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城市的光榮與夢想 第七講 兩個巨人的角逐
“改革開放中，廣東一馬當先，刺激和啟發了內地；上海經過10年的臥薪嚐膽，重新崛起、複興，大放異彩，又反過來使廣東和香港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壓力。它們就像生活在冬天的一對巨人，要互相擁抱取暖才能過冬。於是，兩兄弟捐棄前嫌，共同向中央喊話，中央及時饋贈了一個很好的禮品——CEPA計劃，成全了廣東和香港這對歡喜冤家。”
——王誌綱
背景簡介
2003年12月21日，《廣州日報》、《贏周刊》、《信息時報》、南方電視台在中山大學舉辦了“2003年贏家峰會”。
作為主講嘉賓,王誌綱在會上發表了這篇演講。
在座的很多企業家可能都有一個比較深刻的感受，中國改革開放25年來，前20年幾乎是廣東特別是珠江三角洲一馬當先、獨領**的時期，全中國尾隨其後，奔湧向前。但是，就在短短的5年之中，中國好像出現了另外一種格局，那就是以上海為龍頭的“長三角”迅速崛起，並大有咄咄逼人、氣吞萬裏之勢。在此背景下，整個社會、新聞界、輿論界幾乎一邊倒，都認為“長三角”的春天到來了，上海將成為世界第六大國際都市，而廣東的輝煌則過去了。
大上海：繁榮背後的隱憂
1.十年苦心發展 重獲霸主地位
首先談談如何看待“長三角”。
今日上海，風頭正健，叫好之聲不絕於耳。以前，我也一直是上海的“歌德派”。1992年，鄧小平同誌剛剛南方視察後不久，還在新華社的我，出於職業的敏感搞了一次全國範圍內的調查式采訪，重點是上海。我與當時的上海市委書記黃菊同誌長談了一個下午。回到廣東後,我在廣東的媒體上發表了幾篇文章。
1992年我與黃菊書記長談的時候，他關於“大上海”的定位給我的震撼很大。他說上海經過幾十年的發展終於明白過來了，上海要做長江的龍頭，要做中國經濟的重要馬達，要向世界級城市跨越。因此，要把上海“二、三、一”的產業結構調整為“三、二、一”的結構。所謂的“一、二、三”，就是第一產業、第二產業及第三次產業。在計劃經濟時期，上海是國家的工業中心，第二產業獨領**，要將它調整過來，優先發展第三產業，其次才是第二產業。而所謂“第三產業”，就是五個“流”，即金融流、信息流、科技流、物流、人才流。在當時，這個手筆非常大。在這個政策背景下，上海“咬定青山不放鬆”，按照國際級都市標準進行規劃、打造，基本上上海每年都是一千億元以上的投入。10年之後，在2001年的APEC會議上，“大上海”終於呈現在了全世界的聚光燈之下，為中國贏得了麵子。
最近，我接觸了國內外的很多客商，他們反饋給我一個很重要的信息：在西方，人們隻知道中國的兩個半城市：香港、北京，還有半個上海，他們不知道廣州，也不知道深圳。這就涉及到城市的營銷問題。一個城市要想招商引資，要想具有魅力，其前提就是要為人所知。但是我們的廣州，國外很多人都不知道它在哪裏，這是一件很尷尬的事情。
上海經過10年苦心孤詣的發展，的確實現了一個很大的跨越，基本實現了以現代服務業為中心的城市轉型，重新樹立了它在“長三角”的霸主地位。江蘇和浙江這些小兄弟一度曾看不起上海，現在也天下群星朝北鬥，與上海這個老大緊緊地捆綁在了一起。
在此背景下，上海開始從獨霸華東的角度來進行規劃，如半小時生活圈、1小時經濟圈（從上海的人民廣場到上海的周邊城市），基本涵蓋江蘇、浙江和安徽。形勢比人強，“長三角”內部的多邊接觸、聯係愈加緊密，除了每兩年一次的15個城市市長峰會之外，上海、江蘇與浙江三地在旅遊、人才資源共享及農產品標準互認、城際交通方麵已達成了一係列協議。另外，“長三角”區域創新體係建設聯席會議、信息合作聯席會議、經貿委主任聯席會議等多邊協調機製也相繼建立。從理論上說，台州、溫州並不屬於“長三角”，它們卻也拚命地往裏擠，最後，終於進去了。這說明了什麽問題？大家都非常認可、看好“長三角”這個平台，都想與上海這個老大攀親。
2.繁榮下的隱憂：上海不能空心化
在此之前，上海具有絕對的自信，一直是以老大哥的方式，教育周邊浙江、江蘇的小兄弟們，而且江蘇和浙江的小兄弟們也認這個大哥。
1989年之後，上海就將自己定位為國際大都市，所以，其招商引資、迎來送往的基本上是國際化的跨國公司，像用篩子選土豆一樣，大的土豆留下來，小的土豆就扔掉。蘇南人非常聰明，提出“大樹底下好種碧螺春”的口號，你不要我要，紛紛把“嘴”伸到上海來，“金蛋”卻下在蘇南。經過十多年的發展，現在蘇州、昆山的工業，已經不是小打小鬧了。去年，搞芯片的台積電，原以為非上海莫屬，未曾想半路殺出個程咬金，居然讓蘇州搶走了。未來的經濟，特別是高科技，最講究聚集效應，隻要有一個大的上遊企業進駐，成千上萬的中小企業就會蜂擁而至，形成產業鏈。正因如此，此事對上海的震動非常大。類似的事情，還有很多。
江蘇幾乎天天在跟上海玩遊擊戰、搶市場，江蘇的效益、地價、服務等一係列的硬件、軟件似乎比上海更有優勢。上海看出不對頭，於是今年做了兩件事：其一，將國際貨運業務從虹橋機場轉移到了浦東機場，雖然此舉據說能大大地緩解虹橋機場沉重的壓力，但客觀上，卻給蘇州的IT製造業造成了巨大的壓力——貨運時間多了1.5小時，物流成本平均上升了20%。江蘇以此為由，一次申報了無錫、蘇州、杭州等地的兩三個機場。江蘇現在有很多錢！人們就開始擔心其機場的密度比廣東還要高。其二，“173計劃”。上海拿出原本和江蘇連接在一起的173公裏土地，包括鬆江、嘉定、青浦，實行完全不同於園區外的各項優惠政策，與周邊的蘇、錫、常比拚地價，爭奪資源，對著幹。
在這些明爭暗鬥的背後，折射出的其實是上海人的理性反思——上海不能空心化。在他們看來，香港市場之所以低迷多年，除了1997年的金融危機之外，另外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太過於猛烈地向祖國大陸，尤其是“珠三角”地區轉移自己的傳統製造業，從而導致大量的人群失業，增加了社會的不安定因素。當然，上海之所以要與周邊的小兄弟們沒有風度地爭食，除了要緩解上海巨大的就業壓力之外（對進入上海就業設置高門檻也是這個原因），還有一層考慮就是希望通過補第二產業（工業化）這堂課來夯實自己的競爭基礎，抵禦未來不可預測的市場風險。
對於“長三角”的這些衝突，我不便決斷誰是誰非。在這裏，我隻想說明一個問題：上海包括“長三角”的整個經濟形態和經濟平台，的確比廣東高得多。但是，在發展過程中，如果說廣州已經到了大學階段，那麽，上海則剛剛進入小學階段。這是我們企業家要深刻理解的問題。
在這個背景下，出現了一個非常有趣的現象。許多到上海發展的企業家朋友跟我訴苦，說上海人很難用，他們已經開始向歐美看齊了，從來不加班；不要錢，要休閑；朝九晚五，準時上班，準時下班；多的事情不幹，海派得很；每天西裝革履；中途休息兩次，每人一杯咖啡，十分講究情調。我的分析是，在上海這個地方，最好是廣東人或者浙江人當老板，上海人做白領，這種組合是最好的。廣東人、浙江人天生就是當老板的料，抓大放小，屬於經濟動物，不太拘泥於細節；上海人，抓小放大，注意細節，不太在意大的東西。我發現很多廣東特別是深圳的老板，一邊創業，一邊擔心自己周圍的人篡權。因為在廣東，每一個打工仔都在做一個偉大而輝煌的夢：什麽時候自己能成為李嘉誠。在這樣一個環境中，廣東的經濟既有活力，也處處潛伏著危機。
而上海人則恰恰相反，我就做個白領，沒有什麽野心；我很海派，日子過得舒服就行了。大家都知道，上海男人和女人的分工十分清楚，上海男人在家裏就是做飯、洗衣、伺候老婆。正因如此，浙江人和廣東人做老板，上海人做白領，才是夢幻組合。直到今天，上海的主要資源，還都掌控在政府下麵的一些大型國有企業手裏，這些國企老板跟我講過一句非常精彩的話：“王老師，我們是組織部管的、正式下文的幹部，屬於正廳級。”我聽了覺得很奇怪，怎麽市場經濟下還有這種思維方式？可見，重官賤商的思想依然根深蒂固。但凡是這種巨型的國企，收納的或是海歸，或是同濟、複旦的高才生，似乎這些非常優秀的人都願意去這種企業。我問過一些人其原因是什麽，他們說在這樣的企業裏工作待遇高、工作閑、有保障。原來他們全是“圈養動物”。
上海的一個掌握兩百多個億、思想還比較新銳的董事長，給我講過一個笑話：有一天，他們正在開會，集團黨委書記走進來鄭重地對他說，某某同誌占用你幾分鍾時間。當時大家都停下來，靜靜地聆聽是否有什麽重大消息發布，書記將這位老總叫到旁邊後，對他說：“經黨委正式討論決定，他的手機費每個月可以報銷800元。”這不是笑話，而是活生生的事實，是發生在一個掌握著兩百多億資產的國企老板身上活生生的事實。所以，我們才說上海的隱憂、危機，現在才剛剛開始冒出來。經濟的發展自有其內在的發展規律，不以人的意誌為轉移，廣東在25年的改革開放中所遭遇的種種危機和衝突，上海也一定會一一經曆，這是躲不開、逃不掉的。目前上海麵臨的最大挑戰就是要迅速地改變強勢政府、弱勢民間的格局。上海人的學曆都不低，智商也很高，但卻沒有經曆過從“放養”、“圈養”到“野生”的過程。這個過程，是必須要經曆的。
3.覺醒的上海再出發
一個地方的優越感太強，很可怕。但幸好上海的領導人頭腦還比較清醒。上海的韓正市長與三位副市長，帶領一個高級別的代表團訪問了香港，韓正市長頗為感慨地說，香港像一個25歲的壯小夥子，而上海隻是一個正在發育的15歲少年，所以，我們應該好好地向香港學習。
這句話的背景和潛台詞是什麽呢？就是現在上海人終於明白，上海要想取代香港成為亞太地區的金融中心，二三十年之內是絕不可能的。這不像建設一個城市，隻要上千億、上萬億元的資金投進去進行舊城改造，一下子就可以“舊貌換新顏”了。一個城市的硬件形態隻要有錢可以很快地改變，但軟件的改變就不那麽簡單了。作為金融中心，香港有一套非常成熟的法律體係；有自己同世界金融係統千絲萬縷的聯係；有幾十萬忠於職守、業務嫻熟的金融和財務人才；有非常濃鬱的金融氛圍。哪怕是在喝早茶的時候，你都可以看到、聽到例如國際基金、恒生指數這些很國際化的東西。所有這些就構成了一個城市的魅力、一個城市的文化、一個城市的魂，它不是一朝一夕就可以造就的。上海現在終於明白這個道理了，它開始反思，但願上海能真正地大徹大悟。
以上是關於上海的問題。最近因為項目的關係，我到了江浙，江蘇人說上海向來就不是江蘇人的上海，而是浙江人的上海，因為現在上海的主要領導人全是浙江人！但在我看來，占便宜最大的其實是江蘇，特別是蘇南，而不是浙江。
上海現在已經開始擔心了，2002年上海的人均GDP為4500美金，廣州則已經達到了5000美金。上海為了當中國經濟的龍頭老大，想在2010年爭取人均GDP突破1萬美金。5 000到1萬之間的跨越是一個國家和一個社會充滿風險的一個階段，就像一個小夥子從17歲到20歲，其生理與心理都將發生重大的轉變，這種青春期的**，充滿了活力，卻也桀驁不馴，這個問題確實值得上海人民深思。
總而言之，我並不是要否定上海。相反，我相信，在未來的中國，上海肯定會大放光彩，它注定要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隻是在這個過程中，它一定要過許多坎，像唐僧取經一樣，要曆經九九八十一難，要做很多功課。
附：城市經營： “火鍋理論”與騰籠換鳥
為了大家更好地理解城市的本質以及不同城市的功能，讓我們回顧一下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城市，尤其是大城市的曆史變遷，或許從中我們能悟出一些道理。
我們不妨拿重慶和上海兩個城市來進行比較。今天的重慶很像10年前的上海，是多種極不協調元素的複合體，很多象征著城市財富和文明的現代化建築在興建，同時古老的農業文明和手工業文明的痕跡又隨處可見。即使是在重慶最繁華的鬧市街頭，仍然可以看到很多幫人挑物的棒棒軍和擦鞋婦。這種有趣的現象也從一個側麵說明：重慶的城市化正處於脫胎換骨之中。其實，在中國的很多大中型城市身上，我們都可以看到類似的情況，這也恰恰說明，這些城市所應有的產業聚集效應和現代化功能還沒有得到很好的體現，城市的新陳代謝尚處於低級階段。
這種現象也反映了一個深刻的道理：如果我們把過去的城市看做是一口火鍋，那麽，提高城市競爭力的關鍵，就是火鍋裏的食物。如果火鍋裏煮的都是價值不菲的海參、鮑魚，那麽，這個城市的聚集能力就會很強，輻射半徑就會很廣，經濟就會很有活力。相反，如果鍋裏煮的都是些豆芽、白菜，那麽，城市的經營就會很慘淡，城市的含金量也會很低。實際上，誰不想提升城市的內涵？誰不想多煮些海參、鮑魚？但到底該如何去做呢？這就需要大規模地騰籠換鳥，也就意味著，城市的產業布局必須完成根本性的轉型。
上海用了近十年的時間才走完了城市產業興替的過程，其產業結構由原來的“一、二、三”變成了現在的“三、二、一”，即以第三產業為龍頭，讓那些更反映時代特征、更具備聚集力和拉動力、更符合城市發展戰略的產業，占據城市最寶貴的空間，而讓那些常規產業分散開來，逐步地轉移到空間價值相對較低的地方。當時，上海的大批紡織工人就轉而從事了新興的城市服務業。北京也同樣，近幾年，北京的大量工業企業遷出了四環以外，城市中心區正大力發展各類知識密集型服務業和金融保險、商品流通、郵政電信、文化體育等第三產業。目前，優先發展附加值高、輻射能力強的現代服務業，已成為很多大城市改造城市產業布局的不二選擇，遍布各大城市的“中央商務區”就是這些城市騰籠換鳥的必然產物。
由此，中國的城市，尤其是大城市正麵臨著價值的回歸與再造。作為各種產業的超級聚合點，城市的空間是有限的，而如何在有限的空間裏創造出盡可能大的裂變效應，必然涉及到城市空間布局和產業結構的調整。這也說明了一個很簡單的道理：對大城市來說，首先是有其獨特的經濟形態，其次才是有其獨特的空間形態，它必須有別於其他城市，必須成為區域經濟的增長極，必須充分發揮城市所應有的輻射與聚合作用。在城市圈中，這些大城市作為區域的中心城市如同一個人的心髒，心髒越發達，作為四肢的周邊城市就越有活力。例如，如果沒有上海脫胎換骨式的變遷，也就不會有今天華東經濟圈的繁榮。
對於北京、上海、廣州這樣極有增長空間的城市來說，它們必須遵循城市發展的內在規律，即作為城市它們必須發展為都市；作為都市它們必須發展為中心都市；作為中心都市它們必須發展為國際性都市，當然，如果有可能，它們也要爭取發展成為世界級城市。這類城市肯定是以現代第三產業的高度聚集為特征的，是信息流、科技流、人才流、資金流的聚寶盆。而這些城市所輻射到的周邊城市，就應該自覺地調整自身的位置，應該像轉動的小齒輪一樣緊緊地咬合住中心城市這個大齒輪，為中心城市做出相應的產業配套。大齒輪轉1圈，小齒輪會隨之轉10圈，同樣也可以自得其所，把城市經營得很好。
這方麵最典型的例子是蘇州和東莞。正是因為上海的產業轉型，蘇州市領導才提出“大樹底下好種碧螺春”的發展思路，把上海轉移出來的優質產業照單全收，並充分利用上海的優勢招商引資，以至於那些在上海無法立足的台灣小資本，紛紛來到蘇州昆山，據說台商有三十萬人之多，這大大增強了蘇州的城市競爭力。廣東東莞則正好處於香港、深圳及廣州的連線上，目前已成為世界電子產品的加工中心。
珠三角：區域一體化勢在必行
1.小珠三角大局已定
“珠三角”有三個：“小珠三角”、“大珠三角”、“泛珠三角”。“小珠三角”，大家都很清楚，就是以珠江為界分成的東西兩岸。東岸，以東莞為主要代表，其經濟模式基本是“兩頭在外、前店後廠”。據香港的有關高層說，改革開放以來，他們向祖國大陸輸入了近五萬家企業，現在香港第三產業的產值在GDP中高達87%，這在全世界都是很高的。而香港的第二產業基本上都到了以東莞為代表的祖國大陸，據說東莞有兩萬多家香港企業，由此形成了一個“前店後廠”的關係。
我當記者的時候，對東莞模式是非常擔心的，曾給它起了一個名字叫做“借腹生子”，因為東莞沒有品牌，沒有市場，也沒有終端。現在看來，我們要調整一下思考問題的方式了。跳出三界五行，我們就不難發現，東莞其實早就納入到了世界經濟一體化的大格局，即便它隻是一個車間，但它畢竟是在扮演世界加工廠的角色，所以，它的存在是有價值的，它的生命力也是非常旺盛的。隻要不發生波及全球並且涉及到產業形態或格局的重大變化，那麽，東莞這個世界加工廠就會繼續發揮作用。
珠江西側，是以佛山為代表的城市帶，包括南海、順德、中山、江門。這個區域的模式是兩頭在內，其主要特點是借助香港國際通道的戰略地位和中國改革開放的前沿陣地之優勢，先行一步把海外的時尚、潮流和市場化的資金、技術移植過來，用以發展自己的產業。在此模式下，就產生了順德的家電、燃器具，中山的家電，南海的陶瓷以及家具、時裝等各個行業。最後，他們扛著這些經過組裝的“洋槍”、“洋炮”，昂首挺胸地大舉“北伐”，以淩厲之勢橫掃中國960萬平方公裏的土地，並獲得了巨大的成功，同時完成了工業化的原始積累。
在這一過程中，廣東的“小珠三角”，還存在著第三種經濟模式，我們姑且稱之為“番禺模式”，其特點大致是“扁擔挑缸缽，兩頭都滑脫”，與“珠三角”東西兩岸的行情都失之交臂。當第一波行情，即“兩頭在外、三來一補”的浪潮洶湧到達東莞等地的時候，番禺卻隻有星星點點式的小打小鬧，沒有形成氣候；當第二波行情，即“兩頭在內、率先北伐”到來的時候，它又不比順德、南海龍精虎猛。當然，番禺與香港的空間距離也是一個重要原因。但從20世紀90年代末開始，番禺卻很快發展起來了，原因是什麽？其實很簡單，就是廣東“珠三角”完成原始積累並日益成熟之後，產生了強勁的消費需求，從而形成了消費拉動的經濟模式，圍繞“大廣州”形成了集聚性的消費，如房地產、娛樂、旅遊、休閑、餐飲等。整個番禺就是靠這種消費拉動起來的，當然，這與廣州到番禺的交通改善是密切相關的。
今天“小珠三角”的發展，基本符合人類社會城市發展的普遍規律。一個區域的發展無非通過三種方式：一是投資拉動；二是外貿拉動；三是消費拉動。“珠三角”的三個地方發展出了三種不同的經濟模式，這很值得我們的官員和企業家去思考。
2.粵港經濟一體化勢在必行
現在談第二個問題。“小珠三角”形成了這樣的一種態勢，要想發展，要想跨上新的台階，就麵臨著一個問題：粵港經濟一體化。在廣東，粵港一體化好多年以來“隻聽樓梯響，不見人下來”。1997年之前，香港人一直把我們大陸人稱為“表叔”，看不起我們。那時提出粵港一體化隻是“珠三角”的一廂情願。1997年的亞洲金融危機，使得香港地區的經濟一塌糊塗。尤其是近幾年，隨著以上海為龍頭的“長三角”經濟的崛起，香港和廣東都感到了唇亡齒寒，於是，粵港經濟一體化開始付諸實踐，現在不隻是“樓梯響”，也見“人下來”了。
這其中有件具有劃時代意義的事情——《內地與香港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即CEPA出籠。它的目的是形成新型的“前店後廠”關係。這無疑會大大加速粵港經濟一體化的進程，雖然CEPA針對的是中國廣大的內地，但是“珠三角”擁有近水樓台先得月的地域與文化優勢，肯定會是最大的受益者。一體化一旦形成，其經濟總量將會遠遠超過華東。資料表明，2002年，僅香港、澳門、廣州、深圳和珠海5個城市的GDP，就比“長三角”15個城市的GDP總和還多590億元；“珠三角”及港、澳的GDP總量甚至超過了“長三角”與京、津、唐城市群的GDP總和，外匯儲備和其他的就不用多說了。這使“長三角”、華東地區都感到了壓力。這樣的一個“大一統”，包括流通的一體化、交通的一體化及以後的人民幣的交易結算、廣東人口自由進入香港的問題等，就會改變過去粵港不平等的“前店後廠”的關係，創造一種全新的“前店後廠”的關係：“珠三角”龐大的第二產業對香港服務業會產生非常強烈的渴望；而香港依托“珠三角”這樣的製造業平台，其金融、物流、會展、旅遊、休閑等行業將會受到強有力的支撐。這樣，廣東與港澳就會實現真正的雙贏，就會比翼齊飛，共同為中國經濟巨龍的騰飛提供強大的引擎。
3.“泛珠三角”一體化呼之欲出
“大珠三角”一體化一旦變成現實，“泛珠三角”一體化將會呼之欲出，經濟學上稱之為“溢出效應”，就像我們往杯子裏倒水，杯裏的水滿了以後，自然要往旁邊溢出。“泛珠三角”也被稱為“9+2”，“9”是指廣東及其周邊相鄰的海南、福建、江西、湖南、廣西、雲南、貴州、四川，“2”就是香港和澳門。雖然現在“泛珠三角”僅是一個提法，但是“珠三角”周邊的8個省區都加大了基礎設施，尤其是道路交通的建設，想要縮短與廣東的空間及時間距離，客觀上也為“泛珠三角”經濟的一體化創造條件，而一旦這個泛區域經濟圈形成，其經濟總量就將會大大地超過以“大上海”為龍頭的華東經濟圈，因為其內部的互補性更強。不過作為巨人的中國，“長三角”與“珠三角”是其兩條腿，獨腳將軍是站不穩的，中國未來經濟的騰飛離不開這兩個重要的引擎，缺一不可。“珠三角”與“長三角”之間不應是你死我活的戰鬥關係，而是既競爭又聯合的關係。
兩個巨人的角逐
綜上所述，我們不難發現，整個中國經濟的發展，大致是你方唱罷我登場——前者先行一步，後者奮起直追，在這個追和被追的過程當中，雙方皆得益，故雙贏。
改革開放中，廣東一馬當先，刺激和啟發了內地；上海經過10年的臥薪嚐膽，重新崛起、複興，大放異彩，又反過來使廣東和香港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壓力。它們就像生活在冬天的一對巨人，要互相擁抱取暖才能過冬。於是，兩兄弟捐棄前嫌，共同向中央喊話，中央及時饋贈了一個很好的禮品——CEPA計劃，成全了廣東和香港這對歡喜冤家。粵港經濟一體化進程的加速，催生了“泛珠三角”格局，又反過來對“大上海”和華東造成“黑雲壓城城欲摧”的攻勢，危機麵前，“長三角”及大華東的弟兄們求同存異，從官方到民間都積極地消除彼此的壁壘，竭力推進區域經濟一體化的建設。如此，中國經濟就形成了兩個能量很大的超級板塊，猶如中國這個巨人的兩條腿：一條是以上海為龍頭的華東，一條是以廣州和香港為雙軸的“泛珠三角”。此外，還有一個頭，即“大北京”。隻有兩條腿越來越強壯、腦袋越來越靈活，這個巨人就能站得起來。這就是中國以後的整個經濟結構和發展態勢。因此，我認為在未來中國經濟的發展中，區域的競爭是利大於弊的。
附：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
背景：2011年12月王誌綱應邀到珠海演講，演講前南方都市報記者就未來珠江西部城市的發展采訪了王誌綱。
三十年河西：休閑時代珠江西岸後發製人
南方都市報：作為最早進入珠三角城市群進行報道的城市戰略先行者，時至今日，您如何解讀珠江東岸、西岸城市群的先發、後發優勢的成因？
王誌綱：1985年我來到廣東，以新華社記者的身份調研珠三角，走的路線和鄧小平南巡以及當時所有內地人到廣東走的路線是一樣的。先從廣州出發，坐火車沿東莞到深圳，再從蛇口坐船到珠海，到拱北眺望了下澳門，把珠海轉完後又坐車沿中山、順德、佛山回到廣州。這一過程，就呈現出我所說的A型結構。
當時新華社記者主要是寫宏觀報道，後來我在廣東待下來以後，就開始關注廣東的工業化和城市化，研究廣東的“珠江三角洲模式”。模式就是對某一種經濟社會現象進行概括以後的概括性表述，它是個邏輯結論。
廣東是A型城市群結構，A的上麵是廣州，A的兩隻腳一隻是珠江口的東邊，就是深圳和香港，另一隻腳就是澳門和珠海，南沙就是那其中一橫。霍英東當年搶占南沙，就是基於南沙在這個“A”型結構中重要位置。霍英東認為虎門大橋修通將打通東岸和西岸，大大提升南沙的區域價值。遺憾的是，直到今天，由於體製和戰略等種種原因，南沙還是一壺未燒開的水。
珠三角東西岸的產業互動非常有趣。改革開放剛開始時珠三角城市群最活躍的不是東岸，而是西岸。但到了80年代中後期的時候，以香港為母體，整個東岸開始崛起，靠外向型經濟和“三來一補”實現了工業化和原始積累。到了90年代中期，更是孵化出了“世界工廠”。此時西岸則主要是利用特殊政策，依靠海外的先進技術，主打國內市場。由於東岸西岸這種A字型地理區位，造成西岸每個集裝箱成本要比東線高五百到一千塊錢，就是這麽一點物流成本，使“三來一補”在西岸沒法大發展。但是由於西岸當時的文化和工業基礎比較發達，反而促使他們從鄉鎮企業改製，變成了今天中國最大的自主品牌製造業。
當然，廣東八十年代崛起並不是因為工業技術水平很高或品質品牌好，而是由於占據了改革開放前沿，憑借著大時代的浪潮。這種經濟很單薄，但它代表了一個新的時代，不過等到最後整個中國的政策都攤平以後，它的優勢就消失了。
南方都市報：時移世易，在當前這一轉折點上，您如何評價珠江東西兩岸的區位優勢變化？
王誌綱：之前20年基本上是珠江東岸獨領**，西岸顯得相對落後，特別是以珠海為代表。這很大程度上和最初設想的孵化母體差異有很大關係。東岸母體香港，是世界級的平台，國際大碼頭，而澳門當時隻有幾十萬人口，產業單一，相比較而言，國際化交通也不太順暢，根本就不具備孵化珠海的能力，所以珠海是不可能接受澳門的輻射而發展起來。另外珠海市委書記梁廣大反對汙染高的低端工業化，表麵上看似乎是耽誤了珠海，但卻為珠海贏得了未來。恰恰是這一行為，留住了生態，為給廣東留了個後花園。包括新會，真的是夢裏水鄉，也就是三十年前珠江三角洲田園牧歌風情。人文氣息濃厚，也是今天珠江西岸的重要優勢。珠海以北，往中山去有翠亨村，風光非常漂亮，人文景觀的延展性很強。不僅出孫中山，還有民國總理唐紹儀。
另外，康有為在南海，梁啟超在新會，這都是影響中國近代史的重要人物。廣東在近代史上影響深遠的人物都集中在珠江西岸。除了人文和自然風情外，還有現代休閑度假產品，最典型就是澳門。澳門除了賭場之外，還打造了一台比拉斯維加斯還要牛的 “秀”，接下來選美、名車、奢侈品展覽、世界重量級拳擊賽，都可能往這邊轉移，從而形成全球時尚產品的聚銷中心。
熬了30年，珠江西岸終於等來了一個休閑時代
南方都市報：珠海在“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的發展背景中，是否會迎來新的機會？
王誌綱：珠海是珠江西岸的代表城市，傳統經濟模式雖落後於珠江東岸的東莞，也不及西岸的順德，但珠海卻無心插柳，為迎接新經濟增長模式保留了優良的環境和大量的土地儲備。
今天我們麵對的是全球經濟疲軟，而中國也到了中等收入陷阱的前夜，“投資、出口、消費”的三駕馬車，投資、出口明顯疲軟，因此必須大力啟動內需。廣東是中國最先富起來的區域，有巨大的內需購買力，特別是“吃住行”之外的“遊購娛”，包括休閑，觀光，度假在內的需求，這些是內需重要組成部分。、
先富起來的這群人巨大的休閑消費力，對廣東來說是機遇也是挑戰。整個中國目前都缺乏釋放休閑消費力的巨大平台，所以我們需要打造這種平台，這就是以珠海為代表的河西的最大機會。相比較東岸城市群，西岸城市群互補性和基礎性更強、更有魅力和個性。從廣州往西，沿途很多旅遊都沒被充分挖掘。從這個意義上講，西岸城市群的路徑選擇就有價值了。
但是，一些現象讓人非常擔憂，比如：中山、新會、江門等西岸城市在發展重化工廠。對於西岸的一些城市而言，由於看見廣東其他市鎮搞工業化發財，一些當地的人就失去了耐心，這是最可怕，也是最可惜的。
珠澳一體化，將會有巨大的消費力和購買力湧入珠三角西岸。西岸不能像東岸一樣工業化，必須發展與今天中國先富起來的那群人GDP水平相當的新的行當：休閑度假，高端的旅遊形態，這是不二法門。
出路在於“業態創新，模式為王”
南方都市報：休閑度假產業需要房地產業作為載體，但眾所周知，限購令使房地產拐點提前到來，傳統地產業麵臨嚴峻挑戰，對於彷徨的遊資而言，危中如何尋機，商業模式又該如何建構？
王誌綱：我研究中國企業三十年，我發現隻有危機才能造成企業的轉機。我認為中國房地產未來的出路在於兩句話：業態創新，模式為王。企業的商業業態需要創新，而且任何一個企業，必須要有自己獨特的、獨到的商業模式，並且具有唯一性，著眼明天，符合社會的發展。未來房地產商應該提供平台，提供生活方式，提供增值服務，開發休閑地產、度假地產、主題地產、旅遊地產。隻會蓋房子的房地產老板會被市場淘汰，就像當初淘汰包工頭是一樣的道理。
地產業未來路徑將越來越清晰：一方麵是政府的強勢切入，保障性住房由政府來解決了。另一方麵是企業家、地產商的空間隻剩30%，理論上就是要淘汰和兼並掉70%。企業有兩條出路，“上山下鄉”。“下鄉”就是到農村、縣城去，三、四線城市還是有空間；“上山”就是做旅遊度假休閑、文化創意產業，通過打造硬件的生活方式平台，提升附加值。
萬達集團城市綜合體的成功，就是因為打造了一個商業平台，提升了房地產的附加值，有酒店、公寓、影城、大百貨，給城市提供一個完整的休閑生活集群，而不是隻蓋房子。這就是未來要做的東西。這方麵利潤空間很大，不過要做很多研究。而且還有一個前提，就在房地產商無路可走的時候，逼得他們必須要做增值服務、附加服務和延展服務。危機就是轉機，地產商也需要升級。所以對房地產商要推拉搖移，拉就是市場拉它，“搖”是市場上換位，“移”是戰略轉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