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錦衣衛——無孔不入的特務機構

萬曆年間，北京。

雖然隻是初伏，但天氣已經燥熱難耐，順承門（今北京宣武門）外護城河兩岸的茶樓酒肆人滿為患。很多在二樓的客人不顧炎熱的天氣，成群地擠在圍欄旁。沒有錢進茶樓消費的市民則三五成群地相擁在兩岸的高處，一些頑皮的孩童還爬上了樹，所有人的目光都朝著不遠處的順承門方向望去。

突然，從遠處傳來了幾聲巨大的嘶吼聲，隻見一隻隻身形巨大的大象在前方旗官的引導下井然有序地走出了順承門，然後慢悠悠地走進了護城河。涼爽的河水讓大象們興奮異常，有的搖頭晃腦，有的用鼻子噴水，象群中不時地發出一陣陣嘶吼，兩岸的人們也是看得津津有味。這神奇的一幕就是明朝萬曆年間一年一度的“伏日洗象”，而指揮這些大象洗澡的旗官就是負責訓象的錦衣衛。沒錯，他們可能和我們平常在影視劇中看到的鮮衣怒馬、武功蓋世的錦衣衛不大一樣。其實關於錦衣衛，你不知道的還有很多……

出身底層的洪武帝，對權力的欲望超越了之前所有的帝王，他既沒有唐朝帝王的豁達，也不可能像宋朝君主一樣“與文人共治天下”。沒有顯赫的身世背景和豪族支持，導致他天生缺乏安全感，對誰都不信任。在解除了中央與地方行政、軍事可能存在的“一臣坐大”的威脅之後，皇帝開始考慮到自身的安全問題。與此同時，“高處不勝寒”的境地讓他不得不保持警惕，他時刻關注著帝國每一個角落發生的狀況，以便防微杜漸。在這種情況之下，集安保、偵查等多重任務於一身的錦衣衛就誕生了。

由於幹係重大，朱元璋親自指導了安保部隊的改組。他廢除了親軍都尉府和儀鸞司，將親軍十二衛劃入自己的直接管轄範圍內。在十二衛中，為首的就是盛名在外的錦衣衛，其餘的分別為旗手衛、金吾前衛、金吾後衛、羽林左衛、羽林右衛、府軍衛、府軍左衛、府軍右衛、府軍前衛、府軍後衛、虎賁左衛。後來曆經永樂、宣德兩朝，皇帝近衛軍擴編至二十六衛。

早在錦衣衛還隸屬於親軍都尉府的時候，由於近衛軍部門、人數眾多，為了區別身份，便於指揮，朱元璋下令給近衛軍們製作“工牌”。工牌分為“仁”“義”“禮”“智”“信”五種，仁字號飾盤龍雲花紋，一般是“高幹”——公、侯、伯和都督；義字號飾伏虎雲花紋，一般是指揮使；禮字號飾獬豸雲花紋，一般是千戶、衛鎮撫；智字號飾獅子雲花紋，一般是百戶、所鎮撫；信字號飾盤雲花紋，一般是將軍。除了“工牌”，錦衣衛的製服與裝備也是獨具特色。

先來說說錦衣衛的製服——飛魚服。此“魚”非彼“魚”，飛魚服上的“魚”出自《山海經·海外西經》：“龍魚陵居在其北，狀如狸。”它其實是一種會飛的神獸。那麽這隻“魚”到底長什麽樣呢？其將龍頭、蟒身、四足、魚尾合於一身。因為和我國神話中的“蟒”非常像，明世宗就曾誤以為兵部尚書張瓚穿的飛魚服是“蟒袍”，斥責其越級。張瓚卻淡定地回答“臣所穿乃欽賜飛魚服”，弄得皇帝有些尷尬。

飛魚服一般都是橘紅色，服飾上的圖案不同於傳統的刺繡，是在織造的時候一次成型。其中最經典的款式是曳撒款。“曳撒”這個詞源於蒙古語，本意指蒙古袍。明人王世貞在《觚不觚集》描述曳撒為“短袖或無袖，下腹豎褶之，若袖長則為曳撒”，因此飛魚服也被形象地稱為“斷腰袍”。

再來說錦衣衛的裝備——繡春刀。可惜繡春刀我們隻能從一些曆史記載和繪畫中想象了，因為有機會佩帶繡春刀的人寥寥無幾，隻有一定級別以上或者受到皇帝賞賜的官員才能擁有，其禮儀性和榮譽性要大於實用性。

據《大明會典》記載：“凡大朝賀（皇上）禦殿。掌領侍衛官俱鳳翅盔、鎖子甲、懸金牌、佩繡春刀，一員侍殿內東，一員侍殿內西。勳衛分立於其下、少後。錦衣衛正直指揮一員，懸金牌，侍於殿內簾右。千戶六員，具朝服，侍於殿門外右簷下。”大朝賀，一般是春節期間或者是皇上、皇後生日，這樣的日子一年中沒幾次。在如此隆重的皇家儀式中，幾千人的安保部隊裏隻有大殿上的兩位掌領侍衛官能夠佩帶繡春刀。

而明朝沈德符《萬曆野獲編》[1]的記錄更有說服力：“至尊初登極，行郊祀大禮，其四品以上，及禁近陪祀官，俱賜大紅織金紵袍。若恭謁諸陵及行大閱，則內閣輔臣俱賜蟒衣，或超等賜服，至鸞帶金銀瓢繡袋等物，以壯扈從。……錦衣衛官登大堂者，拜命日即賜繡春刀鸞帶大紅蟒衣飛魚服，以便扈大駕行大祀諸禮。”明確指出了隻有能和四品大員列班的錦衣衛才有機會佩帶繡春刀，足見繡春刀之珍貴。

錦衣衛常設十二個所（全盛時期為十七個衛所），其中中、左、右、前、後五個所負責統領衛下執行禮儀工作的所有軍士，主要承擔重要典禮上的儀仗與安全保衛工作，屬於錦衣衛最基本的核心五所。其中“掌天子儀仗”裏還有一個最為另類的部門——馴象衛。

作為帝國最精銳的儀仗衛隊，“多才多藝”是必須的，本章開頭的訓象旗官就來自“訓象衛”。這個衛所隸屬親軍衛的水軍，後來改為了“馴象千戶所”，由錦衣衛直接管轄。皇宮裏用大象做什麽？你絕對猜不到，他們竟然是皇室重大典禮的“特殊衛士”。其實不僅僅是大象，錦衣衛還負責豢養虎狼豹等一係列猛獸，這些猛獸的一個重要職責就是列席天子的重大典禮或者儀式。想象一下，在萬眾矚目的典禮之上，如此野獸都乖乖臣服於天子腳下，那麽皇帝的威嚴則不言而喻。弘治年間，還設立了“常朝大象”的製度，每天的朝會，文武百官都能享受到禦階左右站立的大象行“注目禮”，不知道朝臣們有沒有逛動物園的感覺。

不要小看這訓象的工作，不但辛苦還極度危險。嘉靖年間，一隻大象因為“鬧情緒”，堵在了承天門下，馴養大象的錦衣衛無計可施，造成了上朝的大臣集體遲到的尷尬場麵。武宗時期，豢養猛獸尤為之盛，朱厚照下令在西苑建造豹房，從正德二年（公元1507年）至正德七年（公元1512年）共添造房屋200餘間，耗銀24萬餘兩，豢養了大批虎、豹等猛獸，尚武的皇帝天天泡在“動物園”馴虎禦豹，與錦衣衛一起幹起了專職馴獸師的工作。

除了訓象、禦豹，錦衣衛中還有一部分人負責各種各樣的“後勤”工作。比如鐵匠——負責兵器和火器的製造；畫匠——明代院體花鳥畫代表畫家林良就因為畫藝高超，被授予了錦衣衛指揮使的職銜。可以看出，錦衣衛的職銜在某些時候還可以作為封賞下臣、籠絡人心的工具。在錦衣衛中，還有為數不少的“韃官”，他們是周邊少數民族歸附明廷的部落首領。

當然，除了掌天子儀仗、保障後勤這些工作之外，錦衣衛更是皇帝的貼身保鏢，曆史上有很多錦衣衛都是因為護駕有功而受到皇帝的寵幸。如正統年間的錦衣衛指揮使袁彬，土木堡之變中和英宗一起被瓦剌俘虜，在敵營期間袁彬和英宗形影不離，時刻護衛著皇帝的安全。塞外苦寒，袁彬就在深夜時將英宗的雙腳裹入自己懷中；英宗苦悶失意的時候，袁彬又寬慰皇帝。在艱苦的環境中與英宗建立起了深厚的君臣之誼。

正德一朝，武宗朱厚照有一次在豹房內與老虎戲耍，一隻猛虎突然向皇帝襲來，千鈞一發之時護衛江彬向前衝向老虎並將其馴服。驚魂未定的武宗雖然口中說自己能搞定，但是江彬如此英勇的行為還是取得了皇帝的信任，日後得以擢升，統領錦衣衛。

洪武年間，朱元璋召見編修《孟子節文》的儒士錢宰。朱元璋用略帶調侃的語氣說：“你昨日的詩作得好。不過我並沒有‘嫌’遲啊，改作‘憂’字如何？”嚇得錢宰魂不附體，連忙磕頭謝罪。原來，錢宰因為被朝廷征召參與《孟子節文》編修，每天都要很早起來入朝，老人家實在吃不消，回家吟詩抱怨道：“四鼓咚咚起著衣，午門朝見尚嫌遲。何時得遂田園樂，睡到人間飯熟時。”沒想到第二天上朝朱元璋就知道了，而給皇帝遞送“小道消息”的就是錦衣衛。還有一次，大臣宋濂在家請客，第二天朱元璋就問他請了哪些人，吃了什麽菜，宋濂如實回答後，朱元璋笑著拿出一張現場圖給他看，嚇得宋濂汗如雨下。可見，“偵聽臣民、巡查緝捕”是錦衣衛另一項重要的職能。

設置特務機構並非朱元璋的專利，我國曆朝皇帝似乎都有這個習慣，漢有“詔獄”和“大誰何”，三國有“校事”，唐有“麗競門”和“不良人”，五代有“侍衛司獄”，宋有“詔獄”和“內軍巡院”。但是像明朝錦衣衛這樣規模之大、機構之嚴密、社會各個層麵滲透之深可算是前無古人，他們分布在國家的每一個角落，充分發揮著“巡查緝捕”的職能，嚴密監視著人們的一言一行。

錦衣衛雖然是特務機構，但是緝捕和審訊都是有嚴格的操作流程的，最起碼表麵上是這樣的。

首先，對於需要偵捕的目標人群，錦衣衛會采取監視守候、化裝偵查等方法進行控製。為了防止錦衣衛在監視過程中被賄賂，每一次執行監視任務前，會采用抽簽的方式來決定人選。據《明史》記載：“每月旦（初一），廠役數百人，掣簽庭中，分瞰官府。”

執行偵查任務的大多數是錦衣衛中的普通軍士，稱為校尉、力士。他們在執行任務時被稱為“緹騎”（錦衣衛屬下人員，因穿橘紅色軍服得名）。緹騎的數量，最少時為1000人，最多時達6萬人。到了明中後期，廠衛勢力急速擴張，編外人員也跟著大量增加，所以有大量的市井之徒混入執法隊伍，他們道德敗壞，經常敲詐、勒索涉案人員，這也是導致人們對錦衣衛印象不好的重要原因之一。

皇帝經常會通過錦衣衛“盯梢”得到許多有用的信息，甚至有時候拿這些信息作為“籌碼”來要挾不聽話的大臣。比如嘉靖帝繼位後，想將明仁宗的神主遷入祧廟（遠祖廟），禮部尚書徐階和給事中楊思忠反對，於是世宗命人收集二人的把柄，被皇帝“揭短”的二人最後隻得同意。

但還有很多人就不像他倆這麽幸運了。涉及京畿地區或重大案件的，錦衣衛會攜帶緝拿牌票前往犯罪嫌疑人所在處對其進行拘傳，同時還會出示駕帖（明代刑科簽發逮捕嫌疑犯和處決犯人的憑證），這些犯人被拘捕後就會進入“詔獄”，那便是九死一生。

天啟五年（公元1625年）七月，北京，詔獄。

刑房內，一個囚犯被打得遍體鱗傷，獄卒們仍不斷地往這個犯人身上放置裝滿泥土的麻袋。看到奄奄一息的犯人還沒有被壓死，氣急敗壞的獄卒們又將一顆鐵釘釘入犯人的耳朵，頓時血流如注，慘不忍睹。這個被殘酷折磨的犯人就是“東林六君子”之一的楊漣。

似乎老天爺也在庇佑忠義之士，麵對如此酷刑，楊漣仍然沒有死，剛正倔強的他似乎要留著一口氣與閹黨鬥爭到底。然而魏忠賢等不及了，他命人將一顆鐵釘釘入了楊漣的頭部，一代忠臣命喪黃泉。而使楊漣受盡折磨的“詔獄”，正是由錦衣衛北鎮撫司管理。

錦衣衛下設“南鎮撫司”和“北鎮撫司”兩個機構。“南鎮撫司”主要負責本衛的法紀、軍紀，類似於“稽查大隊”的角色。“北鎮撫司”是朱棣登基後設立，專審皇帝欽定的重大案件，隻向皇帝一個人負責，直管“詔獄”，可以自行逮捕、刑訊、處決犯人，不必經過司法機構。雖然“北鎮撫司”的領導鎮撫使是從四品，比錦衣衛指揮使的正三品要低，但由於權力的特殊性，往往掌管北鎮撫司的鎮撫使權力更大，也更得皇上信賴。永樂時期，掌管北鎮撫司的就是朱棣的三兒子趙王朱高燧。因為受皇帝器重，北鎮撫司的業務也比較繁忙，經常到全國出差。派出的人員皆為“欽差”，地方官員十分畏懼他們，接待都是恭恭敬敬，稱呼為“上差”或“欽差”。

前邊說到，一旦進入詔獄便是九死一生。這裏除了最基本的械（縛於手上的木質刑具）、鐐（鐐銬）、棍、拶（夾手指、腳趾的小木棍）、夾棍（夾大腿、腳踝的大木棍），還有各種各樣的酷刑。比如“刷洗”——先將滾燙的熱水澆遍全身，然後拿鐵刷一點點地把皮肉全部刮開，露骨方止。除此之外還有腦箍、烙鐵、灌鼻等種種酷刑，受刑者往往“呼謈聲沸然，血肉潰爛，宛轉求死不得”，置身詔獄宛如身處人間地獄。

雖然《大明律》中明文規定，刑訊對象必須是犯有重罪且贓證呈堂卻仍負隅頑抗者，而且對年老者及年幼者、疾病者、孕婦及產後百日內的婦人不得拷訊，刑訊還要由眾位辦案官員投票表決。若違法刑訊，主辦官員將受到嚴厲懲處。但是，詔獄的特殊性決定了這裏是“法外之地”。

沒有讀過幾天書的朱元璋對“文化人”既厭惡又敏感，他討厭這些“飽讀詩書”之人的惺惺作態，害怕士人從骨子裏輕視他這個“放牛娃”，更憎恨貪官汙吏，太祖扭曲的心理讓有明一代形成了嚴以治吏的朝風。朱元璋曾說過：“奈何胡元以寬而失，朕收平中國，非猛不可！”對於文人朝臣他毫不心慈手軟，詔獄成了這些手無縛雞之力的文人群體經常光顧的地方，明朝的嚴酷治官讓士人顏麵掃地，對從政官員的心理造成了極大的不良影響。

朱元璋編撰的《大誥》《大誥續編》《大誥三編》《大誥武臣》中被淩遲、梟示、種誅（滅族）的案件有上千件，棄市（殺頭）以下有一萬多件。除此之外，書中還記錄有抽腸、剝皮、黥刺、荊、劓、閹割、挑膝蓋、錫蛇遊等種種酷刑，他還創新地發明了“戴死罪”。於是出現了戲劇性的一幕——有的禦史戴著腳鐐坐堂審案，有的被打了八十大棍仍回原衙門做官。朱元璋也是沒辦法了，把人殺光了誰來維持帝國的運轉呢？明初掀起了“四大案”（胡惟庸案、空印案、郭桓案、藍玉案）之後，數萬官員命喪黃泉，搞得朝野人人自危。據說在上朝時朱元璋如果撳玉帶在肚皮底下，便是又要大開殺戒了。許多朝官在離家上朝之前，就跟上刑場一般和家人訣別吩咐後事，如果活著回家便是天大喜事。

明代伴隨著錦衣衛一起出名的還有“廷杖”。古語有雲：“士可殺，不可辱。”而在有明一朝，皇帝經常一言不合就“打屁股”，而執行者就是錦衣衛。嘉靖三年（公元1524年）七月，世宗皇帝一聲令下，一百多位官員因為“大禮議之爭”被集體廷杖。上百名文官在光天化日之下被扒掉褲子，讓如狼似虎的錦衣衛們按在地上打屁股，一時間哀號四起，血肉橫飛，有十六人當場被打死。這就是明朝的廷杖，皇帝相信，棍棒之下出順臣。

詔獄和廷杖給大臣們造成了多大的心理陰影呢？憲宗、孝宗在明代算得上是比較仁厚的皇帝了，大臣在上朝的時候仍會感覺“手足茫茫”。明神宗有次召見方德清、吳崇仁兩個閣臣，商議“梃擊案”，方德清卻隻知連連叩頭，吳崇仁則緊張得不敢作聲，惹得神宗大怒。吳崇仁竟嚇昏過去，當場大小便失禁，被抬回府中之後如木偶一般，幾天後才恢複正常。明代的政治高壓可見一斑。

朱元璋始終把革除弊政的重心放在治官上，“明祖嚴於吏治，凡守令貪酷者，許民赴京陳訴”。洪武帝鼓勵百姓檢舉告奸，允許上京告禦狀，允許錦衣衛接手民告官的案件，他希望利用錦衣衛對朝野的廣泛布控實現帝國的政治清明。這條親民路線給官員的震懾實在不小，起到了一定的輔助監察的正麵作用。據統計，《明史·循吏傳》中近三分之二的模範官吏都出自洪武一朝。但是這樣的作用很有局限性，太理想化了。千百年來，中國的封建官員形成了官僚集團特有的生態圈，孟子曾說：“為政不難，不得罪於巨室。”對這句話的解讀有不同的版本，但不管是哪個版本都彰顯出了“巨室”在國家政治中的影響，為官從政要遵守“潛規則”。

明朝貪腐尤為嚴重，明末啟蒙思想家顧炎武曾說：“今日貪取之風，所以膠固於人心而不可去者，以俸給之薄而無以贍其家也。”指出明代貪腐的第一根源就是官員俸祿過低，而且百官從戶部領取的不再是糧食實物，而是白銀錢鈔，“其弊在於以鈔折米，以布折鈔，以銀折布，而世莫究其源流也”，沒有任何金融體係作為保障的紙幣，受通貨膨脹的影響非常大。“想讓馬兒跑，又不給馬兒吃草”，當官員們的俸祿無法養家糊口的時候，自然而然就滋生了腐敗。其實除了現實中的客觀因素，中國官員長期以來也在官場中形成了官官相護、官商勾結的“潛規則”。作為大地主的代表，官員上任為地主利益說話，地主花錢為官員晉升打點通道，已經成了大家心知肚明的遊戲規則。有錢的士紳大族還會投入資金在後輩教育上，以期讓子孫都能夠踏入官場，為家族謀取福利。到了明朝中後期，讀書人的主流價值觀基本上都把做官當成了“營生”，官吏貪腐無比猖獗，以致國庫空虛，財富都流入了富戶和官僚的口袋，也使得明王朝出現了國弱而官商皆富的怪象。

縱觀中國兩千年封建社會，“世事洞明皆學問，人情練達即文章”，能夠順應規則的人都能在曆史舞台上呼風喚雨。明朝的士子們在王朝的中後期已經將讀書—入仕—腐敗視為一個正循環，科舉製度也在不斷吸收新人進入官僚隊伍。你要是不貪，在官僚體係中會被視為“另類”，即便能“高風亮節”，也無法擋住眾多官員搭乘“貪腐”的公交車前行。新人總有一個“學習腐敗”的過程，當這個過程比較慢的時候，王朝還能維持有限的活力。當這個過程足夠快、人數足夠多的時候，就是一個王朝壽終正寢的時候，明朝中後期就是如此。其實明朝中期官員的貪腐和奢侈之風就已經很嚴重了，大明的“續命師”張居正雖不算貪官，但其死後抄家仍“所蓄不及十萬”，這裏還不包括名貴字畫。麵對此種狀況，不知道洪武帝會作何感想。

僅憑錦衣衛來製衡貪腐，實在太過天真；用盡了重刑懲治違法官僚，殺了數萬人，官員貪墨卻愈演愈烈。洪武十八年（公元1385年）朱元璋無奈地說：“朕自即位以來，法古命官，列布華夷。豈期擢用之時，並效忠貞，任用既久，俱係奸貪。朕乃明以憲章，而刑責有不可恕。以至內外官僚，守職維艱，善能終是者寡，身家誅戮者多。”郭桓案發後，他又說：“其貪婪之徒，聞桓之奸，如水之趨下，半年間弊若蜂起，殺身亡家者人不計其數。出五刑以治之，挑筋、剁指、刖足、髡發、文身，罪之甚者歟！”皇帝實在是想不通，如此重刑之下為什麽還有一茬接一茬的官員以身試法。

不但貪腐沒有止住，還喚醒了錦衣衛這頭洪水猛獸。在明朝前期，由於朱元璋、朱棣等君主雄才大略，能夠較為全麵地掌控吏治和錦衣衛。隨著強權皇帝的去世，加上繼任皇帝或刻意縱容或不理朝政，廠衛愈發橫行於世，出現對官吏濫用刑訊、屈打成招的情況，冤獄頻出，人人自危。而明朝重刑訊也被後世廣泛詬病，讓文官集團的尊嚴被粗暴地踐踏，法製形同虛設。

在明朝中後期，錦衣衛也成了皇權與黨爭的工具，對吏治造成了嚴重打擊，甚至有了“天下刑獄先東廠而後法司”和“明亡於廠衛”之說。其實錦衣衛坐大的根源在於權力缺乏有效製衡和監督，朱元璋之後的幾朝皇帝也意識到了這個問題，這也是催生東廠、西廠與內行廠的重要原因。

錦衣衛從誕生之日起，它的罪惡行徑似乎就與其鮮衣怒馬的外形形成了鮮明對比。但不管人們怎樣唾棄這個“曆史名詞”，它都隻是特殊時代皇帝專製統治下的工具而已。

[1]　該書記述了明朝的典章製度、人物事件、山川風物、神仙鬼怪等諸多內容，對於明朝的典章製度和典故逸聞記載得尤為詳細，書中所記載的很多事情都是作者耳聞目睹的親身經曆，是研究明代曆史的重要史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