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1600—1796年的意大利
斯圖爾特·伍爾夫
被遺忘的世紀
對於同時代的人和後世曆史學家來說，從《卡托—康布雷西條約》(簽訂於1559年)到《艾克斯拉夏貝爾和約》(簽訂於1748年)之間的兩個世紀是意大利曆史上的一個低穀，就像羅馬帝國崩潰後的幾個世紀一樣消沉。像弗朗西斯科·吉恰爾迪尼這樣同時代的人，難免會回首意大利城邦引領歐洲文化的黃金時代，因此在半島淪為外國列強的戰場和殖民供應線時，他們倍感恥辱。另一方麵，曆史學家們，比如塞薩爾·巴爾博和貝內德托·克羅齊，對史詩般的19世紀複興運動充滿期待，更加凸顯了哈布斯堡王朝統治前的幾個世紀有多麽暗淡。
即使衰落的隱喻能夠帶來文學上的繁榮，但在政治和經濟方麵，17世紀和18世紀的意大利與此前的輝煌時代相比，無疑在下坡路上。然而，貶低這幾個世紀存在的意義的做法是錯誤的，因為無論是反宗教改革的影響，還是貴族對社會的重組，都給意大利隨後的演變留下了持久的印記和製約。
外國勢力統治下的意大利
意大利的財富先是招來了外國的入侵，隨後長期被法國和西班牙爭奪，這種狀況一直持續到《卡托—康布雷西條約》的簽訂。到1600年，半島的政治地理已經有了明確的輪廓，而且在17世紀繼承戰爭爆發之前，隻是經曆了相對較小的修改。占領米蘭公國、那不勒斯王國、西西裏王國和撒丁王國對西班牙在歐洲實現帝國主義野心至關重要——先是打通了去往佛蘭德斯的路線，然後又幹涉了三十年戰爭。強權的存在限製了其他意大利王公的行動自由，雖然最初在菲利普二世和勒班托時代，海軍仍然保留了一定的自主權。歐洲戰爭期間，雇傭軍們對意大利王公主權的蔑視一直在顯示王公們的軟弱，他們老練的外交技巧，曾經受到馬基雅維利的高度讚揚，如今卻沒有了用武之地，甚至到了17世紀中葉，托爾誇托·埃克托在《誠實的偽裝》(創作於1641年)一書中告誡意大利統治者要藏好他們的古董。
在北部，西班牙在倫巴第的守備軍和軍隊不斷提醒人們，他們在威尼斯共和國和薩伏伊公爵麵前不堪一擊。1630年，哈布斯堡帝國軍隊以爭奪貢紮加公爵的繼承權為借口包圍並洗劫了曼圖亞。在意大利中部，托斯卡納的大公們被西班牙在托斯卡納海岸建立的守備國(守備國涵蓋皮奧比諾、厄爾巴島和阿根塔裏歐海角)牢牢圍住。至少在1627年西班牙政府破產之前，熱那亞共和國一直被西班牙國王用貸款拴在臍帶上。教皇國也因此受到了牽製，因為曆屆教皇需要依賴西班牙的軍事力量來支持並執行反宗教改革的行動。
就權力平衡而言，意大利領土對歐洲政治家，就如同意大利文化遺產對於四處遊曆的歐洲精英一樣重要。此外，這塊領土相對容易幹涉，主要原因在於教皇和皇帝擁有封建宗主權，這是中世紀大混戰的最後遺產。封建權力的傳承為王朝滅亡時的城邦兼並提供了合法性：教皇在最後一位埃斯特公爵和德拉·羅弗爾公爵去世後，分別接收了費拉拉公國(1598年)和烏爾比諾公國(1631年)；哈布斯堡皇帝在末代貢紮加公爵生前便收回了曼圖亞公國(1708年)。領土內存在的帝國和教皇封地，削弱了意大利公國統治者們對臣民的絕對管轄權。
在三十年戰爭結束(1648年)後，西班牙的衰落已經顯而易見，可意大利的王公們依然軟弱無能，聽任他國擺布。即便封建權力的取得並不具有合法性，列強們仍毫無顧忌地左右著意大利各城邦的命運，把它們當作殖民地來對待。18世紀上半葉，三次繼承戰爭結束，在之後複雜的簽約過程中，控製意大利並占領西屬意大利各地成為各方爭奪的焦點。奧地利哈布斯堡王室不顧教皇抗議，繼承了其西班牙親屬在意大利的土地，以補償自己失去西班牙的損失(1713年)；最後一位美第奇家族成員去世(1737年)後，托斯卡納地區被指派給瑪麗亞·特蕾莎女皇的丈夫哈布斯堡-洛林王朝的弗朗西斯·斯蒂芬。意大利從中世紀和文藝複興時期歐洲舞台的主角，變成了國際政治中受人支配的配角，這種狀態一直持續到1848年革命。
隻有一個王朝——皮埃蒙特—薩伏伊的統治者薩伏伊王朝，試圖利用法國和西班牙之間的競爭，通過不斷改換聯盟和參與戰爭的冒險政策，謀取領土擴張。盡管最終取得了成功，但這個高度崇尚武力的王朝仍然是一個看大國臉色的附庸國，比如，1720年薩伏伊公爵維克多·阿馬德烏斯二世就被迫放棄西西裏王國，選擇貧窮的撒丁島。
經濟危機
如果說意大利城邦在西班牙入侵和建立統治後失去了政治自治權，那麽在17世紀的危機中則喪失了歐洲主要經濟國的地位。
16世紀後期，意大利北部和中部經曆了一次工業繁榮：威尼斯、米蘭、佛羅倫薩和許多小城市的奢侈品生產與出口，都達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主要包括紡織品、鐵器、槍支、水晶玻璃、陶瓷、印刷品、優質肥皂和皮革。威尼斯細毛織物的產量從1503年的1310件增加到1602年的28 729件；1606年，米蘭有3000台絲綢織機；1553年至1572年間，佛羅倫薩的毛織品產量翻了一番多，從14 700件增加到33 312件。意大利南部，包括那不勒斯和薩勒諾的主要工匠中心，通過出口原材料，與生產製成品的北方緊密地結合在一起，比如卡拉布裏亞的生絲和大批羊毛通過福賈海關，阿普利亞的穀物和橄欖油被運往威尼斯。
在17世紀的前幾十年裏，意大利北部和中部仍然是歐洲最發達的工業區之一，其優勢在於向黎凡特和整個歐洲出口製成品，以及提供銀行服務的規模。轉折點出現在1619—1622年爆發的商業危機。所有的指標，無論是生產規模，還是海關收入或行會工匠的數量，都表明了不可逆轉的急劇衰退：1650年前後，佛羅倫薩隻生產了大約6000件細毛織物，1680年威尼斯僅生產了3820件。在17世紀中葉之前，意大利北部隻有與軍事行動直接相關的工業——防禦工事和軍備建設——依然活躍。
意大利工業衰退的原因是競爭不過北歐生產的便宜而輕薄的新型布料，從而喪失了出口市場。17世紀阿爾卑斯山脈另一邊的經濟蕭條導致了農村紡織業的搬遷和重組，而在意大利，與市政當局密切相關的行會則過於僵化，一直堅持高產品質量、高工資水平和城市內的生產壟斷。在威尼斯為保衛殖民地而對奧斯曼帝國發動戰爭的時候，英國人、荷蘭人，接下來還有法國人，則滲透到了地中海。威尼斯的衰落成就了裏窩那的崛起，這座托斯卡納大公於16世紀90年代建立的自由港，成為外國船隻的供應基地。
到了18世紀，長期衰退對意大利經濟的影響隨處可見。意大利從製成品出口國淪為外國製成品的主要進口市場，以及初級品與半成品的出口國。這一點在絲綢行業表現得最為明顯，意大利北部曾經是絲綢織錦和布料的主要出口國，現在隻能維持緞帶之類少量廉價品的出口，同時卻擴大了生絲的生產規模，成為裏昂絲綢業的主要供應商。威尼斯、佛羅倫薩或那不勒斯等大城市則變成了消費中心，城市主要發揮首都的行政作用，依賴宮廷和數量不斷增加的遊客；許多曾經以製造業聞名的小城市，如科摩、帕維亞、克雷莫納或阿普利亞的萊切，都變得保守而閉塞。也許隻有建築領域還保留了一定的韌性，從今天遍布意大利的巴洛克式教堂和宮殿中仍然清晰可見。
隨著意大利北部和中部的需求迅速萎縮，兩個地區之間的經濟互補性也不可逆轉地消失了：在南部，以市場為導向的產品，要麽像卡拉布裏亞的生絲一樣退出了市場，要麽像西西裏的紅酒一樣市場萎縮。半島內部的經濟循環曾拉動過內需，並在一定程度上促進了意大利經濟一體化，如今卻分裂為眾多地方市場。
隨著城市生產的崩潰，從17世紀後期開始，意大利北部和中部開始發展農村紡織與金屬加工作坊，南部的生產規模則更加有限。與歐洲其他地區一樣，這些生產活動往往集中在小農場，以及農業自給自足且人口密集的地區，比如阿爾卑斯山(威尼斯、皮埃蒙特)、利古裏亞亞平寧山脈或薩勒尼塔諾的山麓和低穀。然而，不同於16世紀高品質的城市製造，這種廉價手工產品主要麵向當地市場，還有一小部分由小販運往國外。
人口和瘟疫
意大利是歐洲人口較為密集的地區之一，農業資源的壓力會周期性地通過馬爾薩斯式的饑荒或瘟疫得到緩解。到16世紀中期，意大利人口終於恢複到1348年鼠疫暴發前的1100萬；到1600年，增加到1330萬。早在工業危機出現之前，傳統農業養活快速增長的人口就已經捉襟見肘。西西裏的傳統糧倉已經無法彌補意大利北部的糧食短缺，1590—1591年出現的可怕饑荒就是證明。瘟疫減少了人口壓力，近兩個世紀後，當人口再次增至1550萬時，1764—1766年的饑荒又造成意大利南部農民死亡率急劇上升，並促使托斯卡納重農主義者采取激進的改革措施。
在意大利北部和中部城市經濟陷入衰退之時，1630年又暴發了毀滅性的瘟疫，導致經濟進一步惡化，亞曆山德羅·曼佐尼的小說《約婚夫婦》講述的就是發生在這個時期的故事。這場瘟疫的發病率雖不明確，但包括首都米蘭在內的許多城市和村莊，有三分之一到一半的居民因此喪命。1656年，一場強度類似的瘟疫暴發，襲擊了大都市那不勒斯(16世紀末歐洲人口最多的城市，有25萬居民)，並蔓延到整個南部大陸。造成意大利人口總體下降的不僅僅是瘟疫；許多小鎮(比如馬切拉塔)雖然幾乎沒有受到瘟疫的影響，卻在17世紀經曆了多次死亡危機，同時也出現了糧食歉收、小麥價格高企的情況。
總的來說，意大利人口在一個世紀後才恢複到1600年的水平，北方比南方增速更快，但仍遠遠落後於北歐的人口增速。重要的是，當人口在18世紀開始快速增長時(1800年上升到1810萬)，城市卻沒有受到影響，城市人口仍然停滯不前。唯一的例外是那不勒斯，由於持續有農村移民湧入，人口在18世紀翻了一番，超過40萬，說明農村人口增長帶來的生存壓力日益增長。
西班牙統治下的意大利
西班牙統治意大利的方式，和統治西班牙王室管轄的其他小國一樣，也是早期現代歐洲君主製的統治方式：傳統的國家代表們接受君主的權威，君主承認代表們的特權與權力。代表的組織構成因國而異，比如米蘭的參議院、西西裏島和撒丁島的議會、那不勒斯市政議會。實際上，無論是封建貴族(意大利南部各國)出身的代表，還是城市貴族(米蘭)出身的代表，都是有權有錢的貴族。主要的差別在於西西裏島和撒丁島建立了與總督府聯係密切的西班牙宗教裁判所。
和西班牙一樣，這種體製在意大利未能發展成法國或普魯士模式那樣的早期現代專製主義國家，因為大多數天主教君主國家持續陷入歐洲多國混戰，需要財政支持。在之前的查理五世和如今的菲利普二世統治期間，讓渡封地政策建立了一種默契的平衡，結果國家將大片區域的控製權下放給了地方勢力。17世紀上半葉，為了維持戰爭的開支，稅收不斷上調，催生出更多公國，同時也使公國越來越依賴外部精英的支持。
在米蘭公國，市民、貴族和農民的賦稅越來越重，例如克雷莫納市的“公民稅”，從1565年的7萬裏拉增加到1630年的135.9萬裏拉。中央行政機構隻是協調各個城市的財政、軍事和供應義務。稅收大幅增加的同時，又出現了經濟蕭條，好在由於米蘭是唯一參加過軍事行動的西班牙屬地，馬德裏及西班牙治下的其他意大利公國給予了財政補貼，使情況得到部分緩解。
意大利其他地區，即便沒有任何軍事對手，也被迫為西班牙參與的戰爭作出貢獻。在最貧窮的撒丁島地區，議會被迫在1613年至1616年間將捐款增加了6倍，“自願”捐贈15 000達克特。西西裏在1620年至1650年間向米蘭輸送了1000萬斯庫迪。那不勒斯王國為戰爭籌集的資金僅次於卡斯提爾，捐款從1616年的83.5萬達克特增加到1645年的1170.9萬達克特。
巨額稅收不可避免地帶來了毀滅性的經濟、社會和政治後果，沒有哪國政府能夠從本國人民那裏搜刮到這麽大筆的資金。創造新的稅收名目、轉讓國家和公共收入、出售貴族頭銜和封建資產，政府通過這些方式向本地家族和外國銀行貸款，最終累積的債務導致政府破產。在米蘭，17世紀40年代的封地市場鞏固了新舊貴族的地位。在西西裏島和那不勒斯，熱那亞和托斯卡納的金融家們利用公共財政危機牟利，直到政府破產之後，才被當地投機者和富有的貴族所取代。在這些南方王國裏，舊封建王朝和新興家族利用政府的困境，加重了對農民的盤剝，涉及的範圍在倫巴第是前所未有的。
苛捐雜稅最終引發了政治反抗。規模最大的一次是1647年的那不勒斯起義，引起了全歐洲同時代人的注意，並被迅速載入曆史的記憶。說起這場起義，就不能不提到漁民領袖馬薩內洛，馬薩內洛以聖母的名義領導了這場人民宗教起義短暫的初期階段，對抗稅吏、投機者和不得人心的牧師。這次起義表明，可以利用民眾的宗教信仰反抗已有的權威。起義蔓延到各省和城市，帶有強烈的反封建色彩；法國貴族冒險家吉斯公爵實施的陰謀，共和國的成立，首都與各省之間，農民、封建貴族及地方行政官之間深刻的社會差異，都是王室權威崩潰後社會分裂的結果。鎮壓叛亂和恢複王權都依賴於貴族的合作，因此國家承認貴族的封地是行政結構的一部分。
在西西裏島和撒丁島，不斷升級的稅賦同樣引發了對西班牙的政治反抗。那不勒斯起義早在巴勒莫和其他西西裏城鎮爆發起義(同一年發生)之時便可預見。在這些地區，人民反對貴族特權並宣告共和國成立，促使總督當局和巴勒莫的封建貴族走到了一起。商業城市墨西拿1672年和1674年爆發的起義再次上演了特權貴族和“民眾”行會之間的社會對抗，但沒有波及與之有競爭關係的首都巴勒莫。在撒丁島，馬德裏得到了議會撥款卻拒不處理貴族的申訴，最終導致封建貴族公開反抗(1668年)。
西班牙壓榨意大利各地為其參與的歐洲戰爭籌集資金，以及由此引發的反抗，從長期來看，無疑消滅了意大利各小國內部權力集中的可能性。政治穩定需要總督和特權機構對現有秩序予以承認。在西西裏島，政府想要依靠西班牙宗教裁判所來製衡貴族。在那不勒斯，與政府關係密切的地方行政官和律師對教皇要求宗主權的主張提出質疑。然而，在整個西班牙統治下的意大利，無論是封建土地貴族還是世襲土地貴族，其權力和特權在17世紀後期均得到了鞏固。
反宗教改革
盡管西班牙是歐洲反宗教改革的倡導者，但並不能說西班牙直接推動了反宗教改革的擴大。一方麵，它隻能在阿拉貢王國的前領地巴勒莫和卡利亞裏建立西班牙宗教裁判所，抵擋不了那不勒斯當地精英的反抗。另一方麵，西班牙在意大利的代表們又追隨馬德裏，拒絕羅馬對管轄特權的主張。特別是在那不勒斯(教皇宣稱的封建宗主國)，早在17世紀初，一位王室律師就針對世俗宮廷和教廷之間的衝突，詳細闡述了王國自治的原則，17世紀80年代這個話題再次引起重視，1723年彼得羅·賈諾內寫下了著名的《那不勒斯王國國民史》，對這一問題的關注更是達到了頂峰。
16世紀上半葉要求宗教改革的呼聲對意大利和歐洲其他地區都產生了影響，反宗教改革能在意大利取得巨大成功，是因為天主教會能夠對教會改革的要求作出回應和指導。特倫特會議召開後，對異端邪說的恐懼立刻成了首要問題。會議通過監視和迫害等手段，將新教的威脅限製在奧斯塔山穀，以及除了西皮埃蒙特古老的瓦爾登西亞村落之外的意大利北部和中部地區。但是宗教統一付出了高昂的代價：卡拉布裏亞地區瓦爾登西亞人(也稱瓦爾德西人)的所有村莊都遭到了屠戮(1561年)；意大利小型猶太社區被隔離在貧民區；南部城市大量的穆斯林奴隸(1640年前後，那不勒斯有1萬人)被強製皈依。
從16世紀70年代到17世紀30年代，從庇護五世(1566—1572年在位)到烏爾班八世(1623—1644在位)，幾位精力充沛的教皇通過高度集權的方式強製實施特倫特會議的法令。等級森嚴的教會變成了好戰分子的教會，是唯一掌握教義真理的地方。在政治上，新建立的自信滋生出傲慢，教皇在《威尼斯禁令》(1606年)中試圖利用精神武器處理教會與國家之間的關係，但沒有成功。從社會角度來看，將民眾重歸統一的單一信仰，對17世紀意大利四分五裂、階層分化、衝突不斷的社會產生了多重影響，既包括直接影響，也包括長期影響。
僅僅幾十年前意大利人文主義還在蓬勃發展，世俗人員和神職人員之間正式而廣泛的高級文化交流，將文化水平和道德水平推向了新的高度，但如今一個話題能否進行討論，界限是由教會單方麵設定的——伽利略在1633年屈辱地認識到了這一點。文人不僅被排除在教會之外，而且被迫聲稱接受基本的教義原則，並被警告不要公開嘲笑或批評為人民製定的各類繁複的儀式。到了16世紀末，文人們已經接受了自己的從屬角色並學會了謹慎和耐心。
教會現在完全由神職人員組成，教會內部形成了一種新的天主教文化並強加於意大利社會。這是一種與社會等級結構掛鉤的文化，布道根據各階層的教育水平而有所不同，農民和工匠被劃歸無知者的行列。16世紀後期偉大的改革派主教和耶穌會士已經指明了道路，他們強烈地意識到需要建立神學院培養牧師，作為向無知教民灌輸思想的教會知識分子新階層，還要建立大學來教育世俗貴族精英的子女。由於世俗牧師相對缺乏(南方還缺乏牧師培養)，宗教修道會，尤其是新修道會，在傳播福音方麵發揮了重要作用。教區牧師是理想的布道人選，他們既得到教義和聖禮新教派的支持，又牢牢地受製於教區主教，在經過羅馬教理問答訓練之後，便可聽取信徒的懺悔，施行恰當的布道，引導和控製信徒的一生。
教會與意大利貴族之間的聯係依然密切：教會統治階層(特別是當下占主導地位的意大利樞機主教團)均來自貴族，貴族的孩子接受耶穌會士的教育，繼續掌握著牧師的聖俸和人選。最重要的是，教會認為社會也分成類似的等級：按照教徒的社會地位組織宗教儀式和遊行，向人們宣講服從、尊重和聽天由命，並將窮人排除在井然有序的社會之外。在17世紀晚期和18世紀早期，耶穌會士成功地在意大利大多數首都宣揚建立大型醫院，將窮人、病人和其他邊緣群體隔離和包圍起來。
雖然教會在物質上和精神上與意大利世俗貴族非常接近，但教會在17世紀被成功地塑造為一個脫離世俗社會並高於世俗社會的團體。從樞機主教、主教到教會牧師和世俗牧師，神職人員享有崇高的地位，他們的長袍、言語和行為均區別於普通信徒。意大利天主教巴洛克風格的教堂和聖殿，華麗而咄咄逼人地彰顯著教會的優越感。教會財產和收入大幅增長，修道院、音樂學院和慈善機構的數量持續增加，都證明了教會在富有階層中的成功。
新形式大眾宗教的廣泛傳播也有力地證明了在民眾中的成功。在那不勒斯王國，從16世紀末開始，來自耶穌會、巴納比派和其他新教團的傳教士，仿效耶穌會在南美印第安人中的傳教經驗，開始傳播福音；傳教活動稍後又延伸到意大利北部和中部。繼傳教使團之後，又建立了由貴族和高級官僚階層組成的常設教會、宗教團體和演講會。
天主教改革的消息以多種方式在意大利傳播。這些消息都經過了仔細的過濾，羅馬方麵也對地方追封聖徒的提議實施了嚴格的程序控製。擁有神聖過去的羅馬，再加上洛雷托和阿西西，吸引了規模空前的宗教遊客，瑪利亞聖所、聖骨匣和聖徒遺體是各路朝聖者的向往之地。教堂裏的繪畫，以及家中懸掛的聖徒畫像，都顯示著超自然力量對日常生活的影響。宗教書籍，特別是聖徒傳，18世紀中期之前在威尼斯和那不勒斯的印刷量越來越大：這些書麵向神職人員和受過教育的信徒，在布道和精神集會中又傳遞給文盲教眾。那些窮得進不了修道院的第三修道會女教徒，也在鄰居婦女中傳播對神像、聖徒和聖骨匣的崇拜。
到了18世紀，無論在意大利城市還是農村，大眾天主教都在文盲群體中生根發芽。它圍繞著對聖母和聖徒的崇拜(越來越被視為與神交流的直接媒介)，選擇性地融合並重構了早期流行的儀式和傳統，構成了一種類似新念珠崇拜的集體的、戲劇化的信仰表達，是一種公開的虔誠姿態和經文祈禱的視覺呈現。
區域國家的形成
馬基雅維利對君主需要“紮根”的關注顯示了意大利北部和中部不同於阿爾卑斯山對麵國家的曆史演變：對王朝缺少忠誠使得共和城邦轉變為沒有安全保障的貴族統治。意大利遭受侵略並被卷入戰爭加速了貴族們作出自然選擇的激烈過程，最早出現在14世紀晚期到15世紀期間，第二次出現在特倫特會議召開之前教皇發展裙帶關係時期。
17世紀末，意大利出現了一些穩固的區域國家。意大利(和歐洲一樣)史學長期以來一直將其解釋為現代國家形成的必然過程。但是，早期權力分散於多個小國與社會機構的特點，給集權帶來了一個不同層麵的問題。表現為，在16世紀，即使是有實力的新建國家，也沒有能力和意願發展強大的集權行政結構：米蘭和那不勒斯，還有西班牙保護國、複辟的薩伏伊王朝和美第奇家族，與威尼斯共和國、熱那亞共和國、教皇國、摩德納的埃斯特家族或帕爾馬—皮亞琴察新興的法爾內塞家族在這方麵並無差別。
從15世紀起，那些處於支配地位的首都，比如羅馬、米蘭或威尼斯，已經開始支持壟斷稅收，附屬城市對周邊鄉村擁有的傳統特權至少有一部分受到了挑戰，首都還開始對地方社會施加控製，但為了在領地內實施統治，仍然依賴於現有精英的配合，需要贏得他們的支持。中央集權措施的引入非常謹慎。例如，在設置新地方行政官的同時，也正式確認老牌地方精英現有的自由和權利：威尼斯從未挑戰過維羅納貴族的壟斷地位，同樣，佛羅倫薩也從未挑戰過錫耶納貴族的壟斷地位。區域國家的出現絕對不是將更高級的中央集權強加給各地，而是持續的權力交易和機遇帶來的結果。
在麵臨來自議會、封建勢力或附屬城市的政治威脅時，王公們采取了各種適當的措施：薩伏伊的伊曼紐爾·菲利伯特公爵沒有征用皮埃蒙特的莊園；托斯卡納的柯西莫公爵為了製服佛羅倫薩市民建造了達巴索城堡；法爾內塞王室奪取了各大封地，控製並邊緣化了帕爾馬市議會。然而這些隻是例外情況。在16世紀中葉到18世紀的漫長時期裏，通常各方勢力之間會達成妥協。從國家的角度來看，能夠獲得行政優勢是進行談判和交易的原因。米蘭出售擁有民事和刑事司法權的封地，降低了地方維持秩序和執行法律的成本；威尼斯在財政上對弗留裏封地、貝加馬科和布雷西亞諾山穀作出讓步，換取了它們對威尼斯的忠誠。
17世紀，政府通過設置新的地方行政官並增加行政人員，慢慢開始將一些司法和財政活動集中在手裏。政府利用城市與周圍鄉村之間、封建領主與農民之間的傳統敵意，提出了另外的管理手段，在沒有正式取消地方特權的情況下，將地方特權掏空。然而，每一次國家權力的擴展都是經過談判得來的，這也凸顯了意大利各國國情與特權的異質性和差異性。
區域國家的發展得益於大城市貴族對土地的兼並，威尼斯共和國最為典型，這似乎並不奇怪，因為威尼斯政府完全是由威尼斯貴族組成的：隨著威尼斯政府的作用不斷增強，出現了一個強大的威尼斯地主階層。這種現象其實非常普遍：1622年的比薩地籍顯示，佛羅倫薩人對土地的擁有僅次於比薩人；1756年在帕維亞周圍的鄉村中，最富有的地主幾乎都是米蘭人。
在區域國家的形成過程中，最重要的是王公們會有意采取某些政策來贏得貴族的支持。與王公相比，威尼斯、熱那亞和盧卡等寡頭共和國可能處於不利地位，後者非常羨慕王公的特權，他們態度封閉，而且缺乏宮廷的象征作用和物質優勢。王公們千方百計吸引封建貴族為自己服務。在托斯卡納，王公們建立了封地和騎士製度，以此吸引貴族為己所用。在皮埃蒙特，薩伏伊家族為了將封建貴族納入爵位軌道，特意發展了一支龐大的軍隊和一套傳統軍事價值觀，雖然給大批銀行家、軍事供應商和官僚新授予了爵位，但仍然成功地維持了這套價值體係。在帕爾馬，法爾內塞王室控製大土地封建主的方式一向是鎮壓或者讓他們參與宮廷，後來又歸還他們被沒收的遺產，對城市貴族則授予職位和頭銜。到了18世紀，以宮廷為中心的區域國家已經建立起來，貴族價值觀也隨之滲透到社會中去。
宮廷
王公們確立權力、建立區域國家的標誌與手段就是宮廷。意大利宮廷不僅為法國凡爾賽宮廷和歐洲君主專製製度提供了經驗，而且似乎通過一個個公國發揮了更為直接的政治作用。意大利王公們通過提高宮廷的地位重新定義了自身的角色，並重構了他們與麵對的多重勢力之間的關係。
當然，宮廷和君主政體一樣早就存在。但與勃艮第宮廷或意大利南部的阿拉貢宮廷不同，文藝複興時期的貴族們成功地傳播了理想化的宮廷生活方式價值觀。這就是卡斯蒂格利奧尼的《朝臣》(1528年)在意大利和阿爾卑斯山另一邊名聲大噪的原因，熱度一直持續到法國大革命。意大利社會偏愛誇張的風格，認為外表與內在同等重要，奢侈張揚、華麗輝煌、宏偉壯觀都是必要的，以及至少與社會地位相匹配的價值觀。是不是意大利宮廷開啟或鼓勵了這種風格呢？探究這個問題也許並無意義。宮廷自然符合這些價值標準，不管是曼圖亞或佛羅倫薩等城市宮廷，還是波旁王朝查理三世在那不勒斯的卡塞塔宮，或者維克多·阿馬德烏斯二世在皮埃蒙特的狩獵宮之類的鄉村宮廷。後來貴族們建造了更加宏偉的宮殿和花園，比如蒂沃利的阿爾多布蘭迪尼別墅，其奢華的風格與布局都部分地源自這些宮廷。但宮廷發揮的作用要廣泛得多，既包括行政辦公、維係社會關係網絡，也包括施加個人影響、讚助藝術並重塑城市空間，同時宮廷也是宗教的象征，塑造了貴族的規範。
雖然15世紀時烏爾比諾或費拉拉的宮廷極為華麗精致，但王宮所在的地理區域並不限於貴族的領地，實際上從巴勒莫和那不勒斯到羅馬和都靈，都能見到華麗的宮廷。在許多方麵，羅馬為宮廷和君主的象征性身份認同提供了範例。從15世紀晚期到17世紀中期，梵蒂岡建築群進行了擴建，以容納對教皇國施加控製所需的官僚機構，並為教皇重新發揮國際作用營造高雅的格調。與此同時，作為首都的羅馬城被多次改造，修建了許多通往梵蒂岡的寬闊大道，教皇與樞機主教的宮殿和別墅、廣場，還有噴泉、方尖碑、教堂和公共建築，都是為了榮耀教皇和反宗教改革教會的領袖而建造的。
16世紀，防守堅固的宮殿被王公的宮廷所取代，宮廷形成一個閉環，與城堡分開，也與城市分開，構成一個獨特的自給自足的係統。17世紀，公共事務被看作與王公本人密切相關，因此，行政和司法機構都設在王公宅邸附近，甚至有些宮廷之間還有內部交通連接，比如佛羅倫薩烏菲齊宮和皮蒂宮之間的瓦薩裏走廊。宮廷的規模和形製不斷擴大：1550年的美第奇宮隻有39名朝臣，1692年朝臣人數增至797人。
無論是宅邸內部還是相鄰城市中的空間分布，都要考慮行政辦公和儀式感的需要。王公們被分隔保護的私人住所、禮拜堂和花園，彰顯了他們神聖的地位。漸漸地，首都也以王公宮殿為中心被重新規劃或改造。宮殿是城市的焦點，條條筆直的道路通向宮殿，寬闊得足以行駛馬車、進行遊行，路旁還裝飾著雕像、紋章、徽章和其他象征王公權力的標誌。大教堂被用來凸顯統治者的神聖地位，比如都靈大教堂，甚至是宮殿的附屬品。如果朝臣們宅邸的數量或品質達不到宮廷的標準，王公們會鼓勵他們在宮廷附近建造宮殿，接待王公的客人。
意大利宮廷在17世紀走向了輝煌，因為它是確立王公優越性的有效工具。正是通過宮廷，法爾內塞王室遏製了大封建貴族，並將帕爾馬的城市貴族轉變為擁有爵位的貴族；薩伏伊王室把軍隊變成了一個金融和社會市場，兜售了大量注水的爵位。宮廷為精英們提供了利益和機會，反過來也增強了宮廷的影響。由於行政管理基本出於王公一人，宮廷便成了資源分配的主體——任命地方行政官和官員、授予名譽職位和爵位、進行軍事和教會職位任命、發放建立封建村莊所需的合同和許可。17世紀發生的經濟危機可能也促使貴族世家通過服務於王公來恢複或增加自己手裏的財產和資源，他們顯然意識到了宮廷處於核心地位，是各種社會關係(從推薦到聯姻)的交匯地。17世紀也出現了大量批評卡斯蒂格利奧尼的文章，認為他尊重知識分子作為朝臣的體麵，實際上是給出了一種機會主義的建議，即如何通過奉承王公來獲得補助和俸祿。
貴族的力量
社會關係重組鞏固了區域國家及其宮廷的地位，重組的基礎是吸納，甚至鼓勵意大利各公國中的貴族來擔任新的領導角色。正是通過這樣的妥協，統治者才能夠吸引並融合掌握地方權力但經常發生衝突的各股勢力為己所用。到了18世紀中期，哈布斯堡王朝的統治者和啟蒙運動的改革者們麵對的是一個強大而富有的貴族階層，他們比失去了知識壟斷地位的教會更有能力捍衛自己的特權。從長期來看，造成的負麵後果甚至持續到了意大利革命（拿破侖式的）之後，因為教會和貴族的存在對意大利未來的發展施加了沉重的社會負擔。
鑒於意大利之前的曆史，變化產生的方式可能會令人驚訝，至少在意大利北部和中部是這樣的。如果南方王國的基礎是封建貴族，意大利公國的曆史基礎則是封建貴族失敗並由城市貴族取而代之。但是，正如我們所看到的，盡管封建地主被逐出城市和周邊鄉村，他們仍舊是農村的一大特征，可以審時度勢或是心血**，忠誠於不同的政黨（皇帝、教皇、地方政府或其他勢力）。
16世紀，貴族有兩種完全不同的來源：封建貴族和城市貴族。關於什麽是城市貴族，存在著巨大的不確定性和分歧：一方麵，威尼斯商人統治階級早已在金色的貴族名冊中占有一席之地；另一方麵，即使到了17世紀，佛羅倫薩貴族階層仍然不願意接受來自美第奇大公（盡管不是來自外國統治者）授予的貴族爵位。那時，獲得貴族身份的途徑多種多樣，最常見的是王公們會創造一些新的頭銜回饋為自己服務的人，或者幹脆明碼標價；此外，可以加入一個受教皇保護的騎士團，比如馬耳他騎士團，或者托斯卡納聖斯特凡諾騎士團；也可以取得特定的職業資格，如公證人或醫生。
在17世紀和18世紀，貴族意識形態在歐洲得到了穩步加強。不難想象，王公們對貴族的承認符合意大利地方寡頭的需要。即使是佛羅倫薩的貴族也承認爵位在外國人眼中非常有價值。到了16世紀後期，意大利各個城鎮都出現了城市貴族；就算爵位不能給予他們實權，但也能確立他們在製度中的身份和地位。
16世紀中期，意大利出版了大量關於如何定義紳士和貴族的書籍。家世崇拜可以追溯到這一時期，紋章也開始出現在宮殿的外牆。早期人文主義者曾認為，真正的貴族品質是美德，可到了17世紀，這種觀點已經銷聲匿跡了，取而代之的是騎士精神，認為榮譽才是真正的價值規範。地位崇高、享有優先權、世襲爵位、擔任軍隊職務、追求豐厚的俸祿、擁有私人武裝、蔑視地位比自己低的人，成為意大利貴族階級的標誌。無論貴族私下裏有什麽怨恨，比如出身和財富之間、封建軍事出身與執政之間懸而未決的衝突，貴族意識形態都是通過王公、城市貴族和新晉貴族的利益融合而形成的。以前看出身的區別，現在則會貶低與貴族地位不符的行為，比如，“低劣”的藝術，當然對低劣藝術的定義根據每個貴族階層的活動因時因地而有所不同。
貴族意識形態可能因為城市貴族的經濟利益從製造業、貿易和銀行業轉移到土地而得到加強，隻有在熱那亞，寡頭政治的投資還停留在國際金融領域，威尼斯、佛羅倫薩、米蘭和其他地方的貴族大部分都是地主。這種結構性轉變不一定能夠解釋意大利經濟衰退的原因，但在一定程度上肯定是貿易風險增加且回報率下降的後果。不過我們無法斷言，進行土地投資就是拋棄創業精神的表現，畢竟抓住市場機遇的例子比比皆是，比如威尼斯貴族修建大規模排水工程；倫巴第地區擴大水稻種植；教會貴族為占領羅馬市場轉向畜牧；托斯卡納貴族地主發展佃農。土地為抵押金融項目提供了基礎，尤其是向貧困公國、農村地區和農民提供的高利貸(教會禁止的高利率)。城市土地所有製和日益商業化的農業無疑惡化了農民家庭的生活狀況，當然也強化了貴族的優越地位。
在威尼斯、熱那亞和盧卡等共和國，貴族統治階級因猜忌和權力壟斷，對聯姻條件有諸多限製，導致貴族人數急劇下降，意大利大多數城邦附屬城市中的貴族也是如此。轉移財產、抬高嫁妝，使得貴族青年男女的獨身比例居高不下。威尼斯的情況最為糟糕，貴族數量從1536年的6439人下降到1624年的4457人，到了1766年，僅為3557人。許多其他城市，如米蘭、佛羅倫薩和錫耶納，貴族人口也出現了類似比例的下降。到了18世紀，公民寡頭群體的數量已經難以滿足履行政治義務的需要了。在這些共和國中，由於辦公成本不斷攀升，強大的財力是支撐權力的必要條件。威尼斯不得不向貧窮的貴族提供教育和救濟，幫助他們維持自己的地位。富有寡頭和貧窮貴族之間的政治分歧，以及周期性經濟危機是17世紀和18世紀威尼斯和熱那亞曆史的主要特征。
然而，帕爾馬和其他公國一樣，需要付出代價。雖然王公的政策鞏固了貴族的經濟權力，卻未必能夠創造一個具有凝聚力的階級，更不用說一個能為統治者服務的階級了。在帕爾馬，貴族內部的各個層麵並沒有真正融合，聯姻時繼續遵循各自不同的原則；在皮埃蒙特，軍隊貴族們仍然帶有與眾不同的優越感。無論貴族世家和統治者之間如何相互依存，貴族世家的利益始終是至高無上的。事實上，有意鼓勵貴族重組意大利社會，意味著加強保障貴族的家族遺產。貴族的財富、權力和理想在各國都得到了鞏固，貴族成為最強大的經濟和社會階層。
直到18世紀初，批評主義才開始出現。來自維羅納(該地區的封建神話非常有名)的貴族西皮奧內·馬菲對貴族的騎士精神進行了嘲諷，哈布斯堡地區(皮埃蒙特幾乎沒有)的啟蒙運動作家們抨擊了貴族的傳統特權及君主服務的缺席。從根源上來看，意大利啟蒙運動的局限性在很大程度上是因為發端於貴族階層。
啟蒙運動
如果不是半島在歐洲的角色發生了根本性的政治變化，啟蒙運動在意大利是不可能發生的。西班牙統治結束後，一係列為了爭奪繼承權而發動的戰爭給意大利送來了新的統治者：奧地利的哈布斯堡王朝統治了倫巴第和托斯卡納，波旁王朝統治了那不勒斯、西西裏島和帕爾馬。無論戰爭時期還是和平時期，當列強瓜分意大利王公們的領土時，王公們表現得比以往更加無能：摩德納的弗朗西斯三世認為自己之所以能夠在1737年獲得繼承權，是因為加入了哈布斯堡軍隊與土耳其人作戰，就像16世紀薩伏伊的伊曼紐爾·菲利伯特在出任西班牙軍隊的將軍並在佛蘭德斯取得勝利之後，才得以重掌公國一樣。
但此時的情況與西班牙統治時期有很大的不同。幾個大國之間達成了協議，如果哈布斯堡王朝想要繼承維也納的王位，或者波旁王朝想要繼承馬德裏的王位，就不能保留在意大利的領地，這樣最終通過和平方式解決了意大利的歸屬：1759年，查理三世被迫放棄那不勒斯和西西裏島；1790年，彼得·利奧波德在哥哥約瑟夫二世去世時放棄了托斯卡納。隻有倫巴第仍然是奧地利帝國的一部分，但在三次繼承戰爭中將更多的西部省份輸給了薩伏伊。從1748年簽訂《艾克斯拉夏貝爾和約》之後到1796年法國革命軍入侵之前，意大利各國正式擺脫了歐洲幾大敵對王朝的控製，進入了一段前所未有的和平時期。和平是啟蒙運動改革的先決條件。
意大利啟蒙運動的發端很複雜，可以追溯到17世紀末歐洲專製主義危機。啟蒙運動一方麵對意大利以外的科學和哲學發展重新產生興趣，另一方麵則越來越堅定地與教會令人窒息的統治作鬥爭。牛頓和洛克的思想促進了新批判方法、科學方法與思維方法的闡述，並迅速發展為科學能夠促進人類進步的信念、對“有用”科學的偏愛，以及理性改革能切實改善公眾幸福感的樂觀態度。對教會的攻擊直接源於那不勒斯和皮埃蒙特境內的管轄權衝突，後來變成質疑教會審查製度和宗教裁判所施加的思想壟斷，最後又演變為攻擊耶穌會士。
到了18世紀中期，米蘭的皮埃特羅·韋裏和切薩雷·貝卡利亞、托斯卡納的蓬佩奧·內裏和弗朗西斯科·瑪麗亞·吉安尼、那不勒斯的安東尼奧·吉諾維西都成為這場如火如荼的知識辯論運動的焦點人物。意大利知識分子之間的探討構成了更廣泛的歐洲辯論的一部分，但聚焦於意大利各國的具體問題，討論的激烈程度取決於政權的態度：在倫巴第、托斯卡納和帕爾馬，辯論的環境非常友好；在那不勒斯，辯論雖然可以接受，但是受到了一定的限製；但在摩德納、威尼斯、教皇國、皮埃蒙特和西西裏，由於政府和當地社會的敵對，幾乎沒有取得進展；熱那亞共和國幹脆禁止所有的政治討論。
無論知識分子之間存在什麽分歧，他們都一致認為，意大利各國與歐洲(指的是西歐)的進步相比，落後程度令人發指。迷信、特權，還有意大利的曆史，處處阻礙著改革的進展。在王公比較開明的地方，知識分子逐漸投靠王公，將其視為必要的，乃至唯一的變革推動者。知識分子的作用是贏得輿論的支持。一旦王公們開始實施變革，改革便擴展到了更加廣泛的領域，包括合理化政府機構、讓教會居於從屬地位，以及消除經濟發展麵臨的障礙。
改革派王公與知識分子之間的合作在對教會的鬥爭中達到了頂峰。教會早在17世紀後期就失去了早期的驅動力，淪為一個擁有特權、無知、進行不合時宜道德審查的混亂群體。教會的財富和宗教團體的“無所事事”使教會不堪一擊。
與奧地利、法國和西班牙一樣，意大利各國都對教會發起了猛烈的攻擊，鎮壓修道院、收回教會侵占的土地、沒收財產、驅逐耶穌會士，最後(在倫巴第和托斯卡納)甚至試圖實施詹森主義改革並由國家進行牧師培訓。到了18世紀90年代，教會在西班牙統治意大利時期曾經享有的經濟、司法和文化優勢，大部分已喪失殆盡了。但是，支持反宗教改革的民眾對教會依然虔誠，這種虔誠後來在反對法國大革命的鬥爭中表現出了政治潛力。
在進行了十年積極且頗有成效的合作之後，到了18世紀70年代後期，知識分子對王公的信任開始變得有所保留。太多的問題取決於王公的性情：在許多知識分子看來，彼得·利奧波德和約瑟夫二世過於激進，那不勒斯的費迪南德四世和薩伏伊的維克多·阿馬德烏斯三世則太過軟弱或偏執。即使有些地方的統治者積極參與改革，可變革麵臨的阻力又十分巨大。在那不勒斯和西西裏，還有羅馬和摩德納，啟蒙改良主義姍姍來遲，早期的樂觀主義情緒已經消散，取而代之的是一種日益增長的幻滅感。
法國大革命的到來，讓啟蒙運動戛然而止，統治者廢棄了一切改革。在某種程度上，啟蒙運動無疑改變了西班牙統治下的意大利和反宗教改革運動。意大利重新融入歐洲，卻呈現出多種社會和政治麵貌。改革凸顯了社會和政治分歧，而革命則使分歧進一步加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