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摒棄了世間一切享樂，將畢生精力投入到幫助同胞的事業中的人是十分危險的。美國總統弗朗西斯·埃克薩威爾·肯尼迪，就是這樣一個人。
進入政壇之前，肯尼迪已經獲得了巨大的成功和財富，當時他還不到三十歲。後來他開始著手去追尋生命中有意義的事情。他信教，他堅守道德準則，他還是個孩子的時候就經曆了失去兩位叔叔的創痛，這一切讓他覺得最有價值的事莫過於改良這個世界，這實質上也是改善命運本身。
當選總統後，他宣布本屆政府的使命就是向所有人類的苦痛宣戰，他要站在百萬雇不起說客和其他壓力集團的人民大眾一邊，成為他們的代表。
要不是肯尼迪在電視屏幕上的魅力亮相，總統的這些想法在正常的情況下會被選民認為是過於偏激的念頭。但他比自己那兩位著名的“叔叔”更加英俊，在鏡頭麵前更加自如；同時，他也比叔叔們更聰明，教育程度更高，是一位真正的學者。他演講時，可以言之鑿鑿地報上一連串的數據，他還能滔滔不絕地概述不同領域的專家製定的計劃構想，而他挖苦起人來也毫不遜色。
“如果能夠接受良好的教育，”弗朗西斯·肯尼迪說，“所有的夜賊、強盜、走私犯就都能學會在不傷害別人的前提下實施偷竊。他們應該學會像華爾街那幫人一樣公然合理地偷竊別人的財富，像社會上那些有威望的大人物一樣逃避稅收。這也許會導致更多的白領型犯罪，但至少不會有人受傷。”
但是肯尼迪還有另外一麵。“左派認為我太保守，而右派又把我當恐怖分子。”肯尼迪曾經對克裏這樣說過，當時克裏正給他送來一份新的聯邦調查局許可證，容許他們有更廣泛的自主決定權，“如果有人犯了法，我覺得他就成了一個罪人。法製就是我的信仰。實施犯罪的人就是把上帝的力量強加給別人，應當由受害者決定是否要接受生命中的另一個上帝。一旦受害者和社會以某種形式接受了這種犯罪行為，我們就破壞了社會的生存意誌。社會，甚至個人，都無權寬恕罪犯或者減輕刑罰。為什麽要把罪犯的獨裁意誌強加給遵紀守法、服從社會契約的公民呢？在謀殺、持械搶劫和強奸這一類的可怕案件中，犯罪分子就等於在宣布自己是神。”
克裏斯蒂安微笑道：“把他們都關進監獄嗎？”
肯尼迪板著臉說：“我們沒有足夠的監獄。”
克裏斯蒂安把計算機統計出來的有關美國犯罪的最新數據給他，肯尼迪研究了幾分鍾，火冒三丈。
“要是人們知道這些犯罪數據，”他說，“要是人們知道了那些還沒有列入統計的罪行，會怎麽想呢？比如說，夜賊，甚至包括已經有前科的那些賊，大部分其實都沒有坐牢。連我們的政府都不得擅闖民宅，我們的自由無價，社會契約和家園土地都神聖不可侵犯，卻被那些持械罪犯再三踐踏。他們肆意偷盜、謀殺和強奸。”
肯尼迪念誦了一段最受喜愛的英國不成文法：“雨可進，風可進，但是國王不許進。”然後他說，“真是一句廢話。”他又接著說道，“僅僅加利福尼亞一個州，一年的謀殺案就是整個英格蘭的六倍。美國的謀殺犯連五年的牢都不用坐，當然你得先能判他們的刑，那簡直就是奇跡。
“美國民眾的安全正受到上百萬個瘋子的威脅，”肯尼迪說，“他們夜裏不敢上街。他們請私人保鏢來看家護院，每年的費用高達三百億美元。”
肯尼迪特別痛恨其中一點：“你知道有百分之九十八的犯罪分子逍遙法外嗎？尼采很久以前就說過，‘如果一個社會變得心慈手軟，那麽這個社會就站到了加害者一邊。’宗教機構講究慈悲那套屁話，他們寬恕罪犯。但他們沒有權利這麽做，那些人渣。我見過最糟糕的一件事，有個母親，她的女兒被人殘忍地先奸後殺，結果她卻在電視上說，‘我原諒了他們。’誰給她的狗屁權利去原諒他們？”
肯尼迪接著開始向文學開炮，這讓克裏斯蒂安驚奇不已。“奧威爾寫的《一九八四》從頭到尾都是個錯誤。”肯尼迪說，“個人就是野獸，郝胥黎在他的《美麗新世界》中已經說得很清楚，這不是什麽好事。不過我倒不在乎生活在《美麗新世界》中，總比現在這個世界好。個人才是獨裁者，而不是什麽政府。”
“這份報告中的數據確實讓我十分吃驚，”克裏斯蒂安真誠而坦率地道，“這個國家的人民正遭受恐怖威脅。”
“國會必須通過我們需要的法案。哪怕報紙和其他媒體大呼小叫地說這是對神聖《憲法》和《權利法案》的血腥謀殺。”肯尼迪頓了頓，想試探一下他朋友的反應。克裏看上去似乎被震住了，肯尼迪笑了笑，接著又道：“說說我的看法吧，信不信隨你。最有趣的地方是，我已經跟國內那些手握大權、家財萬貫的人討論過當前的形勢，他們手裏掌握著所有的錢。我在蘇格拉底俱樂部做過演講，我覺得他們應該很關心這件事情。不過令我不解的是，他們明明可以影響國會的行動，卻不肯這樣做。個中原因到底是什麽，你恐怕永遠也猜不出，我自己也不知道。”他停住不說了，好像期待克裏斯蒂安能猜出答案來。
他又做了個鬼臉，可以看作是微笑，或者蔑視：“這個國家有錢有勢的人有能力保護自己，不必依靠警察或政府部門。他們用昂貴的安保係統把自己包得嚴嚴實實，還有私人保鏢保護他們在這個犯罪猖獗的社會中不受侵害。這些精明謹慎的人絕不會跟毒品什麽的扯上關係，他們的家有高牆電網，所以晚上可以安心睡覺。”
克裏斯蒂安心神不定地挪了挪身體，然後啜了一口白蘭地。
“其實呢，”肯尼迪接著說道，“關鍵問題是這麽回事。假定我們通過了嚴打犯罪的法案，那麽我們懲治的黑人罪犯會比其他任何人群都要多，那這些資質平平、缺少教養、無權無勢的人會到哪裏去呢？他們還有什麽資源來反抗我們這個社會呢？如果他們不能通過犯罪來發泄，就會訴諸政治運動。他們會成為活躍的極端分子，影響國家的政治平衡，那麽我們就不再擁有資本主義民主了。”
克裏斯蒂安問道：“你真的相信這些嗎？”
肯尼迪歎了口氣：“上帝，誰知道呢？但是這個國家的掌權者相信這一點。他們的觀點是，就讓這些豺狗盡情分食那些無依無靠的弱勢人群吧。他們能偷到什麽呢，幾十億美元嗎？不過是些小代價而已。上千人被強奸、偷竊、謀殺和搶劫，無所謂，反正受害的都是無關緊要的人。這樣微小的損失好過政治上的混亂。”
克裏斯蒂安說：“您想得也太誇張了。”
“這是有可能的。”肯尼迪說。
“如果情況失控的話，”克裏斯蒂安說，“就會出現各種各樣的自衛隊——美式的法西斯。”
“不過這種政治運動還是可以控製的，”肯尼迪說，“實際上這樣還會對當權者有所幫助。”
然後他對克裏斯蒂安笑了笑，拿起那份報告。“我想要留著這個，”他說，“我要找人給它裱個框，然後掛在我房間的牆上，紀念克裏斯蒂安擔任總檢察長和聯邦調查局局長之前的日子。”
複活節之後，周一早上七點。肯尼迪總統班底成員、內閣成員和副總統海倫·杜·普雷紛紛來到白宮內閣會議室。這個周一的早晨，大家心中都有些惴惴不安，不知道總統會采取什麽行動。
會議室裏，中情局局長西奧多·泰佩等著肯尼迪示意，便率先發言。“我首先要說明，特麗莎現在沒事，”他說，“也沒有人受傷，不過他們還沒提出具體的條件。但是最遲今天傍晚他們就會宣布要求，而且還警告我們必須立即滿足，不得討價還價。這是他們一貫的做法。劫機犯的頭領亞布裏爾在恐怖分子圈裏名頭很響，而且在我們的檔案中也留有記錄。他是一個特立獨行的人，總是獨自策劃行動，再找一些恐怖組織作幫手，比如神秘的‘百人先驅團’。”
“為什麽是‘神秘的’，西奧？”克裏插了一句。
泰佩說：“他們不是阿裏巴巴與四十大盜那樣的組織，而是不同國家恐怖分子的聯合團體。”
“接著說。”肯尼迪簡單地道。
泰佩翻了翻筆記：“毫無疑問，舍哈本的蘇丹這次在與亞布裏爾合作。他的軍隊把守著機場，不允許實施任何救援行動。同時，蘇丹還假裝是我們的朋友，主動要求擔當雙方的調停人。我們還不了解他這麽做的目的，但是肯定對我們有好處。蘇丹行事理智，容易在壓力之下妥協，而亞布裏爾則不按常理出牌。”
中情局這位主管欲言又止，看到肯尼迪點了點頭，他有些不情願地接著說道：“亞布裏爾想要給您女兒洗腦呢，總統先生。他們已經進行過幾次長談，他似乎認為她有成為革命者的潛力，如果她能說兩句對革命表示同情的話，那簡直就是他的大獲全勝。她似乎也不害怕他。”
房間裏其他人都沒說話，他們都知道最好不要問泰佩從哪裏獲得的這些信息。
會議室外的大廳裏人聲嘈雜，他們都能聽到等候在白宮草坪上的電視攝製組激動的叫喊聲。尤金·戴茲的一個助手被帶到會議室，交給戴茲一張手寫的便條，這位幕僚長迅速地掃了一眼。
“這消息已經證實了嗎？”他問那位助手。
“是的，先生。”助手答道。
戴茲直視著弗朗西斯·肯尼迪。“總統先生，”他說，“我有個最最不同尋常的消息。刺殺教皇的人我們已經抓到了，就在美國。犯人對他的刺殺行為供認不諱，並且說他的代號是羅密歐，但是拒絕說出他的真實姓名。我們已經和意大利安全部的人進行過確認，犯人供述的細節都和他的罪行吻合。”
阿瑟·威克斯突然憤怒了，就好像某個溫馨聚會中突然闖入一個不速之客：“他到底想幹什麽？我不相信他供述的是真的。”
戴茲耐心地對那些證詞進行解釋：意大利安全部已經抓住了羅密歐的幾名手下，而且他們也都招了，並指認羅密歐就是頭領。意大利安全部部長弗朗哥·塞巴蒂斯奧一直因善於刑訊逼供而在業界聞名，但是他也搞不清楚為什麽羅密歐要逃到美國，而且這麽輕易就被抓住。
弗朗西斯·肯尼迪走到位於玫瑰花園正上方的法式大門邊，注視著下麵那些巡查白宮和周圍街區的警察分隊。又一次，他感受到一種似曾相識的恐懼。他生命中沒有一件事情是意外，而全是一場巨大的陰謀，策劃者不僅僅是人，還有信仰和死亡之間的合謀。
弗朗西斯·肯尼迪從窗戶邊轉過頭，坐回到會議桌前。他掃視了一遍會議室，這裏坐滿了政府的頂級高官，每個都是最有心計、最有智慧的謀士和策劃者。他幾乎是開玩笑地說：“如果今天劫機者給我們開出一係列條件，你們這些家夥猜猜會有什麽？其中一項條件肯定是要求釋放刺殺教皇的罪犯。”
大家都驚奇地盯著肯尼迪。奧托·格雷說：“總統先生，這可太過分了，實在是個無恥的條件，這根本沒有商量的餘地。”
泰佩謹慎地道：“還沒有情報顯示兩個案子之間有什麽聯係。實際上，任何恐怖組織同一天在同一個城市製造兩起驚天大案，都讓人難以想象。”他頓了頓，轉向克裏斯蒂安·克裏。“總檢察長先生，”他問道，“你說說是怎麽抓住他的？”然後他十分厭惡地加了一句，“那個羅密歐。”
克裏答道：“通過一個我們合作很久的線人。我們一開始覺得完全不可能，但是我的副手彼得·克魯特設計了一場全麵行動，而且看來是成功了。我承認自己感到很吃驚，因為這看上去根本就不可能。”
弗朗西斯·肯尼迪平靜地說：“我們先暫時休會，等劫機者提出條件再說吧。”
就在刹那間，一個偏執的念頭從他腦中一閃而過，他突然領悟了整個計劃，還有亞布裏爾的傲慢與狡猾。他第一次真正為女兒的安全感到憂心忡忡。
周一下午晚些時候，亞布裏爾開出的條件經由假意幫忙的舍哈本蘇丹，傳到了白宮通信中心：第一，五千萬美元的贖金，換取飛機；第二，釋放以色列監獄關押的六百名阿拉伯囚犯；第三，釋放剛剛被捕的刺客羅密歐，並將其送到舍哈本；此外，如果不能在二十四小時之內滿足所有條件，他們就射殺一名人質。
弗朗西斯·肯尼迪和他的幕僚在白宮二樓的西北大餐廳開會討論亞布裏爾的條件。古色古香的餐桌旁邊，圍坐著海倫·杜·普雷、奧托·格雷、阿瑟·威克斯、尤金·戴茲和克裏斯蒂安·克裏，肯尼迪則坐在桌子的一端，他的空間比別人大一些。
弗朗西斯·肯尼迪把自己想象成恐怖分子，像他們一樣思考——他一直擁有這種換位思考的能力。對方最根本的目的是要羞辱美國，摧毀其在世界各國，甚至是盟友國家眼中的超級大國形象，肯尼迪覺得這是一種心理戰術。如果僅僅靠幾個武裝分子和區區一個伊斯蘭石油小國就能一腳把美國踹個狗啃屎，以後誰還會把這個國家當回事呢？為了自己女兒的平安，他非得讓國家承受這種屈辱嗎？但是當他把自己想象成恐怖分子之後，他預感到整個計劃尚未結束，還會有新的打擊接踵而來。但是他沒有把這些想法說出來，他讓在座各位先匯報基本情況。
作為幕僚長，尤金·戴茲率先發言。他已經三十六個小時沒合眼，聲音沉重而疲憊。“總統先生，”他說，“我們判斷，可以有限度地滿足恐怖分子的條件，也就是說，釋放羅密歐，但是把他移交給意大利政府，而不是亞布裏爾個人，這樣比較公正，而且合理合法。我們不同意支付贖金，也不能讓以色列釋放他們的囚犯，這樣讓我們看起來不那麽軟弱，但是也不會激怒他們。等到特麗莎安全回家，我們再來收拾這幫恐怖分子。”
克裏道：“我保證，一年內就可以解決問題。”
弗朗西斯·肯尼迪很長時間都沒有吭聲，然後他道：“我覺得你們說的這些不管用。”
阿瑟·威克斯說：“這些不過是我們的公開反應，私底下，我們向他們保證釋放羅密歐，支付贖金，而且對以色列施壓。我覺得這樣肯定起作用，至少可以拖延他們的時間，然後再進一步談判。”
“這樣做沒什麽壞處，”戴茲說，“這類情況中，最後通牒隻不過是談判過程中的一步。大家都心知肚明，二十四小時的時限也沒什麽意義。”
肯尼迪仔細掂量著他們的建議。“我覺得沒什麽用。”他又重複了一遍。
奧德布拉德·格雷道：“我們覺得可行。而且，弗朗西斯，眾議員金茨和參議員蘭博蒂諾跟我說了，考慮到你的個人利益，國會可能會請你完全回避這次危機事件。事態如果這樣發展，可就危險了。”
肯尼迪說：“他們想都別想。”
“讓我來搞定國會，”副總統杜·普雷道，“我來做避雷針吧，如果我們這邊有什麽可以妥協的，我來談判。”
戴茲作了最後總結：“弗朗西斯，這種情況下，您一定得信任您班底成員作出的集體判斷。您知道我們會保護您，采取對您最有利的行動。”
肯尼迪歎了口氣，很長時間沒有出聲，最後他道：“那就行動吧。”
彼得·克魯特用實際行動證明，作為副局長，自己管理聯邦調查局很有一套。克魯特非常瘦，身體就是一塊平板。他的上唇有幾根短髭，但是棱角分明的一張臉看起來仍然很嚴肅。雖然克魯特有不少優點，但是缺點也很明顯。在履行職責方麵，他過分頑固，不懂變通，而且過於強調內部安全。今晚，他板著臉將幾份簡報交給了克裏斯蒂安，並另外交給他一封三頁紙的信。
這封信上的字都是用報紙上的詞剪貼而成。克裏斯蒂安看了看——又是一封瘋狂的警告信，說有一顆自製的原子彈將在紐約爆炸。克裏斯蒂安問：“你把我從總統辦公室裏叫出來，就為了這封破信？”
克魯特說：“我們完成了所有的檢測程序，然後我才來找你的，經驗證，信上所說很可能是真的。”
“上帝，”克裏斯蒂安說，“來得真不是時候。”他又看了一遍信，不過這次更仔細。各種不同的印刷字體讓他有點暈，這封信就像一幅風格怪異的前衛畫作。他坐在辦公桌前，逐字逐句慢慢地讀著。信是寫給《紐約時報》的，他先讀了用深綠色記號筆畫出來的幾段，了解關鍵信息。
標記出來的部分內容如下：
我們已經將一枚原子彈安置在紐約城區，它爆炸的最小威力為半千噸，最大可達兩千噸。我們寫信給貴報，這樣你們可以將其刊登出來，並警告居民撤離，以避免造成傷亡。炸彈設置為落款日期的七天後起爆，所以你們應該明白立即刊登此信實屬必要。
克裏看了看日期，炸彈將在周四爆炸。他又接著看下去。
我們之所以采取這一行動，就是為了向美國民眾證明，政府必須在平等合作的基礎上，聯合世界各國，控製核力量，否則我們的星球將遭到毀滅。
我們決不接受金錢或者其他任何形式的收買。如果刊登此信，並強製疏散紐約城居民，你們將挽救成千上萬條生命。
為了證明該信所言非虛，國家實驗室可以對信封信紙進行檢測，就會發現上麵存有氧化鈈的殘留物。
立即刊登這封信。
信件的其餘部分是一篇關於政治道德的演講詞，強烈要求美國停止製造核武器。
克裏斯蒂安問彼得·克魯特：“你讓人檢測過這封信嗎？”
“是的，”彼得·克魯特說，“的確有殘留物。信上單個的字母都是從報紙雜誌上剪下來的。但這還是透露出一條線索：作者或者作者們非常聰明，使用了全國各地的報紙，但是來自波士頓的報紙稍稍多一點。我額外派了五十個人去分部主管那裏幫忙。”
克裏斯蒂安歎了口氣：“接下來我們還要熬過漫漫長夜，這封信的事一定要低調，不能讓媒體知道。指揮中心就設在我的辦公室，所有的文件都要匯總到我這裏。總統的麻煩事夠多了——我們就把這件事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吧。這封信跟其他那些瘋狂的恐嚇信差不多，都是扯淡。”
“好吧，”彼得·克魯特說，“不過你也知道，總有一天，某一封信的警告會成為現實。”
漫長的一夜，各種報告紛至遝來。核能研究處主管收到通知，要他們的調查小組隨時待命。這些專門招收的小組成員配備了複雜的勘探設備，用於搜尋隱藏的原子彈。
克裏斯蒂安的晚飯送到了他的房間裏，他和克魯特邊吃邊看文件。《紐約時報》當然沒有刊登這封信，而是按照慣例將其轉交給聯邦調查局處理。克裏斯蒂安給報社負責人打了電話，讓他們先不要透露此消息，等到調查結束之後再說。其實這樣做也是例行公事。多年來，報紙收到過成百上千封類似的來信，所以也並不當真。也正因如此，這封本應上周六就送到克裏斯蒂安這兒的信，一直拖到了本周一。
臨近半夜，彼得·克魯特回到自己的辦公室，見到手下的工作人員。他們還在應對上百通內部電話，大部分都是波士頓那邊打來的。不斷有文件送來，克裏斯蒂安一直在看，無論如何，他不想再增加總統的負擔了。有時候，他也會想，信裏說的這些說不定就是劫機者整個計劃中的另一個怪招，但即便是他們，恐怕也不敢冒這麽大的險吧。這隻有社會上那些精神錯亂的人渣才幹得出來。過去他們也接到過原子彈恐嚇，有些瘋子宣稱安裝了自製的原子彈，並要求幾千萬到幾億美元不等的贖金。甚至還有一封信，要求獲得華爾街提供的證券投資組合，要國際商用機器公司、通用公司、西爾斯百貨、德士古煉油和一些基因技術公司的股份。後來這封信被送到能源部，他們對作者進行了精神分析，發現這個恐怖分子提出的原子彈威脅其實並不成立，反倒是此人在股票方麵顯得頗為精通。結果，這個寫信者最終被抓住了——原來是華爾街一個小掮客，因為貪汙了客戶的資金而狗急跳牆。
這封信一定和以前那些鬧劇一模一樣，克裏斯蒂安想，不過同時它也惹了不少麻煩，幾千萬美元都搭上了。幸運的是，這一次媒體把消息壓了下來。有些事情是那些冷血混蛋也不敢胡來的。他們知道一旦違反了控製原子彈法律中的某些保密條款，那麽就算是《權利法案》所保障的神聖自由權利也救不了他們了。接下來幾個小時，他不斷祈禱，希望這件事會順利過去，這樣他就不用一早到總統那裏，說上一大通廢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