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庫保管箱
我做了個簡單的夢。我夢見我有一個名字，一個單獨不變的名字，屬於我，直到死亡。我不知道這個名字是什麽，但不重要，知道我有名字就足夠了。
我在鬧鍾即將響起時醒來（我時常這樣），所以我能夠伸出手，在鬧鍾開始尖叫的那個瞬間關掉它。我身旁的女人沒有動彈，我希望鬧鍾也不是為她上的。房間裏冰冷刺骨，一片漆黑，隻有床頭鍾的紅色數字在慢慢進入焦點。三點五十分！我輕聲呻吟。我是誰？垃圾清運工？送奶工？我的身軀感到酸痛和疲憊，但這說明不了什麽。最近，每一具身軀都酸痛而疲憊，無論它的主人是什麽職業、收入和生活方式。昨天我是個鑽石商人，算不上百萬富翁，但差得不遠；前天我是砌磚工人；大前天我賣男裝。每次從溫暖的被窩裏爬起來的感覺都差不多。
我的手不由自主地伸向床邊閱讀燈的開關。我打開燈，女人翻了個身，喃喃道：“約翰尼？”但她依然閉著眼睛。我第一次有意識地進入這個宿主的記憶；有時候我能撞上一個經常使用的名字。琳達？有可能。琳達。我無聲地比著嘴型，望著柔軟的棕色亂發幾乎遮住她的睡臉。
這個場景（即便不是這個人）熟悉得令人欣慰。男人深情地望著熟睡的妻子。我低聲對她說：“我愛你。”而我是認真的。我愛的不是這個特定的女人（我幾乎無法窺見她的過往，也不可能分享她的未來），而是一個綜合性的女人，今天的組成部分剛好是她——那是我陰晴不定、變化無常的伴侶，我的愛人由百萬個偽隨機的詞語和手勢構成，它們之所以能裝配在一起，僅僅是因為我的注視，除我之外，沒人了解她的全部。
在我浪漫的年輕時代，我時常會猜測：我這一類人不可能隻有我一個吧？會不會還有一個像我一樣的人，但每天早晨在不同的女人身體裏醒來？為我選擇宿主的神秘因素會不會同時作用於她，把我們兩個人拉到一起，讓我們日複一日地待在一起，每天把我們共同從一對宿主轉移到另一對宿主體內？
這不但是不可能的，甚至不是真的。上次（近十二年前）我精神崩潰，開始吐露不可思議的真相時，宿主的妻子沒有用釋然和認同的叫喊打斷我，坦白和我一模一樣的事實。（事實上，她幾乎毫無反應。我以為她會覺得我的咆哮令人恐懼，會造成創傷；以為她會立刻斷定我是個危險的瘋子。恰恰相反，她短暫地聽了一會兒，似乎發現我說的話要麽非常無聊，要麽完全不可理解，於是非常明智地在那天剩下的時間裏讓我一個人待著了。）
不但不是真的，甚至根本不重要。對，我的愛人有一千張臉；對，每一雙眼睛的背後都是另一個靈魂。但我依然能在我對她的記憶中找到（或者想象出）諸多統一的模式，與其他男人或女人在他們對最忠誠的終身伴侶的觀念中能夠找到（或者想象出）的一樣。
男人深情地望著熟睡的妻子。
我從毯子底下爬出來，在寒冷中站了一會兒，瑟瑟發抖，我掃視整個房間，想趕緊動起來，讓身體溫暖點兒，但難以決定首先該做什麽。這時我看見抽屜櫃上扔著一個錢包。
駕駛執照說我叫約翰·弗朗西斯·奧萊裏。出生於1951年11月15日——所以我比上床時大了一個星期。盡管我時常會做白日夢，希望我醒來時年輕了二十歲，但這對我來說和對其他人來說一樣不可能。據我所知，在這三十九年裏，我所有的宿主都出生於1951年11月或12月。我也沒有過出生或現居於這座城市之外的宿主。
我不知道我是怎麽從一個宿主跳到另一個宿主身上去的，但既然一切過程都必定擁有一定的預期有效範圍，那麽我的地理局限性也就不足為奇了。這兒以東是沙漠，以西是大海，以南和以北都是漫長的荒蕪海灘，城鎮之間的距離對我來說遠得不可跨越。事實上，我似乎從沒接近過市區外圍，仔細想來，這也不足為奇：假如西麵有一百個潛在的宿主，東麵有五個，那麽跳向一個隨機選擇的宿主就不可能方向隨機了。人口眾多的市中心對我來說是某種統計學上的地心引力。
至於宿主年齡和出生地點的限製，我沒想到過任何足夠可信的理論能讓我相信超過一兩天的時間。十二三歲的時候很容易就能想到一兩個，我可以假裝我是什麽外星王子，邪惡的敵人想要謀取我在宇宙中的遺產，把我囚禁在地球人的身體裏。壞蛋肯定在1951年年末往城市供水裏加了什麽東西，孕婦喝了下去，使她們沒出生的孩子成了我不知情的獄卒。近些年來，我接受了自己恐怕永遠不可能知道答案的事實。
但有一點我能確定：這兩個限製對我目前擁有的接近健全神智的東西來說都必不可少。假如我在年齡完全隨機的身體裏“長大”，或者宿主散布於世界各地，每天我都必須適應不同的語言和文化，我懷疑我甚至不可能存在——從這麽混亂的經曆中不可能誕生人格（但話又說回來，一個普通人很可能會對我相對穩定的出身擁有類似的看法）。
我不記得我曾經當過約翰·奧萊裏，這一點不太尋常。這座城市裏隻有六千個三十九歲的男人，其中大約一千人出生於十一月或十二月。三十九年是一萬四千多天，因此，寄生到一個我從未寄生過的人身上的概率極小。而在我的記憶中，我造訪大部分宿主都已經不止一次了。
作為一個外行，我大致研究過統計數字。任何一個潛在的宿主，平均一千天左右（四舍五入算三年好了）就會被我寄生一次。但不重複任何一個宿主的平均期待時間隻有區區四十天（目前的平均數其實更低，隻有二十七天，很可能是因為部分宿主比其他人更容易被寄生）。我剛算出這個結果的時候，覺得它自相矛盾，但那僅僅是因為平均數不代表完整的情況；所有重複寄生中的一小部分發生在幾周而不是幾年內，而決定我的速率的正是這些異常頻繁的重複寄生。
在市中心的一個帶密碼鎖的金庫保管箱裏，我存放了過去這二十二年的曆史記錄，包括自1968年以來，八百多名宿主的姓名、住址、出生日期。不久以後，等我寄生了一個能抽出時間的宿主，我真的必須租一台有數據庫軟件包的電腦，把這些玩意兒都轉移到磁盤上；那樣一來，我做統計測算就能快上一千遍了。我不指望會發現什麽震古爍今的秘密。即便我在數據裏發現了什麽偏差或模式，那又能怎樣呢？能告訴我什麽真相嗎？能改變任何東西嗎？不過，做做這種事似乎也沒壞處。
錢包旁有一堆硬幣，底下露出——上帝保佑！——半張帶照片的通行證。約翰·奧萊裏是珀爾曼精神病院的勤雜工。照片拍到了淺藍色製服的一部分，我打開他的衣櫃，製服就在眼前。不過我覺得這個身體現在更需要的是洗個澡，於是沒有先穿衣服。
屋子很小，裝修得很樸素，但非常幹淨，修繕得相當好。我經過多半是兒童臥室的房間，但門關著，我沒去開門，免得吵醒任何人。來到客廳，我在電話簿裏查到珀爾曼精神病院，然後在街道手冊裏查到地址。我已經記住了執照上的家庭住址，精神病院離這兒不遠，我盤算出一條路線，在清晨的這個鍾點，走過去用不了二十分鍾。我還不知道我的排班從幾點開始，但肯定不會早於五點。
我站在衛生間裏刮臉，盯著我從沒見過的這雙棕色眼睛看了一會兒，不禁注意到約翰·奧萊裏長得可一點兒也不差。這是個空泛的念頭。值得慶幸的是，相當長的一段時間以來，我已經以相對平靜的態度接受了我忽好忽壞的相貌，但以前並不是這樣的。我十幾歲和二十出頭的時候有過幾次神經質大發作，情緒會在高昂和低落之間劇烈搖擺，具體如何取決於我對最新得到的軀體的感受。在被迫離開某個格外好看的宿主之後（當然了，我會盡可能地拖延，夜複一夜地不肯睡覺），我往往會在接下來的幾個星期裏妄想與其重逢，要是能留下就最好不過了。就算是個過得一塌糊塗的普通青少年，他也知道他別無選擇，隻能接受他天生的身體。但我無福消受這樣的慰藉。
最近我更在乎的是健康，但這和擔憂相貌一樣徒勞。鍛煉身體和注意飲食對我來說都毫無意義，因為這些行為會被現實稀釋一千倍。“我的”體重、“我的”身材、“我的”烈酒和煙草消耗量，都無法通過我本人的主動行為來改變——它們是大眾健康的統計數字，哪怕是最細微的改變，也需要極為昂貴的廣告活動來推動。
洗完澡，我照著通行證照片的樣子梳頭，希望那不是我以前的造型。
我光著身子回到臥室裏，琳達睜開眼睛，伸了個懶腰；見到她，我立刻**了。我幾個月沒做過愛了，幾乎每個宿主似乎都在我抵達前的那個晚上把自己搞了個腰酸腿軟，因此會在接下來的兩周時間內毫無興趣。顯而易見，這次我轉運了。琳達抬起胳膊抓住我。
“我會遲到的。”我反對道。
她扭頭看了一眼鬧鍾。“胡說。你六點才上班。要是你在家裏吃早飯，而不是繞道去那個油膩膩的卡車司機店，接下來的一個小時都不必出門。”
她的指甲尖得令人愉快。我任憑她把我拽向床邊，然後俯身輕聲說：“知道嗎，我想聽的正是這個。”
我最早的記憶是我母親虔敬地抱著一個正在哭喊的嬰兒給我看，說：“看，克裏斯！這是你的小弟，他叫保羅！他是不是很漂亮？”我無法理解這都是在折騰什麽。兄弟姐妹就像寵物或玩具；他們的數字、年齡、性別和名字，全都像家具和牆紙一樣變來變去。
父母似乎是例外；這兩個人的相貌和舉止會改變，但至少名字總是相同的。我自然而然地以為，等我長大了，我的名字就會變成“爸爸”，這個猜測每次都會引來大笑和忍俊不禁的讚同。我大概以為我的父母本質上和我一樣；他們的變身比我的更加極端，但他們的一切都比我的大，因此這完全說得通。我一直認為昨天和今天的他們從一定意義上說是一樣的；就定義而言，我的母親和父親是兩個成年人，會做特定的一些行為：責備我，擁抱我，送我上床睡覺，逼我吃惡心的蔬菜，諸如此類。他們站起來有一英裏[1]高，你不可能看不見他們。他們偶爾會有一個人不在，但從來不會超過一天。
過去和未來不是問題；在我長大的過程中，我對這兩者的本質隻有一個模糊的概念。“昨天”和“明天”與“很久很久以前”沒什麽區別——未來獎賞承諾的破滅從未使我感到失望，所謂曆史事件的描述也從未讓我感到困惑，因為我把這些說法都當作蓄意的虛構。別人經常指責我“說謊”，我想當然地以為那隻是給不夠有意思的故事貼上的標簽。比一天更古老的記憶顯然是一文不值的“謊言”，因此我會盡我所能忘記它們。
我確定自己活得很快樂。世界就像一個萬花筒。每天我都有新的住處要探索，還有不同的玩具、玩伴和食物。有時候我的膚色也會改變（見到父母和兄弟姐妹幾乎總是選擇和我一樣的膚色，我感到非常興奮）。偶爾，我醒來時是個女孩兒，但到了一定的時候（好像是四歲左右），我開始為此煩惱，過後沒多久，這種事就忽然不再發生了。
我在移動，從一個家到另一個家，從一具軀體到另一具軀體，我對此毫不懷疑。我會改變，我的家會改變，還有其他屋子，還有我周圍的街道、店鋪和公園，它們都會改變。我偶爾會和父母一起去市中心，但那裏在我的概念中不是一個固定地點（因為每次都是沿不同路線去的），而像太陽或天空，是世界的一個固定特征。
上學是充滿困惑和痛苦的漫長時期的開始。盡管學校大樓、教室、老師和其他孩童與我所處環境中的其他東西一樣變來變去，但節目單顯然不像我住的房子和家裏的親人那麽豐富。去相同的學校，走不同的路線，頂著不同的名字和麵孔，這讓我感到苦惱，同時我逐漸意識到我的同班同學在複用我以前的名字和麵孔——還有，更糟糕的是，我必須被迫接受他們以前的名字和麵孔——我因此心煩意亂。
如今我已經接受了這個世界觀，與之共處多年以後，我有時候會難以理解在學校裏的第一年為什麽還不足以幫我認清現實——直到我回想起通常要相隔數周才會見到同一間教室，而我在上百所學校之間隨機地來回跳躍。我沒有日記或記錄，腦海裏也沒有課表，因此我甚至無法思考究竟發生了什麽事——沒人訓練我使用那套科學方法。就連愛因斯坦推導出相對論的時候，也遠遠不止六歲。
我向父母隱瞞了我的不安，但我受夠了別人把我的記憶當作謊言。我試過和其他孩子討論那些經曆，結果引來的是嘲笑和敵意。一段時間的打架和發脾氣之後，我變得越來越含蓄。父母會說什麽“你今天真安靜”，日複一日，向我證明了他們究竟有多麽遲鈍。
現在回頭再看，我能學到任何知識都是個奇跡。即便到了今天，我也不確定我的閱讀能力有幾分真的屬於我，又有幾分來自我的宿主。我確定我掌握的詞匯會跟我一起轉移，但更底層的功能——例如掃視頁麵和識別字母與單詞的能力——似乎每天都不太一樣。（開車與之類似。幾乎所有宿主都有駕駛執照，但我本人連一節課都沒上過。我了解交通法規，認識擋位和油門，但我從沒嚐試過在沒摸過方向盤的軀體裏開車上路——這肯定會是個很好的實驗，但這樣的軀體往往沒有私家車。）
我學會了閱讀。我還學會了速讀：要是我沒在翻開一本書的當天讀完它，接下來幾個星期（甚至幾個月）我恐怕都沒法兒再次拿起這本書了。我讀了幾百本冒險小說，這些書裏的男女主角全都有日複一日陪伴他們的朋友和兄弟姐妹——甚至寵物。每本書給我造成的傷害都比上一本大一丁點兒，但我沒有停止閱讀，我無法放棄一種希望——我翻開的下一本小說一開頭就說：“一個男孩兒在陽光燦爛的清晨醒來，思考他到底叫什麽名字。”
一天我看見父親在查街道手冊，盡管我很害羞，但還是問了他那是什麽。我在學校裏見過地球儀和全國地圖，但從沒見過街道手冊。他指給我看我們家、我的學校和他的工作地點，後兩者都在詳細的街道地圖上，也在封二的全市索引圖上。
當時有一個品牌的街道手冊壟斷了市場。每個家庭都有一本，接下來幾周的每一天，我都逼著父親或母親給我講解索引圖上的各種地點。我成功地把許多內容刻在了記憶裏（有一次我試過用鉛筆做標記，心想標記說不定會留在手冊這個永恒不變的神奇物品上，但事實證明它們和我在學校裏寫和畫的所有東西一樣轉瞬即逝）。我知道我在追尋某種重要的知識，然而我在一個不變的城市裏不同地點之間移動的概念依然未能成形。
之後沒過多久，我叫丹尼·福斯特的時候（現在是一名電影放映員，美麗的妻子叫凱特，我把我的處男之身交給了她，但未必是丹尼的），去參加一個朋友的八歲生日。我完全不理解生日的概念；有幾年我連一個生日都沒有，有幾年我會過兩三次。過生日的孩子叫查理·麥克布萊德，在我看來根本不是我的朋友，但父母買了件禮物讓我帶上（一把塑料玩具衝鋒槍），開車送我去他家；我對此沒有任何決定權。等我回到家裏，我央求父親在街道地圖上指給我看我去了什麽地方、車走了什麽路線。
一周後我醒來時，帶著查理·麥克布萊德的臉，外加他家，他父母、弟弟、姐姐和各種玩具，與我在生日派對上見到的一模一樣。我拒絕吃早飯，直到我母親給我看我們家在街道地圖上的位置，但我已經知道她會指向哪裏了。
我假裝出門去學校。我弟弟太小，還沒上學，而我姐姐太大，不肯被人看見和我走在一起；在這種情況下，我通常會隨大溜跟著其他孩子穿街過巷，但那天我沒有這麽做。
我依然記得去生日派對的一路上見到的地標。我迷路了幾次，但我堅持沿著我見過的道路向前走。我的幾十個支離破碎的小世界開始互相關聯，這讓我既振奮又恐懼。我以為自己正在揭開什麽巨大的陰謀，我以為每個人都在蓄意隱瞞生存的秘密，而我終於即將戰勝他們所有人。
但是，等我來到丹尼家時，我感覺到的並不是勝利，而是孤獨、受騙和惶惑。無論有沒有揭開陰謀，我都依然是個孩子。我坐在門前台階上哭。福斯特太太急忙出來，叫我查理，問我母親去哪兒了，我是怎麽來的，我為什麽不上學。我大罵這個肮髒的騙子，她和她們其他人一樣，也曾經假裝是我的母親。她打了幾通電話，家裏人開車帶我回家，接下來的大半天我把自己關在臥室裏，不肯吃東西，不肯說話，不肯為我不可原諒的惡劣行為辯解。
那天晚上，我偷聽到我的“父母”在討論我，事後回想，他們應該是在安排我去見一名兒童心理學家。
可惜我最終沒能去成。
過去這十一年裏，我的白天總是在宿主的工作場所度過。這當然不是為了宿主；比起三年缺勤一天，我在工作中捅出婁子更有可能害得他被解雇。怎麽說呢，上班就是我做的事情，就是我如今的身份。每個人都必須以某種方式定義自己。我是個職業偽裝者，薪水和工作條件可以不固定，但任何人都不能否定他的天職。
我試過為自己建構獨立的生活，但我一直沒能真的成功。我年輕得多的時候（大多數時候沒有結婚），會給自己製定學習目標。正是在那段時間裏，我開始租用保管箱——為了存放學習筆記。我在本市的中心圖書館學習數學、化學和物理，但隻要它們在任何一科開始變得難懂，我就會找不到動力逼著自己學下去。有什麽意義呢？我知道自己永遠不可能成為真正的科學家。至於如何揭開我所處困境的本質，答案顯然不可能存在於館藏的任何一本神經生物學教科書裏。坐在涼爽安靜的閱覽室裏，耳畔隻有空調催人入眠的嗡嗡聲，每當我不再一眼就能看懂麵前的文字或公式，我就會一頭紮進白日夢。
有段時間，我上了大學本科物理學的函授課程。我在郵局租了個信箱，把鑰匙存放在保管箱裏。我念完了那門課，成績相當不錯，但沒人能聽我吹噓我的成就。
那之後不久，我交了個瑞士的筆友。她在學習音樂，是小提琴手，我說我在本地的大學學習物理。她寄給我一張照片，後來我等寄生到了一個最好看的宿主，也寄了張照片給她。我們定期互相寫信，每周一封，超過一年。一天，她寫信說她要來找我，詢問我的生活細節，好安排兩個人見麵。我覺得自己從來沒有像那一刻那麽孤獨過。要是我沒寄過那張照片，至少還能見到她一天。我可以和我唯一的知心朋友麵對麵交談，共同度過一整個下午，全世界隻有她真的了解我——不是我的某一個宿主，而是我本人。我立刻停止寫信，也不再租用信箱了。
我也考慮過自殺，但那相當於謀殺，而且很可能隻會迫使我跳向另一個宿主，兩個因素加起來，構成了有效的威懾。
自從把童年的混亂和苦悶拋在腦海後，大體而言，我總是盡量公平地對待我的每一個宿主。有些日子我會失控，做出給他們造成麻煩或尷尬的事情（我還從手頭寬裕的宿主那兒拿了些現金存放在保管箱裏），但我從沒蓄意傷害過任何人。有時候我幾乎覺得他們知道我的存在，希望我過得好，但所有的間接證據——從寄生間隔較短時盤問妻子和朋友的結果來看，前後銜接良好的記憶掩蓋了丟失的那些日子——都證明宿主們甚至不知道曾經喪失自我，更不用說有機會猜測原因了。至於我對他們的了解，哦，有時我會在家人和同事的眼中見到愛和尊重，有時會見到我應當欽佩的成就的實際證據——有個宿主寫了一部小說，是關於他在越戰期間經曆的黑色喜劇，我讀過並樂在其中；還有一個在閑暇時製作望遠鏡，他精心製作了一台三十厘米口徑的牛頓式反射望遠鏡，我用它觀測了哈雷彗星——但宿主的人數實在太多了。到我去世的時候，我隻能在二三十個零散的日子裏窺視他們每一個人的生活。
我開車繞著珀爾曼精神病院的周界轉了一圈，看哪些窗戶亮著燈、哪些門開著以及有什麽明顯的活動。醫院有數個出入口，有明顯向大眾開放的正門，有鋪著長毛絨地毯的門廳和拋光紅木的接待台，也有一道生鏽的金屬彈簧門，通向兩座建築物之間鋪著瀝青的肮髒空間。我把車停在街上，免得占據了我沒資格享用的車位。
我緊張地走向一道門，希望我應該從那兒進去。在第一次被同事看見之前那可怕的幾秒鍾裏，我害怕得胃疼，然後突然間，想要後退比先前困難了一百倍——不過往好的一麵看，繼續向前就容易了一百倍。
“約翰尼，早上好。”
“早上好。”
我們短暫打招呼的時候，說話的護士沒有停下，而是與我擦肩而過。我希望能通過社交親和力的強度搞清楚我所處的位置，與我共度時間最多的人問候我的時候應該不隻點點頭和三個字。我沿著走廊溜達了一小段路，盡量習慣橡膠底的鞋子踩著油氈地麵的嘎吱聲音。突然，一個粗啞的聲音叫道：“奧萊裏！”我轉身看見一個年輕男人，他身穿和我一樣的製服，在走廊裏大步流星地走向我，他眉頭緊鎖，雙臂不自在地伸直，麵頰抽搐。“閑逛！偷懶！又被我逮住了！”他的行為太怪異了，我有一瞬間以為他是一名患者。某個對我懷恨在心的變態狂殺了另一個勤雜工，偷走他的製服，馬上就要掏出血跡斑斑的斧子了。但隨後他鼓起麵頰，站在那兒瞪著我，我突然醒悟了過來。他沒有發瘋，隻是在模仿某個咄咄逼人的肥胖上司。我用手指戳了戳他的臉蛋，就像在戳氣球，趁機靠近他看通行證上的名字：拉爾夫·多皮塔。
“你嚇得跳了三尺高！我都不敢相信！所以我終於弄對了他的聲音！”
“還有他的臉。不過你運氣好，生下來就這麽醜。”
他聳聳肩。“你老婆昨晚不是這麽說的。”
“你喝醉了。那不是我老婆，是你老媽。”
“我是不是經常說你就像我的父親？”
沿著走廊繼續走，經過了許多個似乎毫無意義的拐彎，最後來到放眼望去都是不鏽鋼和蒸汽的廚房，另外兩個勤雜工無所事事地站在一旁，三個廚子正在做早餐。熱水不斷流進一個水槽，托盤和餐具叮叮當當碰撞，脂肪遇熱發出噝噝聲，失靈的排風扇發出難聽的怪聲，因此你幾乎不可能聽見別人說話。一個勤雜工學雞扇翅膀，然後做了個手勢——一隻手指著上方，在頭頂上擺動，像是把整座建築物都包括在內了。“雞蛋都夠喂飽——”他喊，其他人大笑，於是我跟著他們一起笑。
過了一會兒，我跟著他們來到廚房旁邊的儲藏室，我們每個人推了一輛手推車。一塊木板上釘著四張套著透明塑料膜的患者名單，一個病區一張，按房間號碼排列。患者的名字旁是小小的圓形彩色貼紙，顏色有紅藍綠三種。我一直等到隻剩最後一張才伸出手。
早餐一共有三種：培根雞蛋配吐司、麥片和類似嬰兒食品的黃色稀糊，按受歡迎程度降序排列。我的名單上紅色貼紙比綠色多，隻有一個藍色，但當我看見四張名單掛在一起的時候，我很確定綠色加起來比紅色多。我按這個假設把食物裝上手推車，抽空掃了一眼拉爾夫的名單，上麵的貼紙幾乎全是綠色，他的手推車上的東西證實了我對編碼的猜想是正確的。
我以前從沒進過精神病院，無論是作為患者還是工作人員。大約五年前，我在監獄裏待了一天，好不容易才沒讓宿主被砸爛腦袋；我一直沒搞清楚他究竟犯了什麽事、刑期到底有多長，但我非常希望等我再次附體的時候他已經出來了。
我以為這兒會和監獄差不多，但事實愉快地證明我錯了。監獄牢房在一定程度上有個人氣息，牆上掛著照片，允許持有一些稀奇古怪的物品，但看上去依然像牢房。這兒的病房不像牢房那樣塞滿了那些玩意兒，但潛在的本質特性遠不如監獄那麽明顯。窗戶上沒有鐵欄杆，我這個病區的病房門也沒鎖。大多數病人已經醒了，他們從**坐起來，平靜地對我說“早上好”；有幾個人端著托盤去公共休息室，將休息室裏的電視調到新聞台。也許這種程度的平靜是不自然的，完全歸功於藥物；這份平和感或許讓我的工作風平浪靜，但對患者來說則是癡呆化和被壓迫。也許不是，也許有朝一日我會找到答案。
我的最後一名病人，也就是我唯一的藍色貼紙，在名單上被列為F. C. 克萊因。他是個瘦削的中年男人，黑發亂糟糟的，好幾天沒刮胡子了。他躺得筆直，我一時間以為看見他被束縛帶綁在**，事實上並沒有。他睜著眼睛，但視線並不跟隨我，我和他打招呼，他毫無反應。
床邊的桌子底下有個便盆。出於直覺，我扶他坐起來，把便盆塞到他身子底下；他聽憑我的擺布，盡管不是百分之百地配合，但也不是死肉一堆。他呆呆地解手。我找到廁紙，把他擦幹淨，然後拿著便盆去廁所倒掉，洗幹淨我的雙手。我隻感到稍微有點兒惡心，奧萊裏對這些事的肌肉記憶很可能幫了我。
克萊因坐在**，我舀起一勺黃色稀糊放在他麵前，他呆滯地直視前方，我用勺子碰了碰他的嘴唇，他張大了嘴巴。他沒有自己閉上嘴，我隻好翻轉勺子，把食物倒出來，還好他乖乖地把食物咽了下去，隻有一丁點兒流到了他的下巴上。
一個穿白大褂的女人探頭進來說：“約翰尼，幫克萊因先生刮一下臉好嗎？今天上午他要去聖瑪格麗特醫院做檢查。”我還沒來得及回答，她就不見了。
我把手推車送回廚房，一路上收拾空托盤。我在儲藏室裏找到了需要的各種東西。我把克萊因搬到一把椅子上——他依然聽憑我的擺布，但不是百分之百配合。我給他塗泡沫、刮臉的時候，他坐在那兒一動不動，隻是偶爾眨一下眼睛。我隻刮破了一個地方，而且傷口很淺。
剛才那個女人回來了，這次拿著一個厚厚的牛皮紙文件夾和寫字板，她在我身旁站住。我掃了一眼她的通行證：海倫·利德科姆醫生。
“情況如何，約翰尼？”
“挺好。”
她像是在期待什麽，我突然感到不安。我肯定做錯了什麽，也可能我隻是太慢了。“快好了。”我喃喃道。她抬起一隻手，心不在焉地按摩我的後脖頸。就像在走鋼絲。我的宿主，你們為什麽不能過點兒更簡單的生活呢？有時候我覺得自己生活在一千部肥皂劇的棄用片段裏。約翰·奧萊裏能期待我做到哪一步呢？難道我必須確定這種關係的性質和程度，到明天讓他陷入其中的程度比昨天既不多也不少？希望渺茫。
“你非常緊張。”
我需要立刻找到一個安全的話題。這位患者。
“這家夥，我說不清，有時候他就是能影響我。”
“怎麽，他的表現有什麽不一樣嗎？”
“不，不是的，我隻是在琢磨，他這樣到底是一種什麽感受。”
“恐怕沒什麽感受吧。”
我聳聳肩。“他坐在便盆上的時候知道自己該幹什麽，喂他吃東西的時候他也知道該幹什麽。他不是植物。”
“很難說他‘知道’什麽。隻有幾個神經元的水蛭吸血的時候也‘知道’該幹什麽。總的來說，他的情況算是很好了，但我不認為他擁有任何類似於意識的東西，甚至連做夢都談不上。”她輕輕地笑了一聲，“他擁有的僅僅是記憶，但究竟是關於什麽的記憶，我就無從想象了。”
我開始擦幹淨剃須泡沫。“你怎麽知道他有記憶？”
“這是個誇張的說法。”她從文件夾裏抽出一張透明膠片，看上去像是側麵拍攝的頭部X光片，但點綴著人工上色的團塊和條紋，“上個月我終於搞到資金做了幾次PET掃描。克萊因先生的海馬體裏有活動，看上去很像正在建立長期記憶。”我還沒來得及看清楚，她就把膠片唰的一聲塞回了文件夾裏，“但是，用他腦袋裏發生的事情和普通人的相比，就像用火星上的天氣對比木星上的天氣。”
我越來越好奇，於是我冒險皺起眉頭問：“你有沒有告訴過我，他到底是怎麽變成這樣的？”
她翻個白眼。“別又跟我來這套！你知道我會惹麻煩的。”
“你以為我會去告訴誰？”我拷貝了一下拉爾夫·多皮塔的模仿，海倫放聲大笑：“恐怕不會。自從你來這兒，對他說的話頂多隻有八個字：‘對不起，珀爾曼醫生。’”
“所以你為什麽不能告訴我？”
“要是你去告訴你的朋友——”
“你以為我什麽事情都會告訴我的朋友？你真的這麽以為嗎？你難道就這麽不信任我？”
她在克萊因的病**坐下。“關上門。”我過去關上。
“他父親是一位神經外科方麵的先驅。”
“什麽？”
“你再說一個字——”
“我保證不會了。但他做了什麽？為什麽？”
“他主要研究的是冗餘和功能區交匯點。具體來說，是大腦在失去或損傷部分區域後，如何將受損區域的功能向健康組織轉移。”
“他妻子在分娩時難產去世，留下了他們的獨子。他當時肯定已經精神不正常了，但這個打擊害得他飛出了地球。他把妻子的死歸咎於兒子，但他太冷血了，甚至不肯隻是簡簡單單地殺死他。”
我想對她說閉嘴，我真的不想再聽下去了，但約翰·奧萊裏是個健壯的硬漢，肚子裏裝得下一切秘密，我不能在情人麵前讓他丟臉。
“他‘正常’地撫養孩子，和他交談，陪他玩耍等，詳細記錄下他的發育過程——視覺、協調性、語言的雛形之類的。孩子幾個月大的時候，他植入了一個導管網絡，它由非常細的管線組成，幾乎遍及整個大腦，但直徑極小，因此其本身不會造成任何損傷。然後他繼續和以前一樣給孩子以刺激，記錄進展曆程。同時每周都通過導管破壞一小部分孩子的大腦。”
我吐出了一長串的汙言穢語。克萊因當然隻是坐在那兒，突然間我為侵犯他的隱私而感到非常羞愧，盡管隱私的概念對他來說也許毫無意義。我的臉漲得通紅，有點兒眩暈，覺得一切都不太真實。“他是怎麽活下來的？怎麽還會留下任何功能？”
“他父親的瘋狂救了他——假如‘救’這個字能用在這兒的話。是這樣的，在這個孩子逐漸失去腦組織的那幾個月裏，他的神經係統事實上還在繼續發育——當然了，比普通人慢得多，但還是在可感知地向前發展。克萊因教授的科學家一麵占了上風，不願埋沒這麽偉大的成果。他把他觀察到的一切寫下來，嚐試發表論文。期刊以為這是某種病態的騙局，但還是報了警，警察最終進行了調查。但等他們救出孩子的時候，嗯哼——”她朝淡漠的克萊因點點頭。
“他的大腦還剩下多少？還有機會——？”
“不到百分之十。在一些小頭症的病例裏，患者靠類似質量的大腦過上了幾乎正常的生活，但他們天生就是這樣，以這個形態經曆了胎兒大腦的發育期，因此兩者的情況無法比較。幾年前有個小女孩，為了治療嚴重的癲癇，醫生給她做了腦半球切除手術，最終她幾乎沒有留下任何障礙，但術後她花了好幾年時間讓大腦逐步從受損的半球中轉移功能。她非常幸運，在大多數病例中，這種手術的結果是災難性的。至於克萊因先生，唉，我隻能說他一點兒也不幸運了。”
上午剩下的時間裏，我幾乎都在走廊裏拖地。一輛救護車來接克萊因去做檢查，沒人要我幫忙，我覺得有點兒受到了冒犯。救護車上的兩名人員在海倫的監督下，把他抬起來扔進輪椅，然後推著他走了，就像快遞員上門來取沉重的包裹。但我並不比約翰·奧萊裏更有資格對“我的”病人產生占有欲或保護欲，因此我把克萊因趕出了腦海。
我和其他勤雜工在員工休息室一起吃午飯。我們打牌，說一些連我都覺得過時的玩笑，但我還是挺喜歡有人做伴的。他們好幾次開玩笑地指責我有洗不掉的“東海岸傾向”，這完全說得通；假如奧萊裏在東部住過一段時間，那就能解釋我為什麽不記得他了。下午過得很慢，讓人昏昏欲睡。珀爾曼醫生突然飛去什麽地方了，做著名精神病學家或神經病學家（我甚至不確定他是前者還是後者）會被緊急召往遠方城市做的事情去了——這似乎讓包括患者在內的所有人都放鬆了下來。我的排班在下午三點結束，走出大樓時我對經過的每一個人說“明天見”，我（一如既往地）產生了某種失落感。不過它很快就會過去的。
由於今天是星期五，我繞道去市中心更新保險箱裏的記錄。交通尚未變得繁忙，中等程度的欣喜逐漸充滿我的內心，因為珀爾曼精神病院給我帶來的一個個小磨難終於過去，下次再見至少是幾個月以後，或者幾年，甚至幾十年。
寫完本周的日記後，我在寫滿宿主詳情的厚厚一冊活頁本裏給“約翰·弗朗西斯·奧萊裏”新開了一頁；用這麽多信息做點兒什麽的欲望使我心癢難耐——我時不時就會這樣。但做什麽呢？租台電腦並找個地方用起來，這對於一個昏昏欲睡的星期五下午來說未免過於勞神費力了。我還可以用計算器更新我的平均宿主重複率。這個活兒想一想就他媽的刺激。
然後我想起了海倫·利德康姆在我麵前揮動過的PET掃描結果。盡管我本人完全不知道該如何解讀這樣的膠片，但我能夠想象對於一名訓練有素的專業人士來說，如此真切地看見大腦活動以這種方式呈現出來，一定會感到萬分激動的。假如我能把我這幾百頁數據變成一張彩色照片——嗯，也許不會向我透露任何該死的秘密，但比起鼓搗日記計算出一些連個屁也不會告訴我的統計數字，這麽做的吸引力要大無限倍。
但是，盡管不同顏色沒有構成邊緣清晰的條帶，而是徹底混雜在一起，城市的東北角卻有一個明顯的藍色集中區。當我注意到這個細節的時候，立刻意識到我是正確的。比起城市的其他地方，我更熟悉的正是東北角。而地理分布上的偏差能解釋我對部分宿主的寄生比期望值更頻繁的事實。我用不同顏色的鉛筆把最外圍的圓點連接起來，然後是最內側的圓點。這些線沒有任何兩條是相互交叉的。盡管它們無論如何都算不上一組完美的同心圓，但各條曲線都大致以東北角的那塊藍色區域為中心。而珀爾曼精神病院不偏不倚，恰好就落在了這塊區域裏。
我把所有東西放回保管箱裏。我必須好好思考一下這個新發現。開車回家的路上，一個非常模糊的假想開始成形，但尾氣、車聲和炫目的落日害得我難以確定那究竟是什麽。
琳達在暴怒。“你去哪兒了？咱們的女兒不得不找了個陌生人借錢，從公用電話亭哭著打電話給我，而我隻好假裝生病早退，開車穿過大半個城市去接她。你到底死到哪兒去了？”
“我——我耽擱了一下，和拉爾夫在一起，他在慶祝——”
“我打給拉爾夫了。你沒和他在一起。”
我默默地站在那兒。她盯著我看了足足一分鍾，然後轉過身，跺著腳走開了。
我向勞拉道歉（我在她的課本上看見了她的名字），她已經不哭了，但看上去像是哭了幾個小時。她八歲，非常可愛，我覺得自己真的不是人。我提出幫她做家庭作業，但她說不需要我為她做任何事情，於是我就不再打擾她了。
不出意料，那天晚上剩下的時間裏，琳達幾乎連一個字都不和我說。明天這個問題就不是我的，而是約翰·奧萊裏的了，這讓我倍感抱歉。我們一言不發地看電視。她上床休息後，我等了一個小時才睡下，我上床的時候她就算沒睡著，也裝得非常像。
我睜著眼睛躺在黑暗中，思考克萊因和他的長期記憶，還有他父親殘酷得無法描述的“實驗”，以及我繪製的城區掃描圖。
和海倫在一起的時候，我沒問過克萊因的年齡，而現在想問也來不及了，但刊登他父親訃告的報紙上肯定提到了。明天第一件事（宿主的職責就見鬼去吧），我要去中心圖書館查一下。
F. C. 克萊因。我甚至不知道兩個縮寫字母都代表什麽。琳達嘟囔了一句什麽，翻了個身。我對我的推測異乎尋常地平靜，也許因為我並不真的相信這個瘋狂的推測有可能是真的。然而，它難道還能比我的存在這個事實更加奇異嗎？
另外，就算我真的相信，我該有什麽感覺呢？因為我父親對我做出的暴行而驚恐？對。因為人類的頑強創造出如此奇跡而震驚？當然了。
我最後終於哭了出來——是為了F. C. 克萊因還是為了我自己，我也不知道。琳達沒有醒，但出於本能或因為做了什麽夢，她翻身過來抱住我。最後我終於不再顫抖，暖意從她的身體流向我，讓我恢複平靜。
睡意逐漸降臨的時候，我做出一個決定：從明天起，我要重新開始。從明天起，我不再模仿我的宿主。從明天起，無論麵對什麽難題，無論遇到什麽挫折，我都要開辟屬於我自己的人生。
我做了個簡單的夢。我夢見我有一個名字，一個單獨不變的名字，屬於我，直到死亡。我不知道這個名字是什麽，但不重要，知道我有名字就足夠了。
[1] 1英裏≈1.61千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