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02
1950年，剛剛從戰爭的硝煙和炮火中擺脫出來的鄭州人民，開始在廢墟上建造新的家園。此時，鄭州南小街小學一位叫韓維周的教師，於教課之餘，經常到舊城四周新開挖的工地邊轉悠，目的是尋找地下出土的古物。當然，他尋找古物不是要做古董商，而是為了收藏和研究。
韓維周原為河南鞏縣馬峪溝村人，早年就讀於開封河南國學專修館。畢業後，進入當時在開封的河南古跡研究會。這個研究會由中央研究院史語所與河南地方機關共同組建，委員長由河南省通誌館館長張嘉謀擔任，主任為李濟，秘書長郭寶鈞主持日常工作。成員有董作賓、關百益、劉耀、石璋如、趙青芳等人，其職責是負責河南地區的田野考古與文物保護工作。韓維周進入古跡研究會後，以技工身份多次參加安陽殷墟和豫北浚縣大賚店、浚縣辛村衛國墓地的發掘，同時學到了一些考古和文物保護知識。抗戰全麵爆發後，韓離開研究會，到一個鄉村小學任教。抗戰勝利後到縣政府任參議，後到鄭州南小街小學任教，一度出任過鄭州文物保護委員會委員等。
正是基於這樣的條件和職業習性，他在課餘時間，經常到離學校不遠的舊城施工工地轉上幾圈，看有沒有文物出土。也就在這段時間裏，他發現了許多以前未曾見過的陶片，尤其在鄭州煙廠工地，發現了大量成堆的陶片和器物。韓維周將這些陶片和器物收集起來，按自己掌握的知識分析研究，認為器物和陶片的出土點可能是一個商代遺存。如果真是商代的遺存，那就非同一般，說不定會產生第二個安陽殷墟——他知道，安陽殷墟是商代晚期的都城，大約為盤庚遷殷後的都城，商代早期都城或主要活動地點還沒有發現。想到這裏，韓維周不敢怠慢，便迅速向剛剛成立的河南省文管會做了書麵匯報。
河南省文管會接到韓維周的報告，迅速派出安金槐、趙金嘏、裴明相三位專職文物幹部赴鄭州調查。當三人來到韓維周住室時，隻見滿屋擺著各種各樣的陶片，活像個陶片博物館。韓維周的見識和對文物保護的責任感，讓三人大為感動。
調查結果表明，鄭州二裏崗與南關外一帶確實是一處商代遺址。河南省文管會得到此消息，高興之餘又多了一份謹慎，為做到更有把握，分別把調查情況報中央文化部文物局與中科院考古研究所，並請派專業人員前來複查。中央文物局和考古所接到報告，先後派專家到鄭州做了實地考察，進一步證明二裏崗一帶遺跡是一處很重要的商代遺址，並認為這是河南甚至是整個中原地區繼安陽殷墟之後，發現的又一處商代遺址，而且可能是比安陽殷墟更早的商代前期遺址。這一發現，很快引起了國內文物考古界的高度重視。
隨著發掘的深入，相繼發現了商代二裏崗期的鑄造青銅器、燒製陶器和製作骨器的各種作坊遺址。從遺址出土的陶製品種來看，這兩處鑄銅作坊之間似乎已有所分工。此外，還出土了一片類似安陽殷墟甲骨文的所謂“習刻文字”。這些商代二裏崗期遺跡與遺物的發現，對研究鄭州商代遺址的性質提供了重要的實物資料。
1955年秋天，鄭州市城市建設局在鄭州商代遺址東北部白家莊一帶挖掘壕溝、鋪設地下排水管道工程中，發現一片堅硬的夯土層和許多陶片。河南省文物工作隊派安金槐前往調查，想不到這一查又發現了一條重要線索。
在人類沒有發明燒製磚瓦之前，中國建築的基本方法是夯土，亦稱“版築”。墓葬的回填土，也以夯砸實。所以，有經驗的考古人員凡一見夯土，就知道不是夯土牆或夯土台基，就是墓葬了。至於陶片，則是曆史的腳印，有了它們，考古學家們就可以依據其器型、紋飾等種種工藝特點，把大約一萬年以來的人類曆史的各個階段區分開來，並確認某一文化層屬於哪一曆史時期。因而，當安金槐看到夯土、陶片後，認為是一座大墓，遂率領考古人員就地開挖10平方米探溝，以考察遺址布局。出乎意料的是，隻見層層堅硬的夯土、清晰的夯窩，卻未見夯土邊緣。
為摸清地下情況，考古人員開始改為探鏟鑽探。至1955年冬，已鑽探出商代夯土東西長100多米，其東、西兩端仍繼續在延伸著。這時，安金槐與他的同事才意識到，延續如此之長的商代夯土，已不可能是商代大墓中填打的夯土了。
1956年春，安金槐等人在二裏崗一帶繼續進行地下考古鑽探調查。通過近半年的追蹤鑽探，驚奇地發現夯土層構成的南北長約2000米、東西寬約1700米，略呈南北縱長方形的遺址，原來是一座古老的城垣。且這個城垣遺址圍鄭州一圈，全長6960米，包含範圍比鄭州舊城還大三分之一。這是當時中國田野考古中發現的最早的一座商代城垣遺址。
1973年起，以安金槐為首的考古人員重新在鄭州商城內進行全麵考古鑽探與試掘，以尋找商代宮殿建築基址。通過兩年多的努力，在麵積約40萬平方米範圍內，普遍發現了範圍大小不同的商代夯土基址建築遺存。稍後，又在二裏崗一帶發掘出數十座商代大型宮殿夯土基址，並在宮殿區周圍發現宮城夯土基址和水管道設施。稍後，在鄭州商城內外發掘出一部分商代祭祀場地和祭祀後的窖藏禮器坑，並在窖藏坑內出土了大量珍貴的青銅禮器。
早於安陽殷墟的鄭州商城就這樣被神奇地發現了，以北京大學教授鄒衡為代表的考古學家認為鄭州商城就是湮沒於曆史風塵中3000年之久——商朝第一個王——“商湯建都於亳”的亳都。
亞細亞的黎明
1955年，為配合黃河三門峽大壩建設，由國家組織的黃河水庫考古工作隊陝西分隊華縣隊，沿黃河三門峽段上遊和渭河流域展開文物普查。當工作人員行至華縣城西南、渭河支流西沙河東岸時，一個叫老官台的遺址引起大家的興趣，通過表麵呈現的文化現象可以看出，此處應為一處遠古時代的遺址。1959年，工作隊對老官台遺址進行田野考古試掘。在清理的兩個灰坑中，出土了大量飾有劃紋、繩紋、錐刺紋的夾砂粗紅陶、細泥紅陶、細泥黑陶和白陶等殘破陶片。
經過對出土器物以及地層疊壓關係進行研究，為新石器時代早期，時間早於仰韶文化。對此，考古工作者將渭河流域同一類型文化遺存命名為“老官台文化”。
1958年，甘肅省文管會組織的涇渭流域文物普查小組，來到天水市秦安縣東北45千米處的五營鄉邵店村外，在一個河道山坡上發現了部分屬於仰韶文化晚期的遺跡遺物，認定此處“屬於需要保護的文化遺存”。
1978年，甘肅省博物館欲舉辦一次全省出土文物展覽，缺少仰韶時期和更早的魚紋彩陶。甘肅號稱彩陶之鄉，彩陶展覽是重中之重，必須通過實際發掘搞一部分仰韶或更早的彩陶展出，才能服眾。於是，經省文管會研究，派出一支由嶽邦湖為首的省文物工作隊赴涇渭流域進行調查、發掘。
當嶽邦湖等考古人員輾轉來到天水秦安縣文化館後，在倉庫裏看到了一組陌生的陶器，有黑寬帶紋紅陶缽、黑彩魚紋紅陶盆、光滑如新的彩陶罐等。經詢問，幾年前邵店村小學修操場、建圍牆，挖出了一座古墓，墓中出土了一些陶器，有的被當地村民取回家養花種草，有的拿來喂雞飼狗，剩下的一少部分被縣文化館幹部韓永錄收回保存。
嶽邦湖當即意識到，這是尋找仰韶彩陶文化遺址的極其重要的線索。於是，由韓永錄帶領來到了五營鄉邵店村外，收集到若幹類似殘破的陶片。經調查得知，這個地點就是1958年省文管會涇渭流域文物普查小組認定的“需要保護的文化遺存”所在地。
1978年8月，考古人員進駐秦安縣五營鄉邵店村外大地灣古河道兩岸進行發掘。隨著各種彩陶器物的出土，考古學研究認定，此處是中國新石器時代已發現的最早的文化遺址，與老官台文化年代相近，比廣為世人所知的河南澠池仰韶村和陝西西安的半坡村遺址都要早。也就是說，這個遺址出土的陶器就是仰韶文化的祖先。隨後，考古學家將這一支最為古老的彩陶文化命名為大地灣文化。
老官台、大地灣文化，仰韶文化、龍山文化，二裏頭遺址，鄭州商城遺址，安陽殷墟商代晚期的王都、王陵，這些遺址、王陵與王都的發現，以及出土的與之相關的數以千萬計的甲骨文字、青銅、玉製禮器、陶器，無不證明著中國文化源遠流長而又獨立存在的事實。
駁斥中華文化西來說
安特生及其同道對中國的考古發掘成果視而不見，仍在鼓吹中國的彩陶製作技術是先在西方成熟後才傳入中國的“中國文化西來說”。由美國伊利諾伊大學斯塔爾等人編著，於1964年出版的《世界史》宣稱：中國古代文明的起源晚於美索不達米亞，且是受後者影響而發展起來的，中國的青銅器出現在公元前1500年左右，煉鐵技術是公元前1000年後從西方傳入的。中國古代文明在商之後才迅速發展起來，商朝的年代為公元前1523年至公元前1027年，安陽地區出土的文物是唯一的物證。
對於外國人的這些觀點，大多數中華兒女，特別是曆史學、考古學家自然無法認同。20世紀30年代和50年代中期，曾參加過安陽殷墟發掘的中國考古學家梁思永、尹達等學者，專門著文就安特生所鼓吹的“中國文化西來說”進行批駁，但仍未消弭部分西方學者對中國文明起源、發展脈絡的偏見。
另一位考古學大師李濟，對西方學者的種族偏見、價值偏見更是給予了嚴厲批判。他曾在講演中說道：“譬如講到（中國的）年代，西洋人在選擇兩個可能的年代時，總要偏向較晚的一個。”例如武王伐紂的年代，“考古學家董作賓定在公元前1111年，而西洋人（以及少數中國人）一定要定在公元前1027年，一筆抹殺了較早的公元前1111年”。在周口店北京人的年代問題上，他們也是這樣，“以便在討論文化、人種和活動方向時，他們可以隨意安排”。在安陽出土的青銅刀問題上，“一些美國的漢學家認為中國的銅刀子與北方的有關係，而在時代上，中國的比西伯利亞的晚。我相信這是他們把武王伐紂年代定在公元前1027年的主要依據。把中國拉下幾十年，再把西伯利亞提早幾十年，於是就可以證明中國文化是從他們那裏來的了”。
然而，隨著中華大地考古遺跡與各類遺物的發現發掘，特別是14C測年技術的發明與應用，徹底了斷了中華文明是原生文明還是外來文明的爭論。
14C測年技術是放射性碳素斷代技術的簡稱。自1949年這項技術發明以來，已成為現代考古學應用最為廣泛的一種測定年代的方法。簡言之，一切死亡的生物殘體中的有機物，以及未經風化的樹木、骨片、貝殼等，都可以用14C儀器測定出具體年代。學術界將這一技術的發明和應用稱為“放射性碳素的革命”。為此，它的創始人利比榮獲了1960年諾貝爾化學獎。
隨著14C測年技術在考古學界和地質學界廣泛應用，一係列令人矚目的成果得以問世，它使全世界幾萬年來的曆史事件和地質事件，有了統一的時間尺度。如北美洲的威斯康星冰期的曼卡托分期年代，考古學家、地質學家原認為發生在25 000年以前，後通過對冰期堆積層中提取的5種樹木標本的14C測定，其年代隻有11 000年左右。於是有科學家以此推斷，“美洲的最初殖民，是在冰河北退後由亞洲經白令海峽遷移過去的，因為北美洲的這最後一次冰河的最後一個分期和歐洲北部屬於一個時代，後者的年代曾被14C測年所證實。這個問題的解決，無論是對史前考古學還是地質學而言，都是一件極其重要的大事”。
日本新石器文化的開始問題，有學者認為可以早到公元前3000年以前，但經過14C測年之後，發現要短得多。20世紀上半葉，日本學者大賀一郎在中國遼寧省大連市普蘭店河畔一個古代沼澤泥炭層中發現了幾十粒蓮子，當時認為這個泥炭層可能屬於第四紀更新世時代，在10 000年之前。後來大賀一郎曾設法使他得到的蓮子發了芽，整個學術界為之轟動。因為曆史如此久遠的蓮子居然在泥炭中埋藏萬年之後還能發芽，不能不說是個奇跡。但後來經過14C的測定，大賀一郎發現的蓮子不過距今1040年左右。在這個時間段之內，蓮子發芽當然讓人驚喜，但和以前認為的萬年比起來，就不免讓人感到有些失落的滋味。
1979年之後，仇士華領導的14C實驗室開始大規模測驗，幾千個考古、地質年代數據被相繼測出。如舊石器晚期文化問題，從前對北京周口店山頂洞人年代說法不一，大多數學者估計“距今十萬年左右”，但經過14C測年，發現隻有19 000年左右。對爭論不休的老官台、大地灣文化、仰韶、龍山、夏、商、周，以及之後的各代曆史遺址中的含碳標本進行了大量的測定，建立起一個較詳細的曆史年代框架。而最令人矚目的古代遺址測年如下：
老官台+大地灣文化：公元前6000年—公元前2800年左右
仰韶文化：公元前5000年—公元前3000年左右
龍山文化：公元前2500年—公元前2000年左右
二裏頭夏文化：公元前1880年—公元前1521年左右
鄭州商城早商文化：公元前1600年—公元前1415年左右
安陽殷墟商文化：公元前1370年—公元前1036年左右
由於這些令人矚目的成果，使中國不同地區的各種新石器與青銅文化，建立起一個時間關係的框架，同時也使中國的考古學，因為有了確切的年代序列而進入一個新的研究時期。
與此相關的是，經過世界不同14C實驗室測驗，當年安特生提及的土耳其斯坦安諾文化，時間為公元前4000年 公元前3000年，比之仰韶與一脈相承的老官台—大地灣文化晚了1000年 2000年。而所謂的美索不達米亞，幼發拉底河、底格裏斯河兩河文明，最早的創造者是公元前4000年左右來自東部山區的蘇美爾人。到了公元前3000年，蘇美爾人在兩河流域建立了眾多城邦。所出土的眾多遺物，14C測年也大體在這個年代——這一新的科學技術的應用，以無可辯駁的事實，讓那些故意貶低中華文明的不懷好意者不得不閉上嘴巴，並放下傲慢的架子，承認自己以前的錯誤，還華夏文明與中國古文化一個公道。
亞細亞——太陽升起的地方，人類文明的發源地。
1995年，14C實驗室首席專家仇士華，發表了《解決夏商周年代的一線希望》的論文。這篇文章就如何利用14C測年技術，結合其他科學研究，對中國曆史上最令人迷茫的夏商周三代紀年的年代推算問題，大膽提出了所具備的條件和成功的希望所在。一年之後，“夏商周斷代工程”正式開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