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馬兄弟憑何駕馭宿將舊臣

在中國曆史上，許多權臣去世之後，通常都由其子弟繼位掌權，我們對這一群體稱為“權二代”。然而，血緣和家世背景可以傳承，能力和威望卻無法繼承。“權二代”們要想不負所傳並後來居上，實屬極難。例如西漢重臣霍光死後，其子霍禹、其女婿鄧廣漢、其侄孫霍山雖然手握大權，卻仍被漢宣帝一擊而潰，滿門盡滅；再如漢順帝時的輔政大臣梁商死後，其嗣子梁冀繼任大將軍，專橫獨斷，一手遮天，甚至膽敢鴆殺漢質帝，後來也被漢桓帝聯合宦官集團一舉鏟除，三族俱夷。所以，“權二代”當中能夠真正掌權傳世並且更上層樓者，堪稱鳳毛麟角。

而司馬師、司馬昭兩兄弟便是將家族權位持續推升直至登峰造極、別開生麵的“權二代”佼佼者。

曹魏嘉平三年（公元251年）八月，司馬懿在除掉生前最後一個政敵王淩之後，溘然去世。但他留給司馬師、司馬昭二人的，並不是一副輕鬆的擔子。他倆繼父掌權之際，外有蜀漢、東吳兩大勁敵虎視眈眈，內有曹氏餘黨伺機而動，可謂危機四伏。在此，司馬兄弟著力於整合朝野上下的擁馬派勢力一致對外，便是當務之急。

可是，麵對父親留下的宿將舊臣之班底，司馬兄弟暗自忖度之下，也不免有些忐忑：那些宿將舊臣當中，既有資曆深厚的元老派，例如郭淮、王昶、何曾；又有戰功卓著的新秀派，例如鄧艾、王基、石苞、州泰；還有坐擁豪門的故交派，例如鍾毓、鍾會、傅嘏、陳泰。他們個個都是出類拔萃的精英能臣，或才高氣傲，或居功自負，確是不易順服也不易駕馭。

然而，司馬兄弟采取了明明暗暗一係列的舉措，最終還是做到了“內服群臣、外懾吳蜀”，直至開基建業，亡魏成晉。

那麽，他倆是如何達成這一目標的呢？筆者縱觀史籍，認為他倆的成功之道有三，缺一不可。

第一是司馬兄弟善用紮實的軍功戰績來穩固自身的根基。他倆在父親司馬懿逝世時，俱為四十歲左右，正值壯年，加之二人先前有協助司馬懿平定曹爽之功，所以朝中的擁馬派勢力便以他二人為“周武王”“周公旦”，推戴他倆輔政當國。

基於曹爽一黨的“亂作為、亂改製”而觸怒既得利益集團的前車之鑒，司馬師剛執大權，便堅持對內垂拱而治，並不刻意去攪動朝局。《晉書·景帝紀》裏寫道：

或有請改易製度者，帝（指司馬師）曰：“‘不識不知，順帝之則’，詩人之美也。三祖典製，所宜遵奉；自非軍事，不得妄有改革。”

但在對外征伐立功方麵，司馬師卻顯得十分熱衷。他和司馬昭都明白：身逢亂世，隻有軍功在手，才能真正攬權成功。所以，當吳國太傅諸葛恪前來東興築城建堤以示進犯之際，司馬師急於立威，拒絕了傅嘏“且屯且侵以應東吳”之計，而是傳詔命令諸葛誕、胡遵、王昶等將領三道並發，共擊吳軍。由於諸葛誕是司馬氏的姻親、胡遵是司馬懿在關中時的舊部，故而他倆所領的東路軍算是司馬氏的嫡係部隊。司馬師為防萬無一失，甚至派出司馬昭擔任監軍前去督戰。不料，諸葛誕、胡遵二人所領的東路軍竟在東興之戰中輕敵失利，導致“三道伐吳”之策完全破產。

司馬師不得已，又再令雍州刺史陳泰發兵去討胡立功，結果反而驚反了雁門、新興二郡的胡人。這一連串的軍事受挫，使司馬師的威望幾乎降到了冰點。

在這千鈞一發之際，蜀漢薑維率師數萬而圍魏之狄道，向魏國發起了挑戰。司馬師急忙起用司馬昭到長安代行“征西將軍”之職，和陳泰一道擋退了薑維。然後司馬昭留在關中專心致誌地掃除薑維臨撤之前埋在曹魏西翼的“暗樁”—叛羌之敵。《晉書·文帝紀》裏記載：

“會新平羌胡叛，帝（指司馬昭）擊破之，遂耀兵靈州，北虜震讋，叛者悉降。以功複封新城鄉侯。”司馬昭取得的這一戰績是令人矚目的，以至於後來朝臣們向他勸進晉公時還盛讚道：“前者明公（指司馬昭）西征靈州，北臨沙漠，榆中以西，望風震服，羌戎東馳，回首內向。”

司馬昭的赫赫戰功輝映到廟堂之上，令司馬師的政績也為之增光添彩。他借此完全穩住了司馬氏在朝廷上下的至高權位。同時，司馬兄弟的分工協作製度就此建立。

內事不決有子元（指司馬師），外事難辦有子上（指司馬昭）。

這也是後來魏少帝曹芳為何要借平樂觀閱兵之際暗殺司馬昭的緣故。隻因司馬昭是在外麵拱衛司馬師穩坐廟堂的“倚天長劍”，不除他則不足以製勝。

接下來，司馬兄弟平毌丘儉、滅諸葛誕，一時戰功彪炳、聲威大振，完全在軍界擁有了實打實的決策權和遙控權，可以“居重馭輕”“以內製外”。王昶、鄧艾等宿將舊臣自然是乖乖臣服，不敢不遜。這一點，連魏文帝曹丕這個資曆更老的“權二代”也是比不上他倆的。曹丕好大喜功而又稍輸武略，擁兵數十萬伐吳卻勞而無功，半途中甚至還遭到敵人狙襲而丟了儀仗。依此而論，他又怎能駕馭得了那些宿將虎臣？又談何跨山橫江、一統八荒？

第二是司馬兄弟善用高超的政治手段來籠絡臣下之心。在禮賢下士方麵，司馬兄弟可謂屈尊降紆、推心置腹，堪與三顧茅廬、愛才如命的劉備並肩。例如，原征南將軍王昶是司馬懿的得意門生，對司馬氏執政亦有暗助之功。司馬師掌權之初身為“撫軍大將軍”，為安撫資曆深厚的王昶，便借聖旨給了王昶一頂“征南大將軍”的高帽子，讓他的職級與自己持平，以此為“尊老敬賢”之意。王昶自是對他這一舉動“感恩懷義、奉之終身”。他的兒子王渾、侄兒王沈後來都成了晉朝的開國功臣。

在納諫采言方麵，司馬兄弟可謂屈己從理、來者不拒，堪與從善如流、海納百川的唐太宗媲美。當毌丘儉之亂爆發時，司馬師身負眼疾不便出行，但在王肅的勸說下，依然能夠聞警即起、帶病南征，絲毫無滯，明快如風。而老將王基在討伐諸葛誕時，對司馬昭的諫言近乎冒犯，甚至在戰場上違抗司馬昭的謬誤之令而堅持自己的正確意見。

司馬昭對他亦是事之如師，毫無芥蒂，並公開剖白道：

凡處事者，多曲相從順，鮮能確然共盡理實。誠感（王基之）忠愛，每見規示，輒敬依來指。

這是何等博大的政治胸懷！王基既受此寬容禮敬之殊遇，又如何不向司馬兄弟報以忠勤就兢業之實效？

諸葛誕反，（王）基以本官行鎮東將軍。都督揚、豫諸軍事。時大軍在項，以賊兵精，詔基斂軍堅壘。基累啟求進討。

會吳遣朱異來救誕，軍於安城。基又被詔引諸軍轉據北山。基謂諸將曰：“今圍壘轉固，兵馬向集，但當精修守備以待越逸，而更移兵守險，使得放縱，雖有智者不能善後矣。”遂守便宜，上疏曰：“今與賊家對敵，當不動如山。若遷移依險，人心搖**，於勢大損。諸軍並據深溝高壘，眾心皆定，不可傾動，此禦兵之要也。”書奏，報聽。

大將軍司馬文王（指司馬昭）進屯丘頭，分部圍守，各有所統。基督城東城南二十六軍，文王敕軍吏入鎮南部界，一不得有所譴。城中食盡，晝夜攻壘，基輒拒擊，破之。

壽春既拔，文王與基書曰：“初議者雲雲，求移者甚眾，時未臨履，亦謂宜然。將軍深算利害，獨秉固誌，上違詔命，下拒眾議，終至製敵擒賊，雖古人所述，不是過也。”（摘自《三國誌·魏書·王基傳》）

在聚合內外方麵，司馬兄弟可謂同甘共苦、重情重義，堪與俠氣逼人的漢高祖劉邦相仿。當曹髦雲龍門之變時，司馬昭的心腹賈充迫不得已指使成濟刺死了魏帝曹髦。彼時輿情洶洶、滿朝嘩然，連司馬昭平素的至交好友陳泰都逼他交出賈充而殺之以塞天下之公議。但司馬昭勇於擔當，決不“甩鍋”，決不退縮，硬是頂住偌大的壓力保住了賈充，並借此向朝野上下展示了自己亡魏成晉的決心。從維護羽翼鞏固內部而言，司馬昭此舉實在是難能可貴的。比起曹操父子將勸進魏公的孤忠之臣董昭迫於輿論壓力而“雪藏”十餘年來，司馬昭維護並重用賈充的做法更容易換來部下的誓死盡忠。

第三是司馬兄弟善用嚴明的法紀之術來整合上下、務實高效。當年司馬懿遠征遼東，圍敵欲攻，時逢霖雨，久下不止，平地水深數尺。諸軍行走極為不便，紛紛向司馬懿建議移營居安，但司馬懿見到圍壘尚未竣工，若眾將士就此舍勞取逸，則大功難成，於是執意不許，明令諸軍敢言徙者必重懲。都督令史張靜不顧法令仍來勸言，遂被司馬懿當眾斬殺，方才穩定了軍心，取得了最後的勝利。他的這種做法深深影響了司馬師、司馬昭兩兄弟。

司馬師執政之初，從事中郎李憙便評論他“以法見繩”，令人“畏法而至”，不敢不從。他征討毌丘儉時，問計於名士劉陶，發現劉陶答複之際模棱兩可，企圖在曹、馬之間當騎牆派，遂鐵腕出擊，把劉陶貶官而死。他如此舉動，自是欲以嚴刑重典震懾朝中的中間派而為己所用。

司馬昭繼兄掌權之後，亦是執法如山、毫不寬待。他出兵掃平諸葛誕時，“將軍李廣臨敵不進，泰山太守常時稱疾不出，並斬之以徇”（摘自《晉書·文帝紀》）。在伐蜀的誓師大會上，將軍鄧敦發出“蜀未可討”的雜音，司馬昭仍是毫不手軟地殺之以立威。在他看來，隻有以鐵的法紀鍛煉出來的軍隊，才是最有戰鬥力的。他和父親、兄長一樣，堅持“嚴以正法”，這才使自己的部隊可以“長驅越險、所向披靡”，令吳蜀之敵望而生畏。

綜上所述，司馬師、司馬昭兄弟就是憑著這三大手法輕鬆自如地駕馭住了一大批擁馬派的宿將舊臣，從而成為“青出於藍而勝於藍”的繼承者。而司馬氏代魏立晉的雄圖霸業，也最終在他倆的手上實現了節節攀升、鑄造輝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