貶謫者的春天 熙寧年間的老友記
減字木蘭花·己卯儋耳春詞
春牛春杖,無限春風來海上。便丐春工,染得桃紅似肉紅。
春幡春勝,一陣春風吹酒醒。不似天涯,卷起楊花似雪花。
這是蘇軾於立春日在海南寫下的一首詞。寫得歡歡喜喜。桃花在海風中紅極,楊花漫卷如雪,迎春的儀式開始了,農人們正在播種希望。他自己也喝得暈乎乎的,待春風總算吹散了醉意,想起來,哇,這裏,真的一點不像人們說的“天涯”啊!
現在的海南是旅遊勝地,房價與物價齊齊高飛,人們仍樂此不疲地奔過去,在沙灘上被擠成魚幹狀,隻為享受一點碧海藍天。
一千年前的海南,是個讓絕大多數中國人恐懼的地方,寧願坐牢、砍頭都不要去。路途遙遠,氣候炎熱,水土不服,缺醫少藥,還有野蠻土人,無數毒蟲怪獸……誰會想到,它也有美麗的春天?
因緣際會,蘇軾來了,看到了,並寫下了海南的風、海南春天裏的花朵——他也不是自己情願來的,隻是,倒了黴,不得已。
遵宋太祖遺訓,本朝不得殺士大夫。對於文臣們,朝廷最常用的懲罰方法是貶謫。讓你遠離中原的繁華富庶,到窮鄉僻壤反省去。罪行越大,去的地方就越遠、越荒僻。一般地,到湖北、湖南。“湖廣熟,天下足”,那是到明朝的事兒,北宋時的兩湖地區,在人們心中,就是個鄉下。腳步再往南,到了嶺南,就是蠻夷之地了。養尊處優的官員們,聽說被貶到這裏,即使鐵石心腸,也不得不跟家人痛哭訣別——再不哭就來不及了,誰知此生還能否再活著見麵?最後就是海南,真真實實的天涯海角,大宋朝懸在海外最蠻荒的領土。能被攆到那裏去的人,說實話挺罕見的,得硬生生拔了多少根龍須,揭了多少片龍鱗,得罪了多少權貴,才能獲此“殊榮”啊!
海南人民淳樸,並不因為家鄉被朝廷當成罪臣們的天然獸籠而沮喪,也不知道“勢利眼”這個詞怎麽寫。他們以樸素的是非觀,熱情地接納了遠道而來的“大人”們。
海南島上建有五公祠,紀念唐宋以來被貶的五位大臣:李德裕、李綱、李光、趙鼎、胡銓。李德裕是晚唐“黨爭”領袖,後四位則是南宋時期因為主張抗金而被踢過來的。五公祠外,另有單獨一祠,供的就是我們的東坡先生。
東坡在海南留下了比其他“大人”更多的故事與傳說。比起其他“大人”,他的個性更有趣,作風更平民化,在文化與生活上跟本地人的互動也更多……一言以蔽之,他跟他處的這個地方很“親”。他是這樣坦****,竟把流放地也當成家鄉一樣去接受,所以,這個本該充滿生命中的失落、惡意與危機的地方,也溫情地接受了他,庇護了他。
東坡在海南待了三年。而初初渡過海峽,到達謫居地儋州城時,他已經年過六十,隨身行李唯書二冊,隨從一個也無。常年同患難的愛姬王朝雲業已病死在惠州,隻有最小的兒子蘇過,跟在白發如霜的老爹後麵,憂心忡忡。
蘇東坡是個大肚皮的胖子,那時沒有啤酒,所以大家都說東坡先生這一肚皮裝的都是學問,隻有他自己和王朝雲知道,裏麵裝的都是“不合時宜”。不合時宜的東坡先生,在黨爭激烈的年代裏,無論新黨還是舊黨上台,都顯得那麽礙眼。貶謫這回事,對他來說,早已經算是家常便飯,不過呢,都沒這次來得凶猛。這一次,政敵是抱著置他於死地的決心,一趕再趕,趕盡殺絕。而且,不再有太皇太後那樣的高層人物護著他,不再有友朋暗裏守望相助……最重要的是,他已經老了,真的老了,發蒼蒼而齒搖搖,到了不堪奔波的年齡。
這一回,大家都說,蘇東坡死定了,一把老骨頭,要丟在瘴雨蠻煙、海角天涯的腥風裏了。
東坡先生一生,除了愛開開玩笑、占點嘴頭便宜,為人多麽曠達隨和,上可陪玉皇大帝,下可陪卑田院乞兒,他能有什麽死敵呢?誰會忍心當真為難他?
有,這個人竟然還是他青年時代的好友,曾攜手同遊、守望相助的同伴,那是一個性格與蘇軾完全不同的人,他的名字叫章惇。
關於章惇,宋代筆記裏有兩則故事,都是在他年輕時和蘇軾同遊中發生的。一次,兩人在陝西,聽說仙遊潭風光好,便相約戶外運動去。那時候還沒有旅遊開發,山水處於原始狀態。於是,他們碰到難題了。
“下臨絕壁萬仞,岸甚狹,橫木架橋。”風景雖好,但危險係數高。章惇便慫恿蘇軾從橋上走過去,到對麵的山壁上題字留念。蘇軾望望然,不敢。章惇抬腳就走過去了,並拿繩子綁在樹上,從容攀爬上下,在山壁上留下一行大字:“章惇、蘇軾到此一遊。”
蘇軾不禁撫著章惇的背歎道:“你以後一定能殺人。”章惇問為啥,答曰:“能拚自己命的人也就能殺人。”章惇哈哈大笑。
蘇軾不愧冰雪心肝,有知人之明,這一刻,他對朋友半開玩笑的感歎裏,有驚訝,更多的還是讚賞。蘇軾交朋友,和他對待世事的態度一樣,擅長發現閃光點,並由衷地讚美之。他是真心誠意地喜歡章惇身上的狂放、勇猛、剛毅,甚至,還帶著一點點好友間的心照不宣和包庇。這時候,他是相信,自己的朋友,即使以後真的會“殺人”,那也一定有他必殺不可的正當理由。
還有一次,他們在山間小廟裏喝酒,忽然聽人說:“有老虎!有老虎!”借著酒意,倆愣頭青就騎馬過去圍觀,離老虎差不多百十米的時候,馬不幹了——當我傻呢,陪渾小子玩命?說什麽也不肯走了。蘇軾一看,算啦,這事是挺危險的!掉轉馬頭就往回跑。章惇卻自巋然不動,從懷裏摸了麵破鑼出來,往石頭上一撞,動靜之大,速度之快,真是迅雷不及掩耳之勢。老虎受這一驚,不明所以,居然跳起來飛奔而逃了。
可見,蘇軾像絕大多數的正常人,知風險、懂進退,不拿性命開玩笑。而章惇呢,則很有點豪俠氣、梟雄氣,做事有狠勁,亦有獨出心裁的巧勁。這樣的人,當他決定做一件事的時候,世上沒有任何東西能夠阻攔他。
章惇不是不夠朋友。猶記元豐二年(1079年)的烏台詩案,蘇軾被“變法派”的一些人羅織罪名下獄,其勢危在旦夕,落井下石的大有人在。而身為變法派中堅力量的章惇,卻挺身為蘇軾辯護,並對宰相王珪當麵直斥,極顯當年攀岩、嚇虎的勇氣。事後,蘇軾被貶到湖北黃州,親友中沒多少人敢去搭理他,也隻有他的弟弟蘇轍和章惇兩人,隔三岔五地寫信去勸慰。
事情是從什麽時候開始改變的呢?可以肯定,是跟那場“熙寧變法”有關。而關鍵的轉折點,應該從元祐年間說起:變法派的靠山宋神宗與精神領袖王安石都已病逝,守舊派高太後與司馬光執政,對變法一眾進行大清洗,將他們陸續趕出朝廷,甚至貶謫至嶺南。嶺南之謫,已經近百年沒有大臣遭遇過了。守舊派中也有人反對,說處置太過嚴厲,恐怕將來會遭報應,然而還是被雷厲風行地執行了。
在一些人看來,這不過是除惡務盡,是“君子”對“小人”的一次清剿。然而,政見之別,真能作為劃分忠奸的標準嗎?王安石以下的變法團體中,有趨炎附勢之徒,有投機者,可是,也有真為理想而鼓動的人啊!
不合時宜的蘇軾,在自己好容易春風得意的一刻裏,站出來,唱反調說:“你們這樣做太過分了,簡直就是打擊報複。”結果,連他也被趕出京城了。
一朝天子一朝臣,高太後去世後,哲宗皇帝繼位,重新起用變法人士。他不知道,在多年的失望與怨恨中,他們中的大多數,已經變了模樣,冷酷了心腸,磨利了爪牙,誓要報仇雪恨。
十年河東,十年河西,圍繞變法的鬥爭,早已經脫離江山社稷的共識,到了你死我活的地步。這是北宋知識分子的一場集體悲劇,時代的精英們,將才華與生命耗費在無休止的內訌上。講究修身、齊家、治國的士大夫們,不知不覺,將家國之責忘卻。
章惇,重新回到權力中心時,成了為達目標六親不認的人。曾經被蘇軾讚賞的自信與剛毅,變成了自負與刻毒,而年少時的狂放,在歲月裏,竟然化作了對這個世界無時無刻的嘲笑與不信任。
《宋史》中說章惇“豪俊,博學善文”,文學方麵,我們並不曾看到他留下多少印跡。這個人畢生的心血與精力,都用在“變法”上了,準確地說,用在朝堂爭鬥上了。
不需要列出那些罪名,總之蘇軾在近花甲之年,被一腳踢到了廣東惠州。他在惠州待了三年,山水看遍了,熱帶水果吃夠了,還作詩:“日啖荔枝三百顆,不辭長作嶺南人”“報道先生春睡美,道人輕打五更鍾”。詩流傳到京城,章惇一看,好嘛,蘇子瞻你還能這麽快活!臨門一腳,把子瞻老弟踢到了遠得無從再遠的海南。
說起來,蘇軾也真是的,您是在被流放、被處罰的狀態中哎,拿出點敬業精神,做出些苦楚不堪狀,讓上麵看著高興一下,不好嗎?何況,這日子客觀上確實是很苦的。住不好,吃不飽,自己采野菜充饑,心愛的女人又死了,早該抱頭痛哭了,為什麽蘇軾就不肯哭給大家看?不僅不哭,還得意揚揚?
章惇的怒火,就在這樣的琢磨中熊熊燃燒起來。但我覺得,在心裏,對於老友的隨遇而安、自得其樂,他其實是嫉妒的,因為他做不到,也想不通,為什麽有人能做到。
這麽多年了,蘇軾沒變,還是那個膽子不算大、嘴巴不老實、接物太隨和、處世沒心機的好人。很寬容,很有趣,一個無論如何,你都會覺得他很可愛的人。
他曾認為這不算什麽優點,他仰慕的是導師王安石那樣的人,高瞻遠矚,殺伐決斷,敢為天下先,建萬世之功業。蘇軾高才,名頭響亮,也不過是個保守文人,哪有什麽魄力,實不足與自己為死敵。然而,他還是慢慢地對蘇軾痛恨起來了。
章惇驚異地發現,蘇軾的內心比自己快樂很多。這個萬變的無情的世界,誰能不被它耍得團團轉?想堅持點什麽,就要咬緊牙關和它死磕,但不管多累多痛,還是會不知不覺被改變了模樣,變得自己都厭惡起這一個“我”來。
蘇軾偏偏就可以不變,忠誠於自己的心,始終護衛著作為一個儒者、一個士大夫的原則,外界多紛擾,內心就有多豐饒。雖然他也常常迷惑、驚懼、不知所措,可這些都讓他變得更從容更曠達,更可愛更有趣了。
而章惇自己呢,明明胸懷大誌,抱著獻身於一樁偉大事業的決心,卻怎麽就走到了今天,被憤怒與無力感纏繞著。每一天,睜開眼就要與天鬥、與人鬥,一邊應付明槍暗箭,一邊在人身後下黑手。那些人,無論是對手還是同伴,都一樣的頑固、愚昧、狡詐,讓他一刻不能放心,一刻無法安寧……
他倒要看看,到底怎麽樣,才能讓蘇軾真正地垮下來,讓蘇軾的心中和他一樣充滿戾氣與怨恨。
可惜,蘇軾收到了他送來的一切折磨,唯獨沒收到他的恨意,依然一廂情願地相信:子瞻與子厚是好朋友,隻是因為政見不同,不得不如此。
我想,我若是章惇,也隻能對著這顆惡意怎麽也無法侵蝕的赤子之心,悲憤地抓狂吧。
哲宗駕崩,徽宗上場,就是那個喜歡畫畫、球也踢得好的趙佶。章惇曾評價“端王輕佻,不可以君天下”,極力反對他即位。章惇怎麽說也是為趙氏皇朝貢獻了一生才智,慧眼識人的長處更是有的。他說得不錯,正是端王的輕佻,將北宋的河山早早斷送。
因這層恩怨,章惇被趙佶也貶到嶺南去了,世事就是這樣無常。與此同時,蘇軾受到赦免,離開海南,正在從嶺南取道北歸的路上。以章惇的高傲,自然不會和老友說什麽。倒是他的兒子,也是蘇軾的門生章援,寫了封哀婉懇切的信給蘇軾,替父親求情。蘇軾拿著信,高興得要命,對兒子蘇過說:“這篇文章寫得好,有司馬遷之風啊!”然後,回信道:“我和你父親為好友四十多年,雖然中間有些不合,並無損於交情……過去的事情就不用說了,隻論將來……”
下麵又絮絮提醒些嶺南生活的注意事項,囑咐他們多帶些家常用藥,自療之餘,亦可惠及鄰裏鄉黨之類。
不知道章惇見到這封信會怎麽想,我能了解的是,千年之後,看到這樣家常又寬厚的文字,亦能感到東坡先生身上那至真至善的人性光芒。
也就是這一年,東坡與世長辭了。北歸途中逝於江蘇常州。他終究沒能回到家。
那一刻,“吳越之民,相與哭於市,其君子相吊於家,訃聞四方,無賢愚皆谘嗟出涕。太學之士數百人,相率飯僧慧林佛舍。嗚呼!斯文墜矣,後生安所複仰?”。愛東坡的人,生前身後都是那樣多。
章惇亦於四年後逝於嶺南雷州,無聲無息。
後世人常罵章惇是小人,背叛了與蘇軾的友情。但看過他們的一生行徑,我想事情未必如此簡單。
東坡,他真是千古唯一的人,讓無數人感到親切並且敬愛他。而內心裏,我更能感到共鳴的是章惇。因為在他那裏,我看到的是一顆接近於我們平常人的心。軟弱、自負、嫉妒、掙紮……許許多多的人性弱點,織就一團矛盾,善與惡共存,私欲與公義較量,被冷硬的現實壓得快要爆裂了。
我們都很容易被**,被環境同化,隨波逐流,背離初衷,且不自知。隻偶爾老天作弄,我們才在某個平常的清晨,忽然摔碎鏡子,害怕裏麵的那個渾蛋、那個怪胎。正是這一點,讓我也有點心疼章惇。
不過,章惇跟平常人還是不一樣。他和導師王安石一樣,身上有種孤絕的氣質。這是曆史上“變法者”們共同的氣質:他們革命,他們執著無畏,雖千萬人而吾往矣。同時,他們又太堅信手上的真理,不肯包容,不願妥協,反對者越多,越發頑強、剛愎起來。到最後,六親不認,眾叛親離。最糟糕的是,他們還不是通俗意義上的小人。小人好利,可以收買,可以講條件;而他們,在意的不是私欲,是信仰。信仰才是人類所有情感中最崇高,也最可怕的東西。
章惇一生,打垮了很多敵人和親友,還親手打垮了自己。他整過東坡,可我也像東坡一樣,恨他不起來。我的理由是:我知道,人性之惡就是這樣難對付的,哪怕你誌存高遠,守身欲潔。
這真是悲哀。好在,我們還是知道,這世界上,至少還有一個人,不是這樣的,他像個天才兒童一樣,神奇地跳出了所有濁世的汙染、人性的圈套……這個人就是蘇東坡,古今中外隻此一個的東坡先生。
誰能像他那樣冰雪聰明,又沒心沒肺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