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講 撬動中國的第三極
“當整個國家有了實力，當整個經濟發展到了一定的階段，啟動北方，中國的這第三個發動機，這是國家戰略的需要。因此，就有了二十一世紀的繼珠三角、長三角之後的第三大戰役——環渤海的開發和建設。京津唐一體化，主要是以北京和天津，這對雙子星座為核心，拉動整個環渤海地區的起飛和發展。”
——王誌綱
背景簡介
“環渤海”的崛起，已經勢不可擋地成為了一個發展命題。這個發軔於上世紀80年代的區域概念，到2008年總算成了國家戰略發展重心,上升為國家戰略。作為國家沿海岸線向北推進的第三個選擇，是成為對“珠三角”和“長三角”發展道路的加量複製版本？還是將在發展模式上獨樹一幟？
對此，2008年11月，王誌綱在北京接受記者采訪，就城市化，環渤海戰略，北京天津兩城一體等熱門發表的看法。
1.環渤海戰略浮出海麵
今天，中國的城市化率，已經接近百分之五十。改革開放之初，不到百分之十。改革開放的頭十年不到百分之二十，改革開放二十年，不到百分之三十，最近這十來年，已經發展到近百分之五十。在全球化過程中，特別在歐美發達國家中，城市化率百分之七十以上。衡量一個國家，一個區域，城市化率這個指標是躲不開的。城市化和工業化是一對孿生子，如果沒有一個工業化的洗禮和完成，談不上現代意義上的城市化。
城市化率的增長具有階段性，百分之五十以前會高速發展，到百分之七十以後，基本上停頓下來了。美國的城市化率，百分之七十多，歐洲的百分之八九十，日本將近百分之九十，現在大規模的建設已經停頓了，就好比蓋房子，房子已經都好了，現在是不斷地更換內裝修。比如老牌的工業帝國英國，曾是世界經濟的火車頭，而現實是它要避免衰落，並在世界經濟中占有一席之地就必須進行產業升級。倫敦經過騰籠換鳥，大力發展創意經濟，體育產業，金融業，現代服務業，往這些高端的方向走，煥發了活力。中國遲到了一百多年，歐美三百年，中國三十年。中國三十年的時間經曆了從農業社會到工業社會，再到後工業時代；從計劃經濟到市場經濟，再到全球經濟一體化的多重轉換。伴隨中國城市化率達到百分之五十的時候，我們不得不麵對這麽一個使人困惑的現實，三十年經濟和城市的高速發展留下很多隱患：過度工業化造成的生態破壞，環境汙染；擴張過快導致城市建設的無序、庸俗化、同質化等。還有很多社會問題，伴隨城市化的高速發展，就像黃河壺口大瀑布一樣，攜石裹砂，泥沙俱下，聲震千裏，極為可怕，帶來前所未有的發展的同時，也帶來一係列的問題，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困惑和挑戰。
到底中國的城市化應何去何從？中國分中部、東部、西部三個板塊，要保證協調發展。東部沿海珠三角和長三角這兩台巨型發動機啟動之後，中西部的發展就提上議事日程了。中部是沿長江中上遊這一區域，西部是長江和黃河上遊，如果這三個板塊不能均衡前進，就像汽車的大梁斷裂，國家要出大問題。所以中央提出啟動中西部。
怎麽啟動？中央給出一係列區域政策，包括東北振興，中部崛起，西部開發，都是這種戰略思維的落實和延伸。包括交通上五縱六橫，建設縱橫中國的高速公路網，也是為了物盡其流，人盡其用，實現全國一盤棋的一種布局。包括現在整個中國的產業規劃，產業布局，都在解決協調發展這個問題。但這麽龐大的中國，光靠兩個發動機還是不夠，隨即環渤海戰略浮出水麵。
如果說長三角，珠三角它們都屬於南方，那麽北方也應該有個支點，而以京津一體及周邊的大北京地區為龍頭的環渤海區域作為北方的代表被推上了曆史的舞台，成了另一支甲A國家隊。當整個國家有了實力，當整個經濟發展到了一定的階段，啟動北方，中國的這第三個發動機，這是國家戰略的需要。因此，就有了二十一世紀的繼珠三角、長三角之後的第三大戰役——環渤海的開發和建設。京津唐一體化，主要是以北京和天津，這對雙子星座為核心，拉動整個環渤海地區的起飛和發展。
因為當今在全球經濟一體化的背景下，需要在全球配置資源和尋找市場，不臨海將很難參與全球化的競爭，環渤海區域既有天津這個北方大港通往世界，又有便利的交通深入內陸腹地，更背靠掌握中國經濟命脈的首都北京。難怪環渤海戰略一提出，立即成為新一輪競爭中大型項目和跨國公司的首選之地。很難想象像首鋼這樣的大型鋼鐵廠，如果是放在中西部，你的礦石怎麽運進來，你的煤炭怎麽運進來，鋼鐵煉完怎麽運出去，光物流成本就使它得退出競爭。
2.國家機器全力推動
這次環渤海戰略，跟珠三角有什麽不一樣呢？我們先來看珠三角：第一，珠三角在改革開放前作為沿海，一直是準備打仗的地方，國家很少建設和投入，改革開放後的發展也主要靠自我積累自我循環。第二，珠三角的探索屬於摸著石頭過河，起步層次相對較低，主要靠對外加工業，雖然細胞比較活躍，民間財富積累較快，但沒有自己的品牌和市場，現在開始麵臨衰退，需要轉型，升級換代；第三，珠三角的探索是在一個省的範圍內，怎麽折騰，除了特殊年代，改革開放之初，廣東曾對整個中國產生一種觀念上的衝擊和影響之外，在經濟上從來就沒有對整個中國產生根本性的影響。
我們再來看環渤海。首先是北京，作為首都的地位就不用說了，另外一個天津，沒落貴族也曾經輝煌。當年天津曾是十裏洋場，號稱南有上海，北有天津。在三十年前，按照計劃經濟的安排法，天津曾經比北京還強，作為中國的輕工業基地是很有曆史地位的。70、80年代靠吃老本，還湊合，但當中國全麵進入市場經濟，它自認沒有特殊政策，觀念上也抱殘守缺，就成了一個典型的破落戶了。
二十年下來，當我們回望中國高速工業化城市化過程的時候，就會發現，天津遠遠落伍了。不僅被鄰近的北京甩掉，被南方的廣州深圳和華東的上海甩掉，甚至被許多二級城市甩在後麵。沈陽、大連、青島、濟南，一路走過去，天津最破爛。當時有句笑話，要看社會主義的典型就去天津，北京人結婚在天津擺酒席最實惠，的士費是全國最便宜的，五星級酒店不僅很少，而且是同類五星級酒店中最差勁的。同樣是一個品牌，就像一棵樹上結的蘋果，一個很幹癟，營養不良，市場養不活它。我在2001、2002曾多次去天津，當時的感覺是，欠債太多，非常落伍，在這種環境下優秀的人才都跑光了。
到了2003年，開始出現轉機，這時候國家開始提出環渤海戰略，京津唐一體化。這裏麵也許有一個原因，溫家寶當總理了，作為天津人，公私兼顧，應該推天津一把。再加上申奧成功，北京的環境保護提到了重要地位，放棄了經濟中心這個提法，天津明確定位為北方經濟中心。京津分工明確，這個時候，環渤海戰略才真正浮出了曆史的海麵，成了整個中國二十一世紀最令人矚目的一道風景。
這一輪環渤海區域的啟動是以國家為主的大投入為特點，與昔日廣州靠老鄉，上海靠海外的情形不可同日而語，而這時的國家也已經具備了這樣的投資實力，所以它一上馬就是高起點。據說，光曹妃甸就準備投資1800至2000億元，是“十一五”期間最大的項目集群地。這裏將要建北方最大的深水港，目標是打造東方的鹿特丹，新搬遷至此的首鋼等大項目也已經擺開陣勢。
3.京津各歸其位 巨變指日可待
2003年是個拐點，京津一體化，最大的受益者實際上是北京。為什麽是北京呢？以申奧成功為契機，2001年準備，2003年啟動，用五千億來打造新北京，除了奧運場館的建設，從機場到高速公路，地鐵、市政道路和設施的完善、綠化工程的建設，甚至很多汙染源的搬遷拆除，特別是首鋼，汙染得受不了，搬走花了上千億，使北京實現了脫胎換骨。
隨著奧運會的巨大成功，北京即將步入世界級城市的行列。如果不出什麽意外，在中國看得見的十年到十五年之內，中國將要出現兩個世界級城市，一個是上海，一個是大北京。特別是通過這次奧運會加冕，“楊家有女初長成”，這個姑娘亭亭玉立。這是現象，現象的背後是北京要想真正成為一個世界級城市，光靠北京的自我循環是不可能的。作為全球化的世界級城市，工業化時期倫敦是第一個，除了它有占幾乎整個英國三分之二的人口，經濟總量很大外，輻射麵積也占了一半，形成了對兩三千萬人口圈子的輻射。而且是有大港口。可以這麽說，沒有大港口的地方不可能成為世界級城市。
美國有兩個世界級城市，一個紐約，紐約也是通江達海，沒有港口、臨港經濟，不可能成為世界級城市，盡管紐約現在是金融中心。美國還有一個五大湖地區，芝加哥，底特律，包括加拿大的多侖多，形成一個由若幹個城市組成的世界級城市圈。
歐洲大陸的世界級城市，是巴黎和荷蘭的鹿特丹構成的。巴黎扮演頭腦的角色，而鹿特丹扮演通道的角色，因為它是全球最大的一個出海口，物流集散地。這兩點一結合它就形成了歐陸的一個世界級中心。第五個是亞洲的城市，日本的東京。
現在中國的上海為什麽可能成為世界級城市？除了它原來的傳統以外，通江達海的地理位置起了很大作用。現在北京麵臨沒有出海口的問題，但北京與天津一打通，這個問題就解決了，津京一體，我看現在是天津麵臨的最大機遇。
所以，北京除非它不想長大，要想長大，它就必須合縱聯橫。從根本利益上來講，北京和天津上演雙城記對雙方都有利。2002年我曾與天津的最高領導有一次深談，他一直不服氣北京，受行政觀念所約束，認為北京是直轄市我也是直轄市，相互不買賬。所以自我循環，互相封鎖。另外，我們在跟北京有關機構做戰略的時候，有關領導就善意地提醒我們，說王老師，千萬不要提大北京，我說，為什麽呢？他說，這樣會刺激天津，天津會受不了。直到北京籌辦奧運會之後，把經濟中心的牌子讓給天津，這個矛盾才化解了，終於迎來天津大規模的開發。北京市重新定位，原來是政治中心、文化中心、加經濟中心，現在用全球化的標準來看，定位就變了。第一是國家首都，第二是世界級城市，展示了自己的目標和雄心；第三是文化名城，更重要的是第四個——宜居城市。當大部分地區官員還忙著招商引資搞汙染的時候，北京提出把宜居作為城市目標，放棄了堅持了多年，人們認為不可能放棄的經濟中心這個概念，是個偉大的進步，說明北京具有了很大的包容性。
伴隨北京定位的調整，放棄了經濟中心以後，天津市就理直氣壯地定位為國際港口城市，北方經濟中心和生態城市。這下兩個城市的互補性就很強了，一個專注於做上肢，一個做下肢，兩個結合起來，一個人就活了。兩個巨人終於找到了契合點，而這個契合點形成以後，有意無意大家的思維就發生了根本的變化，開始考慮兩城一體，共享繁榮的問題上來了。產業布局和分工也跟著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北京這邊就開始對自己的傳統製造業，特別是星羅棋布的上千家開發區進行清理。原來是村村點火，戶戶冒煙，從市到區到縣都在搞開發區，進行了重新整肅，關停並轉後，把上千家開發區變成了三家。一個是以高新科技為代表的中關村高新科技產業區；一個是亦莊，摩托羅拉生產的這些更高端的現代製造業為中心的開發區；還有一個順義，包括北京機場擴大以後，以臨港經濟為特點的會展物流區。堅壁清野，把那些不符合北京定位的廠子全部趕出去。這一趕，為天津提供了機會，直接刺激和推動了天津的招商引資，這是第一波行情。
到了第二波行情，在這個大的格局下麵，中央又給了天津其它優惠政策，包括濱海政策，讓它開銀行，提供一些國家的大項目，包括飛機製造廠，都往那兒放。有國家支持，天時有了，通江達海臨港經濟的地利也具備，關鍵是人和，觀念的解放。天津遇到了千年未遇的良好機遇，就看怎麽把握了。
4.市場的啟動需要敢於吃螃蟹的人
看到政府在著力推動，市場現在也開始興旺起來了，天津現在成了整個中國目前最熱鬧的投資熱點。世界五百強中的許多公司，包括中國的民營大的投資都開始搶灘天津，天津的發展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戰略機遇期。
而更實際的利好是趕在奧運前京津兩城間城際高速列車的開通，我專門試坐了一次，時速每小時300多公裏，十分平穩，三十分鍾看張報紙的時間就到了。這樣一來，使得兩城一體共享繁榮，變得看得見摸得著了，使人們真正感覺到了一體化的實現。
為什麽這些年來，北京城內房價居高不下，越炒越高，越高越買，就是因為成千上萬的小青年、北漂都往北京擠，這麽多人怎麽辦呢，北京先前的擴張方式就是攤大餅，三環、四環、五環，六環快攤到天津了，城市膨脹得已經難以承受了。城內人口密度大，城外從四麵八方向城內湧，不僅造成交通擁堵，生態破壞，城市用水用電，食品蔬菜供應都不堪重負。後來有所醒悟，在不能這樣攤大餅了，應該學倫敦，學東京，用軌道交通連接，形成一小時半小時的生活圈。也許你在北京上班卻住在周邊城市或天津，北京的壓力減緩了，天津或周邊城市的經濟也拉動起來了，實現良性循環。這是一個趨勢，但會有一個過程。
這是一個很大的變換，時空變換。相對落後的北方，最後啟動的環渤海，居然在整個中國高速城市化和工業化的競賽中成了折桂人。這將大大提高這一區域發展的競爭力，使它的資源得以有效地配置，特別是人力資源。
在解決同城化這個問題上，許多城市喊了許多年，比如長珠潭一體化，粵港一體化，廣佛一體化，廣州佛山隻一步之遙，喊了十年現在這趟列車還沒打通。還有成渝一體化，在中國需要一體化的有很多雙子星座，而這些城市的一體化的真正實現，將是中國城市化上一個大台階的重要的標誌。
兩城一體的好處是分工協作，優勢互補。從居住這點來講，天津和周邊城市有很大的競爭優勢。特別是成本優勢。為什麽北京的房奴，白領喊得多呢，因為你工資再漲，也漲不過房價。你剛大學畢業，最便宜的房子也要一萬多一平方米，你月薪三千，一年是三萬多，一套一百平方米的房子，價格要近兩百萬，按照全球化的指標，三到五年的年薪買一套房子，而現實是十年你都買不起房子。在北京這麽貴的地方買房，相當於你一起步就買奔馳，北京這個城市是一個奔馳的城市，不提供夏利。怎麽辦呢，北京人要想買夏利，天津和周邊城市就是出夏利的地方。原來由於路途的遙遠交通的不便不現實，但現在由於軌道交通的打通逐漸變得現實了。所以從這個意義上來講，下一步北京的大發展，有賴於它向周邊城市的輻射和拓展，而天津能與之形成很好的互補。
整個中國城市化和產業升級的過程中，從經濟模式到生活方式發生著許多根本的變化，這種變化下，趨勢已經擺出來了，破題就看誰能夠臨門一腳，捅破這層窗戶紙。而起這種作用的往往不是政府，而是市場，市場中那些先知先覺者。
市場力量的啟動，需要一些敢於吃螃蟹的人，需要先行者。如果沒有當年星河灣以及華南板塊的崛起，廣東人民不會相信曾經屬於鄉下的番禺能夠成為廣州未來的富人區。所以需要有市場力量去突破，成為報春花，一花引來萬花開。
有超前的眼光，看準趨勢是前提，但帶來第二個問題，不是說你有勇氣，就能把它做起來，創造市場的項目必須要創新，才能夠橫空出世，引起世人的關注，才能夠分享市場報春花的超前利潤，創新的利潤大風險也大。
對於大項目來說，不能簡單地隻是蓋房子，必須有個主題一個靈魂，圍繞這個靈魂豐富它的內涵。就像張藝謀搞開幕式，一個寓意很強的主題——曆史的畫卷，一切圍繞它展開，給人留下深刻印象。我們今年參與京津間一個超大型項目的策劃，提出利用它的水域資源打造一個世界地圖島，展現五大洲的版圖。同時設計了一個世界高爾夫球場，從北京開杆打到台灣，從台灣打到日本……選了五大洲的18個經典球場，把它們串起來，既體現五大洲的主題，又展現世界各地高爾夫球場的風貌。同時球場的會所也將是一個以高爾夫文化為主題的會所，營造一種高爾夫的曆史和文化氛圍。我給國外的的設計師說戲，他們根據這個思路去設計。項目有了靈魂，一個個珠子才能串起來，價值就提高了。
在那些城市過度帶的大項目，必須具備革命性、創新性，能夠服務於周邊城市。相當於在城市間的空白處打補丁，燒焊條，不僅促進城市一體化的過程，更可能借助城市一體化的大勢，在市場低迷期，抓住新機遇。
附：政府：從“船老大”到“船長”
中國的城市化進程，大致可分為三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1949年到1978年，這一階段主要是按照政府的指令建設城市；第二個階段是從1978年到1992年，此階段城市依然是在國家的指令計劃下發展，但市場經濟的因素多了起來，可稱之為“管理城市”；第三個階段是從1992年至今，隨著市場經濟的深入和城市化進程的加速，真正進入了城市經營的階段。
從某種意義上說，城市經營與企業經營有著天然的相似性。城市是一筆資產，同樣也要追求增值，也要走差異化生存的道路，也要有自己的發展戰略、經營思路、整合平台和操作手段。而同樣的城市空間、城市環境，由於其發展理念、產業布局和規劃功能的不同，其內涵和作用也會大不相同。那麽，如何重塑城市競爭力？如何重建城市的發展平台？如何用市場化的眼光找到城市運營的突破口呢？這些都是各級政府不得不研究的課題。
因此，環境變化了，市長們也必須轉變觀念，必須具備現代經營意識，不能再僅憑眼睛和經驗辨認航道，而是要學會用羅盤、看航海圖、掌握潮起潮落的規律，即要從原來的“船老大”自覺地轉變為“船長”。
其一，成功的市場經驗表明，城市經營的主體不再是單一的政府，市長必須學會與市場跳“雙人舞”，借助企業的力量和市場化的運營方式來達到城市增值的宏觀目標。目前，在中國的很多城市中，一些頗有實力的企業作為城市運營商已慢慢地浮出水麵，在每一個浩大工程的背後，幾乎都有他們的身影。市長與市場的關係就像公與婆，誰也離不開誰，可以斷言，凡是城市經營搞得好的城市，一定是充分地實踐了市場經濟規律、按照企業化及市場化的方法去操作的先行者。因此，在新的形勢下，市長們不光要轉變觀念，還要不斷地轉變政府職能，借助市場之力發揮宏觀引導的作用。
其二，城市經營必須處理好長計劃與短安排的關係。新形勢下，市長們開始的是一次驚險的旅行——挑戰與機遇共存，**與陷阱同生。在這個漫長的過程中，理想與現實、進步與妥協、生存與發展的反複博弈無時無刻不在考驗著城市的決策者，沒有人可以發明一種一勞永逸的程序來應對所有的變化。所以，市長們必須處理好戰略與戰術的關係、長計劃與短安排的關係，像在滑雪和溜冰一樣，市長們要善於在運動中前進，在動態中把握平衡。
其三，城市經營要處理好城市規劃與城市策劃的關係。前者側重於務實；後者側重於務虛。在城市規劃之前，必須先務虛，也就是要充分研究城市的定位和發展戰略，隻有在大方向確定之後，城市規劃才能有的放矢、持之有據。在實踐中，很多城市的領導片麵地強調城市規劃，市長儼然成了城市的總工程師，但是，指望一步到位的城市規劃是不現實的。相反，那些城市經營的務虛工作做得越好的城市，其城市規劃的空間和層次也就越高。
其四，城市形象必須有相應的內涵去支撐，必須培育出相應的產業鏈。現在的很多市長熱衷於城市的美化、亮化、綠化、淨化工作，這些舉措本身無可厚非，但它們終歸不是解決城市運營的根本之道。我們應該把更多的精力放在城市的造血機能（產業鏈的培育和建設）上。否則，一旦我們把寶貴的資金都用在了城市表麵的建設上，而忽視了對城市內涵的充實，那麽，城市經營就會像無根之木、無源之水，還是運轉不起來。
其五，城市經營要吃“祖宗飯”，但一定不能造“子孫孽”。我要強調，城市的文化內涵也是城市產業鏈的有機組成部分，城市越有曆史品位，就越有吸引力、越有包容性。一個沒有傳統文化積澱的城市是缺乏魅力的。歐洲的很多城市都十分尊重自己的曆史和文化，巴黎現在的格局就是當年路易十四國王時設置的。前幾年，我們的很多城市大搞舊城改造、否定傳統建築，其結果是得不償失的，最後才終於明白舊城改造是要“修舊如舊”，而不是“拆舊破舊”。直到今天，還有很多人不無留戀地懷念著梁思成當年的老北京城保護方案，並對其沒有被付諸實踐而深以為憾。
其六，城市經營必須處理好政府、企業和社會這“三老”（即所謂老頭子、老板和老百姓）之間的關係。任何一個城市的運營，都必須遵循三老模式。隻有"三老"的積極性都調動起來了，城市經營才能落到實處。"一老"——"老頭子"，主要指政府首腦——市長、書記，政府要站在整個城市的全局利益和長遠的發展目標上，發揮主導作用。但要具體推進實施，同時避免政府的政績導向，脫離市場的主觀意誌，還必須把"二老"——老板的積極性調動起來。老板一旦在其中找到機會點和利潤點，會不用揚鞭自奮蹄，能夠迅速地開發、創造和啟動市場。光有這兩"老"還不夠，還要有"三老"--老百姓，消費者發自內心地參與這個過程，他們會用鈔票來投票，發揮監督作用。如果"三老"模式能實現，可以說人心齊泰山移，宏觀、中觀、微觀的問題都解答得好，"一老"經營政治，"二老"經營市場，"三老"經營文化。那麽我們城市的發展就指日可待了。
總之，對城市經營的探索，在今天的中國不過才剛剛破題，其中蘊藏的規律和方法還有待於我們不斷地摸索，在此無法一一盡述。但願市長們能早日具備深邃的眼光、現代的頭腦，並能集思廣益，不負曆史與人民之重托，能夠如羅馬帝國的創始者奧古斯都那樣，可以自豪地對後人說：“我最大的貢獻是留下了一個大理石的永恒之城。”
如此，則是中國城市之大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