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元旦淩晨離開醫院的茂井誠治，隔了一天之後，在三號下午回到了醫院。他原本說雪停了就回來，但二號早上明明已經放晴了，他卻沒回醫院，就這樣連著三晚待在外麵。期間，護士們照顧千代，疲於奔命。雖說千代沒有意識，但一天卻免不了得喂三次飯，尿布也要換，一天至少要給她翻三次身，此外還有換睡衣、在她睡覺時把她綁好的活兒。今天，千代有點兒腹瀉的症狀，汙物浸透了墊在身下的塑料布，把床單也弄髒了。過年放假期間，值白班的護士一共三個人，要照顧五十多個病人並不容易，不可能專門看著千代一個人。
護士長過來告訴我，誠治已經回來了。她帶著一絲興奮說：“那人大概都不記得陪護是自己的事了。就因為要陪護病人，他才不用出去工作，國家還給他發錢。我看他是打算忘掉自己的職責，在醫院過遊手好閑的日子。這種時候，希望您能嚴厲地訓斥他一下。要是再放任不管，他就隻知道偷懶了。”護士長一口氣說完這些，接著又說，“從今以後，我們深夜也要把後門關著。我問過了，他好像就是從後門逃跑的。”
聽著護士長的話，我感覺自己似乎受到了訓斥。除夕夜間，其實該說是元旦的淩晨，我就是從後門離開回的家。之前，護士問過我關不關後門，我說讓她把門開著。如果誠治是從後門逃走的，那我可能就要承擔一部分責任了。
深夜開著後門好像確實有點兒問題，之前就有沒付住院費的病人趁著深夜從後門逃走。護士長要關後門，我沒有意見。雖說這樣一來回公寓的路就變遠了，但也隻是多出五六十米而已。見我點頭，護士長又趁勢說：“誠治現在就在病房，您是馬上過去呢，還是把他叫到這裏來呢？”病房裏除了誠治的妻子，還住著村上裏。我不好當著她的麵斥責誠治，最後決定讓誠治到醫務室來。
下午三點，太陽已經開始往西邊的防雪林那頭垂落了。今天放晴了一整天，簡直快令人忘了元旦時下個不停的大雪。傾斜的日光中，大葉桂櫻的枝梢根根分明。我抽著煙看向窗外，這時護士長敲了敲門，身後跟著茂井誠治。
“進來吧。”護士長說完，就轉過頭看向身後的誠治，“聽好了，醫生現在非常生氣，你要好好道歉，保證不會再犯，並請醫生原諒你。”她又向我施了一禮：“拜托您了。”隨即離開了醫務室。
門關上了，房間裏隻剩下我和誠治兩個人。我再次看向誠治，他垂頭站在昏暗的房間裏，身上穿著褐色的毛衣和厚實的黑褲子，右膝附近泛著汙垢的油光。他剃著光頭，肩膀很寬，或許是因為身體略朝下弓著，兩隻胳膊看起來比一般人要長一些。“請坐吧。”我指了指麵前的椅子。誠治戒備地看了我一眼，小心地把腿挪進桌椅之間坐下來。護士長都把話說到那個份兒上了，我不得不好好敲打敲打誠治。但從誠治乖順的舉止上看，他應該已經被護士長狠狠教訓過一頓了。我現在把同樣的事情再重複一次也沒有意義。
我沒有斥責誠治，而是詢問他昨天為什麽沒回醫院。“合作社的人去你家的時候，你說了等雪停就會回來的吧？”誠治保持著微微前傾的姿勢，什麽話也沒說。顯然，他隻要不答話，沉默就會一直持續下去。無奈之下，我又接著說，他不在的時候大家都很難辦，尤其正是過年放假期間，人手本來就不夠，實在是麻煩。誠治依然一言不發。我想，他是不是在以此表示反抗呢？會不會被人訓斥了，心裏生悶氣，幹脆就閉口不語呢？然而，他把兩手放在膝上，低眉順眼的樣子根本看不出一絲反抗的跡象。他眼神溫和，看起來反倒比任何時候都順眼。
“這三天你一直待在沼田的老家吧？”問到這裏，誠治才終於抬起臉點了點頭。他的右眼有輕微的斜視，那一瞬間看起來就像是在往旁邊看。“在家裏待著開心嗎？”我問道。誠治嘴角微鬆，不好意思地笑了起來。不知為何，在這個時候，我感覺自己嗅到了男人的氣息。
“你長期陪護老婆，可能已經忍不下去了，但也不能像這次一樣把她丟在那裏不管，我們會很難辦的。你是辛苦，但病人可比你更辛苦啊。”說著說著，我感覺自己仿佛變成了學校老師。對一個大男人說這種話讓我覺得不好意思。
誠治把手放到腦袋上大力撓頭。他什麽都沒說，不過這副樣子看起來應該是理解了我說的話。“實在想回家的時候要和護士說好了再走，不然大家都以為你還在，就忘了去照顧你老婆了。這樣一來，她的病情如果突然惡化了，大家也不會注意到，知道嗎？”話說到這份兒上，我自覺已經把該說的都說了。是否能讓護士長滿意姑且不管，誠治是成年人，說到這個地步已經足夠了。
“抽煙嗎？”我從口袋裏拿出煙，想以此掩飾對誠治說教的尷尬。誠治略帶疑惑地看看我，隨即拿過香煙。“你家裏有女兒和兒子吧？”我問。誠治把吸了一半的煙拿回手中，點了點頭。“兩個孩子留在家裏應該會覺得孤獨吧？”話快說出口的時候，我及時止住了。說這句話無疑就相當於讚同誠治離開醫院。我轉了話頭，問他孩子們是不是正在放寒假。或許是沒那麽緊張了，誠治第一次張口回了句“是的”。我問起孩子們上學的事情，誠治慢悠悠地說：姐姐每天早上先起床，做好飯後出門上學；弟弟回來得比姐姐早；姐姐的學校離沼田有六公裏遠；姐姐坐早上七點半的公交車去學校等等。他每說一句都要停頓片刻。
“所以，弟弟傍晚先從學校回來，會燒好爐子等姐姐吧？”我問。誠治點點頭。
“晚上家裏隻有兩個孩子嗎？”我想起了去年秋末去沼田附近出診的事情。中心城區沿國道向北走三公裏左右，就是起伏平緩的丘陵地帶，草場與倉庫點綴其間。路途過半處有一家廢車停放場，往前左拐就是一條筆直延伸的寬闊土路。土路左右兩邊的田地裏隨處散落著防雪林與農家，大多數農家都帶著儲存幹草的筒倉與放置農具的小屋。到了冬天的這個時候，整片田地都覆蓋在白雪之下，開發局 用掃雪車才能清出一條道來。誠治的家就在那條道上，住址名稱直接沿用了開墾田地時劃出的分區名字，叫作“一線八號”。
“正月裏做什麽好吃的了嗎？”我問。誠治笑著搖頭。指望一個上高中的女兒做年夜飯未免強人所難。
盡管心裏覺得有些逾矩，但我還是問起了孩子們生活費的事情。誠治說，大概一周給姐姐一次生活費，每次一萬日元。這麽算起來姐姐每天的花費大概是一千日元，她就用這筆錢安排生活。而她沒時間做飯，基本上就吃些泡麵、杯麵。我見過誠治的女兒一次，那是在暑假的時候，她來醫院陪護母親。誠治的女兒雖然每天淨吃泡麵，但長得卻很胖。她雙眼凹陷，鼻子肥大，這些地方都隨了誠治。
“壓力很大吧？”聽我這麽問，誠治就說他們家每個月能拿到八萬日元。我不知道福利機構是怎麽算出這個數字的，又是根據什麽來決定父子三人一個月拿八萬日元的。按一天一千日元的標準來算，孩子們每個月的餐費就是三萬日元，那麽剩下的錢可能都花在了買衣服和誠治的生活上。
“正月裏你們父子三個難得聚在一起，過得很愜意吧？”不知從何時起，我忘了自己是為了訓斥誠治才把他叫過來的，反倒覺得他回家是一件好事。突然回想起原本的目的，我又一次對誠治說，偶爾回家沒關係，但不能一聲招呼都不打。誠治垂下眼睛，低頭說了句“對不起”，像個大孩子一般。“回家是可以的。”我說。誠治再次打量了我一眼，慢慢地站起身。
誠治離開後，我靠著椅子，把腿搭在桌子上，朝外望了一會兒。黃昏時分，冰雪覆蓋的原野常常會出現萬籟俱寂的瞬間，仿佛一切都凝滯不動了。現在就是如此。午後陽光西斜，殘留在雪間的細瘦楓樹在雪麵上落下長長的影子。遠處傳來吉他的聲音，或許是住在210號病房的青年彈奏出來的。
到了正月的第三天，我實在是覺得疲憊了。從除夕當天算起，到今天我已經連著值了四天的白班。當然，正是過年放假期間，新來的病人並不多。中午剛過，行政當值的高田來到醫務室，告訴我三十一號來了五個病人，元旦來了五個，二號來了八個，三號來了三個。其中，重病患者就是元旦淩晨送過來的金井老人，剩下的全是輕微受傷或得了感冒。說是值班，其實沒有病人的時候，我是可以待在家裏的。實際上，我晚上幾乎都在家裏。和值班護士比，我的工作似乎要輕鬆得多。然而，護士們值一天班後，第二天可以休息；我看似輕鬆，卻要連著值四天班。這樣的經曆於我而言尚屬首次。
一開始，院長問我能不能在三十一號和一號當中選一天值班的時候，我稍稍思考了一會兒，說可以值完整個假期。院長起初一臉不相信的神情，之後又問了我好幾次是不是真的可以值完一整個假期。我從一開始就決定留在這座城鎮過年。與其冒著大雪外出，我更願意選擇舒適的方式，待在暖氣充足的醫院或家裏。我把這些話說給院長聽後，院長說：“如果你有事要外出就隨時告訴我，我來換你的班。”但我並沒有外出的打算。我如果外出，要麽是去桐子上班的餐廳，要麽是去找耳鼻科醫生室井—自從送了一個病人過去後，我倆就熟識起來了，再就是去找通過圍棋結識的老人大和田。然而，餐廳會放假，我和剩下的兩個人也還沒有親密到可以不打一聲招呼就自行上門的程度。決定連值四天班後，我反倒覺得自己得了個悠長的假期。
可連著四天下來，我難免還是覺得有些膩煩。其實，我煩的不是值班，而是每天兩點一線地往來於醫院與家之間，眼中所見唯有窗外的風景，也許正是這份單調讓我提不起勁。不過，這種日子從前也常有，我甚至會連著一周或十來天哪兒都不去，隻在醫院和家之間來來回回。那種狀態與現在的不同之處僅僅在於：現在白天隻看急診，因此閑暇時間很多；再就是因為要值班，所以必須清楚地告知醫院自己的去向。要說這兩者中究竟是哪一個讓我感到疲倦，恐怕就是前者了—空有閑暇，人卻被拘在固定的地方。事實上，哪怕身體上得到了放鬆，值班還是會給人一種受到拘禁的感覺。這種感覺一直持續，可能就會不利於人的精神健康。想到這裏，我意識到誠治現在的狀態與之類似。
有時我會想，誠治雖然要陪護病人，但實際上卻算不得忙碌。當然，給妻子喂飯、護理下身確實不簡單，但除此之外的其他時候，他都相當空閑。至少和做農活兒的時候相比，他已經輕鬆了大半。要是把閑下來的時間拿來看漫畫，恐怕多少本都不夠看。但現實情況卻是，誠治始終被病人束縛著，哪怕一小時的自由時間都沒有。病人不知何時就會無意識地抓臉，又或是咳個不停，把喉嚨給堵住。就算有時無聊至極，時間又多得無從打發，誠治也不能離開醫院。想到這裏，我突然感到好笑。醫生與陪護過的是一樣的日子已經很奇異了，而一方說教，一方乖乖聽訓就更為滑稽。
我開始有些理解誠治了。兩年多來，一直被緊緊地拴在病情毫無起色的妻子身邊，任誰都會偶爾產生逃離的念頭。正月那三天不回醫院，與其說是心懷抗拒，不如說是安撫精神的必要之舉。我後悔自己對誠治說了那些帶有警示意味的話。他雖然聽得認真，但內心沒準兒還是沒有完全接受。隻要妻子還活著，他就會一直被拘禁，無法逃離。而負責監督他的我，暫時也得過同樣的日子。我微覺鬱悶，把眼光投向窗外。
日頭落入西邊的神社山彼端，群鳥從大葉桂櫻林裏齊飛入空。不知靠什麽在指引，四五十隻鳥追在領頭的幾隻鳥身後，繞著雪原盤旋一圈，而後再次向著樹林的方向飛去。群鳥的蹤影一消失，雪地就迅速昏暗下去，夜色從四麵圍了過來。想起桐子七點要來，我開始收拾東西準備回家。
醫務室裏，藥劑師高田靖子邊看電視邊織著蕾絲。她今天在醫務室值班，在看得見雪的窗邊織白色蕾絲。這副景象令人感到一陣寒意。
這是靖子在醫院工作的第八年。靖子今年三十二歲，單身，據傳和之前因為胃潰瘍住院的一個病人關係不簡單。在藥劑師這個行當裏，她算得上是經驗豐富的老人了。高高的個子與認死理的性格，或許就是令她遲遲不走入婚姻殿堂的原因。自從我一年前來到這家醫院後，靖子就一直待我很好。不知是不是因為在這裏待久了，她告訴了我很多事情—上至院長、護士長的性格，下至保潔女工的男女關係。我對這一類事情不太感興趣，但聽她說說話，自己就不會那麽無聊了。醫院裏的其他員工稱她為“大奧”，據說是因為她年紀大，嘴又碎，動不動就要找院長夫人告密。我還聽說，在某些方麵，相比辦公室秘書長和護士長，院長夫人更願意聽信她的說法。總而言之，員工們表麵上敬重她，背地裏則不想與她為伍。而我則沒什麽遠離她的理由。她的缺點是一旦開口，必定要說上很久，但我也沒有因此蒙受什麽損失。
不知是不是因為今天心情好，我一進門，靖子就立馬停下手中的活兒，給我倒了杯咖啡。她問我加不加奶精，在我回答不要後就對我說：“喝黑咖啡可是會傷胃的哦。您還是醫生呢，做的全是些不利於身體健康的事。”我不以為意地喝了口黑咖啡。“我喜歡邊看雪天日落邊喝咖啡。”靖子說。我也有同樣的感覺：“在這樣的夜晚，獨自聆聽舒伯特的音樂真是再好不過了。”喝完咖啡，我對靖子說自己要回家了，有什麽事再聯係。或許是說得突然，靖子露出驚訝的表情，問我回家有什麽事。“沒什麽事。”我答道。聽罷，她笑了起來，問我昨天有沒有打噴嚏。打噴嚏這種事當然是不存在的。見我一臉莫名其妙，她便說道：“昨天，我們在院長家聊起過你。”我想，大概又是和熱衷八卦的院長夫人聊起來的。見我沉默，靖子就繼續織起了蕾絲，沒有開口的意思。我本來也不怎麽想聽。剛準備起身時，靖子又追著問我：“您一個人不覺得寂寞嗎？”
我和桐子交往的事情，靖子應該也是知道的，那一個人的說法又是從何而來呢？她故意這麽問，是不是在嘲諷我呢？我沒有說話。靖子又問：“您妻子為什麽沒跟著一起過來呢？”昨天她與院長夫人聊起來的，可能也是這件事。我依然沉默，她就說：“您妻子不容易啊。”
我把從大學離職，要來這座城鎮的事情告訴妻子時，妻子明確表示不想跟來。我們是從什麽時候開始變得貌合神離的呢？直接的開端應該是三年前妻子的流產。妻子骨盆狹小，子宮發育不良，最終導致流產，但她卻固執地認為所有責任都在醫生身上。懷孕剛進入第四個月的時候，她去大阪辦事，當時確實是得到醫生的許可之後才去的，然後在那之後過了幾天，她就出現了流產的征兆。流產的原因或許正如她所言，是因為出了趟遠門，但完全歸咎於醫生沒有任何根據。醫生也不是全知全能的，撇開自己的體質問題，一味地單方麵指責醫生未免過於任性。我把自己的想法說出來後，妻子哭喊著問我究竟站在哪一邊。萬幸的是，一年後妻子又一次懷孕了。這一次她雖然打了保胎針，卻還是在剛進入第八個月的時候早產，生下了三斤二兩重的早產兒。孩子進恒溫箱撫育了一段時間，兩周後就因為黃疸太嚴重夭折了。妻子照舊責問負責的醫生和護士，而我反倒覺得，孩子的死或許是一件好事。
從很久以前開始，我就對婦產科醫生和兒科醫生自豪地在學會上分享自己拯救了八個月大或三斤重的早產兒之類的故事心懷疑慮。早產兒的機能遠低於足月嬰兒，得腦癱和智力發育遲緩的比例很高。我們外科醫生常常會看到早產兒長大後的一些明顯的缺陷，因此並不讚同養育情況極端的早產兒。與其做這種研究，倒不如思考如何使早產兒月份足了之後再出生。
我基於事實說出了這番話，妻子則說這不是一個父親該說的話。確實，對懷胎八個月的妻子來說，孩子是沒法徹底放棄的。但是，這也不意味著一切就此終結，機會仍在。我這樣安慰妻子，結果她說無法理解我的想法。妻子這麽說，或許是因為生產過後情緒不穩定，不過在那之前，她也多次說過類似的話。她從前就反對我隻待在大學做研究，不去私立醫院做醫生，又對我與她那些喜好人情往來的親戚少有聯係的事情心懷不滿。在我來這座城鎮之前，她就時常回娘家居住，我們兩地分居早已是稀鬆平常的事情了。院長夫人應該並不知道其中的內情。我來這裏的時候，隻說了自己有妻子，是一個人過來的，院長也沒有過問什麽。院長不是那種對別人的私事刨根問底的人，所以他的夫人也沒在明麵上問過這些事。
“您妻子不會覺得寂寞嗎？”靖子又問了一遍。我隻好回答說不知道。事實上，我不太清楚妻子內心真正的想法，目前也不想去考慮她的想法。
我拿起大衣，為她給我倒咖啡的事道了句謝，然後站起身。靖子的表情突然變得不安，問我是不是因為她的話而不開心。“沒有的事，我隻是想回去休息一下。”說完這句，我便離開了醫務室。
回到家，我在夕陽的餘暉中假寐了一小會兒，時間不長，大概二三十分鍾。睜開眼的時候，昏暗下來的房間裏還跳動著暖爐的火光。我按亮燈，拉開了陽台上的窗簾。昨天雪就停了，窗玻璃邊緣凝結了冰花，看來入夜後氣溫還在不斷下降。暖爐雖然燒著，卻隻有正對著火光的那一麵臉能感受到熱度，後背則一片冰涼。我把早上扔在**的開衫罩在了毛衣外麵。
差不多該吃晚飯了。醫院裏一般五點開始出病人餐，員工們的用餐時間是六點左右，之後保潔女工要收拾，會一直留飯到七點半，我隻要趕在七點半之前過去就能吃上飯。如果遇到急診來不及過去的時候，後廚的員工會在置物架的一角留出值班人員的餐食。倘若我現在過去，可能還會吃上溫熱的飯，但我已經不想再出一次門了。
我繼續在沙發上躺著，打開電視，裏麵正在播放新聞，然後是天氣預報。身穿橙色毛衣的女播音員播報說：“今夜降溫加劇，明日早間平原地區氣溫零下15攝氏度到16攝氏度，其中山地氣溫可能降至零下20攝氏度。”播音員的身影消失後，石狩川河口的燈塔出現在屏幕上，下方滾過“請您在休息前先關閉水管閥門”的字幕。天氣太冷，水管就會被凍裂。看著字幕，我思考起水結成冰後體積會增大多少這個問題，從前學物理的時候應該是了解過的，然而現在卻回想不起來。就在我思考的過程中，電視裏的燈塔雪景變成了S市的街景。
我聽人說，關閉水管閥門需要擰緊連接總閥門的水龍頭，但自己還沒關過。獨門獨棟自然另當別論，但公寓裏的住戶不止一家，即便我自己不關，水管應該也不會被凍裂，況且我還沒聽誰說過公寓的水管被凍裂。字幕消失後，我不由得想起了誠治不在的那個缺少父親的家。今夜如此寒冷，孩子們會不會記得關好水管閥門呢？聽說秘書長家裏的水管就裂過，哪怕即刻聯係自來水公司，修理也要花上兩天時間。沼田的農家居所是露天環境，氣溫應該比城區還要低個2至3攝氏度。我為此擔憂了一會兒，不過說不定孩子們早就見慣了寒冷天氣，稀鬆平常地把閥門給關了。天氣預報播完後就到了七點。或許這個時間還能吃上溫熱的飯菜……這麽一想，我突然覺得腹內空空。桐子說會在七點左右過來，我要是不鎖門，她就能自己進來。想到這裏，我就在開衫外套了件大衣，向著醫院的方向走去。
冰雪覆蓋的路麵凍得硬實，每跑一步都會發出“咯吱咯吱”的聲響。剛跑了五十多米，呼出的氣息就暈白了鼻尖，看來氣溫真的至少降到零下15攝氏度了。
後廚還剩一個肥胖的保潔女工，她正從自動清洗機裏拿出洗好的餐具。後廚裏的這個設備是院長夫人親自設計的得意之作，一次可以清洗二十人份的餐具。我一走進去，保潔女工就對我說：“您來遲了，我剛剛還在想要不要給您打個電話呢。”餐食除了烤製遠東的多線魚，還有燉煮的蘿卜與馬鈴薯、裙帶菜味噌湯、金槍魚和章魚刺身。隻不過刺身是特供給值班人員的，不屬於病人餐。
“每天都要值班，很累吧？”保潔女工邊給我盛飯邊問。這句話我已經聽過不知道多少次了。還沒有累到別人說的那個程度，我雖想這麽說，最終還是保持了沉默。保潔女工繼續往碗櫃裏放洗好的餐具，邊幹活兒邊問我正月也一個人待著不回家，會不會感到孤獨。
“也不是不孤獨……”我含糊著回了一句，吃完飯接著就去了二樓的值班室。聽值班人員說，住院的病人一切正常，隻有315號房的一名高血壓病人想要點安眠藥。我開了服用一次的藥量，隨即離開。
離開家大概有三十分鍾。等我回去的時候，門口擺了一雙女士長靴，桐子剛剛關掉吸塵器。今天她沒穿和服，在藏青色的毛衣外，套了件嫩綠色的格紋襯衫。
“家裏沒人的時候，不鎖門可是很危險的。”桐子說完這句，接著又問我餓不餓。我說自己剛才就是去吃飯了。“笨蛋。”桐子邊說邊從塑料袋裏拿出一個小小的保鮮盒。
“今天和姐姐一起做了什錦飯。我還想給你做個年糕湯，就帶了雞肉和鴨兒芹過來。”擺在上層的黃色保鮮盒裏裝著什錦飯，下麵的綠色容器裏則是年糕湯的材料。
“我都帶來了，好歹吃點吧，可好吃了。你正月裏還沒吃什麽應景的東西吧？”桐子說。其實，除夕夜我在醫院吃了跨年蕎麥麵，元旦的時候也和軍隊一起吃了院長家裏送來的下酒小菜，二號早上醫院還做了年糕湯。雖然家裏什麽都沒有，但我自己感覺還是吃過正月的應景食物了。況且，我本來也對正月要吃的東西沒什麽興趣，有的吃就吃，沒的吃就不吃。
我喝著白蘭地說出了自己的想法。桐子有些不忿：“你總是這樣，對什麽都無所謂。”我說：“沒有那回事。你特意帶過來，我很感謝你的這份心意。”桐子說：“就算接受了別人的心意，你也沒有驚訝、開心的樣子；別人怎麽對你，你完全不放在心上，總是一臉無所謂的樣子。說白了，你就是個冷漠的人。”就在這瞬間，我回想起妻子也對我說過類似的話。
“喂，你知道我在說什麽嗎？有在認真聽嗎？”桐子問道。我當然聽進了她說的話。桐子的話並非毫無道理，還不至於令我生氣。她討厭我不把情感表達出來，但實際上是我沒法表達本來就不曾出現的情感。我把這話一說，桐子就背過臉去，讓我給她支煙。我把煙盒遞過去，她從裏麵抽出一支，自己用打火機點燃了。桐子有時會出於惡作劇的心思拿煙出來抽，但這種情況隻發生在她心情好或感覺煩躁的時候。和以往一樣，這次也是抽了兩口就被嗆住了。緩和過來後，她開口說：“我沒給你提任何為難的要求，隻不過是特意帶了年節吃的飯菜過來。你要是覺得高興，我希望你可以坦率地把‘我很高興’講出來。你說吃不吃都無所謂，這不是在浪費我的心意嗎？”
被桐子這麽一說，我隻得重新說了句“謝謝”，聲音裏還帶著股似乎是刻意為之的生硬感。桐子撚滅沒有抽完的香煙，說了句“你這人真奇怪”，隨即笑了起來。
經此一出，桐子的心情稍稍好轉。她歎出一口氣，邊喝白蘭地邊看起了電視。電視裏，從去年年末起就頻頻現身的歌手正在唱著那首經久不變的歌。我們兩個看著看著，桐子突然開口說：“我看到架子上的賀年卡了，裏麵有一張很奇怪呢。”我想起從醫院把那疊賀年卡拿回家後，就一直放在架子上沒管。桐子起身把那張賀年卡拿了過來：“什麽嘛，完全看不懂。”說著就把賀年卡遞到我麵前。如我所料，果然是牟田明朗寫的那張。“順著倒著都看不懂，簡直就像猜謎。會不會是送錯了，還是有人故意開玩笑寫的？”
我告訴她，這張賀年卡是一個八歲的孩子一筆一畫認真寫給我的。她不相信，讓我讀給她聽，我就讀了。桐子聽完後笑起來：“寫的是‘新年快樂’嗎？你在騙我吧。”
我對桐子說，寫賀年卡的孩子是我以前的病人，他得了病，全身骨骼屈折，因此無法正常寫字。桐子被勾起了好奇心，問我孩子得的是什麽樣的病，為什麽要給我寄寫著笨拙字跡的賀年卡。“快說給我聽聽，那個癡呆的孩子為什麽這麽仰慕你。”聽她用了“癡呆”這個詞，我決定稍微詳細地解釋一下。寫這張賀年卡的不是癡呆兒童，就算是為了牟田明朗的個人名譽，我也必須先說清楚這一點。
我解釋說，那孩子生來就患有脆骨病，出生時子宮內部的壓力都能輕易地折斷他的骨骼。根據國外的病例報告，有孩子甚至在出生的過程中就骨折了十來處，還有人因此死亡，其中大概有一半人能存活下來。得了這個病的人容易骨折，不過相應的骨折部位也很容易重新黏合，不知該說是幸運還是不幸。幼兒有適應能力，他們的內髒軟組織與肌肉可以根據骨骼外形的變化而變化，因此在骨折後，重新接合起來的部位會變得奇形怪狀，而他們就這樣帶著一副異常的骨相繼續存活下去。我第一次為明朗診治時，他全身上下有十多個地方發生了骨折，這些還隻是X光片上清晰可數的部分，算上未能成型、在X光片上顯示不出來的軟骨部分，他骨折的地方應該會更多。與骨折並發的還有神經與肌肉異常。明朗的腦骨壓迫了大腦，遺留下神經抽搐等症狀。
“我上大學的時候在肢體障礙兒童福利中心當過誌願者，見過那樣的孩子。福利中心的那群孩子也是腿部彎折、脖子外凸，沒辦法說話。”桐子說。她說的其實是腦癱兒童，與寄來賀年卡的明朗情況不一樣。腦癱病症嚴峻程度不一，常見的症狀隻是外形極端異化而已，而明朗得的是更難治的大病。關於病因，有人說可能是胚胎發育期營養不良，也有人說可能是骨質發育不良，而無論哪一種論調，都隻是推測，真正的原因還無從得知。唯一確定的是，這種病不是遺傳下來的。明朗的父親在一家大型商社上班，他們夫妻二人都是健康的人。當然，兩人的親屬中也沒有人得過這種病。在這種情況下，生出的孩子得了脆骨病，也隻能怪運氣不好。
明朗是在三歲時來到我當時所在的大學附屬醫院的。醫務室裏，隻有就這個孩子的治療方案討論過很多次。之前，診治過他的醫生說三歲的年紀可以做手術，但實際上三歲還是有些早了。然而，明朗的母親迫切地拜托我們給他做手術，說無論從哪個地方開始做都可以，希望我們能治哪裏就治哪裏，盡量把他的身形糾正過來。大家開會討論後，決定先給嚴重外翻的左大腿與外凸的膝蓋做手術。治好了這兩個地方，明朗的肢體應該多多少少會舒展一些。
我給明朗的母親講解了手術內容，告訴她手術後孩子的身體狀況會有所好轉，但這並不意味著徹底治愈，過個幾年可能還要再接受手術。實際上，對於明朗而言，最關鍵的問題是即便把彎曲的骨形糾正過來，明朗也不會因此感覺比從前更加舒適。因為骨骼上附著了肌肉和神經，如果這些地方的問題得不到解決，那麽骨骼就依然脆弱，這種病也就不會根除。再有一點是，手術往往伴隨著生命危險。對於一般人而言，三歲就能接受普通的骨折手術；對於明朗來說，卻異常困難。由於肋骨變形，明朗的肺活量還不及正常標準的三分之二，而且他的內髒也因為奇怪的身形而變得脆弱不堪，整個人的體重隻有三十斤。如果可以的話，手術等兩三年之後再做會更加理想。可他的母親卻說，三年後孩子就到了上學的年齡，如果放任他的手腳繼續這麽彎折下去，他就會習慣奇怪的走姿與拿東西的方式。所以，他的母親堅決表示要趁早做手術。
明朗母親的話確實有一定的道理。因為明朗現在無法直立行走，隻能趴在地上移動，導致右膝與左小腿外側長出了老繭。他的右手朝外側彎曲，活動不便，於是漸漸開始用更加靈活的腳去抓取物品。如果再這麽放任下去，用腳抓取物品的習慣將會伴隨他的一生。然而，手術風險很大也是不爭的事實。關於這一點，我曾解釋過很多次，但明朗的母親卻完全沒有放棄的念頭，對我們說的隻有一句“拜托了”。
我把明朗母親的意見轉達給主任醫師後，主任醫師一時陷入了沉思。他們剛來醫院就診的時候，主任醫師以為隻要簡單地接好骨折的腿部就行，可等到明朗住院，看到他的全身狀態後，主任醫師就不認同做手術了。“手術風險已經和孩子母親說清楚了吧？”主任醫師確認道。對於手術這件事，孩子的母親比醫生更為迫切。
醫院最終決定手術由主任醫師執刀，我隻負責乙醚麻醉。這種麻醉采用的是以口罩覆蓋病人口鼻，然後由上至下打入乙醚點滴的方式。這一麻醉法時常用在難以采用氣管插入手段施行全身麻醉的幼童身上。在此之前，我已經做過二三十例麻醉，具備了一定的經驗。采用這種方法時，病人隻會在打入麻醉劑時感到些許痛苦，麻醉生效後則相對穩定下來。不過說實話，麵對這次的麻醉，我完全沒有信心。明朗的肺活量很低，而麻醉會極大地受到肺活量的影響。此外，他還患有慢性支氣管炎，每呼吸一次都會發出“咻咻”的聲響。在這樣惡劣的條件下，他的身體能否支撐長達一小時的手術實在令人存疑。做手術的醫生隻要做好自己的手術就可以了，而負責麻醉的醫生卻要時時監控病人的呼吸，計算出血量，關注病人的全身狀態。說句不爭氣的話，就明朗來說，麻醉管理比手術更困難。如果可以的話，我真想找人來替我幹這個活兒。然而，身為主治醫師，我沒辦法這麽隨心所欲。
“總之，就做好自己能做的吧。一旦發生危急情況，我會中斷手術，不要擔心。”主任醫師這樣說後，我的心情也變得輕鬆了些。
明朗的手術是從下午兩點開始的。如我所料，他全身的狀態並不樂觀。明朗沒什麽體力，相對來說導入麻醉劑比較容易。但當他陷入昏睡狀態後，出現了我此前一直擔心的喘鳴症狀。他的氣管分泌出大量**，很快就變得呼吸困難。我們立刻給他用吸痰器，結果他的全身猛烈地抽搐起來。由於體重小，麻醉區域也很狹窄，稍稍加大乙醚的點滴量，明朗就昏迷過重；而控製麻醉的用量，又會使他時不時地重歸活躍期。麻醉程度就這樣不間斷地起起伏伏，很不穩定。
主任醫師動作麻利地做完了手術，把出血量控製在了最低限度，可即便如此，手術依然耗費了將近一個小時。盡管事先想著不要催促，但手術過程中我還是忍不住多次窺視創口，詢問主任醫師手術還需要多長時間。主任醫師“快了”的應答聲也逐漸流露出焦躁。手術開始二十分鍾後，明朗爆發了劇烈的咳嗽，我用吸痰器抽吸氣管裏的分泌液。這時，明朗的上半身突然挺了起來，停止了呼吸。我拿開吸痰器，用最原始的方法叩擊他的胸口，鑽到手術巾下給他做人工呼吸，主任醫師則暫時停下動作等待。等明朗的臉上再次顯出血色時，時間又過去了兩三分鍾。手術繼續進行，明朗的血壓依舊不穩定，喘鳴得很厲害。手術開始三十分鍾後，我再一次詢問還要做多長時間。“快了。”主任醫師的回答一成不變。此時，他恰好接起了骨折部位的兩邊，接下來要用金屬加固。這時的手術出血量隻有200cc，但對體重很輕的明朗來說，這個量無疑已經相當嚴重了。明朗的血壓進一步下降，喘鳴重新變得激烈起來。
我再次插入吸痰器。明朗總算恢複了呼吸，然而分泌液依然淺淺地附著在氣管上，占據了一半的空間，他的血液含氧量也因此急速下降。我把輸氧速度開到最大，可他的氣管已被分泌液堵塞，無法順利吸氧。血壓再度下降，明朗的嘴唇透出烏青色，長睫閉鎖的眼瞼周圍開始微微顫動。
已經到極限了。再不停下來，明朗就會死。我雖然心裏這麽想著，嘴上卻沒有開口。我沒有拔吸痰器，也沒有加大供氧量，隻淡淡地看著明朗蒼白的額頭。
“你為什麽不慌不忙的？”一直安靜傾聽的桐子開口問道。為什麽呢？原因我也不是很清楚。在漫長的手術過程中，總有一些時候，人的大腦會瞬時一片空白，又或是思緒飄到了別處。
“可怕。那種沒有責任心的醫生真的存在嗎？好可怕，可不能找這樣的醫生做手術。”不隻是桐子這麽覺得，對我而言，那同樣是可怕的一瞬間。如果繼續放任不管，明朗就會死去。那個時候，我雖然腦海裏想著必須做點什麽，但身體卻沒有跟上意識，一動不動的，感覺自己的神經連接在從命令切換到行動時中斷了。“醫生偶爾會被那樣的感覺絆住，具體是什麽原因我也不太清楚。”聽到我這麽說，桐子歇斯底裏地叫喊起來：“荒唐，那樣根本不配當醫生！”
看著桐子嚴峻的神色，我意識到自己說的話並沒有被她完全理解。手術過程中，我確實產生過放棄的念頭，但它存在的時間很短，還不到十秒。那個瞬間，好像有陣風從大腦裏吹過，放棄的念頭就這樣毫無征兆地潛進來，又毫無去向地消失不見。我一個參加過戰爭的叔叔曾經講述過這樣一段經曆：即便你知道在某個地方有被機槍打中的危險，你也產生不了從那個地方逃離的念頭。叔叔說，當時他並沒有因為恐懼而僵硬，而是心裏想著要逃，卻又覺得被打中了也沒什麽。那種感覺像是渴望受虐，是一種想要接近死亡**的心理。哪怕麵對的不是戰爭這樣的大場麵，人一旦緊張過度，也可能會轉而產生一種自暴自棄的心理。我的高中同學，一個當了飛行員的朋友也說，當飛機加速，發動機全力運轉，準備起飛的時候，他常常會毫無來由地產生阻斷飛機升空勢頭的想法。要是他在這種想法的支配下停止上拉操作杆，那麽飛機就會帶著所有乘客徑直紮進大海。他把那一瞬間稱為“惡魔在大腦裏跳舞”。我在手術過程中產生的放棄念頭，或許就與這種情感相近。
“總而言之，這不是什麽大問題。”我說。
桐子質問道：“就算像你說的，那樣的念頭隻在腦海裏閃現了一瞬，但有些時候，病人的生死就在那一兩秒之間。如果病人因為這個原因失去了寶貴的生命，你打算怎麽辦呢？”
“我不太理解你說的意思。”桐子驚訝地說道。自己的想法沒能完好地解釋清楚，讓我感到一陣不耐煩。
“不過，你覺得瞬間的恍惚沒那麽嚴重，必定也有一定的理由，隻是這個理由僅僅是意識空白之類的敷衍說辭。”話說到這裏，桐子暫緩片刻，似乎是思索了一會兒，又接著說，“其實是因為你覺得那個孩子就算死了也沒什麽大不了吧？”
桐子說的也不是錯到離譜，可能在幾乎想放棄的時候，我確實覺得明朗死了會更好。但是，這種想法和我當時大腦變得一片空白沒有關係，因為最開始產生無意識空白的時候，我完全沒有想過明朗的生死。所以，最初的空白是在緊張的手術過程中突然襲來的普通情感，並非專為明朗而生。我這樣解釋後，桐子說，隻要我覺得孩子死了也沒關係，哪怕僅僅隻有一瞬，其實我就是在覺得自己可以殺了那個孩子。
我不知道是自己解釋得不好還是桐子的理解能力不好。我不止一次說過，自己在某個瞬間產生的放棄念頭與認為明朗死了更好的念頭應該是兩種不同的心理情感。將兩者混為一談或許也有其道理，但在我這裏，它們是不同的。如果桐子非認為兩者是聯係在一起的，那我也沒有辦法。
“做手術的醫生盼著病人去死，真是不像話。”桐子靈巧地搖晃著白蘭地酒杯，“那孩子真可憐啊。”
我想起了明朗的母親。五年過去了，我依然清晰地記得明朗與他母親的麵容。記憶會隨著時間的流逝逐漸轉淡，然而唯有他們兩個的麵容，反倒在歲月的流逝中變得越加鮮明。明朗的母親也和明朗一樣，額頭寬闊，下巴細窄。打乙醚麻醉時，蓋上黑色的罩子後，明朗的下巴被掩蓋住，露在外邊的隻有蒼白的額頭和眉毛。他母親拜托我們做手術的時候，眉眼低垂，我能清晰看到的同樣也隻有額頭的發際線位置。我多次告知她手術風險很大，而她置若罔聞。聽我說話的時候，她一言不發。我上一刻還以為她領會了自己的意思，可下一個瞬間她就說出了一句“拜托”。表麵上看起來，她懇切地低著頭，似乎是在認真傾聽，而實際上，她從一開始就無視了我說的話，安靜客氣的態度中潛藏著一旦決定就絕不回頭的執拗。
最終，我敗給了明朗母親的執拗。我以為她是個說什麽都聽不進去的人，可如今我回過神來才發現，她的堅持掌控了我。在手術過程中，我的腦海裏浮現出她低頭的樣子。回想著她毅然決然的態度，我覺得，她其實是在拜托明朗去死。
桐子的缺點，或許就是隻能認識到擺在明麵上說出口的話。她想知道我是否真的愛她時，也是一遍遍地問“你愛我嗎？”等我不堪其擾，回答出“我愛你”後，她才會滿意。可能女人就是傾向於相信這種明確的表麵化的事物。我自知很難向桐子解釋清楚這種母親盼望孩子去死的心情。不過，正因為沒有說出口，我才覺得明朗的母親是真心盼著明朗去死的。當然，對此我沒有確切的依據。出於某種不知名的原因，我唯一感受到的隻有這一點。
“你說的這種情況，隻不過是母親看著自己孩子的時候，出於憐憫突然生出的困惑而已，困惑自己是不是不該把這個孩子生下來。孩子身體不好，覺得孩子死了可能更好，很多母親至少這麽想過一次。但是，你想都不想地把它定性為盼望孩子去死，確實是過分了。”桐子說完，就講起自己學生時代在殘障兒童機構當誌願者的經曆。她說，殘障兒童的母親雖然嘴上說孩子這樣還不如死了好，但實際上卻完全沒有希望孩子去死的念頭，隻是因為照顧孩子太累，一時胡言亂語罷了，那根本不是她們的真實心聲。
“你說的這種情況確實也存在。”然而，對於明朗的母親，我堅信自己的判斷沒有錯。她希望明朗去死的心情，並不是瞬間的迷失，又或是一時的情緒失控。她在清醒而冷靜地思考著這件事。
“要真是如你所說，那她自己殺了孩子不就行了？前段時間報紙上不是有報道，一個孩子患有嚴重的先天性兔唇病，連母乳都吞咽不進去。母親可憐孩子，便用**把孩子悶死，然後就去自首了。那個孩子的母親也可以這樣做啊。如果真的覺得孩子死了才是一種解脫，就應該自己動手。拜托醫生做手術，心裏卻默默地盼望孩子死亡，那也太可笑了。總而言之，這種做法很可恥。要是救回來了又該怎麽辦呢？”
歸根結底，桐子看事情的時候，總是喜歡把它片麵地歸到某一方上去。拿顏色來類比的話，桐子就是那種隻會選擇紅色或黃色等原色，絕不接受除此之外的其他顏色的人。而在我看來，明朗母親當時的心情並不是絕對的，既非決然希望醫生把孩子殺死，亦非決然希望孩子獲得拯救。她隻是不再無動於衷地等待下去，必須為孩子做點什麽。即便是伴隨著死亡危險的手術，那也總比袖手旁觀更有希望。哪怕手術失敗了，那也是孩子的運氣不好，死了也是沒有辦法的事。明朗的母親一開始並沒有明確地盼望孩子死亡，可能是在思索手術風險的過程中，情感上逐漸接受了孩子的死亡。這話一出口，桐子就微微有些不耐煩地說：“無所謂了，反正孩子是得救了。”孩子自然是得救了，因此才能每年都給我寄賀年卡。
“真可愛，現在都八歲了啊。”桐子重新拿起賀年卡，“話說回來，孩子那時沒了呼吸，命懸一線，是在你的幫助下才活到了現在。總之，對這個孩子來說，你就是他的救命恩人。”
“不是。”我立刻出聲否認。“那是什麽呢？”桐子問。我答不上來，唯一可以確定的是，“恩人”這個說法是不對的。事實上，那時候我自己都有種莫名想要放棄的念頭，說不定就連明朗的母親都盼著他死去。如果繼續打入乙醚，兩三分鍾之內，明朗就會死亡。確切地說，隻要靜待一分鍾，他應該就會臉色蒼白，停止呼吸。我心裏很清楚這一點。不過當時，我什麽都沒有做，隻是看著明朗不似蒼白，更似青黑的那張臉。
可就在下一刻，我突然打開輸氧開關，啟動吸痰器。這麽做沒有任何理由，隻是覺得自己必須幫明朗。之後，我就開始盡心盡力地救治他，先前頭腦裏的一片空白仿佛從未存在過。
在那之後，手術又持續了近二十分鍾，明朗最終挺了過來。我一邊分出心思關注著接連襲來的喘鳴與呼吸困難、血壓下降與將斷未斷的脈搏，一邊把氧氣送進輸氧管，挽救明朗的生命。毫無疑問，隻有在那個時候，我才能肯定自己救了明朗。手術結束時，主任醫師稱讚我做得很好，我也覺得自己闖過了一道難關。看著麵前堅強的明朗，我悄悄地伸出手，握住了他的小手。
“為什麽先前還覺得孩子死了更好，後來又拚盡全力地救他呢？”不出意料，桐子又一臉不解地問道。我說：“我也不太清楚，就是覺得恐懼。”“恐懼？”桐子有了新的疑問。
“你是不是看那孩子可愛，才把他救回來了？”桐子聳聳細長的脖子，“如果是這樣，那你救他就不是出於什麽人道主義、世間大愛。你是為了滿足自我才努力救他的。”
我把抽了一半的煙拿在手上，看著桐子。她這次難得說中了要害。確實，照桐子的邏輯來看，我是出於利己主義思想才救了明朗。“要是殺了他不會受到負罪感的譴責，你就會殺死那個孩子？”桐子窮追不舍。
“出於這種原因救治病人是不正常的。”我自己同樣認為這不正常。不過我覺得，自己在那個時候全力以赴了。當時，我又是拉吸痰器，又是供氧，又是查探脈搏，無疑是為了逃離自己因消極怠工、有意害人而產生的恐懼感。
“話說回來，手術順利結束，孩子回到病房之後，他母親一定很開心吧？”似乎是覺得剛剛的話說得太滿，桐子的語氣柔和了許多。明朗回病房的時候，我還留在手術室裏，因此也無從得知明朗的母親有什麽反應。手術結束後，我在手術室的淋浴間洗了個澡，去病房的時候，明朗的母親正坐在他的床邊。
“他身體虛弱，之後可能會發低燒，還會犯支氣管炎，不過問題不大，用不著擔心。”在我說話的時候，明朗的母親依然一言不發，隻點了點頭。“孩子的胳膊和腿怎麽樣了？”相比明朗母親的態度，桐子似乎更加在意明朗的身體情況。
手術切除了明朗左大腿的彎折部位，矯正成筆直的形狀後，加了一塊小小的金屬板固定。不過，這並不意味著明朗立刻就能自如行走了。他的左腳踝扭曲朝外，右腳踝還有兩處骨折。即便骨形都矯正了，驅動手腳的肌肉依舊發育不良，他還是不可能獨立行走的。歸根結底，手術所做的隻是修整他的骨相而已。
“所以，他到現在也隻能寫出這樣的字……”桐子又看了眼賀年卡，“不過，這字也確實太不成樣子了，不單是不好看，還有手抖的痕跡呢。”
桐子說得沒錯。明朗因頭蓋骨骨折壓迫大腦，損害了運動中樞神經，一旦緊張，手腳就會顫動。這些字，他或許不是用手寫的，而是用腳趾夾著筆寫下來的。
“他現在八歲了，還是治不了嗎？”桐子歎了口氣。明朗的病情難度已經超越了目前醫療水平的極限。非但如此，隨著肌肉的強化，抽搐與骨骼變形的症狀還有可能繼續加劇。
五年沒見了，我不知道明朗現在的症狀具體如何，不過從賀年卡上的字跡來看，他應該還是過去的那個老樣子。
“每年都記著給你寫賀年卡，真是不簡單。他就是把你當成救命恩人了嘛。”我沉默以對。要是再說些什麽，恐怕又會變成我自己的單方麵推測。然而，先前一直在喝白蘭地，隨之而來的醉意使我變得比平時多話。
“可能是孩子的母親讓孩子寫的。”
“有道理。你看，收件欄就是母親寫的。母親一切安好，就叫孩子每年都給你寫賀年卡。”桐子似乎還未理解我看到賀年卡後感到憂鬱的真實心情，單純地認準這就是病人給關照過自己的醫生寫賀年卡而已。我喘了口氣，又喝了一口白蘭地後，開口說道：“這張卡可能確實包含著他們感謝的心意，但也有可能還寄托著母子倆的怨恨。”
“這話是什麽意思？”桐子探出半個身子。或許是想多了，我總覺得明朗的賀年卡看起來就像是一種控訴，控訴我當年為什麽沒有把他殺死。明朗似乎在對我呼喊：“您當年沒有殺我，所以我才長到如今這般大。身體成長了，我卻依然寫不好字，也不能去學校上學。重度殘障的我，一輩子隻能把自己綁在家裏。我現在的苦難都是您造成的！”
如我所料，桐子並不讚同我的看法。“就算是因病上不了學，孩子平安長大也是值得高興的。還說什麽怨恨，你不該這樣曲解別人的好意。”桐子說什麽都好，反正看著眼前奇形怪狀的字體，我還是不由得感覺到了明朗的怨恨。飛躍朝上的一個個文字，看起來像是明朗在控訴被強行留在人世的憤怒與悲哀。
“才不是呢。你是因為出於利己主義救的孩子，覺得心虛，才會把別人想象成受害者，錯誤地以為救人成了壞事。你隻是在畏懼自己的幻想，就像殺人凶手偽裝得再怎麽平靜，卻還是過不了死者那一關。”
“這麽寫有什麽問題？”桐子或許還不懂，然而她隻要見了那位安靜而固執的母親，還有身體畸形的明朗，應該就能明白我為什麽會把這張賀年卡看作惡魔的來信了。
無論我轉到哪家醫院，明朗的賀年卡總會在元旦的早晨，雷打不動地寄送到我身邊：當我離開大學附屬醫院，到地方醫院出差時，它在；當我回鄉探親時，它在；甚至當我轉到這家冰封雪蓋的醫院，以為它不會再出現時，它還是追著我來到了這裏。它就像間諜，像黑社會一樣，執著而堅韌地追尋著我的蹤跡。這很像是那個內斂而固執的母親做的事。
“像你這樣平靜冷漠的人，怎麽會害怕這種事呢？放寬心，你本來就是把他們從絕望、危險中拯救出來的人，他們一輩子都忘不了這份恩情，所以才特意打探你的去向，給你寄來了賀年卡。你從不回寫賀年卡，他們也毫不在意，還是每年都向你問聲好。你應該感謝他們，而不是憎恨，不是嗎？”
我並沒有憎恨那對母子，隻是覺得瘮人。自己救回來的孩子一年比一年大了，我僅僅是害怕這種感覺而已。“你是太累了，累了腦子想事情的時候就容易不正常。你從除夕開始連值了四天班，精神都錯亂了。說是隻在醫院和房裏待著不做事，但身體活動不開啊；身體活動不開，心情自然也就靜不下來了。”
桐子說的和我說的根本就不是一回事，但我沒有出聲。我心裏的想法如果是疲勞帶來的，那就沒什麽大不了的。而無論出於何種原因，我都不想再看到明朗的賀年卡了。
“不談這個了。”桐子說著便再度坐了回去，拿過白蘭地酒杯。我自然是讚成的。一開始把賀年卡的事情拿出來說，問來問去的人就是桐子。“很久沒出去喝酒了，要不要去？啊，對了，你還不能出門吧？”
出門倒是可以，隻是正月這三天，我想沒有店家會開門迎客。然而桐子說，北鬥酒店的地下餐廳還開著。北鬥酒店一年前建成落地，是本地唯一一家西式酒店。
“去吧。”桐子又催促了一遍。當我站起身穿上西裝，熄滅爐火，準備出門的時候，看到了攤在桌上的那張賀年卡。為了掩飾內心的恐懼，我把那張卡收進了書架的抽屜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