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29日

今天早晨當我像往常一樣在花園中散步的時候，發現了一個昨天狂風之中落難的小生靈，就好像我的守護天使在冥冥之中指引著我一樣，我沒有像平時那樣隻是圍繞著宅子走一圈，而是走到了宅子的縱深處。那兒原來是一個家畜棚，現在用來堆糞肥。正當我沿著分隔沃爾特家和我家的矮牆行走的時候，我在地上發現了一個深色的東西。可能是一個鬆果，但又不是，因為它很有規律地抽搐著。我出去時沒有戴眼鏡，所以隻有在靠近時才發現原來是一隻百舌鳥。我冒著摔斷股骨的危險才抓住了它，因為我剛要抓住它，它就往前跳了一小步。如果我年輕一點的話，隻要一秒鍾就可以捉住它，但現在，我的行動太遲緩了。最後我靈機一動，解下了頭上的一方頭巾，蓋在它的頭上，我就這樣把它裹回了家，並把它安放在一個鞋盒子裏，我在裏麵放了些碎布條，在蓋上戳了幾個洞，其中一個足以讓它把頭伸出來。

在我寫東西的時候，它就在我麵前的桌上，我還沒有給它吃東西，因為它還是那樣焦躁不安。看著它這樣，我也跟著不安起來，它受了驚擾的目光使我感到局促。如果這個時候，有一個小仙女來到凡間，全身光彩奪目，令人眼花繚亂地往冰箱和電爐之間一站，你知道我會向她要什麽？我會向她要所羅門王(1)的魔戒，那個可以幫助世界上所有動物進行語言溝通的寶物。這樣，我就可以對百舌鳥說：“不要害怕，小東西，的確我是個人，但我確實懷著良好的願望，我將照顧你，給你吃的，等到你複原時我就放你飛走。”

現在回到我們自己身上，上次我打了一個拙劣的油煎雞蛋薄餅的比方之後，就和你做了一個短暫的告別。我肯定你生氣了。人年輕的時候總喜歡表現得高調，盡管看起來有些荒唐，想做一些大得足以載入史冊的大事。你在離開之前不久，在我的枕下放了一封信，希望我能理解你在這兒感受到的種種不自在。現在你走了，我可以告訴你，這封信除了讓我看到你的不自在之外，我什麽也沒有讀懂，所有的東西都是如此之迂回晦澀。我是一個單純的人，我所處的時代與你也不同。如果有一件東西是黑的，我就說是黑的；是白的，我就說是白的。我憑著日積月累的經驗，憑著認識事物的真實性來解決問題，而不是根據其他人，抑或世俗的準則去判斷。當你開始扔掉那些控製你的東西，舍棄那些不屬於你的東西的時候，你就走上正道了。很多次，我發現你的那些信非但沒有幫助你解脫，反而使你陷得更深了，你就像在烏賊吐出的一團墨汁中掙紮逃亡。

在決定你的遠行之前，你給了我另一種選擇。你說：“我去國外一年，或者找一個心理醫生。”你還記得我態度強硬的反應嗎？我對你說：“國外你可以去上三年我也不管，但心理醫生那兒，你一次也不能去，我不允許你去，就是你自己支付費用也不行。”你對我這樣近乎極端的反應很震驚，你原以為提出去看心理醫生是給我一條退路，使我少受一點打擊。雖然你沒有明說，但我知道，你心裏一定在想，我太老了，已經沒有能力理解你的苦心，而且我也太閉塞了。然而你錯了，我在童年時代就聽說了弗洛伊德(2)。我父親的一個兄弟是醫生，曾經在維也納求學，所以極早就接觸了他的理論。他對此非常感興趣，每次來我們家吃飯都試著說服我的父母相信該理論的效力。“你永遠也不可能讓我相信夢見吃麵就意味著我懷有對死亡的恐懼。”我的母親一臉怒容地說，“如果我夢見吃麵，隻能說明我餓了。”我叔叔向她解釋說，這種頑固的想法來自受壓抑的情感，這是一種模糊地表達對死亡的恐懼的方式，因為麵條不是別的，而是代表寄生蟲，而這些寄生蟲總有一天會繁殖得到處都是。然而無論他怎樣說都無濟於事，你知道聽到這兒我母親說什麽？她在沉默了片刻之後，用她女高音般的嗓門大聲問：“那麽，如果我夢見通心粉呢？”

而我對精神分析家的反感倒不完全是因為這件童年軼事。你的母親近十年工夫都在接受一個精神分析家的治療，直到她死也沒有間斷，我不知道這個人是有真才實學的，還是所謂的掛名行醫的江湖郎中，但是這畢竟給我提供了一個了解她日常生活的途徑。說實話，最初她什麽也沒有對我說，而你知道對這些事情要進行職業性保密。而我一下子就察覺到的原因是她一下子變得極端依賴別人。一個月後，她的全部生活就圍繞著她和醫生之間的約會及他們之間發生的事情轉了。“忌妒。”你將會說我。也許是有些吧，但這不是主要的。使我真正感到不安的是，看到她重又淪為一個新東西的奴隸，起先是政治，隨後是她和那位先生之間的關係。依拉莉亞在她於帕多瓦逗留的最後一年遇到他，事實上在她回來之後，每星期要去的也是帕多瓦。當她告訴我這件事後，我有些惘然，我說：“你覺得有必要跑那麽遠去找一位好大夫嗎？”

一方麵，希望求醫能把她從致命的囚籠裏解脫出來的想法多少給了我一點安慰，在內心深處我對自己說，如果依拉莉亞能向某個人求助，這已經是一大進步了。另一方麵，我深知她脆弱的本性，擔心她看不準人，擔心她盲目地付出她的信賴。要看清楚別人的內心，總是一件表麵很微妙的事。“你是怎樣找到他的？”我問她，“是誰給你介紹的？”而她隻是用聳聳肩來回答我。“你想知道？”這樣說了一句後她就以長久的沉默來阻止我的詢問。

雖然在的裏雅斯特，他和她住在一所房子裏，但我和她有一個約定俗成的習慣，就是每星期至少在一起吃一頓午飯。自從她開始接受治療以後，在這種兩個人的場合下，我們之間的談話就隻是些不自然的表麵文章。我們談著城裏發生的事或者天氣；如果城裏什麽也沒有發生，正巧又是好天氣，那我們就幾乎無話可談了。

在她去了三四次帕多瓦後，我覺察到一種變化。我們不再像從前那樣相對無言，而她開始提問題：她想知道從前的一切，關於我，關於她的父親，關於我們的關係。在她的問題裏我聽不到一絲好奇：她的口氣就好像是審問犯人；她總是把問題重複好幾遍，堅持要知道最小的細節，對一些她能記事之後發生的事，她不斷暗示著她心中的疑問，她的記憶簡直驚人。那時候，我覺得自己仿佛不是在和我的女兒談話，而是麵對著一個竭力要我服罪的警官。有一天，我終於忍不住了，我說：“你直說吧！你想知道些什麽？”她望了我一眼，目光裏含著淡淡的嘲弄，然後她拿起一把叉子，在旁邊的瓶子上敲了一下，當瓶子發出“叮”的聲響的時候，她說：“我隻想知道一件事，什麽時候，為什麽你和你的丈夫破壞了我所有的夢想。”

那頓午飯是我最後一次容忍這種盤問，回答那一連串充滿火藥味的問題，以後的一個多星期我打電話對她說，她照樣可以來，不過不是來審問我，而是我們好好談一談。

我做賊心虛嗎？的確，我做賊心虛，有許多事我本應該告訴依拉莉亞的，但是我覺得把如此微妙的事在她的審問般的高壓下吐露出來是不對的，我不敢想象會發生什麽後果。如果我落入了她的圈套，而不是使我們兩個成人之間開始一種新的關係，我將永遠負有責任，而她也成了永遠不得解救的受害者。

幾個月後，我又對她接受診治的事老調重彈。那時候她已經發展到整個周末都和那個醫生待在一起，不見蹤影；她瘦了很多，談話間神色仿佛夢囈，這是以前從未有過的。我給她講祖父的事，講他和一個精神分析家的初步接觸，然後裝作無意中問她：“你的醫生是屬於哪一個醫學流派的？”“什麽也不是。”她說，“或更確切地說，他是自成一派。”

到那一刻，那原本隻是有些擔心的情緒一下變成了深深的真切的焦慮。我設法得知那位醫生的名字，經過簡短的調查，我發現他根本不是什麽醫生。我最初對診治所抱的一點希望一下子破滅了。當然不是他沒有學曆證明他的行醫資格本身使我對他不信任。如果治療是切實有效的，那麽即使在起始階段會有一些不良的反應，隨著時間的推移，我們總該看到好轉的情況遠大於最初的副作用吧。慢慢地她或許還會疑惑，或許還會有所反複，但終將走上自覺的大道。然而，依拉莉亞卻逐漸地對周圍的一切都喪失了興趣。那時她結束學業也已經好多年了，她什麽事也不做，連僅有的幾個朋友也疏遠了，她做的唯一一件事就是以昆蟲學家般執著的精神沉迷於觀察自己的內心活動。她的世界就圍繞著她晚上做的夢，或是一句我或者她的父親在二十年前對她說的話運轉。看著她的狀況一天天惡化下去，我束手無策。

隻有在三年之後的某幾個星期裏，我仿佛又看到了希望，複活節後沒幾天，我向她建議一起去旅行，使我驚喜的是，依拉莉亞沒有反對，而是把眼睛從盤子上移開，望著我問：“那我們能去哪兒呢？”我說：“你想去的地方，任何一個我們想到的地方。”

就是那天下午，我們倆不耐煩地等著旅行社開門。以後的好幾個星期我們一家家地詢問，希望能找到一個合我們口味的地方旅遊。最後我們選中了希臘。定下來的日期是5月底。旅行前的準備工作把我們緊密地聯係在一起，這是前所未有的，她整天想著旅行箱的事，生怕忘帶了什麽重要的東西。為了撫慰她，我為她買了本備忘錄：“把你要用的東西寫在上麵。”我說，“等你把它放進箱子後再在邊上打個叉。”

晚上入睡前，我後悔自己沒有早些想到一次共同的旅行是彌合我們的關係的絕妙方法。旅行前的一個星期五，依拉莉亞打電話給我，態度生硬，聲音響亮。我猜她是在一個電話亭裏。“我得去一次帕多瓦。”她說：“我最遲星期二晚上回來。”“你一定要去嗎？”我問，但她已經掛斷了電話。

直到星期四我都沒有她的任何消息。2點鍾，電話鈴響了，她的聲音有些猶豫，一方麵已經決定了，一方麵又有些悔意。“對不起，”她說，“但我不能去希臘了。”她等著我的反應，而我也在等待著。過了一會兒，我說：“我也很遺憾，不過不管怎樣我還是要去的。”她聽出了我的失望，試著給我一些解釋：“如果我去的話，我就是逃避我自己。”她喃喃地說。

你可以想象這是一次怎樣無奈的旅行，我努力聽著導遊的講解，提起對風景古跡的興趣，事實上我一心一意想的都是你母親，不知道她以後的生活到底會怎麽樣。

我對自己說，依拉莉亞就像是一個菜農，在把菜種下去之後，在看到它們發出了新芽之後，就開始害怕有什麽東西會把它們毀掉。為了防止壞天氣的破壞，她就買了一塊防水防風的塑料布蓋在上麵；為了防害蟲，她噴了許多殺蟲劑。她不停地這樣做，白天黑夜沒有一刻不想著她的蔬菜以及怎樣保護它們。然而一天清晨，當她掀開塑料布的時候，卻發現它們全都枯死、腐爛了。如果她讓它們自由生長，它們中的一部分還是會死去，但是另一部分卻能存活下來，在她種下的蔬菜旁，會長出一些風或昆蟲帶來的植物，其中可能有雜草需要除去，但也可能會有一些能開出鮮豔的花朵以點綴色彩單調的菜園。你懂嗎？這才是生活，我們要從容大度地接受我們的生活：一心關注著自己自幼以來性格形成的過程，絲毫不注意周圍發生的一切就意味著雖然在呼吸，但心卻已經死了。

依拉莉亞過分的自我束縛，扼殺了她的心靈之聲。和她談了多次，我甚至害怕提及這個詞。在她十多歲的時候曾有一次我對她說：“心靈是精神的中樞。”第二天早晨我在餐桌上發現一本翻開的詞典，詞典翻到“精神”一頁，“精神”一詞的詞條用紅筆劃了出來：酒精，浸水果的無色**。

心靈在那時使人一下子就想到單純、平凡的東西。在我年輕的時候人們還常常能自然地引用它，現在它已經成為一個誰也不會用的專有名詞了。僅有幾次它被引用的時候也隻是提及它的不良作用：不是完整的心髒，而是冠狀動脈的局部貧血；一種輕微的動脈疾病，然而它作為人的靈魂的中心這一點卻不再被提及。很多次我自問它被排斥的原因，“相信自己心靈的人是愚蠢的。”奧古斯托常常引用《聖經》裏的話說。為什麽是愚蠢的呢？難道是因為心靈像一個著火的房間？難道是因為裏麵一片濃煙，有黑暗也有火光？人的大腦是現代的，但心是原始的。因此一個注重心靈感受的人，他的想法必定接近人的動物性，而注重理性的人才更接近生命的更高境界。但如果事情不是這樣呢？如果事實恰恰相反呢？如果正是這一極端的理性主義在侵蝕生命呢？

在從希臘的歸途中，我逐漸養成習慣每天早上都在油輪駕駛艙裏度過一段時間。我喜歡悄悄地望一眼艙內，看一眼雷達和所有能告訴我們船正駛向何方的複雜裝置。在那兒，有一天我望著在空氣中顫動的天線突然想到人也越來越像一隻收音機，隻能靠外來的一組電磁波來協調自己。

雖然刻度盤上標著各台的頻道，但當你撥動旋鈕，聽到的卻不是一個台或兩個台清晰的聲音，而是各頻道混在一起的嗡嗡聲。我有一種感覺，過度用腦會造成這種現象：在所有的真實中，理性隻能引導我們抓住有限的一部分，而這一部分常使我們困惑，因為它隻能用言語描述，而描述的偏差往往非但不能帶給我們開闊的視野，還把我們禁錮在原地轉圈。

心靈的知覺苛求靜謐。年輕的時候我並不知道，現在我懂得當我在這個寂靜無聲的家裏走來走去的時候，我就像一條魚遊弋在它的水晶缸裏。這就像用一把掃帚或是用一塊濕布擦地：如果你用的是掃帚，掃地的塵埃揚起來然後又回落到你周圍的家具上，但如果你用的是濕布，地板就被擦得又光又亮；靜謐就像濕潤的抹布，能擦去遮蔽光澤的塵埃。大腦是言語的奴隸，它的所謂節奏就是那些紛雜的思緒，然而心卻不同，它能呼吸，在所有的器官中它是唯一能搏動的，而這種搏動使它能與自然的呼吸相共振。有時候，整個下午我會由於心不在焉而讓電視開著。即使我不看，聲音也在房間裏纏繞著我。晚上睡覺的時候，我就神經緊張，難以入睡。連續不斷的聲音，各種各樣的喧嘩是一種毒品，一旦我們對它們習慣了，它就變得一刻都不能缺少了。

現在我不想再繼續下去了，今天我寫的這幾頁就像我用不同的烹飪配方混合製成的一隻蛋糕，用一點杏仁，然後是鮮奶酪、葡萄幹和朗姆酒，加些薩伏伊餅幹和蛋白杏仁甜餅的製作方法，加上巧克力和草莓，總之就像那種我曾嚐過一回的名叫“新潮熟食”的難吃東西，是一種餡餅？也許，我想如果拿給一位哲學家看的話，他肯定會忍不住像那些小學老教師一般在下麵劃滿了條條杠杠。“不合邏輯。”他將批道，“內容離題，論據不足。”

如果落到一個心理學家手裏就更不要說了。就我和我女兒失敗的關係，就我阻礙了她的一切，他簡直可以寫一篇評論文章。不過就算我阻礙過她，現在又有什麽要緊呢？我曾有一個女兒，但我已經失去了她。她死了，是撞車而死的。就在她發現那個她以為給她帶來了許多不幸的父親並非她生父的當天撞車死的。那天的情景就像電影一樣一幕幕展現在我的眼前，所不同的是沒有用放映機，而是直接投影在牆上。我清晰地記得以後的每一幕，哪怕是細節。什麽也沒有從我的記憶中消失，所有的東西都存在於我心裏，無論是在我睡著的時候，還是在我夢中，它們都在我的思緒間抖動。哪怕我死了，它們仍將這樣抖動。

百舌鳥醒了，不時地把頭從洞中伸出，有力地發出一聲“啾”。它好像在說：“我餓了，你拿什麽給我吃？”我站起來，開了冰箱，看看有什麽東西對它合適，看到什麽也沒有，我就打電話給沃爾特先生，看他是否有一些小蟲子。一邊撥號，我一邊對它說：“你好福氣，小東西，你是從一隻蛋裏孵出來的，在第一次飛上天之後就忘了你父母的樣子，這是你的福氣啊！”

(1) 所羅門王，古代以色列一猶太王國國王（約公元前971至公元前931年在位）。大衛之子，以智慧著稱。

(2) 弗洛伊德（1856-1939），奧地利心理學家、精神病醫師。精神分析學派創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