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南的月亮好看嗎
“未曾痛哭過長夜的人，不足以語人生。”
所謂曠達，也是這樣，必須體味過人生殘酷，才能見到這一種風度的不凡。少年人不知世事，自以為瀟灑，多半隻是盲目樂觀。
海南島在北宋歸廣南西路，當時分為瓊州、朱崖軍、昌化軍、萬安軍四個區。昌化軍就是儋州，東坡被發配居住的地方。
東坡到達之後，照例得向朝廷匯報謝恩。《昌化軍謝表》中，他說了一堆臣罪該萬死之後，又道：“臣孤老無托，瘴癘交攻，子孫慟哭於江邊，已為死別，魑魅逢迎於海上，寧許生還！”
這番話講得真是好可憐。海南向來被稱為“夷島絕域”，唐代謫臣楊炎曾寫詩歎息：“一去一萬裏，千知千不還。崖州何處在，生度鬼門關。”去海南，對於當時中原人的震懾力，大約相當於把現代都市人送去亞馬孫的食人生番部落。
氣候濕熱難耐，生存資源匱乏，而且滿布化外之民：黎人。黎人不服王化，不交賦稅，即使歸化了的所謂“熟黎”，官府盤剝狠了，立刻暴動，曆代都讓官府十分頭痛。
北宋年間，政府采取懷柔政策，島上氣氛還算平和。許多黎人從山林來到平原進行農耕，生活逐漸漢化。不過，身上文著奇怪的花紋，說著土語的他們，還是讓文明的外地來客憎怕。
東坡先生也怕。過海的時候，他就已經嚇得半死，四川盆地出來的旱鴨子，被海上的風浪吹打得魂飛魄散，好容易上得岸來，左右一看，徘徊無依，什麽都沒有：“食無肉，病無藥，居無室，出無友，冬無炭，暑無寒泉……”有時候連飯都吃不上，隻好重拾惠州故伎，到荒地裏挖野菜，把那些草葉、草莖誇獎成延年益壽的美味。長日無聊，就和兒子在家裏打坐，或上躥下跳抓老鼠、逮蝙蝠，燒熟了也算是盤肉食。過得既像苦行僧，又像野人。很快他就瘦骨伶仃，還自嘲道：身輕如此，以後可以騎在鳥背上飛回家了。
昌化軍使張中是蘇軾的鐵杆粉絲，借了官舍給父子倆住。沒多久，朝廷派人來巡察，大怒，把父子倆趕出去，蹲在桄榔林裏淋雨，附近百姓可憐他們，幫忙蓋了幾間茅草屋。
“某垂老投荒，無複生還之望。春與長子邁訣，已處置後事矣。今到海南，首當做棺，次便做墓。乃留手疏與諸子，死即葬於海外……生不挈棺，死不扶柩，此亦東坡之家風也。”
這封信劄，是蘇軾剛到海南時寫的，簡直是遺書，淒淒惶惶，還叫兒子們不要奔喪，說是家風，其實就是怕得狠了，不想兒孫也來虎狼之地送死。寫到這兒，我不禁要微笑了，這才是個真實的蘇東坡，七情六欲，他一點也不掩飾啊！
回想在黃州、惠州的謫居生活，我們對東坡的擔心就會消失了。每次貶謫之初，東坡先生都是戰戰兢兢如驚弓之鳥，合乎人之常情，令政敵滿意。可最多三個月吧，這家夥就快活了，故態複萌了。
黃州，開荒種菜，研究紅燒豬肉的做法，和無賴漢一起偷宰耕牛，半夜翻城牆去喝酒……惠州，潛心於釀酒，把家裏的錢都捐出來修橋修路，在“西湖”上修那條造福百代的“蘇堤”——原則上，他已經不被允許參與地方事務了，他就偷偷地幹。
在儋州，他幹了些啥呢？
首先，他開了個書院，就是他自己的家，由張中出資，幾個黎族書生挑磚搬瓦，在城南蓋的幾間小平房，他起名“載酒堂”。許多的士子，甚至跨海前來聽課。他還編課本，教附近的孩子們。
海南人不習慣從事農業生產，斷糧了，就挖山藥之類塊莖來吃，到處都是荒地。東坡就孜孜地跟人推銷農耕的好處，還抄家夥帶頭挖水井……傳統農業社會，一個盡職的地方官員所能做到的，最多也就這樣了。東坡不是改革家，他一直是個腳踏實地的實幹者，隻是這實幹，被“文豪”的名頭給遮住了。
他跟一個遠道來的朋友埋頭製造墨錠，把房子燒著了，害得大家半夜起來救火。
帶著條土狗，到處找人聊天，不管是僅有的幾個讀書人，還是村頭閑漢、粗野黎人，他都有話說，還挺纏人：“拜托講個鬼故事吧？一個就行。”別人講不出，他就自己講。
做學問，寫書，唱和完一百二十首陶淵明的詩——東坡是熱情的“陶粉”。在海南，東坡詩寫得多，詞作得少。為什麽呢？因為他開始嚴肅地總結平生了。
文章，在古代儒家知識分子看來是千古事，而詩言誌，也很嚴肅。至於詞，隻是詩之餘，餘興所寄。東坡不是拘謹的人，對詞的體裁做了革命性創新，無事不可言，無意不可入，但終究，言起誌來，詞不如詩來得正式、得體。
千秋歲·次韻少遊
島邊天外，未老身先退。珠淚濺，丹衷碎。聲搖蒼玉佩、色重黃金帶。一萬裏，斜陽正與長安對。
道遠誰雲會，罪大天能蓋。君命重，臣節在。新恩猶可覬，舊學終難改。吾已矣，乘桴且恁浮於海。
說是詞，其實說是詞形式的詩更恰當。要是給李清照看了，她肯定要撇撇嘴，說：“句讀不葺之詩爾，又往往不協音律……”（李清照《詞論》）
說到詞體，前人總結說：“要眇宜修”；“其文小，其質輕，其徑狹，其境隱”……這些創作條框，在東坡的這首詞裏形同虛設。
上闋寫處境：身為臣子，獲罪於朝廷，被扔到天外孤島。斜陽下，一身所在，與長安相距萬裏之遙——真是落日孤臣心。下闋緊緊跟進，訴說心境，“道遠誰雲會，罪大天能蓋”，竟然將悲慘境遇用一種孤絕的豪氣揭過了。“君命重，臣節在”，說君臣之大義，自己身為臣子的節操。“新恩猶可覬，舊學終難改”，即使朝廷有可能施恩，自己的舊主張卻是再難改的了。
東坡一生為了不合時宜的政治主張，付出太大代價，他也曾懷疑過，徘徊過，到了這境遇最艱難時，反倒更堅定了。“吾已矣，乘桴且恁浮於海。”我就這樣了，大不了拾幾根竹子，搭隻小船出海——這倒也行，在海南想出海太容易啦！
“道不行，乘桴浮於海。”孔夫子當年說這句話時，還有些賭氣成分，對於今天的東坡，則更多顯示的是對畢生信念進行確定後的坦然。句句鏗鏘，和氣的東坡先生，也有風采凜然的一麵。
這首詞是寫來與秦少遊唱和的，而少遊的《千秋歲》原詞是：
水邊沙外，城郭春寒退。花影亂，鶯聲碎。飄零疏酒盞，離別寬衣帶。人不見，碧雲暮合空相對。
憶昔西池會，鵷鷺同飛蓋。攜手處，今誰在？日邊清夢斷，鏡裏朱顏改。春去也，飛紅萬點愁如海。
秦少遊此時也在貶謫途中，他的小詞，就很合乎詞體，情境婉轉，淒美不可方物。寫出來後，照例天下流傳，傳到丞相曾布耳裏，失驚道：“秦七必不久於世，豈有愁如海而可存乎？”
果然，不久秦觀就與世長辭了。這就是所謂“詩讖”。衡陽太守孔毅甫的話，更佐證了不祥之兆。少遊寫詞時正與孔太守喝酒，少遊走後，太守悄悄對身邊人道：“秦少遊氣色很不好，估計活不久了。”
當迷信也罷，但“春去也，飛紅萬點愁如海”，把春愁寫得如此深重詭譎，的確是非人間的淒惻。東坡估計看出來了，可惜，他堅毅雄渾的次韻，也沒能把原詞裏的隱約鬼氣驅散。
秦少遊不是蘇東坡，他的人生太文藝，充滿感傷和戲劇性，不夠從容與曠達——而曠達，並不容易。真正禁得起考驗的曠達，要有看透世事的智慧，有對人性的慈悲，還要以強大的內心做後盾。這個人必須知道，他隻是宇宙中渺小的個體，是多麽局限的小人物。有了這份自知，他便不會自我膨脹，不會在欲望中失去自我。同時，他也不會自卑，他仍然擁有“人為萬物之靈”的自豪感，不會放棄對精神世界的追求，不會回避對靈魂的磨礪。這樣的人，肉身行走在厚重的大地上，而心靈將高飛遠翔，飛越生命的艱山險水，得到自由。
真正曠達之人，俯仰天地間而無愧，於東坡，它來自終生對人性的尊重，對士大夫良知與責任感的堅持。人們熟知的沒心沒肺、促狹胡鬧……種種心靈的輕逸，正是由所有這些常人不敢接受的沉重所造就的。
西江月
世事一場大夢，人生幾度秋涼？夜來風葉已鳴廊，看取眉頭鬢上。
酒賤常愁客少，月明多被雲妨。中秋誰與共孤光，把盞淒然北望。
這一首詞，是中秋寫來思念弟弟蘇轍的。[1]蘇轍被貶到循州，正好和蘇軾隔海相望。兄弟倆少年時一起離蜀，上京城，中進士，不盡風流風光，然而一入官場歲月催，不勝人生一場醉，聚少離多。
每一年的月亮都是一樣的，人卻在月光下慢慢轉換了容顏。同樣是寄予親兄弟，這一首，與二十一年前在密州（今山東諸城）寫下的那首《水調歌頭》對照，人與事，許多都不一樣了。
水調歌頭
丙辰中秋，歡飲達旦，大醉，作此篇，兼懷子由。
明月幾時有？把酒問青天。不知天上宮闕，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風歸去，又恐瓊樓玉宇，高處不勝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間。
轉朱閣，低綺戶，照無眠。不應有恨，何事長向別時圓？人有悲歡離合，月有陰晴圓缺，此事古難全。但願人長久，千裏共嬋娟。
寫這首詞是在密州，東坡才四十歲，雖然反對變法被趕出京城，也隻是暫時不得誌。這一年，變法遇到危機，王安石於內憂外患中辭去相位，退居金陵。當前局勢，危機重重，卻也大有希望。東坡也在逆境中懷著熱切的政治抱負。
政治肮髒，因為人們總是把政治搞成私欲。但蘇東坡寫他的政治抱負，就有著瓊樓玉宇般的皎潔，他說他想要乘風歸去，不理人間俗務，又終於心有所係，不勝天上的孤寒。這些話，換個人來說就有些矯情，但由蘇軾來說，理所當然，你願意相信他真的是天上謫仙，來這人間走一回。在人間的蘇軾，曆盡艱辛。他的眼與心，隨月光移動，明澈的目光注視著一切悲歡離合，他歎：“此事古難全。”他又微笑：“但願人長久，千裏共嬋娟。”
所有過著中秋的中國人，讀到這裏，都將悠然會心。這是完全中國式的對於現世無常殷切而又溫暖的答案。而於蘇氏兄弟，其中更飽含為理想而互勉的心意。
在海南過的中秋節呢？宿命式的感歎，開篇就直擊人心的蒼涼。這是一首屬於老人的詞，把風景看透，又對一切懷著淡淡的眷戀。
眉頭有愁，發上有霜，座中無客，明月不現，真是挺慘淡的事。但他講述得平靜，讓聽的人心裏更不好受。每逢佳節倍思親，看了中秋的月，才知道，親人有多遠，寂寞有多深。那一道海峽，就是不可逾越的天塹。傳說又是章惇的主意，非要讓兄弟倆隔海相望而不得見。我倒覺得章惇未必無聊至此。況且，以東坡的性子，政策稍一鬆動些了，偷偷渡海去見麵，也不是沒有可能，隻要上蒼肯給他足夠的時間。
問題就在於，時間已經不多了。長夜將盡，大夢初醒，這已是最後的時刻。
“海南的月亮，好看嗎？”東坡先生北望的目光有些淒涼。
他沒有回答這個問題。可是，又怎麽樣呢？幸災樂禍的人又能如何？明月就是明月，烏雲遮它不住。那一輪清光，終究屬於東坡，和東坡愛著的人們——哪怕隔著千裏，隔著海峽，隔著生與死。
東坡最後還是接到赦令，離開了海南。海南人記住了他。他也儼然把自己當成了海南人。在一首詩裏，他說道：“我本海南民，寄生西蜀州。忽然跨海去，譬如事遠遊。”
猶記得，十幾年前，東坡還沒有踏上過嶺南的土地，他的朋友王定國，已經因為“烏台詩案”的牽連被貶往嶺南——也算是東坡惹的禍。王定國在那邊待了三年，死了兩個兒子，自己也差點一命嗚呼，東坡很不好意思見他，怕被當作瘟神。王定國倒不小心眼，一回來，就找東坡敘舊。
王家有個歌姬叫柔奴，別名寓娘，女孩是京師人，陪著主人去嶺南共患難。她運氣比王朝雲好，竟然安全回來了。東坡向來憐香惜玉，又好跟女孩子搭訕，就問她：“那邊的風土，應該不怎麽好吧？”柔奴回答說：“此心安處，便是吾鄉。”東坡大喜，立刻提筆作詞相贈。
定風波·南海歸贈王定國侍人寓娘
常羨人間琢玉郎，天應乞與點酥娘。盡道清歌傳皓齒，風起，雪飛炎海變清涼。
萬裏歸來顏愈少，微笑，笑時猶帶嶺梅香。試問嶺南應不好？卻道：此心安處是吾鄉。
東坡為什麽這樣高興？無他，遇知音了。這句話正是東坡安身立命的所在，他是傳統儒家知識分子，同時深受佛老之學影響。而不管是儒家推崇的“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不改其樂”，還是佛家的識無常之苦，本來無一物，抑或是老子的清靜無為，莊周的似夢非夢，縱身大化……都在一波又一波的磨難中，被東坡融會，形成了他獨特的人生哲學。
現實中的家園是脆弱的。人隻要活在社會中，就會有所求，就會麵臨得失，就會有憂患之心，然後麵臨自我處境與價值實現的困惑，這是無法避免的事情。所以，不管走到哪裏，是在故鄉還是在異鄉，心不能安定下來，結果都是一樣的不快樂。
而找到內心的安定後，無論走到多糟糕的地方，也可以把它建造成家園，創造出未曾想象過的奇跡。就像詞中那個會唱歌的女孩兒，她是上天賜予朋友的禮物，當歌聲從她的皓齒間傳出，仿佛有風起、雪飛，使炎熱變成清涼。
此心安處是吾鄉，怎樣才能做到？東坡的答案是保持一顆無邪的赤子之心。所謂赤子，並不簡單地是“童稚”之意，它來源於童真，又超越童年蒙昧，達到純粹渾然的一種精神境界。
赤子用最自然的狀態迎接所有，當歌則歌，當哭則哭，當笑則笑，當怒則怒，毫無滯礙；赤子用善意與好奇打量世界，對汙穢有直覺的洞察而不會被傳染；赤子不在意別人怎麽看怎麽說，他隻要做自己就很滿意……東坡就是一個真正具備赤子之心的人，所以，他的生命質量才能夠如此厚重，又如此輕盈。
東坡激賞的柔奴姑娘，也同樣有赤子之心。她經曆磨折，從萬裏外歸來，容顏反而更嬌美年輕了。她的微笑裏，似乎還帶著嶺外梅花的清香。就是這樣，歲月對那些天真而純粹的人沒有辦法，風霜隻能讓他們變得更美好。
“問汝平生功業，黃州、惠州、儋州。”東坡在去世前不久，這樣總結一生。世俗眼光中名副其實的滑鐵盧，卻是他回憶時最大的驕傲。
秦少遊曾說：“蘇氏之道，最深於性命自得之際，其次，則器足以任重，識足以致遠，至於議論文章，乃其與世周旋，至粗者也。”（《淮海集》卷三十）少遊看自己老看不大明白，評價東坡卻有見地。他認為，蘇軾的才識中最高深的是他的人生觀，其次是治國經世的擔當與識見，最後，才是文學。
知道了這一種“蘇氏之道”，也就可以理解，在月光下歎息著的蘇東坡；須發披霜、滿心憂傷的蘇東坡，同時也就是那個陽光下快活著的東坡啊！
那個有趣、灑脫、自在的老頑童，頂著西瓜，在田野裏邊走邊唱，和孩童們一起吹著木葉在風中跳躍。
穿戴莊稼人的鬥笠蓑衣，在雨地裏蹚水，引得狗吠人笑。
不辭辛苦地走好幾裏路，到海邊采水果。據說那裏的水果，如果人們想要帶走的話，就會風浪大作。
為泡腳、梳頭這種小事寫詩，並繼續“吹噓”為養生妙法，還同情官人們不懂這樣的好事。
豐收的時候，和農人一起喝酒慶祝，被黎族少女們的花裙團團圍住，開心地大醉……
海南的月亮好不好看，還用問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