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外化作用

我們已經看到，神經症患者為了縮小真實形象與理想化形象之間的差距而選擇偽裝，他所有的偽裝措施最終隻會使這種差距更大。但由於理想化形象有非常巨大的主觀價值，他必須堅定不渝地繼續努力並對其做出妥協。為了做到這一點，他采取了很多方式，其中的一些方式將放在下一章討論，這裏隻探討一種不大為人所知，但對神經症結構的影響卻尤為深刻的方式。

我把這種方式叫作“外化作用”，它指的是這樣一種傾向：患者把內心過程想象為發生在自身之外的事情，並且認為是這些外在因素給自己帶來了麻煩。它與理想化形象一樣，目的也是回避真實的自我。但理想化形象對現實人格的潤色和再造停留在自我的範圍內，而外化作用意味著完全拋棄自我。簡而言之，患者在理想化形象中可以找到逃避基本衝突的避難所。但是，當現實自我與理想化自我之間的差距太大，且難以承受精神的緊張時，他便不能再從自己這裏找到解決辦法。於是，他唯一能做的便是徹底逃離自我，把發生的一切都看成自身之外的事情。

這種現象有一些屬於投射行為，指的是把個體問題客體化。(20)即把自己主觀上拒斥的各種傾向或品質歸咎於他人，並認為是別人的責任。比如明明自己有不忠、充滿野心、支配他人、自以為是、溫馴等傾向，卻懷疑別人有這種傾向。在這個意義上，“投射”一詞用得完全正確。然而，外化作用是一種更加全麵的現象，推責隻是其中的一個方麵。個體不僅把過失當作發生在別人身上的事情，還在一定程度上把自己所有的感受都當作發生在別人身上的事情。一個有外化傾向的人，會為弱小國家的被壓迫者深感不安，卻不能意識到自己受到的壓迫；他可能感受不到自己的絕望，但對別人的絕望卻感同身受。由此可見，外化作用很重要的一點是個體意識不到他對自己的態度。比如，他對自己惱怒時，會覺得是別人在對他惱怒。或者，他會把自己對自己的惱怒當作對別人的惱怒。此外，他不僅會把自己的不安，還會把自己的好心情或成就都歸因於外在因素。他把挫折看成命定，把成功當作天成，把好心情歸因於好天氣，等等。

如果一個人覺得自己生活的好壞皆取決於他人，那他自然會一心想改變、改造、懲罰、影響他人，或者保護自己不受他人的幹涉。這樣一來，外化作用便導致他對他人產生依賴。但是，這種依賴不同於對愛的神經症性需求所造成的依賴，它還導致了對外在環境的過度依賴。這個人是住在城裏還是鄉下？有什麽樣的飲食習慣？習慣早睡還是晚睡？任職於哪個團體？這些都會變得異乎尋常地重要。這樣，他便具有了榮格所謂的外傾性。但榮格把外傾性看作氣質傾向的片麵發展，而我卻認為這是個體試圖用外化作用消除衝突的結果。

外化作用的另一個必然產物是痛苦的空虛和膚淺感。但有時這種感受被放錯了位置，個體不是感到情感上的空虛，而是感到胃部的空虛，於是通過強迫進食來驅除這種感覺。或者，他會害怕自己因體重不足而像羽毛一樣被吹得到處飄搖——他覺得，狂風一來便會把自己卷走。他甚至會說，如果對自己徹底分析一番，那他將什麽都不是，空剩一副軀殼。神經症患者的外化傾向越徹底，他就越像一個幽靈，隻能到處飄搖。

以上就是外化作用的內涵，現在讓我們來看看它是如何幫助個體緩和真實形象與理想化形象之間的緊張狀態的。不管患者在意識層麵怎樣看待自己，這兩者之間的分歧都會在潛意識中造成痛苦，並且患者越是把自己認同為理想化形象，這種痛苦程度便越深。大多數時候，潛意識反應表現為自我鄙夷和自我惱怒，並有壓迫感，這些感覺不僅極度痛苦，還以各種方式削弱了他的生活能力。

自我鄙夷的外化表現形式可以是藐視他人，也可以是感到被他人藐視，兩者常常並存。至於哪種形式更突出，或者更有意識，取決於神經症性格結構的整體情況。個體的攻擊性越強，越覺得唯我獨尊，便越容易藐視他人，腦子裏越不會有被別人藐視的感覺；相反，個體的順從性越強，便越容易覺得自己一無是處，對於因無法達到理想化形象的高度而產生的自責情緒也就越強烈。相較於前者，後者帶來的影響有很大的危害性，它使個體變得羞怯、做作和退縮，一丁點兒的愛或讚美都會讓他感恩戴德，甚至到了卑躬屈膝的地步。同時，他也認識不到真誠友善的存在，卻昏然地把它們當作自己不配擁有的施舍。他在盛氣淩人者麵前會變得束手無策，因為他自身在某種程度上就跟他們的想法一樣，認為自己理所應當被蔑視。然而這些反應會滋生怨恨，而這些怨恨一旦被壓抑，日積月累之後，就會有很強的爆發力。

另外，以外化形式體驗自我鄙夷還有它獨特的主觀價值。個體的自我鄙夷會摧毀他所有虛假的自信，把他推到崩潰的邊緣。雖然被他人鄙視也非常痛苦，但個體總還有希望改變他人的態度，也可以以德報怨，或者在心中暗自認為別人不公平。但如果是自己瞧不起自己，那便連一點兒希望和可能都沒有了。神經症患者在潛意識中對自己的所有絕望感都會凸顯出來，他不僅會開始藐視自己的弱點，還會感到自己整個人都很可鄙。於是，連他的優點也被帶到了這種自我鄙夷的深淵。換言之，他會感到自己就是自己最鄙視的那種形象，他會把這看成是無法改變的事實，認為自己已無可救藥。這讓我們認識到，在治療過程中不要輕易去觸碰患者的自我鄙夷，要等到他的絕望感已衰退，並且不再死守理想化形象時，再去觸碰。隻有此時，患者才可以麵對它，並且開始認識到自己的卑微並不是客觀事實，而是自己的主觀感受，是因自己嚴苛的標準而產生的。在對自己寬容一些之後，他會明白這種情形並非無法改變，那些他所反感的品質並非真的可鄙，那隻是他最終需要克服的困難。

患者認為自己就是理想化形象的這一幻覺對他來說十分重要，我們隻有認識到這一點才能理解他對自己的惱怒，以及這種惱怒的方方麵麵。他對自己無法達到理想化形象的高度而感到絕望，甚至是怒不可遏，這是因為他總是賦予理想化形象以萬能的屬性。不管他在童年時多麽命途多舛，自以為萬能的他，認為自己應當有能力排除一切障礙。盡管他在理智上認識到自己神經症性糾結的嚴重程度，但他還是會因為自己沒能排除這些糾結而極為惱怒。在他麵對相互衝突的內心驅動力，並且意識到哪怕是他也不可能實現相互矛盾的目標時，這種惱怒便會達到巔峰。這就是一旦他突然意識到衝突，便會立刻陷入恐慌狀態的原因。

自我惱怒有三種主要的外化表現形式。第一種表現形式為當患者無須隱藏敵意時，可以輕易地表露出怒意。對他人的怒意表現出來，要麽是普遍意義的憤怒，要麽是對他人身上那種自己厭惡且自身也有的缺點的憤怒。下麵這個例子能很好地說明這一點。一個患者抱怨丈夫做事總是優柔寡斷，但由於所涉及的事情都無關緊要，所以她的憤怒就顯得不合時宜。在了解到她自己就非常優柔寡斷之後，我就暗示她，她的抱怨其實是在對自己的優柔寡斷進行毫不留情的指責。聽我這麽一說，她突然發瘋似的怒火中燒，恨不能把自己撕成碎片。在她的理想化形象中，她是那麽果斷，所以她根本不能容忍自己身上有任何軟弱之處。然而，她的這種戲劇性的反應在第二次訪談時卻被全部忘掉了。她好像突然發現了自己的外化傾向，但還沒做好放棄它們的準備。

第二種表現形式為患者總是害怕或期望自己的過失會激怒他人。當患者確信自己的某種行為會激起他人的敵意時，如果他沒有遭遇別人的敵對反應，反倒會不知所措。比如，有位患者的理想化形象是想當一個大善人，就像雨果《悲慘世界》中的主教一樣。但她吃驚地發現，每當她立場強硬或發怒時，人們反倒比她表現得像聖人時更喜歡她。我們從這種理想化形象中能夠猜到，患者的主導傾向是順從。她的順從傾向產生於對親近他人的需要，這種需要又因為她對敵意的期待而大大增強。順從傾向的增強實際上正是這種外化表現形式的主要影響，也顯示了神經症性傾向是怎樣不斷地在惡性循環中相互增強。在這個案例中，強迫性順從由於聖人式的理想化形象而得以增強，驅使患者更加自我輕視。由此而產生的敵意衝動激起了對自我的憤怒，而怒意的外化使她更加畏懼他人，這反過來又加重了她的順從傾向。

自我惱怒的第三種表現形式是軀體的不適。當患者還未意識到他是在對自己惱怒時，會引起相當嚴重的生理緊張狀態，可表現為腸胃不適、頭痛、疲乏等。一旦有意識地感受到了這種自我惱怒，他所有的這些症狀便會閃電般消失。大家可能會不解，究竟是該把這些生理性表現稱為外化作用，還是該把它們僅僅當作被壓抑的憤怒所造成的生理性結果。事實上，我們很難把這些表現同患者對它們的利用區分開來。通常情況下，他們總是迫不及待地把精神問題歸咎於軀體的不適，從而又歸咎於外在的因素。他們總想去證明自己沒有精神問題，隻是因為吃錯東西而腸胃不適，或是因為過度勞累而疲乏，或是因為空氣潮濕而關節炎發作，等等。

至於患者通過外化自己的憤怒會有何後果，我們認為它與自我鄙夷一樣。不過，有一點還需要特別提一下，那就是我們很難判斷他會走向何種結局，除非我們認識到患者這些自我破壞性衝動的真正危險。在第一個案例中，患者隻是暫時有過撕碎自己的念頭，但精神錯亂者真的會這麽做，他可能會自殘。(21)我們可以認為，若不是因為外化作用，可能會有更多的自殺事件發生。弗洛伊德認識到了自我毀滅性衝動的力量，提出了自我毀滅性本能（死本能）——但是這一概念阻礙了他真正地理解自我毀滅行為，從而阻礙了有效的治療方法。

內心驅迫的強烈程度取決於理想化形象的權威性控製對患者人格的鉗製程度，對這種壓力做再高的估計也不為過。它比任何外部驅迫都可怕，因為後者起碼還允許患者有內心自由。病人大多意識不到內心的驅迫感，但是，一旦這種驅迫感被消除，病人便如釋重負，獲得內心的自由。內心驅迫感可以通過對他人施壓而進行外化，這與對支配地位的神經症性渴求的外在表現相同。兩者的區別在於，驅迫感代表的是內心壓力的外化，主要並不是要求別人服從，它主要還是為了把使自己惱怒的標準強加於他人——而不考慮別人快樂與否。

除了以上外化表現形式，內心壓迫感還有一種同樣重要的外化形式，它表現為患者對外部世界中哪怕一丁點兒類似於威脅的東西都神經過敏。每個善於觀察的人都知道，這種過度敏感很常見。它並非全部發自自我施加的驅迫。有時是患者在他人身上看到自己對支配的需要，因此而憤恨難平。例如在超脫型人格中，患者強迫性地堅持自我孤立，使他對任何外在壓力都非常敏感。把潛意識中自我施加的束縛外化是一種隱藏得更深的病因，但在分析治療的過程中經常忽視這一點。這尤其令人遺憾，因為它常常會在患者與醫生的關係中形成一股頗有影響力的暗流。即使醫生已經明確指出了他在這一點上如此敏感的原因，病人還是會拒不接受醫生的建議。在這種情況下，醫生和患者之間的較量尤為激烈，因為分析醫生確實想使患者發生一些改變，他真誠地表明自己隻是想幫助患者找回自我，找回他生命中的內心之泉，但他絲毫不為所動。那麽患者會不會受到醫生無意之間造成的影響呢？事實上，由於患者不知道自己“真正”是什麽樣，也就無法抉擇應該接受什麽或者拒絕什麽，醫生並不需要因為不想強加給患者自己的觀念而謹言慎行，因為他是否這樣做都沒什麽差別。患者並不知道自己是苦於內心驅迫才表現出特定的行為模式，所以隻好青紅不分地反對外界任何試圖改變他的想法。實際上，這種無效的鬥爭不僅見於分析治療的過程中，還可能發生在任何親密關係中。隻有對患者的內心活動進行分析才能終結這種行為模式。

然而複雜的是，患者越是屈從於理想化形象的苛刻要求，便越會外化表現這種屈從。他會急不可耐地想達到分析治療師——或其他任何人——對他的期望，或者說是他自以為的他們的期望。他會表現得非常順從可欺，但同時又積聚著對這種“驅迫”的怨憤，最終他可能會把每個人都看作處於支配地位的角色，於是對誰都非常怨憤。

那麽，個體通過外化表現自己的內心束縛能從中得到些什麽呢？答案是：隻要他相信內心束縛來自外界，他就能夠奮起反抗，哪怕隻是在心中反抗。同樣的，他也可以回避外界強加的限製，維持一種自由的幻覺。更重要的是：承認內心驅迫感就等於承認了自己並非理想化形象的樣子，而這會引出諸多麻煩。

這種內心壓力是否會表現為生理症狀？症狀的程度如何？這些都是值得探討的問題。我個人認為，它與哮喘、高血壓、便秘等疾病有關，但我在這個方麵的經驗並不豐富。

最後要討論的是與理想化形象相反的各種特質及其外化表現。這主要是指單純通過投射作用產生的影響。具體來說，就是患者覺得那都是他人的特質，或者認為這些特質都是由他人造成的。這兩種過程並不一定同時發生。在後文所舉的例子裏，我們將重提一些與之相關的事情，這些實例可以幫助我們對投射的意義有更深入的理解。

A是一個好酒貪杯之徒，總抱怨他的情人對自己不夠體諒。而在我看來，他的抱怨站不住腳，或者真實情況根本沒到A所說的那種程度。在局外人看來，A的內心衝突十分明顯：一方麵，他屈從遷就、性情溫和、慷慨大方；另一方麵，又咄咄逼人、待人苛刻、狂妄自大。於是，就會發生攻擊性傾向的投射作用。不過，在他的理想化形象中，攻擊性傾向隻不過是強硬型人格的一種自然成分，其最突出的特質還是善良——自聖方濟各(22)以來還沒有誰像他一樣善良，也找不出比他更完美的友人了。這種投射作用是不是對理想化形象的討好呢？當然是！但它也使個體在不知不覺中表現出自己的攻擊性傾向，從而免於遭受內心衝突。我們看到A陷入了進退兩難的境地：他不能摒棄自己的攻擊性傾向，因為它們在本質上是強迫性的；但他也無法放棄自己的理想化形象，因為這樣他的人格才不至於分裂。投射作用便是走出困境的一條道路。這種投射作用代表了一種潛意識層麵的雙重性：它既能夠使個體提出各種狂妄自大的要求，同時也能使其具備理想友人的各種品質。

另外，A還懷疑他的情人對他不忠。這種猜疑毫無根據——她愛他就像母親愛兒子一樣。事實上，A自己倒有拈花惹草的癖好，隻是秘而不宣罷了。為此，我們可以認為A的抱怨是他以己度人而產生的一種報複性恐懼，他是在為自己辯護。我們也考慮過是否可能有同性戀傾向的投射作用，但這種考慮無助於說明情況，線索還是在A對自己的不忠所持的奇怪態度上。他並沒有忘記自己的風流韻事，隻不過在回憶時不能再現這種記憶罷了，因為它們不再是活生生的生活體驗。相反，在描述情人的不忠時，他倒說得活靈活現。這便是他對自身經曆的外化作用，其功能和上一個例子一樣：使他既可以維持理想化形象，又可以為所欲為。

政治性及各種專業性團體中的權力遊戲可以作為第二個例子。玩弄權術常常是在意識層麵想削弱對手、鞏固自己的地位，但也可能是在潛意識層麵的進退兩難，類似於上麵那個例子。如果是這種情況，玩弄權術便是一種潛意識層麵的雙重性表現。它使得我們既可以在爭鬥中運用陰謀詭計、玩弄權術，又可以不讓理想化形象留下汙點，同時它又提供了一種絕妙的方法，可以使我們把對自己的所有惱怒和輕視都傾倒在別人頭上——更絕妙的是，先傾倒在那些我們想擊敗的對手頭上。

總的來說，個體最常見的一種外化作用方式，就是把責任推到他人身上，盡管他人根本沒有他遇到的那些問題。許多病人一旦認識到了自己的問題，就會馬上開始說自己的童年經曆，認為這是造成問題的原因。他們會說，他們現在對驅迫感非常敏感，是因為他們有一個咄咄逼人的母親；他們現在很容易感到屈辱，是因為童年時受過羞辱；他們報複心很強，是因為幼時受到過傷害；他們很內向，是因為小時候沒有人可以理解自己；他們性壓抑是因為從小被清教徒熏陶和教養；等等。雖然醫生與患者通力合作去理解童年經曆的影響是很有必要的，但是對分析童年經曆的過分關注會使他們一無所獲，隻能原地打轉，並且會讓醫生對當前作用於患者內心的各種力量失去探索的興趣。

弗洛伊德對遺傳性的異常強調支持了患者的這種態度，讓我們來仔細檢查一下其中有多少是真理，又有多少是謬論。誠然，患者的神經症始於童年時期，而且他所能提供的所有信息都涉及他對自己已有的具體發展類型的理解。的確，他也不是神經症的罪魁禍首，是環境的影響使他身不由己，隻能發展成現在的樣子。但是，醫生依然應當向患者講明童年經曆並不是導致其神經症的根本原因。具體討論如下所示。

患者錯就錯在過於關注那些童年經曆，而忽視了以其為基礎、在他內心已經形成的衝突性力量，也沒有意識到此刻正是這些力量在他身上起作用並且導致了他當前的各種困難。比如，他小時候見過太多虛偽，這可能是他現在憤世嫉俗的原因之一。但如果他隻把自己的憤世嫉俗歸咎於自己的童年經曆，便忽視了自己目前對憤世嫉俗這種特質的需要——這種需要發端於他在不同理想之間左右為難的局麵，為了解決這種衝突他才幹脆將一切價值觀念棄而不顧。此外，他總是在自己負不了責任的時候去承擔責任，而在應該負責時卻又拒不擔責。他總是在提童年經曆，就是為了告訴自己，他的那些失敗是身不由己，同時他還覺得自己曆經童年困苦卻仍毫發無損，就像蓮花出淤泥而不染。基於此，患者之所以會將自己的問題歸因於童年經曆，在某種程度上要怪他的理想化形象，因為它使患者接受不了自己過去或現在存在缺陷或衝突。更重要的是，他對童年經曆的喋喋不休是一種逃避自我的特殊方式，這使他仍能維持勤於自審的幻覺。由於他把問題外化了，所以感受不到作用於內心的各種力量；他也無法把自己看成是自己生活中的主動者。既然自己不是推進器，那麽隻好把自己看作一個被推下山坡的球，隻能一直往下滾動；或者把自己看作一隻實驗用的豚鼠，一旦設定好實驗條件，命運便永遠被注定了。

患者對童年經曆的片麵強調是其外化傾向的確切表現，因此，每當我見到這種態度時，我便知道，這個患者已完全偏離了自我，並且還在繼續被驅迫著遠離自我。到目前為止，我的這個推斷還沒出過錯。

在夢中也有外化傾向的作用。如果患者夢見他的分析治療師是一個監獄看守，或者夢見丈夫把自己想通過的那扇門一下子關上了，或者夢見在通向自己很想去的目的地的路程中受到意外的幹擾或障礙，那麽這些夢就代表著患者試圖否認自己的內心衝突，想把它歸咎於外在的因素。

那種外化傾向泛化的患者給分析治療帶來特殊的困難。他來看病就好像看牙醫一樣，隻是期待著分析治療師去進行治療，而治療過程卻跟自己沒太大關係。他對妻子、朋友、兄弟的神經症都很感興趣，但對自己的神經症則全然不顧。他對自己生活環境中的各種困難處境可以大說特說，卻不願思考自己在其中的表現。若不是他的妻子有這麽嚴重的神經症，或者若不是他的工作這麽令人煩心，他便相當正常。在很長一段時間內，他都完全意識不到情感力量對他的內心可能造成的影響。他害怕鬼魂，害怕盜賊，害怕暴風雨，害怕周圍有報複心的人，害怕政治風雲，但從不害怕自己。他最多會因為自身問題能給自己帶來思維或藝術上的樂趣而關注到它們。但是可以說，隻要他在精神層麵沒有存在感，他就不可能把從中得到的任何見解運用於自己的實際生活，因此，雖然他比別人更加了解自己，但還是不能做出什麽改變。

所以說，外化作用本質上是一種自我消滅的積極過程。它之所以能做到這一點，是因為病人疏離了自我，而這正是神經症所固有的。隨著自我的消滅，內心衝突也自然會被逐出意識範疇。但是，外化作用使患者更加喜歡責難他人、報複他人、畏懼他人，結果內心衝突就被外在衝突取代了。更明確地說，外化作用大大地加劇了最早引起整個神經症過程的衝突，即個體與外部世界的衝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