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章 1945年後的意大利
大衛·海因
現代經濟的發展
1945年後意大利的發展可以說是西歐其他國家發展的縮影。同整個歐洲共同體一樣，意大利實現了持續的經濟增長，生活水平更接近歐洲主要國家。意大利社會越來越傾向於世俗化和唯物主義觀念，以往激烈的階級鬥爭和宗教衝突得以緩和，民主得以鞏固。盡管戰後的意大利共和國一開始表現得脆弱而不穩定，但後來意大利的體製變得更加穩固，雖說經曆了20世紀90年代的種種困難，但與1945年相比，該國抵禦法西斯主義和共產主義等極端主義思想的能力已大大增強。
然而，意大利的發展不僅是戰後歐洲運動的縮影，同時也具有獨特的意大利色彩。它從一個落後的農業社會的轉變比大多數其他國家都要迅速而壯觀；但是，正因為如此迅速，過程也就顯得更加痛苦。意大利對歐洲一體化理想的熱情也遠非其他主要國家可以匹敵，但是，它有時可能采取更謹慎的態度，這種謹慎適合於一個並不總是有能力應付完全開放和競爭的歐洲經濟體。在政治上，基於對自由憲法製衡的正式承諾，意大利比戰後歐洲任何地方更加全麵地分散權力，保護了這個國家免受強權統治者的侵犯，但也削弱了曆屆政府提供有效和權威領導的能力。
以上特性將在後麵進行討論。從更廣泛的角度來看，它們不如該國追趕歐洲主流的能力重要。意大利在戰後初期是一個戰敗國，是地中海地區相對落後的邊緣化國家。1945年，幾乎一半的勞動人口從事農業。意大利經濟的工業基礎在很大程度上局限於西北部都靈、米蘭和熱那亞之間的小三角地帶。在隨後的幾十年裏，那些顯示出最快速持續增長的地區，特別是東北部和中部地區——威內托、埃米利亞和托斯卡納——以小規模農業和古老的佃農模式為主。
該國的轉變之所以可能，最重要的是因為它融入了更廣泛的國際進程。沒有歐洲重建提供的自由民主模式和市場經濟，意大利就不可能有今天的發展。它的出口導向型經濟的成功是建立在歐洲經濟增長的基礎上。盡管冷戰對其國內政治產生了複雜的影響，但是大西洋聯盟和對民主的捍衛確定了它的政治身份。然而這一切並非不可避免。地理位置使該國有可能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落入西方勢力範圍，但在地中海的其他地方，同樣屬於一般意義上西方勢力範圍的國家，經濟孤立和政治威權主義同樣存在。
因此，需要解讀的第一個發展是圍繞重建時代的：廣義地說，是1943—1951年。在這一時期，意大利就未來的經濟發展、政府結構和政黨聯盟形式作出了重要決定，致力於發展市場經濟、開放貿易製度和大西洋防務共同體。
重建
意大利政府的這些努力值得稱讚，因為盡管政治生活最初是在同盟國相對較少直接幹預的情況下重建的，但到1947年，意大利各黨派已經把該國變成了冷戰衝突的競技場。同盟國雖然急於確保意大利在西方勢力範圍內的安全，卻很少關注該國的政治重建。這是因為，意大利在戰爭結束之前就通過政權更替和改變效忠對象，在一定程度上恢複了其國際地位。而且，盡管意大利過去有法西斯主義和好戰行為，但它在戰後歐洲秩序中並未被視為主要角色。其潛在的工業基礎有限，而且因為落後，民主複興的空間似乎有限。
因此，從1943年7月墨索裏尼倒台開始的政治生活的重建，比德國重建過程更為緩慢。波恩共和國同魏瑪決裂，戰後的意大利共和國在某種程度上是法西斯之前的自由國家的延續，誠然，所有在法西斯統治下遭受苦難的人的鮮明曆史記憶在一定程度上預防了極端主義的複蘇，但它的影響力不如德國那麽明顯。在意大利南部，強烈的君主主義和威權主義情緒得以幸存，滋養著極端保守的團體，使戰後多年的政治生活變得更為複雜。在意大利中部和北部，抵抗運動為意大利共產黨的未來奠定基礎。該黨領導工會和其他工人組織的群眾運動，使這個國家成為傳統社會民主的不毛之地。
這項複雜的重建工作的**出現在1947年。在那之前，曾參與抵抗的政治團體之間建立起脆弱的政治聯盟，包括左翼的共產黨和社會黨，以及中間派的天主教民主黨和各種小型自由團體。冷戰的爆發帶來了根本性的變化。左翼一直以來是政府的重要組成部分，但很快就被排除在外。新政府由阿爾契德·加斯貝利領導的天主教民主黨人以及來自中間派的聯盟組成。政府的政黨範圍明顯縮小，議會中占多數席位的黨派也是如此。正是對極右和極左的共同反對，才讓新政府黨派凝聚在一起，並一直延續到20世紀60年代。
這些極端情況構成了強大的挑戰。隨著冷戰的到來和左翼被排除在權力之外，權力被牢牢地掌握在共產黨手中。社會黨出現分裂。一小部分人加入了政府中的天主教民主黨；激進的大多數加入了共產黨的反對陣營，但被其盟友的優越組織和資源擊敗。到20世紀50年代中期，共產黨選票是社會黨選票的兩倍多。一個共產黨領導的政府是否會沿著東歐路線建立專製政權，這引起了廣泛的爭論。左翼的曆史學家總是爭辯說意大利共產黨與其東部姐妹黨不同，但是選民們總是回避這個問題，不予驗證。然而，盡管左翼力量太弱，無法強行進入政府，但它的力量足以引起中產階級選民的警覺。對中產階級來說，最好的防禦是團結在天主教民主黨的領導下，但對於這樣一個舉足輕重的群體來說，尤其是在政治上較為保守的南方，解決辦法是直接采取行動。到1946年，一種反動的民粹主義已經以“普通人戰線”的形式出現。1948年，它擺脫曖昧的偽裝，以意大利社會運動的形式，成為墨索裏尼厚顏無恥的繼承人。
1948年大選證實了冷戰開始時政治生活所呈現的基本形態。天主教民主黨以微弱優勢勝出，並與較小的中間派自由黨、共和黨和社會民主黨結盟。在接下來的十年左右的時間裏，這種模式為政策製定奠定了基礎。盡管執政聯盟中有多達四個政黨，議會中至少有八個政黨，但事實證明，這種模式相當穩定，足以經受住頻繁的內閣危機，以及在加斯貝利1953年去世後成為常態的總理更迭。
自然，冷戰的兩極分化使得西歐廣泛實行的和解性社會夥伴關係在意大利行不通。然而，它的缺席使聯盟能夠在沒有與勞工運動定期談判的情況下追求經濟自由化，這在1947年以前是必要的。這種自由提高了商業信心和意大利工業的競爭地位。主導公眾辯論的意識形態鬥爭的氛圍，往往會轉移人們對國內政策細節問題的注意力，讓經濟學家和技術專家在經濟管理方麵相對自由。一旦左翼脫離政府，意大利銀行和財政部中自由市場經濟學家的影響力迅速占據上風。1947年的穩定計劃，加上貨幣貶值、嚴重的信貸緊縮和嚴格限製公共支出，為意大利在20世紀50年代初進入迅速擴張的國際貿易和支付體係鋪平了道路。消費者需求和就業最初受到影響，工會運動花了多年時間才完全恢複自信，但這也為高自籌資金商業投資政策打下了基礎，而20世紀50年代和60年代的經濟奇跡正是建立在這些政策之上的。
但也不是完全沒有國家幹預。自20世紀30年代以來出現的大型國有控股公司——最著名的是工業重建研究所和埃尼集團——它們的發展是為了刺激鋼鐵、造船、汽車和能源等行業的發展，而這些領域的私人市場顯然沒有滿足更廣泛的社會需求。盡管因為公有的性質，國家對這些公司的政治幹預降低了其效率，但在最初幾年，高效能幹的國有企業家隊伍建設對管理觀念的現代化作出了重大貢獻，公共投資對增長進程也作出了同樣重要的貢獻。
盡管意大利的開端並不樂觀，冷戰最緊張的幾年還出現了裂痕，但它卻很好地利用了剛剛開始的歐洲貿易的大規模擴張，在20世紀 50年代初迅速崛起。
意大利的經濟和政治奇跡
意大利所謂的經濟奇跡大體出現在1950年至1970年，盡管到20世 紀60年代後半期，推動增長的因素開始發生重大變化。這20年與近20年之間的對比是顯著的。1951—1960年的年均經濟增長率為5.3%，1961—1970年的年均經濟增長率為5.7%。20世紀70年代，這一增長率降至3.8%，20世紀80年代降至2.3%。到20世紀90年代，年均2.5%的經濟增長率在多數經濟學家看來已經比較樂觀了。
經濟在這段時間進入良性循環的原因很複雜，關鍵是不能把增長與絕對福利混為一談。經濟奇跡的年代代表著一場劇烈的結構轉型，將許多工作人口從低生產率的崗位或失業崗位轉移到工業生產中。毫無疑問，收入水平最終會上升，但工作條件往往會惡化，大規模移民讓許多人感到迷失，收入越高，租金、交通費用等也就越高。更重要的是，這段時期是資本積累非常迅速的時期之一，個人消費的增長遠遠落後於產出的增長，經濟奇跡才能夠持續如此之久。生產能力的持續擴大防止了通貨膨脹的瓶頸。通貨膨脹率很少超過3%，而在20世紀70年代中期，通脹率達到超過20%的曆史高位。外貿增長進入良性循環，直到1963年才出現嚴重的國際收支問題。這一奇跡顯然是由出口拉動的，那些主要麵向外國市場的行業生產率增長最為迅速。
勞動力市場的疲軟，以及農業和其他低生產率工作中未充分利用的現成勞動力，對增長進程作出了重大貢獻。1950年至1963年間，失業率穩步下降，從9%降至2.6%，直到這段時期結束時，工會權力才初露端倪。直到20世紀60年代中期，大量的勞動力儲備，尤其是在南方，使得投資和產出得以增長，而工資成本卻沒有大幅上漲。誠然，這些勞動者的技能相當低，對未來構成了嚴重挑戰。在這20年裏，意大利依靠相對低技術含量、高勞動力含量的產業實現了增長。東亞的潛在競爭對手還未出現，而中歐的競爭對手被困在經濟互助委員會體係內。意大利有效地抓住了機會，盡管它在提高工人技能方麵做得太少，但增長並不完全局限於低技術領域。幾家技術日益先進的大型現代企業集團湧現出來，提升更為複雜的生產領域。
經濟奇跡並未縮小意大利的貧富差距。相比於其他歐洲國家，戰後的意大利貧富分化更為明顯。這種二元性深深紮根於意大利曆史，南部地區在地緣上與歐洲商業和文化影響絕緣，外加曆史悠久的封建階級關係。國家統一又進一步加大了這種差距。今天，其後果不僅體現在產業結構和生活水平的差異上，而且體現在教育、文化水平、行政能力等方麵。
戰後初期，意大利為解決發展不平衡問題作出了第一次認真的努力，但是，麵對這樣一個多層麵的問題，決策者的理解還很不成熟。盡管該國的經濟增長率很高，但年輕人的大規模外流以及意大利北部有吸引力的就業機會加劇了該地區麵臨的問題。20世紀50年代，國家為運輸、通信、水和能源等基礎設施項目設立了發展基金，並在公共領域作出特別努力，將主要企業設在南部地區。然而，與問題的規模相比，努力的結果往往顯得不足。
鑒於意大利增長模式的性質，政府對經濟發展不平衡問題的反應不可能是充分的。政策的目的是限製公共消費，如果國家一開始就在教育、醫療服務、公共住房和其他基礎設施上大舉投資，就會造成更高的個人稅收或更重的公共借款方麵的負擔，而且商業信心旺盛的氛圍肯定會被削弱。事後看來，許多人認為，如果發展道路放緩，從一開始就更加強調公共消費，並在福利和收入分配方麵采取更加平等的做法，將會產生更令人滿意的結果。然而，一個社會，不論是資本主義社會還是社會主義社會，很少能在一段相當緊張而且往往痛苦的資本積累時期之前就成功地建立起高水平的普遍福利。當然，在20世紀40年代或 50年代，沒有人強烈主張一種獨特的社會民主主義第三條道路。共產主義反對派後來聲稱支持這種主張，盡管出於曆史一致性的明顯原因，拒絕接受社會民主主義的稱謂。但在戰後早期，除了對社會不平等的弊病和集體所有製的方案提出可預見的批評外，這條路沒有什麽令人信服的東西可以提供給選民。至於社會黨，在20世紀60年代之前，它太過軟弱和分裂，無法為政策辯論作出重大貢獻。因此，在整個20世紀 50年代，意識形態衝突主導了政治，反映的是市場經濟和集體主義製度之間的廣泛分歧，而不是通過現代福利網絡重新分配收入而產生的更為複雜的政策問題。
然而，即使在20世紀50年代，執政黨也沒有完全成為經濟增長過程的被動旁觀者。天主教民主黨建立在廣泛的跨階級宗教聯盟的基礎之上，聯盟的性質使之無法忽視意大利社會較貧窮階層的利益。它的根基——雖然比共產黨的根基要弱——是工人階級，特別是在天主教亞文化根深蒂固的東北地區。天主教民主黨在農村和農業社區最為強大。的確，20世紀50年代天主教民主黨改革的主要焦點是農業。50年代初，根據土地再分配的主要方案，通過強製購買來分割管理不善的大莊園，在土地改革機構的支持下對其加以改善，然後以較低的成本賣給小農和無地農民。土地改革機構還以能源、技術、牲畜和住房等形式提供援助。大型合作社(所謂的農業聯合協會)和通過國有銀行獲得的廉價補貼信貸進一步完善了援助範圍。
這種做法在很大程度上緩解了農村的困難，而且有效阻止了20世紀50年代南方選民中可能出現的過激的政治極端傾向。然而，並非所有的結果都是積極的，許多經濟學家批評土地所有權的分散化。他們認為，政策的主要目標應該是使產出最大化，並降低城市生活成本和農業進口。類似的批評也針對零售業、餐飲業、手工作坊和其他個體經營服務供應商等領域的政策。就像在農業領域一樣，特別許可法(例如，禁止超市發展)、廉價信貸和補貼保險等政治保護手段在這些領域被廣泛使用。所提供的短期保護帶來了心懷感激的選民的支持，但是從長遠來看，由於現代化的延遲而付出的代價是巨大的。
向左翼開放與關於規劃和改革的辯論
意大利經濟在整個20世紀60年代保持持續增長勢頭。但在政治上，隨著冷戰的開始而出現的中間派聯盟在20世紀50年代末或多或少地破產了。聯盟起初得以成立主要是出於人們對極端主義的恐懼，而不是對聯盟各政黨的選舉熱情。隨著實際收入和私人消費的增長速度低於經濟的生產能力，聯盟的破產並不意外。20世紀60年代的意大利選民比50年代富裕得多。聯盟之所以可行，主要是因為別無選擇，而且在 20世紀60年代憲法得到全麵實施之前，它的製衡機製並沒有正常運作，甚至在某些情況下根本沒有發揮作用。一開始，沒有憲法法院來推翻法西斯主義的刑法典，沒有地方政府，對地方自治的保護很少，廣播和電視係統完全由政府控製。
然而，強大的中央控製不可能讓執政聯盟永遠掌權。由於意大利實行的是純粹的比例代表製，執政黨需要在議會選舉中贏得絕對多數選票——這在民主選舉中總是一項艱巨的任務。天主教民主黨在冷戰最緊張的時刻取得了最重大的勝利，當時的社會環境基本上沒有受到戰後富裕所造成的世俗主義的影響。在1948年的大選中，該黨贏得了48%的普選選票，並主導了聯合政府。到1963年大選時，這一比例已降至38%，相當大一部分選票從執政黨手中流失。在同一時期，支持共產黨和社會黨的選民比例從31%升至39%；極右翼政黨的得票率穩定在6%至7%。因此，到20世紀60年代初，如果所謂的反民主極端主義的選票比例超過了民主中心聯合力量的選票比例，那麽這個國家就有可能變得完全無法治理。社會黨從左派反對黨轉變為執政黨，成功阻斷危險，這一行動後來被稱為“向左翼開放”。
對於一個從未贏得明顯超過15%的普選選票的政黨來說，社會黨在隨後30年的意大利政治生活中，即使並非始終都是一股良性力量，但也非常具有影響力。它的起源可以追溯到世紀之交，經曆了兩次戲劇性的分裂，一次在1921年，另一次在1947年，極大地削弱了它的力量，對更大、更強的共產黨產生了嚴重的自卑情結。這種情結反倒有助於其在截然不同的形勢下求得發展。直到20世紀50年代末，西歐社會主義政黨中，它是唯一一個始終與共產黨密切合作的政黨，並在國際事務上堅決反對大西洋主義。從20世紀60年代初開始，社會黨立場發生轉變，進行了一場惡性的反共運動。它之所以能夠這樣做，是因為即使有選票和組織力量方麵的不足，其在中左翼的戰略地位也能夠彌補這些不足。其10%至15%的選票份額(純比例代表轉化為相似比例的議會席位)，使其成為中間派政黨一個有吸引力的潛在盟友。隻要冷戰持續，隻要社會黨將左翼團結置於其政治戰略的核心地位，這種潛在可能性就不可能實現。然而，到20世紀50年代末，情況發生了變化。去斯大林化正在破壞蘇聯模式的可信度，在黨內，社會黨與共產黨的密切關係受到了攻擊。該黨開始謹慎地走向更傳統、更明確的社會民主前景，這與天主教民主黨正在發生的變化不謀而合。天主教民主黨的幾位領導人意識到中間派聯盟模式的不可行，開始向社會黨示好，並鼓勵在地方政府中與之結盟。
將聯合政府擴大到左翼不僅僅是簡單的席位增加，還需要大量的政策修訂。即便意大利自由市場經濟經曆奇跡發展，取得巨大成功，到20世紀60年代初，對政策修訂的需求越發迫切。移民、城市化和經濟增長迫切需要該國行政結構和福利製度的現代化改革。這在北方工業城市最為明顯，那裏人口增長迅速，計劃外的投機擴張、過度擁擠、高租金和超負荷服務等情況突出。與西歐其他國家相比，意大利工人覺得自己的社會福利少得可憐。行政和立法方麵的缺陷使問題顯得更加突出。許多社會服務是由財政拮據的地方政府提供的，大多規模太小，無法有效運作。他們大多倚仗中央政府的特別贈款和貸款，而中央政府的相關立法基礎薄弱，根據地方名流在羅馬發揮政治影響力的不同，地方之間差異明顯。公務員製度本身也存在較多問題。招聘和培訓急需徹底改革，以減少對19世紀法律基礎的依賴，更多地體現現代管理價值。
可以想象，“規劃”成為20世紀60年代初的流行口號，包括改革派社會黨、中間派共和黨、左翼基督教民主黨都采納了這一口號。“規劃”的確切意思各不相同。一種觀點是，它僅僅意味著公共當局對私人市場進行更好的監管，特別是在城市規劃和建築管理方麵。另一種觀點認為，它意味著一種接近中央計劃經濟的實際規劃控製體係。偏中立的觀點則認為，它暗示了一種指示性經濟規劃的形式，這種規劃是法國政府在戰後年代經常實行的。國民經濟至此有了宏偉的計劃。預算部更名為預算和經濟規劃部，並最終製定了1965年至1969年的五年發展規劃，但諷刺的是，該規劃直到1967年才得到議會的批準。各大區政府也重獲發展動力。自20世紀50年代初以來，大區政府陷於停頓， 20個大區中隻有4個在運轉。這些大區將成為權力下放的行政體係中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衛生、教育、福利和土地使用規劃將通過區域規劃體係實現更好的區域協調。
中左翼聯盟及其困境
20世紀60年代初，有關規劃的辯論主導了政治生活，構成聯盟政治逐漸向左翼轉變的大背景，最終導致自由黨逐漸退出政府，被社會黨取代。然而，過程絕非一帆風順。起初，保守的天主教民主黨強烈反對，1960年，試圖建立一個由新法西斯社會運動黨議會暗中支持的政府，意大利險些陷入內戰。此後的兩年，意大利由少數黨天主教民主黨看守政府執政，效率低下。直到1962年，在阿明托雷·範範尼的領導下，社會黨成為議會多數黨。在1963年大選後的第二年，他們從議會多數黨直接進入內閣。天主教民主黨左翼領導人阿爾多·莫羅開始了為期四年的總理任期，社會黨的皮埃特羅·內尼任副總理。另外還有五名社會黨部長，但和過去一樣，天主教民主黨仍然占有聯合政府多數席位。
起初，改革似乎占據上風。政府采取了多項措施，其中最持久的是對中學教育的全麵改革，以及電力行業的國有化。此外，政府采取初步措施，通過按農業價值強製購買開發用地的普遍製度來控製房地產投機。股息收入將從源頭征稅，以遏製廣泛存在的逃稅行為。然而，到了1964年夏天，聯合政府開始陷入困境，嚴重的經濟過熱跡象初露端倪。1963年，工資增幅開始超過生產率增速，單位勞動力成本增幅高達14.5%。經濟開始拉動進口，國際收支經常賬戶一度出現嚴重赤字。多年的經濟增長可能終結，國內投資者和外匯市場的信心都出現了動搖。作為應對措施，意大利銀行和財政部實施了嚴厲的貨幣緊縮政策，並嚴格控製公共開支，該國經濟陷入了痛苦但短暫的衰退。
1964年，金融和政治危機令社會黨陷入困境。社會黨自稱代表勞工運動，但實際上對其幾乎沒有控製權。在1962年和1963年的幾輪工資談判中，如果工會采取溫和政策，或許可以防止經濟過熱，但工會領袖們卻無意作出讓步，因為他們中的大多數人與共產黨的關係遠比與社會黨的關係密切。這是自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來，他們第一次在勞動力市場談判中有所收獲，而且不打算出於社會黨的考慮而作出任何讓步。麵對來自聯合政府同僚、商界領袖和意大利銀行要求放慢改革步伐以遏製公共支出、恢複商界信心的呼聲，社會黨不得不在接受要求和退出政府之間作出選擇。後者充其量意味著回到反對派的荒野，與共產黨並肩作戰。在最壞的情況下，它可能會引發徹底的政治崩塌，因為如果該黨放棄了政府，那麽是否有其他方案可以取而代之，也很難說。事實上，在1964年的危機中，意大利可能比四年前更接近內戰和政變。社會黨領導層不願試探右派決心的底線，在新的規劃中作出較大讓步，得以重新執政。前沿改革被拋棄。公共開支遭到大幅度削減，征用開發用地的計劃被擱置，國有化進程暫緩。在預算部裏，規劃被簡化為左翼知識分子的一種無傷大雅的戶外救濟。此次危機的教訓是，社會黨在聯合政府中扮演著不可或缺的角色，但這種角色非但沒有給他們帶來真正的談判籌碼，反而將他們困在了政府中。
中左翼改革的失敗當然沒有摧毀聯合政府本身。20世紀50年代是中間派的十年，接下來的60年代是中左翼的十年。然而，天主教民主黨一直控製著聯合政府，1968年大選後，喬瓦尼·利昂納、馬裏亞諾·魯莫爾和埃米利奧·科隆博追隨莫羅的腳步成為總理。事實上，聯合政府以這樣或那樣的形式一直持續到1972年，即使在那時，它也隻是被短暫地拋棄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種舊的中間派模式，這種模式很快被證明缺乏可行性。到1973年，社會黨重返政府短暫執政，一直到1976年那次具有裏程碑意義的選舉。
然而，1964年的危機凸顯出意大利在適應自身現代化過程中麵臨的困境。經濟增長促進了通信的發展，選民視野更開闊，要求隨之增多。經濟增長正在改變勞動力市場的力量平衡，這一點在60年代末變得尤為明顯。在未來的某個時候，國家不得不麵對選民在更好的福利、養老金安排、教育和公共住房方麵的需求。在阿爾卑斯山以北，福利國家的模式隨處可見，越來越多的意大利選民開始橫向比較。20世紀 50年代的意識形態鬥爭轉移了對改革的要求，但選民們逐漸對改革議程可能包含的內容有了自己的想法。
意大利之所以比其他地方更難滿足這些要求，原因在於政治體係的複雜性。隻要左翼被強大的共產黨所統治，就不可能掌權，盡管意大利共產黨自稱與其他地方的共產主義不同。在幕後，在議會委員會和其他半私營領域，共產黨在20世紀60年代就已經對政策施加了一些影響力。但是，在不斷增長的改革要求麵前，為適應當權黨派的要求，意大利共產黨繼續被定義為反體製、反民主的。但這無法阻止支持共產黨的選民人數長期以來的緩慢增長，1976年，共產黨選民以34.4%的選票達到頂峰，但是選民增長速度可能有所放緩。因此，由於共產黨被孤立在對立麵，改革議程必須由一個跨越政治版圖中心的政黨聯盟來管理。政黨聯盟內部的談判總是很困難，因為他們為大多數相同的選民而競爭，而且總是尋求短期的選舉優勢。
由於該國社會結構在各黨派內部表現出來的複雜性，困難疊加。南方有大量失業和未充分就業的選民，很大比例的活躍選民都是從事小規模的個體經營活動，因此對公共資源的競爭相當激烈。向南方的區域性轉移和對特殊群體的補貼使得這個新興的福利國家隻靠有限的納稅人繳稅支撐，同時稅基也並不固定。對個體經營者偷稅漏稅的容忍變成了一種隱蔽的補貼形式，而受雇的工人發現自己的稅負越來越高，因為他們的稅可以直接從賬戶扣掉。在福利國家的發展中，受雇的工人擁有最大的利益，從這個意義上說，意大利工人階級成為自己福利成本的主要貢獻者。
公共部門對20世紀60年代發展起來的政治代表製的悖論負有責任。這個悖論就是：執政黨，尤其是天主教民主黨，正在逐漸成為其隊伍中公共部門員工比例過高的政黨。特別是在南方，公共就業作為解決長期失業的方案得到了擴大。工資水平有限，但社會保障很好，找兩份工作很常見。但正是因為執政黨積極尋求公共部門人士的支持，提高生產力的改革變得越來越困難。沒有人質疑公共部門改革——再培訓、重組和重新分配公務員——的必要性。負責官僚體製改革的部長在曆屆內閣中都占有一席之地。但執政黨越是依賴公共部門員工的選票，他們就越屈從於公共部門工會，這些工會隻關注工資發放、薪酬和工作條件，而不是生產率的提高。
如果說20世紀60年代後半期在意大利戰後曆史上經常被視為一個浪費機會的時期，那首先是因為執政黨無法處理這些事態發展的後果。20世紀60年代，政治代表製陷入了一種難以擺脫的困境。天主教民主黨逐漸失去其宗教內涵，堅定的天主教徒選民人數自然有所減少。鑒於這種情況，它擴大選民基礎，贏得在政治上得到幫助的南部地區選民和公共部門員工的支持。隨著公共支出的擴大，天主教民主黨以前作為私營部門喉舌和市場經濟代言人的角色變得模糊不清。值得注意的是，社會黨開始走一條類似的道路。由於在政府中受困，它發現南方選民和公共部門的員工可以彌補北方傳統工人階級選民的損失。社會黨從社會民主改革主義演變為選民依附政治，並最終演變為政治腐敗，這場源於20世紀60年代的失望情緒在20世紀90年代徹底摧毀了這個黨派。
“火熱的秋天”及其後果
20世紀60年代政治停滯帶來的更為直接的後果在這個十年結束時顯現出來。重大社會變革的第一個跡象是，意大利大學生迅速效仿越南戰爭引發的席卷西方世界的學生和中產階級激進主義浪潮。騷亂迅速從大學蔓延到職場，從1968年開始，意大利經曆了數年斷斷續續的暴力社會動**，其中以1969年所謂的“火熱的秋天”(以下簡稱“熱秋”)勞工鬥爭最為激烈。不過，與法國更為集中的“五月事件”不同，這一事件一直持續到下一個十年，帶來了政治價值觀的持久改變。在這些動**中，意大利民主出現了根本性改變，行動主義更為明顯，參與程度有所增加，直接行動變得普遍。誌願協會的成員有所增加，更重要的是，它們從無所不能的政黨中獨立出來。
影響最為深遠的是各大工會聯合會的觀點和行為，以及他們與普通工人的關係。在“熱秋”鬥爭之前，意大利工會運動因意識形態上的分歧而四分五裂。意大利勞工總聯合會是三個主要聯合會中最大的一個，主要由共產黨人領導。它傾向於把工會行動看作共產黨政治功能之一。其領導人普遍對集體談判持懷疑態度。他們認為：根據長期經驗，如果沒有罷工基金或長期勞資糾紛的傳統，意大利工人很少會有罷工行動的意願。因此，在20世紀50年代和60年代初的經濟長期增長期間，勞動力市場處於靜止狀態。對意大利勞工總聯合會領導人來說，集體談判無論如何都是一把雙刃劍。通過參與其中，員工們逐漸接受了市場的邏輯。而這一切在20世紀60年代末發生了改變。車間裏的武裝衝突，大部分是自發的，引發了空前規模的罷工和示威。1969年，因勞資糾紛而損失的工作時間超過3億個小時，幾乎是過去四年平均損失時間的四倍。直到1976年，這一數字才再次降到每年100萬個小時以下。1970年，製造業的時薪增長了20%。1968年至1975年間，工會成員增加了50%，其中公共部門和白領部門的成員增幅尤為明顯。
20世紀60年代末的政治激進主義多少讓人有些意外。長期繁榮昌盛本該有助於去除政治極端化和激進主義。然而，和其他地方一樣，在意大利也出現了激進的左翼團體，不僅主導了學生運動，還在工會中站穩了腳跟，甚至在一小撮左翼選民中打下了堅實的基礎。20世紀60年代後期，該團體中一小撮堅定的激進分子自覺幻想破滅，從議會策略轉向了恐怖主義。
勞工武裝的崛起同樣出人意料。勞動力市場緊縮隻是其中一小部分原因。一些組織良好的工人群體當然能夠利用他們的戰略地位，迫使弱勢雇主在薪資方麵作出讓步，但是，“熱秋”期間發生的事情遠遠超出了英國式的車間集體談判，包括談判的基調和具體訴求。事實上，之所以出現這種現象，主要是因為工人對中左翼政府倍感失望，而且勞工階層發生了社會變遷，後一點特別重要。領導早期罷工行動的主要是年輕工人，其中有不少移民，他們中的一些人已經在德國和法國學習了車間罷工的技巧。由於計件工作的普及和生產線的加快，他們與雇主的關係日漸疏遠，雇主們不再願意通過新的投資來提高生產率。他們還經常批評工會聯合會和共產黨對待勞資關係的謹慎態度。
工會領導人最初對普通員工的好戰行為感到驚訝，但幾年後就適應了。他們不再關注傳統的政黨和意識形態差異等問題，反倒實現了前所未有的團結。結果，工會逐漸從領導“熱秋”運動的激進分子手中奪回了對勞資關係的控製權，在雇主和政府眼中獲得了新地位。它們不僅關注特定部門的工資和工作條件，而且還關注與養老金、住房和社會服務相關的更廣泛問題。獲得參與關鍵決策領域的權力成為關鍵目標，在接下來的十年，政府必須在其谘詢和協商委員會中增加工會聯合會的代表，所參與的不僅涉及工作場所問題，還包括區域發展規劃、運輸等基礎設施投資、社會服務等廣泛問題。工會影響力的迅速擴大還體現在勞動力市場政策的平等主義主旨上。隨著時間的推移，出現了一種有利於低收入者的工資指數化體係。根據一項特別慷慨的臨時裁員計劃，所有工人一旦首次就業的某些權利得以確認，就能確保獲得持續的收入來源。不同技能水平工人之間的工資差距縮小了，選擇性獎金和計件工資的差距也是如此。
意大利社會的其他領域也出現了類似的情況。天主教的道德與宗教價值觀日益受到消費主義和休閑文化價值觀的挑戰。在中小學、大學、媒體、法律專業和其他地方，自由派或左翼人士正逐漸上升到有影響力的職位。
與其他西方社會一樣，性自由和兩性間更大的平等被提上了社會議程。從這個意義上說，意大利的價值觀正變得更加多元化。在20世紀50年代和60年代，可取代基督教民主主義統治地位的，主要是共產黨主導的馬克思主義亞文化。從20世紀70年代初開始，思想和組織的範疇都有明顯擴大。起初由兩大政黨建立的社會組織變得更加獨立，而其他非政黨組織也有所壯大，包括婦女運動團體、同性戀權利團體、環保主義者團體、地方行動團體。共產黨當然得益於政治價值觀的普遍左傾，特別是在年輕選民中，對它的助力在1976年達到了曆史頂峰。但正如後來的事件所顯示的那樣，這種關係更為偶然，幾乎沒有反映出人們對共產黨左派傳統觀點和目標的熱情。
這些變化最明顯的證據出現在1974年著名的公民離婚公投中。當時憲法中對全民公投機製有規定，但從未實施。離婚的訴求是四年前提出的，通過公投方式，天主教徒有機會越過議會，訴諸人民。他們這樣做了，卻發現人們以60∶40的比例讚成離婚。這種心理影響是深遠的，並導致了接下來20年的一係列公投，其中許多是由行動派激進黨推動的。公投被用來解決與離婚、墮胎、核能和其他各種民權相關的問題。20世紀90年代，公投甚至解決了黨內長期以來對選舉改革的抵製問題。
尋求政治新秩序
20世紀60年代末70年代初，意大利經濟生活中的權力製衡變化，無論持續時間還是強度，相比於20世紀60年代初的中左翼聯盟，都是更為重要的政治轉折點。意大利開始廣泛探索更加穩定的新聯盟模式。在20世紀70年代期間，該國試驗了三種截然不同的聯盟模式。最有爭議的是，1976年之後，將共產黨人短暫地納入議會多數黨，直到20世紀80年代，又回到與20世紀60年代的中左翼聯盟並無二致的解決方案。
正是因為意大利經濟問題日益突出，才會帶來這些政治變化。 20世紀70年代，意大利經濟變數比之前20年大得多。通貨膨脹和國際收支嚴重製約了經濟增長，商業周期波動更加明顯。在1970年至 1973年間，意大利經濟增長比大多數鄰國都要緩慢。投資業績甚至更糟。1973年至1974年出現了短暫的複蘇，但並非得益於投資和出口，而主要是靠國內消費和公共支出的拉動。貿易平衡問題的出現，以及工資膨脹明顯，顯示出經濟約束過於僵化，隨著勞動力成本上升，勞動力靈活性下降，意大利開始失去製造業的競爭優勢。1974年的第一次石油危機暴露了意大利對進口能源的高度依賴。到1976年，意大利政府被迫求助於外部力量——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歐盟——以幫助其度過危機。外匯交易被迫暫停超過5周，進口須繳納特別附加費，裏拉貶值約20%。直到70年代末，經濟才重新回歸更為持續的增長。
在經曆了漫長而痛苦的重組過程後，意大利才得以恢複持續的經濟增長。大型企業被迫將許多業務分包給不太受工會權力製約的更小、更靈活的公司。工廠不再允許按件計酬的“外包工作”，卻又出現在小作坊和家庭中。外包工是意大利一直存在的地下經濟的一個基本特征，雇主不用繳納社會保障費用，工資免受稅務部門的監管。調整過程比較漫長，其影響直到20世紀80年代才得以體現。它促進了意大利中北部和東北部充滿活力的小企業的發展，但也並非沒有代價。對新技術和培訓的資金投入放緩，大公司在高科技領域的發展受到抑製，並且由於鼓勵逃稅，在整個20世紀80年代，政策製定者麵對的困難加劇。
這種困境在執政的基督教民主黨和商界都造成了嚴重分歧。天主教民主黨一直處於政治領域的中心，但在20世紀70年代，它的左右兩翼之間的分歧大大增加。中間派的大多數屬於實用主義者。左翼的阿爾多·莫羅成為與共產黨對話的主要倡導者。右翼沒有同等聲望的人物，但一些天主教民主黨人遊走在各種秘密的極端保守網絡邊緣，這些網絡將安全部門、武裝部隊、黑手黨和部分高級公務員聯係在一起。事實證明，最有能力利用這些分歧的人是朱利奧·安德烈奧蒂。1972年至1973年，他擔任了政府總理，盡管任期短暫而失敗。該政府試圖將基督教民主黨重新轉向與自由黨的保守聯盟。1976年，他再次執政，但這一次，在與阿爾多·莫羅的密切合作下，他努力與共產黨開展對話。
盡管安德烈奧蒂與保守派有聯係，或者也許正是由於這些聯係，他才能夠將共產黨帶入所謂的民族團結政府，盡管時間很短。該屆政府代表了通過和解和妥協來處理“熱秋”影響的努力的**。政府這樣做，證明了這個國家所麵臨的經濟危機的嚴重性——毫無疑問，這是自戰爭結束以來最嚴重的一次，有傳言可能會進行軍事幹預，同時人們也擔心國家正處於惡性通貨膨脹的邊緣。中左翼聯盟已經垮台，除非共產黨也加入進來，否則社會黨拒絕回歸。安德烈奧蒂成功地組成了這樣看似不可能的聯盟，幾乎涵蓋了整個政治領域，這證明了他和阿爾多·莫羅具有非凡的調解天賦，同時映射出共產黨和工會領導層的悲觀主義情緒。他們從“熱秋”的極左價值觀中獲益，對其帶來的經濟和政治影響感到震驚。意大利共產黨秘書長恩裏科·貝林格的批評者說，他很欣慰看到自己所在的政黨可以在支撐政府中扮演溫和的角色，但這個政府與20世紀60年代聲名狼藉的中左翼聯盟並無二致。
中間派治理：五黨聯盟和政治腐敗
現實情況有所不同。首先，1979—1980年的複蘇是短暫的。更廣泛的歐洲經濟經曆了一場漫長而輕微的衰退，三年來意大利經濟的平均年增長率僅為1%。經濟衰退不像1975年那麽嚴重，但它讓選民們感到比過去更沒有安全感和富足感。20世紀80年代的長期繁榮始於 1984年。其次，盡管共產黨左翼從全民團結的政府中落敗，但取而代之的方案——所謂的“五黨聯盟”——並不比以前天主教民主黨和意大利社會黨聯盟更穩定。在某些方麵，情況更糟。自由黨和社會黨合並，聯盟現在由5個政黨組成。更重要的是，基督教民主聯盟為把共產黨趕出政府付出了沉重的代價。隨著意大利共產黨失勢，社會黨扮演的關鍵角色再次顯現，該黨要求作出重大讓步。如果不成立政府就發動政變的威脅似乎已經結束。意大利的民主現在太成熟了，而商界也太了解意大利在歐洲所付出被視為賤民的代價。此外，盡管天主教民主黨挺過了20世紀70年代的困難，但其選舉基礎已進一步削弱。在1983年的大選中，該黨在全國選票中所占的比例降至33%，為曆史最低水平。
相比之下，社會黨則顯示出選舉複蘇的跡象，在1979年至1983年的大選中，該黨的支持率上升了2個百分點；在1983年至1987年的大選中，該黨的支持率又上升了3個百分點。因此，如果出現對抗，社會黨可能會考慮舉行大選，而不像他們的基督教民主聯盟夥伴那樣感到不安。這是社會黨好鬥的領袖貝蒂諾·克拉克西計算好的，1983年大選後，這一結論得到了證實。早在1981年，在臭名昭著的共濟會第二傳教會醜聞之後，天主教民主黨就被迫放棄了總理職位——這是自 1945年以來的第一次。在那次選舉中獲勝的是喬瓦尼·斯帕多利尼，他是規模雖小但頗具影響力的共和黨領袖。1983年，克拉克西本人成為意大利曆史上第一位社會黨總理，幾乎在1983年至1987年的議會任期內一直擔任總理。
除了一黨或多黨執政時間過長，腐敗現象增加，還有其他原因。其一是對司法事務的公然政治幹預。政治人物可以通過各種方式阻止調查法官追查政治腐敗案件。他們可以操縱職業生涯，為政治順從者有選擇性地提供激勵；調查人員可能會因被認為存在政治偏見的競選活動而名譽掃地；在極端情況下，正如過於頻繁地發生而使人感到不適的情況一樣，暴力和人身恐嚇可以，而且已經被使用。議會豁免的製度——直到1993年才最終改革——也是腐敗猖獗的原因之一。然而，也許最嚴重的壓力是政治成本的上升。費用的增加與普通選民與其政治製度的疏離以及新聞媒介和政治傳播機製的複雜性成正比。在20世紀50年代和60年代，黨費較高，誌願者和資金有保障。到20世紀80年代，這種保障正在減少。一方麵，一個政黨的支持者，而後其他政黨的支持者對政治感到失望，這導致人們普遍脫離政治活動。另一方麵，黨員生活無法再與大眾文化、大眾娛樂和作為社會活動來源的私人市場競爭。這些問題對執政黨的打擊尤其嚴重，由於黨員越來越集中在南方，那裏個人對政黨的貢獻，不論是現金還是實物，都不足，因此政黨不得不求助於其他不太健康的收入來源，以維持其龐大組織的運轉。
這些發展滲透到執政聯盟的所有黨派，其危害程度可想而知。一方麵，選民似乎可以作出真正的選擇；但另一方麵，他們越來越意識到這些政黨的運作方式和政策方案基本上大同小異。社會黨對自己寄予厚望，希望取代天主教民主黨，聲稱自己之所以留在基督教民主聯合政府，隻是因為考慮到議會人員構成形式和政黨政治形態。但經過了中左翼聯盟統治的30年，如今，這種說法不過是一片遮羞布，用以掩蓋其**裸的狼子野心。到20世紀80年代，社會黨隻不過是天主教民主黨的一個半獨立派別。左翼並沒有消失，共產黨和其他左翼政黨仍獲得30%以上的選票，但這不足以擊敗中間派的廣泛聯盟，贏得權力。20世紀80年代末市場經濟複蘇，共產主義盡管相對誠實，卻顯得不合時宜。
因此，在20世紀90年代初，意大利政治暗流湧動，並不像天主教民主黨和社會黨聯盟所暗示的那樣穩定。徹底破壞其穩定的是冷戰的結束和大規模政治腐敗的暴露。冷戰的結束代表著共產主義威脅的終結。但共產黨並未因此而終結，而是改名為民主左翼黨，它拋棄了原教旨主義者，盡管最初流失不少選民，但之後逐步穩定下來，並開始複蘇。但冷戰的結束確實讓選民相信，任何形式的共產主義或集體主義攻擊意大利市場體係和民主製度的可能性都是微乎其微的。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其結果是將影響轉移到中間黨派。多年來，溫和派選民一直捏著鼻子投票給天主教民主黨，如今他們終於得出結論，他們可以冒抗議政府質量的風險。結果，在1992年和1994年的大選中，中間派選民出現了戲劇性的分裂。選民們或者轉向地方政黨，或者轉向各種奇異的替代方案，或者轉向長期沉寂的意大利社會運動黨，或者轉向棄權票。即使在選舉製度改革之後(表麵上的目的是簡化體製，建立更穩定的聯盟)，政黨製度仍然混亂不堪。數十名政客，包括許多高級官員，因腐敗指控被逮捕，司法部門最終決定報複政治階層。就連電視大亨西爾維奧·貝盧斯科尼的財力和廣告實力也無法在混亂中創造秩序。在1994年的大選中，他通過將自己的意大利力量黨與北方聯盟和意大利社會運動黨這兩個不太可能的盟友結盟，似乎短暫地打造了一個獲勝的聯盟，但他的政府在上任後8個月內就被推翻了。
20世紀90年代初的政治崩潰既是一場悲劇，也是一場勝利。對於一個政治製度來說，這是一場悲劇，盡管政治製度不穩定，但在最初幾年有許多可取之處。在冷戰、南部欠發達和新法西斯主義的潛在威脅下，自由民主幸存了下來。政府作出了困難的決定，這些決定使意大利經濟能夠融入更廣泛的歐洲經濟，這對大多數普通意大利人的富裕大有裨益。但是，一個在西歐國家所獨有的政治製度的扭曲最終抵消和掩蓋了重建時代的政治成就，而這一製度在維持民主的過程中無法產生所需的政府更替。隨著有組織犯罪的出現，政治生活變得憤世嫉俗、腐敗，甚至暴力。最終，由於無法麵對困難的分配選擇，政治製度成為一種無法忍受的負擔。
然而，從另一個角度看，20世紀90年代的崩潰是選民們戰勝其政權領袖的一次勝利。事實證明，該體係並不像人們擔心的那樣一成不變。在過去十年的一半時間裏，政治生活的新麵貌仍不明朗，但至少作出了一些艱難的決定。在缺乏權威政治家的情況下，權力被移交給了技術官僚。在這些人中，意大利銀行的代表——意大利銀行始終享有較高的聲望和誠信——扮演了最重要的角色，難怪在1992年後的困難時期，意大利銀行的兩位主要人物卡洛·阿澤利奧·錢皮和蘭貝托·迪尼應邀擔任總理。技術官僚應該執掌政府，外匯市場應該在提醒意大利人謹慎地麵對政治經濟現實方麵發揮突出作用，這些都是半個世紀以來使意大利與歐洲主流接軌的發展的恰當結論。這一解決辦法不能作為政治的長期替代方案，但與墨索裏尼70年前在類似情況下提出的即時解決辦法相比，它似乎具有巨大的優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