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理想化形象

有關患者對他人的基本態度的討論使我們熟悉了患者試圖解決衝突的兩種主要方法，更確切地說，是兩種處置衝突的方法：一種是壓抑人格中的某些方麵而突出它們的相反麵，另一種是保持自己與他人之間的距離使衝突無法起作用。這兩種方法都能使個體獲得統一感，使他能發揮自己的各種功能，即使是以讓自己受到損害為代價。(14)

除此以外，患者還做出了另一種嚐試，那就是創造一種自以為是的形象，或者是他在那個時候覺得自己能夠或應該表現的形象。無論是在意識層麵，還是在潛意識層麵，這種形象與現實總是相距甚遠，哪怕它確實會對患者的生活造成影響。不僅如此，這種形象的特點總是非常討好個體，就像《紐約人》中的一幅畫裏表現的那樣：一個肥胖的中年婦女在鏡子裏看到的是一個年輕又苗條的女孩。這種形象的具體特點因人而異，取決於人格結構：有的人想突出的是美貌，有的人想突出的是權力、才智、天賦、聖潔、誠實，或者是其他任何特征。由於這種形象非常不切實際，因此常常使個體高傲自大。“高傲自大”這個詞盡管被當作目中無人的近義詞，但實際上是指把自己所不具備的，或是有這種潛能但實際上還沒表現出的品質歸到自己身上。這個形象越是不現實，患者便會越脆弱，越貪求別人的肯定和承認。對我們確信自己具有的品質，我們是不需要他人來證實的，但如果別人對我們所謊稱的品質表示懷疑，我們就會變得極度敏感小氣。

我們可以在精神錯亂者肆無忌憚的自誇中觀察到這種理想化形象；在神經症患者身上，這種形象本質上也是如此。誠然，在後者，這種形象沒有前者那般異想天開，但他們也一樣會覺得那就是自己的真實形象。如果我們把理想化形象與現實表現的差異程度作為精神錯亂與神經症之間的區別，我們就可以把這種理想化形象看作神經症混合著少許神經錯亂成分的產物。

理想化形象從本質上講是一種潛意識現象。盡管在一個外行的觀察者看來，患者的自我誇大已經再明顯不過，患者卻不知道他正在把自己理想化。他也不知道在這種形象中包含了多少奇怪的特點。他也許會隱隱感覺他在對自己提出很高的要求，但他把這種“完美主義者的追求”錯當成了真實的理想，因此從不質疑其是否真實，反而還引以為傲。

這種想象影響著他對自己的態度，造成的影響因人而異，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他關注的重點。如果神經症患者關注的是使自己確信自己符合這種理想化形象，他便會相信自己實際上就是個大師，是個講究人，就連自己的過失也變得很神聖。(15)如果他關注的是現實自我，與理想化形象相比，現實自我就會相形見絀並顯得卑劣低下，患者便會自我貶低。這種產生於自我貶低過程中的形象，與理想化形象一樣，偏離現實自我。所以，我們可以恰如其分地稱之為貶低化形象。如果患者關注的是理想化形象與現實自我之間的差距，那麽我們會看到，他會不惜一切地企圖縮小這種差距，鞭策自己變得完美。在這種情況中，患者會一直反複念叨一個詞——“應該”。他不斷向我們念叨，他應該有何種感受、想法和行為。他從心底確信自己天生完美，就像一個天真的“自戀者”一樣，表現出來就是他相信隻要對自己再嚴一點，隻要自己更加自律、更加警覺、更加謹慎，他實際上是能夠達到完美的。

與真正的理想不同，理想化形象有一種靜止的品質。它不是一個需要不斷努力才能實現的目標，而是一個讓人頂禮膜拜的固定觀念。真正的理想有能動性，能激發人們去努力接近它，是促進個體成長與發展不可或缺的寶貴力量。而理想化形象對個體的成長來說隻會構成障礙，因為它要麽否認缺點，要麽僅僅譴責缺點。真正的理想把人引向謙虛，理想化形象則把人引向自大。

無論人們怎樣定義這個現象，它都早已被認識到了，曆朝曆代的哲學著作中都提到過它。弗洛伊德在神經症的理論中引入了這個概念，給了它很多稱呼：自我理想、自戀、超我。它也構成了阿德勒心理學理論的核心，稱為優越感。要指出這些概念與我的觀點之間的差異，那就說來話長了。(16)簡而言之，所有這些理論都隻涉及了理想化形象的某個方麵，而沒有縱觀全局。因此，盡管弗洛伊德和阿德勒以及其他許多學者（包括弗朗茲·亞曆山大、鮑爾·費登、伯納德·格魯克和恩斯特·瓊斯）都做出過貼切的評論或爭論，但他們都沒有認識到這一現象的全部意義和功能。那麽，它到底有哪些功能呢？顯然，它可以滿足基本的需要。無論不同的學者在理論上怎麽解釋這一現象，他們有一點是一致的，那就是它構成了神經症的堡壘，其地位難以動搖或削弱。比如，弗洛伊德認為根深蒂固的“自戀”態度就是治療過程中最大的障礙。

我們要說的第一個功能或許是它最根本的功能，即理想化形象取代了基於現實的自信和自豪。首先，一個無法擺脫神經症的人不可能從一開始就建立起自信，因為他遭受的境遇完全是破壞性的。即使他還有那麽一點自信，在神經症的發展過程中也會日漸削弱，因為自信賴以存在的條件總是被毀掉。我們很難簡單地概括這些條件，但其中最重要的因素無疑是個體是否有充滿活力的感情力量，是否建立起了自己的現實目標，是否能在自己的生活中發揮積極主動的作用。無論神經症發展到了哪一步，這些因素都會被毀掉。神經症傾向損害自我決斷的能力，因為患者是被驅使的，而不是主動的。其次，患者決定自己生活道路的能力持續地被削弱，還因為他對別人的依賴，無論這種依賴是何種形式：盲目地抗拒，盲目地渴望超群，盲目地躲避他人——這些都是依賴的不同表現形式。最後，由於他把大量感情力量壓抑了下去，使它們無法起作用。所有這些因素都使他幾乎不可能建立起自己的目標。最後還有很重要的一點，基本衝突造成他自身的分裂。由於患者失去了根基，所以他隻能將自己的作用和力量感放大。這就解釋了為何理想化形象會有一個必不可少的組成部分——認為自己有無窮的威力。

第二個功能與第一個緊密相關。神經症患者在真空中並不感到軟弱，而在這個處處會有敵人的世界，他才覺得別人隨時會欺騙、貶低、奴役、擊敗自己。所以必須時刻留心、處處提防，把自己與他人進行比較，但這不是出於虛榮和任性，而是不得已而為之。由於他打心底感到自己脆弱、卑劣——這一點我們在後麵會看到——他必須尋找出一點東西來使自己感到比別人更優秀、更有價值，無論其表現是感覺自己比別人更高貴或更殘忍，更仁愛大度或更尖酸刻薄。總之，他必須在心中感到自己在某一方麵比別人強——這還不包括想超越別人的原動力。這種需求的主要成分是想勝過別人，因為無論神經症的結構如何，患者都有一種脆弱感，覺得自己隨時會被人輕視和羞辱。為了抵消屈辱感，就需要一種報複性的勝利，這種需要可能隻存在並作用於患者自己的思維中；它可以是有意識的，也可以是無意識的，但它是對優越感的神經症性需要的一種內趨力，而且帶有特殊的色彩。(17)當前社會文明的競爭性不僅在總體上有助於誘導和引發神經症，還助長了這種對優越性的追求。

我們已經看到，理想化形象能夠取代現實的自信和自豪。除此之外，由於神經症患者的理想是充滿矛盾的，這些理想自然沒有約束力；它們總是模糊不清，不能給患者任何指引。但是，若不是他致力於追求這種自創的偶像目標，他的生活將毫無意義，他會感到生活毫無目的。這一點在分析治療的過程中尤為明顯，因為在這個過程中他的理想化形象被動搖，使他一度感到非常迷茫。並且直到此時，他才認識到自己理想的混亂，從而開始感到這種混亂的理想並不可取。在此之前，不管嘴上怎麽說，這個問題都並未引起他的注意，也沒有被他理解。現在，他第一次認識到理想有真實的意蘊，於是便想弄清楚自己的理想到底是什麽。我因此說，患者的這種體驗恰恰證明理想化形象取代了真實的理想。對這一功能的理解有臨床治療的意義。醫生在治療早期可以向病人指出他的價值觀中的矛盾，但無法指望病人會對這一問題表現出積極的關注，所以還不能著眼於他的價值觀矛盾，除非病人能夠放棄他的理想化形象。

在理想化形象的各種功能中，有一種特定的功能使理想化形象僵死不變。如果個體私下總把自己看成十全十美的神，那麽他最明顯的過失與缺陷也會隱而不見，甚至會帶上一點迷人的色彩——這就像在一幅出色的畫作中，雖然是破敗的場景，但是斷壁殘垣不再顯得破敗不堪，而是一種融合了褐色、灰色和紅色的優美組合。

通過提出下麵這個簡單的問題，我們還能對這種防禦性功能有更深一層的理解。個體如何看待自己的過失和缺點？這個問題乍看之下並沒有明確的答案，因為我們可以想到無窮多的可能。但它有一個相對具體的回答，即一個人如何看待自己的過失和缺點，取決於他接受自己哪一點，排斥自己哪一點。在類似的文化條件下，基本衝突的哪一個方麵占主導才是決定因素。例如，順從型個體並不把自己的恐懼和無助看成缺點；而攻擊型個體卻會把哪怕一點點這種感覺當作可恥的行為，覺得應該隱藏起來不讓別人和自己看見。順從型個體會把自己帶有敵意的攻擊傾向看作一種罪惡；攻擊型個體會把自己的柔情看作令人鄙夷的軟弱無能。另外，每一種類型都在堅持否認這樣一個事實：他認可自己的那些方麵隻不過是一種偽裝。比如，順從型個體並非真的仁愛大度，但他必然否認這個事實；超脫型患者並非自己選擇了獨處，而是因為他不會與人相處而不得不這樣，這個事實也是他所不願看到的。一般來說，這兩種類型的人都拒斥虐待狂傾向（後文將會討論這一點）。這樣我們可得出這個結論：被患者認為是缺點並加以拒斥的東西，就是與患者對待他人的主導態度不相協調的東西。同樣的，理想化形象的防禦功能是否認衝突的存在；這種形象之所以無法移除，就是這個原因。在認識到這點之前，我常常感到奇怪，要病人相信他並沒有自以為的那麽了不起、那麽出眾，為什麽如此艱難。現在看來就一目了然了。病人不能退讓分毫，因為承認了自己的某一缺點，就會使他不得不麵對自己的衝突，從而威脅到他一手建立的虛假和諧狀態。因此，我們得出，衝突的強度與理想化形象的刻板程度之間呈正相關：理想化形象越複雜、越刻板，衝突就越嚴重。

除了前麵講的四種功能之外，理想化形象還有第五種功能，它也與基本衝突有關。除了掩蓋衝突中個體所不願接受的內容，理想化形象還有一種更為積極的作用。它表現的是一種藝術性創造，可以使對立物顯得更加協調，或者至少在患者眼中不再認為那是衝突。僅舉幾例就能說明它是如何做到這一點的。為了簡明扼要，我會隻說存在衝突的名字以及它在理想化形象中的表現形式。

在X的內心衝突中，占主導地位的是順從傾向——他非常渴求別人的喜愛和讚許，想被別人照顧，想變得有同情心、慷慨大方、貼心有愛。排在第二位的是自我孤立傾向，他厭惡合群，強調獨立，畏懼聯係，擔心強迫。他的自我孤立傾向不斷與對親密關係的需求相衝突，結果再三幹擾他與女性的關係。另外，他還有明顯的攻擊性內驅力，其表現是他在所有事情中都想爭第一，想間接地支配他人，有時又想利用他人，卻不能容忍別人幹涉自己的生活。這些傾向大大地降低了他的求愛與交友能力，並且也與他的自我孤立傾向相衝突。由於他不知道這些內驅力的存在，便製造了一個理想化形象，它由三個角色組成：首先，他是一個很棒的戀人和朋友——女人眼中應該隻有他一個人，沒有誰比他更有魅力；其次，他是他那個時代最優秀的領導者，是人人敬畏的政治天才；最後，他是個偉大的哲學家、智者，能洞悉生活的意義和生存的終極價值。

這樣一個理想化形象並非全是幻想出來的，患者在所有方麵都有著很強的潛能。但他把潛能抬高成了自己已經做到的事實，變成了強大的、獨一無二的成就。不僅如此，患者內驅力的強迫性也被掩蓋了，與之相反，他相信這是自己內在的品質與天賦。原本是對愛與讚許的神經症性需要，卻被當成是愛的能力；原本是想出人頭地，卻被當成是天生高人一等；原本是自我孤立，卻被當成是獨立與智慧。可以認為，他的衝突是如此被“驅除”的：那些在現實生活中相互幹擾並阻礙他實現自己潛能的驅動力，被他抬高到理論上完美的範圍內，變成了豐富人格中相互協調的幾個方麵；它們代表三個方麵的基本衝突，並被分隔到三個角色中，一同構成他的理想化形象。

另一個例子能更加清楚地說明分隔衝突成分的重要性。(18)Y的主要傾向是自我孤立，這種傾向還比較極端，有著我們前一章描述過的所有表現。Y還有很明顯的順從傾向，但是Y自己卻對此視而不見，因為那與他獨立的需要相左。他又想變得極其優秀，這種努力偶爾會掙破壓抑的外殼。此外，在他的意識中還渴求親近人，這又不斷與他的自我孤立相矛盾。他隻有在自己的想象中才變得咄咄逼人、冷酷無情：他著迷地幻想著大規模的毀滅，恨不能殺死那些幹預他生活的人；他直言不諱地宣稱自己篤信叢林哲學——強權即是真理，自私自利，天經地義。然而，他在現實生活中，卻相當膽小怕事，隻在特定情況下才顯露出他強硬的一麵。

他的理想化形象是這樣的一種奇怪組合：大多數時候，他是山間隱士，早已超凡入聖；偶爾，他又變為一個狼人，絲毫沒有人性，一心殺戮。並且似乎這兩種不相容的角色還不夠，他還是理想的友人和戀人。

我們看到，在這個例子中，患者同樣否認神經症傾向的存在，同樣自我誇大，同樣錯把潛能當作現實。隻是，在這個例子中Y沒有企圖去調和衝突，矛盾仍然存在。但是，和現實生活不同，這些傾向顯得非常純粹。因為它們相互隔離，所以互不幹擾。這就是它最重要的一點，衝突就這樣“消失”了。

最後一個例子的完美化形象更具統一性。在Z的現實行為中，攻擊性占主導，同時還有虐待狂傾向。他總是頤指氣使，愛利用人，征服一切的雄心驅使他無情地前進。他善於計劃、組織、爭鬥，並有意識地奉行一種不折不扣的叢林哲學。他也非常自我孤立，但他的攻擊性內驅力總是使他陷入與他人的糾纏中，所以他無法保持離群的狀態。不過，他嚴防自己卷入任何與他人有關的聯係，也不讓自己享用任何由他人贈予的東西，這一點他做得相當好，因為他深深壓抑了自己對他人的積極情感；而他對親近關係的渴求也主要通過性的方式表現出來。他還是有明顯的順從傾向，同時還有對讚許的需要，但這種需要又幹擾了他對權力的追求。另外，在他內心深處還有一些道德標準，主要是用來鉗製他人，但是，也會情不自禁地用到自己身上。這些標準自然與他的叢林哲學水火不容。

在他的理想化形象中，他是身著閃光甲胄的勇士，有著遠見卓識，追求正義。他是一個英明的領導，不與任何人私下裏親近，而且賞罰分明，秉公辦事，誠實而不偽善。女人們愛他，他也是一個出色的情人，但絕不把自己拴在任何一個女人身上。這跟別的例子一樣，患者達到了相同的目的：把基本衝突的成分混合了起來。

由此可見，理想化形象是試圖解決基本衝突的一種方式，其重要性至少與前麵我描述過的其他方式相同。它有巨大的主觀價值，作為一種障眼法，它使個體看不到衝突的存在，把被分裂的人格整合起來。雖然它隻存在於患者心中，卻對他與別人的關係有著決定性影響。

理想化形象可以說是一種虛構或幻想的自我。但這種說法隻對了一半，因此是有誤導性的。在創造理想化形象時，患者憑借的是主觀願望，這一點很明顯，但這並不表示理想化形象是完全虛構的，尤其是我們考慮到患者在其餘方麵都是以現實狀況為立足點的。想象的成分中交織著非常現實的因素，現實因素也是決定性因素。理想化形象中通常包含著患者的真實理想。盡管誇大的成就屬於幻想，掩藏其下的潛能卻常常是真實的。更有可能的是，理想化形象產生於非常真實的內心需要，可以實現非常真實的功能，對患者產生實在的影響。它的產生往往由非常明確的規律所決定，這樣，我們便能從它的具體特征中準確地推斷出患者的真實性格結構。

對於神經症患者本人來說，不管理想化形象中包括了多少幻想的成分，它都是真實的。這一形象越是堅實，他就越覺得自己就是這種理想化形象，同時他的真實自我也會越來越暗淡。這種對現實情況的顛覆是必然會發生的，其原因恰恰是理想化形象所起到的作用。這些作用全都是為了抹去真實的人格，把聚光燈轉向理想化形象。回顧許多病人的病史，我們會看到，理想化形象的建立很多時候簡直是救了他們的命，患者在理想化形象受到攻擊時會反抗，這就解釋了我們為什麽可以說這種行為是完全合理或者至少是合乎邏輯的。隻要對他來說理想化形象是真實且完整的，他就可以認為自己非同一般、高人一等、和諧統一，哪還會管這些感覺其實隻是幻覺。基於他自認的高人一等，他便認為自己有資格強求和索取。但假如他允許自己的理想化形象被動搖，想到要麵對自己的所有缺陷，不再有資格提各種特殊的要求，自己並沒什麽了不起的地方，甚至還會看不起自己，便會立馬覺得自己受到了威脅。更恐怖的是，他要麵對自己的衝突，這讓他極度害怕自己會被撕成碎片。實際上，這種處境可以給他機會讓自己變得更加優秀，這要比理想化形象的所有光芒寶貴得多。但在很長時間內，這對他毫無意義，這隻是令他害怕的在黑暗中跳躍。

理想化形象有如此巨大的令人推崇的主觀價值，若不是因為它具有無法避免的巨大缺陷，它的地位會堅不可摧。首先，因為理想化形象是虛構的，所以它的整體建築結構岌岌可危。這間藏寶室裝滿了炸藥，使患者極度脆弱，不堪一擊。隻要受到外界的一丁點兒質疑或批評，隻要他意識到自己無法達到理想化形象的標準，隻要他窺見內心相互衝突的力量，這間藏寶室就會爆炸或坍塌。他唯恐遭受這種危險，便隻好限製自己的生活。他不得不回避那些得不到別人讚美和認可的處境，他不得不回避那些沒有把握的任務，他甚至會對所有實際努力產生反感。對他這種天才來說，隻要想到自己可能會畫的畫，便算是完成了一幅傑作。隻有凡夫俗子才會靠實際努力達成目標，要他像張三李四王五一樣努力，無異於承認自己是凡夫俗子，這簡直是一大恥辱。而實際上不付出努力就不可能有所收獲，他的態度恰恰驅使著他遠離本就遙不可及的目標。於是，他的理想自我與現實自我之間的差距隻會擴大。

他不斷期待著別人對他的各種肯定，包括認同、讚美、吹捧等——然而這些隻能給他暫時的安慰。他可能會潛意識地厭惡每一個優秀者或者在某個方麵比他強的人，比如更有主見、內心更加平和、更見多識廣等，因為這種人威脅著他的自我評價。他越是死命地認為自己就是那種理想化形象，他的這種厭惡就越強烈。或者，如果他本人的傲氣被壓抑了下去，他就可能會盲目崇拜那些聲稱自己很重要，並且盛氣淩人的人。他崇拜的是投射在他們身上的自己理想化形象的影子，但是他必定會失望，因為他遲早會發現自己崇敬的那些神原來隻關心他們自己，以及他在他們的祭壇裏燒了多少炷香。

或許，最糟糕的問題是理想化形象會使個體遠離自我。隻有遠離自我，才有可能壓抑或消除自我的重要組成部分。這是在神經症的發展過程中逐漸產生的一種變化，而神經症雖然自有其基本屬性，卻是在不知不覺中發生的。個體完全忘記了自己真正感受到的、喜好的、排斥的、相信的是什麽——簡而言之，他忘記了真實的自我。忘記了真實的自我，他便按照理想化形象生活。比起那些臨床描述，詹姆斯·馬修·巴裏在《湯米與格麗澤爾》一書中塑造的人物湯米更好地展現了這一過程。當然，如果患者不是陷入由無意識的托詞和合理化作用編織的“蜘蛛網”中，也不會有這種行為，也不會過得朝不保夕。患者失去了對生活的興趣，因為他並不是在過自己的生活；他不能做出任何決定，因為他不知道自己真正想要的是什麽；如果困難增多，他會充滿一種不真實的感覺——這也正是他的自我一直處於異化狀態的鮮明表現。要理解這種狀態，我們必須認識到遮蔽內心世界的那一層虛幻必然會擴展到外部世界。有位病人用一句話概括了整個情形：要不是現實世界的不斷幹擾，我本來可以過得很好。

雖然理想化形象的存在是為了消除基本衝突，且它在有限的範圍內確實達到了這一目的，但它同時也在人格中造成了新的裂隙，其危險比原來更大。大致來說，個體為自己構建起理想化形象是因為他不能容忍自己的真實形象。但是，把自己放在理想化形象的位置上之後，他更加不能容忍他的現實自我，既而開始因此惱怒，並且因為達不到對自我的要求而暴躁。於是他在自我欣賞和自我歧視之間、在理想化形象與真實形象之間搖擺，找不到一個堅實可靠的中間地帶。於是，便發生了新的衝突。一方麵是他的強迫性的、相互矛盾的努力，另一方麵是由於內心失調所造成的內心決斷。他對這種內心決斷的反應，跟一個人對政治上的獨裁所做的反應一樣：他可能認同這位獨裁者，也就是說，他感到自己真的是內心所宣稱的那般了不起和完美，或者他會努力踮起腳尖以達到它的要求，或者他會對抗這種內心的強製，拒絕承擔它強加於自己的責任。假如他的反應是第一種，我們看到的便是“自戀者”的表現，他受不了別人的批評，他實際存在的裂隙並不為自己的意識所察覺；假如他的反應是第二種，我們看到的表現則是一個至善的人，即弗洛伊德所說的“超我型”；在第三種反應中，患者表現為拒絕對任何人和事承擔任何責任，他往往會變得行為古怪、不負責任、消極。我之所以慎重地使用“表現”這個詞，是因為無論他是何種反應，從根本上來說他一直都是焦躁不安的。即便是那些本來認為自己“自由”的反抗型患者，也會在那種他想推翻的、強加於自己的標準下努力工作；他也用這種標準去要求他人，隻有這時才能說明他還受製於自己的理想化形象。(19)有時，患者會在兩個極端中來回反複。比如，他可能在某個時期內想當大好人，但從中沒有得到什麽安慰，便180°大轉彎地走向反麵，堅決反對這種“大好人”的標準。或者，他會從極度的自我崇拜一下子轉到完美主義。更多時候，我們看到的是這些不同態度之間的結合。它們都指向一個事實——用我們的理論不難解釋這個事實，那就是：這些嚐試中沒有任何一種是令患者滿意的，它們都注定會失敗；我們應當把它們看作是患者不顧一切地想擺脫難以忍受的處境而采用的手段；在其他任何無法忍受的情境中，他們都會嚐試截然不同的手段，一種不行，便用另一種。

所有這些後果共同形成了阻礙患者真實發展的強大障礙。患者往往不能從錯誤中吸取教訓，因為他看不到自己的錯誤。盡管他否認這一點，但他注定會對自己的成長失去興趣。在談到成長時，他心裏隻有一種潛意識的想法——創造出一個更完美的理想化形象，一個完美無瑕的形象。

因此，治療的任務是使患者正確認識他的理想化形象，幫助他逐漸理解理想化形象的所有功能和主觀價值，讓他看到它必然帶給他的痛苦。然後，患者會開始捫心自問他那樣做是不是代價太高了。隻有當患者不再需要創造理想化形象時，才能最終放棄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