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亞細亞文明的早晨
1920年秋，安特生在周口店龍骨山的調查、發掘陷於短暫沉悶。有人告訴他，龍骨除了北京周口店一帶出產，河南省地界也多得很，有人專門搜集、挖掘地下的龍骨賣錢。安特生聞訊，既驚且喜，立即派他的中國助手劉長山奔赴河南湯陰、洛陽一帶調查“龍骨”的出土線索，並收集第三紀脊椎動物化石，同時讓他注意有無石器時代的遺存。
這年底，劉長山結束調查返回北京，收獲是：從河南農民手中買了大量的三趾馬化石，以及600餘件石斧、石刀等新石器時代遺物。劉長山滿帶自豪地對安特生說：“這些石器都是從一個村的農民那裏買來的，這個村叫仰韶村。在那裏，農民搜集了他們土地中所有我想要的遺物。”
安特生拿起幾件石器仔細端詳了一陣，頓時兩眼放光，他對劉長山說：“我們已找到了亞洲大陸上第一個石器遺址，看來西方學者所說的中國沒有發現石器遺址的時代應該結束了！”劉長山聞聽自己弄來的東西竟如此的重要，激動得滿麵紅光，連夜把調查經過與器物的詳細來源向安特生做了匯報。安特生信心倍增，表示要親自赴河南調查一番。
1921年4月初，安特生來到周口店，對可能遺存人類骨骸的幾條山溝和洞穴再度進行一番調查，並選好幾處發掘地點。4月18日，安特生離開北京，攜助手劉長山來到河南澠池縣，稍做休整，便前往離縣城6公裏的仰韶村考察。
在距仰韶村1公裏的地方，橫亙著一條峽穀，這條無名的峽穀後來由於安特生的到來而被世人所矚目。在這個峽穀的北麵，安特生驚奇地發現穀底紅色的第三紀泥土明顯地**著，並和一層滿含灰土和陶片的泥土混在一起。憑著這些特征，他當即做出判斷，這就是石器時代的堆積。安特生對穀底做了進一步的搜索，很快便在堆積物的最底層發現了一小塊紅色陶片，而且這塊陶片被磨光了的表麵居然清晰地繪有一方黑色的花紋圖案。安特生幾乎不敢相信，這些精美的彩陶和石器工具，居然會在同一地點！
這些古老的器物到底意味著什麽呢？難道昭示著一種尚不為人類所知的古代文明嗎？
安特生懷著深深的好奇和困惑回到了北京，然後開始日夜琢磨和研究從仰韶村帶回的古老器物。有一天，他無意中發現了一份探索考察的報告，是美國地質學家龐帕萊於1903年和1904年在俄國土耳其斯坦安諾地區所進行的那次著名的考察經過，報告所載的彩陶圖片令安特生眼睛為之一亮。這些彩陶的外表和仰韶村發現的彩陶竟出奇的相似！難道這兩者之間有一種神秘的內在聯係？安特生強烈地預感到，仰韶村的彩陶，有可能存在於史前時代！
同年秋天，安特生再也按捺不住心中湧動的**，在中國政府和地質調查所的大力支持下，他偕同中國地質學家袁複禮等組成一支訓練有素的發掘隊伍，對仰韶村遺址進行了大規模的發掘。從安特生後來撰寫的著名傳記《黃土的兒女》中，可以看到這位歐洲科學家此時的心情——
在中國助手的陪同下，我於1921年10月27日到達仰韶村。這個地區不僅有如此豐富的地質遺跡，它早期曆史的遺跡也讓人驚歎不已。隻要望一眼，你就會在這兒看到漢代的墳墓和出土的青銅器，而晚些時期的建築和紀念碑群在北部的石灰岩上隨處可見。更為醒目的一座古寺和兩座古城堡，看上去都經曆了和平時期的安寧和戰亂時代的磨難。那一個個受尊敬的傳說人物，在村落旁的路邊立著的精美雕刻的石碑上可清晰地見到。我深深地感受到對這富饒、文明村落的虔誠和神聖崇拜，很難想象石碑下的早期偉人對我們努力探索這莊嚴神聖的史前遺跡是什麽感受。在這裏，我驚喜地看到，石器時代的村落發展和遙遠的地質堆積物的發現，都將與我們所知的這地區早期人類曆史活動鏈條般地銜接在一起了……
仰韶史前遺址的發現與發掘，盡管比法國人類學家摩爾根在美索不達米亞蘇薩地區發現彩陶幾乎晚了半個世紀，但它標誌著具有劃時代意義的田野考古學在歐亞大陸上最古老的國家之一——中國的開始。具有史前曆史的彩陶的發現使上古中國的盛世時代，不僅僅是一個推測或近似怪誕的想象。
仰韶遺址發掘的資料表明，先進的農業社會包含的內容不僅與傳說中的記載有關，而且與中亞的史前史有極其密切的聯係。這些發現物打破了西方曆史學家一貫認為的東亞是印度——歐羅巴文明界外的神話，它以無可辯駁的事實再次提醒西方曆史學家，東西亞文明並不像他們想象的那樣是獨立分開的。
仰韶遺址與出土器物，特別是彩陶的發現很快聞名於世，因為它在中國曆史上是首次發現，按學術界以“第一次發現的典型的遺跡的小地名為名”的原則，被命名為仰韶文化。
仰韶文化的發現及其重要價值，使之很快聞名於世，安特生也因此獲得了非凡的聲譽。無論是中國的還是外國的學者，都公認仰韶遺址的發掘是中國現代考古學的源頭，它不僅促成了中國的第一個考古學文化——仰韶文化的誕生，而且還為中國學者帶來了一套歐洲先進的田野發掘方法——這套方法在整個20世紀都被中國的考古學家們所沿用。
仰韶文化的發現使安特生驚喜異常，從根據仰韶文化使用陶器和磨製石器，未發現青銅製品和文字等特點判斷，他認為其時代應當晚於打製石器的舊石器時代，早於青銅時代，是一種新石器時代晚期的文化，相當於公元前3000年左右。這一論斷徹底否定了一些外國學者聲稱中國沒有石器時代文化的觀點。
至於這一文化的來源，安特生在一度的困惑和搖擺後，宣布讚同某些西方漢學家的“文化西來”的假設，即仰韶遺址所發掘的最有代表性的彩陶文化，其發祥地和源頭可能在中亞，經新疆、甘肅一帶，最後傳到中原地區，並融入以陶鬲為代表的漢文化圈的本土文化之中。
1924年，安特生把這一觀點正式寫進他所著的《甘肅考古記》一書中，這一“文化西來說”在國際學術界產生了重大影響。1934年，他在其最有影響力的通俗性英文著作《黃土的兒女》中，仍然堅持仰韶的彩陶製作技術是先在西方成熟後才傳入中國的這一觀點。
一時間，“中國文明西來說”甚囂塵上，幾乎成為世界學術界的主流觀點。當然，這個觀點隨著另一個考古文化遺址——龍山文化，特別是後岡三疊層的發現，加之再後來的老官台、大地灣文化的發現，被從根本上徹底否定。不過，這已是安特生發現仰韶文化半個世紀之後的事了。
吳金鼎發現龍山文化
1928年夏天，清華大學國學研究院研究生吳金鼎，遵照此前的導師、考古人類學家李濟的教導，借暑假的機會到濟南四周進行考古調查。吳是山東安丘萬戈莊人，早年就讀於齊魯大學，對齊魯大地一往情深，很想找機會尋求故鄉文明之根。這個暑假正是實現導師囑托的難得的機會。
吳金鼎提著考古探鏟出了濟南城，向平陵故城和曆城縣龍山鎮一帶走去。當他來到一個叫城子崖的地方時，發現河邊有一台地，台地不大，平麵呈方形，西邊與南邊高出地麵3米至5米。遠遠望去，很像一座古城殘廢的城垣，路溝邊斷崖的橫截麵，在陽光照耀下閃閃爍爍，一條數十米的古文化層帶向遠方延伸，文化堆積清晰可見。經仔細觀察，斷崖上有殘存的灰土和陶片，這個現象引起了他的注意。
此後，吳金鼎先後5次到城子崖實地考察，特別對文化層堆積較厚的城垣之西、南兩麵斷崖仔細觀測，在城子崖下層發現了一種非瓷非釉、光潔美麗的黑色陶片。頗有意味的是，這種陶片總是與石器、骨器一同出土。此一非同尋常的現象，無疑向吳金鼎昭示，這是一處極其重要的史前文化遺址，地下埋藏著華夏民族的巨大隱秘。
吳金鼎不敢大意，很快寫信將這一調查情況向他的老師、正在河南安陽殷墟率隊進行田野發掘的李濟做了匯報。李濟聞訊，與甲骨學家董作賓一起赴山東章丘縣龍山鎮對遺址做了複查，認為吳金鼎所言極是。
在此之前，李濟、董作賓、梁思永、尹達等中國考古學家，對安特生提出的“中國文化西來說”並不認同，隻是苦於沒有切實的證據加以推翻，想不到吳金鼎突然在黃河下遊發現了完全不同於仰韶文化的黑陶，這是否屬於一種新的文化？這個文化難道也是從西方傳來的嗎？如果不是，又如何解釋？正是懷著對“中國文化西來說”不服氣的心理，李濟毅然做出了這個決定：實施發掘，收獲一定不小，極有可能挑戰或推翻安特生的“西來說”。
在得到自己服務的學術機關——中央研究院曆史語言研究所所長傅斯年同意和支持之後，李濟迅速調集安陽殷墟發掘的大部分人馬，揮師城子崖，開始了中國考古學史上又一個極具學術意義的重大遺址發掘。
李濟率領考古隊來到濟南，代表中央研究院史語所與當地以合作的方式共同對城子崖進行發掘。這一方式得到了山東省政府的大力支持，省教育廳廳長何思源親自為考古發掘隊籌集發掘經費，解決發掘中的困難。在各方努力下，城子崖遺址於1928年11月開始首次發掘。1931年，由另一位考古學家梁思永接替李濟主持城子崖第二次發掘，收獲超出想象。
城子崖遺址中所出土的文物與仰韶文化風格迥異，其中發現最多的黑陶和灰陶器具，幾乎完全不同於河南、甘肅的彩陶，器型也沒有相同之處。而城子崖最具特征的“蛋殼陶”，通體漆黑光亮，薄如蛋殼，其製作工藝已達到了新石器時代的頂峰，並作為一種文化標誌——黑陶文化，成為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的絕響。
除此之外，城子崖遺址還首次發現了新石器時代與殷墟文化有著某種關聯的卜骨和長450米、寬390米、基址10米的版築夯土城牆。這一發現，正如李濟所言：“替中國文化源始問題的討論找到了一個新的端緒”，“將成為中國上古史研究的一個極其重要的轉折點”，為學者們尋找商文化前身夏文化增強了信心。
後來，由傅斯年、李濟、梁思永等著名學者編寫的中國第一部田野考古報告《城子崖》公之於世，並認定疊壓於東周文化層之下的遺存屬新石器時代。由於城子崖遺址在龍山鎮，隨後將這一文化遺址命名為龍山文化遺址。
就龍山文化的最初命名而言，是泛指以黑陶為特征的史前文化，但隨著田野考古工作的全麵展開，這一命名已不適應考古學的發展要求。因為此後不久，中央研究院史語所的梁思永、尹達等考古人員，又在山東日照縣兩城鎮發現了一個大型遺址，出土了數量巨大的黑陶，與城子崖屬於同一時代但又有自身的特點。再之後，考古學家亦在河南、山西、陝西等黃河中下遊地區發現具有獨特文化麵貌的黑陶遺址。
鑒於此，考古學界做出新的規定，凡發現以黑陶為特征的遺存，隻要在陶器質地、形製、花紋等方麵具有獨特的風格，其他方麵也與城子崖龍山文化有所不同，則被劃分出來，重新進行命名，如山東龍山文化、河南龍山文化、陝西龍山文化等。當然，這都是若幹年以後的事了。
夏朝都城在何處？
1959年春夏之交，已是72歲高齡的考古學家、曆史學家徐旭生帶著助手來到豫西，對文獻記載中的“夏墟”展開調查，從而拉開了實質性田野探索夏文化的序幕。
傳統文獻中，關於夏人活動區域的傳說很多，總而析之，夏民族主要活動區域分布在晉南平原，汾、澮、涑水流域；洛陽平原，伊、洛、潁水流域；以及關中平原三個大區。徐旭生此行，選擇了最有可能捕捉到曆史信息的豫西作考察的首區。徐氏一行數人，在豫西這個既定圈子裏來往穿行，每日步行20多公裏，每當遇到大雨連綿，鞋子陷進泥中行走不便，徐旭生便幹脆將鞋子背在肩上，光腳在泥濘中前行，分別對河南省登封縣的八方、石羊關，禹縣的閻寨、穀水河等古文化遺跡做了田野調查。
有一日，徐旭生和助手途經偃師縣，準備到中科院考古所洛陽考古工作站落腳時，路過洛河邊一個叫二裏頭的村子。徐旭生發現此處有些異常，便停下來四處轉悠，以尋找心目中的東西。當他在村外轉了半圈後，有一個正在田地裏勞動的農民感到奇怪，以為他丟了什麽東西，便主動向前詢問。
這一問，徐旭生樂了，他幽默地說：“丟了一件大東西，是一座城，幾千年的一座城。”
農民不解，徐旭生解釋說：“我是搞考古調查的，想在這一帶看看有沒有古代留下的陶片什麽的。”
農民聽罷，不以為意地說：“陶片，我們這裏多的是呢，還有完整的陶罐、陶盆，都是搞水利建設挖出來的。”
徐旭生大為驚喜，急忙對農民說：“好兄弟，你說的地方在哪裏，能帶我去看看嗎？”
“中！”農民爽快地答應著，領徐旭生到了村東的一片田野。果然，徐旭生在這裏發現了許多陶片，並且還撿到了一件完整的陶器。從遺留的陶片以及陶器的花紋、質地等特點判斷，這是一處規模甚大的古文化遺址。
徐旭生對二裏頭遺址做了初步判斷，立即回到中科院考古所洛陽工作站，將調查的情況告知了工作站的趙芝荃等人。大家一聽很是振奮，決定第二天由工作站站長趙芝荃帶領幾名考古人員，隨徐旭生赴二裏頭做進一步調查。
二裏頭遺址位於河南省偃師縣城西南約9公裏處，西近洛陽城。就其位置而言，它南臨古洛河及伊河而望嵩嶽、太室、少室山，北依邙山而背黃河，東有成皋之險，西有函穀崤函之固。其所處的河洛地帶自古被稱為中土、土中、地中，並有“河山拱戴，形勢甲於天下”和“萬方輻輳”之譽。傳說自伏羲至周成王各代聖王皆在河洛地帶膺圖受瑞，並有“三代之居皆在河洛之間”的記載。由於武王曾在此處廷告於天：“餘其宅茲中國，自之義民。”因而這裏也是本來意義的中國。後來周公遵武王旨意在此營建洛邑作成王之都。
當趙芝荃等人隨徐旭生來到二裏頭村外時，當地農民仍在田野裏大搞農田水利建設。他們一行人來到農民們正在挖掘的一個水塘邊，發現遍地都是挖出的陶片。待他們進入水塘的台階，又看到塘壁上布滿了陶器的碎片，用手輕輕一摸，這些碎陶片便“嘩啦嘩啦”地跌落下來。這個情景讓趙芝荃等人興奮異常，在以往的考古調查中，沒遇到過這般激動人心的場麵。如此豐富的文化堆積，如果不是古代的都城遺址，那又是什麽？
離開水塘之後，徐旭生等人又在二裏頭村的四周做了詳細調查，估計此遺址範圍東西長3公裏至3.5公裏，南北約1.5公裏。從地理環境和曆史淵源以及發現的遺跡、遺物看，這裏有可能是中國曆史上的一個帝都。
按照徐旭生在後來發表的調查報告中所言，他認為這裏應是商湯時代的都城“西亳”。從文獻方麵做了論證後，徐旭生又補充道：“此次我們看見此遺址頗廣大，但未追求四至，如果鄉人所說不虛，那在當時實為一大都會，為商湯都城的可能性很不小。”
盡管當時徐旭生對這處遺址做出的判斷後來證明有誤，但由於他的首次發現和隨之而來的數十次發掘，使二裏頭成為國內外學術界最引人注目的古文化遺址之一。它不僅成為學者們探索夏史和夏文化的關鍵所在，也成為探討中國國家和文明起源無法繞開的聖地。
鑒於二裏頭遺址在考古學上所具有的巨大潛力和學術價值，趙芝荃等人回到洛陽工作站之後，很快向中國科學院考古所打報告，請求率部移師對二裏頭遺址進行發掘。此後不久，河南省文管會也得知了二裏頭發現重大遺址的消息，並決定派隊前往發掘。於是，1959年秋，得到批準的中國科學院考古所洛陽工作站以趙芝荃為首的十餘人與河南省文管會派出的一個專門由女性組成的“劉胡蘭小組”，幾乎同時進駐二裏頭遺址展開發掘。
1960年，河南省派出的“劉胡蘭小組”撤出了發掘工地。整個二裏頭遺址在以後的若幹年內，隻有中科院考古所下屬的二裏頭工作隊進行發掘。
經過半年多的發掘，二裏頭遺址已出現了考古學界所期望的曙光。考古人員發現了一組夯土基址，夯土眼很明顯，其中北麵的一處基址長、寬各約100米，是這組建築的主要部分。通過仔細辨別，可以肯定發現的就是一處宮殿基址。結合此前在四周發現的相當數量的房基、窖穴、灰坑、水井、窯址以及鑄銅陶範、石料、骨料等遺跡、遺物推斷，二裏頭遺址確實具有古代早期都邑的規模。一時間，二裏頭遺址發現宮殿的消息迅速在學術界傳開並引起震動。
此後，在40多年的時間裏，在趙芝荃、方酉生、殷瑋璋、鄭振香、高天麟、鄭光、杜金鵬、張立東、許宏等幾十位考古學家的不斷努力下，二裏頭遺址的文化麵貌基本揭示出來。“所知範圍總麵積約3平方公裏，文化堆積甚厚，內涵十分豐富。”遺址的文化延續時間經曆了相當長的歲月，粗略估計前後400多年。
尤其令人震驚的是，在遺址中部發現的被稱為第一、第二號兩座宮殿基址，規模宏偉，氣勢壯觀，頗有王者氣象，“其平麵安排開我國宮殿建築的先河”。僅從台基的麵積來看，甚至可以與北京故宮的太和殿匹敵。如此規模龐大的宮殿基址，考古學家前後花費了20多年的時間，才使其完整地重見天日。經研究者推斷，這兩座宮殿都屬於二裏頭文化三期，在這一時期中，二裏頭文化進入了它最繁榮輝煌的鼎盛時代。
二裏頭遺址的發掘，除大型宮殿遺址，還出土了大量的玉器、銅器和陶器。其玉器多為圭、璋、戈等禮器，這些禮器在整個玉器和禮器發展史上具有承上啟下的開拓作用。而出土的青銅容器和武器形狀之獨特，皆為中國首次發現。尤其是鑲嵌綠鬆石的銅牌飾種類繁多，其選料之精、製作技術之高超、紋飾之精美，在整個商代考古史上從未有其先例，堪稱國之重寶。
很明顯，從二裏頭遺址發掘的規模、等級、規格乃至氣勢來看，這裏曾經存在過都城已成定論。但有些遺憾的是，考古人員曆40年的發掘，踏遍了遺址的四周，居然沒有發現城牆，甚至連壕溝也沒有發現，於是，有人認為這是一座無城之都。
由於二裏頭遺址的發現和發掘是中國考古學史上最重大的事件之一，所以關於它的時代、文化性質、遺址性質等問題備受學術界關注。
1962年，考古學大師夏鼐把此類文化遺存命名為“二裏頭類型文化”，之後又根據新的發掘進展，將這一文化遺存命名為“二裏頭文化”，這一新的考古學文化的命名，更加突出了二裏頭遺址的典型性和代表性，從此二裏頭遺址的影響更為提高和擴大，二裏頭文化成為考古學上一個十分重要的文化概念。
隨著二裏頭遺址蜚聲中外，這個遺址的時代和具體是曆史上哪個帝王所在都城的問題，成為學術界爭論的焦點，導致學術界對夏文化探索出現了空前的繁榮。有的認為是商都，有的認為是夏都，有的認為是一半是夏、一半是商，有的認為少量是夏、多半屬商或商都。各種觀點、各種主張令人眼花繚亂，目不暇接。從河南龍山文化晚期，經二裏頭一、二、三、四期，到鄭州商城文化之前，每兩者之間都有人試圖切上一刀，以作為夏、商的分界。從每一位操刀切割者的主張和觀點來看，似乎都有自己的道理。
接下來，簡略敘述夏朝之後的商朝，以及與商朝甲骨文發現與曆史嬗變之謎。
神秘的甲骨文
甲骨文是刻在龜甲和獸骨上的一種古文字，它們的作用就像遠古的先民們“結繩記事”一樣，是一種“記錄文字”。當這些龜甲和獸骨上的文字未被認出之前，它隻是被當作不值錢的藥材出現在藥店。而這些古文字被確認之後，天下震驚，中國曆史研究的新紀元由此開始。
關於誰是發現甲骨文的第一人有不同的說法，但學術界公認王懿榮是鑒別和認識甲骨文的第一人。
王懿榮，山東福山人，字正儒，號廉生，生於清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一個官宦世家。他的父親曾以兵部主事由京城回家鄉辦團練，受到皇帝的嘉獎，賞戴藍翎，加員外郎銜。王懿榮長大成人後，曾先後出任翰林院編修、國子監祭酒等職。其人“嗜古，凡書籍字畫，三代以來之銅器印章貨泉殘石片瓦，無不珍藏而秘玩之”。因為收集和研究了許多古代文物，又曾與當時著名的金石學家陳介祺、潘祖蔭、翁同龢、吳大澂等人一起切磋學術，在金石文字方麵有深厚的造詣，才奠定了他後來看似偶然、實為必然的甲骨文劃時代的偉大發現。
光緒二十五年（1899年）秋，時任國子監祭酒（相當於皇家大學的校長）的王懿榮得了瘧疾，用了許多藥仍不見好，京城裏有一位深諳醫理藥性的老中醫給他開了一劑藥方，裏麵有一味中藥叫“龍骨”，王懿榮派家人到宣武門外菜市口一家老中藥店達仁堂按方購藥。藥買回來之後，王懿榮親自打開藥包驗看，忽然發現“龍骨”上刻有一種類似篆文的刻痕。憑著金石學家對古物鑒定的敏銳，他立刻意識到這頗像篆文的刻痕，可能是一種很早的古文字，其刻寫的時間要早於自己所研究的古代青銅器上的文字。這個意外發現使他興趣大增，於是又派人將達仁堂中帶有文字的“龍骨”購買回來，加以鑒別研究，同時注意在京城收購。不久，山東濰縣的古董商範維卿又攜帶這種刻有文字的甲骨12片，進京拜見王懿榮。王懿榮一見視若珍寶，將此物全部收購下來。此後，又有另一位古董商趙執齋也攜甲骨數百片來京，被王懿榮認購。這樣在不長的時間裏，王懿榮就收購了有字甲骨約1500片。
範維卿本是一位農民出身的古玩商販，在山東濰縣浮煙山北麓一個丘陵小莊世代居住，兄弟五人，他排行老二，人稱二哥。他的經營方式是：四處周遊，搜求古物，邊收邊賣。後來漸漸蹚出了自己的路子，將收到的古物主要販賣給天津、北京的達官貴人和文人世家，尤以端方和王懿榮為主。由於河南安陽、湯陰一帶經常有青銅器出土，範維卿便經常到此地收購。
1899年，範維卿再次來到安陽尋找“獵物”，由於久收不到青銅器，在閑轉中聞知龍骨能入藥，便順手收購了一批龍骨，送到了北京的藥鋪賣掉。接下來便有了王懿榮因病到藥鋪抓藥並發現甲骨文的故事。
據當代青年學者鄧華考證，王懿榮在發現甲骨文後，曾親自到藥鋪問過貨源來路，並叮囑藥鋪掌櫃：“若濰縣古董商範某再來，必為引見。”按鄧華的說法，1899年夏天，範維卿又去北京送龍骨，遂被藥鋪掌櫃引薦到王府，範氏與王懿榮的相識或許緣始於此。
當王懿榮看到範維卿帶來的一批刻有文字的甲骨後，興奮異常，當場指認上麵一些近似鍾鼎文的字體給範氏看，範維卿才恍然大悟，想不到自己順手搞來的破爛骨頭竟是很有價值的古董。
真相初露
王懿榮在得到甲骨並發現了上麵的文字後，是如何鑒別“審定為殷商古物”的，後人難以知曉。有人撰文說王懿榮是受《尚書·多士》篇中“惟殷先人，有典有冊”的啟示，並結合對周代青銅器上的篆籀文字研究而得出的結論。這個說法是否符合事實尚難確定，但有一點卻是不爭的事實，那就是王懿榮以及後來的甲骨文研究者，都普遍具有深厚的國學基礎，即對中國古文獻的博學和音韻、訓詁等方麵的精深造詣，而這些正是甲骨文學者們取得成功的前提。正如著名考古學家李濟後來所說：“在智力的發展中，都有其特定的階段，並遵循著某種規律性。19世紀末甲骨文被認為是一個重大發現，這個發現與其說是偶然的，還不如說是學者們不斷努力的結果。1899年發生的事是有長期的學術準備的。”斯言甚是。
甲骨文被確認之後，震驚了國內外學術界，王懿榮不僅是確認甲骨文的學術價值，並定為商代文字的第一人，也是大量收集、珍藏甲骨文的第一人。他開甲骨文研究的先河，也拉開了商代曆史研究、確認的序幕。
然而，就在甲骨文發現的第二年，王懿榮搜求千餘片甲骨，準備著手深入研究之時，八國聯軍攻入北京，時為國子監祭酒兼京師團練大臣的王懿榮麵對侵略者的燒殺搶掠和清王朝的腐敗無能，自感無力回天，憤而投井自盡。
王懿榮與他剛剛開始的新事業訣別了，甲骨文研究的命運也麵臨著是生還是滅的又一輪抉擇。所幸的是，由於劉鶚的及時出現，才使甲骨文研究的曆史按照王懿榮的願望走了下去。
劉鶚，字鐵雲，江蘇丹徒人。曾以所著《老殘遊記》聞名於世。早年的劉鶚精算學、水利，又懂醫術，性嗜金石、碑帖、字畫及善本書籍。曾在上海行醫，後棄醫經商，但盡蝕其本。光緒十四年（1888年）黃河於鄭州決口，著名金石學家、河督吳大澂率民眾治理，但久不奏效。第二年，劉鶚投效於吳大澂的門下，決心以己之長治理黃河。由於劉鶚的積極參與，泛濫成災的黃河鄭州段得到了有效的治理，劉鶚本人因治河有功，被朝廷任命為山東黃河下遊提調，相當於知府的官銜，從此聲譽大起。
王懿榮發現甲骨文的時候，劉鶚正在北京候補知府。他是吳大澂的學生，也涉獵於金石學，與王懿榮經常往來，後來成為至交密友。王懿榮殉難後，他極為悲傷。當時王家為了還債，就把王懿榮生前收藏的甲骨大部分折價轉讓給了劉鶚。
自得到王懿榮遺留的甲骨之後，劉鶚開始廣泛搜求甲骨，他委托一位古董商奔走在昔日的“齊魯、趙魏之鄉”，用了約一年的時間，收集到約3000片，另外又派自己的兒子到河南一帶去收購甲骨，不長的時間就收集了近5000片。
劉鶚收購甲骨，當然不是為了單純的收藏和把玩，其根本目的是學術研究。1903年，他將自己收集到的甲骨進行整理分類，拓印了1058片，分成6冊，以“抱殘守缺齋”的名義拓印，從而出版了中國第一部甲骨文的書籍——《鐵雲藏龜》。從後來的情況看，此書雖然印刷不夠精細，拓本也有些漫漶不清，但它畢竟為中國的甲骨文研究提供了第一部書麵資料，更重要的是為甲骨文研究者開闊了視野，開創了奠基性的學術道路。同時，也標誌著甲骨文研究開始從以收藏為主的書齋走向更加廣闊的社會。
在劉鶚開始搜求甲骨時，就很想知道甲骨的出土地點，因為隻有搞清楚這些古物的出土地，才能最終揭開甲骨文字的奧秘。但收購甲骨的古董商人唯利是圖，唯恐將甲骨的出土地泄露後斷了自己的財路，便謊稱甲骨的出土地點為河南湯陰或汲縣，對真正的產地安陽卻守口如瓶，從不泄露半字。在當時交通不便、消息閉塞的情況下，古董商的謊言使甲骨收藏者信以為真，王懿榮至死也沒有弄清甲骨的真正出土地點，並有“河南湯陰、安陽，不甚具體”的感慨。而天資聰穎過人的劉鶚也對古董商人的謊言深信不疑，在其發表的專著中稱甲骨的出土地為“河南湯陰縣之牖裏城”。
《鐵雲藏龜》在海內外學術界產生了很大反響，收購和研究甲骨成為一時風尚，流風所及，劉鶚的“湯陰說”成為甲骨出土地的主要依據，這個說法不僅誤導了中國人，就連日本人也受到了蒙蔽。但假的畢竟是假的，偽裝總要剝去，狡猾的古董商人編織的謊言最終被戳穿，而戳穿這個謊言的不是別人，正是商人們自己。在著名金石學家羅振玉的勸誘下，古董商人終於吐露了真言。
羅振玉，字叔蘊，號雪堂，浙江上虞人。曾做過清朝學部參事官、京師大學堂農科監督等官。他精通國學，後來與日本和歐美的漢學家有不同程度的交往，使他在金石學、文字學、文獻學等方麵都成為不可多得的集大成者，是中國近代學術史具有重大影響的學者之一。當然，一般人對他的認識，更多的是從末代皇帝溥儀《我的前半生》中，他為清王室複辟忠誠而執著的努力中得知的。
羅振玉年輕時在劉鶚家當過家庭教師，以致後來他把長女羅孝則嫁給了劉鶚的兒子劉大紳。正是由於這種特殊的關係，羅振玉才得以於1902年某日在劉鶚家中見到了從王懿榮府中轉購來的甲骨。出於學術上的遠見卓識和超前的思想意識，羅振玉極力鼓舞劉鶚將其所藏甲骨拓印出版，並親自為其所藏甲骨文進行墨拓。他曾滿懷感慨地說：“漢以來小學家若張、杜、楊、許諸儒所不得見也。今山川效靈，三千年而一泄其密，且適我之生，所以謀流傳而悠遠之，我之責也。”
在羅振玉的鼓動和親自示範下，劉鶚的《鐵雲藏龜》才得以拓印出版。付印之時，羅振玉還專門寫了一篇序言，認為，甲骨上的文字與篆書“大異”，其為史籀以前之古文字無疑。為此，“龜與骨乃夏商而非周之確證”。
《鐵雲藏龜》的出版，使甲骨文由“古董”一躍而變為可資研究的重要曆史史料。可以說，劉鶚在甲骨學研究史上的功績，與羅振玉的提示及幫助是分不開的。
羅振玉接觸到甲骨文後，對於出土地點也輕信了古董商的謊言，認為在河南汲縣和湯陰一帶。由於沒有弄清甲骨的真正出土地，研究受到了很大局限，並出現指導思想上的某些混亂。羅振玉在1903年還認為甲骨文是“夏殷之龜”，把此種文字的時代確定為夏、商兩代。直到1908年，羅振玉經多方探尋，才得知甲骨文真正的出土地在河南安陽的小屯村，正如他在後來的著述《殷墟古器物圖錄》的序言中所說：“光緒戊申予既訪知貞卜文字出土之地為洹濱之小屯。”1910年，羅振玉再次詢問來自河南的古董商，進一步證實了甲骨的出土地“在安陽西五裏之小屯而非湯陰”。
撞開殷商王朝的大門
隨著甲骨出土地點被確認，以及甲骨文研究的深入，對甲骨文所在時代的認識也越來越清楚了。羅振玉修正了自己之前認為甲骨是“夏殷之龜”的觀點，而確認為是商代之物。
也就在這一年，羅振玉應日本學者答林泰輔約請，寫了著名的《殷商貞卜文字考》一書。此時的他已釋讀出一定數量的甲骨文單字，並“於刻辭中得殷帝王名諡十餘，乃恍然悟此卜辭者，實為殷室王朝之遺物”。在這部著作的“序”中，羅振玉進一步考證小屯村為“武乙之墟”。
1911年2月，羅振玉委托他的弟弟羅振常到河南安陽訪求甲骨，羅振常不負所望，在安陽小屯逗留了50天，不僅弄清了甲骨所出地的準確位置，而且搜求甲骨1.2萬多片，分兩次通過火車運往北京。
1914年，羅振玉通過對大量甲骨的進一步研究，從《史記·項羽本紀》“洹水南殷墟上”記載中得到啟示，認為此地為“武乙之都”，並在新著《殷墟書契考釋·自序》中又確定了小屯為“洹水故墟，舊稱宣甲，今證之卜辭，則是徙於武乙去於帝乙”晚商武乙、文丁、帝乙三王時的都城。這個考釋，無論是當時還是之後，都被學術界認為是一項了不起的具有開創性的重大學術研究成果。
1916年3月30日，從日本歸國的羅振玉由上海趕赴安陽做實地考察，從其後來的著作《五十日夢痕錄》中可以看到，羅振玉上午9點左右到達安陽並住進入和客棧，吃完飯，立即找了一輛車子去小屯。他在出土甲骨最多的地方做了實地考察後，還順手撿了一塊古獸骨和一捧無字甲骨——這是甲骨學者第一次將足跡印在古老的殷墟之上。有了現場勘察的實踐經驗與曆史記載的溝通，甲骨文的釋讀開始有了突破性進展。
羅振玉回京之後，學者們不僅通過古董商，而且派人直接去安陽小屯收集甲骨，從而減少了甲骨資料的損失，並擴大了對甲骨文的搜求。
羅振玉除了考證其地為殷代晚期都城外，還將甲骨文中的人名與《史記·殷本紀》中的商王名做比較，發現其中大部分相同。他在1915年發表、1927年增訂的《殷墟書契考釋》一書中，總共釋讀了561個甲骨文單字，指出商王名號22個，外加示壬、示癸兩個先公名號，並發現了王亥之名，這項成果成為他對甲骨學和殷商考古研究的重大貢獻之一。
在此基礎上，羅振玉還開始注意對整條甲骨文卜辭的通讀，並提出了著名的“由許書（指許慎的《說文解字》）以上溯古金文，由金文以上窺卜辭”的治學方法。這個方法成為後來甲骨文研究者的重要法寶。羅振玉從1906年開始廣泛地購藏甲骨，直到1940年去世，先後收藏甲骨達3萬多片，並加以刊布和研究。由他編著的《殷墟書契前編》以及後來的《殷墟書契後編》《殷墟書契續編》和《殷墟書契菁華》，是殷墟正式發掘前零星出土甲骨的重要集錄。正如甲骨學者王宇信所言，羅振玉的研究成果，“為有清一代‘小學’之一總結，它標誌著以《說文》為中心的‘小學’的結束，代表著一個以地下出土的古文字資料為研究中心的新學科正在升起，並為後來甲骨學研究打下了堅實的基礎，起著繼往開來的巨大作用”。
王國維，字靜安，號禮堂，又號觀堂。1877年出生於浙江海寧。他7歲入私塾就讀，16歲考取秀才。1898年2月，他離開家鄉來到上海，在《時務報》謀求了一份司書、校對的差事。
在上海期間，王國維結識了羅振玉，不久即到羅振玉所辦的“東文學社”學習日文，並於1900年去日本留學，由此擴大了他學習西方近代科學知識的眼界，羅、王的師生加兄弟之誼因此建立。1906年，羅振玉奉學部之命北調京師，王國維與之同行，其後的8年，羅、王兩人幾乎形影不離。在此期間，王國維曾出任清朝末代皇帝溥儀身邊的“南書房行走”等職。
王國維早年對學術研究的興趣相當廣泛，自1902年在南洋公學虹口分校任職時起，便開始研究西方哲學，主攻康德、叔本華等德國哲學，並努力將學到的新思想用於總結中國文化發展的曆史經驗。從王國維留給後人的《觀堂集林》中可以看到，他不僅對哲學，而且對文學、詩詞、戲曲等都做過研究，取得了豐碩的成果。如他撰寫的《紅樓夢評論》《人間詞話》《宋元戲曲史》等都是盛極一時、頗有影響的學術著作。
1911年，辛亥革命爆發，清王朝宣告滅亡。不久，王國維隨羅振玉攜家眷東渡日本京都避居。在此期間，王國維開始了研究古文字尤其是甲骨文的學術生涯。由於有深厚的國學根基和自身的勤奮學習，以及縝密嚴謹的邏輯思維和論證方法，加上羅振玉有針對性地給予指導，同時又有羅振玉所藏的大量圖書資料、甲骨文字、古器物及其拓片可以利用，所以在京都的幾年間，王國維在古文字特別是甲骨文的研究上突飛猛進，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就，為他日後的頂峰之作鋪平了道路。
1916年，王國維從日本京都歸國，受聘為上海倉聖明智大學教授，主編《學術叢編》，並繼續從事甲骨文字、金文及音韻、訓詁等方麵的研究。1917年2月，王國維撰成蓋世名篇《殷卜辭中所見先公先王考》。同年4月，又撰成《殷卜辭中所見先公先王續考》。
在此之前，盡管羅振玉於1915年刊行的《殷墟書契考釋》，已指出了卜辭中商王名號22個並發現了王亥之名，但遺憾的是他並沒有對整個商王室世係從整體上加以研究，也未能找出其他資料加以論證，從而使殷代王室世係真正被確認下來。這個遺憾和空白最終由王國維在《殷卜辭中所見先公先王考》及《殷卜辭中所見先公先王續考》中予以填補並發揚光大。
王國維首先突破了羅振玉的局限和框框，將卜辭對照的文獻範圍，由《史記》一書擴大到《山海經》《竹書紀年》《楚辭》《世本》《呂氏春秋》等古代文獻，並擴大到銅器銘文的範圍之中。這種研究思路和方法，使他成功地發現了《史記》中誤記或以通假字記載的一些殷商先公先王名號。在這兩篇論文中，王國維從卜辭中考定殷代先公先王帝嚳、相土、季、王亥、王恒、上甲、報丁、報丙、報乙、示壬、示癸、大乙、羊甲等13人的姓名及前後順序，證實了曆史記載的殷代王室世係的可靠性。
經過王國維研究考訂，商代先公先王的名號和世係基本得到了確認，並在整體上建立了殷商曆史的體係。因此，王國維登上了甲骨學研究的高峰，其所寫的《殷卜辭中所見先公先王考》和《殷卜辭中所見先公先王續考》，被譽為自甲骨文發現19年來最具重大價值的學術論文，為甲骨學的研究和發展做出了劃時代貢獻。
甲骨文的研究雖不是自王國維肇始，但利用考古學上的新材料與舊文獻的記載進行比較研究，相互驗證，即用地下文物和文獻相互印證的“二重證據”法，闡明殷商曆史的真相，走上科學治史的道路，則由王國維啟之。正是有了王國維這位曠世奇才的開創性功績，殷商曆史的大門才轟然洞開，湮沒3000年的秘密得以揭開，從而直接引發了古代史，尤其是殷商史作為可靠的信史研究的革命性突破。
當年王國維曾用宋代晏殊、柳永、辛棄疾等人的詞句，來表述古今之成大事業、大學問者，必須經過的三種境界，即“‘昨夜西風凋碧樹，獨上高樓，望盡天涯路’，此第一境也。‘衣帶漸寬終不悔，為伊消得人憔悴’，此第二境也。‘眾裏尋他千百度，驀然回首，那人卻在燈火闌珊處’，此第三境也。”此正是王國維在學術和人生之路上的追求。
關於王國維的功績，正如另一位甲骨學研究大師郭沫若所做的評價：“卜辭的研究，要感謝王國維。是他，首先由卜辭中把殷代的先公先王剔發了出來，使《史記·殷本紀》和《帝王世紀》等書所傳的殷代王統得到了物證，並且改正了它們的訛傳。”從而“抉發了3000年來久被埋沒的秘密。我們要說殷墟的發現是新史學的開端，王國維的業績，是新史學的開山。那樣評價是不算過分的”。
更為重要的是，在疑古風潮大行其道的當時，王國維能以充分的證據證明司馬遷的《史記·殷本紀》確是一部信史，這在很大程度上填補了由疑古派造成的古史空白。由此可見存於周秦之間的古代傳說，並不是毫無根據。
殷墟之謎
繼王懿榮、劉鶚、羅振玉、王國維等人之後，隨著國內外收藏家、金石學者以及達官顯貴、儒林雅士的重金索求，安陽小屯有字甲骨價格暴漲，一路狂升，竟達到了一個字二兩銀子的價格。由此，盜掘掠取甲骨，便成為當地村民尤其是古董商人牟取暴利、發家致富的重要途徑。
在這緊要關頭，隨著與地質學、生物學密切相關的西方田野考古學，經安特生等人在中國的示範和傳播，一批思想敏銳的中國學者，很快接受了西方先進的科學方法，成為中國田野考古學的開拓者和實踐者。
為獲得更多的研究商代曆史的文字資料和其他實物資料，更加全麵地了解殷商都城及政治、經濟、文化麵貌，同時也為了盡快製止這批寶貴文化遺產遭到破壞、流失和劫掠，對殷墟的保護和以科學考古手段進行發掘，成為學術界的當務之急。
1928年5月，民國政府中央研究院曆史語言研究所成立，“五四運動”學生北平遊行總指揮，北大畢業後留學英、德等國七年的“黃河流域第一才子”傅斯年出任該所所長。
當時史語所尚處於籌備階段，傅斯年就決定派河南南陽人董作賓（字彥堂），到安陽殷墟甲骨的出土地進行實地調查。當時，這個決定遭到了不少學者的反對，尤其是以羅振玉為首的大部分金石學家認為，經過30年對甲骨的搜集，埋藏的珍品已全部被發現，再進一步搜集是徒勞無益的。傅斯年與羅振玉等人的看法恰恰相反，並堅持己見。於是董作賓於1928年8月12日到達了安陽。
董作賓到達安陽，首先訪問了當地幾位士紳，包括彰德府中學校長、古玩店老板、以偽造甲骨但不認識甲骨文字而出名的藍葆光等。通過訪問，獲得了大量關於甲骨盜掘、販賣及販賣渠道等情報。
此後，董作賓由一個向導帶領，來到城西北的花園莊和小屯訪問。據董作賓在報告中稱：
花園莊有一私塾，塾師閻君金聲，招待餘等人舍，頗客氣……餘則私詢兒童，有拾得甲骨上有文字者否？初見，不敢言。繼有一兒，由抽鬥取出一片，小如指甲，上有二三殘字，予給以當百銅元一枚。他生皆竊出，歸家取之，共得五六片。閻君歸，亦取來二三片，雲是小兒撿得者，與錢二百，小兒歡躍以去。由學塾出，乃赴小屯村北，尋求甲骨出土地點。經小屯到村北，遇一少婦，詢曰：“汝村中小兒女，曾有撿得田中龜版龍骨，上有文字者乎？如有，可將來，予買少許。”婦曰：“客或有之，姑少待。”旋取出甲骨一盤，中有碎片數十，皆有文字，且一望而知非贗品，付洋五毫。頃刻間，男婦老幼麇集，手掬碗盛者，環列求售……村人雲，古董商時常來收買，能出高價，惟不要碎者。今之小塊，蓋土人發掘時所棄，而為小兒女拾得者也，故貶價售之……以銅元十枚之酬金，請霍氏之子女為向導，引餘等至甲骨出土之地。地在洹水西岸，為一沙丘，與羅氏（振玉）所謂之棉田，張君所謂有禾稼之土迥異。豈彼等所至非此地耶？然此地有足作證據者，一為新近土人所發掘之坑十，一為予在坑邊撿得一無字之骨版也。
接到董作賓的報告，傅斯年頗為驚喜，決定立即在小屯進行初步發掘。經與中央研究院總部多次磋商，成功得到了1000塊銀圓經費，這筆經費在當時積貧積弱的中國已是相當可觀的數目。正是憑著這筆經費，由董作賓組織的6名考古隊員，攜帶購買的測量、攝影及其他必需的物品，於1928年10月7日到達安陽，開始對小屯實施發掘。這是繼瑞典人安特生將田野考古學在中國成功示範14年之後，由中國學術機關第一次獨立進行的田野發掘。此次以尋找甲骨文為主要目的的發掘，不僅是殷墟科學發掘的開端，也是中國現代考古學的起點。
發掘工作前後進行了24天，共掘得40個土坑，揭露280多平方米的麵積，掘獲石、蚌、龜、玉、銅、陶等器物近3000件，甲骨854片，其中有字甲骨784片。董作賓作為這次發掘的負責人，手抄有字甲骨392片，並做了部分考釋，這個成果與他前期的調查報告，共同在後來曆史語言研究所創辦的《安陽發掘報告》上作為第一篇文章刊載。這篇文章的發表，不僅結束了舊的古物愛好者“圈椅研究的博古家時代”，更重要的是，為有組織地發掘著名的殷墟遺址鋪平了道路。
1929年春，中央研究院曆史語言研究所正式聘請哈佛大學人類學博士、時為台灣清華大學國學院導師李濟為考古組主任，並主持安陽殷墟的第二次發掘。
接到傅斯年的任命，李濟立即赴開封和正在那裏的董作賓見麵協商發掘事宜，並預測下一步可能取得的成果。在閱讀了董作賓撰寫的報告，相互接觸交流的基礎上，李濟對殷墟遺址有了進一步的認識，當即做出三個方麵的設定：
一、小屯遺址明顯是殷商時代的最後一個首都。
二、雖遺址的範圍未確定，但有字甲骨出土的地方一定是都城遺址的重要中心。
三、在地下堆積中與有字甲骨共存的可能還有其他類遺物，這些遺物的時代可能與有字甲骨同時，或早或晚，當然要依據埋藏處多種因素而定。
根據以上設定，李濟製訂了第二次小屯發掘的計劃並很快付諸實施。在董作賓密切配合下，李濟率領考古隊於1929年春季和秋季分別進行了第二次和第三次發掘，陸續發現甲骨3000餘片，取得了令人振奮的成績。
就在李濟率考古隊於1929年10月7日再次來到安陽殷墟開始第三次發掘，考古人員躊躇滿誌，熱情高漲，渴望一舉揭開商王朝的隱秘之時，卻發生了一個意外事件，導致發掘工作不得不暫時停止。
有了韓督軍的指令，何日章如同拿到了尚方寶劍，很快率領一幹人馬殺奔安陽小屯開始挖掘起來，同時勒令李濟等外省人“立即收攤回京，不準在此隨便盜搶寶物”。如此一來，堂堂的中央研究院考古人員成了盜寶者，而河南民族博物院的一幹人馬卻成了捍衛真理的衛士。衝突自然是不可避免了。雙方劍拔弩張，各不相讓，爭執雙方各給自己的上司拍發電報，尋求支持。李濟宣布發掘暫停，考古人員就地待命，自己與董作賓匆匆趕回北京，將發生的具體情況向傅斯年做了匯報。
鑒於已造成的矛盾與衝突，傅斯年不得不全力斡旋，力爭協調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關係。最後由中央研究院院長蔡元培出麵呈請國民政府，打電報給河南省政府，請其繼續保護和配合中央研究院的發掘工作，並讓何日章無條件地停止挖掘，以免造成破壞。經過反複協商，雙方終於達成了幾條協議，大致內容是中央研究院在發掘的同時，應注意維護地方政府的利益，所獲古物雙方共同擁有等，一場衝突遂告一段落。
仰韶—龍山—殷商
1931年，殷墟開始進行第四次和第五次發掘。此時的發掘隊員增加了一批朝氣蓬勃的年輕學者。在李濟具體指導下，有計劃地將殷墟分為五個區，每區由一位受過訓練且有經驗的考古學家指導發掘。就在這兩次發掘中，考古人員從實踐中摸索出辨認版築夯土的規律，這一點對於古代建築多是夯土結構，而不是磚石結構的中國考古極其重要，對後來的中國考古學發展和對中華文明的認識產生了深刻的影響。
在發掘的五個區中，最令人矚目也最讓後代考古學者稱道的是後崗村的發掘。這個工地的主持者是傑出的考古學家梁思永。
梁思永是中國近代史上風雲人物梁啟超的次子，1923年畢業於清華學校留美預備班，然後赴美國哈佛大學研究院攻讀考古學和人類學。1930年夏季於哈佛大學獲碩士學位後歸國，加入中央研究院曆史語言研究所考古組。同年秋，赴黑龍江發掘昂昂溪遺址。其間，轉道通遼入熱河進行考古調查。1931年春將黑龍江昂昂溪發掘報告寫成後，赴安陽殷墟主持後崗區的發掘。
這個方法一直被後來的考古學者當作圭臬沿用至今，其意義的重大已超出了殷墟發掘本身，它使中國考古學與古史研究進入一個嶄新的階段。就中國的田野考古發掘而言，梁思永是當之無愧的一代宗師。
1931年那個明媚的春天，梁思永於殷墟後崗主持發掘時，首次在中國大地上運用標準的考古學手段，依照後崗遺址不同文化堆積的不同土色，對地層進行劃分，以超凡卓絕的天才，發現彩陶—黑陶—殷墟文化，以一定的順序疊壓在大地深處，安然地度過了幾千年人類的生命年輪。這個重大發現，令以梁思永為代表的考古學家想起了安特生搞出的那個“中國文化西來說”的懸案。
很明顯，彩陶文化代表著安特生在河南澠池發現的仰韶文化，那麽黑陶文化是否代表著山東章丘城子崖的龍山文化？帶著這個疑問，梁思永在接替李濟主持城子崖發掘時，將殷墟和城子崖兩地的黑陶文化做了比較，發現兩者基本相同。
當他回到安陽殷墟後，在以後的幾次發掘中，於殷墟同樂寨又發現了純粹的黑陶文化遺址。
這個發現使梁思永堅信，後崗的仰韶文化—龍山文化—商文化三疊層，是按先後存在的時間順序自然形成的。也就是說，先有仰韶文化，再有龍山文化，再有殷商文化。後崗三疊層的劃分，成功地構築了中國古文明發展史的基本時間框架，使死去的文明轉世還魂，使幹涸的曆史長河重新流動起來，形成了一條清晰的人類文化發展史的大動脈。此舉正如李濟所言：城子崖的發掘使“小屯與仰韶的關係問題，漸次擴大為小屯、仰韶與龍山（城子崖）的關係問題”。而後崗三疊層的發現與確認：“殷商文化就建築在城子崖式的黑陶文化之上。”這一發現，為推翻安特生“中國文化西來說”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當然，梁思永首次提出的仰韶—龍山—商文化的承接性曆史框架，解決了中國文明史重大舊問題的同時，也滋生了許多新的問題，其中最為明顯的是，這三個獨立的文化係統並非緊密相連，環環相扣，中間尚有大的缺環和空隙，那麽什麽樣的文化能連接和填補這些缺環與空隙呢？
1932年春，安陽殷墟進行第六次發掘，考古人員很快發現了殷墟宮殿基址。這個發現，無疑較單純地發現甲骨更具科學考古價值。因為有了宮殿的出現，就進一步證明殷墟作為都城的可能性，這是甲骨文發現之後，又一個破天荒的突破。
1932年秋到1934年春，李濟、董作賓、石璋如、郭寶鈞等學者，又在殷墟進行了第七、八、九次發掘。這時考古學家的目光轉向洹河北岸侯家莊的西北崗，並在這一帶找到了夢寐以求的王陵區，而商王陵之所在從未見諸史書記載。
1934年秋到1935年秋，由梁思永主持的第十、十一、十二次發掘對已發現的王陵跡象緊追不舍，繼續擴大戰果。這時胸有成竹的考古學家們已經不再是局部試探，而是擁有了大麵積揭露的膽魄，每天用工最多達到了500人。一連發掘了10座王陵，以及王陵周圍的1200多座小墓和祭祀坑。發掘的大墓規模宏偉，雖經盜掘，豐富的出土文物仍舉世震驚。
1936年，繼考古學家郭寶鈞主持的第十三次發掘之後，梁思永主持的第十四次發掘，在尋求甲骨方麵又取得了突破性進展。在著名的編號為127號商代灰坑中，共發現帶字甲骨17096片，其中有300多塊是未破損的整版甲骨。這一重大發現令學者們欣喜若狂，不僅因為發現帶字甲骨數量驚人，更重要的在於整版甲骨往往刻有多組卜辭，這對於研究各組卜辭之間的區別與聯係具有十分重要的價值。更為重要的是，這些甲骨出於同一坑中，說明相互之間有某種內在聯係，比起零星出土的傳世甲骨殘片，在學術價值上顯然更高一籌。
1937年春，考古學家石璋如主持了殷墟的第十五次發掘。到夏季，抗日戰爭全麵爆發，殷墟發掘至此停止。
自1928年起至1937年終，中央研究院曆史語言研究所考古人員於10年間在河南安陽殷墟陸續進行了15次發掘，共獲得甲骨24794片，雖然數量仍然和殷墟發掘前期流散於社會者不能匹敵，但由於是科學發掘所獲，與前者相比就具有大不相同的價值。
安陽殷墟所經曆的10個年頭的發掘，完全是由中國考古學家按照科學的方法進行的。在當時社會環境極不安定、土匪肆虐橫行、發掘工作時常需要武裝士兵保衛的惡劣政治環境中，殷墟發掘仍然取得了極為輝煌的成果，中國古史上偉大的商代文明由此顯耀於世，並為全世界人類所廣泛矚目。
殷墟15次發掘的大部分文物、資料，於1948年底隨史語所人員運到了台灣，存放於台北南港“中研院”史語所文物陳列室。從此，殷墟的資料和研究人員天各一方，難以團聚。後來，在中國台灣的殷墟發掘資料由李濟、董作賓、石璋如、高去尋等主持整理，先後出版了《小屯》《侯家莊》等多卷本考古報告集。
殷墟從發掘之初，就以無可辯駁的事實，證明了商代社會的存在和文化的高度繁盛。誠如李濟所言：“隨著安陽發現的公開，那些疑古派也就不再發表某些最激烈的胡話了……安陽發掘的結果，使這一代的中國曆史學家對大量的早期文獻，特別是對司馬遷《史記》中資料的高度可靠性恢複了信心。在滿懷熱情和堅毅勇敢地從事任何這樣一種研究工作之前，恢複這種對曆史古籍的信心是必需的。”
或許，正是懷有這樣一種信心，商代前期的都城又一次浮出地麵。
商朝第一都的發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