構，由此判定城的形狀為長方形，其中南北最長達1700米、東西寬約1215米，總麵積200萬平方米。城牆寬度一般為17米至21米，最寬處竟達28米，但未發現南城牆。據段鵬琦等考古專家推測，此段城牆已被洛河水衝毀。
與此同時，考古人員在北城牆中部發現“城門”一座，以及由此“城門”向南的大道，並在城內發現數處大型建築夯土基址群，應是宮殿區。經過對城牆及附近試掘，發現大量具有商代鄭州二裏崗時期文化特征的遺物，由此初步推斷該城的年代與鄭州商城早期相當。
令發掘者為之激動和振奮的是，有一條低窪地貫穿城址，顯然是早年一條幹涸的河道，當地土著世代相傳喚作“屍鄉溝”。《漢書·地理誌》河南郡偃師縣條下明確記載：“屍鄉，殷湯所都。”這個“屍鄉”，就在偃師商城所在地域，而偃師商城很可能就是商代前期商王湯，率眾攻滅夏朝之後所營建的都城“西亳”。
既然此處是真正的第一個叫“亳”的王都，那麽鄭州商城就不是第一，或壓根兒就不是稱作“亳”的王都了。
偃師商城的發現，如一聲震耳的春雷在學術界炸響，國內外許多報紙刊發了消息，其中《參考消息》報道說中國的克裏特島被發現了。日本《讀賣新聞》頭版頭條特字號刊出成湯西亳就是偃師商城的新聞。一時間，被震蒙了的學術界不得不重新檢索、思考自己的觀點。北大教授鄒衡提出了偃師商城並非湯都“西亳”，而是太甲流放的“桐宮”，即“早商離宮”說。而直到“斷代工程”開始之後，關於這座商城是殷湯之“西亳”還是“早商離宮”的爭論尚未結束。
學者們對傳世文獻資料進行搜集、整理，發現先秦及漢代文獻中，關於商代積年的記載有十幾種之多。但過濾下來，隻有三說較可信。
一為《鬻子》的576年說；
二為古本《竹書紀年》記載陳夢家解釋的552年說；
三為另一種解釋的526年說。
由於“工程”專家已從“武王克商研究”這一課題成果中，選定周武王滅商之年為公元前1046年。以這個數字為定點，分別上推三說的商代紀年，可得到公元前1622年、公元前1598年、公元前1572年三組數字。
這三組數字，與此前對鄭州商城和偃師商城始建年代的14C測年時間段，即公元前1600年左右基本吻合。
工程首席科學家研究決定，商的始年就在這個框架中取舍，並首選與鄭州、偃師兩座商城最靠近的公元前1598年。為取便於記憶的整數，定為公元前1600年。
公元前1600年，是為商滅夏的分界之年。這也就是為什麽夏代始年定為公元前2070年（1600年加夏代積年471年，取整數為2070年）的原因。
不斷遷都的殷商王朝
夏朝滅亡後，湯率部回到了亳都，自稱武王，中國曆史上一個以商代夏的新時代開始了。
許多曆史記載都說商經常遷都，湯打敗夏之前就先後遷都8次。滅夏後遷過5次，直到盤庚遷到殷（今河南安陽）才不再遷都。
商後期又稱殷，或殷商並稱。從記載中看，商王朝的領土大約同夏統治的區域相似，介於今山東、山西、河南、河北之間，而權力所及的地區可能達到了今陝西、遼寧甚至朝鮮半島，這些地方可能是夏朝權力伸不到的。
至於商為什麽前後十餘次不停地遷都，是由於本民族的習慣，還是遇到了不可抗拒的天災人禍，或者是出於商業貿易交流方麵的考慮？史書少有記載，後世也多靠猜測推斷，未有定論。當然，司馬遷也沒有說清楚。
漢代張衡曾概括道：“殷人屢遷，前八而後五。”這裏說的“前八”是指成湯建國前之八遷，“後五”則為成湯建國後之五次遷徙。關於成湯之前八遷的具體去處，已無明確的文獻記載，現代史學巨擘王國維曾對此做過考證，指出了“八遷”的具體方位，但沒有得到學術界的共識和考古學上的證實，自然難成定論。成湯之後的“五遷”，雖有文獻記載，但又不盡相同，如可信度較高的三種文獻《尚書·序》、古本《竹書紀年》和《史記·殷本紀》，其記載就有差異，參見下表：
對於盤庚遷殷之事，司馬遷在《史記·殷本紀》中有過描述：“帝盤庚之時，殷已都河北，盤庚渡河南，複居成湯之故居，乃五遷，無定處。殷民谘胥皆怨，不欲徙。盤庚乃告諭諸侯大臣曰：‘昔高後成湯與爾之先祖俱定天下，法則可修。舍而弗勉，何以成德！’乃遂涉河南，治亳，行湯之政。然後百姓由寧，殷道複興，諸侯來朝。以其遵成湯之德也。”
“帝盤庚崩，弟小辛立，是為帝小辛。帝小辛立，殷複衰。百姓思盤庚，乃作《盤庚》三篇。”
關於《盤庚》三篇這頗有曆史研究價值的文章，司馬遷沒有轉載，卻在《尚書》中保存了下來，並成為研究殷人特別是盤庚遷都的唯一的重要依據。
據“工程”文獻專題組學者們的研究，現在看到的《盤庚》三篇，雖然其中加入了某些後代的言論，但其基本內容為殷代史實似無疑義，其史料價值之高也是學術界所公認的。三篇均為盤庚告諭臣民之辭，共計1200餘言，其篇幅之長為商代遺文之最，文章詳細記錄了盤庚遷殷前的準備工作以及遷殷後的政策措施。從三篇的記載可以看出，盤庚的這次遷殷幾乎遭到了舉國上下王公大臣和普通百姓的強烈反對，在強大的阻力麵前，盤庚顯示了他不達目的決不罷休的帝王氣概。對於貴族大臣的“傲上”和“離心”，盤庚在遷殷前提出了嚴厲的指責：“荒失朕命”“汝不憂朕心之攸困”“乃不生生，暨予一人猷同心”“不暨朕幼孫有比，故有喪德”“汝有戕則（賊）在乃心”（《盤庚》中篇）……這一連串的指責表明，當時商王朝麵臨的處境是很危險的，如果不聽盤庚的命令後果極其嚴重。於是，在盤庚向貴族大臣們三番五次地“敷心腹腎腸”的勸說、動員、威逼、利誘之下，臣民們才不得不隨他一同從河北渡河南，來到洹水南的北蒙叫殷的地方定居下來。
盤庚一意孤行，強迫臣民遷徙的原因，自漢之後產生了許多不同的推測和說法。有的說是為了“去奢行儉”，阻止貴族的進一步腐化墮落，頗像今日所說的“反腐倡廉”。有的說是為了躲避水災水患。有的說是出於對“遊耕”“遊農”的考慮，即當一個地方的地力耗盡之後，為了改換耕地，不得不常常遷徙。也有的根據《盤庚》三篇的誥辭，得出《史記》記載的“九世之亂”是促使這次遷徙的根本原因。由於當時王權與貴族之間的矛盾已不可調和，時刻麵臨著篡位、奪權等危險，為避免更激烈的王位紛爭和政治動亂，盤庚才不得不做出遷徙的抉擇。當然還有人說是為了更有效地統治華北平原和伊洛盆地的王畿地區，並通過王畿地區，駕馭整個中原地區和四土方國，安陽殷地正是理想的城址。
在這270多年的時間裏，社會經濟和鑄冶工藝得到了迅猛發展。但到了最後一個叫紂的王統治時，商的國勢已是江河日下，大廈將傾。
這個叫紂的昏王，本來是個文武兼備的人，憑著他的能力可以使商王朝再度中興，但他沒有那樣做，反而極度的殘暴、驕奢、**，搞一些酒池肉林之類的場所，與後妃**逍遙，弄得天怒人怨。“弗惟德馨香祀，登聞於天；誕惟民怨，庶群自酒，腥聞在上。故天降喪於殷。”延續了幾百年的殷商再也沒能承遞下去，曆史上著名的牧野之戰，終於使商王朝徹底覆滅。
縱觀商的曆史，自契到湯凡14代，從湯滅夏到紂凡17代30王（湯子太丁早死，不計在內）。總積年有496年、629年等不同的說法。其世係表為：
盤庚遷殷的年代
商朝的盤庚王遷殷，是曆史上的重大事件，也是“斷代工程”解開的又一個曆史之謎。盤庚遷殷到底發生於何年？司馬遷隻說了個大概，沒有指出具體年月。這個缺憾如上所述，非太史公不為也，是不能也。
盤庚王遷殷到商朝滅亡的總年數，見於司馬遷的《史記·殷本紀》、正義引《竹書紀年》。《竹書紀年》雲：“自盤庚徙殷至紂之滅，七百七十三年，更不徙都。”這個“七百七十三年”的記載，不同版本有所不同。明嘉靖四年汪諒刻本、群碧樓藏明嘉靖王廷喆刊本，以及清乾隆武英殿刻本作“七百七十三年”。武昌書局翻王廷喆刻本，以及日本瀧川本皆作“二百七十五年”。金陵書局本作“二百五十三年”。
由此看來，這個“七百七十三年”的記載顯然有誤，大多數學者改作“二百七十三年”。但這樣改動，如香港中文大學著名曆史學家饒宗頤教授所論，“亦乏依據，蓋其確數靡得為詳”。這就是說，單從文獻上難以判定275年、273年、253年三說之正誤。
這個時候，“斷代工程”專題研究人員，已通過考古遺跡和天文曆法、甲骨、金文等交叉考證研究，推算出周武王克商之年為公元前1046年。如采用275年說，則盤庚遷殷當在公元前1320年；如采用273年說，則盤庚遷殷在公元前1318年；如采用253年說，則盤庚遷殷在公元前1298年。
自1928年以來，有數十座宮殿遺址、十餘座陵墓和十多萬片甲骨以及數以千萬計的銅、石、玉、陶、骨、角、蚌、牙等器皿，在30平方公裏的殷墟範圍內發掘出來，其數目之多、種類之齊全，是其他任何遺址都無法匹敵的。殷墟的發掘不僅對中國新史學和中國考古學的興起產生了直接的重大影響，而且對中國曆史的斷代研究起到了不可替代的奠基性作用。為此，夏商周斷代工程開始後，專門圍繞殷墟文化設置了“商代後期年代學研究”的課題。
殷墟文化一期，約相當於甲骨第一期以前，或屬盤庚、小辛、小乙時代。
殷墟文化二期，約相當於甲骨第一、二期，即武丁、祖庚、祖甲時代。
殷墟文化三期，約相當於甲骨第三、四期，即廩辛、康丁、武乙、文丁時代。
殷墟文化四期，約相當於甲骨第五期，即帝乙、帝辛時代。
由於殷墟中發現了大量甲骨文，且這些甲骨文又可以根據商王來區分時期，因此，也就可以依據陶器與甲骨文的共生關係來確定殷墟各期的文化。
經“工程”專家組14C測年，殷墟文化四期年代跨度為，最早為公元前1370年，最晚為公元前1036年。“工程”專家組人員對武丁王元年已研究出結果，確定為公元前1250年。考慮到盤庚、小辛、小乙一代三王總年數合理性，“工程”專家組認為以253年說較妥。
由周武王克商（伐紂）的1046年上推253年，則盤庚遷殷當在公元前1298年。為取便於記憶和計算的整數，定為公元前1300年。
接下來要敘述的，就是在“工程”中處於大廈基石地位的、至關重要的武王克商（伐紂）之年是如何推算出來的。
西周王國的崛起
殷商作為中國青銅文明的巔峰時期，奴隸社會已高度成熟，那成千上萬片刻字甲骨和雄尊巨鼎，撩撥著後世人類的縷縷思緒，那恢宏如林的王陵和殉葬坑中的累累白骨，更促使人們去追溯3000多年前這個強大王朝的軌跡。這曾是一個光被四表，協和萬邦，具有光榮與夢想的繁榮鼎盛的王朝。這是一個天地互為經緯，人鬼交相感應，智者明君賢相和莽夫昏君奸佞共存、腥風飄灑、血淚飛濺的東方大國。如同世間的萬事萬物都有它的生老病死一樣，作為在曆史長河中顯赫了5個多世紀的輝煌王朝，當傳到紂王的時候，已是日薄西山，氣數將盡，隻待某日某時那震天撼地的崩潰之音轟然響起。
殷紂王，這個中國曆史上幾乎家喻戶曉的最為臭名昭著的一代“名”王，原本是一位多才多藝、英武強健的帝王，但同時也是一個極端自負、目空一切的莽夫。在他執掌國政後，尚武輕文，好勇鬥狠，酷愛美女，寵信奸佞，剛愎自用，嗜血成性。在朝歌城台上那歌舞升平和血雨腥風相互交織的迷霧與玄機中，殷紂王最終領略了近600年殷商社稷的絕唱。
鬼侯、鄂侯、西伯侯（姬昌）是紂王所封的著名的三公。鬼侯有一位端莊美麗的女兒，為討好紂王，便將女兒進獻入宮。想不到此女不喜****，而且對紂王的所作所為流露出極大的厭惡，這自然引來了殺身之禍。一天，紂王要與她尋歡作樂，她予以拒絕，紂王大怒，不但將其殺死，還殺了她的父親鬼侯，並剁成肉醬。鄂侯見紂王濫殺無辜，出麵極力為鬼侯的冤情爭辯，紂王更為惱火，索性將鄂侯也一殺了之，並將其屍體砍碎，曬成肉幹用來示眾。
姬昌得知，不寒而栗，暗自歎息。不料走漏了風聲，被紂王知道，便把他抓起來囚禁在羑裏監獄欲令其死。姬昌的兒子伯邑考為了搭救父親，帶著珍寶求見紂王，紂王不但沒有赦免姬昌，還把伯邑考一同抓起來問罪。後來，由於紂王的寵妾妲己調戲伯邑考不成，惱羞成怒，便對其讒言陷害。紂王大怒，命人把伯邑考殺掉，剁成肉餡，做成人肉包子讓人給姬昌送去令其吃掉，為保住性命，萬般無奈的姬昌不得不裝聾作啞，將包子吃掉。紂王見姬昌吃了用自己兒子的肉做成的包子卻不知曉，認為姬昌並非聖賢。不久，姬昌的大臣為營救姬昌出獄，在各處搜求美女、奇物、寶馬良駒以獻紂王。紂王見此，高興之餘，順勢赦免了姬昌，放其回到周原故地。
與此同時，在沃野千裏的黃土高原上卻吹拂著和煦的春風——一個曆史幾乎與殷商民族同樣古老的民族正在崛起。從先王棄開始的周族曆經坎坷磨難，慘淡經營。在“重農慎獄，敬天保民”的旗幟和號令下，周族全體上下患難與共，休戚相關。同時，扶弱濟困，主持公道，使周族贏得了眾多方國的尊敬。周族的見賢思齊，求才若渴，又使四方人才趨之若鶩，紛紛來附。
被紂王囚禁了7年的姬昌大難不死，僥幸脫離虎口，回到自己的國家後，勵精圖治，開始了滅商的大計。他請來了大智大勇之才呂尚做他的助手，並尊稱呂尚為太公望。姬昌於生前的最後7年，在呂尚的幫助下，第一年調解了虞（今山西平陸縣東北）、芮（今陝西潼關西北）兩國的糾紛，從而提高了姬昌在諸侯心目中的威望，自動來附者有40餘國，使周族在政治、外交上取得了極大的優勢。第二年，周出兵討伐犬戎。第三年攻打密須。犬戎在周的北邊，密須在周的西邊。姬昌用武力征服了這兩個商的屬國，解除了後顧之憂，於是便放心大膽地開始向東方推進。第四年伐耆（今山西長治西南），第五年伐邗（今河南沁陽西北）。當周的東部小國相繼被消滅之後，第六年伐崇，把戰爭推進到殷的心腹地帶。經過一個多月的艱苦奮戰，崇國被滅，最終使周族形成了“三分天下有其二”的局勢，並漸漸完成了對殷都離宮朝歌的包圍。在這種情況下，姬昌審時度勢，毅然決定把都城由岐遷至豐，為滅商做了最後的準備。遺憾的是，就在大功垂成之際，周文王不幸死去。繼位的武王姬發繼承父親的遺願，決心完成姬昌的未竟之業。
此時商紂王的荒**殘暴日甚一日，域內域外烽煙四起，諸侯紛紛叛離，東南兩處，刻無寧宇，殷商王朝的大廈已是風雨飄搖，幾欲沉墜。
眼看伐紂的條件業已成熟，但武王還是沒有輕舉妄動，商王朝畢竟經營了數百年，可謂“百足之蟲，死而不僵”。武王和群臣對麵臨的形勢做了冷靜、客觀的分析後製定出正確的策略，首先把都城由豐遷到鎬，積極做滅商的準備，然後率大隊人馬，東觀兵於孟津，進行了一次軍事演習和檢閱。此時有800多個諸侯小國前來參加盟會，周武王贏得如此眾多的盟國，深知人心所向，大勢所趨，殷商的滅亡已為期不遠了。
又過了兩年，武王得知紂王更加昏庸暴虐，殺比幹，囚禁箕子、太師疵，朝野上下人人自危，最後連少師疆也抱著樂器連夜出逃。賢臣良將一個個離去，紂王成了名副其實的孤家寡人。周武王認為時機已到，於是親自率兵車300輛，勇士3000人，甲士45 000人，大舉伐紂。周師從鎬京出發，一路浩浩****向東推進，在殷商離宮朝歌郊外的牧野與前來援助的方國聯軍會合，並召開了誓師大會。在這次大會上，武王以激昂淩厲的語氣，憤怒聲討了殷紂王的主要罪惡，借此激發士氣，鼓舞鬥誌，同時表達了奮勇殲敵、誌在必得的信心和勇氣。當殷紂王聽到周軍會師牧野、兵臨朝歌的消息後，驚恐之中不得不從愛妾妲己的懷裏踉蹌走出，匆忙拚湊起17萬人馬，號稱大軍70萬，親自指揮，到牧野迎戰。
周人及其友軍贏得了戰爭的勝利，商都朝歌內的百姓滿懷喜悅地迎接周武王的到來。滅商的第二天，周武王命人掃除道路，重整河山，舉行了一次即位儀式，並隆重宣布：按上天旨意，周革殷命，政權更迭，當今是周家天下。自此之後，周為天下共主，一個新興的王朝在華夏大地誕生了。
戰鼓何時敲響？
武王克商無疑是中國古代曆史上一次重大事件，這個事件標誌著商王朝的滅亡和周王朝的建立，是無可爭議的商周兩個朝代的分界線，事件本身也是一個極具典型意義的曆史年代學課題。從年代學研究的角度看，這一分界線的推定，對其前的夏商而言，是其總紀年的起點，對其後的西周來說，可直接影響到列王年數的估算。因而這個定點的確立，被譽為整個夏商周斷代工程中最為重要和關鍵的一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