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講 從沿海的昨天看中部的明天
“到了21世紀，湖北和武漢就成了一個很尷尬的地方，說不清我是誰？我今天在哪裏？我明天要到哪裏去？以至於形成中部塌陷的說法。如果說中國像一條巨龍的話，以湖北和武漢為代表的中部地區，就是龍的脊梁，巨龍要騰飛，一定是要挺起脊梁！整個中國要快速發展，中部崛起是必然的。”
——王誌綱
背景簡介
2005年10月25日應湖北省人民政府邀請，王誌綱在武漢東湖論壇上，為湖北省長和省市領導及企業界老板500多人，做了"從沿海的昨天看中部的明天"的演講，根據現場錄音整理編輯成本文。
1.中部崛起是必然的
今天的中國大體可分為這樣幾個板塊：最早開放的珠三角，風頭正勁的長三角，蓄勢待起的環渤海，基礎雄厚的東北老工業基地，資源豐富的西部和今天我們腳下的這片土地——正在崛起的中部。大家知道，改革開放以來，中國最先崛起的是珠三角，接著是長三角，珠三角和長三角一起構成了中國經濟發展的兩個發動機，而環渤海經濟圈盡管提出來很多年，但是隻聽樓梯響，不見人下來。真正起動環渤海是在中國加入了全球一體化進程之後，以所謂的濱海新區為啟動點打造中國第三個發動機。西部大開發主要是出於政治上的考慮，接下來才是老工業基地的東北。東北從建國以來一直是共和國的驕傲，但是到了80年代，經濟轉型落後於其他地區，形成了所謂的"東北現象"。到了90年代中期，應了一句話，哀莫大於心死，觀念的落後導致經濟進一步下滑、社會問題叢生。到了21世紀，這才有了中央提出振興東北老工業基地的政策。
全麵掃描以後，再來看我們的中部。在計劃經濟代，中部也曾是重工業集中的地方，窮也輪不到它，富也輪不到它。到了80年代的時候，武漢這個地方扮演了中國引領時尚的排頭兵，當時很多政治人物現在都到了中央，還有著名的漢正街也是全中國時尚潮流的風向標，可以說湖北和武漢是一個出成果、出效益的地方。但是到了21世紀，湖北和武漢就成了一個很尷尬的地方，說不清我是誰？我今天在哪裏？我明天要到哪裏去？以至於形成中部塌陷的說法。如果說中國像一條巨龍的話，以湖北和武漢為代表的中部地區，就是龍的脊梁，巨龍要騰飛，一定是要挺起脊梁！整個中國要快速發展，中部崛起是必然的。這是我今天和大家交流的第一個看法。
2.沿海的昨天在於抓住了開放的戰略機遇
接著，我想談的一個關鍵問題是，關於戰略機遇期。今天的中國，不管是哪一部分發展起來，說到底關鍵在於能否抓住戰略機遇期。中國有一句古話叫"風水輪流轉，今天到我家"，這風水就是戰略機遇。改革開放之初，國家對東南沿海實行開放政策，我當時曾分別對廣東和福建進行了深入研究。為什麽廣東快速發展起來而福建卻落後於廣東呢？廣東發展起來的主要原因有這樣幾個；第一，整個中國當時的外貿出口都從香港走，而廣東和香港近在咫尺；第二，當時中國對外的窗口隻有香港一個，所有的招商引資都要去香港，外資從香港招進來，而香港有限的空間及人力資源決定它必須向廣東進行產業轉移，實行騰籠換鳥；這樣，大批的製造企業轉移到了珠江三角洲；而香港自身則打造成亞洲乃至全球的金融中心、信息中心和物流中心，成了所謂的東方之珠。可以說，依托香港，廣東占盡了天時、地利、人和，這是當時中國任何一個區域都不曾擁有的戰略機遇。
古人說：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我的看法是，這三大因素一個都不能少；但相比而言，人和不如地利，地利不如天時。四個第一批開放的沿海特區城市，僅成就了一個深圳，為什麽？我們看到，有上萬家的香港企業就近轉移到珠江三角洲，形成了珠三角所謂的"三來一補"模式，但是廣東也僅僅是珠三角這2千萬人口比較富裕，粵北、粵東、粵西6千萬人口仍然發展緩慢。所謂人和，就是廣東人的文化基因決定的，廣東人的特點是敏於行，而拙於思，這種特點在改革開放之初的時候，表現的優勢非常明顯，以港為師，香港人做什麽，咱們就做什麽。而福建首先是地利不好，僅有一個經濟特區的廈門，還對著台灣。最初的時候和廣東一樣靠走私販私，落袋為安。但是經曆了上世紀80年代兩次沉重打擊之後，一蹶不振。今天我們回頭看福建，製約其快速發展的一個重要因素是，缺少一個發展外向型經濟和與外界對接的強有力的窗口，僅靠廈門是遠遠不夠的。
這一拔行情廣東抓住了，從而遠遠超越了福建，並為改革開放提供了一個最好的範本。以至於小平同誌第二次南巡的時候，站在廣東的土地上就像安泰站在大地母親的懷抱裏一樣，底氣十足地告訴世人，不管姓資姓社，發展是硬道理。並借助於廣東這個成功的範本，在曆史的緊要關頭，再一次推進了中國的改革開放，唱響了春天的故事。
但是廣東人敏於行而拙於思和落袋為安的特點也妨礙了他們前進的腳步。1992年，我在新華社參與國家宏觀課題的調研，曾經跑遍了廣東和華東，當時我就在一篇文章中說，如果廣東人繼續敏於行而拙於思，強市場、弱政治，不重視戰略的話，廣東人被江浙人超過是遲早的事情。沒想到10年下來，不幸而言中。
3.未來的競爭是區域間的競爭
這裏有一對最典型的例子頗能說明問題，這就是廣東的潮汕和浙江的溫州，這兩個地方非常相似，兩個地方的原始積累都是靠造假販假，走私販私，馬克思說，資本的原始積累都是肮髒的，這個沒辦法。在計劃經濟時代都是重災區。1987年我到浙江去見到當時浙江最高領導，他跟我說，溫州人的日子好過，我的日子就不好過，我的日子好過，溫州人的日子就不好過。到了市場經濟時期，最初溫州人也是造假販假，到了92、93年，在全國一片喊打的聲討聲中，溫州人開始覺醒，成功地實現了產業化和品牌化，依靠自身的勤奮和營銷網絡，打出了溫州製造業的品牌，成功地從流氓變成了紳士。通過品牌的營銷，拉升了整個浙江商人的形象和地位。而潮汕地區，仍然是從流氓到流氓，月黑殺人，風高放火，滿足於賺快錢所帶來的成功；到了2001年，成了國家重點打擊對象。去年，我到潮汕演講，上千個當地企業家和我交流，我看到他們一個個痛心疾首，他們說，少數人生病，為什麽讓我們都跟著吃藥？我和他們說，這是沒辦法的事情。因為中國伴隨著全球一體化之後，首先是區域一體化，而區域一體化就決定了區域板塊的形象價值，誰的形象好誰就能吸引更多的資源、獲得更大的發展。就像今天的浙江人和溫州人，每到一個地方，市長、市委書記要親自出來見麵。因為大家都知道，他們來了，帶來了財富。區域的形象既能夠給企業帶來無形的財富，也能給企業發展帶來障礙。
當時，我和這些企業家探討的時候，我認為，潮汕地區的問題主要有兩條：第一條，爆發之後，大雞不吃小米。中國有句古話"由儉入奢易，由奢入儉難"，經過了賺快錢的企業家已經不習慣於靠製造業一點點賺辛苦錢；第二條，潮汕經曆過這麽一次洗牌之後，再崛起已經落後了一步。現在的產業也就停留在二三流的一些產業上，真正做強做大的潮汕人不在潮汕，而在全國各地，因為他們畢竟擁有優秀的商業基因。
還有一個例子，就是蘇南模式，1988年我第一次去蘇南，看到了鄉鎮唱主角，創造了以工補農的模式，90年代初浙江民營經濟生龍活虎，打得蘇南有點抬不起頭來，逐漸顯現出衰退的趨勢。90年代中當上海崛起，被認為是全世界最有可能成為第六大都市圈的龍頭城市時，上海開始翹尾巴了，在招商引資的時候，有意抬高門檻，似乎是世界500強以外的都不予考慮，這反而給以蘇州為代表的蘇南地區創造了另一個機會，蘇州市委書記打出“大樹底下好種碧螺春”的口號。上海不要的企業蘇州全要，這樣就抓住了全球產業轉移、特別是光電行業轉移的行情，以至於蘇州成了中國副省級城市的前三名，也成了官員晉升的搖籃。這時候上海開始覺醒了，首先製定了一個"173計劃"，在與江蘇接壤的地方劃出了173平方公裏的土地，和江蘇同台競爭，你有什麽政策，我就給什麽政策。另一個就是把航空物流中心從虹橋挪到了浦東，這樣就使蘇州IT產業的運輸成本增加了一倍以上。盡管如此，以蘇州為代表的蘇南地區此時已經形成了氣候，把握住了上海失誤這一難得的戰略機遇，先行一步獲得了大發展。
4.中部崛起的關鍵是要抓住戰略機遇期
現在再回到咱們中部，我因為參與了相鄰兩個省的戰略製定，對於中部，我的感覺是，群龍無首，一盤散沙。珠三角、長三角和環渤海不管怎樣就一個老大，或一個地區內部的競爭。一個區域的成功，首先是區域或城市明確分工的結果，就像一個金字塔一樣，塔尖有塔尖的功能，底座有底座的功能。廣東的例子就是這樣，如果沒有香港做為塔尖，廣東做塔座，怎麽會有珠三角的今天？長三角也是如此，上海就是長三角的塔尖，以至於今天的很多城市不管從地理上屬不屬於長三角，都認上海為老大，積極地納入長三角的城市圈、城市帶的發展戰略中。而我們中部幾個城市都想做老大，都想大而全、小而全地發展。這樣一種競爭格局顯然是不利的。
但不管怎麽說，從天時、地利、人和來看，中部崛起都是湖北和武漢一次難得的戰略機遇期。從天時來看，中央已經開始關注中部地區，因為它是整個中華民族的脊梁，不可能讓它塌陷下去；從地利來說，不管整個中部怎麽爭，湖北和武漢處於整個中部的中央，九省通渠，武漢又有著雄厚的工業基礎，能夠承接製造業的轉移，而且武漢還有大批的製造業人才，曾經被譽為東方芝加哥。眼下關鍵是人和，特別是與兄弟省市如何科學分工、和諧互動。我們今天看待問題，一定要從全球一體化所帶來的區域一體的角度來看，也就是說在全球一體化的背景下，所有的區域必須想辦法體現他的惟一性、排它性和權威性，錯位競爭，差異經營，體現自己獨特的發展之路。如果我們能夠按照這樣一種城市戰略和區域戰略來發展湖北和武漢，找到自己的魂，在城市化的大座標下，明確我是誰，我今天在哪裏，我要到哪裏去，和周邊的幾個兄弟省市形成分工明晰的差異化戰略，就像齒輪一樣緊緊咬合起來，你轉一圈，我轉一圈半，外塑形象，內強功能。我相信少則5年、多則10年，湖北和武漢一定會借助這一輪戰略機遇期，在中國經濟格局中扮演一個非常重要的角色。
附：內陸有機遇 戰略是關鍵
背景：在席卷全球的經濟危機風暴中，中國經濟保持了穩定增長的勢頭；而在中國這個世界第三大經濟體的內部，相比較於沿海經濟帶，中部城市表現了更強的抗危機實力和更為強勁的動力。中國外文局針對國內外高端讀者的雜誌《中國報道》2008年8月刊做了一期專題，特地采訪了城市發展戰略專家王誌綱，探討“中部崛起”現象。
東部和內陸：一個疲軟，一個堅挺
中國報道：經濟危機下沿海城市出口放緩，相較之下，內陸城市的經濟增長反而成為一個亮點。這對於內陸城市的經濟發展來說是否迎來了一個好“時機”？
王誌綱：要說清楚這個問題，首先必須要看清楚今天中國整個經濟的發展結構。中國改革開放三十年來取得如此大的成就主要靠的是外向型經濟的發展和全球化背景下的產業轉移。在全球化條件下，中國是全世界最大的成本“低窪地帶”，因此資本湧進中國。三十年下來造就了從“珠三角-長三角-環渤海”這一沿海中國的快速發展，造成了“中國式工業化、城市化”的結果。
其次，伴隨東部沿海經濟的崛起也出現了新問題——東、西部的經濟發展落差過大。所以十年前中央就意識到要西部大開發，要振興東北，要實現整個中國的均衡化發展。但這隻是一種理想化的設想，缺乏市場的支撐。中央隻能用其強大的政治手段，用轉移支付來盡可能地平衡好沿海和內陸城市的經濟差距。但是作為一種經濟規律的結果，沿海在拚命地瘋長這是誰也擋不住的。
這兩年形勢產生變化。金融海嘯造成全球經濟出現衰退，經濟衰退造成工業產品需求減少，沿海地區產能過剩。這時候應該“騰籠換鳥”，實現經濟的升級換代。但是人往往有惰性，例如廣東省前幾年就意識到了這個問題，汪洋也說要“騰籠換鳥”，但遭到了很多既得利益者的反對，盡量把這個問題往後推。沒想到這個時候金融海嘯來了，這些既得利益者就更有理由了，認為如果要“騰籠換鳥”更過不下去了。現在廣東省也不喊要“騰籠換鳥”了，怎麽解決就業和保增長成了首要的問題。
但是客觀上來說，整個中國沿海高速增長的黃金時代已經過去了，舊的經濟發展模式也已經不能支撐原來的發展速度。目前中國的競爭成本已經升高，而旁邊的越南、柬埔寨等成本更低的國家在嗷嗷待哺，希望重蹈中國的道路。西方的產業轉移將更多地走向他們。再加上沿海地區也不可能繼續承受環境的高昂代價，隻有一條路就是往高端走，但這也是最難的一條路。
目前看到的現象是中部和西部開始起來了。這主要有兩方麵的原因：一是由於沿海經濟增長的速度放緩，而中西部還保持一定的速度，相比之下中西部顯得相對較快。另一方麵也可能是一個假象，因為中央要啟動內需，投資主要是投向所謂的“鐵公基”（鐵路、公路、基礎建設），而“鐵公基”目前主要是在中西部。這不屬於出口拉動，而屬於投資拉動。
一個疲軟，一個堅挺，相比之下造成了中西部經濟發展較快的現象。但是投資拉動隻是一種過渡形態，想長期依靠投資拉動實現經濟的持續健康發展是不可能的，治標不治本，治本還是要靠啟動內需。這不是一個簡單的問題，能不能順利啟動內需要看一個國家的成熟度，比如說人民的醫療、養老等後顧之憂解決了，人民才敢去消費。目前中國人身上依然壓著“醫療、養老、教育”這三座大山，這些問題沒有得到解決之前，人們是不敢去消費的。
中部的城市化過程像小夥子一樣快跑
中國報道：從宏觀上來看，目前“中部中國”等內陸城市的經濟發展狀況怎樣？
王誌綱：目前，我國沿海的城市化水平已經達到了60%~70%，中部城市化到了40%~50%之間，西部更低。根據全球城市化的規律來看，任何一個新興的工業化國家都會經曆一個爆發式的城市化過程。但是這個過程在歐洲用了兩百年，美國用了一百多年，日本用了六七十年，而中國隻用了二三十年的時間。中國太快了，可以說是全世界最迅猛的。目前城市化率平均起來是50%左右，還在飛速發展。但是在這個過程中，沿海的城市化發展已經到後期了，他們現在框架已經搭好了，要做內裝修，要完善；而中部的城市化則還在像一個小夥子一樣快跑。目前應該說沿海和中部的城市經濟發展處於不同的階段上，中部的發展比沿海還表現得更為強勁些。
中國報道：具體到個別的內陸城市上去，比如說重慶市，今年的經濟發展速度甚至可以達到兩位數。是什麽原因使重慶市能夠到達這樣的發展速度？
王誌綱：重慶市目前的繁榮很大程度上靠政府的政策優勢，靠 “鐵公基”的投資拉動，有一種“泡沫化”的特點。
經濟發展的三駕馬車是“出口、消費和投資”，重慶市的消費水平可能是中國大中城市中最低的，但為什麽會出現重慶經濟增長目前“一枝獨秀”？應該說政策力量在其中起到非常關鍵的作用。
重慶市擁有很多有利的政策條件。首先它是中西部唯一的直轄市，長江上遊的特大型城市，政府大力支持要將其打造成為長江中上遊的中心城市。其次、三峽庫區獲得了很多國家的支持，光是三峽庫區的建設拉動了很多的內需消費。再次、重慶市這幾年先是“城鄉統籌示範區”，後來又是保稅港區，現在又在努力建設“兩江新區”等，一直是好戲連台，政策不斷。但是不少政策都沒有用足用透，政策是政策，沒有真正轉化成經濟發展的動力。享受到最多好處的反而是房地產，很多投資、特別是國有企業的錢都投入到了它的房地產產業中去，使得重慶市目前的地產十分繁榮。
這是一個極具中國特色的政策小環境帶來的繁榮景象，值得我們注意。說實在話，重慶市的機遇很好，如果梳理得當可以吸收泡沫，真正轉化成新一輪的發展機遇，而如果隻停留在靠政策的強心針效果上，那麽結果就堪憂。
中部城市“同質化競爭”
中國報道：在全球化背景下，區域經濟一體化也是一個必然的趨勢。對於中部內陸城市來說，要成為經濟增長的“新引擎”，一體化趨勢在所難免。例如叫響的“中部崛起”，這是否也是他們的必然選擇？
王誌綱：區域經濟一體化是很多城市在發展過程中的必然選擇，因為城市需要發揮它的集聚效應，但是問題是怎麽集聚，誰說了算？目前的一體化做得最好的是長三角經濟區，因為上海是長三角當之無愧的“龍頭老大”，周邊城市不會跟它叫板，而是主動對接上海，這樣關係容易理順，發展就快。珠三角地區提出“泛珠三角經濟區”是有先見之明的，但是目前落實的情況就不如長三角。京津一體化同樣存在這個問題，原來發展關係沒有理順，天津背離北京發展，相互不買賬，近幾年這個關係理順了，一體化也就逐漸落到實處。
中部城市的一體化也是基於同樣的思路，但是遇到中國城市化過程中最為突出的問題——同質化。中部地區需要發展區域經濟一體化，也有一體化的設想，但是問題在於每個城市都想做老大，所以每個城市的經濟發展目前都還處在做大、做堆頭的階段，是一種“同質化爭王”的競爭，還沒有找到各自錯位經營的路子。
比如鄭州市，想利用其交通樞紐的獨特優勢將自己打造成為又一個超大規模的城市。城市的發展需要規模，但是並不是規模越大越有利。當一個城市到達了一定規模以後，城市的能級是不是足以帶動城市良性發展是需要考慮的問題。武漢市也想利用其獨特的地理優勢做大做強，長沙市意識到自己單打獨鬥的實力不夠，因而發展了長株潭一體化。
這三個城市區位優勢非常明顯，既在南北大動脈上，又有黃河、長江東西貫通的黃金水道，它們作為中部骨架的支撐節點沒有問題。而安徽的城市就比較尷尬。比如合肥作為一個內陸城市，在地理位置上就沒有上麵的幾個城市的優勢，如果還是追求做大沒有希望。但是安徽也是一個不可小視的版塊，它有其獨特的徽文化、徽幫，徽式建築等，重要的是能夠發掘這些獨特性。
還有一個問題就是經濟發展的短期行為，這與省、市領導的頻繁更換不無關係，這種“走馬燈”似的調換對於一個地區經濟的長期發展是不利的。
內陸城市經濟發展要“找魂”
中國報道：目前，內陸經濟是否已經或正在成為我國經濟增長的“新引擎”？
王誌綱：這種說法是有道理的。我們可以看到三個方麵的因素：第一，東部沿海地區的經濟發展目前已經達到了一個飽和的狀態，不可能再像前些年一樣高歌猛進，相較之下，內陸的經濟增長開始顯露。第二，沿海的一些產業向內陸的轉移也起到了一定的帶動作用。對於沿海來說，他們需要升級換代，傳統的來件加工等模式已經不再適合他們了。
還有一個很重要的方麵就是目前席卷全球的經濟危機對於整個中國，整個中華民族來說都是一個嚴峻的考驗，但也是一個絕好的機會。內陸省份和城市經濟的發展最重要的是找到具備差異性的發展道路，像我經常說的“找魂”，找到自己的獨特性。目前，中國的城市發展是“大城市不大、中城市不強、小城市不特”，“找魂”是一件很難的事情，但是還是要走這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