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馬氏發動“高平陵事變”的底氣

曹魏正始十年（公元249年）正月，少帝曹芳前往拜謁位於高平陵的魏明帝曹叡之墓，輔政大臣、大將軍曹爽及其兄弟皆隨駕同行。

不料，他們前腳剛出京門，司馬懿父子後腳就發動了事變，以永寧宮郭太後的名義發出懿旨，封閉了各個城門，火速占據了武庫，分發各類武器給自己的親信部屬。同時，令司徒高柔持節代理大將軍之權，控製了原由曹爽所親領的禁軍營地；令太仆王觀代理中領軍之權，控製了原由曹爽之弟曹羲所領的中軍營地。然後，司馬懿派人追奏於曹芳，譴責曹爽“有無君之心”，罷去曹爽兄弟的官職、兵權，“以侯就第，不得逗留，以稽車駕；敢有稽留，便以軍法從事”！奏畢，他攜太尉蔣濟率兵親臨洛水浮橋，以應萬一。

曹爽兄弟聞變，如遭雷擊，在驚疑失措之中，相信了司馬懿的免罪承諾，不顧桓範、魯芝、楊綜等親信和僚屬的勸阻，選擇了束手降服，乖乖認輸。不久，他們連同自己的黨羽，全被司馬氏劾以大逆不道之罪而誅殺，俱夷三族。

司馬懿父子從此獨攬朝綱、權傾天下，再也無人掣肘，邁上了亡魏成晉的霸業之路。

不少人士認為司馬家一夕之間“劍走偏鋒”奪權成功，似乎勝得太過輕易，而曹爽兄弟則完全是被司馬氏“忽悠”住了，所以才會自取其敗。宋代史學家葉適就發出了驚詫之問：

嘉平之役，極是異事。曹氏造基立業，雖無兩漢本根之固，然自操至此已五六十年，民誌久定；司馬懿再世受遺，信非忠貞，何遂盜奪！而況虛位無權，勢同單庶，一旦人主在外，閉門截橋，截取事柄，與反何殊？此至愚者所不敢為，懿號有智，而披猖妄作，自取族滅，然竟以勝，一異也。（摘自葉適《習學記言序目》卷二七《魏誌》）

但是我們縱觀史籍，周覽本末，認真剖析，就會發現：行事素以“穩、準、狠”見長的司馬懿父子發動這場驚心動魄的事變，實際上是有著周密的籌備和堅實的底氣的。所以，他們才一擊必中、一招製敵，迫使曹爽一派束手認輸、無力反擊。

第一，從正統法理的比較優勢上講，司馬懿比曹爽稍勝一籌。粗粗一看，曹爽手中握有少帝曹芳這張“王牌”，可以“奉天子以討不臣”，似乎占了上風。然而，司馬懿本身是先帝欽定的顧命輔政大臣，有“清君側、除奸佞”的天然職責和權力依據，再加上司馬懿手頭拿到了永寧宮郭太後全力支持他所作所為的鳳詔，能夠“挾太後而抗天子”。而且，郭太後確實是遭遇過曹爽仗勢欺淩的。《晉書·五行誌》記載：

魏齊王正始六年（公元245年）二月丁卯，南安郡地震。是時，曹爽專政，遷太後於永寧宮，太後與帝相泣而別。連年地震，是其應也。

這些事實其時已為天下士民所共見，曹爽的“無君之心”昭然若揭，郭氏和曹爽矛盾已然公開化。所以，司馬懿取得郭太後鳳詔以“便宜行事”，根本不是脅迫而來，相反正是郭太後自願授權而為之。那麽，曹爽挾少帝以反抗，又有多少人不是認為他竟把少帝當作傀儡了呢？這樣的“挾天子以討司馬氏”，曹爽集團從起先一出手就落了下乘，也不會具有多大的政治感召力。

第二，從中樞群臣的支持度上看，司馬氏是遠超曹爽一派的。由於曹爽先前重用何晏、鄧颺、李勝等浮華空談派，亂改舊典、濫興秕政，且又驕奢**逸、胡作非為，早已為朝廷的大多數公卿大夫所不滿。例如，大將軍府長史孫禮本是由魏明帝親下遺詔留在曹爽身邊輔佐他的，但曹爽嫌他“亮直不撓”，不便於自己獨斷專行，竟違背先帝遺詔將他外放了出去。又如少府卿王觀掌管內府寶庫，曹爽一派貪得無厭、多有幹求，且又忌憚王觀守法不從，於是把他調任太仆，借機中飽私囊。曹爽一派種種作為，堪稱“為淵驅魚、為叢驅雀”，引起眾怒，連孫禮都公開請求司馬懿站出來“主持公道”、製衡於他。故而，司馬懿發動高平陵事變時，自太尉蔣濟、司徒高柔等人以下大多數重臣宿士都站到了他這一邊。而曹爽那邊，卻隻有一個大司農桓範出於鄉裏舊誼而遁出城來幫他，其勢何等之孤！

第三，以四方州鎮之軍方勢力的實際情況而預估，曹爽一派亦是孤掌難鳴，不足以與“出將入相、故吏遍布”的司馬懿相對抗。《資治通鑒》裏寫道，桓範“勸（曹）爽兄弟以天子詣許昌，發四方兵以自輔”。似乎是一條妙計。然而，根據當時的實際情形來分析，曹爽若是真以天子之詔征發四方州鎮之兵相助，恐怕是“一廂情願”、難有響應。其時四方州鎮大將的名單是這樣的：執掌西翼大軍的是征西將軍夏侯玄；執掌南部諸軍的是征南將軍王昶；執掌東翼大軍的是征東將軍王淩；執掌北部諸軍的是征北將軍程喜，其下屬的並州刺史是孫禮、冀州刺史是裴徽、幽州刺史是毌丘儉。

在明麵上，曹爽唯一可以倚用的助力，隻有夏侯玄一人，因為他倆有表親之好、手足之舊。但夏侯玄身邊卻有一位司馬氏的舊部、前將軍郭淮—他在雍涼二州威望極高、人脈極廣，而且與司馬懿關係匪淺。在正始年間曹爽一派擅自發起的征蜀之役中，郭淮多有異議並以實際行動表示了強烈的抵製，是曹爽一黨的對立派無疑。《三國誌·魏書·郭淮傳》記載：

（正始）五年（公元244年），夏侯玄伐蜀，（郭）淮督諸軍為前鋒。淮度勢不利，輒拔軍出，故不大敗。

其中“輒拔軍出”四個字，將郭淮的“不合作”態度畢露無遺。夏侯玄有他掣肘，又怎能調動得了關中兵馬東來支援？

征南將軍王昶，則是司馬懿實打實的“死黨”。他目前的一切地位和建樹，幾乎都是司馬懿一手栽培而出的。《三國誌·魏書·王昶傳》裏記載：

青龍四年（公元236年），詔“欲得有才智文章，謀慮淵深，料遠若近，視昧而察，籌不虛運，策弗徒發，端一小心，清修密靜，乾乾不解，誌尚在公者，無限年齒，勿拘貴賤，卿校以上各舉一人”。太尉司馬宣王以（王）昶應選。正始中，轉在徐州，封武觀亭侯，遷征南將軍。假節都督荊、豫諸軍事。

倘若司馬懿的“清君側”之令一下，王昶必會如影隨形、聞聲而動，北上相助。他在襄陽發兵，比任何一方州鎮都能更快地抵達洛陽或許昌。

征東將軍王淩，出於太原王氏一脈，與司馬朗、司馬懿有故舊之交，而又門戶背景相同，應該也是傾向於支持司馬懿的。況且，他與曹爽的關係十分僵化，曹爽曾經起用過鄉裏舊交文欽來製衡他。《三國誌·魏書·文欽傳》記載：

（文欽）後複以淮南東門將，轉為廬江太守、鷹揚將軍。王淩奏欽貪殘，不宜撫邊，求免官治罪，由是征欽還。曹爽以欽鄉裏，厚養待之，不治欽事。複遣還廬江，加冠軍將軍，貴寵逾前。

所以，王淩對曹爽肯定是心懷怨忌，在這一場“高平陵事變”中是不可能站到他同一陣線的，而文欽想幫曹爽抗禦司馬氏，卻也始終飛不過王淩這一關啊！

至於程喜、孫禮、裴徽、毌丘儉四人，均是地處偏遠，手頭兵馬較為稀少，在這場博弈之局中無足輕重、緩不應急。程喜的門戶背景與政治立場在史書中顯得模糊，在此可以不論。但孫禮、裴徽、毌丘儉三人，在高平陵事變當中的“站隊”倒可以淺議一下。孫禮本身就和曹爽積怨已深，曾經向司馬懿當麵強烈請求他出來“主持公道”、製約曹爽。所以，他對司馬懿發動“高平陵事變”是絕對支持的。而裴徽與司馬氏同屬名門世族集團，各種利益關係和政治訴求基本趨同，且裴氏一族又與司馬家關係甚佳。裴徽的侄兒裴秀後來成為司馬氏最密切的心腹之一。毌丘儉則在征燕之役中當過司馬懿的部屬，對司馬懿自是拱服。故而，他倆於“高平陵事變”中的立場至少是中立不倚的，但決不會主動支持曹爽。三位刺史的政治態度既是如此，身為征北將軍的程喜自然也被掣肘和影響，導致他最有可能的選擇是遊移觀望。曹爽從他這裏，依然借不到半分力道。

這樣分析下來，曹爽兄弟在四方州鎮當中可謂是孤立無援，又怎敢采取桓範的建議去“自討苦吃”“自費力氣”？

第四，從雙方所擁有的嫡係人才資源來比較，司馬氏比曹爽一派更是勝出許多。司馬氏這邊人才濟濟，各有所長：拋開司馬懿、司馬孚和諸位並肩同行的元老重臣們之巨大影響力不論，司馬懿的嗣子司馬師身任中護軍，“雅有風采，沈毅多大略”，一夕之間召集三千死士赴難而作，連何晏都稱讚他“惟幾也能成天下之務，司馬子元是也”；其次子司馬昭“忠肅寬明、樂善好士”，極有人脈，曾經擔任過征蜀將軍，有處變不驚之武略；其侄兒司馬望曾任平陽郡太守，“寬厚有父風”，而行軍打仗則“威化明肅”……這些司馬氏的壯年新秀，絕非曹爽兄弟這一批不親庶務的“紈絝子弟”所能相比的。他們手頭雖有一個“智囊”桓範，但又如何敵得過司馬家這邊“父明子賢、羽翼豐滿、群英薈萃”？

第五，從實戰鬥爭的手段上看，司馬氏已然掌握先機，隨時可以“收網”，令曹爽一派措手不及。曹爽兄弟此刻僅有屯田兵數千人作為侍衛，戰鬥力較弱。而司馬懿已經控製住洛水浮橋，手中又有數萬禁軍步騎，行動如風，迅捷如電。曹爽一旦有所異動，司馬父子必會雷霆出擊、疾馳而至—屆時，曹爽他們還未趕到許昌，已被司馬氏父子包抄在手、無處遁逃！更何況司馬氏又扣住了曹爽一派的三族親戚作為人質施以要挾，所以曹爽他們很難突破這層層牽絆而決裂反擊！他們隻要露出絲毫猶豫，就是司馬氏的絕佳戰機。

從這五個方麵而言，曹爽兄弟確實是被司馬懿父子壓製得死死的，所以他們冥思苦想了整整一個夜晚後才認輸投降了。

當然，也有不少人認為，曹爽兄弟如果奮起一搏，勝負猶未可知。而曹爽隻是貪戀“棧豆”才自尋死路的。實際上，政治鬥爭具有“你死我活”的殘酷性，曹爽又不是初涉宦海的政治新人，怎麽會不清楚這一點呢？他在幾年前，以太傅之位架空司馬懿、以征蜀之役謀取大名、逼迫郭太後遷入永寧宮、毀壞中壘中堅營以削弱司馬師的勢力，拳拳有力，招招見血，顯出了他的決斷和魄力。在高平陵事變中，他的智力和膽魄又未下降；依常理而論，他倘若覺得自己還能拚出一線勝機，就決不會束手降服的。

隻不過，司馬懿父子布局周密、處處紮實，真的是令曹爽兄弟感到無隙可乘，所以他們才會就地投降。當局之人以切身之利害而做此決斷，總比我們這些局外之人應該更來得明晰切實一些。換了你我和曹爽易地而處，你認為你會有第二個選擇嗎？後來的王淩不也是落到了和曹爽一模一樣的境地了嗎？他又是如何選擇的？這還需要明說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