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親姐妹
我們九歲那年，保拉認為我們應該劃破大拇指，讓我們的血液流進彼此的血管。
我嗤之以鼻。“費這個事兒幹什麽？我們本來就流著一樣的血。我們是血親。”
她不為所動。“我知道。這不是重點。重要的是儀式本身。”
午夜時分，借著一根蠟燭的微光，我們在臥室裏施行儀式。她用燭火給針頭消毒，然後用紙巾蘸著唾沫擦掉煙灰。
我們把黏糊糊的微小傷口貼在一起，吟誦一本三流兒童小說裏的可笑誓詞，保拉吹滅燭火。就在眼睛還忙著適應黑暗的時候，她又自作主張地低聲加了一段：“現在我們會夢見同樣的夢境，分享同樣的愛人，在同一個小時死去。”
我想憤慨地說“以上都是假的！”，但黑暗和熄滅燭火的氣味把抗議憋在了我的喉嚨裏，而她的誓言沒有被推翻。
帕卡德醫生說話的時候，我把病理學報告一折二，二折四，執著地想要對齊頁邊。報告太厚了，我無法折得足夠整齊。報告裏有我骨髓中增生的畸形淋巴細胞的顯微照片，也有引發疾病的病毒的RNA序列的部分打印件，一共有三十二頁之多。
相比之下，依然放在我麵前桌上的處方卻薄得可笑，幾乎沒有實體。兩者完全不相配。上麵傳統的（難以解讀的）多音節草書僅僅是個裝飾，藥物的名稱可靠地加密列在底下的條形碼裏，藥房不可能給我發錯誤的藥物。問題在於，這是能夠幫助我的那種藥物嗎？
“聽明白了嗎，裏斯小姐？還有什麽不懂的嗎？”
我竭力集中注意力，使勁兒用大拇指按住一條不肯屈服的折痕。她坦白地解釋了我的情況，沒有使用術語或委婉語，但我依然覺得我漏掉了什麽至關重要的細節。她每一句話的開頭似乎不是“這種病毒”會如何如何，就是“這種藥物”能如何如何。
“有什麽我能做的嗎？我本人？能……提高治愈率的？”
她猶豫片刻，但時間不長。“不，真的沒有。除此之外，你非常健康。請堅持下去。”她從辦公桌裏麵起身，想要打發我離開，而我開始驚恐發作。
“但是，肯定還有什麽辦法吧？”我攥緊椅子的扶手，像是害怕她會用蠻力把我拉走。也許她誤解了我，也許是我沒說清楚。“我應該……停止吃某些食物嗎？多參加體育運動？多睡覺？我是說，肯定有什麽因素能造成改變。無論是什麽，我都會照著做的。求求你，告訴我吧——”我的嗓子幾乎啞了，我尷尬地轉開視線。絕對不能再這麽胡言亂語了。絕對不能。
“裏斯女士，我非常抱歉。我能理解你的感受，但蒙特卡洛病就是這樣的。事實上，你的運氣好得出奇，世衛組織的電腦發現全世界有八萬人感染了同一個病毒變種。盡管這個市場不足以支持專門研究，但足以說服製藥公司在數據庫裏搜尋有可能成功的藥物。事實上，很多人感染的病毒都是獨一無二的，他們就隻能靠自己了。你想象一下醫藥業能給他們多少有益的建議吧。”我終於抬起頭，發現不耐煩破壞了她臉上的憐憫表情。
我拒絕因為我的不知感恩而覺得羞愧。我確實出了醜，但我依然有資格說話。“這些我全都明白。我隻是覺得也許還有什麽是我能夠做的。你說這種藥也許能成功，也許不能。假如我能為抗擊這種疾病獻出一分力量，我會覺得……”
覺得什麽呢？覺得我更像一個活人，而不是一根試管？一個被動的容器，供神奇的藥物和怪異的病毒在裏麵鬥個你死我活？
“……更好。”
她點點頭。“我知道，但請你相信我，無論你做什麽，都不可能有任何區別。你就像平時一樣照顧好你自己吧。別得肺炎，別突然增加或減少十公斤體重，別做任何不尋常的事情。曾經暴露在這種病毒之下的人肯定數以百萬計，你得病而他們不得病的原因純粹是遺傳性的。能不能治好恐怕也是這樣。無論你是開始吃維生素還是不再吃垃圾食品，決定藥物對你是否起作用的生物化學作用都不會改變，而我必須提醒你一句，去吃那些所謂的‘奇跡療法’食譜隻會讓你生病。賣那些玩意兒的江湖騙子都該進監獄。”
我使勁兒點頭表示同意，感覺憤怒使我漲紅了臉。欺詐性的治療方法一直是我最厭惡的東西，盡管現在我終於算是明白了蒙特卡洛病的其他患者為什麽會花大價錢去買這些東西：稀奇古怪的食譜、冥想課程、芳香療法、自我催眠磁帶等。兜售這些垃圾的人是那種最惡劣的什麽都不信的寄生蟲，我一直認為他們的顧客要麽是天生容易輕信，要麽是絕望得主動放棄了智力，但實際情況沒那麽簡單。當你的生命受到威脅，你當然想殊死一搏——用你的每一分力量、你能借到的每一塊錢、你清醒的每一個時刻。一天三次、每次吃一粒藥，這實在不夠努力——而最懂人性的騙子給你的計劃總是足夠艱辛（或者足夠昂貴），因此患者會覺得他們參與了生死關頭所需要的那種鬥爭。
這一刻共同的憤怒徹底掃清了所有氣氛。我們終究是在同一個戰壕裏的，而我表現得像個孩子。我感謝帕卡德醫生抽時間幫我看病，然後拿起處方離開診所。
但是，在去藥房的路上，我發現我更希望她對我撒謊——對我說假如我每天跑十公裏，每頓飯生吃海帶，我的生存率就會大大增加——但隨後我憤怒地回過神來，心想：我真的希望她“為了我好”而欺騙我嗎？假如根源是我的DNA，那就是我的DNA好了。無論真相多麽難以接受，我都應該希望聽到實話——而且我應該感謝醫生已經放棄了以前居高臨下、頤指氣使的作風。
這個世界得知蒙特卡洛計劃的時候，我隻有十二歲。
一個生物戰研究小組（離拉斯韋加斯隻有一箭之遙，不過是新墨西哥的拉斯韋加斯，不是內華達的賭城）得出結論：設計病毒實在太辛苦了（尤其是星戰小子們永遠霸占著超級計算機的時候[1]）。既然已經被時間證明有效的盲目突變和自然選擇就是所需要的一切，為什麽要在這些事情上浪費許多博士生花了加起來幾百年的時間（事實上，為什麽要浪費任何智力）呢？
可想而知，研究速度大大地加快了。
他們開發了一個三組件係統：細菌、病毒和改造過的人類淋巴細胞係。病毒基因組的穩定部分允許它在細菌中繁殖，而其餘部分的快速變異是通過破壞轉錄錯誤修複酶實現的。淋巴細胞經過改造，極大地提高了有幸感染它們的所有變異株的繁殖成功率，使其超過僅限於利用細菌繁殖的那些變異株。
理論上，他們會複製幾萬億份這個係統，就像一排又一排的微型生物發牌機，這些係統在地下實驗室默默運作，隻等收獲大獎的時刻到來。
他們的理論還需要全世界最優秀的隔離設施，以及五百二十個人全都嚴格遵守正規程序，日複一日，月複一月，沒有一瞬間的疏忽、怠惰和健忘。顯而易見，他們甚至沒去計算如此願景實現的可能性。
那種細菌按理說無法在人工創造的實驗室條件之外存活，但病毒的一個變異株幫了細菌一把，填補了被剪除的基因，從而使細菌不再脆弱。
管理人員浪費了太多時間使用各種無效的化學藥劑，最後才硬下心腸來夷平實驗室所在的地點。然而到了那個時候，風已經讓人類的一切行動都變得無關緊要了——除非熔化五六個州，然而在選舉年，這不是一個可行的方案。
最初的傳聞稱全人類將在一周內滅亡。我清楚地記得當時的混亂、劫掠和自殺（通過電視屏幕上的二手資料。我們所在的居住區相對而言還算平靜——說是麻木也行）。世界各地紛紛宣布進入緊急狀態。飛機被機場拒之門外，早在泄漏前幾個月就離開母港的船隻在碼頭被燒毀。為了保護公共秩序和大眾健康，所有國家都匆忙頒布了嚴苛的法律。
保拉和我停課在家待了一個月。我提出教她寫程序，她不感興趣。她想去遊泳，但海灘和遊泳池全都關閉了。就在那年夏天，我終於成功地黑進了五角大樓的一台電腦，盡管僅僅是辦公用品采購係統，但得到了保拉應有的崇敬（另外，我倆都沒想到回形針有可能那麽值錢）。
我們並不相信我們會死——至少不會在一周之內全都死掉——而我們猜對了。歇斯底裏平息之後，人們很快發現逃逸的僅僅是病毒和細菌，如果沒有經過改造的淋巴細胞對選擇過程進行微調，病毒已經從最初致死的毒株中變異出來了。
然而，這對愉快共生的小家夥如今在世界各地到處都是，沒完沒了地搞出新的變異株。這些變異株中隻有一小部分能夠感染人類，也隻對被感染者裏的一小部分人來說是致命疾病。
每年隻有百人左右。
回家的列車上，無論我朝哪個方向轉，陽光都似乎直射我的眼睛——不知道為什麽，車廂裏的每一個表麵都在反射陽光。強光使我一整個下午越來越嚴重的頭痛變得不堪忍受，於是我抬起手臂遮住眼睛，低著頭麵對地板。我的另一隻手緊緊攥著一個棕色紙袋，裏麵是一小瓶紅黑兩色的膠囊，這種藥也許能拯救我的生命，也許不能。
癌症。病毒性白血病。我從口袋裏掏出揉皺的病理學報告，從頭到尾又翻了一遍。最後一頁沒有神奇地變成大團圓結局，腫瘤學專家係統沒有宣稱百分之百能夠治愈。最後一頁隻是所有檢測的賬單，兩萬七千塊。
回到家裏，我站著那兒，盯著我的工作台。
兩個月前，一次例行的季度體檢（我的醫保公司要求的，他們永遠想扔掉不掙錢的病人）揭示了疾病的初期跡象，我向自己發誓說我會繼續工作，繼續過我的生活，就好像什麽都沒發生過。沉迷於借錢狂歡、環球旅行或某種自毀胡鬧對我來說沒有任何吸引力。這種臨終衝動相當於承認失敗。我要用環球旅行來慶祝病愈，而不是他媽的得病。
簽了合同的工作堆積如山，而病理學檢驗的賬單已經開始計息。盡管我需要分散注意力，也需要掙錢，但我還是呆呆地坐了三個小時，除了思考命運什麽都沒做。與散落於世界各地的八萬個陌生人同呼吸共命運，這並不是什麽了不起的安慰。
然後我突然想到了——保拉。既然遺傳學原因使我易感，那麽她也一樣。
作為同卵雙胞胎，我們在各過各的生活這方麵做得還不賴。她十六歲離家，遊曆非洲中部，拍攝野生動物，冒著更大的風險拍攝盜獵。然後她去亞馬孫，卷入了當地的地權鬥爭。在此之後，情況就有點模糊了。她總想告訴我她的最新曆險，但她行動得太快，我遲緩的內心印象實在跟不上。
我從沒離開過這個國家，我甚至十來年沒搬過家了。
她隻是偶爾回家，而且總是在來往不同大陸的途中，但我們通過電子手段，在環境允許的情況下（她在玻利維亞的監獄裏被收走了衛星電話）保持聯係。
跨國電信公司都提供一種昂貴的服務，盡管你事先不知道要聯絡的對象位於哪個國家，你依然可以與對方通話聯係。廣告說這個任務困難得不可思議；但事實上，每一部衛星電話的位置都記錄在一個中央數據庫裏，這個數據庫從所有區域性的衛星匯集信息，從而持續更新。由於我湊巧“獲得”了查詢那個數據庫的訪問代碼，我可以直接打電話給保拉——無論她在哪兒都一樣，不需要支付可笑的附加費用。這更像是一種懷舊行為，而不僅僅是吝嗇；這點兒微不足道的黑客行徑是個象征性的姿態，證明盡管我即將步入中年，但還沒墮落得守法、保守和無趣。
我早就把整個過程自動化了。數據庫說她在加蓬，程序計算了當地時間，判斷22:23還是個文明人會打電話的時間，於是打了過去。幾秒鍾後，她出現在了屏幕上。
“凱倫！你還好嗎？你看上去糟透了。我以為你上周會打給我的——發生什麽了？”
圖像非常清晰，音頻幹淨而不失真（非洲中部有可能缺少光纖線路，但地球同步衛星就在頭頂上）。我第一眼看見她，就確定她沒有感染病毒。她說得對，我看上去像個活死人，而她一如既往地活力四射。她在戶外度過了半生，所以她的皮膚比我的衰老得快，但她身上永遠籠罩著能量和果決的光環，足以彌補損失。
她離鏡頭很近，因此我看不清背景，但似乎是個玻璃纖維搭的小屋，點著兩盞防風暴燈，比普通帳篷高一個檔次。
“對不起，我剛才沒看位置。加蓬？你不是在厄瓜多爾嗎？”
“對，但我認識了穆罕默德。他是植物學家，來自印度尼西亞。說起來，我們是在波哥大遇見的，他正要去墨西哥參加研討會——”
“但是——”
“為什麽來加蓬？因為這是他的下一站。這兒有一種真菌在侵襲作物，我忍不住要跟來看看……”
我不明所以地點點頭，聽了十分鍾曲折的劇情，但沒怎麽用心。三個月後，這一切都會變成上古史。保拉以自由職業的大眾科學記者身份謀生，在全世界跑來跑去，為雜誌撰寫文章，為電視節目寫腳本，介紹最新的生態災難。實話實說，我非常懷疑這種過度簡化的生態胡話對這顆星球能有什麽好處，但她確實過得非常快樂，為此我很羨慕她。我不可能過她那種生活——在任何意義上，她都不是我“有可能會成為”的那種女人——然而盡管如此，有時候在她眼睛裏看見我十幾年來都沒體驗過的純粹興奮，我還是會覺得心裏一痛。
她滔滔不絕的時候，我在忙著胡思亂想。她突然問我：“凱倫？你到底要不要說出了什麽事？”
我猶豫片刻。我本來不打算告訴任何人的，甚至是她。現在我打給她的理由也顯得很荒謬了——她不可能得白血病，那是無法想象的。然後，我甚至沒有意識到我做了決定，就不由自主地開始用沉悶而單調的聲音講述這一切。我以奇異的疏離感看著她的表情發生改變：震驚、同情、突如其來的恐懼，因為她意識到了（換我是她，不可能這麽快）我的困境對她來說代表著什麽。
接下來的事情比我想象中還要尷尬和痛苦。她對我的關心當然是真誠的，但假如她對自身處境的擔憂沒有立刻開始侵擾她，那她就不是凡人了，而知道這一點之後，無論她怎麽大呼小叫，看上去都是那麽做作和虛假。
“你找到好醫生了嗎，你能信任的醫生？”
我點點頭。
“有人照顧你嗎？要我回來嗎？”
我生氣地搖搖頭。“不用，我沒事。有人照顧我，我正在接受治療。但你必須盡快去做檢查。”我瞪著她，氣不打一處來。我不再認為她有可能感染病毒，但我想強調我打給她是為了警告她，而不是博取同情——不知道是怎麽做到的，但她終於醒悟了。她輕聲說：“我今天就去做檢查。我會直接去城裏。可以了吧？”
我點點頭。我覺得非常疲憊，但鬆了一口氣。我和她之間的尷尬一時間全都化解了。
“能記得把結果告訴我嗎？”
她翻個白眼。“當然能了。”
我又點點頭。“那就好。”
“凱倫，當心身體。保重。”
“我會的，你也是。”我按下退出。
半小時後，我吃了第一粒膠囊，上床躺下。幾分鍾後，一股苦味鑽進我的喉嚨。
告訴保拉是必要的，告訴馬丁則是發瘋。我認識他才六個月，但我早該猜到他會是個什麽反應了。
“搬到我這兒來。我會照顧你的。”
“我不需要被照顧。”
他猶豫了一下，但隻是一瞬間。“嫁給我。”
“嫁給你？為什麽？你覺得我非要在死前結個婚嗎？”
他怒目而視。“別這麽說話。我愛你，你還不明白嗎？”
我大笑：“我不介意被人可憐，盡管大家都說這樣很丟人，但我覺得這是個非常正常的反應，可我不想一天二十四小時都生活在憐憫裏。”我親吻他，但他還是瞪著我。至少我在**後才把壞消息告訴他，否則他肯定會把我當作一個瓷娃娃。
他轉過來麵對我。“你為什麽對自己這麽苛刻？你想證明什麽？證明你是超人？你不需要任何人？”
“聽我說。你從一開始就知道我需要獨立和隱私。你想要我說什麽？說我很害怕？好的，我確實很害怕，但我還是原來的我，我還是需要那些東西。”我抬起一隻手撫摩他的胸部，盡可能輕柔地說，“所以謝謝你的好意，但還是算了吧。”
“我對你來說並不重要，對吧？”
我呻吟一聲，拿過枕頭蓋在臉上。我心想：等你準備好了再來一發，再叫醒我吧。這回答了你的問題嗎？但我沒說出口。
一周後，保拉打電話給我。她也感染了病毒。她的白細胞讀數在上升，紅細胞在下降——她念出的數字正是我一個月前的數字，醫生甚至給她開了相同的藥。這並不值得吃驚，但我產生了一種難過的逼仄感覺，因為我想到了其中的含義：我們要麽一起活下來，要麽一起死去。
接下來的一段時間裏，這個念頭開始讓我著魔，就像巫毒，像童話裏的詛咒——我們成為“血親”的那天夜裏她念叨的那句話居然成真了。我們從沒夢到過相同的夢境，當然也沒愛過相同的男人，但現在……就好像我們受到了懲罰，因為我們不夠尊重把我們束縛在一起的奇異力量。
半個我知道這是胡說八道。把我們束縛在一起的奇異力量！這是心靈的噪聲，是壓力的產物，僅此而已。然而，真相同樣令人壓抑：盡管我們相距幾千公裏，但生物化學機製正在用相同的裁決碾碎我們，因為我們無視兩人相同的基因，各自打造了不同的生活。
我想利用工作忘記一切。我在一定程度上做到了——假如一天十八個小時坐在電腦終端前那種灰蒙蒙的恍惚狀態也能稱為成功。
我開始避開馬丁，他像小狗似的關懷實在讓我不堪忍受。也許他的意圖是好的，但我真的沒有精力反複為我自己向他辯解。說來奇怪，與此同時，我也極其懷念我和他的爭吵；抵抗他過度的母愛至少讓我覺得自己很強大，哪怕隻是與他期待我會表現出的絕望形成對比也好。
剛開始我每周打電話給保拉，但後來逐漸少了。我們本該是理想的知心朋友——實際上，這句話不可能更真實了。我們的交談是多餘的，我們早就知道對方在想什麽，因為我們實在太熟悉彼此了。我和她之間不會有卸下負擔的解脫感，隻會有單調得令人窒息的熟悉感。我們都竭力假裝比對方更加樂觀，但這是一種透明得令人沮喪的努力。最後，我心想，等我有了好消息（假如有那麽一天的話），我會打電話給她，在此之前，再打電話有什麽意義呢？顯而易見，她得出了相同的結論。
整個童年我們都被迫一起度過。我猜我們是愛著彼此的，但是……我們上學永遠在同一個班級裏，買同樣的衣服，得到相同的聖誕節和生日禮物——而且我們永遠同時生病，有著同樣的症狀，出於同樣的原因。
她離開家的時候，我很羨慕她。有段時間我孤獨得無以複加，但我突然感覺到了喜悅和自由，因為我知道我並不真的想隨她而去，從那一刻起我就明白了，我們的人生道路隻會相隔越來越遠。
現在回頭再看，這一切都是我的幻覺。我們會同生共死，打破這一約束的所有努力都將是徒勞。
開始接受治療後大約四個月，我的血細胞計數開始轉好。我前所未有地害怕我的希望會突然破滅，我每時每刻都在竭力克製自己，以免我提前樂觀起來。我不敢打電話給保拉，在我心中，最可怕的事情莫過於誤導她以為我們有可能痊愈，然後再被現實當頭澆上一盆冷水。甚至當帕卡德醫生審慎地（甚至不情願地）承認情況正在好轉時，我也告誡自己，她有可能放棄了她毫不動搖的誠實策略，決定用謊言來寬慰我。
一天清晨我醒來時，一方麵還沒有完全相信我已經痊愈，另一方麵也受夠了用擔心會失望的陰霾淹沒自己。假如我想要百分之百的確定答案，我這輩子都會過得淒淒慘慘；複發永遠有可能發生，或者又冒出來一種全新的病毒。
那是個暗沉沉的冰冷早晨，外麵大雨如注，但就在我顫抖著從**爬起來的時候，我覺得自從得病以來，我從沒這麽高興過。
工作電腦的信箱裏有一封郵件，上麵標著“保密”。我花了三十秒才想起我需要的密碼，與此同時，我顫抖得越來越厲害了。
發信人是利伯維爾人民醫院的行政主任，為我姐妹的去世向我表示他或她的哀悼，同時就屍體的處置事宜詢問我的意見。
我不知道我剛開始是什麽感覺。不敢相信、負罪感、困惑、恐懼，我離康複隻有一步之遙了，她怎麽可能死去？她怎麽可能連個招呼都不打就死了呢？我怎麽可能讓她獨自死去？我從電腦終端前走開，靠著冰冷的磚牆跌坐下去。
最可怕的是，我突然明白了她為什麽不和我聯絡。她肯定以為我也快要死了，而我們兩人最恐懼的事就是一起死去。無論我們過著多麽不同的生活，我們都會同時死去，就好像我們是一個人。
藥物怎麽可能對我有效而對她無效呢？藥物對我真的有效嗎？偏執妄想一時間控製了我，我懷疑醫院是不是偽造了我的檢驗結果，而我其實已經瀕臨死亡。但這麽想當然很荒唐。
那麽，保拉為什麽會死呢？可能正確的答案隻有一個。她應該回家的——我應該逼著她回家的。我怎麽能讓她留在那兒，一個第三世界的熱帶國家，讓病毒削弱她的免疫係統？她住在玻璃纖維的小屋裏，衛生條件不夠理想，很可能還營養不良。我該匯錢給她，該買機票給她，該直接飛過去拖著她回家。
但我沒有，我拒她於千裏之外。我害怕我們會一起死去，害怕相同性帶給我們的詛咒，是我讓她獨自死去的。
我想哭，但不知為何哭不出來。我坐在廚房裏抽噎，但流不出眼淚。我是垃圾，是我的迷信和怯懦害死了她。我不配活下去。
接下來的兩個星期，我忙著和死在異國他鄉所造成的法律和行政難題搏鬥。保拉在遺囑裏要求火化，但沒說在哪兒火化，於是我安排把她的遺體和財物空運回國。沒什麽人來參加她的葬禮，我們的父母十幾年前在車禍中去世了，盡管保拉的朋友遍及五湖四海，但願意飛來送她一程的人寥寥無幾。
但馬丁來了。他摟住我，我扭頭對他氣呼呼地說：“你都不認識她，你來這兒幹什麽？”他瞪著我看了兩秒鍾，既受傷又困惑，然後一言不發地走了。
帕卡德醫生宣布我完全康複時，我實在做不到假裝喜出望外，我沒有歡呼雀躍顯然讓她大惑不解。我可以把保拉的事情告訴她，但我不想被灌一耳朵的陳詞濫調，例如我因為活下來而感到愧疚是不合邏輯的反應。
她死了，我卻一天比一天健康。負罪感和抑鬱時常讓我難過，但更多的時候僅僅感到麻木。故事按理說到這兒就應該結束了。
按照她在遺囑裏的指示，我把她的大多數物品（筆記本、光盤、錄音帶和錄像帶）交給了她的經紀人，由其轉交給相應的編輯和製作人，其中有些材料或許還能派上用場。剩下的隻有衣物、少量首飾、少量化妝品和其他屈指可數的零碎東西，其中有一小瓶紅黑兩色的膠囊。
我不知道我為什麽會倒出一粒膠囊吃了下去。我自己的藥還剩下五六粒，我問帕卡德我該不該幹脆吃完，她聳聳肩說反正不會有壞處。
沒有餘味。每次我吞下我的膠囊時，幾分鍾後總會嚐到一股苦澀的餘味。
我擰開一粒膠囊，倒了點兒白色的粉末在我的舌頭上。完全沒有任何味道。我跑過去拿起我的那瓶藥，以相同方式嚐了一粒：苦得可怕，我的眼淚都流了出來。
我非常努力地克製住自己，沒有立刻得出任何結論。我很清楚藥物常常和惰性成分混合在一起，而且未必每次都是相同的惰性成分——但為什麽要為此使用特別苦的某種物質呢？不，苦味必然來自藥物本身。兩個藥瓶上印著相同的製造商名稱和徽標；同樣的品牌名，同樣的通用名，有效成分的正式化學名稱也一樣；同樣的產品編碼，連最後一位數都一樣。隻有批次號不一樣。
首先想到的第一個解釋是腐敗。盡管我不記得細節了，但我肯定讀到過幾十個案例，說的都是發展中國家醫保體係中的職員挪用藥物在黑市上倒賣。想要掩蓋這樣的盜竊行徑，最好的辦法無疑是用其他東西替代被偷走的藥物，如某種廉價、無害又徹底無用的東西。明膠膠囊上隻印著製造商的徽標，由於一家公司有可能在生產上千種不同的藥物，找一種大小和顏色都相同但便宜得多的藥物來偷梁換柱，應該不會太困難。
我不知道該怎麽證明我的推論。一個遙遠國度的無名官僚有可能害死了我的姐妹，但別說把他們繩之以法了，光是想搞清楚他們是誰都不太可能。另外，就算我掌握了真正的致命證據，我又能指望什麽結果呢？一個外交官發給另一個外交官的措辭溫和的抗議？
我找實驗室分析了保拉的一粒膠囊，花了相當大的一筆錢，但我反正已經負債累累，所以完全不在乎。
膠囊裏裝滿了可溶性無機化合物的混合物。沒有藥瓶標簽上所述物質的痕跡，甚至沒有任何具備最微弱的生物活性的東西。這不是隨手拿來替換真正藥物的廉價藥物。
這是一種安慰劑。
我拿著打印結果，呆呆地站了幾分鍾，試圖消化其中的含義。我能理解純粹的貪婪，但這裏有一種缺乏人性的徹底冷漠，我無論如何也無法強迫自己吞下去。肯定有人犯了個誠實的錯誤，沒人能做到這麽冷酷無情。
但帕卡德的話再次浮現在了我的腦海裏：“就像你平時那樣過你的日子，別做任何不尋常的事情。”
天哪，不，醫生。我當然不會了，醫生。我怎麽可能去用任何不相幹、不受控的混亂因素幹擾試驗呢？
我聯係了一名全國最優秀的調查記者，約她在城區邊緣的一家小咖啡館見麵。
我開車去那兒，驚恐、憤怒、得意在內心翻湧。我以為自己挖出了十年來最大的醜聞，以為我懷抱一個爆炸性的大新聞，以為我是梅麗爾·斯特裏普在扮演凱倫·絲克伍[2]。報複的甘美念頭使我頭暈目眩。我要殺得人頭滾滾。
路上沒人試圖把我撞出路麵。咖啡館裏沒幾個人，侍者甚至懶得聽我們點單，更別說偷聽我們交談了。
這位記者非常和善，她冷靜地向我解釋人世間的真相。
在蒙特卡洛災難的餘波中，政府通過了大量法案來幫助應對緊急情況，同時廢除了大量法案。人們必須開發和評估治療新疾病的新藥，這是一項緊急事務，而要想確保它能順利進行，就必須移除一些障礙——導致臨床試驗無比困難和昂貴的法規。
在古老的“雙盲”實驗中，患者和研究者都不知道誰分到了藥物，誰分到了安慰劑，這部分信息由第三方（或電腦）保管。在給予安慰劑的患者身上觀察到的好轉必須被考慮在內，這樣才能判斷藥物的真正有效性。
這套傳統的研究方法有兩個小瑕疵。首先，告訴患者他們隻有五成機會能得到或許可以救命的藥物，這會給他們帶來巨大的壓力。當然了，治療組和對照組在這方麵受到的影響是一樣的，但就預測藥物最終投放市場後會發生什麽而言，它在數據中引入了大量幹擾：哪些副作用真實存在，哪些源於患者的忐忑心情？
其次——也是更重要的——你會越來越難以找到患者自願參加有安慰劑的藥物試驗。在你逐漸走向死亡的時候，你會對科學方法不屑一顧。你想要最大的生存可能性。假如沒有確定能治療疾病的已知手段，那麽尚未通過試驗的藥物也可以，但憑什麽要為了滿足某些技術官僚對細節的癡迷，去接受進一步減半的概率呢？
當然了，在美好的往昔，醫藥界可以用法律來管製無知大眾：要麽參加雙盲實驗，要麽爬遠點兒去死。艾滋病改變了這一切，黑市上充滿了尚未通過試驗的最新藥物，它們從實驗室直接流向街頭，同時整個議題受到了嚴重的政治化影響。
想要解決這兩個瑕疵，辦法顯而易見。
撒謊欺騙患者。
政府從未通過法案，明確聲明“三盲”試驗符合法律規定。要是他們這麽做了，大眾也許會注意到，然後鬧得沸沸揚揚。因此他們的做法剛好相反，作為在災難尾聲中發生的“改革”和“合理化”行為的一部分，政府廢除或淡化了將這類試驗定為非法的所有法令。至少看起來是這樣的，因為還沒有任何法院得到機會在這方麵做出判決呢。
“醫生怎麽能這麽做？這麽欺騙患者？他們怎麽能說服自己？更別說其他人了！”
她聳聳肩。“他們難道為雙盲實驗辯解過嗎？優秀的醫學研究者必須更在乎數據的質量，而不是任何一個人的生命。假如說雙盲實驗已經很好了，那麽‘三盲’試驗就是好上加好。數據的質量必定會更好，你已經看到了，對吧？對一種藥的評估越準確，從長遠的角度來看，就有可能拯救更多的生命。”
“放屁！安慰劑效應根本沒那麽強大。它也根本沒那麽重要！誰在乎它能不能被精確地納入計算呢？說到底，你依然可以對比兩種潛在的藥物，用一種對比另一種。那可以告訴你哪一種藥物能拯救更多的生命，而不需要安慰劑——”
“有時候確實會這麽做，但聲名顯赫的期刊看不起這樣的研究。它們獲得發表的機會比較少——”
我瞪著她。“既然你知道這一切，怎麽能袖手旁觀呢？媒體可以揭露真相！一旦讓大眾知道正在發生什麽……”
她勉強微笑。“我可以發表文章說這樣的做法如今在理論上是合法的。其他人已經這麽做過了，但沒有登上過頭版頭條。然而，假如我就任何具體的‘三盲’試驗寫出任何特定的事實，我麵臨的將會是五十萬美元罰款和二十五年監禁，因為我危害了公眾健康。更不用說他們能對我的出版商做什麽了。為了應對蒙特卡洛病毒泄漏而頒布的所謂‘緊急’法令依然有效。”
“但那是二十年前了。”
她喝完咖啡，站起來。“你不記得那些專家當時怎麽說了嗎？”
“不記得了。”
“後果會影響我們未來幾代人。”
我花了四個月才攻入藥物製造商的網絡。
我監控了幾個選擇在家工作的藥廠高管的數據流。沒過多久，我就找到了最不懂電腦的那個家夥。一個真正的笨蛋，他用價值一萬美元的電子表格軟件做普通智力的五歲小孩不用手指腳趾也能做出來的算術題。我看到了電子表格軟件給他錯誤提示時他的笨拙反應。他是老天賜我的禮物，隻是他自己還不知道而已。
另外，最美妙的一點，他永遠在玩一個乏味而毫無想象力的色情遊戲。
要是電腦說：“給我跳樓！”他會說：“你保證不說出去？”
我花了兩周簡化必須讓他完成的任務。剛開始是七十次按鍵，但最後我減少到了二十三次。
我一直等到屏幕上顯示出最具破壞性的畫麵，然後掛起他的網絡連接，由我本人提刀上陣。
致命係統錯誤！請輸入以下恢複指令：
第一次他搞砸了。我拉響警笛，再次下令。第二次他按對了。
我要他按的第一個組合鍵讓電腦脫離了操作係統，進入處理器的微指令調試子程序。接下來的八進製代碼對他來說是天書，其實是個微程序，能把電腦內存裏的所有內容通過網絡複製傳給我的筆記本電腦。
要是他去告訴任何一個懂行的人，對方立刻就會起疑心，但他會冒這個風險去解釋“故障”發生時他正在幹什麽嗎？我猜他不會。
我已經有他的密碼了。電腦內存裏有個算法，能告訴我該如何應對網絡安全方麵的挑戰。我進去了。
就我想要達到的目標而言，他們其他的防護手段都不值一提。對競爭者來說有用的數據都保護得很好，但我感興趣的不是竊取痔瘡新藥的商業秘密。
我可以大肆破壞。用垃圾填充他們的災備數據，讓他們的銀行賬戶逐漸偏離現實，直到現實突然以破產或偷稅指控的形式踹門而入。我考慮了一千種可能性，從最原始的抹除數據到最緩慢和邪惡的悄然侵蝕。
但最後我控製住了自己。我知道這場戰鬥很快就會變成政治角力，我個人的小小報複肯定會被挖出來詆毀我，破壞我的正當性。
因此，我隻做了絕對必須要做的事情。
我找到了在不知情的情況下參加了公司產品“三盲”試驗的人員姓名和地址，想辦法把發生在他們身上的事情告訴了他們。這樣的人超過二十萬，散布於世界各地，但我發現了一筆非常可觀的賄賂基金，很容易就能支付所需的通信費用。
全世界很快就會知道我們的憤怒，就會分享我們的痛苦和悲傷。但是，我們有一半人在被疾病折磨或走向死亡，因此在全世界聽見我們的第一聲呐喊之前，我首先要盡我所能拯救每一個人。
我修改了程序。一個非常微小的改變，我增加了一條謊言。
它生成的所有報告都將繼續聲稱參與臨床試驗的一半患者被分配到了安慰劑。程序將繼續創建令人信服的詳細文件，其中的數據會完全符合這個謊言。但一個人類永遠不會讀到的小文件會變得完全不同。這個文件負責控製裝配生產線的機器人，它會指示機器人把藥物放進每個批次的每個藥瓶。
從“三盲”到“四盲”。一條新的謊言，用來抵消其他的謊言，直到欺騙的時代最終結束。
馬丁來找我。
“我聽說了你在幹什麽TIM。藥物真相。”他從口袋裏掏出一張剪報。
“‘一個活躍的新組織，致力於根除替代醫學和傳統醫學中的庸醫、欺詐和欺騙行為。’聽上去是個好主意。”
“謝謝。”
他猶豫了一下。“聽說你們在招募新的誌願者，幫忙在辦公室打雜。”
“沒錯。”
“我每個星期可以來四個小時。”
我大笑：“咦，真的嗎？非常感謝，但我覺得沒有你我們也能活下去。”
有一瞬間，我以為他會轉身就走，但他再次開口的時候，語氣與其說是受傷，不如說是困惑：“你們到底要不要誌願者？”
“要，但是——”但是什麽呢？既然他能放下尊嚴，來奉獻一分力量，我也可以放下尊嚴，接受他的好意。
我同意他每周三下午來幫忙。
我時不時會在噩夢中見到保拉。我會聞著記憶中的燭火氣味醒來，確定她貼著我的枕頭站在黑暗中，又變成了那個眼神嚴肅的九歲孩童，迷戀於我們奇異的境況。
但那不可能是那個孩子的幽靈。她從未死去。她長大了，與我踏上不同的人生道路，她比我更努力地爭取彼此之間的分離。假如我們真的“在同一個小時死去”，會怎麽樣呢？那不會有任何意義，也不會改變什麽。沒有什麽能夠回溯過往，奪走我們各自不同的生活、我們各自不同的成就和失敗。
現在我意識到了，對我來說如此不祥的血誓，對保拉來說隻是個玩笑，她在借此嘲笑我們的命運有可能彼此糾纏的想法。我為什麽過了這麽久才想明白？
但我不該吃驚的。事實是我從來沒有真正地了解過她，這也說明了她的勝利是多麽徹底。
[1] 會分走算力。
[2] 根據真實事件改編的電影《絲克伍事件》（Silkwood），講述了女工絲克伍有感於核電廠不合理的工作製度和環境，開始搜集危害公眾安全的證據。她決定將資料交給記者的時候，卻離奇身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