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朱元璋——自卑的理想主義者

洪武二十八年（公元1395年），南京。

漆黑的夜幕中，皇宮的燈光就像螢火蟲一般顯眼。雖然燭光有些搖曳，但是絲毫不影響一位年近古稀的老人的“創作熱情”。“蓋其創業之初，備嚐艱苦，閱人既多，曆事亦熟。”他伏案為《皇明祖訓》作序，過往的幾十年如走馬燈般在他腦海中飛快閃過。這位老人就是大明王朝的開國皇帝——明太祖朱元璋。

此時他盯著身上的錦衣，緊鎖雙眉，感慨萬千，眼中流露出一絲悲愴，回想起了自己不幸的童年和青少年時代。17歲那年經曆的大旱與瘟疫使得朱元璋的父母、兄弟相繼離世，他不得不剃度出家，作為遊僧漂泊度日，飽嚐人間冷暖。洪武帝這時抬起頭，從窗格望向了宮外揚子江的方向，又回想起了自己起兵舉義時在徽州和浙東遇見了自己的謀臣劉基、宋濂時的場景，盡攬英才的興奮之情頓時躍上心頭，仿佛又看到了自己在鄱陽湖之上揮斥方遒，率領大軍擊敗陳友諒的決勝時刻。

“皇上，茶涼了。”宦官的話打斷了朱元璋的思緒。“哦。”他擺了擺手示意宦官退下，隨後盯著自己的雙手又陷入了沉思。俗話說“人生七十古來稀”，此時的朱元璋已經不再是當年的英雄少年，雙手也呈現出老人的朽狀，布滿了皺皮。幾十年的征戰和對龐大帝國的經營，讓他從一個受盡苦難的放牛娃成長為一代雄主。

回看他執掌帝國的這幾十年，充滿了現實主義與烏托邦式的糾結。他憎恨貪官，不惜對他們剝皮楦草，然而貪墨仍屢禁不止；他害怕大權旁落，於是廢丞相，設立特務機構錦衣衛，卻為後來的“明亡於廠衛”埋下了苦果；他希望人民安居樂業，為此製定了嚴格的戶籍製度與教育政策，但是人心依然不古；他建立衛所，分封藩王，希望江山永固，換來的卻是靖難之役……

雖然有諸多的不盡如人意之處，但是朱元璋一手構建的大明王朝還是成了我國封建曆史上政治、軍事、經濟一度強大的王朝。而其設立的封建製度之完備，更是令後來的康熙皇帝也不得不讚歎道：“明太祖天授智勇，崛起布衣，緯武經文，統一方夏，規模製度，準今酌古，鹹當周詳，非獨後代莫能越其範圍，即漢唐宋諸君誠有所未及也。”清朝在行政製度的基礎建設上，幾乎是對明朝體製的照單全收。我們不禁要問，一個沒讀過幾天書的放牛娃，是怎麽做到這一切的？

洪武十三年（公元1380年），朱元璋的轎子按照計劃前往丞相胡惟庸的府中。突然半路上冒出一個身影，隨行的衛兵迅速將其拿下，不由分說就是一頓老拳伺候。被打的人叫雲奇，他毫不在乎自己的性命，隻是拚命地指向胡惟庸的宅邸。皇帝很疑惑，命人前去查看，才發現胡府中刀槍林立。朱元璋大驚，立刻下令回宮。

很快胡惟庸就以謀反的大罪被處死，不僅如此，包括韓國公李善長等功臣都受到株連，朝堂之上一片血雨腥風，三萬餘人相繼被斬，這就是洪武時期著名的“胡惟庸案”。雲奇是誰？這不重要，曆史上甚至對於有沒有雲奇攔路這件事都存在很大爭議。重要的是，“胡惟庸案”之後，朱元璋廢掉了中書省。這起案件隻是千百年以來皇權與相權之爭的“載體”而已，沒有胡惟庸，也會有別人做炮灰。

清代學者趙翼對洪武帝的評價可謂入木三分：“蓋明祖一人，聖賢、豪傑、盜賊之性，實兼而有之者也。”青少年時長期以來的顛沛流離和軍旅生涯既造就了朱元璋堅毅果敢的韌性，也讓他形成了多疑、狠毒的另一重人格。在反元起義的時候，他懂得很好地偽裝自己，不但時刻保持清醒的頭腦，“高築牆、緩稱王”，而且所到之處明令部隊秋毫無犯，軍紀嚴明。早年起兵時期的大將胡大海，圍攻紹興正在緊要關頭，其子胡三舍不顧朱元璋的禁酒令率眾飲酒，朱元璋大怒，下令處死胡三舍。此時部下勸朱元璋，這個時候殺了胡三舍，胡大海很可能會造反。朱元璋卻堅定地說：“寧可胡大海反了，不可壞我號令！”當他位居九五之尊之後，對權力的欲望更是激活了血液中的殘暴與多疑。中央權力的分散，讓朱元璋如鯁在喉，而胡惟庸一案正好成了皇帝廢相的導火線。

胡惟庸撞到了“槍口”上。這個從洪武六年（公元1373年）就開始擔任右丞相的“職場老員工”，隨著多年的掌權，心態也慢慢發生了變化。從開始的萬事小心翼翼，到後來生殺廢黜這種大事也敢自作主張。彼時各部的奏章，胡惟庸基本都是自己處理。市儈之徒紛紛奔走其府，賄送財物。目無領導是職場大忌，這觸動了朱元璋最敏感的神經，正好將其正法。雖然胡惟庸沒了，但是誰能保證以後不會出現第二個、第三個“胡惟庸”？於是，朱元璋索性廢去丞相一職。至此，中國曆史上實行了一千六百年的丞相製度被廢除，六部直接向皇帝負責，相權與君權合二為一。

既然丞相廢了，朱元璋幹脆給上層建築來了一次徹底的“大手術”。大明建國，千頭萬緒，洪武帝起初承襲元朝舊製，設中書省（下設六部，為行政機構）、樞密院（軍事機構）和禦史台（監察機構）。此時洪武帝改樞密院為大都督府，並分中、左、右、前、後五軍，而且這五軍都督平日裏隻管軍務，戰時才能統軍作戰；改禦史台為都察院，在中央形成了行政、司法、軍事獨立的政府機構。這樣一來，權力完全被分散了。特別是軍隊，部隊指揮官的任命由兵部下達，後勤由戶部負責，裝備由工部供給，軍閥形成的可能性就被排除了。中央改組了，軍權分散了，但如果在地方形成“獨大”之勢又該怎麽辦？明廷原本在地方上設行中書省，管理地方事務，其具有掌管所轄地區內錢糧、軍務、漕運等一切事務的權力，如此集權對人性是巨大的考驗。出身底層的朱元璋嚐盡了世間冷暖，在這種權力毫無監督的情況下誰能保證地方不會出現“胡惟庸”？他深知權力就像毒品一樣，會讓人上癮，於是決定在地方也必須要分權。

洪武九年（公元1376年），朱元璋改行中書省為承宣布政使司，設左右布政使，主管行政。全國被分為了浙江、江西、福建、北平、廣西、四川、山東、廣東、河南、陝西、湖廣、山西十二個布政使司。後來在洪武十五年（公元1382年）又設置雲南布政使司。永樂一朝，成祖朱棣遷都北平，北平改稱京師，南京改稱應天府，形成“兩京”。這就是明朝影視劇中官員們口中所說的“兩京一十三省”的由來。與此同時，朱元璋在地方還設置了提刑按察使司與都指揮使司分別主管司法與軍事，“三權分立”消除了地方“坐大”的可能。如此一來，不論中央還是地方，都做到了各部門平行，無法一家獨大。但是，看似天衣無縫的設計，實際執行中卻有很大問題。

首先，六部對皇帝直接負責，大事小事皇帝都要過問，這就意味著帝國的皇帝需要有驚人的體力和執政能力。洪武一朝朱元璋是“天天加班”，通宵達旦地看奏折是常態，他一天批複的奏折達上千份，共有幾十萬字！要知道普通人的閱讀速度一般在每分鍾三百字左右，這樣算來朱元璋每天光看奏折的工作量都在十個小時以上，而且他還要時刻保持清醒的頭腦，對諸事做出正確的判斷與回複。有一次，戶部尚書茹太素提交了一份“萬言書”，朱元璋看到近萬字的時候還不知道這位官員想說什麽，氣得直接將他打了一頓。因為時間太緊張，在回複官員奏疏的時候，這位草根出身的皇帝也是效率至上，盡量做到用兩句大白話就說清楚。有一次，地方官員上報沿海有倭寇來犯，朱元璋直接回複道：“奉天承運，皇帝詔曰，告訴百姓每（們），準備好刀子，這幫家夥來了，殺了再說。欽此。”這麽寫，在外人看來有點忍俊不禁，但是其中的苦衷可能隻有朱元璋自己明白了。這樣的機製設置，決定了皇帝的綜合素質直接與國家命運相關，帝明則天下清，帝昏則萬民苦，同時也催生了日後明朝內閣製度的誕生。

而軍權的分立，讓將領長期與部隊分離，形成了“兵不識將，將不認兵”的尷尬狀況，大大阻礙了軍隊的磨合，導致軍隊戰鬥力的下降。在明朝中後期，戰鬥力強悍的部隊往往是以地域為主形成的地方性部隊——鄉軍，如江浙的“戚家軍”、遼東地區的“關寧鐵騎”等。這些地方性的部隊在王朝衰弱時期就慢慢形成了私人武裝割據，像崇禎時期駐紮皮島的毛文龍，巡備陝西、甘肅等地鎮壓農民起義的總兵賀人龍等，表麵上同屬明廷調遣，實際上已經成了割據一方的軍閥。洪武帝本想阻止地方“坐大”，卻未曾料到軍權的分立導致了王朝後期軍閥的出現。

值得一提的是，為解決軍權分立產生的不良後果，明朝中後期逐漸授予了武將在外的統兵權。為了節製武將，又在軍隊出征之時以文官統率武將，讓有明一朝出現了“文官尚武、武官崇文”的有趣現象，成就了很多著名的“儒將”，比如王越、王守仁（王陽明）、袁崇煥等。在文人領兵的大環境下，武將與文臣增加了交流，反過來促使很多武將“崇文”。例如，俞大猷、戚繼光等人的文學修養不輸文臣，戚繼光還被當時的文人譽為“詞宗先生”，雖然這一稱號有些趨炎附勢之嫌，但是武將對“文化圈”的熱衷可見一斑。

大明王朝誕生之初並不像其國號一樣“日光月明”，北方的元朝殘餘勢力依舊對中原虎視眈眈，國內社會仍然動**，龐大的武裝力量是維護統治的必要工具。然而立國之初，百業凋敝，如何養活一支數量龐大的軍隊是個難題，麵對如此棘手的情況，明廷是如何應對的呢？

洪武二十二年（公元1389年），風光秀麗的洱海旁，大理古城迎來了新生。十五年前傅有德、藍玉、沐英率領明朝大軍兵鋒直指雲南，元梁王把匝剌瓦爾密及地方武裝土司段世潰敗，大理城幾乎毀於戰火。明代之前，中央對於雲南沒有形成過有效的控製，明軍進駐雲南後，漢族與少數民族在雲南長期雜居，為了平定地方，明朝決定在雲南設立衛所——大理衛。

據《雲南誌》卷三《大理府·城池·大理衛城》記載：“洪武十五年建，周圍一十餘裏，四門——東曰通海，南曰承恩，西曰蒼山，北曰安遠，其上有樓。”依照明代建城規製，大理城很快得到了修複，成為此後雲南重要的經濟、軍事與文化中心。

再看看兩千公裏以外的福建永寧，一條縱向的石板路貫穿了三條橫向的大街，構成了一幅鼇龜背上的紋路。城內的石板路上熙攘熱鬧，軍人、鐵匠、市民摩肩接踵，這就是明朝東南地區最重要的海防衛所——永寧衛。永寧衛在明朝百年間抵禦了沿海倭寇的侵擾，是國家重要的武裝防禦機構。在明代，有數百個像大理衛和永寧衛一樣的衛所，它們星羅棋布地散落在大明王朝遼闊的疆土之上，組成了帝國安全的重要防線。大明王朝是漢族建立的最後一個君主集權製的封建王朝，然而儒家文化與道德體係建立的基礎是農耕文明，中原文化一旦進入草原和沙漠，就馬上變得“水土不服”了。我們可以發現一個非常有趣的現象，明朝的“兩京一十三省”剛好位於以農耕為主的疆域之內。而在北方的草原，遊牧部落是瞧不上養於深宮之內的漢家皇帝的，隻有唐太宗、元太祖這樣的英雄才能令他們打心底裏折服。因此，衛所成了明廷在邊疆地區維護社會秩序與安全的重要保障。

據估算，洪武二十六年（公元1393年）之後，明朝全國的軍隊數量在一百八十萬人以上，要知道明初全國的人口數量不過六千萬，但是維持如此龐大的軍隊卻基本上不用國家財政支持，最重要的原因就是衛所製的實施。洪武帝曾經自豪地說：“吾養兵百萬，不費百姓一粒米。”

什麽是衛所製呢？簡單來講就是在全國劃定防區駐紮軍隊，然後讓軍隊在駐地屯田，閑時耕種、戰時打仗，自給自足。其實這種方式並不鮮見，類似於唐朝的府兵製，以及三國時期諸葛亮的屯田製。不過，明朝的衛所製更為詳盡，至洪武二十六年，全國已有衛所329個，其中除了前邊所說的永寧衛、大理衛，在北方還有天津衛、燕山六衛等，為鞏固邊防起到了關鍵作用。除了地方衛，明代還有專門保護天子的“內衛”。所謂“內衛”就是禦林軍中的配置，明代皇家近衛軍有上十二衛，由皇帝親自指揮，這十二衛中最著名的莫過於“錦衣衛”了。

對於這一製度的設計師朱元璋來說，他希望打造一支兵農合一的部隊，既能自給自足，又能衝鋒陷陣。洪武帝規定衛所內的軍人全部世襲，為了解決軍人的思親之情，隨軍家屬也一並被送往衛所；如果是單身，國家還可以“包辦婚姻”，為的就是要讓軍人安心守土。那麽怎麽做到軍戶的世襲，為王廷世代守疆呢？這就有賴於朱元璋製定的另一項重要的行政製度——戶籍製。

農民出身的朱元璋即便是成了九五之尊，小農意識依舊深深地紮根在心中。不論多麽龐大的帝國，在他眼中就像是自己家中的那“一畝二分地”，這地裏的一草一木、牲畜動物都是自己的財產，而自己作為“戶主”，有權利也有義務照顧好它們。不論大事小事，他每天都如耕田下地般親力親為。他時刻關心著帝國每一寸土地上發生的一切，對自己的孩子更是上心，親自主編的《皇明祖訓》中，為了鞏固皇權、訓誡子孫，甚至還包括了皇子們幾點起床、飯不要吃太飽等這些生活細節。他越來越想回到童年時代那短暫的歡樂時光，和父親、母親、哥哥在一起的日子雖然很貧苦，但一家人在一起溫情常在。可惜突如其來的變故讓他們陰陽兩隔，朱元璋甚至沒有尺寸之地來下葬父母，“殯無棺槨，被體惡裳，浮掩三尺，奠何肴漿”。元末的土地兼並之嚴重，百姓生活之困苦讓他記憶猶新。

大明初建，百廢待興，最重要的就是“錢”。作為有著上千年曆史的傳統農耕文明國家，賦稅一直是國家最直接、最重要的財政來源。然而元末大亂，田賦無準，中央最重要的財政該如何保障呢？千頭萬緒，又該如何下手？寧國府的政績讓朱元璋眼前一亮。

知府陳灌推行的“戶帖法”在寧國府大獲成功，我們來看一則標準的“戶帖”：

一戶林榮一，嘉興府嘉興縣零宿鄉二十三都宿字圩

民戶計家五口：

男子二口

成丁一口，本身年三十九歲，

不成丁一口，男阿壽，年五歲。

婦女三口

妻章一娘，年四十歲，

女阿換，年十二歲；次女阿周，年八歲。

事產

屋，一間一披，田：自己民田地六畝三分五毫。

政府由此可以得到的信息是：戶主林榮一一家五口，住在嘉興縣，兩男三女，有地六畝三分五毫。這份戶帖中，一家人的籍貫、姓名、年齡、關係、性別、土地、住址、行業等信息全部呈現出來，這為國家征稅和征役提供了準確無誤的參考信息。朱元璋推行的製度環環相扣，縝密無比。在戶帖的基礎之上，還誕生了“黃冊”，簡單來講就是朝廷組織“人口普查”，把居住在城鄉的每個住戶按照籍貫、姓名、人口、田宅、地畝等逐一登記造冊，信息更為翔實。黃冊每十年編造一次，每冊一式四份，分別上報戶部及省、府、縣。因上報戶部的冊子封麵是黃紙，故稱為“黃冊”。

有明一朝，每年百姓在農閑或者遇到政府重大事務時，都需要服徭役。隻有戶籍上盡量將每戶人口信息細化，才能為徭役人選做出正確的征派。太祖將全國戶口按照職業分工，分為民戶、軍戶、匠戶等，民戶務農，並向國家交稅、服徭役；軍戶的義務是服兵役；匠戶則必須為宮廷、官府及官營手工業服勞役。百工百業，世襲相傳、不容更改是明朝戶籍製度最大的特點。這意味著沒有特殊原因，實現階級躍層的可能性非常小。你要是鐵匠，你的子孫世代就是鐵匠；你要是軍籍，你的子孫世代就是軍籍。不但出身受限製，就連活動自由也受限製。明代規定“農業者不出一裏之間，朝出暮入，作息之道相互知”，任何人離鄉百裏，都必須持“路引”，否則就是“流民”。“路引”實際上就是介紹信，有了它才能異地遠徙、住店，不然就會被遣回原籍。

朱元璋這麽做是有目的的。明朝初立，流民失所，政府缺乏準確的戶籍信息，加上過去的信息搜集方式原始且效率低下，如果不能準確、大量地掌握戶籍信息，國家的稅收和管理將無從談起。朱元璋想盡可能地將百姓和土地捆綁在一起，因此核查戶口、強化戶籍管理勢在必行，戶帖和黃冊的實行使得人口統計有章可循。

在實現人人都有“戶口本”之後，朱元璋又開始在全國派發土地證——魚鱗圖冊。他展開了大規模的土地丈量工作，將土地的類型、貧瘠程度、四周地貌的分布全部一一登記造冊，為朝廷的征稅奠定了基礎。

朱元璋最愛掛在嘴邊的一句話就是：“四民之中，農民最苦。”體恤農民是因為朱元璋自己當過農民，愛惜農民是因為朱元璋知道農業是天下根本，隻有讓農民安居樂業才能天下太平。

他的努力在明初產生了良好的效果。經過治理的洪武一朝，全國戶數達到了10 652 789戶，人口60 545 812人，耕地麵積統計為8 804 623頃，夏秋糧合計為3100萬石。洪武二十八年，朱元璋自豪地頒旨：“方今天下太平，軍國之需皆已足用。其山東、河南民人田地、桑棗，除已入額征科，自二十六年以後栽種桑棗果樹與二十七年以後新墾田地，不論多寡，俱不起科。”

明朝初年，洪武帝的治國方針確實為社會經濟的恢複打下了堅實的基礎，但任何事物都是發展變化的。隨著明朝中後期資本主義萌芽與市場經濟發展，戶帖與黃冊顯然已經不適合時代發展的需要了，而好不容易清查出的土地，也隨著基層管理權力移交到士紳手中被兼並蠶食，皇族對土地的覬覦讓這種情況更是雪上加霜。朱元璋心中那“幾畝地，一頭牛，老婆孩子熱炕頭”的田園牧歌式的場景終究沒能夠實現。

洪武三年（公元1370年）四月，朱元璋一口氣將自己的十幾個兒子全部封為了藩王。冊封儀式結束後，朱元璋宴請群臣，觥籌交錯之際，他語重心長地對群臣說道：“昔者元失其馭，群雄並起，四方鼎沸，民遭塗炭。朕躬率師，以靖大難，皇天眷佑，海宇寧謐。然天下之大，必樹藩屏，上衛國家，下安生民。今諸子既長，宜各有封，分鎮諸國。朕非私其子，乃遵古先哲王之製，為久安長治之計。”於是，兩千年前西周的“分封製”又被朱元璋搬上了曆史舞台。

洪武帝似乎對西周的分封製度情有獨鍾，在編纂《皇明祖訓》時就將這條編於書中，“定封建諸王國邑及官屬之製”，就連諸王的“冊寶”也嚴格按照西周的尺寸定製。一提到“藩王”，我們通常能想到的就是西漢的“七國之亂”和西晉的“八王之亂”，後者更是導致了國家政權的長期動**，這些前車之鑒難道朱元璋不知道嗎？非也，洪武帝對此還做過深入的研究。據《明太祖實錄》記載，洪武元年（公元1368年），朱元璋在與太子朱標聊天時，問他最近都在研習什麽知識，朱標答“昨講《漢書》七國叛漢事”，朱元璋問“此曲直孰在”，太子毫不猶豫地說“錯在七國”。很可惜，朱元璋為太子的回答打了零分。看著朱標疑惑和求知的眼神，朱元璋給出了正確答案：“此講官一偏之說。宜言景帝為太子時，常投博局殺吳王世子，以激其怨，及為帝，又聽晁錯之說，輕意黜削諸侯土地，七國之變，實由於此。”他的觀點一句話總結就是，漢景帝太不夠意思，薄情寡義，激怒了藩王。在朱元璋看來，皇帝有絕對的掌控力可以駕馭藩王，隻要不做得太過分，藩王們也不會冒著巨大風險造反，而“一家人”就應該互相照顧。

當然，分封藩王這個問題，朱元璋還是仔細考慮過的。郡乎，縣乎？還是國乎，家乎？朱元璋認為，秦、漢、唐、宋之亡，就是因為沒有強大的親藩支持，一旦天下大亂，異姓崛起，中央沒有可以依靠和信賴的武裝力量。但是周代的分封製，又會形成枝強幹弱的局麵，於是他將兩種方案折中，一方麵立郡縣，集大權於中央；另一方麵又建藩國，分封諸王，維護朱姓統治。

當時元廷雖已退居漠北，但是勢力猶存。出於國家安全考慮，為了抵禦蒙古，朱元璋將實力最強的幾個兒子分封在了北方重鎮——二子朱樉封秦王，建藩陝西西安府；三子朱棡封晉王，建藩山西太原府；四子朱棣封燕王，建藩北平；十三子朱桂封代王（初封為豫王，後改封為代王），建藩山西大同府；十四子朱楧封肅王（初封為漢王，後改封為肅王），初建藩甘肅平涼府，建文年間遷移到甘州府；十五子朱植封遼王（初封為衛王），建藩遼寧廣寧府；十六子朱栴封慶王，初建藩韋州，建文三年遷藩於寧夏；十七子朱權封寧王，建藩國於大寧衛；十八子朱橞封穀王，初建藩國在上穀宣府。這就是曆史上著名的“九大塞王”。這九個藩王在北方漫長的邊境線上形成了一條完整的防線，既針對蒙古，又能有效抵禦東北的各部族勢力。

“打虎親兄弟，上陣父子兵”，小農出身的朱元璋對此深信不疑。在他看來，王朝初定，除了塞外勁敵及國內陳友諒、張士誠餘部殘存，跟著自己打天下的一班猛將才是最大的心腹之患。不然多年後針對功臣大清洗的“藍玉案”“胡惟庸案”也不會發生，追隨朱元璋開國的猛將謀臣們基本上被誅殺一空。當然在建國之初，政權未穩的情況下，他還需要這班文臣武將為他做事。作為一個出色的政治家和謀略家，他懂得製衡的奧妙。製衡的籌碼就是封藩，隻有自己的親骨肉手握兵權才能夠放心，朱家人總不會自家人打自家人吧？

封藩的另一個好處是減少太子登基的阻力。“最是無情帝王家”，曆朝曆代為了奪龍椅上演的骨肉相殘的悲劇不在少數。太子朱標生性仁慈，而其他的兒子個個都不是省油的燈，把這些人調到各地去就藩，一來可以鎮守地方，二來可以減少太子的威脅，豈不兩全其美？朱元璋想得很細致，諸子分封之後，為了防止藩王之間串聯勾結，甚至連入京都必須錯開時間。

然而事與願違，封藩不但沒有讓老朱家“家和”，同時也把大明帝國拖進了萬劫不複的深淵。

雖然諸王對於地方行政沒有太多權限，但是有統兵和指揮軍事之權。藩王們還可以在府內設親王護衛指揮使司，擁有三護衛，甲士少則三千人，多則可達近兩萬人。塞王的兵力尤其雄厚，如寧王所部“帶甲八萬，革車六千”，所屬朵顏三衛蒙古騎兵更是驍勇善戰。秦、晉、燕三王的護衛經朝廷補充，軍力也十分強悍。諸塞王每年秋天都會塞外巡邊，進行大規模的軍事演習，曰“肅清沙漠”，這就意味著這些藩王的軍隊是長期以來經過實戰錘煉的精銳部隊。《皇明祖訓》還規定：“凡王國有守鎮兵，有護衛兵。其守鎮兵有常選指揮掌之。其護衛兵從王調遣。如本國是險要之地，遇有警急，其守鎮兵護衛兵並從王調遣。”同時又規定：“凡朝廷調兵，須有禦寶文書與王，並有禦寶文書與守鎮官。守鎮官既得禦寶文書，又得王令旨，方許發兵。無王令旨，不得發兵。”也就是說，藩王是地方守軍的監視人，是皇帝在地方的“軍代表”。如晉、燕二王屢次受命將兵出塞和築城、屯田，大將如宋國公馮勝、潁國公傅友德都受其節製。軍中小事專決，大事才報告朝廷，二王軍權之大可想而知，這也是燕王後來能夠發起靖難之役的重要原因之一。

雖然朱棣稱帝之後，極大地削弱了藩王的軍權，但是各地的藩王還是會擁有一定的私人武裝。譬如後來宣德朝的漢王叛亂、正德時期寧王和安化王的叛亂，雖然經過朱棣對藩王權力的限製，這幾次叛亂都沒有成功，但也給社會經濟造成了一定的破壞。

如果說早期藩王的武裝對國家安全威脅甚重，那麽負擔藩王的供養更是中央財政肌體上的“毒瘤”。

明朝的分封製度雖然和周代相似，但是以洪武帝“酷愛創新”的性格，對分封也進行了調整——分封不錫土，列爵不臨民，食祿不治事，不近四民之業，世襲罔替。不能從政，也不能參與工商等營生，一句話就是什麽也不能幹（明初的塞王例外），安靜地做一個衣食無憂的“寄生蟲”。而且藩王的子孫也可以承襲爵位，坐享其成。明廷規定藩王的嫡長子可以世襲爵位，其他兒子降一等成為郡王，郡王的嫡長子繼承郡王爵位，郡王其他兒子降爵成為鎮國將軍，孫子為輔國將軍，曾孫為奉國將軍，四世孫為鎮國中尉，五世孫為輔國中尉，六世以下皆為奉國中尉。如果隻有幾十個藩王也就罷了，國家尚可負擔，但是由於親王們一天到晚沒事幹，過去又缺乏娛樂項目，享受補貼的龍子鳳孫們開始成幾何級數遞增，而中央政府為了消磨藩王們的意誌，原則上也是大力鼓勵他們“多生”。

明朝出生於官宦之家的博學大儒張岱，在其窮盡畢生精力所著的《石匱書》（紀傳體明史書籍，是研究明史的重要史料之一）中記載：“我明自靖難之後，待宗室其製愈嚴愈刻。在諸王之中樂善好書者固百不得一，而即有好飲醇酒，近婦人，便稱賢王，遂加獎勵矣。”對於明朝宗室來說，貪杯好色竟然被視為“賢德”，實在是令人大跌眼鏡。另一方麵因為生的孩子多了，享受國家補貼的自然也多了，所以諸王把生孩子當“事業”來經營。就這樣，“子又生孫，孫又生子”，大明朝的宗室像滾雪球一樣越滾越大，國家為此每年都要負擔龐大的支出。

據《明史·食貨誌》記載：“嘉靖四十一年，禦史林潤言：天下之事，極弊而大可慮者，莫甚於宗藩祿廩。天下歲供京師糧四百萬石，而諸府祿米凡八百五十三萬石，以山西言，存留百五十二萬石，而宗祿三百十二萬；以河南言，存留八十四萬三千石，而宗祿百九十二萬。是二省之糧，借令全輸，不足供祿米之半，況吏祿軍餉皆出其中乎？……下部複議，從之，至四十四年乃定宗藩條例，郡王、將軍七分折鈔，中尉六分折鈔，郡縣主、郡縣鄉君及儀賓八分折鈔，他冒濫者多所裁減，於是諸王亦奏辭歲祿，少者五百石，多者至二千石，歲出為稍紓。”

到了嘉靖四十一年（公元1562年），當年應該給予宗藩的祿米為853萬石，如果根據十多年後萬曆六年（公元1578年）《明會典》的記載賦稅收入麥406.7萬石、米2264萬石，合計2670.7萬石來計算的話，宗藩祿米約占賦稅米麥的30%以上！當然，麵對如此沉重的壓力，朝廷也做出了調整，嘉靖四十四年（公元1565年），世宗定下製度，親王祿米歲減500~2000石，郡王、將軍七分折鈔（折鈔，用寶鈔替代），中尉六分折鈔，郡縣主、郡縣鄉君及儀賓八分折鈔。

盡管是“寄生蟲”，也分油水大的和油水少的。大宗的直係和被皇上眷顧的親王們日子自然好過，而小宗和不被重視的親王後代的日子過得則不盡如人意。根據《中國貨幣史》記載，明代的寶鈔貶值非常嚴重，萬曆六年1000文實際折錢僅0.1文，縮水到之前的萬分之一！因此明朝宗室的工資實際縮水很大，而且就連這點工資也經常拖欠。明代規定，凡是封藩皇族的婚娶和爵位名稱，都要朝廷批示，於是很多官吏竟然趁機要挾索賄，以致積壓奏文逾千份。如此過分，就連“外人”都看不下去了，崇禎時期輔臣何如寵就向朝廷力諫其弊，使皇族中得到命名婚娶者六百多人，解決了一部分皇族的燃眉之急。不要說遠支皇族了，就連崇禎帝被封信王的時候，都因為沒錢賄賂有司官員，王府蓋得十分寒酸。據史料記載，“故自郡王以上，猶得厚享，將軍以下，多不能自存，饑寒困辱，勢所必至，常號呼道路，聚詬有司。守土之臣，每懼生變”。到了明朝中後期，有些偏地遠支的皇族，生活已經十分拮據了，地方官甚至都害怕這些皇族們會起事造反，而這種事還真出現了。

嘉靖三十七年（公元1558年），就出現了安化王府的宗儀，“求索祿糧”不遂，圍布政使司；嘉靖四十三年（公元1564年），一百多個皇族包圍了陝西巡撫府第，要求付給欠下的俸祿等一係列的“請願”事件，搞得皇室無比尷尬。

拿“冰火兩重天”來形容明代的藩王宗室十分到位，那些被皇帝寵幸的親王往往生活優渥，甚至到了奢靡的程度，皇室一切的規則在他們身上都可以“法外施恩”。比如萬曆皇帝最喜愛的兒子福王朱常洵，婚禮費用竟高達三十萬兩銀子。這是一個創紀錄的數字，要知道，萬曆六年時神宗朱翊鈞婚禮的費用不過七萬兩銀子，皇太子朱常洛的婚禮費用也不過是十多萬兩銀子，可見萬曆皇帝對福王的寵愛。

而且在福王婚禮舉行之前，萬曆皇帝就指示戶部每年支給福王祿米三千石，然而明朝開國元勳劉基的歲祿不過二百四十石。即使如此，貪得無厭的福王還嫌不足，要與民爭利，指示王府辦事人員在崇文門外開設皇店招徠進京商人車輛貨物寄宿，每年收取店租一萬四千兩銀子。戶部尚書趙世卿表示反對，萬曆皇帝竟然表示福王這樣做是自己特別許可的。

浙東四大史家，《明史》的“布衣”主編萬斯同曾寫道：“帝耗天下以給（福）王，而洛陽王邸富於大內。”以天下養兒，萬曆皇帝對於這個兒子的寵愛簡直達到了無以複加的程度，史實也確實不過分。萬斯同曾書：“帝所遣礦使稅使數十人，日有奉，月有進，所得珍寶不可勝計，號為人主私財。及福王之國，斥其十之九遣之。所賜莊田至四萬頃，又所請雜稅地，東至南畿，西至四川，使者乘傳來往收利，所至為之騷然。”萬曆皇帝不但賜予了福王上萬頃的土地，而且將四川等地的礦稅也劃歸福王所有。這位“有福”的藩王到底搜刮了多少民脂民膏已經無法統計，但是數量肯定是驚人的。明末的農民軍首領李自成在攻破洛陽殺掉福王之後，將王府的財物洗劫一空，據說用了上千輛車子，搬運了幾天才將財物運完。

一生憐農恨貪的朱元璋對待官員十分吝嗇，但對自己的後代卻是出奇的大方，這讓明朝的皇室宗親們就像寄生蟲一般附著在帝國的肌膚上吸脂吮血，直到元氣耗盡。

作為大明王朝的締造者，朱元璋終其一生都在醉心於製度的設計。在朱元璋的眼中，帝國再龐大也是他的“私產”。在他的心中，自己的帝國應該是一個傳統，或者說是保守的農業性的國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他的意願也很簡單，就是希望把明帝國打造成一部永不停歇的機器，而帝國的每一個子民都像是機器中的零件一般，有秩序地維持帝國的運轉。可惜，朱元璋錯了。在封建集權的王朝中，階級矛盾是不可調和的，客觀的經濟規律也更不可能變更，作為大地主階級的代表想憑借一己之力去改變社會發展的規律，無異於癡人說夢。這讓洪武帝的構想隻能變成一廂情願的烏托邦。他憎惡貪官，對於貪墨者不惜剝皮楦草，卻無法阻擋明朝中後期整個帝國自上而下的腐朽；看似輕官重民的他，隻願意給支撐帝國的基層公務員——縣令們，一年一百公斤大米的微薄薪酬，而在自己“衣錦還鄉”的時候，征發幾十萬民工營建中都鳳陽，整條大街都不惜鋪上白玉石，以至於將“龍興之地”鳳陽變成了“自從出了朱皇帝，十年倒有九年荒”的“貧困區”；費盡心血核查田畝製成的“魚鱗冊”，在明朝中後期瘋狂的土地兼並中已變得毫無意義；他設計的衛所製度在中後期已經跟不上時代發展的需要，軍隊戰鬥力低下、軍官吃空餉的現象屢禁不止，從而不得不啟用募兵製，王朝末期更是在各地形成了尾大不掉的“地方軍”；就連他精心培養的“私人保鏢”錦衣衛，在大廈將傾之時也沒能夠力挽狂瀾。朱元璋在世時，在他的乾綱獨斷之下，社會好似在按照他的意願一步步發展，然而他一離世，就連朱家的子孫都不願意，也無法遵循他製定的遊戲規則。

雖然依靠武力**平九州，豪氣萬丈，但是一旦問鼎天下，洪武帝就立即表露出了“農民”的本色，他對外界絲毫不感興趣，甚至是恐懼。他下令海禁，“以三日為限，後者死”。在他的眼裏隻有“麵朝黃土背朝天”是最為穩妥的謀生方式，那些食貨遠洋者在他看來都是寄生蟲。而明朝時期，正在迎來世界性的地理大發現與商業、社會的變革，歐洲人此時正在全力地擺脫蒙昧與黑暗的中世紀。而在東方，宋元時期曾經高度發達的對外交流與商業經濟，在太祖的鐵腕治國下一度萎靡不振，也讓中國失去了和世界深度交流的機會，輸在了前往近代文明的賽道之上。

現在看來，朱元璋的治國就像是堂·吉訶德似的努力，他試圖戰勝眼中的惡，但諷刺的是，他手中的長矛卻從未真正插向過惡龍。也許到死洪武帝都不會明白，大明帝國這列重型火車隻是在他烏托邦式的幻想軌道上馳騁罷了。帝國的前途究竟在何方，這個問題隻能留給他的子孫去解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