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400—1250年的意大利：中世紀政治概要

布萊恩·沃德-鉑金斯

蠻族征服和統治：從羅馬之劫(410年)到狄奧多裏克之死(526年)

410年8月24日，一支由阿拉裏克率領的哥特軍隊進入羅馬，在這座城市整整洗劫了三天。羅馬世界受到了相當大的衝擊——自從高盧人在公元前390年攻占這座城市以來，800年裏從沒有發生過類似的事情，而且即使是在公元前390年，首都也被大聲鳴叫的鵝拯救了。基督教徒們不禁要問，上帝為什麽要拋棄剛剛皈依的帝國？在阿非利加行省，希波的主教教區雖小，但主教奧古斯丁學識淵博，受到這一事件的啟發，寫下了《上帝之城》一書，其英文版長達1000頁，巧妙地闡述了神的旨意及人與神的力量之間的關係。

410年這一確切的年份，似乎可以用來作為意大利中世紀開端的標誌——一個來自北方的外族入侵者摧毀了整個半島，扶持了一個傀儡皇帝，還有一位牧師受此觸動完成了基督教最偉大的著作之一。這絕對不是我們上一章所探討的奧古斯都的世界，曾經的羅馬軍團在地中海所向無敵，羅馬帝國的力量被維吉爾寫進他傑出的異教史詩大肆頌揚。然而，這樣突然的、完全的轉變顯然不是在某一個日期的一朝一夕中完成的。3世紀時，羅馬的統治地位已經麵臨嚴峻的挑戰，當時的蠻族入侵者雖然沒能攻下這座城市，但已經構成足夠的威脅，迫使羅馬在其周圍修建了長達19千米的防禦牆。帝國的力量也沒有一下子被410年8月所發生的事件輕易摧毀。哥特人最終於412年遷出意大利，並於418年以羅馬盟友的身份在高盧南部定居下來。事實上，無論在政治上還是在軍事上，這座城市都已經變得無足輕重——最後一位生活在這裏的皇帝是馬克森提烏斯，他於312年被君士坦丁擊敗並殺害，真正的權力中心向北轉移到了位於現代德國境內的邊境城市特裏爾及意大利北部城市米蘭和拉韋納。同樣，作為基督徒，奧古斯丁“期盼”中世紀的到來，他之所以著書立說，並不是為了應對當時的危機。5世紀早期，異教(或按照現在流行的說法，多神論)在意大利仍然十分活躍——當奧古斯丁質疑羅馬的永恒神聖地位時，異教徒魯提裏烏斯·納馬提亞努斯寫了一首更傳統的詩歌，來讚美哥特人洗劫之後羅馬這座城市的複興。

然而，魯提裏烏斯錯了，因為羅馬並沒有複興。5世紀時，帝國逐漸失去了所有的行省：起初是像不列顛這樣地處邊遠的不重要的行省，但後來是阿非利加行省(429年)，後者對羅馬的穀物供應和維係帝國軍隊所需的稅收至關重要。到了5世紀末期，意大利已經不再是一個幅員遼闊的帝國的中心，相反，它成了外來入侵的“受害者”。例如，汪達爾人定期從自己位於北非的新家園出發襲擊西西裏，並在455年精心計劃，對羅馬實施了第二次洗劫。自那時起，這座半島或多或少一直都扮演著受害者的角色，讓人驚訝的是，有時甚至十分享受——例如，今天許多意大利人選擇性地遺忘了他們在近代曾以極大的熱情擁護殖民主義和法西斯侵略，但他們往往樂於銘記德國在1943—1945年占領意大利期間所犯下的殘暴罪行。

在意大利國內，帝國統治在5世紀時的終結意味著安全的終結，意味著必定可以取得財富和地位的時代的終結，但社會並沒有在一夜之間便完成轉變。富有而有文化的地主繼續統治著他們的莊園，甚至繼續舉辦極其昂貴的遊戲聚會來供人們娛樂。帝國軍隊中具有蠻族血統的軍官越來越多，不過這些人很樂意采用羅馬的生活方式，並以此在羅馬社會中找到自己的位置。作為仆從也好，作為侵略者也罷，蠻族人最終還是進入了帝國境內，其目的不是摧毀，而是享受他們在萊茵河和多瑙河前線時垂涎不已的高度的物質財富和精神文化。在意大利社會內部，有些變化發生得更加無聲無息，且同蠻族入侵並無關係，但它們與帝國的覆滅同樣重要。特別是在4世紀晚期和5世紀時，基督教取得了決定性的勝利，將羅馬廟宇逐漸關閉，任其腐爛，人們甚至將有些廟宇拆毀，僅僅是為了將原建築材料用去別的地方，與此同時，城市裏建起了嶄新的教堂，就建在那些烈士的墳墓上。到了5世紀末，在任意一座意大利城鎮中，神聖且重要的區域不再是卡皮托利尼眾神神廟廣場的周邊位置，相反，在這塊區域的核心往往是一座天主教堂，被一圈墓地教堂圍在中央。

盡管帝國軍隊的蠻族指揮官奧多亞克於476年廢黜了西羅馬帝國最後一任皇帝羅穆路斯·奧古斯都，並攫取了足夠多的土地，將他自己和麾下的日耳曼軍隊都變成了貴族，但至少從表麵看來，一切似乎都沒有發生變化。奧多亞克十分謹慎，他沒有疏遠東羅馬帝國的皇帝，因此僅以東方帝王屬下的一個國王的身份來統治意大利：他也同樣十分謹慎地安撫意大利的貴族們，允許其保留了所有傳統的政府官員的職銜，並且授予他們一些雖然微不足道但具有象征意義的職權(如鑄幣權)。在奧多亞克統治時期，意大利自3世紀以來第一次鑄造銅幣，其上驕傲地刻著傳奇的“SC”字樣(Senatus Consult：經元老院批準)。也許沒有人真的愚蠢到相信羅馬和帝國的力量沒有發生任何變化，但維持這樣一種假象對每個人來說都是最佳的選擇：統治者采用的是一種恰當的羅馬方式，意大利貴族覺得自己受到重視；蠻族以為自己被帝國的統治中心所接納(很顯然，他們實際並沒有)；即使實際管理者是蠻族，東方的君主們仍然可以假裝西部行省真的在自己的掌控之中。從幾個世紀未受挑戰的帝王集權，過渡到屈從於野蠻人的統治，在這一過程中，如果不假裝一切如昨，意大利將無法緩衝所受到的巨大衝擊。

這種局麵一直延續到了6世紀初期，盡管蠻族出現了一位新的軍事霸主，即東哥特的狄奧多裏克，他於493年擊敗並殺死了奧多亞克，在526年去世之前一直統治著意大利。在哥特人的政治宣傳話語中，哥特人為了半島上的羅馬居民可以享受和平、舒適、高尚的生活，時刻準備著肩負起管理和保衛意大利的艱巨任務：“捍衛文明世界，哥特人的榮光。”狄奧多裏克確實為意大利帶來了和平，而且，通過一係列聯姻、與其他蠻族國王簽訂條約以及吞並普羅旺斯，他甚至將自己的權力擴展到國外。意大利的統治階層不僅包括帝國傳統中的省長、總督等人，甚至再次出現了一位高盧人省長，他曾經是阿爾勒的居民。

意大利人事後進行了深入反思，加上分析大量的東哥特宣傳資料，我們從中很容易發現，狄奧多裏克統治時期是意大利的黃金時期，是一個和平安寧的時期，“人們可以在自己喜歡的任何時間做自己的事情，就像白天一樣”，而且，在大約14個世紀的時間裏，這是半島最後一次實現政治上的統一。然而，當時的人並不知道接下來即將發生的那些苦難，我們不清楚他們是否會為自己的生活歡欣鼓舞。盡管哥特人無疑十分希望在羅馬的框架內進行統治，但他們不可能突然就拋棄自己蠻族的身份，事實上他們很可能自豪於自己的日耳曼血統和成就(包括在378年哥特人擊敗並殺死了一位羅馬皇帝，甚至是公元410年的羅馬之劫)。

狄奧多裏克是在拉韋納的一座大理石宮殿中統治國家的，雖然這座宮殿完全按照羅馬風格建造，但這裏住著的不僅是講拉丁語的意大利朝臣，還有留著胡子、講哥特語的蠻族人，他們堅守著自己的異端基督教信仰。在首都拉韋納和其他擁有足夠多的哥特居民的城市中，都存在互相對立的教堂和洗禮堂，一方用拉丁語舉辦天主教彌撒，而另一方用哥特語舉辦阿裏烏教派彌撒。此外，拉丁人和哥特人究竟誰擁有軍事大權，是毫無疑問的，誰真正擁有政治權力也是毫無疑問的。意大利當然受哥特人的保護，一些意大利貴族，如卡西奧多羅斯，甚至在哥特人政府中占據高位，十分富有；但無論宣傳話語如何偽飾，這都與共和國和早期帝國的情況相去甚遠。

因此，一些傑出的、充滿曆史情懷的意大利人似乎在憧憬著帝國的回歸，也就不足為奇了。到6世紀，西羅馬皇室已經沒有尚在世的後人，這就意味著要讓當時的東方(或拜占庭)皇帝來控製意大利。東羅馬帝國的查士丁尼可是一個既有充分動力又有充足野心來“重新征服”西部各省的人，他先是在舅父查士丁(518—527年)麾下，後來他本人即位(527—565年)，意大利不可避免地遇到了麻煩。即使在狄奧多裏克強有力的統治之下，也難免有陰謀權術的陰影，或者至少是有陰謀的嫌疑。羅馬的一位主教死在監獄中，兩位著名的元老院元老被殘酷地處決——其中一位名叫波愛修斯，他在哥特人的監獄中受盡折磨，同時還寫下了《哲學的慰藉》一書。

波愛修斯是最後一批有文化的羅馬貴族，對他們來說，其身份地位的最佳佐證在於自己對經典的熟知，而非戰馬的數目或者右臂的力量。而且，他是被日耳曼國王下令處死的，因此人們往往將之視為古典文化被無知的野蠻人肆意踐踏的象征。然而，這樣的評價並不準確，事實上正是由於東哥特人對羅馬貴族的精心保護，才使得半島在6世紀晚期能夠出現大量如波愛修斯這樣的文化人。

一個分裂的半島：拜占庭和倫巴第的意大利，以及教皇國的出現(535—774年)

526年，狄奧多裏克去世，之後查士丁尼成功地迅速重新征服了非洲，並於535年入侵意大利。當時，偉大的曆史學家普羅柯比就在查士丁尼重要將領貝利薩留的手下出任謀士，得益於此，我們對其後的戰爭了解得很清楚。不幸的是，拜占庭帝國對意大利的入侵主要通過圍攻的方式進行，就像1943年盟軍登陸一樣，開始時迅速占領了西西裏島和南部地區，同樣在那不勒斯陷入困境，隨後進而演變成一場令人沮喪的緩慢的消耗戰。直到562年，在經過整整27年的戰爭後，北方最後的哥特要塞才終於投降。

這場戰爭中的主要輸家當然是哥特人，他們被剝奪了所有的權力和特權，失去了大部分的財富，並在戰鬥中失去了許多士兵。然而，戰爭也給意大利本地人造成了嚴重的損失。普羅柯比在總結戰爭的結果時講了3組小豬的故事，每一組都有10頭豬，哥特國王在一段時間內不給它們食物，以此來預測查士丁尼入侵的結果：“哥特”豬隻活下來兩頭，其他的都死了，而“拜占庭”豬則大部分都存活下來。然而，“意大利”豬中隻有一半活了下來，而且它們的鬃毛都掉光了。

從理論上講，隨著重新征服的完成，意大利回到了正常狀態——由一位正統天主教羅馬皇帝統治。盡管當時人們並不如此認為，但同拜占庭帝國的統治相比，狄奧多裏克政權很快就成為人們眼中的黃金時代。新政權沒有將帝國首都遷回羅馬或拉韋納的計劃；之前即使意大利不再是帝國的中心，但至少還是一個獨立王國，現在卻變成了一個相當小的邊境行省。此時，在意大利征收的大量稅收並沒有花在拉韋納和半島的其他地方，也沒有花在修建宏大的新建築和獎勵意大利臣民上，這些錢被運往君士坦丁堡，主要用於保衛帝國的東部邊疆。同樣，拜占庭皇帝也沒興趣向意大利貴族示好，在其眼中，意大利貴族不過就是他們的子民，向其征收賦稅純屬天經地義。就連教會也喜憂參半，他們原本指望恢複正統教會的統治後自己能夠獲益頗豐。確實，天主教會因沒收了阿裏烏派教堂和阿裏烏派教會土地而獲益；然而，東哥特人小心翼翼地不去侵擾意大利天主教會，以避免引起任何麻煩，而君士坦丁堡的拜占庭統治者們卻毫不猶豫地試圖把他們對正統的獨特解釋強加給自己的意大利新臣民。

新的拜占庭政權也沒能給意大利帶來和平。568年，也就是最後一批哥特要塞投降僅僅6年之後，倫巴第人從東北部進入意大利，並進而征服了波河平原的大部分地區及意大利中部和南部的大部分地區，遠至貝內文托。不過，拜占庭人保住了更南邊的大部分地區，包括富饒的西西裏島及意大利中部和北部的一塊狹長地帶，位於首都拉韋納和羅馬之間。自此，半島開始了漫長的政治分裂，一直持續到1870年。

意大利分裂成兩個主要的權力集團，這造成了戰事頻仍的局麵，並進一步導致了政治分裂：北部的倫巴第國王，從首都帕維亞進行統治，很少能有足夠的力量對位於中部和南部斯波萊托和貝內文托的公爵領地行使有效的政治權力；同樣地，拉韋納的拜占庭總督也很少能有足夠的軍力去守衛以往羅馬帝國的偏遠地區。所以，城市大體都隻能依靠自己的力量來保護自己。

因此，羅馬不得不自給自足，這對於主教轄區的發展至關重要，我們現在稱之為“教皇權”。在6—7世紀的大部分時間裏，羅馬不得不抵禦倫巴第人頻繁的侵略，羅馬及其公國的人民越來越多地向他們的主教尋求保護和食物。教皇這麽早就成了羅馬及其領地的領袖，這著實令人驚訝，因為就在不久之前的東哥特時代，這座城市裏還確實存在著另一種權力來源，且曆史更為悠久，那就是元老院，它由富有的意大利地主組成，其起源可以追溯到羅馬共和國成立之初。然而，作為一個政治存在，元老院顯然沒有在曆次哥特戰爭的破壞和紛擾中幸免於難，在拜占庭強加統治後，元老院的種種特權也被忽視，在劫難逃：625—638年，它的所在地，即羅馬廣場的元老院議事堂，被改造成一座教堂。正如我們所看到的，公元410年阿拉裏克對羅馬的洗劫隻是個開始，但是議事堂的這種轉變無疑標誌著意大利經典的古代時期徹底消亡。隨著元老院的消失，且拜占庭無法實施有效的管控，不管人們喜歡與否，羅馬主教顯然是照顧其意大利中部教眾精神和世俗需要的不二人選；早在格裏高利一世教皇時期(590—604年)，教皇們就開始以一種為後世所熟知的方式向城市提供食物，為達成和平條約而舉行談判，並為軍隊支付軍餉。

在今人看來，即使在天主教內部，教皇也是不應該擁有世俗權力的，然而必須指出，這種世俗權力確實有其優勢，而且在教皇權將影響力擴展至全歐洲的過程中發揮了至關重要的作用。當然，羅馬主教手裏總有一手好牌：這座偉大城市本身的名字和傳統，以及一大批傑出的當地殉道者，包括《聖經》中提到的兩位最著名的聖徒——彼得和保羅。此外，就彼得而言，傳統上認為他是第一任羅馬主教，教皇們在馬太福音16章中也得到了基督的諭示：“你是彼得，我會把我的教會建造在這磐石之上……我要把天國的鑰匙交給你。”今天，這一饋贈的第一句以馬賽克畫的形式鐫刻在文藝複興時期修建的聖彼得大教堂的穹頂上，這樣的安排必然有其用意。然而，為了取得其應有的崇高聲望，教皇也需要保持一定程度的獨立。如果教皇隻不過是拜占庭帝國政策的喉舌，就像君士坦丁堡牧首經常做的那樣，或者如果他成為倫巴第王室控製下的主教，他就很難展現出像曆史上那樣影響廣泛的精神權威。一方麵，意大利中部教皇國的出現使未來的教皇卷入了十分肮髒的政治鬥爭中，對他們造成了極大的傷害；但另一方麵，它確保了教皇的獨立性和自治權，這對保持教會的地位至關重要。不幸的是，這兩種後果必然同時發生。

教皇國出現的同時，教皇們也將其影響盡可能廣泛地散播到歐洲各個野蠻民族中去。在當時的歐洲大部分地區，教皇的作用微乎其微。例如，在6世紀高盧教會所有的會議記錄中，隻有一則非常模糊地提到過教皇的首要地位。但在英國，教皇們取得了顯著的成功：教皇格裏高利派遣的奧古斯丁布道團於597年抵達肯特，後來英國人便將這一曆史事件作為他們拋棄異教皈依天主教的源頭；而且這種記憶在英國教會和羅馬之間建立起了一種紐帶，這種局麵一直延續到宗教改革時期。

人們通常認為，倫巴第人對意大利的入侵昭示了半島上黑暗時代的降臨，的確，7世紀被看作一個低穀，幾乎沒有任何財富增長和文化成就的跡象。然而，將這一切都歸咎於倫巴第人很可能是錯誤的。我們有理由相信，早在2世紀，意大利就已經開始緩慢地滑向愈加貧困的深淵，而除了倫巴第人的入侵，在這一衰落的過程中還發生了其他標誌性事件，如5世紀帝國的滅亡和6世紀拜占庭帝國重新征服意大利等。

毫無疑問，與東哥特前輩不同，倫巴第人並沒有以羅馬風格示人的困擾，他們隻是偶爾才會用古典風格來粉飾自己的統治。這使得他們看起來似乎沒有東哥特人那樣文明；但至少在一定程度上，這種反差或許隻是表象，而非實質；到了6世紀末，意大利人已經適應了外國統治者，甚至拜占庭人都不再試圖將自己的所有政策都包裝成羅馬模式。確保自己的統治看起來同羅馬人的做法沒有什麽區別，可能已經不像以前那樣重要了。相反，如果我們將使用書麵文件和習慣居住在城鎮看作文明的標誌，那麽倫巴第人肯定比他們住在阿爾卑斯山北部的日耳曼表親文明得多。例如，8世紀時，盧卡的倫巴第貴族居住在城鎮中，並給教堂捐款，而且他們確保這些事情都被以書麵形式記錄下來以示後世子孫，許多記錄中都有他們的親筆簽名。

同樣重要的是，7世紀不僅僅是意大利的“黑暗時代”：大多數北歐國家也是如此，甚至拜占庭也未能幸免。拜占庭在古典時期建立起了高度文明的社會，由於遭受了波斯人，隨後又是阿拉伯人的進攻，許多文明特色都永遠消失了。事實上，與其他地區相比，倫巴第時期的意大利可能稱得上是一個非常富庶的地區，而且難得的是一些生活傳統得以延續。例如，無論是倫巴第人還是拜占庭人，在統治意大利時都從未打破半島的城市管理傳統，這無疑有助於維持城鎮生活。盡管意大利的城鎮麵貌發生了巨大變化，已經沒有了任何古典城市主義的標誌性裝飾，但大多數城鎮並未消亡。拜占庭統治下的意大利可能是當時整個歐洲和地中海最繁榮、最和平的地區之一。663年，君士坦斯二世離開君士坦丁堡前往意大利，在訪問羅馬並與貝內文托的倫巴第人作戰之後，他在西西裏的敘拉古定居下來。隨著君士坦斯二世於668年被刺殺，這次遷都的嚐試以失敗告終，事後看來，這似乎不過是一個缺乏判斷力的皇帝做出的古怪的反常舉動。但結合7世紀的具體情況，這其實是一個合理的決策；整個愛琴海地區甚至包括君士坦丁堡都處於阿拉伯人的威脅之下，意大利南部和西西裏島則是一個繁榮而安寧的小港灣。

盡管倫巴第人在640年前後占領了利古裏亞，並於約公元700年占領了科西嘉島，領土得到了很大的擴張，拜占庭帝國和倫巴第王國及各公國之間基本保持了權力的平衡，這一局麵一直持續到了8世紀。然而，751年，倫巴第國王艾斯杜爾夫占領了拜占庭意大利的首都拉韋納，半島的軍事和政治形態遂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從此之後，拜占庭隻能有效控製西西裏島和南部地區。

北方有一個強盛且在不斷壯大的倫巴第王國，而拜占庭的力量已經不足以充當有效的緩衝或者盟友，在這種情況下，羅馬教皇發現自己已經直接暴露在威脅之下：這座城市和主教轄區最終很可能會被倫巴第王國吞並。麵對這種情況，教皇們要求阿爾卑斯山脈以北的霸主——法蘭克的加洛林家族代表他們對意大利進行幹預。加洛林家族為攻打倫巴第人提供軍事援助，作為交換，教皇們認可加洛林王朝，並以上帝的名義許可他們推翻法蘭克前朝王室。754年，教皇斯德望二世前往法蘭克王國，為加洛林王朝的丕平加冕。同年(之後又在756年)，丕平在意大利開展軍事行動，迫使倫巴第人放棄了他們之前占領的教皇國領土。

來自北方和南方的征服：法蘭克人和阿拉伯人的入侵(774—962年)

然而，直到773—774年，丕平的繼任者查理曼再次介入，“倫巴第問題”才最終得以解決。這一次，他占領了帕維亞，廢黜了國王狄西德裏烏斯，並加冕為“倫巴第國王”。

當然，在歐洲神話中，查理曼是個一統天下的英雄，在法國、德國、英國和意大利都受到人們的崇拜。近年來，他的帝國甚至被描繪成歐盟的早期版本(他的首都和墓地都位於亞琛，甚至離布魯塞爾很近，人們很容易便可以產生這種聯想)。但從意大利的角度來看，法蘭克人的幹預不一定是件好事，當然，人們也沒有一直認為它是件好事。在意大利複興運動時期，當教皇與阿爾卑斯山以北的強國結盟，再一次挫敗了將羅馬納入一個意大利王國的嚐試時，查理曼在一千年前與教皇的聯盟，以及隨後阻止了倫巴第人在意大利中部的擴張，都被描述成了教會的一個陰謀，是試圖提前阻止意大利(在倫巴第國王狄西德裏烏斯統治下)實現其必然的統一!波河平原和意大利中部的大部分地區被一個強大的北歐國家征服並吞並，當然這是第一次，但絕不是最後一次。阿爾卑斯山脈北部和南部地區的軍事和政治平衡發生了決定性的變化，愷撒的軍團曾經強迫高盧人不情願地接受羅馬的統治，而此刻世界已經發生了變化，這種變化一直延續下來，1943—1945年德國占領意大利北部可以說是這種變化的最後一次體現。

773—774年間發生的一係列事件把半島的北部穩固地納入了北歐的政治軌道中。然而，在更偏南部的地區，法蘭克人的入侵並沒有產生太大的影響。拜占庭帝國仍然控製著西西裏、卡拉布裏亞和阿普利亞，東羅馬帝國的皇帝同北方的一些公國保持著緊密的聯係(如果沒有什麽實際的管理權的話)，這些地區的中心位於那不勒斯、加埃塔，以及亞得裏亞海出海口新興的威尼斯城。貝內文托的倫巴第人也沒有被法蘭克人征服，並在8世紀末和9世紀建立了強大的公國，統治中心包括貝內文托、薩萊諾、卡普亞(直到11世紀諾曼人到來之後才滅亡)。

從長遠來看，拜占庭帝國的勢力在意大利北部的消亡，以及法蘭克人從未成功地將其軍事和政治控製力擴展到南部，這些事實都對意大利的形成至關重要。直到8世紀中葉，南北雙方的政治和文化方麵還都呈現出各方勢力縱橫交錯的局麵：說希臘語的拜占庭人居住在拉韋納、撒丁島、阿普利亞、卡拉布裏亞和西西裏島，日耳曼的倫巴第人則遍布半島，從貝內文托到皮埃蒙特，從700年前後開始也占據了科西嘉島。但到了8世紀末，麵積廣闊的新政治區域形成了，這些地方(碰巧)在當時已擁有悠久的曆史，因此有助於形成獨特的區域特征：北部地區此時處於法蘭克人的控製之下，此後也常受阿爾卑斯山以北勢力介入的影響；中部地區是教皇領地和教皇的勢力範圍；南部地區則與東方和北非有著密切的政治和經濟聯係。

在摧毀倫巴第王國的過程中，教皇消滅了他傳統的敵人，解除了威脅；但是，當然，他得到了法蘭克人這樣一個強大到令人心悸的盟友。曆任教皇都試圖用不同的方式來澄清自己與其法蘭克保護者之間的關係，其中特別的一個例子是“君士坦丁禦賜教產諭”，內容顯示曆史上第一位信仰基督教的皇帝君士坦丁宣布將大片領土捐贈給其同時代的西爾維斯特教皇，這是教會的一項發明，後要求法蘭克人認可這件中世紀著名的偽造法令為真，但現代人幾乎可以確定它是在8世紀時被炮製出來的。公元800年的聖誕節，教皇利奧三世在羅馬為查理曼加冕，宣布其為新的“羅馬皇帝”，這一舉措具有革命性意義，目的是試圖將教皇擁有精神力量和法蘭克皇帝擁有世俗力量這一關係確立下來。在某種程度上而言，利奧的舉動是一種務實和明智的權宜之計，認清了8世紀末的政治現實。但是從長遠來看，它也造成了嚴重的後果，因為西羅馬帝國的重生不僅使同時代人浮想聯翩，也使後來人產生了這樣一種想法，認為歐洲可以存在一個合法的“超級大國”，而這個大國的合法性和命運都與教皇的權力密切相關。後世的軍隊為了擁護各自的領袖稱帝，從阿爾卑斯山以北南下，不辭辛苦揮汗趕到羅馬，結果卻死於瘧疾，而一代又一代的意大利人看著他們的莊稼和牲畜被這些軍隊摧毀，肯定不會認為利奧的這一做法十分高明。

在意大利南部，比起遙遠的北方某位國王建立帝國的雄心，阿拉伯人的到來顯得更為重要。9世紀時，來自北非的船艦和軍隊逐漸從拜占庭手中奪取了整個西西裏。從現代世界的角度來看，西西裏很容易被視為基督教歐洲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它與北非之間有著巨大的政治和文化鴻溝。從後來的發展來看是這樣沒錯，而且歐盟成員國也希望這樣的局麵能夠一直持續下去。但就地理位置而言，西西裏靠近北非大陸，而在地中海世界裏，海上聯係可以同陸地聯係一樣緊密(特別是離得最近的意大利本土是貧窮多山的卡拉布裏亞地區)，西西裏本可以輕易變成伊斯蘭世界的永久一員。事實上，兩個半世紀後，諾曼征服將其納入了一個新的、長久存在的意大利南部基督教國家；但此前這裏的許多居民已經變成了說阿拉伯語的穆斯林。

特別是阿拉伯入侵者在加利格裏阿諾河河口到那不勒斯北部修建起了堅固的軍事基地，他們從那裏出發，給意大利本土南部的大部分地區也造成了巨大的破壞。846年，他們甚至航行到了台伯河流域，洗劫了羅馬的城外教堂，將使徒和殉道者的屍骨永遠地散落丟棄了。這種情況可謂前無古人，後無來者，因為即使是410年、455年和1527年的羅馬之劫中，洗劫羅馬的都是基督教徒，他們會掠走教堂的財寶，但不會侵擾聖徒們的安寧。在歐洲北部，我們習慣於認為穆斯林的擴張在8世紀早期達到了頂峰，直到732年普瓦提埃之戰中被查理·馬特擊潰；又或者認為頂峰出現於17世紀末期，直到1683年揚·索別斯基解了土耳其人對維也納之圍；但在意大利，阿拉伯和穆斯林成功的**無疑出現在900年前後，西西裏被成功吞並，甚至半島上最大的一些城市也遭到了攻擊。

盡管在政治和軍事上都處於混亂狀態，有賴於新興的地中海貿易，8世紀和9世紀時意大利北部和南部逐漸出現了貿易重鎮。其中，最著名的城市當數威尼斯，這主要歸功於其之後創造了悠久而輝煌的曆史；但在9世紀和10世紀時期，威尼斯隻不過是眾多富庶的新興城市之一：威尼斯、巴裏、阿馬爾菲、薩萊諾、那不勒斯、加埃塔、比薩和熱那亞。10世紀後期一位阿拉伯地理學家在描述意大利的城市時特別稱讚了阿馬爾菲，讚美其為意大利境內“最繁榮、最傑出、最富裕、最奢華”的城市。

今天，如果任何人拜訪阿馬爾菲島的岩石半島，或者是威尼斯的潟湖(當然這是很久以前的事了，遠早於大陸出現排水係統、人們搭建起鐵路和公路橋梁及建成梅斯特雷這樣龐大的城市係統)，可能都會驚歎於這些農業落後、地處偏僻的城市，究竟是如何崛起並獲得巨大財富的；但從9世紀開始，海上貿易就可以使人們過上富足的生活，而偏遠和獨立甚至可能成了一個巨大的優勢。如同古羅馬和它的奧斯提亞港，或者中世紀歐洲的倫敦和巴黎，城市可以通過與強大國家的命運相關聯而變得強大；但通過與政治權力保持一定距離，它們可以同時滿足不同政權對貿易的需求，因此也可以獲得非凡的影響力。這一時期新興的意大利海港就屬於後者，它們可以在阿拉伯人、拜占庭人、意大利南部的倫巴第人，以及法蘭克人世界之間開展貿易，利潤豐厚。在政治上，意大利被多個權力集團瓜分，遭受了不小的苦難；但是，這些紛爭對意大利商人來說可能是件好事，因為他們享有相當大的獨立性，並且站在地中海地理和文化的十字路口。

在9世紀下半葉和10世紀上半葉，意大利南部的基本政治格局大體穩定；不過因為涉及拜占庭人、阿拉伯人、倫巴第意大利人，以及一大批基本獨立的王室封邑和公國，而且所有人都在謀取各自的利益，所以從細節上看，這一格局不可避免地呈現出高度複雜和不斷變化的特征。然而，在意大利北部和中部，隨著加洛林王朝從倫巴第人手中奪取的意大利王國的解體，根本格局正在發生變化。與阿爾卑斯山脈以北的加洛林王朝一樣，9世紀初曾經強盛一時的王權逐漸陷入王位爭奪者之間的內戰，而外國侵略者的介入更是加劇了這一局麵——阿拉伯人從位於普羅旺斯法拉克西內圖姆的基地出發，沿著阿爾卑斯山西部和利古裏亞的海岸線一路前進，入侵半島的中部，而馬紮爾騎兵從現匈牙利境內的根據地出發，突襲波河平原。在這種情況下，9世紀末10世紀初的意大利境內的各位國王不得不出錢收買貴族和主教，賞賜其大片土地，授予其如管理城牆、征收通行費和稅款等權力，以此換取他們對自己的支持。正如一位敏銳的當代觀察家所指出的，“意大利人更喜歡有兩個國王，這樣當他們試圖控製其中一位國王的時候，就可以威脅他說自己要改為擁護另一位國王”。到950年時，無論是北方還是南方，整個意大利都呈現出大大小小的權力集團割據的局麵：其中一些領土麵積較大，例如拜占庭在意大利本土南部建立的行省，或者北部邊境的伊夫雷亞公國，而其他則僅僅占據很小的一塊領土，例如加埃塔公國和威尼斯公國(後者的統治者被稱為“達克斯”，或者公爵，後被稱為“總督”)。

奧托王朝和諾曼王朝的幹涉，以及帝國與教皇權力之爭(961年至11世紀後期)

10世紀下半葉，德國的奧托王朝在北歐崛起為新的超級大國，同時期在意大利北部所發生的一係列事件都是由奧托王朝的國王們主導的。奧托一世發現半島內部處於分裂狀態，國力疲弱，並受到查理大帝所開創的光輝曆史的感召，他於951年首次侵略意大利，961年再次更加果斷地出兵，第二次他得以加冕為“意大利國王”。962年，應羅馬教皇的請求，他幹涉了羅馬的情勢；作為回報，他得到了帝王的皇冠。

奧托的介入開啟了一個新的時代，對德國而言，意大利意味著巨大的帝國利益，這一局麵一直持續到1250年甚至更久。從19世紀和20世紀早期民族國家的角度來看，以及從現在的歐洲聯邦的角度來看，這些好戰的家夥並不值得特別的讚賞。意大利人認為那不過是一個被北歐人野蠻統治的遙遠年代；而德國人則認為，那些皇帝本應該專注於建立和維係一個強大而團結的德意誌，這才是必須做的正經事，但他們卻忙於危險重重而前途未卜的國外征伐，這無疑是很愚蠢的。當然，奧托和他的繼任者們並不這麽認為：對他們來說，意大利是一個可以征稅和盤剝的富饒之地。而且，既然意大利和皇冠都已經被納入囊中，成為奧托王朝皇帝們與生俱來的權利，放棄它們將被視為軟弱的象征。大國往往很難體麵地放棄其特權，即使它們顯然已成為一種負擔；正如英國目前所發現的，君主製和聯合國安理會的席位都意味著龐大的開支，這都是帝國時代的遺產。

像所有的統治者一樣，德國的國王和皇帝對自己的權力有著極為深刻的認識；而且和所有9—10世紀的國王一樣，他們對教會也負有強烈的責任感。其統治的這兩個特點幾乎不可避免地導致他們會對教皇事務進行直接幹預。教皇在10世紀初陷入了羅馬城家族政治的泥沼，有時甚至會明顯損害其聲望。例如，一位教皇甚至把自己的前任和仇敵的屍體挖出來，並對其進行嚴肅的審判。北方再一次出現了一個強大的基督教皇帝，這重新鼓舞了一些想在羅馬重建帝國的人采取行動，同時也意味著人們需要麵對一個困難而又微妙的問題，即如何區分教皇權威和帝王權力。

963—1046年，德國皇帝多次幹預羅馬事務，任命了幾位教皇，在此過程中，偶爾有幾次還罷免了前任教皇。罷黜的理由總是合乎道德的(在任者的腐敗行為)；在10世紀，北歐人對羅馬和教皇有了清晰的看法，而且這種觀點持續了很多年——那裏是拉丁人陰謀和腐敗的溫床，為正直的北歐人所不齒。但宗座上坐著的是一個順從聽話的教皇，從中德國皇帝顯然可以得到巨大的利益。在這一時期，特別是在奧托三世統治期間(983—1002年)，在大部分時間裏他都選擇居住在羅馬，在這樣一個強大的世俗國家的控製下，教皇近乎淪為區區一個主教。

實際上，帝國掌控的不過是教會所擁有的全部世俗權力，然而在11世紀下半葉，一場廣泛的支持教會改革的運動影響了整個西方基督教世界，因此這種對教皇的控製麵臨著越來越多的挑戰。改革的主要目的是希望創造一個純粹的、孤立的教會製度，不受家庭、性別、金錢或世俗權力的影響和束縛。不可避免地，在改革者們看來，那種加洛林和奧托帝國教會覺得舒服(通常是完全滿意的)的世界無疑太過頹廢，並且與世俗生活的聯係過於密切，因為各位主教(甚至教皇)通常是由國王或皇帝任命的，其任職徽章一直都是由後者頒發的。

從某種程度上來說，教皇必定是這場辯論的中心焦點。當時，各國教會都處於各自王室的控製之下，天主教會不過是一個鬆散的聯盟，與此相對地，人們更希望出現一個獨立的教會，這樣的理想強調建立一個單獨的、國際化的教會等級製度，教皇聲稱自己是由上帝任命的教會領袖。11世紀下半葉，教皇頒布法令，一方麵確立了自己在教會中的首要地位，另一方麵反對世俗權力介入教會事務，特別是反對當時統治者將戒指和權杖賜予主教以作為其職銜標誌的普遍做法。由於高級神職人員往往也是國家的重要人物，而且他們對德意誌帝國的力量貢獻甚大，這場爭論不可避免地導致了帝國和教皇之間的摩擦。當時在位的是教皇格裏高利七世(1073—1085年)和皇帝亨利四世(1056—1106年)，這兩位都是體魄強健且意誌堅定之人，在他們的統治下，分歧演變成了熱烈的筆頭論戰，甚至演變成了公開的戰爭。

對教皇權力的發展而言，與皇帝展開公開鬥爭是一段英勇的曆史，但其意義卻並不一定十分重要，因為這場爭論以妥協告終，即世俗權力放棄了任命主教時象征性的形式，但保留了至關重要的任命權。從長遠來看，對教會曆史更重要的是，一個緩慢但似乎不可阻擋的過程拉開了序幕，從此人們開始認同教會應該有自己的法律(教會法)，教廷應該是這項法律的最終仲裁者。在11世紀末和12世紀，整個西方基督教世界上訴到羅馬的案件都在穩步增加，並把羅馬的教皇宮殿變成了一個真正的法庭，或稱為教會法院，擁有一大批官員。

11世紀時，帝國的權威不僅在羅馬受到挑戰，在意大利北部也是如此。事實上，早在10世紀就有跡象表明，帝國的政治基礎正在發生動搖，一個強大的統一國家可能無法永遠維係下去。10世紀和11世紀時期，北方的城鎮居民變得越來越富有，起先是在熱那亞和威尼斯這樣的沿海中心，但後來米蘭和博洛尼亞這樣的內陸城鎮也是如此。漸漸地，這種經濟力量轉化為謀求自治的政治行動。

在德國開始介入意大利事務之前，意大利境內的皇權便已經開始衰弱，甚至追溯到10世紀上半葉旨在爭奪意大利王權的各派勢力之間曠日持久的內戰。例如，916年，克雷莫納國王授予主教在很多領域便宜行事的權力，主教因此積累起大量財富；奧托皇室隻能在一定程度上扭轉這一進程：因為大多數權力和財產在轉讓時都簽署了嚴謹的法律文書，而且隻要主教們保持忠誠，皇室正好都樂於通過他們實施統治。但與歐洲大部分地區不同的是，意大利從王室手中流失的權力，不僅落到了貴族主教和伯爵階級的手中，甚至城市中那些富有的公民和商人也得以分享部分權力。這一過程的各個階段從未被詳細記載，隻有一些引人入勝的痕跡流傳下來，可以作為證據，例如，996年，皇帝曾經短暫地將特權賜給克雷莫納的自由公民，而這同他們自己的主教的利益是相違背的。

在意大利南部，奧托王朝的出現也產生了影響，因為一些德國皇帝開始認真嚐試將自己的權力範圍拓展到半島南部。然而，從長期來看，他們都未能成功，而且其中的一些嚐試造成了非常糟糕的後果。982年，奧托二世的遠征被疾病和阿拉伯人聯手挫敗，這一消息引發了他的斯拉夫臣民在薩克森邊境舉行大規模的起義，並獲得勝利。在意大利取得的成功為皇帝帶來了財富和聲望，他們可以憑借這些來擴充自己在德國的勢力；不過，一旦失敗就可能帶來滅頂之災。

從長遠來看，對南部地區最具意義的變化是諾曼人的出現，他們擁有令人生畏的軍事力量，與1066年以後出現在英國的同胞一樣，祖先是維京人，但在語言和文化上是法國人(他們在法國西北部定居了1個世紀)。在11世紀初，諾曼人最早是作為雇傭兵來到意大利的，他們被雇用來參加南方獨立的王侯與拜占庭人之間頻繁的戰爭。然而，就像5世紀英國的亨吉斯特和霍薩一樣，諾曼人很快發現，他們不僅可以用自己強大的軍事力量來對付後台老板，還可以借此贏得他們的支持。諾曼人逐漸徹底占領了南部地區，不僅消滅了倫巴第公國和其他獨立的公國，而且驅逐了兩個“外國”勢力，即卡拉布裏亞和阿普利亞的拜占庭人及西西裏的阿拉伯人：1071年，在巴裏，拜占庭人在阿普利亞地區的最後一個要塞淪陷；1072年，阿拉伯人在西西裏島上的最大城市巴勒莫也被攻破。

諾曼人把拜占庭和阿拉伯勢力驅逐出意大利的舉動，意圖非常明顯，並具有極為重要的意義，它確保了意大利全境都成為西方基督教世界(現代的西歐)堅定的一分子，他們所持的諾曼語起源於拉丁語(而非希臘語或者阿拉伯語)，而且認同西方拉丁教會，而不是伊斯蘭教或希臘正教。我們已經看到，如果不這樣做，考慮到鄰近的北非伊斯蘭地區的影響，西西裏的局勢很可能會大不一樣；但同時我們也要強調，從長期看來，終結拜占庭帝國對意大利本土南部的占領同樣具有重要意義。半島的部分地區，尤其是卡拉布裏亞和南阿普利亞，在長達500多年的時間裏，都是由君士坦丁堡成功統治的，並且由於擁有像奧特蘭托這樣的貿易港口和大量講希臘語的修道院，這些地區都很好地融入了拜占庭帝國更廣泛的經濟和文化生活之中。諾曼人對南部的征服，終結了拜占庭對該地區在政治上的統治，並以此為開端，許多文化和經濟聯係最終均被打破。

皇帝、教皇、國王、貴族和公社(從12世紀初到1250年腓特烈二世去世)

本節的標題很好地說明了12—13世紀意大利政治的複雜性：在這個半島上，可以發現中世紀歐洲所有的政治力量表現形式，以及如教會和帝國這樣慣於在國際上裝腔作勢的政治實體，它們的訴求往往同小國重疊。然而，意大利大體的政治格局仍與前一時期相同：南部地區曾經被阿拉伯人、拜占庭人、倫巴第人占據，現在則是諾曼人的天下；中部地區仍為教皇國；北部地區(前意大利王國)，先是由倫巴第人占領，後又是加洛林王朝，此時則是德意誌帝國的一部分，但各城邦得以在其中行使越來越多的自治權。

在南方，諾曼征服者建立起了一個新的強大國家。這是一個漸進的過程，因為他們最初的征服雖然消滅了大部分的外部競爭者，但各城邦和大領主階層手中都保留了大量的權力。然而，特別是在魯傑羅二世的率領下，新的統治者們擴大了西西裏和本土的和平區域的麵積及其權力範圍，魯傑羅在1130年獲得教皇的承認，得以將自己的伯爵頭銜提升為國王，宣告了自己毋庸置疑的實力。1130年聖誕節，魯傑羅在巴勒莫的大教堂中加冕為西西裏、卡拉布裏亞和阿普利亞的國王。雖然同整整330年前查理大帝新建立的帝國相比，這一新王國似乎並不非同凡響，然而事實證明，它延續的時間更為長久。雖然意大利本土和西西裏島之間偶爾會處於分裂狀態，且經常處於外國的缺席統治之下，但是西西裏王國還是幸存了下來。直到1860年在麵對加裏波第的“千人軍”時，西西裏王國富有戲劇性地突然解體，但同1130年相比，王國基本保住了全部的疆域。因此，即使在今天，人們依然普遍覺得，西西裏島屬於意大利南部，而且意大利中部和南部的分界線在羅馬和那不勒斯之間(在羅馬時代，羅馬城同那不勒斯周邊的坎帕尼亞保持著密切的聯係)，這成了意大利人的一個特色概念，也是意大利政壇的特色之一。

諾曼和霍亨斯陶芬在西西裏王國的統治(後來被稱為“裏格諾”)，吸引了學者和浪漫主義者的注意：來自北方的強大國王，文雅淵博，在巴勒莫的檸檬樹林和快樂花園中處理政務，這些都成為傳說，令人向往。裏格諾一直被視為一個世界主義的天堂，同時也是一個非常強大的“現代”國家。這兩種形象都是真實的，但兩者可能都被誇大了。毫無疑問，在12世紀，西西裏王國與拜占庭和阿拉伯世界保持著密切的文化聯係，而諾曼國王也開設了一個檔案館，在那裏所有的資料都用拉丁語、希臘語和阿拉伯語3種語言書寫。然而，這種文化多樣性在某些方麵是出於投機取巧的目的(效仿希臘和阿拉伯的征稅製度可以帶來高額的稅收)，而且該局麵僅延續了很短的時間，因為在12世紀，法院和行政機構就被逐漸拉丁化了。腓特烈二世也因鼓勵思想自由和欣賞伊斯蘭文化而聞名於世；但他同樣也殘酷地鎮壓了西西裏一場穆斯林叛亂，並將幸存者驅逐到阿普利亞，在那裏他們被要求集中居住在盧切拉，遭到剝削壓迫，需要承擔高額賦稅，並提供各種服務。腓特烈的穆斯林侍衛(他們曾陪同腓特烈到過意大利北部，甚至到耶路撒冷參加十字軍東征)自然令其他基督教國家感到震驚不已，因為在這個時期，基督教世界對各種不同信仰的包容性越來越低；對於一個專製君主而言，他喜歡看到同時代的其他人流露出惶恐不安的表情，因此這些侍衛可能更多不過是玩物而已，而絕不能被看作當代多元文化國家的榜樣。

諾曼王朝和霍亨斯陶芬王朝在南方的統治無疑是異常高效的，即使在同時代其他國家的一些君主看來也是如此。例如，“托馬斯·布朗大師”，曾經是魯傑羅二世的仆人，英格蘭的亨利二世曾經允許獨立記錄英國王室的財政辦公室——財政部——的資金往來情況，這可謂是一份獨一無二的殊榮。在諾曼時代和腓特烈二世統治時期，南方的統治者也善於用華麗的辭藻來展示他們的權力，為此，他們既效仿拜占庭，特別是在腓特烈統治時期，還借用了古羅馬的語言風格。然而，究其本質，裏格諾與其他中世紀國家並沒有任何不同：它的穩定最終取決於地主貴族是否能夠實現政治和軍事上的統一，這種穩定偶爾會受到叛亂的動搖，或麵臨外來幹涉的嚴重威脅。同樣可能的是，南方為各位偉大的國王和政治團結付出了沉重的代價。諾曼人和霍亨斯陶芬人都鎮壓了裏格諾城市中所有的公社**，而且為了保護王室的利益，他們都對貿易進行了強有力的控製。在北方，城市掌握在貴族手中，他們深度參與貿易和製造業，還經常利用軍事力量獲取更多的貿易機會。例如，為了換取這種貿易機會，多個沿海城市承諾派兵參加第一次十字軍東征。而此時的南方，為了貢養王朝和滿足王室攫取更多領土的野心，城市和商人不得不承受嚴苛的稅收盤剝。

教皇的領地位於意大利中部，12世紀時，諾曼人在南方，德國皇帝在北方，從而達成了一種脆弱的政治平衡。然而，亨利六世於1194年成功奪取了裏格諾，而且他的兒子腓特烈二世後來決心在帝國已經占領的意大利中部和北部的領土上實施有效的統治，因而在13世紀粗暴地打破了這種政治平衡。教皇和教皇領地再次麵臨被一個強大帝國吞並的危險。教皇和霍亨斯陶芬王朝不可避免地陷入了艱苦的戰爭，這場戰爭持續到我們現在所討論的時代結束後，直到霍亨斯陶芬王朝滅亡為止。

教皇國一直是一個奇特的機構，其各種奇怪的特征大多在12—13世紀時就已經非常明顯了。在某種程度上，它是一個偉大的國際機構，它的權力完全基於其在意識形態方麵的主張，即認為自己是教會最重要的教區。這一主張在拜占庭世界無人理睬，但12世紀時，越來越多的西方神職人員受其感召而來到羅馬，使這座城市成為一個國際性的教會首都，不斷蓬勃發展。在其鼎盛時期，教皇和羅馬成為教會真正的精神領袖。例如，1215年英諾森三世召開拉特蘭大公會議，意在改革，400餘名主教參加了這次會議。但在另一個層麵上，這種成功使教皇和羅馬陷入一個困難的境地，他們需要處理來自整個西方世界各個教會數以百計的法律上訴案件。要想成為教皇，接受法律培訓變得越來越有必要，而羅馬也逐漸被那些請願者(尤其是敗訴方)視為不過是又一個唯利是圖的法庭，在那裏金錢比真理更能說明問題：“如果你手裏什麽都不拿……然後你就可以走了。”

然而，盡管教皇們在國際舞台上扮演著重要角色(無論好壞)，但他們也是意大利中部的“太子黨”。由於顯而易見的原因，他們無法建立穩定的王朝繼承，這使得他們對權力的掌控變得極為複雜。為爭奪對教皇的控製權，羅馬城中敵對的家族和派係之間進行了激烈的鬥爭，其結果意味著巨大的獲益或損失。英諾森三世(1198—1216年在位)是一位偉大的教皇，攻讀過教會法，批準成立方濟各會，推動了第四次拉特蘭會議的召開；但同時他出生於塞格尼伯爵家族，本名勞撒，而且在擔任教皇期間，他毫不猶豫地提拔了他的兄弟。教皇這一位置總是包含悖論的(教皇既無比強大，又無比軟弱)，即“彼得的繼任者”不過是一介凡人，無論他是一個中世紀的意大利貴族，還是一個持右翼觀點的現代人，在履行教皇職責時，他都必將受到時代的政治限製，且自然也必定有其自身的考量。

對較大的城邦而言，其權力範圍甚至超出了鄰近的郊縣。例如，1203—1204年，威尼斯成功地改變了第四次十字軍東征的方向，使其首先占領了達爾馬提亞海岸的敵對城市紮達爾(劄拉)，然後才是君士坦丁堡。威尼斯曾經不過是拜占庭帝國的一個偏遠公國，但此刻它作為11世紀以來西方經濟和軍事力量穩步崛起的一個例證，已經占領了拜占庭帝國的首都。到12世紀中葉，內陸城市米蘭的勢力已經發展得足夠強大，一些鄰近城鎮從一開始就把它視為比巴巴羅薩本身更大的威脅；一位德國編年史作家不無驚訝地注意到，克雷莫內西和帕瓦斯對米蘭人充滿仇恨。在後來的意大利曆史中，當地人強烈的感情和身份認同已經讓外人對這種負麵情緒感到恐懼和厭惡。

早在12世紀時，種種跡象就已經表明，意大利會陷入分裂，為了與敵人抗爭，城邦之間會結盟，不僅如此，這種敵對和派係鬥爭也蔓延到各個城市內部。1160年，一位來自圖德拉的猶太旅行者本傑明詳細記錄了熱那亞城內周期性爆發的塔戰。與巴巴羅薩和腓特烈一世時期的情況一樣，唯有來自外部的持續威脅才能讓北方各城邦進入短暫的統一時期。1167年，一些北方城邦聯合創建了倫巴第聯盟，其中甚至有從前的仇敵。1176年，聯盟在萊尼亞諾大敗巴巴羅薩。雖然20世紀時他們的敵人變成了羅馬的征稅官，但完全不出乎意料的是，今天倫巴第聯盟(北方聯盟)的象征還是一個12世紀的騎士，驕傲地舉著劍來捍衛北方的榮譽和獨立。

盡管德國和裏格諾的實力都非常強大，但是巴巴羅薩之所以會被擊潰，腓特烈二世也在此受挫，其原因在於北方各地達成了暫時團結(一旦帝國的威脅消失，這種團結會立刻宣告解體)，以及擁有大量尋求獨立的富裕城邦，它們能夠將財力轉化為新的防禦工事和武裝力量。意大利北部成了九頭蛇海德拉一樣的地方：每當一個持不同政見者的頭顱被砍掉時，在原來的位置會長出更多的頭顱。然而在南方，盡管新王朝取代舊王朝的曆程十分艱辛，但並非不能實現，就像1194年(以及後來的1266年)發生的那樣，北方當時處於極度分裂之中，南方一地的成功招致北方地區更猛烈的抵抗。

後記：“中世紀”

“中世紀”的概念是由佛羅倫薩的人文主義者發明的，目的是跨越橫亙在羅馬的輝煌及其自身的“文藝複興”之間大約1000年的時間，在這段時間裏幾乎什麽都沒有發生，即使有事情發生，大部分也都很糟糕。在本書中，除了對古羅馬的簡短描述外，我們更多地秉持了人文主義傳統：用1章簡單概述400—1250年這850年間的政治局勢，然後用2章涵蓋了更短時間內的文化和政治情況。隨著佛羅倫薩的崛起，以及如喬托和但丁這樣的文藝複興早期的傑出人物的出現，各種重大事件及知識、文學、藝術成就的序幕似乎才真正被揭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