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節 大德容眾

但是，季孫肥並沒有馬上召回孔子，正如司馬遷所說的，孔子的一生，“諸侯害之，大夫雍（障礙）之”[8]。當季孫肥準備聽從父親遺訓要召回孔子時，一個叫公之魚的人阻止了他。

公之魚對季孫肥說：“以前你的父親用孔子，卻不能堅持到底，最終被諸侯嘲笑。現在，你再用孔子，又不能堅持到底，那不是還要被諸侯嘲笑嗎？你一家兩代都要因為孔子而在諸侯那裏丟臉了。”

季孫肥一聽，想：“對啊。這個孔子，罵過我爺爺，傷過我父親，如果我把他召回來，再忤觸了我，我季孫一家三代的英名都要毀在他一個人手裏了。”於是，季孫肥打消了召回孔子的念頭。

問題是，公之魚為什麽如此自信地說季孫肥用孔子，也會如同他父親一樣，會有始無終呢？很簡單，他知道孔子的政治追求、政治立場和“三桓”不同。“三桓”不會放棄自己的利益，孔子也不會放棄自己的立場。

大人有大人的思路，小人有小人的心思。小人的心思有他自身的邏輯，從他那個立場看，有他的合理性。小人的說法往往比君子的道理更能打動人，是因為小人的說法往往更能觸及人內心的私念，從而一拍即合，暢通無阻。而小人暢通無阻的地方，君子也就雍塞不行了。

孔子此次終於沒能回到魯國。一個小人的一番話，就讓孔子回國的希望破滅了。

但是，不召孔子回國，季孫肥要擔不順父親遺命的罪責。所以，他們采用了一個折中的辦法：召回孔子的弟子冉求。

孔子有那麽多弟子，為什麽一定要召回冉求呢？因為，在他們看來，冉求有兩個特點：

第一，冉求是財政專家，可以幫助季氏斂財；

第二，冉求比較聽話。

雖然魯國政府使者帶來的不是召他回國的消息，而是召冉求回國，孔子不免失望，但是，孔子還是為冉求高興，他對弟子們說：“這次魯國政府召冉求回國，不會是小用，一定是大用。”

子貢知道老師隱含的失望之意，尤其知道老師的歸國之念。他把冉求叫到一邊，叮囑他：“你回國了，一定要找機會，讓魯國政府召老師回國。”

孔子已經在外流浪五年了，古人五十為老。孔子已經六十多歲了，就像一片樹葉，已經泛黃，就要飄落，但是，根在哪裏呢？

看來，孔子還得在列國之間，周遊更長的時間。

這一年，恰好是孔子的耳順之年。

正如我們所提到的，耳順，是相信自己，堅持自己。而相信自己，堅持自己，是建立在自信的基礎上的。自信，乃是因為知道自己的強大，所以，才不怕別人的批評和嘲弄。

健康的人，不怕風吹日曬、夏熱冬寒。強大的人，不怕風言風語、冷嘲熱諷。這一點，我們前麵已經講到了。

同樣，一個強大的人，必是一個寬大的人。孔子，是一個非常有原則的人，但是，他更是一個非常寬大的人。劉向《說苑·君道》言：“大道容眾，大德容下。”孔子這樣的大德，就是一個容眾之人。

有一天，孔子給他的一個極聰明的學生提了一個問題。

孔子說：“端木賜呀，你以為我是一個有很多知識的人嗎？”端木賜回答說：“是呀，不是這樣嗎？”孔子說：“不是的。我隻不過是有一個基本的價值觀罷了。”[9]

這是孔子親自明確告知我們的：他不是知識多，記憶力好，而是有一個一以貫之的係統的思想與原則。有了這一基本的思想與原則，他就能對形形色色的人和事做出判斷。

但是，在這裏，孔子並沒有告訴我們，他一以貫之的思想到底是什麽。孔子沒有說，端木賜也沒有再問。師徒之間，莫逆於心，猶如世尊拈花，迦葉微笑。可是我們隻有苦笑：這一以貫之的東西，是什麽呢？

在另一個場合，他對曾子又說了同樣的話。

孔子說：“參啊！我的道一以貫之啊。”

曾子說：“是。”曾子照樣心領神會、莫逆於心。

孔子出去後，那些一頭霧水的人就問曾子：“你們倆打啞謎啊？夫子的‘一以貫之’的道是什麽啊？”

曾子說：“夫子的思想，隻是忠和恕罷了。”[10]

孔子曾給“恕”做過解釋，那就是“己所不欲，勿施於人”[11]。

“忠”呢，就是“恕”的積極的一麵：一個人想要的，也要盡量給予別人。用孔子的話說，就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12]。

按說，忠是積極的道德，恕是消極的道德。忠要高於恕。但是，非常有意思的是，在“忠”和“恕”這兩個字中，孔子竟然認為“恕”更為重要。

子貢問曰：“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於人。”[13]

為什麽在回答子貢提出的這個問題時，在自己一以貫之的兩個字裏，孔子幾乎是毫不猶豫地剔除了“忠”，而保留了“恕”呢？

要知道，“忠”的含義——“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可是他的核心思想“仁”的基本內涵啊。

孔子為什麽認為“恕”比他的“仁”還要重要呢？

第一，“忠”是對別人的幫助。但幫助別人是需要能力的，沒有能力怎麽“忠”？可見，“忠”並不是人人能做到的，也不是一個人時時能做到的。

而“恕”，則是誰都可以做到的，因為它隻講“己所不欲，勿施於人”，不把自己不願意的強加給別人。

簡單地說，“忠”是對別人做有益的事，“恕”是不對別人做有害的事。

再簡化一下，“忠”是“做”，“恕”是“不做”。

“做”要能力，要條件，所以不是人人能做，時時能做；“不做”不要能力，不要條件，人人都可以不做，時時都可以不做，所以，我們可以終身行之。

第二，“忠”和“恕”的區別還不僅在此。

“忠”的定義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這裏麵暗含著一個前提：那就是，人有共同的愛好與追求，甚至人的所有愛好與追求都相同，不然就不能得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的結論。但問題是，每個人都是不同的。人與人之間有相同的欲求，也有不同的愛好。簡單地以為自己想要的別人也一定想要，從而一定讓別人要，就是強加於人。這是好心辦壞事。生活中這類情景太多了。

莊子就講了這樣一個故事。

一隻海鳥飛到魯國都城郊外停息下來，魯國國君一下子就喜歡上了，把它當作寵物養起來。

他怎麽養這隻海鳥呢？他讓人把海鳥接到太廟裏供養起來，給它獻酒，給它演奏“九韶”之樂，供奉“太牢”作為鳥食。結果呢？

海鳥被弄得眼花繚亂、驚恐傷悲，不吃一塊肉，不飲一杯酒，三天就死了。

莊子批評魯國國君說：“這是用養人的方法來養鳥，而不是按鳥的習性來養鳥。”[14]

這個魯國國君對這隻小鳥忠不忠？當然忠。他真的做到了“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自己喜歡玩的，自己喜歡吃的，自己要的派頭，都給了這隻鳥了。但是，他害死了這隻鳥。

我曾經在青海工作了很長一段時間，有一段時間青海吃不到大米了。我是南方人，吃饅頭不習慣，然後就想辦法到處找米。朋友到我家來了，我也給他做米飯吃，可是我發現他們吃得很痛苦。我說我好不容易弄來米飯給你吃，你怎麽很痛苦呢？他們說：“我們是北方人，不願意吃米，我們要吃麵。”

我是不是忠啊？忠。可是我的朋友從我的“忠”裏得到的是什麽呢？是痛苦。

所以，“忠”是有界限，有實用範圍，應當加以約束和警惕的。

實際上，孔門師徒對此是有警惕的。

孔子就勸過子貢：“給朋友忠告並好好引導他。但若對方不聽，就停止，不要自取其辱。”[15]

子遊說：“對待君主過於殷勤，就會招致侮辱；對待朋友過於殷勤，就會被疏遠。”[16]

除了對君、對友，孔子甚至提到對父母，也要適可而止。[17]

第三，更為值得我們警惕的是，忠，隻是相對真理。它是一柄雙刃劍，一不小心，它還會被壞人利用。

壞人假冒對我們的“忠”，來代替我們選擇和思想，從而奴役了我們的靈魂。

這一點在中國古代太多了。在中國古代，用武力、用暴力來壓服人民，實行專製，我們可以把它稱為“強奸民意”。

但是還有一種專製，不是用武力，不是用壓服的手段，而是用忠的借口，宣稱代表人民的利益，所以人民都得聽他們的。這叫什麽呢？這叫“誘奸民意”。

強奸民意的時候他們用的就是法家的法、術、勢，誘奸民意的時候他們用的就是忠。

商鞅指導下的秦國，李斯輔佐下的秦王朝，這都叫強奸民意。朱元璋時代的明朝，康熙、乾隆時代的清朝，那都叫誘奸民意。宣稱代表“集體”的利益，然後理所應當地剝奪每一個“個體”的權利。

哪一個專製君主、獨裁者，不是聲稱代表人民的利益，從而冒充人民的代表，來實行獨裁統治呢？他們總是有兩手：強奸民意與誘奸民意。而“忠”，就是他們“誘奸民意”時的最好偽裝。

特別需要指出的，也特別有意思的是，“恕”所包含的“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的信念，恰恰是對“忠”的片麵性的糾正，是對“忠”有可能導致的嚴重後果的預防，是對“忠”的曆史的、現行的、潛在的罪行的控告、警告與反抗。

恕，是孔子思想核心的核心，而且，也是我們今天特別要重溫的最重要的價值，是中國傳統文化中最具有現代價值的思想。

講究恕道的孔子要求人們不要總是攻擊別人的不足。

樊遲陪著孔子散步，問老師：“我大膽地問一問，如何才能提高品德、消除邪念、辨清迷惑呢？”

孔子說：“問得好啊！先努力做，後考慮得，不就是提高品德嗎？批判自己的錯誤，不攻擊別人的缺點，不就是消除內心的惡嗎？一時氣憤，就忘掉自身安危，甚至連累自己的父母，不就是迷惑嗎？”[18]

總愛盯著別人的缺點而忘記自己的缺點，自己心中的惡也就不能驅除。

所以，嚴以律己，寬以待人，即能消除自己內心的惡。

這個樊遲有沒有攻擊別人的缺點，我們不知道，子貢卻是經常攻擊別人的。

老子說過，聰明的人因為明察，所以，總是把別人的缺點看得清清楚楚，如果忍不住，還會說出來。子貢非常聰明，這不，子貢又在議論評價別人了。孔子聽到了，撇撇嘴，說：“賜就那麽好嗎？要叫我呀，可沒有閑功夫去指責別人，我努力自己做好還來不及呢。”[19]

孔子說：“多責備自己而少責備別人，就可以避開怨恨了。”[20]

還說：“君子求諸己，小人求諸人。”[21]

這是告訴我們：君子總是磨礪自己，小人總是算計別人。

有時不但不要揭發、攻擊別人的不足，而且最好還要幫別人掩蓋他的缺點。

有一次，孔子要出門。可是，天在下雨，而孔子的車上沒有遮雨的車蓋。弟子告訴他：“卜商師弟有車蓋，向他借。”老師出門遇雨，向學生借車蓋避雨，很正常，但孔子搖搖頭。不借。

為什麽呢？

孔子說：“卜商的為人啊，很吝惜財產。我聽說啊，與人交往，要把他的優點長處推出來，這樣，大家就都喜歡他了；要把他的缺點短處遮蓋起來，這樣，大家就不會厭棄他了。這樣的交往，才會長久啊。”[22]

孔子想的，不是自己要被雨淋，而是卜商。

一個吝嗇的人，向他借東西，不是讓他為難嗎？借給你，他難受；不借給你，他難看。推人入兩難境界，我不仁。

一借而雙方都有失，那又何必呢？

與人交往，不但不要計較別人的不足，而且要幫助對方遮蓋他的短處。這是孔子對我們的啟發。

這是對學生。

陳司敗（陳國司寇）問孔子：“魯昭公知禮嗎？”

孔子說：“知禮。”

孔子出來以後，陳司敗向巫馬期作了個揖，讓他走到跟前，說：“我聽說君子不黨，難道君子也結黨嗎？昭公從吳國娶了夫人，是同姓，為了遮醜，不敢叫她的真姓名，隻好稱她為‘吳孟子’。昭公如果知禮，誰不知禮呢？”

春秋時，國君夫人的稱號，一般是用她出生的國名加上她的姓。魯昭公從吳國娶來夫人，吳國姓姬，便應稱“吳姬”。

但是，這個“姬”字卻萬萬稱呼不得。

因為，魯昭公也姓姬啊！

吳國與魯國都是姬姓，吳國是周文王的伯父太伯的後代，魯國是周文王的兒子周公姬旦的後代。魯昭公娶了吳國女子，就是男的魯姬娶了女的吳姬，娶了自家人了。雖然早就出了五服，但是，按照周禮的規定，同姓是不能通婚的。

於是，為了掩人耳目，魯昭公不稱她為“吳姬”，而稱“吳孟子”，“孟子”可能是昭公夫人的字。[23]

但是，不管你怎麽改換稱呼，吳姬還是吳姬，魯昭公終究是做了一件非禮的事。

所以陳司敗批評、指責孔子：“君而知禮，孰不知禮。”還說他偏袒不公。

巫馬期把這些話告訴孔子。孔子含混地說：“我真幸運，假如有過錯，人家一定會知道。”[24]

這是自我批評：自己有錯。

可是，魯昭公到底知禮不知禮？孔子還是不說。

這是對國君。

一天，魯國舉行練祭。按照周禮的規定，這種祭祀，哀杖不可拿在手中。可是在祭祀過程中，子路卻看見大夫們手上拿了哀杖。他覺得抓住了別人的錯處，就問孔子：“魯國的大夫在練祭時手執哀杖，符合禮嗎？”

孔子回答：“我不懂。”

子路很高興，跑出來就跟子貢說：“我一直以為老師什麽都懂，今天我才知道，老師也有不懂的啊。”跟了老師這麽多年，終於發現老師也有不懂的，他覺得驚喜。

子貢說：“你問了個什麽問題？”子路就把他如何問老師的話告訴了子貢。

子貢很聰明，一聽就明白怎麽回事，就說：“你在這兒待著，我進去幫你再問問。”子貢進去後見到老師，問道：“舉行練祭時手執哀杖是不是符合禮？”

孔子說：“不符合禮。”孔子懂啊。

子路、子貢問的是同樣的問題，而孔子的回答卻不同。為什麽？

其實兩人的問法有個小小的區別：子貢問的是舉行練祭時手執哀杖是否符合禮，而子路問的是“魯國大夫”在練祭時手執哀杖是否符合禮。區別在前麵有沒有一個具體的指稱對象。

子貢出來後跟子路說：“不是老師不懂，而是你的問法就不符合禮。你的問題，是讓老師直接說魯國的大夫做得不對。你知道嗎？按照禮的規定，居住在那個國家，就不要隨便非議其大夫。所以老師隻好說不知道。不是老師不懂，而是你不會問。”[25]

這是對大夫。

魯國有個人為父（母）守喪，喪期結束的當天，就開始在家裏唱歌。子路聽到後就開始嘲笑：“這個家夥太不像話，喪期一結束，就開始唱歌了。哎喲，你看他急成什麽樣。”

孔子一聽，就批評子路：“仲由啊，你什麽時候才能停止苛責別人呢？三年之喪，他已經夠苦了，做得很不容易了。今天服喪期滿，他唱個歌又有什麽不可以呢？你對人也太苛刻了。”

其實呢，孔子也覺得這個人的表現急了些，所以，子路走後，孔子又說道：“子路批評他，我把他說了一頓，可是這個人也確實做得有點過分了。今天喪期剛結束你就唱歌，確實不好，如果再過一個月，就好了。”[26]

孔子也知道不好，他知道人家是錯的，但問題是，他不願意批評。人家有錯，並不是我們苛責他的理由，恰恰是我們寬容他的原因。別人的缺點，也不是我們指責的對象，不是我們幸災樂禍的對象，是什麽呢？恰恰是我們要加以嗬護的對象，嗬護別人的缺點，就像嗬護別人的傷口一樣。這才是一種境界。

《莊子·田子方》上麵有一句話，說：“中國之君子，明乎禮義而陋於知人心。”孔子就是北方君子，孔子不僅明禮儀，而且知人心。禮儀來自人心，人心高於禮儀。明白這一點，我們才可能真正懂得禮的本質是什麽。

這是對一般人。

還有一則故事也跟子路有關。有個叫叔孫母叔的人，他的母親去世了。在給母親出殯時，他在一些細節上做得不符合禮，又給子路看了出來。子路就在那裏歎息：“哎喲，這個人失禮了。”

孔子在旁邊冷冷地說：“他的做法合乎禮。”

直率的子路急忙爭辯：“老師啊，書上寫得很清楚，他這樣做就是不對的。”

孔子告訴他：“人不是這樣做的，書不是這樣讀的，問題也不是這樣問的。你讓我怎麽回答你呢？你讓我直接說叔孫母叔的不是嗎？”[27]

不針對具體的人，不打棍子，不扣帽子，這樣的禮，才是可行的，而不是可怕的。

我們知道，孔子提倡“克己複禮”，不僅把恢複周禮、嚴格執行周禮看成道德問題，而且看成政治問題，是他終生追求的——

政治理想：“為國以禮。”[28]

道德理想：“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29]

社會理想：“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30]

人格理想：“立於禮。”[31]

所以他甚至要求人們：“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32]

但是，就是這樣一個原則性的問題，在具體的人那裏，他仍然是通融的。

我們來舉一個例子，看看孔子和子路的不同。

有一天，子路問了孔子一個問題：“管仲的為人怎樣？”

孔子回答：“仁也。”

可是子路不服。他說：“管仲遊說齊襄公，齊襄公不聽從，說明管仲沒口才。他想立公子糾為國君卻沒能成功，說明他沒有才智。家人在齊國遭到殺害他沒有憂傷，說明他沒有仁慈心。戴著鐐銬坐在囚車上他毫不羞愧，說明他沒有羞恥心。侍奉自己曾經用箭射過的國君，說明他不堅貞。召忽為公子糾殉死而他不死，說明他不忠誠。這樣的人難道可以稱為仁人嗎？”

言之鑿鑿，在他眼裏，管仲一無是處。

可是，對管仲的上述問題，孔子是怎麽看的呢？

孔子說：“管仲遊說齊襄公，齊襄公不聽從，那是襄公昏聵。他想立公子糾為國君卻沒能成功，那是時運不濟。家人在齊國遭到殺害他沒有憂傷，那是他懂得審時度命。戴著鐐銬坐在囚車上他毫不羞愧，那是他能把握自己。侍奉自己曾經用箭射過的國君，那是他知道隨機應變。召忽為公子糾殉死而他不死，那是他知道輕重。”[33]

我們看，同樣的事實，卻有著不同的判斷。

孔子為什麽能當老師？子路為什麽隻能做孔子的學生？

境界不同啊！

人生曆程如同穿過一片荊棘，而偏偏我們穿著道德的棉襖。

誰能穿著棉襖穿越荊棘而不被刮得處處破綻？

蓋棺定論之時誰能保證道德上的完璧之身？

因此，我們真的需要適度的寬容，甚至最大限度的寬容。

艱難的人生，需要慈悲的情懷。

子張問孔子怎樣才算仁。孔子說：“能在世上做到五點，算是仁了。”子張說：“請問，是哪五點？”孔子說：“恭、寬、信、敏、惠。”[34]這五個字裏，都是善待別人的，沒有一個字是苛刻待人的。

恭敬、寬容、忠信、勤敏、慈惠，善待別人，就是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