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祁鈺是一個合格的皇帝

俗話說“英雄造時勢，時勢造英雄”，此話實在不假。曆史浩瀚如斯，從來不是一個人書寫的傳記，這其中有梟雄大盜，也有英雄豪傑，有名臣武將，也有平民百姓。作為中國封建時代最高權力和君權神授的崇高存在，高高在上的皇帝仿佛遙不可及的存在，在曆史中更多是作為年號和大事記的主持者而存在，甚至將舞台交給了那些台前獨當一麵、自娛自樂的“主角”。然而，在曆史的帷幕緩緩落下後再回首，我們應該認識到曆史中的皇帝不過也是生於帝王家、久居宮中的普通人。今天，我們即將細說的便是一個在曆史中默默承擔平凡，將輝煌留給他人的合格皇帝——朱祁鈺。

一代郕王，臨危受命

宣德三年（公元1428年），朱祁鈺誕生，他是明宣宗朱瞻基的第二個兒子，也是明宣宗的最後一個兒子。朱瞻基駕崩後，哥哥朱祁鎮登基，作為皇帝的弟弟，朱祁鈺得到了郕王的封號，並在京城有了一座王府，居住近七載光陰（就藩北京），母子得以入宮，但仍不受宮中內外待見。如果不出意外，這個不受寵愛的次子將成為曆史雲煙中暗淡的塵土，與無數平民百姓、小官小吏一同埋沒在史書中不被世人所知。

然而曆史卻並不總像世人所熟知的那樣發展，正統十四年（公元1449年），朱祁鈺的哥哥明英宗朱祁鎮在司禮監掌印太監王振的鼓動下決定禦駕親征，迎戰入侵的瓦剌，結果大敗被俘，二十萬大軍埋屍土木堡。

此刻皇帝朱祁鎮被俘，其唯一的兒子朱見浚又太過年幼，因此作為宣宗朱瞻基唯一留存在京師的正統子嗣，朱祁鈺成了這座孤城最高的精神領袖和皇室象征。國難當頭，這位從不被看好的藩王被朝廷上下認定為此時最適合登基以對抗南下瓦剌的人。郕王朱祁鈺原本隻是奉朱祁鎮命令留下來監國的，且城外大敵當前，國家處於風雨飄搖之間，哪敢輕易接受任命？根據明史等記載，朱祁鈺在朝臣請求即位之時確實曾堅決推辭。無奈百官苦口婆心勸說，而被朝臣請出的孫太後也要他承擔責任，執掌大明神器保國家社稷之重，朱祁鈺這才接受大臣們的推選，於當年九月初六成為大明新皇，年號“景泰”，尊“北狩”的長兄朱祁鎮為太上皇。上任伊始，受命應對國難的他重用於謙、石亨等主戰派，親自下令調集周邊備操軍隊自帶幹糧、武器入京禦敵。戰鬥打響後，朱祁鈺坐鎮宮中，停止上朝緊緊關注城外形勢。在聽聞戰爭小勝後朱祁鈺大喜，下令犒賞三軍、嘉獎百官，使身邊親信入軍營協同軍務。此間朝廷有人以天象為由請求遷都南京以躲避也先之軍鋒，實則是保守派想逃向南方與也先畫河為界。朱祁鈺堅決不允，表示要將大明京都作為守衛大明南北的最後一道防線，與大明京城同生死。大敵當前，當時端坐在大殿上的朱祁鈺臨危不亂，可想而知這是何等的氣魄！

正是有這樣意誌堅決、有明君風範的帝王坐鎮其中執掌社稷神器，穩定軍心民心，京城內外明軍不敢鬆懈，拚命死守，朝中百姓勇上城牆犒勞防務，北京這座恢弘巨城才得以在十月的戰役中屹立不倒，挫敗了來自蒙古的大敵瓦剌，悍勇守衛大明北方疆土不失。北京保衛戰作為鎮守大明北方的重要戰役，在君臣一心、八方支援下獲得了最終的勝利，維護了邊疆的安寧，避免了宋欽宗時期靖康之恥的悲劇。而出身卑微的朱祁鈺在這樣特殊的時機一舉獲得皇帝寶座，那個原本懵懂無知的王儲也逐漸被皇權的尊貴遮住了雙眼，未來，他將用手中的權力維護自己所獲得的一切。

英明君王，內外無憂

在其位者，自當謀其政。英宗朱祁鎮在任期間佞臣王振禍害四方，導致朝中上下吏治腐敗，宮中內外深受其害。地方屯田、逃稅者甚多，臣子要麽被剝削，要麽入夥打壓忠臣，明朝建國八十二年來未有此亂黨重創。景泰帝朱祁鈺登基後，除了將朝中的王振同黨定罪誅殺以告土木堡之逝者外，還注意吸取前朝經驗，登基之初便提出了對外攘敵、對內發展的目標，力求恢複大明的經濟。對於南下的瓦剌和也先，朱祁鈺在戰後也未曾放鬆軍備，對草原與中原之間邊關的貿易加以限製，並派兵增援大同府、宣府等兵家重鎮以防也先再次南下。

在這場戰爭中所覆滅的隸屬於大都督府的明初“三大營”編製幾近顛覆。戰後，朱祁鈺令於謙、石亨等人積極組織軍事演習，以團營編製重組軍隊，加強軍隊將領與士兵之間的熟練度（此前都是盡量避免雙方常駐以免將領異心引發叛亂），他還選定善戰者十五萬交由於謙、石亨等名將，日夜操以嚴格的訓練，使軍令如山無敢不服。此外，朱祁鈺大力發展軍中火器，三大營專有的火銃成為新設兵營的標配，以此專門針對草原民族的遊騎兵。明代宗的軍事管製和改革在明代曆史上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將大明的軍事實力提高多個檔次。明末對火器幾乎未再發展，因此明中期對於火器炮銃等火力的研究幾乎達到了明清的巔峰水平。他在位期間，也先率領的瓦剌再未侵犯大明內地，北方百姓重新獲得了喘息和發展的機會。此外，他還對西南的民族叛亂分子予以打壓，令兩廣總督鎮壓貴廣地區的起義，鞏固中央和地方的政權。

大概是對戰前朝廷上的暴亂印象深刻，朱祁鈺嚴厲打壓朝中的黨爭，對大臣之間的結黨營私毫不留情，但凡有苗頭便苛責懲戒。朱祁鈺在位期間，禦史言官上書最為積極，即使經內閣分流後仍有不少呈給景泰帝，朱祁鈺也來者不拒，對上書的意見非常重視，並主動派人下去調查。朱祁鈺對曝光出來的貪官汙吏、違規亂紀者處以重刑，一視同仁，絲毫不手軟。包括他身邊的親信太監金英（朱祁鎮在位時便陪伴其左右，且由他宣布朱祁鈺即位）在執掌司禮監大權後，對於地方鹽鐵多有沾手而不入國庫，朱祁鎮得知後立即廢其職位另起用他人。太監本是皇帝最親近的群體，在朱祁鈺的震懾下這些他身邊的紅人無不顫顫巍巍謹慎從命，何謂王朝之奇景。此外，朱祁鈺縮減錦衣衛的管轄權，這個權力外溢、深受大臣厭惡的情報機構在朱祁鈺在位期間也相當老實本分，顯示出一代明君對大局的掌控程度相當不凡。

大明科舉承隋唐之風，是大多數基層讀書人和百姓上升的唯一渠道。朱祁鈺將其作為執政治世的重點，嚴厲打擊任人唯親的亂象。有人提出在地方上存在保舉製直接當官（類似於清朝的保舉當官），這種憑主觀升職的體係外聘任實為某些人的權力濫用，影響朝廷吏治和察舉監察的正常運行，應該按照明初之範例停掉這些錯誤的做法。景泰帝深以為然，遂下令公示官吏任用不得唯私，且督促中央地方的監察機關下到百姓間積極反饋，並裁撤冗餘官員減少內耗。同時，對於科舉製中存在的培養人才過慢、晉升渠道狹窄等問題，他也放權吏部唯才是舉。這種從底層人民和精英人士中抽取人才，在科學合理的選才製度培養的做法深得朝廷內外的稱讚，為朝廷填補了人才空缺、人手不足的漏洞，也激勵中低官品的臣子積極上進，朝廷風氣煥然一新。

對於有功之臣，如在北京保衛戰中立下赫赫戰功的於謙，景泰帝在戰前戰後都予以信任和尊重。於謙也成為景泰年間的重臣之一，雖未入閣且拒絕了朱祁鈺對他的封賞，卻也出任兵部尚書一職。在朱祁鈺當政期間，於謙推行的一係列軍政改革都順利實施，這背後當然有朱祁鈺的一份功勞。盡管在選聘人才的過程中遭到質疑，朱祁鈺仍然堅持唯才是舉，不聽信謠言，使得一批具有真知灼見的大臣進入權力中心，為國家治理立下了汗馬功勞，這不得不說是景泰帝的伯樂之功啊！

景泰帝朱祁鈺作為明朝第七位皇帝，盡心竭力治理國家，力圖揚國威、漲國力、震懾四方，由此周邊諸國如朝鮮、越南等地的政權主君紛紛遣使表忠心。他雖然身為九五之尊高高在上，但並不驕傲放縱，而是廣開言路聽取百官意見。曾經被廢除的午朝重新被樹立，這當然對禦史言官而言是一個巨大的激勵。朱祁鈺在位期間多自主處理政務，除了收權盡歸中央提高中央集權力度外，也減少了政務處理的中間流程，加速行政事務處理速度，使得大事小事不至於拖延變化。對於提出的意見多多納諫，並不一己之見否定之，博得曆史好評（當然，後來朱祁鎮對此多有抹黑）。

景泰皇帝，大明英主

民生同樣是明代宗朱祁鈺所關注的重點領域。與父皇、祖父一樣，朱祁鈺實行平穩經濟、推動農業生產的措施，並將產業鏈的末端——糧商、官商加以監控，要求地方官吏控製糧價平穩，防止賤價傷農。此外，對於地方濫用權力傷農的現象，朱祁鈺及時止損，廢除不合理的征稅征糧製度，反對土地兼並，責令違背官府命令擅自爭搶濫收土地的達官貴族、鄉紳地主退田退地，並在執政期間以政府的力量盡可能將多餘的農田勻給農戶。

此外，朱祁鈺十分注重發展軍屯，這一舉措成為大明軍隊在非戰時的主要工作，朱祁鈺令監察官吏巡察軍屯儲備，令軍士日常耕田自備軍糧以減少朝廷靡耗。人民生活富足且受官府壓迫較少，成為大明曆史上鮮少的寬待農民的時期。在朱祁鈺執政的年間，曾下令命禦史徐有貞（就是曾經建議遷都的徐珵）前往今天的山東地區治理黃河入海處的沙道。徐有貞不負重任，多次勘探後上書建議疏通河道設立閘門以備泄洪等方法。朱祁鈺認可了他的意見，派工部攜重兵前往治理河沙，用時兩年便完成治理黃河的大工程。後其他地方堤壩潰爛，再遣徐有貞設閘，明朝期間此地沒有遭受到大的自然災害。

提到景泰帝，不得不提起曆史上著名的景泰藍，這是一種金屬工藝技術，起源於元朝而在景泰年間趨於成熟。因為當時以藍綠眾多，朱祁鈺便將這種“銅胎掐絲琺琅”的工藝品稱之為“景泰藍”。當時的宮中作坊已經具備了較為完善的製作工藝，上繪製大明蓮花，極具民俗特色和時代特征，曾作為APEC（亞洲太平洋經濟合作組織）會議後我國領導人贈送給友邦的國禮。朱祁鈺執政期間還下令編撰地理圖錄，如記載周邊政治轄區的《寰宇通誌》。此書雖然編撰完成，卻恰逢政權交割，因此未能發行，被後世收入叢書中以做參考。

身前身後，死而後已

盡管登基於戰亂之中符合“兄終弟及”的自由裁量，景泰帝卻並未將皇位傳承下去，雖然通過“賄賂”等方式將孝恭孫太後製定的繼承人換成了自己的兒子朱見濟，但太子仍於四年後逝世。景泰八年（公元1457年）二月，朱祁鈺被從南宮走出的朱祁鎮廢黜皇帝之位，之後仍被稱為郕王，且於十八日在西苑逝世。令人吃驚的是，朱祁鈺死後並未葬於明代皇家陵園——明十三陵，而是葬在了北京西郊的一座山上，後世稱為景泰陵。四年後，其被降了品級的生母吳賢妃於後宮悄無聲息地離世。自此，景泰帝一脈於宮中煙消雲散，朝中上下亦不敢提起。重新上位的朱祁鎮廢除帝號而保留年號，諡“戾”以示恨意，後來明憲宗朱見深才恢複了這個叔叔“景泰”的帝號。

受曆史英雄主義的影響，人們所熟知的朱祁鈺大部分生活在於謙的光輝下，鮮少有人真正注意到這個代政而登基的皇帝。他對大明的功績如同被曆史抹殺一般，幾近不被世人談起，而他真正執政的時間也不過短短八年。作為大明皇帝中平凡的一位，他充分完成了皇帝的使命，北京保衛戰證明了他的能力和鬥誌，疆土上經濟平穩、人民安居樂業，世間一片祥和。無論是建國期間還是登基之後都力圖維護大明王朝和平民百姓的利益，盡管得罪了一些固有的利益集團並遭到了反噬抗議，但卻為黎民百姓帶來了福音，這也佐證他性本善的責任感。而史料中關於他勒令減少宮中靡費、辦公經費，加大財政對地方百姓農業生產補貼等的記載所透露出的點點滴滴更能看出他的節儉和寬以待人。

平心而論，他應該算得上是一個好皇帝，至少應該得到世人的尊重，尤其是那些得到昭雪和垂青的臣子（包括於謙、石亨等）。其在位期間，四方來客無有不服，前朝所遭迫害者盡得平複，犯罪違法者都受到應有的懲罰，可以說盡職盡責，雖稱不上盛世，卻也不落於其他皇帝之後。

作為明代皇帝中比較特殊的一員，明代宗朱祁鈺有他功績顯赫、為國為民鞠躬盡瘁的一麵；在麵對帝王權力鬥爭的時候，他也有為達到目的不吝惜骨肉親情，甚至行為舉止幼稚的一麵。當然，他最後的下場確實令人惋惜，子嗣斷絕，後宮不振，這也是他作為明代最高統治者不被外人所知的一麵。他本是一個身世不足為外人道也、無人問津的郡王，曆史將他推上皇帝的寶座，他也從善如流地做到了皇帝的本職。曆史向來應理性、全麵、科學地評判，無論是前朝史官、近現代文人墨客還是平民百姓，想來都可以理解這位以沉默開頭、以悲劇結尾的皇帝吧。

當然，在麵對可能危及其皇位的朱祁鎮時，他也曾心狠手辣處處為難，迷失於權力的旋渦之中不能自拔，這當然不符合中國傳統的價值觀。有人謂之曰“視天位也過於重，而視天親也過於輕”，如果說景泰帝朱祁鈺最對不起的人，大概也隻有他的長兄，英宗朱祁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