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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武王克商有重大而非凡的影響力，所以傳世文獻對這一事件的敘述比較豐富，同時史料中還含有若幹曆日和天象的記錄，這就為古今中外的學者利用文獻和天文曆法知識推定武王克商之年提供了理論上的依據和可能。但是，武王的軍隊何時出征，決戰的鼓聲何時敲響，鹿台的大火何時點燃……這一切，學者們的推算僅僅“從理論上說”是可行的，而實際問題的解決要比單純的理論推算複雜、困難得多。因為傳世文獻對武王克商這一事件的記載雖豐富但不完整，而且真偽難辨，甚至相互抵牾和歧異，從而造成曆代學者對材料的理解各不相同，推算時所采用的方法、角度也大相徑庭，所推出的結果也就有了很大的懸殊。

關於武王克商之年問題，現代著名學者、甲骨文研究的先驅董作賓認為，早在戰國時期就已有人嚐試解決了，但學術界一般認為，最早從事這一問題研究的當推西漢末年的劉歆。公元前7年，劉歆製定了著名的《三統曆》，並根據《三統曆》推算出武王克商之年相當於公元前1122年。這一結論在此後2000年間影響至深，幾乎成為正統。如宋代邵雍《皇極經世》、劉恕《通鑒外記》、鄭樵《通誌》、元代金履祥《通鑒前編》等皆從其說。盡管劉歆的推算並不可靠，但學術界還是公認他製定的曆術開推算武王克商年代的先河，給予後世學者很大的啟示。正如現代史家範文瀾在《中國通史》中所做的評論：“劉歆造出一整套的曆學理論，又造《世經》，凡經傳古史所記大事的年、月、日都用《三統曆》推算得到說明。這對古史年代的探求是一種貢獻，雖然準確性並不很大。”

繼劉歆之後，關於武王克商之年的研究，一直是言人人殊，難有一個統一的結論。在北京師範大學國學研究所彭林教授的主持下，學者們將搜集到的各種文獻，編輯成《武王克商之年研究》一書出版。書中總結出44種說法，年代最早的為公元前1130年，最晚的為公元前1018年，前後相差112年。顯然，曆史上真實的克商年隻有一種結論。那麽真正的克商之年該怎樣推定呢？

為此，夏商周斷代工程首席科學家經過縝密的考慮和籌劃，確定了兩條途徑。一是通過關鍵性考古遺址的分期與14C測年、甲骨文日月食以及文獻記載的綜合研究，縮小武王克商之年的範圍；二是在以上範圍內，通過金文排譜和對武王克商的天文學推算，尋找克商的可能年代，最後加以整合，選出一個最佳年代。

於是，“工程”各課題組的考古學家與天文學家、曆法學家、甲骨學家等集體行動起來。

通過對灃西遺址、琉璃河燕國墓葬、早期晉國都邑，特別是天馬—曲村晉侯墓地等周代遺址、墓葬考古發掘、分期與年代14C測檢，結合在陝西臨潼發現的“武王征商簋”青銅器和存世的數百件銅器，以及器上鐫刻的金文，連同史籍記載的周代發生的天文星象，特別是“懿王元年天再旦”天象進行推算並交叉驗證。結果落在了公元前1050年至公元前1020年範圍之內。

最後，根據《國語·周語》伶州鳩對周景王所說的伐紂天象“歲在鶉火，月在天駟，日在析木之津……星在天黿”等四條相互關聯的信息，用最先進的天文電子軟件進行回推計算，得出了公元前1044年與公元前1046年兩個年份。“工程”專家組經過反複權衡，根據兩個年份與各方研究符合的條件多寡，終將公元前1046年確定為武王克商之年。

正是因為商周牧野之戰這個至關重要的定點的確立，才陸續往前推算出盤庚遷殷為公元前1300年，殷商開國為公元前1600年，以及夏王朝始年為公元前2070年。

晉國風雲

周武王之後，繼位的分別是成王和康王，在這兩個王執政的40多年間，人民休養生息，社會安寧，天下太平。

史載成康之世刑措40年不用，其國勢達到了整個周王朝的全盛時期。可惜好景不長，繼短暫的成康盛世之後，周王朝日漸衰落。又經過幾代，到周厲王時，各種矛盾越發尖銳，國家到了崩潰的邊緣，而當政的周厲王又偏偏是一位極度專製的君主，除暴虐、驕橫之外，還重用奸佞小人掌管朝政，搞得朝野內外烏煙瘴氣，天下民眾痛苦不堪。在忍無可忍的情況下，民眾隻好集合起來舉行武裝暴動，周厲王一看這陣勢，知道頹局難挽，索性渡黃河逃走，這個行動堪稱是古代世界上第一次大規模的國人革命行動。

周厲王出逃後，一去不複返，最後死於一個叫“彘”的地方。那麽厲王在位多少年？或者說厲王元年是曆史上的哪一年？要破這一懸案，“工程”專家組認為，除其他的輔助材料和證據，必須從古老的晉國首都尋找主要答案。

公元前1046年早春，周武王率師伐紂，取得勝利。隨著周王朝建立，在安撫殷商遺民的同時，采取“選建明德，以藩屏周”的政策，即分封周武王的同宗、親戚和功臣，讓他們建立諸侯國，形成拱衛周王室的屏障。最早得到分封的諸侯有周公家族的魯、召公家族的燕和薑太公家族的齊等。

據《史記·晉世家》等文獻記載，當武王與其後邑薑（薑太公尚的女兒）歡會之時，夢見天帝對自己說，我命你生個兒子，名虞，將來把唐國封給他。那裏是參宿的分野，叫他在那裏繁育自己的子孫。不久，邑薑果然懷有身孕，當胎兒出生後，手上竟有一個虞字，故起名為虞。因為這孩子是武王的第三個兒子，按照伯、仲、叔的排法，又稱為叔虞。

武王在位約4年死去，成王即位，由周公（姬旦）攝理政事，不久即發生了管叔、蔡叔之亂。周公奉成王之命，出兵征伐，曆經3年終於平息了這場戰亂，之後便有了晉國始封地的出現。有一天，年幼的成王與叔虞戲耍玩鬧，成王削一片桐葉為珪贈予叔虞說：“以此封若。”身旁的史佚聽罷，立即請求成王擇吉日封立叔虞。成王不以為意地說：“吾與之戲耳。”史佚反駁說：“天子無戲言。言則史書之，禮成之，樂歌之。”

於是成王遂封叔虞於唐。因唐國在河、汾之東，方百裏，故曰唐叔虞。姓姬氏，字子於。以上這個頗有點離奇的說法，在《呂氏春秋》《說苑》中也有類似記載，隻是《說苑》將史佚換成周公罷了。削桐葉為珪的故事或許是附言，但成王封唐確是事實，年幼的成王也許不會想到，他的一句戲言竟然成就了周朝境內最為強大的北方雄邦——晉國600年皇皇偉業。

叔虞死後，他的兒子燮父繼位，改稱晉侯，同時把唐國也改稱晉國。這一國號一直延續到公元前5世紀，三家分晉，由韓、趙、魏取而代之。

當然，唐作為晉國政治中心的時間並沒有600年。據文獻記載，晉國早期因戰亂災禍曾幾度遷都，公元前585年，晉景公聽從了韓獻子的建議，把國都從故絳遷到了新田（新絳），新田從此成為晉國最後200年的國都。關於晉國搬遷的次數和諸都的地望，自漢以來，異說頗多，雜亂渺茫，世人已無法確切地得知了。直到20世紀50年代，隨著田野考古學興起，這個困惑世人兩千多年的謎團才逐漸解開。

晉國都城一泄其秘

1952年秋，山西省文教廳副廳長崔鬥辰率領隨從，騎毛驢在晉南山區考察，當路過曲沃縣侯馬古鎮西郊白店村時，在路邊的斷崖上發現有很多散亂的陶器瓦片。崔鬥辰有儒學功底，年輕時曾當過中學教師，抗戰初期曾一度出任過浮山縣縣長，嗜好古物並有一定鑒別能力，見此情形便下驢撿起地上的陶片仔細察看，認為年代甚古並隱含著極其重要的文化信息，或許與古晉國遺址有關。想到這裏，崔鬥辰把幾塊典型陶片攜回太原交給省文物管理委員會，談了自己的猜想。未久，文管會根據崔鬥辰的指示派員來到侯馬白店村勘察，果然發現此處是一處重要的古代遺跡，但是否屬於晉國遺址有待進一步調查認定。1955年，侯馬鎮獨立建市，山西文管會考古人員楊富鬥等人受命參加中央城市設計院對侯馬自然環境、曆史地理等綜合條件考察。就在這次考察中，在白店、西侯馬、宋郭、牛村等地的斷崖上，發現了東周時期的文化層並引起國家文物考古界高層的注意，侯馬晉國遺址調查、發掘、研究的序幕由此拉開。

1956年春夏，文化部文物局派出文物專家顧鐵符率領一支由全國10家文物單位組成的考古隊，會同山西文管會開赴晉南進行文物調查。經過勘察、鑽探，確認侯馬是“一個遺存相當複雜，十分重要的古代遺址”。文化部文物局對此高度重視，會同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商請在京的曆史學家及考古學家赴現場了解情況。根據發現的遺跡、遺物，結合地形、地望，顧鐵符等專家認為這裏極有可能就是史書上記載的晉景公由故絳遷往新絳的都城——新田。

《左傳·成公六年》載：“晉人謀去故絳，諸大夫皆曰：‘必居郇瑕氏之地，……’韓獻子……對曰：‘不可，……不如新田，土厚水深，居之不疾，有汾澮以流其惡，……’公說，從之。夏四月丁醜，晉遷新田。”

此為公元前585年4月13日之事，新田成為晉國最後的首都。

韓獻子有幸言中，晉國首都遷往新田之後，晉公室勵精圖治，積極開疆拓土，國勢日盛，由最初“方百裏”的蕞爾小國，逐漸拓展至包括今山西全境，外連河南、陝西、河北、山東四省部分地區的廣闊地域，一躍成為春秋時期最強勢的諸侯國，作為“春秋五霸”之一，持續時間最長，達一個半世紀。正是在這個新興都城宮殿連宇的舞台上，上演了趙氏孤兒、魏絳和戎、悼平複霸、六卿傾軋、三家分晉等一係列血雨腥風、波瀾壯闊的悲壯話劇。

自景公遷都至公元前376年，晉國在新田共曆經13代國君，凡209年。趙、韓、魏三家卿大夫分晉之後，苟延殘喘的晉國最後一個國君被驅逐出宮，此地屬魏，其政治、軍事、經濟地位一落千丈，終致衰落頹敗，整個都城和地望湮沒於戰國爭雄、秦漢興替的硝煙風塵之中不複與聞。

山川有靈，大地有性，迷失了兩千餘年的晉國都城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初再度向世人一泄其密。為搶救這份珍貴的文化遺產，謀流傳而悠遠之，當年10月，山西省文管會設立了侯馬工作站，正式組織人員對遺址進行發掘——這是全國第一個地方專業工作站。鑒於侯馬遺址的重要性，1960年，國務院下發了《關於加強侯馬地區古城遺址的勘探與發掘工作的通知》，文化部將侯馬地區的考古工作列為全國重中之重，抽調中科院考古所、中國曆史博物館、文博研究所、文化部文化學院以及河南、山東、江西等文物部門的考古人員前往援助，山西文物部門同時抽調各縣文化館共20餘名幹部前往參加。其精良的隊伍，強大的陣容，為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曆次考古發掘所罕見，而國務院就一個地區的考古工作下發通知，在整個20世紀考古發掘史上空前絕後，侯馬遺址重大的曆史文化價值，在政府與國人心目中得到了充分彰顯。

此次發掘共有上百人參加，場麵蔚為壯觀，號稱全國首次“考古大會戰”，發掘麵積近20萬平方米。這是國內發現規模最大、遺存最豐富的青銅時代鑄銅遺址。發掘出土的鑄銅陶範5萬餘件，其中1000多件上有精美花紋。陶範從大到小，大到有一人多高的編鍾，小到空首布、車馬器等，門類極多，各具**。在各類器物中，又以銅鼎、銅編鍾聞名於世。整個遺址的生產規模、工藝技術和藝術風格，具有鮮明的時代和地方特色，反映著當時晉國青銅工業和物質文化的卓越成就，並彰顯出晉國雄厚的經濟實力和技術創造能力。而作為一個古代都城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鑄銅遺址的發現發掘，從另一個側麵證實晉國後期都城——新田，就在今日的侯馬。

侯馬盟書透露的信息

當考古界沉浸在侯馬鑄銅遺址“考古大會戰”喜悅之中時，想不到一年之後，侯馬盟書橫空出世，海內外專家學者的目光驟然投向晉南這塊古老神秘的土地。

1965年12月中旬，離侯馬呈王古城2.5公裏處的秦村，侯馬電廠基建施工正在進行，山西省考古所侯馬工作站派出陶正剛、張守中等專業人員配合工程勘探，而曲沃農中的一批學生也在施工現場進行勤工儉學勞動。整個工地機器隆隆，人聲鼎沸，學生們在一個邊角取土時，發現土中埋壓著一些薄薄的、大小不等、形狀不一的石片，上麵隱約有一些細小的符號。出於好奇，學生們你一片、我一片地裝進口袋，準備回校後仔細把玩。此時學生們並不知道，這些石片的出土意味著什麽。

中午收工的時候，一位老師遇到從另一邊走來的陶正剛，順便提了一句學生們在土坑中發現小石片之事。陶正剛聞聽，大驚，急忙讓這位老師把一位拿石片的學生叫到麵前查看。隻見石片有手指般長，像一把小刀，上麵密密麻麻地寫滿了朱色文字，很像一篇文章。盡管陶正剛一時不能識別字意，但上麵所寫是古代文字卻是無疑，認為此事非同小可，遂通過老師把同學召集起來，說明出土石片是極其重要的文物，必須得到保護，不得私藏和損壞雲雲。學生們一聽這些東西竟然是極其重要的文物，震驚之餘全部將口袋中的石片交到陶正剛手中。上交的石片長短不一，有的像小刀，有的呈圓形，像一葉地瓜幹。陶正剛數了數，正好60件——這就是後來被編為第16號坑的第一批盟書，其中包括被編為三號後來被郭沫若認為是整個侯馬盟書總序的一件國寶級標本。

學生們走了，陶正剛懷揣60件帶字石片獨自來到發現石片的土坑旁，仔細觀察坑的形狀和土層，不時拿出石片辨識字跡，越來越感到此事的重要。自公元前6世紀以降，銅器銘文尤其是長篇文字已極少見，簡冊文字在南方易於保存，時有發現，而中原自西晉河南汲縣魏襄王墓中出土過一批竹簡並整理出《竹書紀年》和《穆天子傳》等湮沒日久的逸書外，時間的長河又流淌了千餘年，見諸文字的先秦資料仍少得可憐。晉國作為東周時期的泱泱大國，銅器銘文或文物上的文字資料竟出奇地少見，已發掘的侯馬晉國晚期遺址，特別是鑄銅遺址，揭露麵積之大，出土文物之多，世之罕有其匹，但很少見到文字資料出土，這種現象令發掘者心中鬱悶又徒歎奈何。想不到一年之後，考古人員夢寐以求的文字終於現身於世，且式樣之特殊，數量之多，篇幅之大，世之罕見。當前來換班的張守中來到工地土坑旁時，陶正剛手捧布滿文字的石片仍沉浸在亢奮與激動之中，尚未開口敘說出土經過，熱淚竟刷地流了下來。

侯馬出土朱書文字的情況很快傳到了太原與北京，文物專家謝辰生、山西省文管會主任張頷共赴侯馬查看標本。由張守中對部分出土文字進行摹寫，張頷進行簡單考釋，謝辰生攜部分標本、摹本和釋稿返回北京匯報。文物局局長王冶秋看罷又驚又喜，立即轉呈中科院院長郭沫若鑒定。郭沫若經過一番研究，很快做出結論，認為朱書文字就是古籍《左傳》《國語》《史記》中經常提及，而後人難得一窺真顏的盟書。

侯馬盟書的發現很快傳遍文物考古界並引起巨大震動，陶正剛等人受命對秦村電廠工地展開了大規模勘探與發掘。至1966年初秋，發掘工作全部結束，共發現祭祀坑401個，清理326個，其中3坑埋有卜筮文字，40個坑出土盟書，總數在5000件以上，有文字可以辨識者650餘件，每件字數少者僅10餘字，多者達220餘字，一般皆在30字至50字之間。大多數為朱書，少部分為墨書，皆用毛筆寫在石片上，字體屬小篆，一字多形，異體字多，繁簡體並行，假借、古體字時常出現，富有獨到的藝術風格。據考古人員推測，書寫者很可能出自晉國祝、史一類的刀筆吏之手，亦可見當時使用毛筆書寫已很普遍，這對流傳甚廣的所謂秦代大將“蒙恬造筆”的說法做了徹底的否定。

盟書出土後，著名古文字學家張頷對其進行了數年研究，將其內容分為6類12種，後來考古學家謝堯亭參考各家分類意見分為6類，即宗盟類、主盟人誓辭、委質類、納室類、詛咒類、其他類。盟書主要記載晉定公十五年（公元前497年）到晉定公二十三年（公元前489年），晉公與趙、韓、魏、智氏等卿大夫聯手，以趙簡子為首共同誅滅另兩家卿大夫範氏、中行氏之事。《周禮·司盟》有“掌盟載之法”注曰：“載，盟誓也，盟者書其辭於策，殺牲取血，坎其牲，加書於上而埋之，謂之載書。”春秋戰國之時，諸侯和卿大夫為了鞏固內部團結，打擊敵對勢力，經常舉行這種盟誓活動。盟書一式二份，活動結束後，一份藏在盟府，一份埋於地下或沉在河裏，以取信於神鬼。從張頷等人的研究成果看，侯馬盟書誓辭中無不體現出主盟人趙簡子為打擊敵人，聯絡本宗，招降納叛，多次召集同宗與投靠他的異姓反複“尋盟”的言行和舉動，且盟誓次數頻繁，持續時間較長，埋藏盟書的土坑有先有後並有打破疊壓關係，此點在考古發掘中有明顯體現。據史書記載，以趙簡子為首的集團與對手的博弈時間長達8年之久，所涉地域除今山西大部，還波及河南、河北西部地區，雙方經過數次血戰，範、中行二氏終被誅滅。

盟書還給研究者一個極其重要的關鍵性提示，這便是趙簡子主盟的地點就在“晉邦之地”“晉邦之中”。這個記載以確鑿的證據向世人公示，侯馬盟書不但是晉國由故絳遷都到新田以後的產物，且埋藏之地就是晉國最後一個都城——新田。

尋找晉國早期都城

就在鑄銅遺址發掘之時，考古人員對已發現的侯馬古城遺址進行全麵的複查勘探，並詳細測繪了牛村、平望、台神與馬莊等幾座古城平麵圖，並有小規模發掘。經過吳振祿、楊富鬥、陶正剛、梁子明、田建文、謝堯亭、王金平等幾代考古學家數十年的努力，在以侯馬為中心的汾、澮兩河之間，揭示晉國晚期遺址麵積達45平方公裏，探明和發掘的遺跡共有40餘處，發現發掘10座西周到春秋時期古城遺址。從城址規模、地望，以及出土器物的文化內涵等方麵推斷，除白店古城為晉景公遷都之前的營聚點或居邑外，其他9處都應是晉都新田宮署及其附屬遺址。其中最著名的為侯馬西北郊的平望、台神、牛村等三座古城，三城呈“品”字形，邊角有疊壓關係。平望古城夯土台基可分為三級，屬於超大型宮殿格局，據發掘者推斷，應為晉國的公宮。公宮乃晉國君臣商議國事，頒布政令之處，《左傳》多次言及晉公與諸大夫“盟於公宮”，這個“公宮”當指此處。與平望古城相鄰且略有疊壓的牛村古城，經探明東城牆全長1390米，南城牆寬1070米，一般牆基厚8米至9米，中間至今雄立於表土之上的夯土台基，有可能為史上記載中的“固宮”。正是這3座“品”字形城址，構成了晉國後期200餘年經國之業的政治中心。就築城的先後順序而言，平望古城是最早的宮城，另二城則是在此基礎上擴建而成。這一現象恰好見證了晉國霸業從發軔、鼎盛，直至最後衰亡的曆史過程。

稍後發現發掘的呈王、北塢、馬莊3座較小的古城，或為國之宗廟，或為卿大夫私家勢力盤踞的窠臼，而其他3座更小的城址，當為士大夫所居之所。遙想當年（公元前497年），晉國六卿矛盾激化，不可一世的範氏家族，聯合中行氏，發私人武裝圍攻趙氏家族之宮，迫使趙氏家族首領趙簡子棄宮北走晉陽。據考古人員推測，呈王、北塢、馬莊3城，分別為趙氏、範氏、中行氏3家所擁有的可能性極大，那驚心動魄的搏擊拚殺，這3座城池當是最直接的見證者。隻是2000多年歲月飄零，風雨剝蝕，無論是古老的大城還是小城，皆成殘垣斷壁於曠野中形影相吊。往昔的繁華，鍾鳴鼎食的盛景，連同宮帷帳下那關係著天下風雲的燭影細語、血雨腥風已成為曆史的煙塵渺不可及，隻有一堆黃土頂著四散飄零的荒草，在無聲地提示著那個已經逝去的諸侯大國曾經的輝煌。

晉侯墓地的發現

夏商周斷代工程啟動後，在“西周列王的年代學研究”這個課題中，專門設置了“天馬—曲村遺址分期與年代測定”這一專題，由北大考古係教授、天馬—曲村遺址發掘者之一劉緒具體負責研究。

按照劉緒的解釋：夏商周斷代工程之所以設置這一專題，除了天馬—曲村遺址像琉璃河、豐鎬等西周遺址那樣，有比較完整、全麵的可供14C測年的係統樣品外，它本身的文化從西周早期一直到春秋初年都是連續發展的，特別是發掘的幾百座中小型墓葬，含碳標本極其豐富，西周早、中、晚各期一應俱全，這就為14C測年提供了可靠的依據。另外一個顯著的特點是，包括天馬—曲村遺址在內的晉西南，經過幾十年的考古調查與發掘，至今未發現商代特別是商代晚期的遺存，而西周早期的文化卻突然冒了出來。因為沒有商代晚期的文化，西周的文化遺存就更容易確定，同時也減少了一個大麻煩，這就是避免了一件器物或一個文化現象出現，有人說是商代晚期，有人說是周代早期的爭論。從考古發掘來看，商代晚期和周代早期的文化遺存不容易分辨，而事實上當西周建立王朝之後，不可能將商人全部殺光，隻要人活著，原有的文化就不可能馬上消失，必然沿著慣性延續一段時間。在這樣一個新舊交替的階段，要準確地劃分哪是商代晚期、哪是周代早期是相當困難的。天馬—曲村遺址的特殊性就在於，隻要出現器物，一看便知是夏代還是周代的，同時也不存在先周文化的混亂情況。至於出現的文化麵貌是周代哪一個時期的，可以參照出土的各種器物和現象進行研究、討論、印證，但必須首先排除商末和先周的幹擾，這便是天馬—曲村遺址發現、發掘在曆史年代學上的獨特之處和重要意義。

既然天馬—曲村遺址最早的西周文化很容易辨別，那麽這種文化就應該接近晉國也就是唐的始封年代。如果接近了唐的始封年代，距武王克商這一重大曆史事件就應該接近或相距不遠了。又因天馬—曲村遺址是離周朝的首都豐、鎬最近的一個封國都邑，它的文化麵貌跟豐、鎬遺址的文化就更容易接近。事實上，從兩地的考古發掘來看，所出的器物等文化遺存也是相同的。這樣就有了更進一步的意義，即天馬—曲村遺址的文化可牽涉和限製武王克商這一曆史事件的定年。也就是說，天馬—曲村遺址中最早的西周文化，用14C測年所得的數據，不能早於武王克商之年，如果早於這個時間段，就證明原來學者們推算的武王克商之年的推算是錯誤的，因為晉（唐）國是在武王克商、周朝建立之後才就封的。同理，該遺址最早的西周文化也不能晚於武王克商許多年，至少不能晚於成王在位的年數。由此，天馬—曲村遺址在考古學文化上就將武王克商之年死死地卡在一個有限的時間範圍之內了。

技術測年專家對天馬—曲村遺址出土的獸骨、人骨等遺物進行14C測年，早期一段的中值在公元前1020年至公元前970年左右。而商王朝最後一座都城殷墟最後一個文化分期——第四期，14C測年為公元前1080年至公元前1040年左右；武王克商後召公的始封地——北京琉璃河遺址第一期一段的墓葬遺物14C測年為公元前1040年至公元前1006年左右。此前發現的灃西遺址分期與14C測年和由殷墟甲骨月食推斷的武王克商年範圍，大都集中在公元前1050年至公元前1020年之間。有了這樣兩個條件，再結合先秦文獻，可使這個論據更加充分。也就是說，真正的武王克商之年就在公元前1050年至公元前1020年這30年之間的某一年。

最終，夏商周斷代工程專家組結合天象、出土金文等研究，得出武王克商之年為公元前1046年。

這個商周分界之年坐標的建立，如大海中夜航的燈塔，映照身後的彼岸和前方的航程。天馬—曲村遺址的發現與研究，為這座燈塔的樹立打下了堅強的基石。

晉國列侯排序

作為早期晉都的天馬—曲村遺址，由於自漢以來曆史學家已不知具體地望，致使這座曾顯赫一時的古代都邑在地下埋沒長達2000餘年無人知曉。正是由於這個緣故，在1986年考古人員正式發掘之前，該遺址從未被盜掘，成為中國大地上已發現的西周、春秋國都遺址中唯一完整的幸存者。如此罕見的典型性遺址，無論是對晉文化還是對整個華夏文明的研究，都具有極其重要的意義。但自1986年之後，遺址被盜墓賊貪婪的目光所注意，在盜墓猖獗的情況下，由文物局批準的考古隊對天馬—曲村遺址墓地進行了多次大規模搶救性發掘。

這些大型墓葬的發掘，讓世人看到了一批又一批湮沒2000多年的珍貴文物的同時，也使人們透過迷蒙的煙塵，真切地感悟和洞悉西周時代晉國的曆史風雲——

姬叔虞封唐後，在位年限大體與周成王相始終。叔虞死後，兒子燮父繼位，改稱晉侯，同時把唐國改稱晉國。據《史記·晉世家》載，西周至春秋初年晉侯世係為：

從文獻記載看，晉國的曆史在穆侯之前，似無大事發生，自穆侯之世，一個潛在的政治危機已悄悄深入晉國的權力中心。

晉穆侯在位的第四年（公元前808年），娶薑氏為夫人。穆侯七年（公元前805年）他率兵從周王室之師共討條戎、奔戎，這是晉國曆史上可考的第一次對外用兵的記載。古本《竹書紀年》說：“王師及晉穆侯伐條戎、奔戎，王師敗逋。”既然王師敗逃，晉師必不能獨勝。就在這次戰役不久，穆侯夫人生下長子，因穆侯戰敗不悅，故取名曰仇。穆侯十年（公元前802年），又出師與戎狄戰於千畝，並取得了勝利。恰巧這年穆侯夫人又生下了次子，穆侯因該戰成功，遂借著勝利的喜悅，為自己的次子取名為成師，也就是能成其眾之意。麵對長子和次子寓意完全不同的名字，晉大夫師服不無憂慮地說：“國君給兒子命名，太稀奇了！因為命名是用來製訂義法，以義法來產生禮節，用禮節來完成政治，用政治來匡正人民，政治上取得了成效才會使人民服從。相反，如果變更了禮節和義法，那麽國家將會發生禍亂。相愛的配偶叫‘妃’，相怨的配偶叫‘仇’，這是古人命名的方法。如今給太子取名叫‘仇’，而把少子取名為‘成師’，這是禍亂的預兆。太子將來一定會被廢黜的啊！”師服接著說：“太子叫仇，仇的意思就是讎；少子叫成師，這個大號就是成就事業之意。名，是自己起的；世界萬物，是自己定的。現在長幼之名相反相逆，此後晉國能不發生內亂嗎？”師服的不祥之語不幸應驗，當穆侯在二十七年（公元前785年）寂然死去後，晉國就出現了內亂。晉國的嫡長繼承製第一次被打破了，不過這次內亂不是發生在太子仇和少子成師之間，而是在穆侯之弟殤叔和太子仇之間爆發。

穆侯死後，太子仇（晉文侯）沒有能繼位做上國君，而穆侯之弟殤叔以弟繼兄成為晉國的統治者，這表明了殤叔在穆侯生前已經掌握了相當的實權，具有相當大的勢力。

太子仇不得繼位，避難出奔他國。過了4年，於公元前781年率領家徒私屬卷土重來，成功地殺了叔父殤叔，奪回了政權，是為晉文侯。這次內亂從表麵上看，對當時晉國社會各個方麵的影響並不算太大。但是，在政治變革的層麵上，在晉國敲響了奴隸製社會的主要支柱——宗法製喪鍾的第一聲，開晉國後來長期內戰的先河。

晉文侯在位35年（公元前781年—公元前746年），他在晉國曆史上是一位傑出的君主，其統治晉國時，西周王朝已瀕臨崩潰的前夜。公元前771年，周幽王荒**無道，廢掉了太子宜臼，欲立庶子伯服，宜臼奔逃至申，申侯一氣之下聯合郎、犬戎等攻下鎬京，殺死幽王和伯服，擁立太子宜臼為平王。此時犬戎進駐涇渭，侵擾京師。戰火後的鎬京殘破不堪，周王室難以在關中立國，決定東徙成周。這時晉文侯率晉軍入陝，與鄭武公、秦襄公合力勤王，穩定了東周初年的局勢。

周平王嘉文侯之功，作《文侯之命》，這篇文誥至今被保存在《尚書》之中。

平王在文誥中盛讚了自己的開國先祖文王和武王功德光明偉大，並認為他們的成功是因為當時的公卿大夫能夠輔佐、指導和服侍自己的君主。同時讚揚晉文侯是促成他安於王位之人。勉勵文侯能像文、武時代的賢哲那樣勤事王室，繼承其列祖列宗之餘烈，治理好自己的國家。為表達自己的感激之情，平王還賜予晉文侯“櫃鬯一卣；彤弓一，彤矢百；盧弓一，盧矢百；馬四匹”。這些弓矢車馬是征伐不廷之臣的象征，晉文侯不負所望，在公元前760年又誅殺了非正統的攜王，結束了周王室達10年之久的二王並立局麵，此時的晉文侯儼然周初的周公旦一樣，成為再造周命的功臣。

晉文侯仇執掌國政時，相當於周幽王與周平王時期，晚年已入東周。文侯死後，晉國內戰迭起。之後繼位的昭侯、哀侯、小子侯、侯湣等，或被殺，或被虜，幾乎沒有建造陵墓的可能。再之後的晉武公及其以後諸公，死後或葬曲沃，或葬別處，故天馬—曲村墓地能夠入葬的隻有文侯仇之前的諸位侯王。從已發掘的情況看，整個天馬—曲村墓地東西約150米，南北約130米，共發現8組17座晉侯及夫人墓。參加晉侯墓地發掘的劉緒、徐天進、雷興山、羅新等考古人員，根據出土器物特征以及青銅器銘文中所見部分晉侯名字的考釋，結合各地已知周代墓葬資料，總結出若幹從早到晚演變的規律，並以晉侯墓地各組墓葬與之比較，發表了對晉侯墓各組序列的排比意見。可推定出8組晉侯墓的墓主，依次是：

第一組M9、M13晉武侯寧族及其夫人。

第二組M6、M7晉成侯服人及其夫人。

第三組M33、M32晉厲侯福及其夫人。

第四組M91、M92晉靖侯宜臼及其夫人。

第五組M1、M2晉釐侯司徒及其夫人。

第六組M8、M31晉獻侯籍（蘇）及其夫人。

第七組M64、M62、M63晉穆侯費王及其夫人。

第八組M93、M102晉文侯仇及其夫人。

很顯然，以上所見8組17座墓，分屬於8代晉侯及其夫人，其中包括1位晉侯有兩位夫人的墓葬。同樣明顯的是，同西周晉國所存在的11位侯相比，又缺少3位侯的墓葬。故此，自從晉侯墓地發掘資料公布之後，圍繞晉侯墓地的墓位安排和墓主到底是誰的推定問題，學術界展開了長期爭論。一個比較公認的結論是，早期兩位晉侯沒有葬在天馬—曲村家族墓葬區，而是葬於別處，具體位置尚待以後的考古發掘。被文侯仇誅殺的殤叔自然不能進入這個墓地，很可能被草草埋入城外的荒野草叢之中了。

神秘的晉侯穌鍾

1992年秋，剛剛平靜一點的天馬—曲村遺址又進入一夥盜賊，並順利潛入晉侯墓葬區M8號大墓中。狡猾的盜墓賊利用地形地物，先將墓室東南角用炸藥爆破成一個豎井狀的坑道，然後順坑道下挖至槨室東南角的底部，緊接著再向西橫穿一個圓洞直接到了棺槨的足端。正當盜墓賊順洞而入並在墓中瘋狂劫掠器物時，被當地村民發現，由於村民的製止和報警，盜墓賊攜帶部分珍貴文物倉皇逃離。

鑒於該墓慘遭洗劫和破壞，經國家文物局批準，北京大學考古係與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共同組成考古隊，對此墓進行搶救性發掘、清理。就在這次清理中，在槨室的東南角出土了兩件青銅編鍾。編鍾呈灰褐泛黃綠色，基本無鏽蝕，形製為甬鍾。兩件甬鍾的正麵鉦部分別鐫刻銘文，其中一件有銘文7字，為“年無疆，子子孫孫”；另一件有銘文4字，為“永寶茲鍾”。從出土的情形看，這兩件甬鍾顯然有它的同伴，並和它的同伴組成一套完整的編鍾係列，而這套編鍾的其他幾件已被盜墓賊席卷而去了。正當考古人員為編鍾的流失悲憤不已、扼腕歎息之時，中國文物史上一個罕見的奇跡出現了。1993年12月，上海博物館從香港古玩市場將天馬—曲村遺址M8號大墓中被劫走的編鍾全部搶救回來，這個行動的主要組織者就是馬承源。

自20世紀80年代開始，一些不法分子勾結海外走私團夥，大肆走私盜賣出土文物，致使大批國寶流失海外。1992年，上海博物館館長馬承源因公務去香港，出於職業習慣，經常趁工作空隙到香港古玩市場逛逛。也就在這看似輕鬆的瀏覽中，他發現許多內地出土的珍貴文物明碼標價出售，有不少屬於國寶級文物，這種狀況讓他感到極其痛心和內疚。自此，他暗下決心，如果條件允許一定要想辦法把這些流失的國寶搶救回內地。在回上海前，他將這一想法告訴了在香港的許多朋友，並讓他們留意古玩市場的動向。

馬承源看罷從香港寄來的照片和銘文拓片，憑借幾十年文物工作經驗，感覺到這批編鍾非同小可，有可能是貨真價實的國寶級文物。為慎重起見，從文字結構、布局、筆體等方麵進行詳細觀察研究，發現上麵的文字的確是後來刻鑿上去的，隻是他認為後來鐫刻的文字，不足以證明器物與銘文是贗品。上海博物館是國內數一數二的大館，內藏豐富，館內藏有一件外人並不知曉的西周青銅器盨，上麵的銘文就是刻畫而成，且刻畫的痕跡與鑄造的痕跡完全是不同的兩種風格。除了這件青銅盨，館內還藏有一件秦孝公時代的商鞅方升，俗稱商鞅量。著名的秦國“商鞅變法”統一量製時，商鞅發布的一篇命令就刻鑿在量器上。這些刻鑿的文字有一個難以察覺的秘密，筆畫拐彎的地方，由若幹直刻連成，而不是一刀刻到底，顯得有些笨拙，這是一種古老、獨特的刻法。這種刻法自漢代以後就消失了，原因是工匠使用的工具更加鋒利，一個筆畫可以從頭到尾一筆刻出。馬承源認為，香港這套編鍾的文字刻鑿風格與上述兩件器物相同，是一道一道，斷斷續續地刻鑿而成，若不熟悉這種古老刻法的人，就會以為器物與文字是後人假造的。

有了這樣一個初步推斷，馬承源又將編鍾的照片和銘文拓片拿給上海文物部門的幾位鑒定專家反複察看比較，大家認為這套器物屬於真品的可能性極大。其理由是，除了文字的刻鑿風格，還有一個現實生活常識，造假者是以追求金錢利益為目的，很難有如此大的膽量，完全違反以前西周青銅器的鑄造習慣，造一篇幾百字的銘文用刀刻鑿上去。於是，幾名鑒定專家認為這套編鍾當屬真品無疑，且是中國青銅器史上極其罕見的重寶。馬承源決定立即請示上海市政府領導人，以上海博物館的名義出資迅速將編鍾購回，這一請求很快得到批準。因1993年的香港尚未回歸祖國，要辦理去香港的簽證需要幾個月甚至更長的時間，為了避免節外生枝，馬承源電告張光裕教授，讓其代表上海博物館和賣方進行價格談判。

編鍾到手後，張光裕教授將其一件件包裹好，乘飛機直接送到上海博物館，流失的國寶終於又回到了祖國的懷抱。

14件編鍾在上海博物館秘室被打開時，仍保持著出土時的原貌，銘文絕大部分為厚厚的土鏽所掩蓋。經上海博物館文物保護和科學考古實驗室清理剔除，銘文全部顯露。這14件編鍾明顯分成兩種類型，第一類為大鍾，第二類為中小型鍾，兩類鍾的紋飾和特有的旋、斡等皆不相同。由於有以上的差別，而且不了解原有的排列順序，因而馬承源等研究者對銘文產生了種種推測，或以為銘文不全，所缺尚多；或以為銘文並不按鍾的大小次序鐫刻；也有的認為全銘為一篇銘辭等。馬承源等研究人員在對各編鍾文字做了反複研究、釋讀後，按照文辭先後排出編鍾序列，而後檢驗各鍾的音階是否和諧。檢驗結果發現，第一組8件鍾，大小成編，五聲音階，具有兩列八度音。第二組6件鍾，也大小成編，五聲音階，隻是最後缺少相協的尾音。顯然，同第一組相比，第二組缺少最後2件編鍾。兩組編鍾何時何地出土？最後2件編鍾匿藏何處？成為一個令人思索而不解的謎。

正當馬承源等人困惑不解時，一個新的巧合出現了。北大考古係教授鄒衡來上海開會並應邀到博物館參觀從香港購回的編鍾。鄒衡一見，即被眼前的編鍾鎮住了，這與晉侯墓中發掘出土的2件編鍾是何其相似，難道二者有內在的聯係嗎？經過對器物觀察以及與馬承源等人交談，鄒衡認為天馬—曲村M8號大墓中那殘存的2件編鍾，與眼前這套編鍾很可能是一個整體。這個意外插曲，令在場的專家學者興奮不已。鑒於此情，馬承源很快與北京大學考古係和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取得聯係，迅速得到了相關發掘資料和照片，從這些資料中可以看出，2件小編鍾的銘文也是刻鑿而成，由此可證與上海博物館所購編鍾為同一個係列，且編鍾的大小、銘文完全可以排列連綴起來。若將晉侯墓出土的2件編鍾與購回的第二組編鍾連在一起，正好也是8件一組。上海博物館請音樂專家對2件小鍾進行測音試驗，其音階與同組的另6件鍾相協，這就更加證明兩組16件編鍾共同出自天馬—曲村遺址M8號大墓。按鄭玄注《周禮·春官·小胥》載：“半為堵，全為肆。”一肆為兩列八度音，是基本單位，二肆16件為一虞，這是西周晚期的禮儀用器製度，可見天馬—曲村遺址M8號大墓出土的編鍾為一虞之數。

根據天馬—曲村遺址M8號大墓出土的材料推斷，這座墓的墓主是晉侯穌，而此墓所出編鍾的銘文中也有“晉侯穌”的記載，但《史記》所載晉國曆代王侯中，沒有一位叫“穌”的人。《世本》及三國時代的曆史學家譙周皆稱晉獻侯籍為“穌”。據李學勤、李伯謙等專家考證，“籍”和“穌”相通，因而司馬遷所載的晉獻侯籍就是編鍾銘文中的晉獻侯穌，編鍾也被學術界稱為晉侯穌鍾。

兩組16件編鍾共刻銘文355字，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出土青銅器中最長的一篇銘文，而銘文中所記的7個曆日和5個紀時詞語，在已著錄的西周青銅器銘文中前所未見，更彰顯了器物的價值。當14件編鍾材料和馬承源的釋讀甫一公布，立即在學術界引起轟動，學術界爭論日久的西周月相和西周王年的研究隨之有了突破性進展。

穌鍾揭開厲王隱秘

晉侯穌編鍾銘文中有“惟王卅又三年”字樣，這個“王”指的是西周晚期的周天子，晉侯穌就生活在這一時期。根據司馬遷《史記·晉世家》記載：

靖侯十七年，周厲王迷惑暴虐，國人作亂，厲王出奔於彘，大臣行政，故曰“共和”。

十八年，靖侯卒，子釐侯司徒立。

釐侯十四年，周宣王初立。

十八年，釐侯卒，子獻侯籍立。獻侯十一年卒，子穆侯費王立。

穆侯四年，取齊女薑氏為夫人。七年，伐條。生太子仇……

通觀整個西周晚期在位超過33年的“天子”，隻有周厲王和周宣王，而當周宣王十六年的時候，晉獻侯穌已死亡，由此可見編鍾銘文所說33年，絕不在周宣王時代，隻可能在周厲王時代。按照李學勤、李伯謙等專家的推斷，銘文中的晉侯穌係厲王即位後追稱，編鍾的一部分原是他隨厲王出征作戰的戰利品，後來將之配成了全套，作為紀念。因俘獲的編鍾不會有事先鑄好的文字，於是後來加以鐫刻，稱號也依刻字時的身份而改變了，這就是編鍾銘文為什麽不是與鍾體一次性鑄成而是後來刻鑿的原因。晉侯穌鍾的“卅又三年”，應為周厲王時期的年數。為了檢驗這個推定的正確性，測年專家對天馬—曲村遺址M8墓中出土木炭樣品進行常規法14C年代測定，為公元前816年—公元前800年。《史記·晉世家》所載晉侯籍（穌）卒於周宣王十六年（公元前812年），其年代與測年結果相吻合，因而可以推斷晉侯穌鍾的“卅又三年”當屬周厲王時期。

既然編鍾銘文“卅又三年”已定為厲王時期，根據《史記》記載，由於周厲王“迷惑暴虐，國人作亂，厲王出奔於彘，大臣行政，故曰‘共和’”。文獻記載中明確的曆史紀年始自共和元年，即公元前841年。那麽厲王在位之年又是多少呢？

由於周厲王三十七年（公元前841年）奔彘，至此，可定厲王元年為公元前877年。

這是晉侯穌鍾為中國年代學所做出的又一重大貢獻，也是天馬—曲村遺址與晉侯墓地發現、發掘的一項具有現實意義的重大科研成果。這項成果的產生，為整個夏商周斷代工程三代年表的最終建立，做出了獨特的貢獻。

由於厲王的出逃，使得周人無君，天下無主，在諸侯的推舉下，由召公、周公二相共同代行王的職權，曆史上稱這個時期為共和政治，而召、周二公行政的始年稱為“共和元年”。也就是從這一年起，中國的曆史有了確切紀年。若以公元紀年計算，這一年為公元前841年。

厲王死後，太子靜繼位，是為宣王。

宣王自小就曆經艱苦磨難，即位之後，認真聽取召穆公虎和眾公卿的意見，努力治理政事，一時頗有中興氣象。遺憾的是，當周王朝的曆史到宣王一代，外患實在太多太大，西北有強勁的戎部族侵擾，東南有夷族劫掠，南麵有楚部落的進逼，雖然在召公和宣王共同努力下，最終把他們一一平定，但周王朝的國力也大大地衰弱了。

宣王之後，繼位的是中國曆史上臭名昭著的幽王，民間久傳不衰的“烽火戲諸侯”的故事，便是他的“傑作”。

幽王即位之時，周王室已是危機四伏，內憂外患、天災人禍不斷襲來，周王室大廈即將傾塌。但這位幽王似乎並不把這凶兆險境放在心上，專事尋歡作樂，尤其在得到了一個叫褒姒的女人之後，更是驕**無恥，荒誕暴戾。當他一意孤行地廢去申後和太子宜臼，另立褒姒的兒子伯服為太子後，激怒了申後的父親申侯，這位申侯一氣之下約集曾國和犬戎，聯合發兵攻周。氣數已盡的周王室力不能敵，鎬京被破，幽王在敗逃中被殺死，西周王朝宣告滅亡。

幽王死後，鑒於鎬京在戰火中化為瓦礫灰燼，無法再作為都城，申侯便在自己的國土上立太子宜臼為王，是為周平王。

21年後，周平王在晉文侯幫助下取得了天下共主的地位，並以周公早年所建的東都洛邑為京畿之地，號令天下，後人始稱東周。平王四十九年（公元前722年），是魯隱公元年，相傳這一年孔子始作魯國史《春秋》。周平王元年，曆史進入了春秋時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