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學存樸堂

我們已經知道，李叔同長兄李文葆婚後早逝，次兄文熙孱弱多病，李世珍雖然家大業大，卻時刻無法安心，常常有一種後繼無人的危機感。自此我們也能理解他為什麽60多歲納王氏為妾，從他的為人處世和個人生活情趣看，並非貪色，而是為李家傳宗接代。1880年李叔同出生，李世珍晚年得子，珍愛之情無以言表。但好景不長，到李叔同4歲那年，父親李世珍突然腹瀉不止，自知不久於人世，於是延請高僧誦讀《金剛經》。李叔同尚處於懵懂孩提，不知人間悲喜，偷偷揭開簾子窺視。最後，李世珍還是駕鶴西遊，享年72歲。

靈柩留家七日，因為李世珍在世時一心拜佛，辦後事時自然請高僧大德每日前來誦經不絕。年幼的李叔同看著這樣宏大的場麵覺得十分好玩，還帶著一幫孩子模仿，儼然“孩子王”。不僅如此，他此後還時常帶著侄兒李聖章等一幫小孩，仿效放焰口（焰口是佛教用語。餓鬼渴望飲食，口吐火焰叫焰口。和尚做法事向餓鬼施食叫放焰口）遊戲，他還親自扮演大和尚，惟妙惟肖，誰也不會想到，三十多年後，他真的披上了命運早就為他準備的袈裟，這是一種天注定啊。

而此時的李叔同才剛剛4歲，估計還對沒了父親十分懵懂，故而並沒有特別的感受。他的童年依然是快樂的，從他後來模仿日本詞作家犬童球溪《故鄉的廢宅》所作的《憶兒時》，可見他對童年生活的留戀：

春去秋來，歲月如流，遊子傷漂泊。

回憶兒時，家居嬉戲，光景宛如昨。

茅屋三椽，老梅一樹，樹底迷藏捉。

高枝啼鳥，小川遊魚，曾把閑情托。

兒時歡樂，斯樂不可作。

兒時歡樂，斯樂不可作。

父親去世後，李叔同也到了上學讀書的年齡。於是，很快他就在家中原來的會客之所“存樸堂”，開始了他的啟蒙教育。

李叔同一生做人行事頗具修養，與早年“桐達李家”的生活環境有密切的關係。李世珍去世時，李叔同僅有4歲，並沒有從父親那裏得到更多的言傳身教，兄長李文熙更多地充當了父親的角色。

李文熙字桐岡，生於同治七年（1868年），卒於民國十八年（1929年）。他比李叔同年長12歲，李世珍去世時他已經成為“桐達李家”的掌門人，承擔著家族的責任。

看其生卒年代，以及所受教育的時代背景，我們自然不難想象，李文熙的治家風格頗得李世珍的精髓。李世珍是一個在生活中很講規矩的人，這一點在李文熙身上有明顯的繼承。而此時，這種家族遺風同樣傳到李叔同的身上，跟隨兄長讀啟蒙書《三字經》《百家姓》時，他也受到嚴格的管束。

在封建社會，讀書入仕不僅是改變個人命運的手段，也是獲得家族榮耀的途徑。“桐達李家”作為成功的士大夫之家，也是書香門第，自然十分重視教育。在開明商人看來，讀書入仕既能帶來光宗耀祖的無上榮耀，也可與商業經營相輔相成，是貴族身份的重要標誌。

“桐達李家”的子弟應該有功名在身，這決定了李叔同早年的讀書之路。

總之，李叔同5歲即隨母誦習名詩格言，6歲學習家規，7歲從兄文熙正式開蒙，依次學習《三字經》《百家姓》《百孝圖》《返性篇》《玉曆鈔傳》《格言聯璧》等。文熙對叔同教督甚嚴，教其待人接物不得越禮。李叔同8歲從常雲莊讀《文選》等，“日誦五車，過目不忘”；9歲讀《四書》《詩經》《孝經》及唐詩；12歲攻《史記》《漢書》，臨《張遷碑》《龍門二十品》等。

我們試圖從李叔同前期的生活履曆中找尋深深的佛緣。除了李世珍在世時家庭的熏染，據傳，李叔同七八歲時，有個曾到普陀山出家的人，名叫王孝廉，回到了天津，長年在無量庵駐錫、打坐。李叔同的大侄媳婦早年喪夫，生活並不如意，常常有悲觀厭世的情緒，後來常常跟隨王孝廉誦讀《大悲咒》《往生咒》等。李叔同時常聽到誦經聲，心生歡喜，加上心聰神慧，不幾次就能背誦下來。此外，李叔同的乳母劉氏，能背誦《名賢集》，也深深影響了李叔同早期的世界觀。出家後，李叔同曾自述“七八歲時，即有無常苦空之感，乳母每誡之，以為非童年所宜。及慈親早喪，益感無常，悟無我理”（蔡冠洛《戒珠苑一夕談》）。12歲時，李叔同就有“人生猶似西山日，富貴終如瓦上霜”這樣似曆經滄桑的詩句。雖無法求證其真，卻可從一個側麵窺見其遁入空門的行為，想來也並非因一時之念吧。

光緒二十一年（1895年），李叔同考入天津的輔仁書院。創設於道光年間的這所書院，最主要的職能是提供作文訓練，專業名詞叫製藝，其實就是學做八股文。

也就是說，李叔同起初也是接受傳統科舉教育，他在輔仁書院期間的文章和書法都很出色。他還曾精心手抄了關於如何讀書應試的要則，即山西恒麓書院教諭思齊對諸生的一份《臨別贈言》。李叔同反複研讀，可見此時李叔同對科舉功名十分上心。

不過，在墨守成規接受傳統教育的同時，李叔同仍然在課餘時間發展自己的興趣愛好。9歲起，他就開始師從書法家唐靜岩先生學習篆刻，並於17歲拜津門名士、詩人、書法家趙幼梅學詞。這一時期，無憂無慮的李叔同暢遊在詩書畫印的海洋，樂此不疲。

不過，此時的中國風雲際會，時局環境正在劇烈變化。天津作為國內屈指可數的海運港口之一，自然成為西洋物資在北方的重要集散地。加上李鴻章以天津為中心舉辦洋務事業，更使得西方文明強烈地衝擊著這座城市。

西方堅船利炮開路，接下來就是文明軟實力的全方位展現。在李叔同接受教育的過程中，就已經體現出了這一點。

早在光緒十三年，亦即1887年，清朝總理衙門與禮部議定科舉增設算學科，嚐試將西學納入科舉考試，隻是國人一時難以接受，無人參與，因而擱淺。

甲午戰爭之後，科舉改革成為一大熱點問題。社會討論熱烈，迫切期待變革。1896年，有消息說，包括李叔同所在的輔仁書院在內的學校，都要減少獎學金，用於充實洋務書院。麵對眼前這種真實的社會浪潮的衝擊，李叔同曾經發出“文章雖好，亦不足以製勝”的感慨，從中也能看出李叔同對西方文明並不抵觸，甚至有些期望。

1897年和1898年，李叔同兩次應天津縣學試。他還寫了兩篇時事評論文章，一是講外交的《行已有恥使於四方不辱君命論》，另一篇則是側重於資源開發利用的《乾始能以美利利天下論》。這些內容，表明甲午之後的李叔同已經有目的地讀了一些新學書籍，可見他此時已經中外皆習，睜眼看世界了。

19世紀和20世紀之交的清朝，時局紛亂，思想動**，衝擊著帝國的根基。於是，1901年，清政府開始實施新政，科技改革自然一馬當先。清政府宣布廢除八股，鄉試、會試頭場試中國政治史事，二場試各國政治藝學，三場試四書五經。西學被納入考試範疇，成為新章科舉最重要的變化。李叔同接連幾年屢試不第，光緒二十九年（1903年）秋天，李叔同參加了在河南開封舉行的中國曆史上最後一次鄉試，結果依然不理想，李叔同依然沒有脫穎而出。

從此以後，李叔同放棄了對科考的追逐。也許追逐科考並非出自他的本心，從他學貫中西、接受西洋知識和藝術形式來看，參加科考僅僅是為了實現家族的夢想而已。現在，李叔同連這一家族責任也放下了，開始了自由灑脫的對更高精神境界，以及更高個人價值的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