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唯文字可以完成抗拒

大三的時候，我在圖書館讀到一本名為《一年有半·續一年有半》的書，是日本人中江兆民寫的。因為他被查出患了絕症，隻能活一年半了，於是下決心，用這最後的一年半時間寫本書，書名就叫《一年有半》。一年半以後，人沒死，就接著寫，書名就叫《續一年有半》。書裏麵有一句話，大意是：男子漢，大丈夫，來到世上，要留下一個大大的腳印。

大學畢業，我去青海工作，宿舍隔壁是學校的檔案室。一天，我經過檔案室門口，看見檔案員——一個四十多歲的女員工——在裏麵整理檔案，便拐進去和她說說話。我看到有一份檔案放在一邊，注明銷毀。我問她為什麽，她說：“死去的職工，按照檔案管理規定，多少年後（注：我記不得她當時說的是幾年了）就要銷毀檔案。”我驚訝：“那就是說，關於他的一切記錄都銷毀了？以後就沒有人知道他曾經在這裏工作過了？”

她說：“是。”

“怎麽可以這樣？怎麽可以這樣抹殺他？！”

檔案員平平淡淡地說：“都這樣呀，每個人都這樣呀！”

古辭有“市朝人易，千歲墓平”。《古詩十九首》有“古墓犁為田，鬆柏摧為薪”。

一切物理性的東西，最終都歸於虛無。

陶淵明說“縱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懼”，其實，他是懼的。他寫了那麽多詩文，為什麽？因為他怕自己湮沒了。

司馬遷寫《報任安書》，其實根本不是要跟任安說什麽，他是要告訴後人：他這樣參透生死的人為什麽選擇接受“最下腐刑極矣”的懲罰，苟延殘喘以著太史公書。他念念不忘孔子的話：“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

曹丕收集“建安七子”的文字，撰其遺文，都為一集，讓它們傳留下去。他是一個溫暖的人。

他自己做皇帝了，還要“通夜不瞑”以寫作，以致三十多歲就滿頭白發、一臉憔悴。“蓋文章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寄身於翰墨，見意於篇籍，不假良史之辭，不托飛馳之勢，而聲名自傳於後”。他也是一個焦慮恐懼之人。他也恐懼被抹殺——

“年壽有時而盡，榮樂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無窮。”

是的，他說得對，寫作，可以抗拒抹殺。是無須其他方式，唯文字即可以完成的抗拒。

說到底，寫作，是要為渺小的個體生命留下證據。

龔自珍《題紅禪室詩尾》：“不是無端悲怨深，直將閱曆寫成吟。可能十萬珍珠字，買盡千秋兒女心。”

千秋之後，因文心通。

龔自珍說，可能。這“可能”，到底是能，還是不能？

寫作，也就是為了留下一種可能。

有了可能，就不會心如死灰。

鮑鵬山

2018年10月22日

滬上，偏安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