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朱棣——雄才大略的盛世皇帝
建文四年（公元1402年），南京。
此時大明帝國的都城外旌旗林立，人馬沸騰，無邊無際。城下，是燕王朱棣的軍隊。
從建文元年（公元1399年）開始，明朝的第二位君主建文帝朱允炆的叔叔朱棣，以“清君側”為名發動靖難之役，曆經大小無數仗，終於站到了南京城下。麵對城池堅固且有重兵把守的南京城，有著豐富軍事經驗的朱棣沒有輕舉妄動。就在燕王與幕僚團隊商議如何破城時，戲劇性的一幕發生了。位於神策門和鍾阜門之間最重要的防線——金川門突然打開，守城將軍朱元璋第十九子穀王朱橞和深受建文帝倚重的曹國公李景隆二人，配合完美地上演了一場“無間道”——二人指揮打開金川門迎接燕軍入城。就這樣，固若金湯的帝國首都南京陷落，曆時四年的靖難之役結束。
淪陷後的南京皇宮火光衝天，宦官、宮女四散皆逃。很快，朱棣在親隨的簇擁下來到了大內，當有人從一片殘垣斷壁中搶出一具屍體時，朱棣還沒有辨認就上前大哭說道：“小子無知，乃至此乎？”接著，他問一旁的翰林侍讀王景該如何安葬，王景心領神會地說道：“當葬以天子禮。”於是，天下人都知道了僅僅做了四年皇帝的建文帝死於戰火，大明王朝迎來了“永樂時代”，朱棣成為明朝的第三位君主。
靖難之役無關對錯，本質上是明朝統治階級內部為了爭奪權利而進行的武裝鬥爭。燕王朱棣勝利了，並且成了一代雄主。如果曆史可以改變，建文帝未必不能成為賢君，但是單就靖難之役來說，朱允炆確實不是一個合格的軍事家與政治家。
明朝的藩王們有著很大的權力，特別是兵權，這對國家的統一、穩定來說就像是定時炸彈。朱元璋的小農意識讓他在設計製度時總是從個人和家族利益出發，而不考慮現實和人性。他處心積慮研究出的藩王製本來是想讓朱家子弟勠力同心捍衛皇權，結果卻弄得天下大亂。親情在權力麵前變得一文不值。沒辦法，爺爺埋的“雷”，孫子含著淚也要“排”，但生性優柔的建文帝在“排雷”時智商卻經常“下線”。
和朱棣一生金戈鐵馬不一樣，朱允炆作為皇太孫，從小是在“書堆”中成長的，陪伴他的是有明一朝的幾位大儒——黃子澄、齊泰和方孝孺，建文帝的性情也與父親朱標一樣溫文爾雅，他身上有著絕大多數讀書人的氣質，滿懷理想主義。洪武二十九年（公元1396年），朱允炆曾向爺爺太祖朱元璋請求修改《大明律》中的嚴苛條文，深得好評。如果是太平盛世，朱允炆大概率會成為一代明君，最起碼是守成之主，但是這樣的氣質放在靖難之役中，簡直就是災難。更要命的是，建文帝的智囊團——黃子澄、齊泰這些人是典型的“老學究”，出謀劃策時經常是紙上談兵，充滿了理想主義色彩。靖難之役與其說是朱棣強勢上位，倒不如說是建文帝和“豬隊友”們聯手“挖坑埋自己”更為恰當。
其實關於藩王可能會造反的問題，建文帝很早就考慮過，而且在怎樣解決的大方向上還算得上處理得當。朱元璋在世的時候，朱允炆曾經問過一個尖銳的問題：“虜不靖，諸王禦之；諸王不靖，孰禦之？”老皇帝顯然沒有考慮過這個問題，沉默良久無法作答，隻能反問孫子怎麽辦。朱允炆答道：“以德懷之，以禮製之，不可則削其地，又不可則廢置其人，又甚則舉兵伐之。”可以看到，建文帝在麵對處理藩王的問題上思路清晰，可圈可點，但問題就出在具體執行上，這位涉世未深的小皇帝在一些關鍵問題的處理上總是“拎不清”。
優柔寡斷、遇事善變又多疑是建文帝的致命缺點，作為最高統帥，他的這些缺點把自己推向了萬劫不複的深淵。稍具軍事常識的人都知道“擒賊先擒王”，削藩的首要目標就應該是燕王。黃子澄卻懼怕燕王勢大，主張先從周王下手。於是建文帝在他的建議下先削了周、齊、湘、代等幾個並未構成威脅的藩王，速度雖然快，但這些舉措對鞏固中央的統治來說無關痛癢，且善後工作做得不好，反而激化了矛盾。燕王經營北平數年，根基牢固，大臣建議將燕王改封藩地，削弱其根基，建文帝又沒聽。
燕王起兵後，建文帝起用老將耿炳文北伐。耿炳文是洪武朝留下來的為數不多的具備豐富作戰經驗的戰將，早年屢次打敗張士誠的軍隊，這次朱允炆總算是在紛亂的大局中下對了一步棋。可是出師前建文帝居然對主帥耿炳文說出了“勿使朕有殺叔父之名”這樣的話，兩軍對壘，大戰在即，皇帝說出這樣的話，下邊的將領該作何感想？又怎樣能施展拳腳？戰爭開始不久，這位高層統帥還沒打幾仗，就因為小小的真定之敗被建文帝以曹國公李景隆替換。李景隆是個典型的“官二代”，眼見一起配合攻城的南軍都督瞿能就要破城，他卻害怕被搶功而叫停了攻勢，就這樣錯失了改變曆史的機會。後來，更是在燕軍攻南京時玩起了“無間道”，直接“放水”。朱棣登基後，李景隆被授予左柱國、太子太師等銜，列於群臣之首，風光無限，更加讓人懷疑他其實是燕王的臥底。
靖難之役的初期，朱棣的攻勢進展並不順利。燕軍長驅南下時，在齊眉山受到明初大將徐達的長子徐輝祖的阻擊，就在燕軍軍心動搖之時，建文帝卻下令把徐輝祖撤了回去，朱棣得以緩過氣來。以後南軍“諸將勢孤，遂相次敗績”，燕軍很快推進到南京城下。
建文帝的隊友們表現得又如何呢？在削藩之前，朱棣的三個兒子（世子朱高熾、二子朱高煦、三子朱高燧）全在南京為質，於是他以病重為由希望兒子回北京見自己最後一麵。黃子澄居然覺得不放人質會授人以柄，激怒燕王造反，於是建議建文帝將燕王的三個兒子全部放回去了，朱棣得以毫無顧忌地起兵。而身為兵部尚書、建文帝的智囊團成員之一的齊泰，在敵軍兵臨城下時並沒有恪守文人氣節，反而用墨將白馬染成黑色，落荒而逃。可笑的是奔跑途中馬身出汗，墨汁脫落，齊泰反而因此被俘。
智囊團中建文帝最看重的大儒方孝孺，在整個戰爭的過程中卻一直醉心於“改製”，心向周禮，意欲改官製、並州縣、行井田，完全沉浸在自己的世界中。與齊泰不同的是，方孝孺在生死攸關的時刻，至少守住了文人的氣節。朱棣進南京後想讓作為儒士正學代表的方孝孺起草登基詔書，但方孝孺不為所動，隻是放聲慟哭。朱棣雖然惱怒，但還是好言相勸。不料方孝孺不但不領情，反而一直質問朱棣：“建文帝雖身死，為什麽不立建文後人為帝？”朱棣不耐煩地說道：“此朕家事。”方孝孺邊哭邊說：“死即死耳，詔不可草。”徹底被激怒的朱棣下令處死方孝孺，被株連問斬的多達873人！其中除了方孝孺的親族之外，還包括他的朋友及學生鄭居貞、林嘉猷等。這就是被後世稱為“誅十族”的方孝孺之死事件。永樂帝登基初期，對忠於建文的舊臣的屠殺掀起了一片血雨腥風，他發明的“瓜蔓抄”動輒株連數百人，連獲罪舊臣的妻屬也受到難以想象的摧殘。封建統治階級的殘酷嘴臉暴露無遺，有些人甚至感到朱棣上位就是大明的災難。曆代封建王朝不過是勳貴集團的更替而已，每每遇到王朝權力的更迭，天下多少鴻學大儒都成了這些統治階級為了一己之私的祭品。
不過平心而論，比起建文帝，一生戎馬的燕王朱棣確實是剛毅過人，有雄才大略。戰爭伊始，燕軍不論在戰力還是政治影響上都處於絕對弱勢，但朱棣憑借戰略思維和氣魄，讓勝利的天平一點點倒向了自己。起兵時朱棣先是迅速掃平薊州、懷來，鞏固了自己的大後方，以逸待勞地擊退了耿炳文的第一次北伐；麵對李景隆的二次北伐時又采取“圍點打援”的計策巧妙化解。戰爭期間，朱棣總是身先士卒，對歸降者一律既往不咎，推誠任用。戰爭在北方呈膠著態勢之時，麵對南京空虛的情形，朱棣聽從謀士“黑衣宰相”姚廣孝[1]的意見“毋下城邑，疾趨京師。京師單弱，勢必舉”，采用“蛙跳戰術”，豪賭般直搗南京，取得了靖難之役的最後勝利。
“篡權”也好，“清君側”也罷，特殊的曆史時代將朱棣推向了舞台的中央，而他也沒有讓人失望。在位22年，朱棣將大明王朝的政治、文化發展推向了一個前所未有的高度。
永樂十三年（公元1415年）初，大雪凜冽。
在空地的一處雪堆內，一個醉酒的人正在被風雪吞噬，幾個時辰後，便成了一尊“冰雕”，這個人就是明朝的內閣大臣，著名的文學家解縉。
曾幾何時，解縉與朱棣有過一段火熱的“蜜月期”，朱棣親自賞賜解縉與六部尚書一樣的金綺衣，並言：“代言之司，機密所係，且旦夕侍朕，裨益不在尚書下也。故於賜賚必求稱其事功，何拘品級。”又雲：“若使言者無所懼，聽言者無所忤，天下何患不治，朕與爾等共勉之。”對權力極為看重的朱棣要與這個大臣“共治互勉”，同時還欽點他主持參與當時最著名的《永樂大典》的第一次編撰，可見解縉的重要性。
古人查閱資料的方法是使用“類書”——一種將資料分類整理好的書籍，類似於工具書。其實早在洪武時期，太祖就想要編撰一部類書——《類要》，總匯經史百家之言。永樂帝出於彰顯新朝氣象、籠絡士大夫之心的目的，又將此事提上日程，下旨曰：“天下古今事物，散載諸書，篇帙浩穰，不易檢閱，朕欲悉采各書所載事物類聚之，而統之以韻，庶幾考索之便，如探囊取物爾……凡書契以來經史子集百家之書，至於天文、地誌、陰陽、醫卜、僧道、技藝之言，備輯為一書，毋厭浩繁。”不僅劃出了圖書的提綱，而且規定了編撰的原則——在編排上要統之以韻，易於考察；內容上要備輯眾書，毋厭浩繁。
解縉團隊在用了十七個月的時間編撰初稿之後，給朱棣呈獻了一部《文獻大成》，這就是《永樂大典》的前身。但是永樂帝不滿意，下令姚廣孝和解縉同為監修，重新編修。帝令一下，宿學老儒、文人雅士、高僧道士等兩千多人雲集京師，一時間“天下文藝之英，濟濟乎鹹集於京師”。經過眾人努力，《永樂大典》在永樂六年（公元1408年）終於完成。全書22 877卷（另有目錄60卷，共計22 937卷）， 11 095冊，約3.7億字！
作為“搜索引擎”，檢索的方便性就很重要了。《永樂大典》的編排以《洪武正韻》[2]為綱，檢索閱讀極為方便。大典按韻分列單字，每一單字下詳注音韻訓釋，備錄篆隸真草字體，然後列出含有該字的詞匯。全書將各種典籍中的有關資料，整段、整篇，甚至整部編入，全書完稿後又征召能書善畫之人精心抄繪。《永樂大典》收書八千餘種，較之前代的《太平禦覽》多四五倍。全書曆史文獻資料上起周秦，下迄明初，包括經、史、子、集，工技、農藝、醫藥、占卜、釋藏、道經等門類，比著名的《大英百科全書》還早三百餘年，是中國古代最為成熟的“百科全書”。最難能可貴的是，在書籍編撰的過程中收集資料不避諱世俗作品，讓該書最大限度地集中了原始史料。
如此的鴻篇巨製，可惜現存隻有三百多冊，還是嘉靖時期世宗組織人力進行重錄的副本。明世宗十分喜愛閱讀《永樂大典》，在嘉靖四十一年（公元1562年）下令重錄，用了六年才將副本謄抄完成，而正本早已損毀在屢次的宮廷大火中。就是這僅存的副本，在清朝也屢遭盜失。其中清朝官員的監守自盜尤為嚴重，特別是在道光年後，翰林院官員盜走《永樂大典》千餘冊。這些官員每天上班帶一個“錦囊”，下班便私攜一兩冊回家。光緒元年統計《永樂大典》尚存五千餘冊，到了光緒二十年時竟然隻剩八百冊！《永樂大典》很多在清末流往海外，還有一部分散落民間。1983年在山東掖縣（今萊州市）的農民孫洪林家中發現了一冊《永樂大典》，其中的紙頁竟然被拿去做了煙卷，幸虧及時發現才得以保存。新中國成立後，國家圖書館收集了兩百餘冊《永樂大典》館藏，使我們有幸目睹這些古籍珍本的真容。
在修撰《永樂大典》的時候，從全國各地搜集的民間珍藏書籍藏於文淵閣。文淵閣在北京、南京共有兩處，是宮廷藏書與修撰的地點。文淵閣中的藏書有一大部分來自元代皇室藏書，相當於“國家圖書館”。誰也沒有料到的是，就是這小小的“圖書館”，不久之後成了整個明帝國的權力中樞。
明代是我國封建社會皇權空前強化的朝代。朱元璋廢掉了丞相，意味著六部的工作都要直接對皇帝負責。皇帝如同大腦，龐大的官僚係統如同身體中千萬個神經，明帝國的身軀就靠著千萬縷神經傳遞給大腦的訊息令行禁止。顯而易見，大腦的工作強度是非常高的，就連精力旺盛的朱棣麵對著幾百甚至上千封的奏折，也深感心有餘而力不足。靖難之役結束了，國家要走向正軌，就需要官僚集團的勠力同心。
建文四年，朱棣親自遴選了解縉、黃淮、胡廣、楊榮、楊士奇、金幼孜、胡儼入直文淵閣。入直文淵閣就是在文淵閣“值班”。文淵閣在藏書修撰的同時，也成了明代早期內閣的辦公場所，因此“內閣學士”也被稱為“文淵閣學士”。在前麵朱棣對解縉所說的“代言之司，機密所係”指的就是在永樂朝形成並延續至清朝的內閣製度。
同樣是讀書人，朱棣的“文人班子”遠勝於建文帝。入直文淵閣的這七人各有特色，能文能武。
先說說解縉，永樂早期就深得信任。朱棣長期被立儲的問題困擾，彼時長子朱高熾性格仁慈，深得人心，但是他體態肥胖，還有足疾，不為朱棣所喜。而次子朱高煦生性勇猛果斷，朱棣覺得他很像年輕時的自己。朱棣曾一度想立朱高煦為太子。有一次便找解縉秘密商議立儲之事，解縉委婉地表達了自己的意見：“好聖孫，可保大明三代盛世。”朱高熾的長子朱瞻基（宣宗）天資聰穎，深得朱棣喜愛，這句話等於是支持朱高熾為太子。朱棣覺得解縉所說很有道理，最終決定把朱高熾立為太子。解縉不但是較為成熟的政治家，在文學、書法方麵也是頗有造詣，有《遊七星岩詩》等墨寶存世。
黃淮辦事幹練，有敏銳的政治頭腦，在針對蒙古阿魯台部要求控製吐蕃地區的請求時，堅決建議朱棣要“分而治之”，受到朱棣稱讚，說他的判斷是“如立高岡，無遠不見”。
楊榮情商極高，每次朱棣遇事發怒的時候，他一說話就能緩和氣氛。同時楊榮還深知兵事，一次寧夏被圍送來急報，朱棣問楊榮該如何處置。他思索後回答，“寧夏守備嚴密，不日危機將自解”。後來果然如此。楊榮深得朱棣欣賞，跟隨皇帝五次北伐蒙古。
還有像楊士奇等其他閣臣也是各有千秋，最難得的是朱棣與這七人相處融洽。有次楊榮奏報甘肅軍務，朱棣對他的處置非常滿意。時值盛夏，朱棣竟然起身親自為楊榮切西瓜吃，這在皇權至高無上的明代是十分罕見的，頗有貞觀遺風。
內閣在永樂朝之後逐漸發展成為明廷官僚機構的中樞大腦，能夠入閣的一般都是皇帝的近臣，經常和皇帝一起議事。近水樓台先得月，閣臣還有個先天優勢就是可以向皇帝“打小報告”。一般官員上書言事，外廷由通政司轉呈，內廷由會極門宦官轉呈，隻有內閣成員可以進“密揭”。因此往往“外廷千言，不如禁密片語”，無形中提高了內閣的身價。這讓外廷官員既欣羨又忌憚，因此也稱閣臣們為“閣相”。但是不管明朝的內閣如何發展，其權力都遠遠不如之前真正意義上的宰相。
最早的閣臣角色類似於皇帝的“顧問團”兼“秘書團”，隻是負責向皇帝提供政策谘詢、起草詔書等工作，等到宣德年間，內閣開始有了“票擬”的權力。但是明代內閣並不是正式的官署，沒有明確法定的政治權力。另外明代內閣官員的品階也不高，內閣大學士的品級不過是正五品。《明史·職官誌》也記載：“雖居內閣，官必以尚書為尊。”
很多人覺得內閣的權力大多來源於對嚴嵩、張居正等權相的印象，但實際上在有明一朝，封建集權高度集中，皇帝聖眷優寵時，身居高位的寵臣可以呼風喚雨，而一旦皇帝“翻臉”，他們也很快就陷入萬劫不複之地。即便是榮寵極盛的張居正，在死後也差點落得被鞭屍的悲慘下場。而且在明代嚴密的官僚體係之下，閣臣即便取得了票擬之權，還要由司禮太監代皇帝批紅後才能生效，所謂的“閣相”隻不過是皇權的一枚棋子而已。
但不管怎麽說，內閣的出現一定程度上幫皇帝分擔了很大一部分工作量。能臣幹吏往往充當了皇帝的大腦，會幫助他處理很多紛繁複雜的問題，保證國家機器的正常運轉，這就是明朝中後期皇帝長年不上朝，國家機器也能正常運轉的重要原因。
坐穩江山的朱棣在登基之初通過一係列措施捋順了朝局，便開始按自己的意圖打造“永樂盛世”。與建文帝的優柔寡斷、書生意氣相比，永樂帝在大問題上絲毫不會猶豫，比如說自己感同身受的藩王問題。
《明實錄》載，從永樂三年（公元1405年）始，朱棣就不斷旁敲側擊地給諸王“洗腦”，不要輕越雷池，以全親戚之誼。十月，朱棣賜諸王《皇明祖訓》，表示自己不是宋太宗，諸王也不要當“漢七國”，緊接著朱棣采用將塞王移遷內地、削弱藩王武裝、明令藩王不得幹政等措施基本解決了藩王割據的問題。具有諷刺意味的是，這些措施其實和建文帝的削藩方法沒太大出入，但曆史卻選擇了朱棣來完成這個使命。在隨後的宣德年間，宣宗又頒布了皇族人員不得參政、出仕，不得從事士農工商“四民之業”，出城不得“二王相見”等條例。明宗室失去了戍邊的作用，沒有了任何權力，而且還不讓從事各種營生，徹底淪為了“徒擁虛名、坐糜厚祿”的寄生蟲。到明末，宗室成員達到二三十萬，成了國家財政上的大包袱，而宗室侵占民土、與民爭利等一係列問題也十分嚴重，成了導致明朝滅亡的催化劑。
雖然較為徹底地處理了藩王問題，但是朱棣自己成功“上位”的例子給後代做了個典型的“教材”。有明一朝藩王們即便是被削了權，他們終是躁動不安。
曾開金川門迎降的穀王朱橞不久就以為建文帝“申大義”為名舉兵反叛，後被廢為庶人；朱棣的次子朱高煦一直陰謀奪嫡，宣宗剛即位他就舉兵謀反；景泰年間廣通王朱徽煠謀反，並煽動湖廣一帶的少數民族起事；正德年間安化王朱寘鐇、寧王朱宸濠也起兵反叛。雖然叛亂都沒有成功，但是也給明代社會造成了動亂。
“東起朝鮮，西據吐番，南包安南，北距大磧（塞北沙漠），東西一萬一千七百五十裏，南北一萬零九百四裏。”這段話是《明史》中對明朝疆域的記述。成祖一朝，絕對是明朝的“高光時刻”。“幅員之廣，遠邁漢唐”，除了“兩京一十三省”，還有大麵積的羈縻統治區（封建王朝在社會發展落後的少數民族地區所采取的一種民族自治政策）。有明一朝，政治影響範圍之巨大，當屬永樂時代。朱棣作為一代雄主，文治武功標榜在史。
永樂四年（公元1406年），在紅河三角洲地區行進著一支數量龐大、裝備精良的軍隊，軍隊中的士兵操著四川、福建還有湖廣方言。他們是來自四川、雲貴的馬步軍和福建、湖廣等地的軍隊，共計二十餘萬。這支部隊穿梭在密林中，雖然行軍不便，但還是攜帶了大量的火器。而此次遠征的敵國安南（今越南），為了抵禦強大的明軍，幾乎將國內可用之兵一征而盡。安南胡朝（大虞國）開國皇帝胡季犛將國內十五歲到六十五歲的男性全部招入軍隊，即便如此，失去民心的胡季犛也未能挽回敗局。這位被譽為“越南的王莽”的皇帝，通過奪權上位，不斷侵擾明朝西南邊境，對於朱棣的“以書詔責”置若罔聞，甚至誘殺明使，出於對海防的整體考慮，朱棣決心給安南一點教訓。
由新城侯張輔率領的明軍一進入安南境內，便如摧枯拉朽般擊潰了胡朝軍隊，就連胡朝令人生畏的秘密武器“大象軍團”在明軍的火器下也是不堪一擊。永樂五年（公元1407年），胡朝（大虞國）覆亡，這個建國才七年的王朝和王莽一朝同樣短命。
中原王朝大部分時間內都將安南視為“南蠻”未化之地，其民風彪悍、環境惡劣。太祖朱元璋以祖訓的形式告誡其子孫：“四方諸夷，皆限山隔海，僻在一隅，得其地不足以供給，得其民不足以使令。”朱棣不遵父親教誨，毅然決定遠征安南，並且在永樂六年，正式下詔把“安南”更名為“交趾布政使司”，將其變成了大明的行省。正如朱元璋所言，明政府在安南的管理確實出現了“得其地不足以供給，得其民不足以使令”的尷尬局麵，以至於後來在宣宗時期撤銷了交趾布政使司。但是，永樂帝征安南的意義絕非“教訓”這個南邊小弟或者設置布政司這麽簡單。
戎馬一生的朱棣從登基起就致力於構築明朝的國防與戰略空間。從海洋地理學的角度來考量，安南所在的中南半島的戰略位置十分重要，可牽製暹羅（今泰國）、真臘（今柬埔寨）諸國，從而控製東南亞的製海權，讓明朝的國際影響波及南海的蘇門答剌、舊港等國。通過對安南的控製，極大地提升了明朝對南海的控製力和影響力，並為之後鄭和下西洋的順利進行提供了保障。就連部分越南學者也認為，明朝控製安南後將它“變成一個作為與東南亞和西歐各國船舶往來通商的根據地”。所以朱棣能夠欣然地說道：“安南黎賊悉已就擒，南海之地廓然肅清。”
作為傳統的農耕文明國家，朱棣能夠站在海洋的角度俯瞰世界，十分難能可貴，而成功在安南設置行省與明朝前期強大的國力密不可分。除了形成實際控製，“安南之鑒”的地區震懾效果也十分顯著。永樂九年（公元1411年），前來朝貢的國家大大超出以往。
永樂一朝，中央對各處疆域的控製也達到了最盛。為了消除殘留元朝勢力的威脅，朱棣五次親征漠北，使得北方邊境形勢一度改觀。永樂八年（公元1410年），朱棣在漠北大敗蒙古韃靼部，本雅失裏在逃亡途中被宿敵蒙古瓦剌部殺死（此前蒙古瓦剌部首領馬哈木等人已經臣服明朝）。永樂九年，韃靼實權人物阿魯台遣使到明朝稱臣納貢稱：“元室子孫已絕，欲率部屬來歸。”永樂十一年（公元1413年），朱棣冊封阿魯台為和寧王，阿魯台的歸附意味著明朝成了蒙古韃靼與瓦剌部兩大勢力的宗主國。蒙古韃靼和瓦剌兩部均無力再南侵，北方邊界得到了短暫的安寧。同時明廷在東北設立了奴兒幹都司，對西起鄂嫩河，東至庫頁島，北達外興安嶺，南瀕日本海的廣大地區進行管理。朱棣還下令在奴兒幹都司境內修建四條通道打通遼東與北京的聯係，有力地促進了東北少數民族地區的開發。
在西部，明廷采用對西藏掌管一方、具有一定實力的高僧進行冊封，其中地位最高的有闡化王、護教王、讚善王、輔教王、闡教王等五個王，通過推行僧綱製度使得西藏地區與中央建立起緊密的政治領屬關係，加強了明廷對藏區的控製。在絲路貫通的西北，朱棣設立哈密衛，加強了對西北地區的管理和控製。在西南對土司進行管理，並最先實行改土歸流，設立了貴州布政使司。
永樂一朝的強盛，不單單是實現了國家的安定和大一統，更重要的是明朝作為一個極具國際影響力的超級帝國出現在了世界舞台之上。
永樂二年（公元1404年），秋，錫爾河。
這條發源於天山山脈，亞洲中部最長的河流流經圖蘭低地最終注入鹹海。就在永樂二年的秋天，一支由步兵、騎兵組成的龐大軍隊渡過了錫爾河，這支軍隊是帖木兒帝國派出的東征軍，他們全副武裝，目的地是東方的明帝國。號稱“成吉思汗之後最偉大的征服者”的帖木兒用了二十多年時間統一了中亞，建立起了東至帕米爾高原，西達黑海，南臨波斯灣，北抵高加索山脈的龐大帝國。但是鷹視狼顧的帖木兒並不滿足止步於中亞，於是發起了對明帝國的挑戰。明朝一方，甘肅總兵宋晟已經整備軍隊，枕戈待旦了，亞洲大地上兩個帝國即將展開一次規模空前的決戰。然而慶幸的是，剛越過錫爾河不久，帖木兒就在中亞的嚴寒中離世了。經過了短暫的內亂，帖木兒的繼承者沙哈魯登上王位，這位皇帝是一個“開明的君主和高尚的文化讚助者”，這讓朱棣製定的“遣使四出”的外交原則有了發揮的空間。永樂十二年（公元1414年），以禮部員外郎陳誠為首的訪問團到達帖木兒帝國的首都赫拉特（今阿富汗境內）。陳誠多次受到沙哈魯的高規格接待，數次參加皇帝的宴請。沙哈魯強烈地表達出了兩國修好的意願，後來甚至一度修書勸明成祖信奉伊斯蘭教。朱棣回函強調了對帖木兒帝國的尊重和對沙哈魯的英雄相惜之意，至於信奉伊斯蘭教這個尷尬的問題則避而不談。
作為具有雄心壯誌的一代君王，朱棣不甘於國內的太平盛世，播國威於四方，引萬國來朝是他的夙願，他也確實做到了。永樂一朝，明廷先後接待了包括帖木兒帝國在內的三十多個中亞國家的使團，元末阻塞的絲綢之路又重現了“站驛相通，道路無壅”的景象。
在向東的交流上，與朱元璋的禁海不同的是，朱棣超前地將視野投向了海洋。朱棣登基之初，便在浙江、福建、廣東設置市舶提舉司接待南洋各國使臣，還多次派遣鄭和出海訪問。永樂七年（公元1409年），鄭和第三次出使西洋，訪問了占城、賓童龍、真臘、暹羅、假裏馬丁、交闌山、爪哇等幾十個南洋國家與城邦。朱棣的積極外交也得到了國際響應，東南亞諸國紛紛遣使朝貢，有的國家皇室成員甚至留在中國居住。朱棣的一係列外交舉措改變了東亞的政治格局。
首先是朝鮮李氏王朝的臣服。李朝太宗皇帝李芳遠在朱棣登基之初就曾遣使來朝。作為同樣奪權稱帝的李芳遠，對朱棣有著一種莫名的好感，而朱棣對這種態度十分欣賞，給予朝鮮使臣豐厚的賞賜，包括皇室的整套冠服、綢緞、珍珠、金銀器和大批的儒家經典史籍。朝鮮對於明廷的賞賜受寵若驚，也是從那時開始，確立了對明朝的“事大”關係，始終奉明朝為自己的宗主國，“律用大明律、曆用大統曆；服色禮儀，無不慕尚（中華）”。朝鮮之後，日本的室町幕府也打破了自元代以來的交惡，開始與明廷朝貢往來。介於明朝的朝貢原則是“厚往薄來，宣揚國威”，幕府的掌權者足利義滿為了獲取更多的利益，假借日本天皇之名開展了與明廷的朝貢，每次朝貢獲得的利潤都在十萬貫以上，以至於日本人驚呼“大明實為空前絕後的大善政國家”。
朱棣在位22年，將立朝不久的大明王朝推向了一個全新的高度。這個高度不僅在於邊疆的鞏固，更在於相對開明的執政態度和前瞻的國際視野。朱棣在和群臣議政的時候，氣氛要比洪武朝寬鬆很多，頗有貞觀遺風。雖然是戎馬出身，但是永樂帝對文化發展的理念也遠超太祖。在洪武時期，出身貧寒的朱元璋十分敏感，不知有多少人因一句錯話而人頭落地，社會上形成了“見人斫輪隻袖手，聽人談天隻鉗口”的景象。而朱棣對文人則采取優容的政策，尊儒納士，兼用雜流，繁榮了封建文化，《永樂大典》的成書就是最好的例證。
遷都北京和鄭和下西洋則是他戰略眼光的體現。為了抵禦北方遊牧民族的入侵，朱棣力排眾議，不顧淮西勳貴的反對，毅然將帝國首都遷往北京。與此同時疏浚大運河，命宋禮浚通會通河，兼治黃河；陳瑄開鑿清江浦，真正意義上開通了京杭大運河，推動了南北經濟的聯係，在運河兩岸陸續興起了像淮安、濟寧、臨清等一些新興的工商業城市，意義重大。鄭和下西洋不管是出於宣揚國威還是尋找建文帝的目的，都為明朝的邊疆鞏固、以明朝為中心的東亞國際政治格局的形成打下了基礎，同時還促進了早期的資本主義萌芽的發展。
然而人無完人，在朱棣建立起永樂一朝盛世的同時，也存在著遺憾。“誅十族”的血腥一麵我們暫且不提，由於朱棣上位的特殊性，出於對政權的鞏固和政治信息搜集的必要，一改之前限製內臣的政策，開始重用宦官，並設立了臭名昭著的東廠，且宦官開始行使出使、監軍、專征、分鎮等大權。東廠的設立成為明代政治肌體上的惡性腫瘤，朱棣禦下有方，勤政英明，他在世時東廠還不致危害過甚。但隨著後世皇帝多出現庸懦者，皇帝為了一己之私利用東廠，造成了宦官專權的局麵。正統年間的王振擅權，在與瓦剌作戰時仍然飛揚跋扈、越權調度，間接導致了“土木堡之變”。其後更有正德年間的劉瑾、天啟年間的魏忠賢，弄得朝綱不振、民怨沸騰。
為了構建自己的永樂王朝，朱棣也未免有些急於求成。鄭和下西洋、遠征安南幾乎是同時進行，五次親征漠北、大規模地營建北京城、疏通大運河等戰事與工程都消耗了大量的人力和財力，以至於仁宗一登基就叫停了鄭和的遠洋活動。
朱棣在晚年仍然勤政不惰，雖然為政也存在著一些弊病，但永樂一朝國力達到鼎盛，多民族國家的統一得到鞏固和發展，政治、經濟、文化都達到前所未有的高度，為明朝近300年的國祚打下了堅實的基礎。明末的思想家李贄曾說：“我國家二百餘年以來，休養生息，遂至於今。士安於飽暖，人忘其戰爭，皆我成祖文皇帝與姚少師（姚廣孝）之力也。”
朱棣以不足千人起兵於北方一隅之地，一統天下，文治武功在有明一朝可算繼往開來，但是由於“出身”的問題，總是受到一些文人學者的詬病。不過我們也可以試想一下，如果建文在位，能否做得比朱棣更好？
[1] 明初傳奇的政治家、佛學家，靖難之役的主要策劃者，明朝唯一一位死後以文臣身份入明祖廟的官員。
[2] 樂韶鳳、宋濂等人編成的官方韻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