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篇 代漢之爭 第六章 誰是真正的“代漢者”

東漢末年，廷失其鹿，而群雄逐之，鬥智鬥力，難分難解。但要真正做到改朝換代、移天易日，則必有相呼應的讖緯之說以興輿論，然後有誌有為之梟雄方可乘勢而起。

古人講：“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在亂世中各方競奪的這個“名”，其實就是引經據典而來的“讖緯之名”。有了“讖緯之名”應驗於身，有誌有為之梟雄才能向世人證明自己的成功乃是“順天應人、名實交輝”。

例如，西漢末年，“劉秀當為天子”的讖言四處流傳，王莽新朝的國師劉歆甚至深信不疑，還給自己改換新名為“劉秀”，以應此讖。不料，這道讖言最終應驗在了光武帝劉秀的身上。而且，劉秀登基稱帝之後，還不惜保留王莽新朝通行的貨幣—“貨泉”，以此來彰顯自己身為“白水真人”這一“讖緯之名”。他如此施為，也是意欲借此壓服士民之異心，鞏固自己的政權。

到了東漢桓、靈二帝之時，天下漸亂，人心思變，“代漢者，當塗高”這條讖言也應運而生。據說，這條讖言源自《春秋讖》這部典籍，而《春秋讖》現今已失傳，涉及“代漢者，當塗高”的隻有這樣一段言語：

漢家九百二十歲後，以蒙孫亡，授以承相。代漢者，當塗高。

當時，這條讖言可謂風行天下：上至袁紹、袁術這樣的名門公子，中至蜀地的術士周舒，下至西涼武夫首領李傕身邊的無名女巫，都聲稱讀過《春秋讖》、見過“代漢者，當塗高”之語。於是，各地擁兵而起的梟雄們都打起了這條讖言的文章，企圖用它來證明自己代漢自立的天道性與合理性。

第一個站出來利用“當塗高”之讖為自己奪權造勢的是西涼武人集團的末代首領李傕。他請來的一個女巫牽強附會地解析讖言道：

塗即途也，當塗者，闕也。傕同闕，另極高之人謂之傕。

但女巫身份低微，她的苦心解析根本得不到名門世族集團的認可。所以，李傕也隻是拿出來試探了一下朝野的風聲，見朝野內外毫無反響，便不了了之了。

第二個拿“當塗高”做文章的是下邳郡人氏闕宣，自以為姓氏中有“當塗者，闕也”之寓意，正與“當塗高”相吻合，於是自稱天子，興兵起事，結果很快就被時任徐州牧的陶謙鎮壓了。

第三個以“當塗高”為己兆而應之的異姓梟雄可謂來曆不凡，他便是出身於“四世三公”之汝南袁氏的袁術。袁術自恃高門豪族，又坐擁豫、徐、揚等三州十一郡的地盤，野心勃發，便將“代漢者，當塗高”之讖言往自己身上硬貼：“塗”即“途”也，而袁術之表字恰為“公路”，豈不正與讖言相呼應？於是，他成為漢末十八路諸侯當中第一個正式建號開國之人，以漢室為“伯家”，自稱“仲家”而代之。

以九江太守為淮南尹，置公卿百官，郊祀天地。（摘自《後漢書·袁術列傳》）

可惜，當時名門世族集團的主流共識是“擁漢匡複”。逆流而行的袁術，當然是孤立無援、自取其敗。他在眾叛親離之中又遭曹操大軍的猛擊，終於身死國滅，化為黃粱一夢。他臨死前還想把“仲家”帝號送於其族兄袁紹。袁紹雖然暗暗認可，但在明麵上也不敢與“擁漢匡複”的主流共識相對抗。他終其一生，也沒能像袁術那樣建號自立過。

第四個真正取東漢一脈而代之的便是曹操父子。曹操晚年時已然**定中原，獨攬朝綱，“三分天下有其二”，積威積德之勢已成，連江東孫權都上書稱臣，向他勸進禪代之事。然而，曹操自知時日無多，便明言：“若天命在吾，吾為周文王矣。”他剛一去世，其嗣子曹丕便啟動了代漢立魏之禪讓大事。“代漢者，當塗高”這條讖言被曹魏用作輿論宣傳。東漢最後一位太史丞許芝以讖緯之學解說：

當塗高者，魏也；象魏者，兩觀闕是也；當道而高大者，魏。魏當代漢。（摘自《三國誌·魏書·文帝紀》）

而魏又與“巍”音韻相近，“巍”亦是“高”之含義，又可印證“當途高”之“高”。所以，精通文學的曹丕也欣然接受了這種解析，自以為“代漢者，當塗高”讖語應驗於身，遂代漢而立、開基建魏。但《春秋讖》裏聲稱：“漢家九百二十歲後，以蒙孫亡，授以承相。”他代漢之前位居丞相，應了“授以承相”這四字；他亦可以把漢獻帝劉協視為“蒙孫”。

但“漢家九百二十歲”這段話，他卻一時繞不過去：自西漢開國元年（公元前202年），至東漢獻帝延康元年（公元220年）為止，漢朝才過了四百二十二年左右，那剩下的五百年怎麽擱？曹丕和他的臣下們隻能無視這“漢家九百二十歲”七個字，另行編造了一個故事把這一切掩蓋過去。

（漢武帝）行幸河汾，中流與群臣飲宴，乃自作《秋風》辭，顧謂群臣曰：“漢有六七之厄，法應再受命，宗室子孫誰當應此者？六七四十二代漢者，當塗高也。”群臣進曰：“漢應天受命，祚逾周殷，子子孫孫，萬世不絕，陛下安得此亡國之言，過聽於臣妾乎？”上曰：“吾醉言耳。然自古以來，不聞一姓遂長王天下者，但使失之，非吾父子可矣。”（摘自《太平禦覽》）

在這個故事裏，有“六七四十二代漢者，當塗高也”。魏朝君臣巧妙地把“四百二十年而盡”的漢祚點明出來，勉勉強強地堵住了一些非議。

但朝野之間還有一部分雜音，例如曹氏宗親大將夏侯惇就認為“宜先滅蜀，蜀亡則吳服，二方既定，然後遵舜、禹之軌”（摘自《三國誌·魏書·武帝紀》）。可是曹丕哪有其父之雄才偉略去一舉掃平蜀漢和江東？急功近利之下，他也顧不得這許多了。

至此，“代漢者，當塗高”這段讖言算是圓滿實現，魏朝將長存下去，而這讖言也應當退出曆史的舞台了。

誰都沒有料到，僅僅過了二十餘年，魏朝重臣司馬懿坐大成勢，司馬氏如日中天，曹魏又落到了當年漢獻帝時“君弱臣強”的境地。“代漢者，當塗高”之讖言再度泛起，愈漲愈高。

在馬曹之爭中，司馬懿、司馬師二人從未引用“代漢者，當塗高”讖語為己方的輿論工具去打擊政敵。他們當時運用的是涼州“玄石圖”裏的“大討曹”讖言。但所謂“天降奇石”之銘文，終究不如《春秋讖》這樣的典籍在天下士民中更有說服力和正統性。於是，繼司馬懿、司馬師之後，司馬氏集團的第三代首領司馬昭開始利用“代漢者，當塗高”來大做政治文章。

這個標誌性事件之一，便是曹魏正元元年（公元254年），司馬師兄弟聯手廢帝立新，司馬昭“以參定策，進封高都侯”。他的爵號“高都”二字大有深意，與“當塗高”相映成趣。其一，“當塗高”者，當塗之高處多為都邑，與“高都”之“都”吻合；其二，內有“塗高”二字，而司馬昭的“高都”爵號中“都”與“塗”音韻相近，似有呼應之兆。

在司馬昭獲得“高都侯”爵號之後，他身邊發生了一係列戲劇性的事跡：正元元年十月，新帝曹髦登基而立；正元元年（公元254年）十一月左右，司馬昭進封高都侯；正元二年（公元255年）正月，毌丘儉、文欽因司馬師廢帝立新而討之；正元二年（公元255年）二月，司馬師聽從王肅、傅嘏、鍾會之勸諫，抱病親征毌丘儉、文欽，司馬昭留守洛陽；正元二年（公元255年）閏二月，毌丘儉、文欽被一舉**平，司馬師亦因受文鴦突襲衝帳之下而目裂出眶，疾篤而亡，臨終前交權於司馬昭；同月，司馬昭返京執政，升為大將軍、錄尚書事。

縱觀這一時期，在司馬昭晉封為高都侯前後的短短半年裏，他便驟升而起，繼兄當國，權傾朝野。這正給了司馬昭強烈的心理暗示：是“高都侯”這個爵號帶給了自己莫大的幸運！所以，後來魏帝多次要給他加封邑戶，他都推辭不受。他對“高都侯”爵號如此之鍾愛，甚至不去承襲自司馬懿、司馬師一脈傳下的舞陽侯之爵。

那麽，究竟是誰向朝廷建議給司馬昭封賞了“高都侯”這個爵號呢？《晉書》及相關史籍沒有明載。但筆者聯係魏晉禪代的曆程推測，應該是由司馬昭的嶽父、精通經緯易理之學的鴻儒—王肅建議的。《三國誌·魏書·王肅傳》裏寫道：

時有二魚長尺，集於武庫之屋，有司以為吉祥。（王）肅曰：“魚生於淵而亢於屋，介鱗之物失其所也。邊將其殆有棄甲之變乎？”其後果有東關之敗……是歲，白氣經天，大將軍司馬景王（指司馬師）問肅其故，肅答曰：“此蚩尤之旗也，東南其有亂乎？君若修己以安百姓，則天下樂安者歸德，倡亂者先亡矣。”明年春，鎮東將軍毌丘儉、揚州刺史文欽反，景王謂肅曰：“霍光感夏侯勝之言，始重儒學之士，良有以也。”

這說明王肅通常都在用讖緯之術推斷時事、剖析要務，而他建議給自己的女婿司馬昭戴上“高都侯”之爵，便是推動了“代漢者，當塗高”讖言由虛入實，為司馬氏代魏奪權預做輿論鋪墊。

一年零五個月後，曹魏甘露元年（公元256年）夏六月，魏廷再次晉封司馬昭為“高都公”，擁地七百裏。司馬昭自知尚無功勳以承之，不願由侯升公，仍是堅守著“高都侯”這個爵號。

又過了一年左右，諸葛誕在淮南起兵作亂，並以其子諸葛靚為人質而勾連東吳，引來外敵夾擊司馬昭。當時，諸葛誕擁兵十餘萬，東吳援軍近十萬，來勢洶洶，震驚了整個朝野。司馬昭臨危不亂，調集青、徐、荊、豫等四州兵力，分取關中遊軍，共計二十六萬人馬，奉天子及太後而東征。用了近九個月的時間，司馬昭便內除諸葛誕、外滅東吳軍，大獲全勝，一時聲威大振。魏帝不得不封司馬昭為晉公，加九錫之禮，進位相國。

此時，司馬氏政權的“晉”之名號終於正式浮出水麵。司馬昭所享的高都縣邑本就在並州境內，並州又名“晉”。而“晉”本身，又有“明出地上”“蒸蒸日上”之意象，與“當塗高”的“高”呼應。而《易經》裏“晉”卦的卦辭還有“康侯用錫馬蕃庶”的詞句，又與“司馬氏”的“馬”相輝映。《彖傳》又言：“晉者，進也。”司馬昭由“高都公”而為“晉公”，是“進而又進”“高而再高”，以成“當塗”之“至高”。這一切，都是司馬氏一派的數術之士借“代漢者，當塗高”之讖言來為司馬昭篡魏自立的“天命攸歸”做輿論上先聲奪人的渲染。

然而，司馬昭畢竟還是明智的。他仍然認為自己代魏紹漢的時機還不夠成熟，於是繼續堅持留守在“高都侯”的爵位上不動，同時潛謀破局之舉。

此後，馬曹之爭也終於到達了臨界點：甘露五年（公元260年）五月，魏帝曹髦不甘皇權旁落，親自帶兵攻殺司馬昭，不料反被司馬昭之部曲成濟當眾刺死。這一弑君事件給司馬昭帶來了極大的負麵影響，也無形中推遲了司馬氏的篡代之業。

司馬昭必須通過對外征伐以建“非常之功”，才能扭轉僵局，才能抹去自己“弑帝震國”之瑕疵。而這“非常之功”隻能是“吞蜀取漢”。為什麽這樣說呢？

當時一部分士民認為漢獻帝劉協雖然禪位於魏，但昭烈帝劉備開創的季漢猶在蜀境巍然而峙。所以，曹魏算不上是真正的“代漢而立”。隻有吞掉季漢，司馬氏政權才堪稱實至名歸的“代漢者”。於是司馬昭力排眾議，決定“吞蜀取漢”以應讖言。

曹魏景元四年（公元263年）冬，司馬昭的部將鄧艾、鍾會先後攻入蜀漢，其主劉禪奉璽而降，季漢至此而亡。司馬昭得此碩勳，便當仁不讓地坐上“晉公”之位，受任大魏相國，正式啟動了以晉取魏之大事。

《春秋讖》：“漢家九百二十歲後，以蒙孫亡，授以承相。代漢者，當塗高。”這段讖言又被司馬氏一派的讖學之士拿來解析宣示：“漢家九百二十歲”，其實是指晝夜各算一年，為四百六十年。例如《三國誌·魏書·朱建平傳》所記：

文帝（指曹丕）問己年壽，又令遍相眾賓。（朱）建平曰：“將軍當壽八十，至四十時當有小厄，願謹護之。”……文帝黃初七年，年四十，病困，謂左右曰：“建平所言八十，謂晝夜也。吾其決矣。”

算起來，從西漢劉邦開國元年（公元前202年）直至蜀國季漢滅亡之年（公元263年）為止，漢朝存世共四百六十五年，勉強應了讖言。“以蒙孫亡”，其中之“蒙孫”指的是劉禪這樣的文弱之君。“授以承相”，“相”指司馬昭所任之“相國”也。“代漢者，當塗高”，自然便是比“魏”更高、更大的“晉”了。《晉書》中對此進行了詳細闡釋：

（習）鑿齒在郡，著《漢晉春秋》以裁正之。起漢光武，終於晉湣帝。於三國之時，蜀以宗室為正，魏武（指曹操）雖受漢禪晉，尚為篡逆，至文帝（指司馬昭）平蜀，乃為漢亡而晉始興焉。引世祖（指司馬炎）諱炎興而為禪受，明天心不可以勢力強也。

至此，“代漢者，當塗高”這段讖言從理論到實際都已全部“應驗”。司馬氏用自己苦心孤詣的種種作為努力迎合這段讖言，務求“無縫對接”，絲絲入扣。他們這樣處心積慮，也是想為自家政權披上“天命攸歸”的“聖衣”而炫示於世人。然而，可惜的是，西晉建國五十年後便分崩離析，搖搖而墜；東晉在江南立國一百年後也壽終正寢，不再複興。合兩晉之氣數而算，隻有一百五十年左右，不及漢朝的一半。

從那之後，“代漢者，當塗高”讖言就這樣虎頭蛇尾地封凍在了曆史的最深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