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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個粗布包相繼扔了下來，黃淼章分別將三件文物裝入包中，解下腰上係的繩子將包拴住，喊了句：“拉上去，拉上去。”
借著幾束手電的光亮，三件文物很快被陸續提了上去。稍後，黃淼章順著竹竿在同伴們連拖帶拉下，慢慢鑽出了墓室。
“怎麽樣，裏邊的情況怎麽樣？”麥英豪急不可待地問著。
黃淼章抬手抹了一把臉上的汗水，望著麥英豪掩映在夜幕中的身影，氣喘籲籲地說：“墓室很大，沒有被盜，裏邊有數不清的奇珍異寶……”
“好，陳偉漢，你安排幾個人在這裏輪流看護，其餘的人帶上文物跟我到考古隊辦公室去。”麥英豪聽完黃淼章的話，情緒激昂地說。
一時間，廣州市考古隊辦公室內燈火通明，煙霧繚繞。十幾個人圍著從象崗古墓中取出的三件文物和黃淼章畫的一張墓室草圖反複察看。巨大的墓室、彩繪的壁畫、成排的編鍾、碩大的銅鼎、瑰麗的玉璧……古墓的形製和珍寶，無不使在場者瞠目結舌、驚愕不已。
事實已清楚地向眾人表明，如此巨大的墓葬和奇特珍貴的文物，在廣州考古隊成立30多年來是首次發現。那成套的編鍾說明墓主的身份非王即侯，而碧綠的大玉璧，又分明是瑞玉之首，絕非普通人家所有。這一切，無不在暗示每一個考古隊員——一個匿藏2000多年的重要人物，很快就將走出陰暗幽深的地宮，登上曆史重新搭建的舞台，再度向世人講述那早已逝去的愉快或憂傷的往事了。
這個重要的神秘人物是誰，會不會就是讓考古人員30多年來魂牽夢縈的南越王趙佗？
8月25日上午，三方（廣州市文管會、廣東省博物館、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發掘隊人員雲集象崗，聯合考古發掘正式開始。
發掘中尤其引起發掘人員注意的是，墓道中發現了銅器、陶器等殉葬品，並發現了刻有“長樂宮器”的四字戳印。
長樂宮原是西漢時期都城長安著名的宮殿建築，位於漢長安城內東南部，與西邊的未央宮東西並列，故又稱東宮。自漢高祖劉邦駕崩、漢惠帝移住未央宮後，長樂宮便成為太後之宮，其遺址至今尚有部分保存。“長樂宮器”戳印的出土無疑向發掘人員昭示，墓室的主人很可能就是一度僭號“南越武帝”的趙佗或其家族中的某一位王。但究竟屬於哪一代王，是否就是趙佗本人？發掘人員為此又開始了新的一輪猜想和議論。
在長達十餘米的墓道盡頭是兩扇東倒西歪的石門。看來當初為墓主下葬的群臣、民夫在撤退時顯得有些匆忙和慌亂。墓門關閉，便胡亂向墓道中填入亂石和泥土。石門在這些巨石碎土嚴重擠壓和衝撞下，門軸斷裂，使已經關閉的兩扇碩大門板再度分離，並使中間敞開了一道足可容人進出的缺口。
這座已經敞開墓門的巨型大墓，曆2000餘年未被盜墓賊發現和盜掘，實在是墓主的幸運。
墓室探寶
當發掘人員陸續進入被揭了頂蓋的石製墓室時，最醒目和紮眼的是四壁滿布的雲紋圖案，清新亮麗，筆觸如行雲流水，彩繪的大小不同雲朵，看上去如被颶風卷起，狂飆裹挾，形成了一種奔騰、飄逸、淩空飛旋的浩瀚氣勢。
整個前室的隨葬物布置比較簡單，除清理出的大銅鼎、玉佩飾、玉璧和石硯等較明顯的文物外，發掘人員又在墓室的東側發現了一處殉葬人的棺具遺痕，殉者的骨架、棺具早已腐爛如泥，僅見一片板灰殘痕。在這片板灰痕的南北兩頭，分別有一把鐵刮刀和環首鐵刀，兩者相距1.2米。在兩把鐵刀之間，排列著一組玉佩飾，散落的玉璧、玉環、玉璜和一件鎏金的銅環等器物，由北而南形成一條明顯的直線。在這組玉佩飾的一個大玉璧旁，發現了一方銅質印章，印為方形，龜鈕，陰刻篆文“景巷令印”四字，長寬均為2.4厘米，重27.97克。
據後來研究，印章上的“景”字為“永”字同音通假，“景巷令”即“永巷令”，漢代設永巷令這一官職，以宮中的宦者充任，專門掌管皇後、太子的家事。由此可推斷墓中的這位殉葬者，生前當是南越國王室的“景（永）巷令”。墓主死後，以“景（永）巷令”與漆木車模型同殉了。因為，在墓室內靠西邊的地方，還發現了一具木車模型的殘痕，由此斷定與之同殉。
當地宮前室的文物全部清理之後，發掘人員將清理的重點轉向了東耳室。
從整體看上去，東耳室應是放置宴樂用具的處所，內中的銅器、鐵器、陶器、玉石器、金銀器、漆木器、象牙骨器、動物遺骸等器物琳琅滿目，一眼望過去，讓人感到眼花繚亂。讓發掘人員最為激動和興奮的，是室內那耀眼生輝、光彩照人的銅樂器和銅容器。
經初步觀察和鑒定，象崗山古墓東耳室存放的銅器皆為鑄件，造型優美，有些銅器上有繁縟精美的紋飾，有的通體鎏金，特別是兩套銅編鍾，雖曆2000多年的歲月侵蝕，依然散發著獨特的魅力和逼人的光輝。
兩套編鍾分為鈕鍾和甬鍾兩種，鈕鍾為一整套共14件，從小到大依次排列在北牆壁的下方，並整齊地懸掛於木製橫梁上。盡管木製橫梁早已朽腐，但殘留的木片和漆皮依然保持著當初入葬時的情形。從外形上看，依次排列的14件鈕鍾形製相同，這套鈕鍾通體泛著青綠色的幽光，方環狀鈕，口部作弧形，鍾體橫斷麵呈橢圓形，每件鈕鍾均保存完好。
圖9-1 出土的銅甬鍾形狀
圖9-2 甬鍾各部位示意圖
與14件鈕鍾相連的一套5件的甬鍾，同樣是從小到大，依次擺放在耳室東側的地麵上，隻是未見橫梁木架。每件甬鍾形製相同，外表都有絲絹包裹的痕跡，表明入葬前曾人為地包裝過。在清理時，考古人員對兩套編鍾輕輕叩擊，鍾體發出了莊重、清新、典雅的聲音，可見這兩套青銅鑄就的編鍾，雖經2000多年的掩埋，仍風采依舊，聲韻不減當年。
在青銅編鍾旁側，由耳室的前部往後，排列著兩套共18件石製編磬（石製打擊樂器和禮器）。石磬的排列順序由小到大，依次平放在地麵上。考古人員通過粗略的觀察，發現石磬通體呈曲尺形，兩麵光素，股邊短而寬，鼓邊長而窄，股鼓相接處上部成角狀，下邊呈弧線形，頂部各有一圓孔，以作懸掛之用。
在石磬的上下左右，考古人員並未發現可供懸掛的木架或木架的痕跡。看來石磬入葬之初就沒有打算要懸掛而是擺放在地麵上的。
除此之外，考古人員還發現，這兩套石磬不但未見絲織物包裹的痕跡，且石質較差，大多都呈灰白色。可能由於墓中長期浸水以及墓底酸性土的侵蝕，石磬整體上保存狀況相當差，尤其是貼於地麵的那一麵，腐蝕極其嚴重，甚至有的地方已成粉末狀。
在東耳室所有的青銅器物中，形體最大也最為顯眼的當是室內後半部中間位置的一套銅提筒。從形製上看，這套提筒是古代嶺南人用來盛酒的器物。提筒分3件，按大小順序相套在一起。3件提筒均保存完好，隻是缺少頂蓋，出土後經考古人員分析，可能上麵分別有木蓋，由於年久日深，木蓋腐爛無痕了。
圖9-3 銅提筒
相套在一起的3件銅提筒，外部的一件最為碩大，通體像人們平時見到的圓桶，隻是頭部比圓桶還要大，外有船形紋圖案，通高50厘米，口徑46.5厘米，筒壁口部厚0.2厘米，底部圈足部分厚達0.35厘米。
大提筒內部的兩個小提筒，其形狀基本與外部的大提筒相同，隻是形紋圖案更顯得別具特色。隻見這組圖案有飾羽人船4隻，形象大同小異。4船首尾相連，船身修長呈弧形，兩端高翹像首尾。首尾各豎2根祭祀用的羽旌，船頭兩羽旌下各有一隻水鳥。中後部有一船台，台下置一鼎形物。中前部豎一長竿，竿上飾羽纛，即古代軍隊裏的大旗，下懸木鼓。每條船上有6人，其中5人戴羽冠，冠下有羽翼，細腰，下著羽毛狀短裙，跣足。其中一人高立於船台之上，左手前伸持弓，右手持箭，似屬主持祭祀的首領形象。船台前三人，第一人亦左手持弓，右手執箭；第二人坐鼓形座上，左手執短棒擊鼓，右手執一物；第三人左手執一**俘虜，右手持短劍，好像正在殺人。船尾一人掌櫓，每隻船飾以水鳥、海龜、海魚等水生動物。
從主要人物活動看，似是兩股不同的勢力在相互攻伐，得勝的一方殺俘虜以祭河（海）神。嶺南臨海，山林密布，除生活在這裏的各種部落相互攻伐外，海盜時常出沒叢林大海，形成了嶺南一大隱患。這個提筒以及圖案的發現，為研究嶺南冶金史和當時的社會製度提供了極其珍貴的史料。
據考古人員研究，象崗山古墓出土的這類銅提筒，起源地應在越南，兩廣銅提筒是受到越南的影響而發展起來的。據麥英豪考證，南越國的統治勢力已達今越南北部地區，兩廣銅提筒中的一部分可能是通過貿易手段輸入進來，也可能是越南某些部落首領用以盛放貢品進獻到南越王宮的。
墓主是誰？
從整個東耳室出土的大多數器物看，除了那盛酒的容器、伴奏助興的鍾、磬，以及後來出土的琴、瑟和用於娛樂的“六博”等，都標誌著這是一個盛大豪華的宴樂場所，也折射出這個場所的主人具有的高貴身份。尤其在鍾、磬旁邊那個早已腐爛成灰的殉葬人，很可能就是墓主人帶進來的一名“樂師”。當主人進入另一個世界後，也依然讓這位“樂師”一同進入這幽暗的墓穴為自己的奢華享樂服務。看來這位墓主人確是氣派非凡、霸氣十足，具有唯我獨尊、視天下人如草芥的派頭。
那麽，墓主人到底是誰？難道真的是人們千百年來苦苦探尋的南越王趙佗？如果不是趙佗，誰會有這番氣派？
當考古人員在東耳室清理到最後一種器物時，蒙在墓主人臉上那塊神秘的麵紗終於揭開了一角。
圖9-4 全套句鑃
考古人員最後清理的是存放於東耳室後壁的一套青銅句鑃，這套句鑃共由8件組成，在嶺南地區屬首次發現。此器出土時多數大小相套，器型基本相同。器體上大下小，一麵光而無文，另一麵則陰刻篆文“文帝九年樂府工造”。
此次發現的刻銘“文帝九年”句鑃，當是南越國樂府所鑄。根據史料記載，隻有南越國第二代王曾自稱“文帝”，這個“文帝九年”應是西漢武帝元光六年（公元前129年），而這個時候南越第一代王趙佗早已死去，在位的則是第二代王趙胡。
如果史書記載的南越第三代王趙嬰齊之墓確實被孫權大軍盜掘。那麽，此墓屬於趙胡或趙胡時代其家族主要成員的可能性極大，因為在嬰齊之後繼位的第四、第五代王，正逢刀光劍影的動**亂世，不可能從容不迫地建造如此規模宏大的墓穴。隻有趙胡或他同時代的高級貴族才有可能做出這曠世之舉。
未久，考古人員又在一件銅傘柄飾旁和一個銅匜之內，先後發現了兩枚上有“帝印”字樣的封泥。這兩枚封泥的出土，再次為考古人員提供了一個重要信息：所謂“帝印”，當指皇帝之印。這種直書“帝印”的封泥，在此前的中國考古史上從未發現過。按常規推斷，封泥是緘封隨葬品的信物，此墓中發現“帝印”的緘封，說明墓中的主人曾僭號稱帝，而部分隨葬品，也是這位稱帝的墓主生前親自緘封的。那麽，這位僭號稱帝的人到底是趙佗還是趙胡呢？
進入主棺室
9月20日，第二道石門被打開，考古人員陸續進入後室。
當考古隊員李季在棺槨南端清理幾堆散亂的陶璧時，偶然發現了一塊四角鑽有小孔的薄玉片。這塊薄玉片的出現，並未引起李季格外關注，他當時簡單地認為，這隻不過是一塊斷石砸散的器物碎片而已。
但當他詳細觀察後，猛然感到這一發現非同小可。這個薄玉片的出現，是否意味著這是墓主用玉衣做殮服的一個重要信號？在高度的興奮與渴望中，身旁的麥英豪指示李季沿一條直線迅速向棺槨位置清理。李季遵照指令，一邊清理其他器物一邊按直線向前推進，當接近棺槨並將棺槨的朽灰泥土用小毛刷一點點細細清掉後，一堆期待已久的白色帶孔的小玉片凸現出來。
“玉衣，真是玉衣！”未等李季說話，眾人便急切地叫喊起來。眼前的情景無疑向考古人員證實，墓主確是身穿玉衣躺在這冥宮之中。大家知道，既然以玉衣殮葬，墓主人尊貴的身份已不言自明，除了南越王，誰會有這樣的氣派？
於是，考古發掘隊集中白榮金、杜玉生、冼錦祥、李季等最精幹的力量，進行棺槨部位的清理。隨著清理工作的不斷深入，玉衣的輪廓漸漸凸現出來。隻見玉衣緊貼棺底，幾塊大玉璧覆蓋在玉衣的胸腹間，另外還有組玉佩、金銀飾物等覆壓其上。玉衣的兩側依次排列著幾把長劍，頭下置珍珠枕。
可能由於斷石在棺槨朽腐散架後擠壓的緣故，玉衣保存狀況極為糟糕，整體已被坍壓成扁片，平均厚度隻有3厘米到4厘米，且多數玉衣片已散亂不堪，除兩袖、褲筒、手套等部位的輪廓尚隱約可辨，麵罩和雙鞋則零亂得難以分出原有的順序和層次。盡管如此，考古人員依然情緒亢奮，喜不自禁，因為這畢竟是嶺南地區乃至整個中國南部地區首次發現的一件漢代玉衣殮服。1968年，在河北滿城劉勝夫婦的墓中出土了兩件金縷玉衣，曾轟動世界。而今天，象崗古墓發現的玉衣也必將令世人再度為之矚目。
圖9-5 修複後的絲縷玉衣
就在白榮金、冼錦祥等人清理玉衣的過程中，發現玉衣內仍保留有部分遺體的殘骸，絕大部分殘骸已腐朽成粉末狀的骨渣，隻在玉衣的頭罩部分尚有少許殘顱骨片。這些殘片大小不一，最小的為直徑5毫米左右，最大的直徑也僅有45毫米至50毫米。由頭罩中撿出的殘顱片，大多數已難辨其所屬部位，少數較大的骨片經拚對黏合後尚可判斷其所屬部位。而且這幾塊拚接起來的殘顱骨片成為判別墓主性別年齡的唯一資料。
後經中國社科院考古所鑒定專家以及北京醫院口腔科主任李善榮等采取多種方法鑒定，象崗古墓墓主屬一例男性個體，從牙齒的磨耗程度、主要顱骨縫的愈合情況以及牙槽骨出現萎縮和牙齒的結構等多方麵考察，墓主的死亡年齡約為35歲到45歲。
除殘碎骨骼的發現，在散亂的玉衣片中還出土了一枚玉質印章。此印為方形，螭虎鈕，螭虎周圍刻有雲氣紋襯托。印文篆體，陰刻“帝印”兩字，中間由一條線分隔，外加邊框。這枚“帝印”的書體與早些時候出土於西耳室上刻“帝印”的封泥不同，這表明墓主生前最少曾使用過兩枚“帝印”。
圖9-6 “帝印”玉印。印麵長寬各2.3厘米，印台高0.8厘米，通高1.8厘米
繼這枚“帝印”之後，考古人員又在玉衣片中間部位接連發現了兩枚刻有“泰子”的印章。此印章一枚金製，一枚玉製，都為陰刻篆文。其中金印為龜鈕，外有邊欄，中有豎界，印麵右方刻“泰”，左方刻“子”。
圖9-7 “泰子”金印
與金印不同的是，玉印為覆鬥鈕，外無邊欄，內無中界，印麵右方刻“泰”字寬大，“子”字瘦窄，兩者比例失調，從字形上看，金、玉兩印書體不同，不是一人所書。
印文作“泰子”兩字的印章，在傳世璽印中未曾見過，考古發掘中也屬首次發現。這兩枚印章的出土，在使考古人員感到新鮮驚奇的同時，也使大家陷入了迷惑。
“文帝行璽”驚現人世
古時泰、太兩字互相通用，漢代冊立嗣位的皇帝之子和諸侯王之子稱太子。這個常規製度無疑在提醒現場的考古人員，墓主人顯然不是南越國第一代王趙佗，也不會是第二代王趙胡，因為司馬遷《史記》載，趙佗的父親沒有做過皇帝或諸侯王，趙佗為太子便無從說起。而第二代王趙胡乃趙佗之孫，既是王孫，生前也不會有“泰（太）子”的封號。有“太子”封號者除趙胡以後的家族成員，另一個便是在《交州外域記》和《日南傳》中提到的曾率兵攻占交趾並大破安陽王的趙佗的太子趙始。
或許，這位太子未及嗣位而身亡，入葬時由後人將他的“泰（太）子”印一同送入這幽暗的墓穴之中。這個設想是否成立，考古人員一時難以定論。
讓考古人員更感到困惑和不解的是，隨著清理工作的進展，在玉衣片的中部又發現了一枚上刻“趙眜”的玉印。這枚玉印覆鬥鈕，橫穿一小孔，印文陰刻篆書，中有豎線分隔，外加邊框。
圖9-8 “趙眜”玉印。長寬各2.3厘米，通高1.7厘米
從形製上斷定，這枚印應是墓主的名章。這枚名章的出現，使墓主到底是誰的問題，變得更加複雜起來。若按此前發現的“帝印”來看，墓主當是一位僭號稱帝的南越王。據《漢書》記載，南越國曆史上隻有第一代南越王趙佗和第二代南越王趙胡才僭號稱帝。這就說明，墓主人不是趙佗便是趙胡。
而從“泰子”印看，墓主人應該是趙佗的兒子趙始或趙胡後輩的家族成員。再從“趙眜”的名章看，無論是《史記》還是《漢書》都沒有趙眜此人的記載，這個趙眜是誰？是墓主本人還是陪葬的家族成員？綜觀以上4枚印章，竟出現了3個不同的推論，那麽墓主究竟是誰？
要解開這個隱秘，還需要更加有力、確鑿的證據來證實。讓考古人員意想不到的是，一個至關重要的證據很快出現了。
就在第二天傍晚快要收工時，黃展嶽在玉衣中間部位稍左的一塊大玉璧上，突然發現了一件金黃色的物件。黃眼睛一亮，細心剔除周圍的泥土，輕輕拂去上麵的灰塵，一條造型別致的金色小蟠龍立即凸現於四方台上。
隻見一個方形的金塊之上盤踞著一條遊龍，遊龍的身體盤曲成S形，首尾及兩足分別置於金塊的四個邊角之上，龍首微昂，做欲騰躍疾走之狀。整個遊龍透出一股威嚴神聖、騰達飄逸的靈性。
麥英豪麵呈神聖之色，用一支細杆毛筆再次拂去金印上的灰塵，極度小心謹慎地伸出兩個手指捏住沉甸甸的龍鈕提起後放入手心，然後屏息靜氣慢慢翻轉。整枚金印的正麵顯露出來，赫然銘刻著四字篆書“文帝行璽”——一件絕世2000餘年的鎮墓之寶橫空出世。
圖9-9 “文帝行璽”金印
眾人情不自禁地“啊”了一聲，接著是一陣歡呼。
“文帝行璽”的出土，無疑向大家宣告，象崗古墓的墓主，極有可能就是《史記》《漢書》兩書所記載的曾僭稱南越文帝的第二代南越王——趙佗的孫子趙胡。
據史料記載，秦代以前，印章是用金、玉、銀、銅製成，稱“方寸璽”，人人皆可佩帶。秦後，隻有皇帝印章獨稱璽，並專以玉製成。玉製印章造型的不同，體現了擁有者不同的身份和社會地位。
秦始皇統一六國後，令良工用藍田山美玉製成了一枚玉璽，璽鈕雕刻猶如龍魚鳳鳥之狀。丞相李斯以大篆書寫“受命於天，既壽永昌”八字，刻於璽上。秦始皇和滿朝文武對這枚玉璽非常看重，稱為“傳國璽”。此璽在曆代不同人物手中流傳了一千多年，直到元代末期，被敗退的蒙古人攜至漠北，下落不明。
象崗古墓出土的“文帝行璽”為陰刻小篆，書體工整剛健有力，字劃的文道很深，如一條直溝，溝壁垂直光滑，表明印文是鑄後加工刻鑿的。而溝底像鱗片一樣，滿布一條條等距的小橫劃，由此可推斷，這是用利器刻鑿之後留下的痕跡。經測量，金印長3.1厘米、寬3厘米、高0.6厘米，通鈕高1.8厘米，重148.5克。經電子探針測定，此印的含金量為98％強。
按文獻記載，漢印邊長該是漢尺的一寸，即現在的2.2厘米。皇帝的印是否還要大些以示區別？由於沒有發現漢代皇帝印，無從比較，但和此前在鹹陽發現的皇後之璽2.8厘米的寬度相比，還是比較接近的。
這枚金印出土時，印麵溝槽內及印台的四壁都有碰撞的疤痕與劃傷，有些地方磨得特別光滑，而這些地方正是抓印的手指經常接觸的部位，由此可推斷，這枚印是墓主生前的實用之物。
但有一點令人感到奇怪，按史料記載，漢代皇帝活著的時候，並沒有自稱為“某帝”者。那些所謂的“高帝”“文帝”“武帝”等稱呼，全是在他們死後，由後代根據其生前功績加擬的封號，叫作“諡”。如漢朝的“景帝”，是他兒子劉徹（漢武帝）繼位時給追諡的。由此可知，漢代皇帝生前的印不會有什麽“高祖之璽”“武帝之璽”之類的印文。
另外，皇帝所用之印也不是他死了便可帶走的，有的帝王死後雖然也可能帶印陪葬，但多是臨時刻出來的，不是生前治理國家時用的那一枚。如此看來，“皇帝信璽”之類可以從漢高祖一直用到漢哀帝。
很顯然，象崗古墓這枚金印的印文並不符合漢朝的製度。漢代帝印是用“皇帝”“天子”之類可以通用的字眼，象崗古墓的墓主為什麽卻用個“文帝”呢？“文帝”是一個特定的稱呼，隻能指某一朝的其中一個皇帝，總不會是父親叫文帝，兒子、孫子還自稱文帝。若果真如此，這印以什麽樣的形式和說法能傳給下一代呢？
或許這正是南越國與中原不同的地方。從文獻記載看，南越國的帝王，在生前就已經給自己上封號了。如開國的第一代王趙佗，自稱是“武帝”。從象崗墓主人的印章可以看出，他自稱為“文帝”。
曆史文獻載，南越國到了第三代王就不敢再稱帝了。他把以前的武帝璽、文帝璽都藏起不用。其實即使他稱帝，像“文帝行璽”這枚印，也是不能用的。至於南越國是否有“傳國璽”，後人尚不清楚，但像“文帝行璽”這樣的金印無疑是特定屬於一個帝王的印章。
南越王墓的形製
當發掘工作完成之後，關於整個南越王墓的構築格局也隨之顯現出來。從總體上看，這座古墓先在象崗小石山的山頂向縱深劈開20米，鑿出一個平麵如“凸”字形的豎穴，前端兩側再加掏洞以建造耳室。全墓用紅砂岩石砌築，分前後兩部分，共7個墓室。前部為前室和東、西耳室；後部正中是主棺室和後藏室，兩側為東、西側室。前室頂部及四壁均有彩繪雲紋圖案，裝飾富麗，象征墓主生前宴樂的廳堂，室中置帷帳、車具。東耳室是禮、樂、宴飲用器藏所，置編鍾、編磬及大型酒器。西耳室置青銅禮器，各種銅、陶生活用具、兵器、甲胄、鐵工具、車馬帷帳、金銀珠寶、象牙、漆木器及絲織品、五色藥石與硯石丸墨，等等，數量達四五百件，是全墓儲藏器物最多、最豐富的一個庫藏。墓主棺槨置於後部主室正中，墓主身著絲縷玉衣。後藏室儲放著膳食用具和珍饈。東側室為姬妾藏所，西側室為從死的庖丁廚役之室。全墓的構築格局以及隨葬品陳設都是仿照人生前前朝（堂）後寢（室）居處布局設計的。
圖9-10 南越王墓內部結構立體示意圖
據《史記·南越列傳》載，南越第一代國主趙佗自尊號為“南越武帝”“乘黃屋左纛（dào），稱製，與中國侔（móu）”。南越王墓是否可視作“按天子葬製”而營建的帝陵？隻要就漢代天子諸侯葬製與南越王墓的形製作一個簡要的比較便見分曉。
結合曆史典籍和考古發掘，王陵的地麵建製內容包括高大的墳丘、圍繞墳丘的墳垣以及祠廟等形製。漢代墳丘的高度與墓主的身份密切相關。文獻記載，西漢帝陵：墳高十二丈（約合今28.8米），武帝墳高二十丈（約合今48米）。象崗漢墓係南越國二主趙胡（眜）的陵墓，下葬於武帝時，當西漢中期。從建築格局看，受中原王陵形製的影響，修建在象崗山體之中，而象崗在西漢時期，處於南越國都城——番禺城的西北角，屬於都城的近郊。趙胡（眜）選擇此地建墓，符合王陵建於國都附近的時代風尚。
象崗趙胡（眜）墓與中原王侯墓相比雖顯得過小，但在當時的南越境內絕不算小，相反，是一項巨大的工程。整座墓修在石英岩的地基上，這地基離山頂超過20米。也就是說，在動工建墓以前，先要從山頂向下挖一個20米深，麵積略大於墓室底麵的大坑。從已發掘出的墓室底部麵積100多平方米來看，假設當時挖的大坑坑壁垂直，這個大坑的體積也有2000立方米左右。實際上，在施工時，垂直下挖一個20米深的大坑是很困難的，尤其象崗的石英岩，有些地方已經風化，如果垂直挖20米，幾乎肯定會出現塌方。因此，挖坑過程中必須采用不斷擴展坑壁，階梯式擴方的方法，墓坑的實際工程量肯定要大於2000立方米。可以想象，在2100年前鋼鐵工具還很不普遍的嶺南地區，要在石山裏鑿出一個這樣的大坑，該是何等艱巨！
我們的祖先在剛剛學會造房子的時候，是用小棍組成房架，用獸皮做擋風的牆壁。到青銅時代，中國北方的房子，主要是用夯土的方法來建牆，以木為柱；而南方的房子則主要是小結構的，用石頭做材料的建築，在嶺南地區，目前隻見到南越王墓一座。
經考古人員計算，南越王墓的墓室，一共用了750多塊石頭，所用的全部石料，包括砌牆石、挑簷石、柱石、頂蓋石板等，都經過了不同程度的鑿打。墓中的砌牆石，石頭表麵打磨得相當平整。不僅較小的砌牆石如此，蓋在前室頂部的那塊全墓最大的石板，麵積有5.5平方米，石板的兩麵也都鑿得異常平滑。根據現代手工打鑿石料的經驗，每開一立方米石料要兩三天，而加工一塊1.3米×0.3米×0.15米的石料六麵平整，一個工人也要幹兩天左右。參考現代打石工人的工作定額，僅采石和鑿石加工兩項，南越王墓至少需要100個工人工作100天以上。運輸石料的工作就更艱巨。根據地質科學工作者朱照宇先生的研究，南越王墓所用的砂岩來自番禺蓮花山。那裏有一個古老的采石場。采下的石料，據推測是沿珠江運到廣州再到象崗的，這樣，運送這批石料，估計100個工人要花兩個月以上的時間。合起來估算，僅石料的開采、加工、運輸就需要100個工人工作半年左右。那時不僅沒有起重機械，沒有汽車，連錘、鑿也不如現代的工具那麽堅硬。用人力打下這些碩大的石板，再用人力運送到墓室所在的工地，可以想象其困難的程度。
從整體來看，象崗南越王墓石牆的砌造，質量是較高的，每一麵牆都砌得平直規整。在各個墓室連接的轉角處，還特意用長、寬1米多的大石砌成“石柱”，既支撐沉重的頂蓋石板，又保證轉角位置的穩定性，從而保證了墓室結構的穩定。
需要特別提及的是，在這座王陵的建築材料中，最沉重的，就是蓋在墓頂上的石板。這些大石板一般都有2米多長，1米多寬，二三十厘米厚，重1500多公斤。最大的一塊是鋪在前室頂上、一麵繪有花紋的那塊頂板，麵積達5.5平方米，重2000多公斤。這麽沉重而龐大的石板在沒有起重設備的古代，是怎樣吊起來，放到墓頂上去的呢？這成為研究者一個難解之謎。尤其困難的是前部東、西兩側那兩個像隧道一樣的耳室。這兩個耳室是向山腹掏挖修成的，長6米多，寬隻1.8米，頂部就是石山，鋪頂的大石板重1500公斤以上，要把它抬起兩米多高架到活動空間極小的頂部，又是多麽的不易！
盡管象崗古墓在建造等方麵的謎團一時難以解開，但有一點是清楚的，那便是在嶺南地區已發現的漢墓中，這是營造工程最艱巨、規模最大、出土遺物最豐富的一座漢墓。就整個中國而言，也是目前已知的年代最早的一座有彩繪裝飾的石室墓。事實再一次告訴人們，象崗漢墓的形製、規模與趙胡稱帝的身份還是相符合的。
鑒於以上諸問題已基本弄清，1993年11月10日，新華通訊社向世界播發了如下消息：
我國考古發掘又重大收獲 廣州發現西漢南越王墓
新華社11月10日電：廣州市越秀公園西邊的象崗發現一座西漢南越王墓，墓中出土遺物是嶺南漢墓中出土數量最多，收獲最大的一座。其科學價值，可與滿城陵山漢中山靖王墓和長沙馬王堆漢軑侯墓相比擬，在全國漢墓考古工作中占有重要地位。
…………
圖9-11 墓主組玉佩。全組由32件不同質地的飾件組成，以玉飾為主，計有雙鳳渦紋玉璧、龍鳳渦紋玉璧、犀形玉璜、雙龍蒲紋玉璜各式各1件，玉人4件，壺形玉飾、獸頭形玉飾各式各1件，玉珠5粒，玉套環1件，玻璃珠4粒，煤精珠2粒，金珠10顆
圖9-12 墓內出土的角形玉杯，通高18.4厘米。據發掘者麥英豪研究，角形玉杯的雕琢工藝已達巔峰，是漢代玉器中的稀世珍寶
圖9-13 清理後的透雕龍鳳紋重環玉佩，直徑10.6厘米
隨著新華社消息的播發，全世界在強烈感知來自中國嶺南地區古老文化震撼的同時，也勾起了人們對早已逝去2000年的南越國興亡的回顧與追思。
趙佗死後的南越國
南越國經曆了69年風風雨雨之後，號稱“南天一柱”的趙佗歸天，正如丞相呂嘉所言：聖王一去，從此南越國將不複存在矣！
當南越王趙佗討伐長沙成王時，趙佗威名大振，閩越王一時役屬於南越王。但到了漢武帝建元四年，即南越王趙佗仙逝的公元前137年，閩越國趁趙佗亡故，新君剛立，國內人心未定之機，出於自己狹隘的私利，竟悍然發兵侵略越、閩相倚邊界的蒲葵關，並向南越國境內逼進。
顯然，閩越此舉是一場毫無理由、乘人之危的侵略性戰爭。戰爭發起突然，南越人無法預料。
就地理位置而言，閩越王國位於南越國的東方，以閩江流域為中心。在秦漢之際，閩越人的活動範圍為東及於今台灣、澎湖、琉球等海島，西則直達贛東北等地，但以今福建省境內為最多。
秦統一中國之前，就存在著閩越王國，由首領無諸統治。後來，秦平閩越，以其地置閩中郡，將無諸廢為君長。相傳是“越王勾踐之後”的無諸對此不滿，盼望有一天能恢複王位。秦末，天下大亂，無諸趁機率領閩越人投奔鄱君吳芮而“佐漢”，及至劉邦稱帝，建立西漢王朝，無諸也因佐漢有功，得以在公元前202年複立為閩越王，恢複了在閩越地區的統治地位。公元前196年，趙佗也受漢朝冊封，建立了南越王國對漢的臣屬關係。所以，兩國在名義上是平等的，這種平等關係是兩國關係史上的初期階段。
呂後五年（公元前183年）春，呂後下詔禁止與南越交往，趙佗遂抗漢稱帝並發兵攻長沙國，敗數縣而去，又阻擊南下的漢軍，終使漢軍未能逾嶺。趙佗這一對抗中央的行動獲得勝利，提高了南越國的威望，趙佗也就在以兵威邊的同時，趁機對閩越、夜郎等國施以“財物”，閩越國不得不予以接受，因而對南越國產生了一種役屬的關係。也就從這個時候開始，兩國的平等關係結束，閩越國開始了向南越俯首稱臣的曆史。也就是說，閩越國開始了對漢王朝、南越國的雙重依附關係。文、景兩帝時，這種關係仍保持不變。
意想不到的是，這次閩越國竟承人之危，突然向南越發動了侵略戰爭，這標誌著閩越對南越役屬關係的結束，也標誌著一個新的政治格局的形成。
麵對閩越國發動的突然襲擊，新繼位的趙胡身穿孝服臨朝，同臣僚們緊急磋商禦敵方案。趙佗臨終時曾把趙胡托付給丞相呂嘉，用趙佗的話說，凡遇大事不決時，就問丞相。此時的趙胡看了看仍處在悲痛中的呂嘉問道：“丞相，閩越王率軍攻打蒲葵關，並劫掠邊境村寨，守將告急，怎麽辦？”
頗有文韜武略的呂嘉果斷說道：“自古兵來將擋，水來土掩！閩越王趁人之危，攻打蒲葵關，吾王不須多慮，發兵擊之！”
趙胡又問眾文武大臣道：“列位愛卿，閩越王率兵來犯，本王當以何策禦之？莫非也與丞相相同？”
文武百官齊道：“正是，請吾王發兵擊之！”
趙胡聽了丞相和輔佐大臣之言，猶豫了好一陣子，然後說道：“列位愛卿，以本王看，恰恰相反，本王決定不發一兵一卒。我南越今為漢臣，武帝陛下臨朝不足五年，閩越與南越均為漢臣，今閩越發兵於邊侵我南越，我南越當上書奏明朝廷，由朝廷派兵擊之。這樣，朝廷既不會怪罪我南越，又可以將閩越兵擊退，我隻需一書一帛，便可禦敵，何須與之兵戈相見……”
丞相呂嘉聽罷大驚，遂怒目圓睜強諫道：“啟稟大王，此事萬萬不可如此！先武帝奠基南越，如今帶甲之眾百萬有餘，隻需三萬人馬，便可將入侵南越之敵擊退，何必上書於漢廷。再說，從上書到漢兵至，需要多少時間？兵貴神速，如我不發兵擊之，則閩越當視我懼怕其勢，必然得寸進尺，步步緊逼，邊關之害可就大矣。再者先武帝在世時，一再叮嚀吾等群臣，南越之事當由南越自己決斷，若自強可以立國，若倚他人者必貽害於國！大王若不聽吾等逆耳之言，南越將岌岌可危矣！”
趙胡聽罷，正色質問道：“我們如果與閩越兵戈相見，則朝廷勢必乘機發兵，取漁人之利。以本王看，閩越人攻打蒲葵關，隻是為了搶奪些財物而已，與我國本體並無大礙。不如一書一帛，漢兵至，則閩越人必退！”
漢武帝接到南越國使臣送來的求援書後，對趙胡的舉動表示讚賞，認為南越國重信義，守職約。於是，漢武帝傳詔曰：“王子多南越義，守職約，為興師，遣兩將軍即大行王恢率軍出豫章、大農韓安國率軍出會稽，南北夾攻往討閩越。”
漢王朝的直接發兵幹預，大出閩越國統治者的預料，麵對大敵當前的緊迫形勢，閩越國上層統治集團發生了分裂。繼無諸之後的閩越王郢之弟餘善殺郢而降，“使使奉王頭馳報天子”，漢軍於是停止進攻，上報漢廷，武帝乃改立無諸之孫“繇君醜為越繇王，奉閩越先祭祀”。但在閩越國統治集團的內訌中，餘善以殺其兄而“威行於國，國民多屬”，擁有了相當的支持力量，因而“竊自立為王”。麵對閩越國出現的這種情況，漢王朝采取了分而治之的策略，下令立餘善為閩越王，從此閩越國一分為二，越繇王、閩越王並存。
在這場戰爭中，閩越出於掠奪財物的企圖而發起侵襲，顯然不是正義之舉。而南越國既未損己之兵，又使敵軍退卻，看上去這是件一舉兩得的好事，但就在這件好事的背後，卻暗藏著極大的隱患，這個隱患所導致的嚴重後果是趙胡始料不及的。
就在漢武帝派大將王恢出兵輕取閩越時，曾以兵威為後盾的番陽令唐蒙，奉詔來到南越國都城番禺，讓南越王趙胡親自入朝向皇帝謝恩。趙胡接到詔諭後，不知漢武帝到底是何意圖，對這個詔諭采取了不冷不熱的處置態度，沒有立即奉詔前行。漢武帝見南越王趙胡無動於衷，接著，再次傳詔，令嚴助赴南越說服趙胡前往長安。
嚴助，會稽人，“嚴夫子子也。郡舉賢良，對策百餘人，武帝善助對，由是獨擢助為中大夫”。嚴助在漢廷是屈指可數的善辯之士，曾“與大臣辯論，中外相應以義理之文，大臣數詘”，所以漢武帝對他另眼看待，並委以重任。這次出使南越的任務落到嚴助的肩上。嚴助到達番禺後，告訴趙胡漢天子已將閩越的事擺平。趙胡聽後頓首，認為“天子乃為臣興兵討閩越，死無以報德”，表達了對漢的感激之情。當嚴助接著傳諭讓趙胡入漢朝親自向皇帝謝恩時，趙胡這才回過味來，認識到問題的嚴重，不免大驚失色。原本南越號稱有百萬帶甲之眾，擊敗昔日役屬的閩越易如反掌，但趙胡自作聰明地要請漢廷出兵。豈不知，古往今來，凡立國者，皆以己強而服眾，隻有自己強盛起來，別人才會俯首帖耳，唯命是聽。而一旦你弱小，即使禮儀再周全、再誠實、再厚道，在強者眼裏，你也隻是形同糞土。趙胡過分看重漢廷的實力和與其的約定，而忽略自己百萬帶甲之眾和據嶺自守的天然屏障，想做個唯命是從、百依百順的順臣，這恰恰是漢武帝所期待的。
嚴助見趙胡如此說，不便強求，隻好帶上太子趙嬰齊返回長安。
嚴助走後，趙胡同朝臣反複商量是否親自去長安晉見天子之事。以丞相呂嘉為首的臣僚不同意趙胡親赴長安，並勸諫說：“漢興兵誅郢，亦行以驚動南粵。先王言事天子期毋失禮，要之不可以怵好語入見。入見則不得複歸，亡國之勢也。”
臣僚們的勸諫，勾起了趙胡對亡祖父趙佗當年所留遺訓的回憶，想起了漢、越幾十年來相互存有戒心和敵視的曆史。從此之後，他對漢廷一直稱自己有病在身，不肯去長安入見皇帝。
漢武帝見趙胡遲遲不肯入朝晉見自己，便以牙還牙，以種種借口，把太子嬰齊質於長安不肯放回。趙佗當年的遺訓應驗了。
後來，丞相呂嘉用計，設法使太子嬰齊返回南越。但趙胡自太子入朝後，萎靡不振，如同大傷了元氣一般，不再見輔佐大臣。呂嘉等群臣以國家基業為重，數次入王宮進諫，總算使趙胡有了些起色，但已無力挽回南越國江河日下的頹局了。
在這種危機四伏的格局中，趙胡勉強支撐了十餘年便抑鬱而死，死後諡為文王。
多少年後，有學者認為趙胡既然答應了嚴助要親自入長安朝見，後又“背入朝之約”，“一再售漢以疑”，造成了漢對南越的“益疑”，則“禍速”也。認為隻要入朝見天子，“一修朝覲，禮成而還，恭恪之節愈昭，君臣之義愈密”，則南越國的江山愈固矣。對這種看法，現代史學家張榮芳、黃淼章提出了不同的見解和看法。
張、黃認為：經過漢初70餘年的休養生息，漢王朝的國力正達到了最高峰。在這種大氣候下，具有雄才大略的漢武帝要加強中央集權，勢必要解決封國問題，打擊割據勢力。如武帝元朔二年（公元前127年）采納主父偃的建議，下達“推恩令”等。聯係當時形勢，武帝對南越國是有征服的想法的。無論南越國如何討好漢廷，隻要漢朝國力一旦強盛起來，是不會允許這個極具威脅的王國存在的。且看漢越刀兵相向，就可知兩者決一雌雄的日子隻是個時間問題了。
危機四伏南越國
早在漢武帝派唐蒙出使南越時，因食蜀產枸醬，無意中發現了從西蜀至夜郎，再從群柯江浮舟而下，可至番禺城的通道。唐蒙發現這條通道後，曾上書漢武帝說：“南粵王黃屋左纛，地東西萬餘裏，名為外臣實一州主。今以長沙、豫章往，水道多絕，難行，竊聞夜郎所有精兵，可得十萬，浮船群柯，出其不意，此製越一奇也。誠以漢之強，巴蜀之饒，通夜郎道，為置吏，甚易。”唐蒙的建議，是讓漢武帝利用這條水道出奇兵製越，漢武帝聽罷大喜，拜唐蒙為中郎將，帶一千兵和許多漢帛絲綢財物等，赴夜郎國先行招撫。唐蒙帶了大量錦緞，率一千人做護衛，出都南下，沿途經過許多險阻，才進入夜郎國。夜郎國王名叫多同，因為地處閉塞，素與外界不通，這多同還以為世上他夜郎最大，見到漢使唐蒙，不禁問道：“漢朝與我誰大？”唐蒙欲笑不得，隻得如實俱述。後世相傳的“夜郎自大”的故事便源於此。唐蒙一邊講述漢朝如何強盛，如何富饒，又把錦緞置於帳前，五光十色，錦繡成章，夜郎王見所未見，聞所未聞，不由得瞠目結舌，表示願臣屬於漢，當下與唐蒙訂立約章。
元狩年間（公元前122年—公元前117年），漢武帝以南越將叛，欲與越軍用船進行水戰為由，在長安西南開鑿昆明池，周圍四十裏，建造樓船，訓練水軍，做好與越軍進行水戰的準備。
除此之外，漢武帝連連頒詔，拓邊關，廣絕域，西至沫若水（沫河和若河，即今大渡河），南至牂牁江（一說即今北盤江，一說即今都江），鑿靈山道（今廣西南部），架橋孫水（一說在今貴州甕安西北），直達印都（西南州郡）。漢廷在這一帶設立了一都尉，十縣令，歸蜀管轄。
就在漢武帝集中力量準備平定南越時，南越國本身也發生了變化。趙嬰齊在長安時，曾娶邯鄲樛（jiū）氏為姬妾，生子趙興，而他在南越時，已娶越女為妻，生子趙建德。嬰齊接南越王位後，受樛氏姬妾的迷惑，竟然向漢廷請求立樛氏為王後，趙興為太子。出於利益的考慮，漢武帝批準了他的請求。趙嬰齊這種舍長立幼的做法，打破了封建常規製度，為南越國的滅亡種下了禍根。當時，南越丞相呂嘉等人曾在立嗣的問題上勸諫過趙嬰齊，“盍於嬰齊擇立太子之日，積極誠諫，以去就爭，使改立建德，嘉為國重臣，爭之不已。”遺憾的是，此時的嬰齊已聽不進這些臣僚的勸諫了，他這個荒唐的做法，成為導致南越國覆亡的導火線。
嬰齊繼位不久即病死，漢朝追封他為“明王”，太子趙興即王位，母親樛氏被封為王太後。這位太後長在長安，在未嫁嬰齊之時，與一名叫安國少季的官吏有過曖昧關係，此事整個長安上層人物幾乎人人知曉。元鼎四年（公元前113年），漢武帝專門派安國少季為使者，帶上辯士諫大夫終軍和勇士魏臣等到番禺，還派衛尉路博德將兵屯桂陽以接應使者，給南越造成內外壓力，勸諭南越王趙興和樛太後到長安朝見天子。
這個時候，南越王趙興繼位不久，年紀尚輕，太後又是漢女入越，人生地疏，朝中的實權實際上掌握在丞相呂嘉手中，形勢對趙興母子十分不妙。更為不妙的是，自安國少季到達南越國後，這位樛太後徐娘半老卻風情不減，竟與舊日情人安國少季再次私通，直攪得宮內宮外烏煙瘴氣，出現了“國人頗知之，多不附太後”的局麵。樛太後深知自己不得南越國民心，恐國中發生動亂，於是心生邪念，力勸趙興和南越國臣僚向漢武帝請求內屬：“比內諸侯，三歲一朝，除邊關”，主動放棄南越立國以來一直保持的相對獨立的地位。太後的這一做法，無非是想借漢朝的力量來削弱呂嘉的大權，使勢弱力孤的她和趙興重掌實權，保住趙氏王室。
趙興母子的這一舉動，引起了國內眾臣的震怒，作為三朝丞相的呂嘉更是憤恨不已。於是，趙興母子同以丞相呂嘉為首的兩個政治集團的矛盾變得尖銳起來。
呂嘉，從曆史留下的點滴記載看，為越人。清代梁廷枏的《南越五主傳》中引用了已失傳的《粵記》一書，說呂嘉“本越人之雄，佗因越人所服而相之，而南越以治”。呂嘉頗有政治才能，又很得越人的信服，趙氏王室需要他來和輯百越。趙氏王室的重用使呂嘉感激涕零，他死心塌地為南越王國著想，備受趙氏王室的賞識。
南越國作為一個獨立的割據王國，對漢稱臣實際上是一種效仿周代的諸侯對於周天子似的稱臣，也可以說是一種應付強敵的權宜之計。而在政治、軍事、經濟等各個方麵，南越國是完全自主的：南越丞相的設置，則不同於同期漢朝各諸侯國的丞相是由中央王朝委派，“不得與國政，輔王而已”。南越國的丞相是由南越王直接任命，其實際職能應該與西漢中央王朝的丞相一樣，能直接參與處理軍國大事，掌有重權。自從呂嘉坐上南越丞相位置之後，除趙佗時代不算，從南越的文王趙胡、明王嬰齊，直至四主趙興，在長達20多年的時間內，南越的丞相再未易人，由此可見南越的相權在呂嘉手中已達到了登峰造極的地步。到南越王趙興時，呂嘉已經“年長矣，相三王，宗族官貴為長吏七十餘人，男盡尚王女，女盡嫁王子弟宗室，及蒼梧秦王有連。其居國中甚重，粵人信之，多為耳目者，得眾心愈於王”。呂嘉不但在朝內擅權，在外又與擁有重權的南越藩王相勾結，造成內外呼應的掎角之勢，這就更加強了他在南越國中的特殊地位。從史料看，呂氏家族中除了呂嘉任丞相外，還有呂嘉的弟弟為南越的“將”，即掌握著兵權。呂氏家族70多人都在朝中為官，呂嘉本人及其家族不但培養了一批親信與部屬，還博得了越族貴族的支持和南越國的中下層——廣大越族百姓的信任。在以越人為主的南越國，呂嘉博得了越人，實際上也就掌握了南越國的權力。事實上，南越國自趙胡開始，便再未出現過像趙佗那樣的“一代雄主”，不但如此，還頗有一代不如一代的味道，這一代又一代國王，隻懂得吃喝玩樂、作威作福，麵對這位三朝重臣，除了盡力去拉攏他尋求支持之外，似乎別無他法。
且說正在整治行裝準備趕赴長安的樛太後，通過耳目了解到，以呂嘉為首的一批朝臣反對內屬的呼聲越來越高，隻是不肯當麵諫阻，隻將滿腔怒火壓在心中，以待時機總爆發。呂嘉也采取了暗中對抗的辦法，稱年老體衰、疾病在身而不上朝，也不與暫未離開南越的漢使者見麵，軟磨硬抗，以俟時機。種種跡象無不表明，欲除內屬之患，必須首先除掉丞相呂嘉。於是，在樛太後心中，一個惡毒的念頭湧現出來。她向趙興說道：“今丞相稱病不朝，吾看他反內屬之心不死，或許他要發動叛亂，不若早下決心除之。”
趙興歎道：“母後，不可！丞相忠心輔佐，南越不可無丞相之助，待吾慢慢說服他，隻要他回心轉意，滿朝文武會聽從的。”
樛太後見趙興仍戀戀不舍丞相呂嘉，遂私下與漢使者勾通，以求徹底解決丞相呂嘉等反對內屬漢廷之事。漢使者早就對呂嘉的態度和做法極為不滿，於是，經過一番密謀後，終於想出了一條置丞相呂嘉及一切反對南越國內屬的群臣於死地的計劃，這個計劃是：由樛太後在宮中設宴宴請漢使者及眾大臣赴宴，借此機會，殺死呂嘉。
一切按計劃進行。在宴席上，漢使朝東坐西，南越王趙興和樛太後南北對坐，呂嘉與眾大臣則麵西而坐。當宴會開始後，樛太後借酒對呂嘉說：“南越國內屬是利國的事情，丞相總是不讚成，不知是何居心？”她想用這番話來激怒呂嘉，也激怒漢使，並借漢使之手殺掉呂嘉。由於呂嘉之弟是將軍，帶領士兵守在宮外，前來參加宴會的漢使安國少季等一時猶豫不決，未敢動手。呂嘉見情勢不妙，立即起身離席出宮。太後按捺不住心中的怒氣，竟親自操起長矛欲投擲呂嘉。南越王趙興發現後，立即向前阻攔，使長矛未能投出。一場太後精心策劃的南越宮廷“鴻門宴”就這樣流產了。
呂嘉在其弟保護下安全回到家中，後一直托病不朝，私下卻與其弟密謀發動政變。呂嘉知道趙興不想把事情鬧大，所以幾個月沒有采取行動。樛太後一直想著早日鏟除呂嘉，卻總未找到合適的人選和機會。
此時的南越上層已是殺氣騰騰，危機四伏，整個國家走到了生死存亡的緊急關頭。漢武帝獲知這一信息後，一麵怪罪安國少季等漢使怯弱無決斷，同時認為，南越王趙興和太後已經歸漢，隻有丞相呂嘉犯上作亂，不必興師動眾，決定派莊參率2000人出使南越，即可解決呂嘉的問題。但莊參認為：若漢以友好姿態去的話，僅幾人就夠了，如果是準備去動武，區區2000人無濟於事。漢武帝聽罷極為氣憤，盛怒之下罷免了莊參。其時，郟壯士故濟北相韓千秋覺得這是一個投機和顯示自己能力的難得機會，便自告奮勇說：“一個小小南越有什麽了不起，又有趙王做內應，隻是呂嘉一人為害，給我勇士300人，一定斬呂嘉的頭顱回報。”漢武帝聽後龍心大悅，即派韓千秋和樛太後的弟弟樛樂於元鼎五年（公元前112年）四月帶2000人前往南越，討伐呂嘉。自此，拉開了平定南越的序幕。
當韓千秋、樛樂帶兵南下的消息傳到南越國後，呂嘉索性一不做二不休，決定孤注一擲，公開發動叛亂。在叛亂前，他首先造出輿論，說南越王趙興太年輕，樛太後是中原人，與漢人有奸情，不顧趙氏社稷，隻求漢皇帝的恩寵。又說樛太後以入朝為名，要把先王遺下的珠寶都獻給漢帝以討好諂媚，還說樛太後到長安後就會把眾多的南越隨員賣為奴仆，使他們有家不能歸。這些虛實結合的宣傳鼓動，加重了群臣以及越人對樛太後和趙興等人的反感，倒戈叛亂之聲占據上風，呂嘉見時機成熟，便迅速指揮弟弟帶兵殺入王宮，殺死了南越王趙興、樛太後及使者安國少季等。隨後，呂嘉派專人通告蒼梧秦王趙光及南越王屬下郡縣，“為萬世慮之意”，起兵殺死趙興、樛太後和漢使者，並立嬰齊越妻所生的長子術陽侯趙建德為南越王。
就在呂嘉發動叛亂，在南越國宮裏宮外大肆屠殺之時，韓千秋、樛樂已率2000漢軍逾嶺進入南越，並攻下了幾個邊境小邑。呂嘉得知這一情報，心生一計，他命令南越軍隊佯裝不抵抗，並開道給食誘敵進入。韓千秋等不知是計，因此輕敵冒進。當他們進至離番禺還有40裏的地方，呂嘉突發奇兵反擊，韓千秋、樛樂兵敗被殺，2000名漢卒全軍覆沒。
呂嘉見南越王趙興、樛太後及南征漢軍相繼被殺，有些得意忘形，他將漢使者的憑信——使節包好，連同一封“好為謾辭謝罪”的信，置於漢越交界的邊塞上，又發兵據守南越各個關塞，準備與南下漢軍決一死戰。
呂嘉的行動，使漢武帝極為震怒，同時也認識到了南越國的實力。他一麵撫恤死難者的親屬，一麵下達征伐南越國的詔書。為了吸取上次人單勢寡的教訓，漢武帝下令調遣部分粵人及江淮以南樓船將士十萬人於元鼎五年秋分兵五路進攻南越。這五路大軍的進攻路線分別是：
一路以衛尉路博德為伏波將軍，從長沙國境內出桂陽下湟水，從湖南經萌渚嶺而入連州一線，再沿江到石門；二路以主爵都尉楊仆為樓船將軍，出豫章，下橫浦，從江西大庾嶺入南雄一線；此兩路均取北江而下，直至番禺都城。兩路大軍共計六萬人馬，是攻打南越的主力軍。
三路、四路以歸義侯鄭嚴、田甲為弋船將軍和下瀨將軍，出湖南零陵，或下離水，或至蒼梧，沿西江而下，然後直通番禺；五路以馳義侯何遺率巴蜀罪人及夜郎軍隊下牂牁江，取道西江，會於番禺城下。
就在漢武帝派出十萬人馬分兵五路討伐呂嘉之時，原在建元四年借趙佗新喪趁機侵邊的閩越被漢軍擊敗、後封為東越王的餘善又想討好漢廷，主動請求發八千將士助漢攻越。東越王餘善之奏很快獲得漢武帝同意，並要他即刻起兵。
當漢朝五路大軍浩浩****、殺氣騰騰地向南越國撲來時，呂嘉及其手下軍事將領憑借嶺南的天險，指揮軍隊予以阻擊，雙方軍隊在嶺南地區展開了激烈的爭奪戰。當戰爭持續到一年後的秋天，樓船將軍楊仆一軍首先逾嶺破橫浦關而入，順淩水入湞水，到韶關之後再轉入北江，並攻陷尋峽，繼而又攻破番禺城北30裏的石門，繳獲了南越大批軍糧船隻，使漢軍的供給得到充分的補充。石門攻破後，楊仆不敢貿然對番禺城發動進攻，留下萬名將士扼守，等待伏波將軍路博德軍的到來，共同進擊。
為了出奇製勝，樓船將軍楊仆之軍由波濤洶湧的北江水上直搗番禺，立即占據番禺城之東南；伏波將軍路博德率步馬將士在後，到達番禺，占領了城之西北麵，猛攻番禺城。
番禺城依山麵水而築，曆經秦尉任囂、南越王趙佗和呂嘉的多次擴建加固，池深城高，漢軍雖攻城多日，無半點進展。
後來，有謀士獻策，需用火攻，方可破城。楊仆從其計，遂號令將士聚集柴木，縱火燒城，大敗番禺守軍。因番禺守軍素聞伏波將軍大名，又不知漢軍殺來多少人馬，就紛紛從城西北而出，這些南越兵卒幾乎全部為路博德軍所俘獲。
路博德見敵軍來降，立即遣使者好言招撫，令出逃士卒複入城內進行勸降。至此，守軍人心渙散，遂全部投降，番禺隻剩一座空城。此時已是元鼎六年十月。
南越王趙建德和呂嘉見漢兵攻之甚急，無力再固守下去，遂率其殘部數百人逃出番禺，乘船東去，抵達福建漳浦縣之太武山上。在山上倉促挖深溝築高壘，築城以自守，並與跟隨的將士集體盟誓：寧為玉碎，不為瓦全，誓與此城共存亡。
漢軍追來後，再度攻城，不久城破。無奈中，呂嘉裹挾趙建德率幾百人逃亡海上，路博德聞知立即派兵追趕，結果，伏波將軍的校尉司馬蘇弘擒趙建德，原南越國的郎官孫都俘獲了呂嘉。
呂嘉和南越王趙建德被擒後，南越國附屬郡縣不戰而降，諸王侯官吏紛紛向漢朝投降。蒼梧王趙光聞漢兵到來立即投降，揭陽縣令史定投降，原越將畢取率軍投降，桂林郡監居翁勸諭駱越40萬人一起歸漢。至此，南越國全部平定。
元封元年（公元前110年）春，武帝劉徹行至汲新中鄉，又聞已得呂嘉首級送入長安，立即傳詔，以汲新中鄉改名為獲嘉縣。
漢武帝劉徹為懲罰已被殺的呂嘉，回到長安後，傳詔將呂嘉的子孫宗族全部從南越遷至四川，並設置不韋縣，以彰其先人呂嘉之惡。
至漢武帝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在曆史上存在了五世93年的南越國宣告終結。
趙眜就是趙胡
就在南越王墓引起世人矚目的同時，也留下了許多頗有爭議的謎團，其中最大的謎團，就是墓主究竟是誰？若按司馬遷《史記》和班固《漢書》記載，第二代南越王名叫趙胡。而墓中出土的印章卻是趙眜，這個名字顯然與史書上的記載不符。那麽，這個趙眜是否就是史書中記載的趙胡？如果不是，那又是誰呢？如果是，究竟是怎樣弄錯了？是誰將他弄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