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虛假和諧的輔助手段
一個謊言需要無數個謊言去掩蓋，直到撒謊之人被緊縛在由謊言織就的網中無法脫身。這種情形屢見不鮮。個體或群體如果缺乏對問題尋根究底的決心，那麽在生活中便隨時可能遭遇這類事情。表麵的修補或許也有點兒用，但是它會產生新的問題，這就需要找到另一種權宜之計來應付。神經症患者在試圖解決基本衝突時就處於這樣一種局麵。在解決基本衝突時，神經症患者身上並沒有出現任何有用的新東西，盡管當前的情況發生了巨變，但最初的問題還是會冒出來。神經症患者所做的隻是身不由己地在一個虛假的解決方案上再疊加一個虛假的解決方案。如我們所見，他可能會試圖突出衝突中的某個方麵，但他還是像之前一樣處於分裂狀態；他可能幹脆完全自我孤立，雖然衝突被他從生活中驅除，暫時不能影響他的生活，他卻令自己的整個生活岌岌可危；他創造了一個勝利的、人格統一的理想化自我，但同時也製造了一條新的裂隙；他試圖通過把自我從內心戰場中消除掉的方式來填補那條裂隙，結果卻陷入了更加難以忍受的困境。
這種平衡狀態如此不穩定，以至於患者需要采取更多措施。於是他會求助於許多無意識的措施，這些措施包括盲點作用、隔離作用、合理化作用、嚴格的自我控製、自以為是、捉摸不定、憤世嫉俗等。我們不打算逐一探討這些現象，因為這會是一項非常艱巨的工作，我們隻說明患者在應對衝突時是怎樣運用這些措施的。
神經症患者的實際行為與理想化形象之間的差別如此明顯，以至於我們很奇怪患者自己居然看不到這一點。事實上，他不僅看不到，哪怕是那些矛盾就出現在他眼前，他也渾然不知。這種盲點作用是最為明顯的矛盾，它最先使我注意到了衝突的存在以及相關問題。比如，有一個患者，他具有順從型的所有特點，認為自己是個耶穌式的大好人，有一次卻很隨意地跟我說，他恨不得在員工會議上動下手指把那些同事一個個全給斃了。誠然，誘發這種象征性殺人行為的毀滅性渴求在當時是潛意識的，但重點是，在他心裏，被他戲稱作“遊戲”的這種殺人思想，一點兒也不影響他聖徒般的理想化形象。
還有一個患者是位科學家，他認為自己獻身於科學，是所在領域的革新者。但在決定應該公開哪些研究成果時，他的動機純粹是想碰運氣，隻發表那些他認為會得到最大反響的論文。他並不試圖掩飾這一點，而是非常自願和明顯地表現出這一點，就像上文描述的那個患者一樣，他完全不清楚其中的矛盾。與之相似，有這樣一個人，他在理想化形象中是非常善良與坦率的，即使是拿一個姑娘的錢去花在另一個姑娘身上，他也覺得沒什麽不妥。
很顯然，在上述的每個案例中，盲點作用的功能都是使患者無法意識到自己的內心衝突。令人驚歎的是，這種情況發生的範圍是如此之廣，因為這幾個患者不僅有文化，而且還具備一定的心理學知識。對於這種現象，僅僅說所有人都傾向於不理睬那些不想看到的東西，這種解釋顯然不充分。我在此補充一句：我們對事物視而不見的程度，取決於我們這麽做的興趣有多大。總而言之，這種人為的盲點作用直接表明了我們是多麽不願意承認內心衝突的存在。
但是真正的問題是，我們怎樣才能做到對前麵說的那種顯而易見的矛盾熟視無睹呢？事實上，如果沒有某些特殊條件，這的確是不太可能。其中一個條件就是對自己的情感經曆過於麻木。另一個條件也曾被斯特勒克指出過，即在生活中對什麽都分得很清。斯特勒克也描述過盲點現象，他還談到了邏輯嚴謹的分隔與隔離。然而實際上，患者在對待朋友和敵人、家人和外人、工作和個人生活、身份較高者和身份較低者時都分得一清二楚。所以對神經症患者而言，這個範疇內的事與另一個範疇內的事根本矛盾不起來。隻有在患者由於衝突而喪失了統一感時，他才可能以這種方式生活。因此，分隔與隔離隻是一種因為不願看到內心衝突而使自己的人格衝突分裂的結果。這個過程與理想化形象中的情況並沒什麽不同：矛盾依然存在，但衝突已然遁去。很難說是理想化形象導致了分隔與隔離作用，還是分隔與隔離作用導致了理想化形象。不過，看起來分隔與隔離的生活方式更為根本，可以認為它是理想化形象產生的原因。
想搞清楚這種現象，必須考慮文化性因素。在複雜的社會係統中，人在很大程度上已變成了一個小小的螺釘，對自我的疏離幾乎比比皆是，人的價值本身也一落千丈，並且由於在我們的文明中有著數不清的嚴重矛盾，道德感的麻木便較為普遍。道德準則如此令人不屑一顧，以至於當我們看到今日虔誠的教徒或慈愛的父親在明日卻有著江洋大盜的行徑時，竟一點兒也不會感到奇怪。我們在周圍也找不到什麽內心完整、人格統一的人來襯托自己的分裂狀態。
在精神分析的過程中，弗洛伊德並沒在意道德價值，因為他把心理學看成一門自然科學，這使得他把分析治療師變得跟患者一樣，都對這種矛盾視而不見。分析治療師認為如果自己有道德價值觀或者是表現出了對病人道德價值觀的興趣，是一種非常“不科學的”行為。事實上，許多理論構想都承認這種矛盾，但這些理論也不一定隻局限在道德的範圍內。
合理化作用可以定義為通過推理過程達到自我欺騙的目的。一般認為，合理化作用主要是為了自我辯護，或者是為了使自己的動機、行為與人們普遍接受的觀念相一致。但這種看法隻在一定程度上是正確的，因為這暗示了生活於同一文明中的人都按照同一準則進行合理化，但事實上人們合理化的內容因人而異，用到的方法也各不相同。我們可以把合理化作用看作一種試圖創造人為和諧狀態的行為。在圍繞基本衝突搭起的腳手架上，每塊木板都在進行著合理化作用。患者的主導態度往往通過推理得以加強——他會減少或改變有可能使自己看到衝突的各種因素，以適應這種態度。這種自我欺騙的推理過程有助於粉飾人格，這一點在我們對比順從型與攻擊型個體時便顯露端倪。前者把助人的欲望歸結為自己的同情感，盡管他有很強的支配欲；如果這種支配欲太過明顯，他便會將其合理化為對他人的關心。而後者在幫助別人時堅決否認自己有任何同情心，隻是順便為之。理想化形象總是需要大量合理化的行為為其提供支持：患者必須用推理的手段消除真實形象與理想化形象之間的差異。通過外化作用，患者用合理化手段證明這是由外部環境所造成的，或表明他不能接受的那些自身特征隻不過是對他人行為的一種“自然”反應。
一些患者嚴格的自我控製傾向非常強烈，以至於我一度把它當作原始的神經症傾向。它的功能是作為一條堤壩，防範矛盾情感的泛濫。雖然它在最初常常是一種有意識的意誌行為，但後來便逐漸變得有些自發了。那些表現出嚴格自我控製的患者不會允許自己被任何事情左右，無論是熱情、性欲、自憐還是憤怒。在分析治療過程中，他們很難自由聯想；他們不會通過喝酒讓自己情緒高漲，傾向於忍受疼痛而不是接受麻醉。簡而言之，他在努力控製自己的一切自發性行為。這種特征在那些衝突十分外露的患者身上表現最為明顯，這些患者沒有采取任何一種有助於掩蓋衝突的常見辦法。他既沒有給衝突態度中的任何一方以主導地位，也沒有充分保持自我孤立來使衝突無法起作用，而是全憑理想化形象保持著人格整合的狀態。顯然，如果沒有幫助他建立內心統一感的那些主要措施，單單靠理想化形象的凝聚力量是遠遠不夠的。當理想化形象本身就包含了很多矛盾因素時，會尤其顯得無能為力。那時，就需要用意誌力去控製住那些矛盾性衝動。由於破壞性最強的就是由憤怒引起的暴力衝動，所以他就要用最多的精力來控製憤怒情緒。這樣就形成了一個惡性循環：憤怒由於被壓抑，而積聚起爆發性的力量，反過來又需要更嚴格的自我控製來把它壓製下去。如果患者注意到了這種過於嚴格的控製，他便會辯解說自我控製是任何文明人都必不可少的美德。他所忽視的是他的這種自我控製的強迫性。他身不由己地進行著嚴格的自我控製，如果這樣還是起不到作用，他便會驚恐不已。他的驚恐可表現為對精神失常的恐懼，這就清楚地表明自我控製的功能就是抵擋人格被分裂的危險。
自以為是有兩重功能，既能消除內心的疑慮，又可消除外界的影響。疑心重重與優柔寡斷都是衝突未被解決的必然結果，它們足以嚴重到使患者做不了任何行動，在這種狀態下，患者自然容易受到影響。一般來說，如果我們對自己真的非常確信，便不會被隨意地擺布；但如果在一生中，每當站在十字路口時我們都不知道該走哪條路，那麽，外部因素就會輕易變成其決定因素，哪怕隻是暫時的力量。此外，優柔寡斷指的不光是一種行為過程，也包括對自我、對自身權利與價值的懷疑。
所有這些不確定感都減損了我們應對生活的能力。不過，很顯然並不是每個人都無法忍受這種不確定感。個體越是把生活看成一場殘酷的戰爭，就越會把疑慮當成一種十分危險的弱點。個體越是自我孤立，越是堅持獨立，就越會因為易受外界影響的特點而被激怒。我所有的觀察結果都指向這個事實：攻擊性主導傾向與孤獨性傾向相結合最有利於形成自以為是的表現。攻擊性傾向越是趨於表麵，自以為是的表現便越強烈激進。患者是想通過武斷、固執地宣稱自己永遠正確來一勞永逸地平息衝突。這個係統如此受到合理化作用的統治，以至於情感成了內心的叛徒，患者不得不仔細檢查，嚴防它的發生。這樣做或許可以獲得平靜，但那是一種墳墓式的平靜。所以，不難想到，這類患者厭惡分析治療，因為這可能會擾亂他所謂的有序畫麵。
另一種與自以為是幾乎相反，但一樣可以有效掩蓋衝突的措施是捉摸不定。傾向於使用這種防禦措施的患者常常像童話故事裏的角色，如果你要捉他，他就變成一條魚；如果他覺得自己的樣子不安全，就變成一隻鹿；假如獵人追上了他，他便化作一隻小鳥飛走。你永遠無法確定他們說過哪些話——他們要麽否認說過這些話，要麽跟你保證他們並不是那個意思。他們有使問題變得模糊的特異功能。通常不太可能讓他們對某一事件表達一種固定的看法；即使他們真的這麽做了，聽者到頭來還是不清楚到底發生了什麽。
這種令人捉摸不定的現象在他們的生活中也很常見。他們往往這一刻還凶神惡煞，下一刻又心生憐憫；這會兒還過分體貼溫柔，過會兒又非常冷酷無情；在某些方麵咄咄逼人，在某些方麵卻又自我謙避。他們先表現得咄咄逼人，然後又變成任人踐踏的地墊，接著又會變回咄咄逼人的狀態。在虐待了某個人之後，他們會懊悔不已，試圖彌補，接著會覺得自己像個“傻瓜”，然後又會虐待他人。對他們來說，並沒有真真切切的東西。
麵對這類患者，分析治療師如果感到十分困惑和沮喪，感覺無從下手，那他就想錯了。這些患者隻不過是還沒采取我們習慣的統一行為方式：他們不僅沒壓製住衝突中的某個方麵，也沒樹立起明確的理想化形象。那些試圖通過壓製衝突或樹立理想化形象的患者與他們相比，所做的努力更有意義。因為無論結果有多麽糟糕，這樣去做的患者都會變得更加有組織，不會像捉摸不定型患者一樣迷失方向。另外，如果分析治療師認為衝突就暴露在表麵上，無須去發掘尋找，認為這是一項非常輕鬆的工作，那麽他也同樣大錯特錯。有時他會發現患者反對把問題明朗化，這可能會使他感到挫敗，除非他自己明白，那隻不過是病人不想真正洞察內心的一種手段。
最後一種拒絕承認衝突的防禦措施是憤世嫉俗，即對道德價值觀的否定和嘲弄。每一種神經症都會在內心深處對道德價值觀產生不確定感——無論患者如何固執地堅持自己所認可的特定標準。憤世嫉俗的根源有很多種，它的功能是否認道德價值觀的存在，從而使神經症患者不需要搞清楚自己的實際信仰。
憤世嫉俗可能是有意識的，然後成為弄權者一貫捍衛的傳統準則：一切皆是表象；你可以為所欲為，隻要別被逮到就好；每個人隻要不是完全的傻子，就是偽君子。無論在什麽背景下這類患者都會對分析治療師使用“道德”一詞非常敏感，這跟弗洛伊德時代患者對“性”一詞的態度一樣。但是，憤世嫉俗也可能是無意識的，比如患者嘴上講著流行思想，心裏卻將其封存了。患者雖然可能不知道自己受到憤世嫉俗的影響，但他的生活方式和他對自己生活的講述卻顯示出他是以這種原則生活的。或者，他會在不經意間陷入矛盾之中，這就像有些人自以為看中誠實與正直的品質，卻又嫉妒別人的詭計多端，並且恨自己在這些事情上“不在行”。在治療過程中很重要的一點是，醫生要適時地使患者充分意識到他的憤世嫉俗並幫助他理解這一點。另外，可能也有必要向他解釋一下為什麽他應該建立起一套自己的道德價值觀。
以上便是圍繞著基本衝突的核心所建立起來的防禦機製。為了簡明扼要，我把這一整套防禦體係稱作保護性結構。在每一種神經症中都有多種防禦措施的結合；通常情況下每種防禦措施都會出現，但是其作用程度會有所差異。
(1) 對於僅僅被環境因素壓抑的普通人，哈利·愛莫森·福斯迪克的《做一個真實的人》（On Being a Real Person）一書會很有幫助。
(2) 參見第十章“人格衰竭”。
(3) 引自《致死的疾病》，普林斯頓大學出版社，1941年。
(4) 卡倫·霍妮，《我們時代的神經症人格》，諾頓圖書公司，1937年。
(5) 因為個體與他人的人際關係和個體對自我的態度這兩者之間是不可分割的，而在精神病學刊物中，有時會有觀點認為其中之一是理論和實踐中的首要因素，這種觀點顯然站不住腳。
(6) 這個概念在《我們時代的神經症人格》中首次提出，又在《精神分析新法》和《自我分析》中詳細闡述過。
(7) 這裏使用“類型”這個詞，僅僅是為了簡化對有著獨特特征的個體的描述。我絕不是要在這一章和後麵兩章中形成一種新的類型學。雖然我們的確希望建立起一種類型學，但這需要有更廣泛的理論基礎。
(8) 引自拙著《自我分析》，諾頓圖書公司，1942年。
(9) 參見第十二章“虐待狂傾向”。
(10) 弗裏茲·維特爾，《神經症的潛意識幻象》，載於《精神分析季刊》，第八卷第二部分，1939年。
(11) 參見第十二章“虐待狂傾向”。
(12) 易卜生創作的戲劇作品《培爾·金特》中的主人公。——譯者注
(13) 參見丹尼爾·席來德爾的論文《神經症類型的轉變對創造性才能和性能力的扭曲》，1943年5月26日匯報於醫學科學院。
(14) 赫爾門·朗伯爾格在論文《自我的合成功能》中討論過有關追求統一感的問題，1930年發表於《國際精神分析雜誌》。
(15) 參見安娜·帕利希的《跪拜》，花城出版公司，1939年。
(16) 參見拙著《精神分析新法》一書中對弗洛伊德關於自戀、超我、負罪感的批判性描述，諾頓圖書公司，1938年；也參見埃利希·弗洛姆的《自私與自愛》，發表於《精神病學文集》，1939年。
(17) 參見第十二章“虐待狂傾向”。
(18) 羅伯特·路易斯·斯蒂文森在《化身博士》中對雙重人格有過經典描述。
(19) 參見第十二章“虐待狂傾向”。
(20) 這一定義由E.A.斯特勒克和K.E.阿貝爾提出，見《發現我們自己》，麥克米倫出版公司，1943年。
(21) 卡爾·門林格爾對這一點列舉了大量實例予以說明，參見《人對抗自己》，哈考特·布拉斯公司，1938年。不過，門林格爾是從一種截然不同的角度來探討這個主題的，因為他依循弗洛伊德的學說，認為人有自我毀滅性本能。
(22) 聖方濟各（1182—1226），意大利方濟各會創始人，德行出眾。——譯者注
##第二部分 未解決衝突的後果 第九章 恐懼
在對神經症問題的深層含義進行探尋的過程中，我們很容易在錯綜複雜的情形中迷失方向。這並不奇怪，因為如果不正視其複雜性，我們便理解不了神經症。不過，偶爾也需要站在旁觀者的角度，這可以幫助我們重新獲得對神經症問題的洞察力。
我們已經對防禦性人格結構的形成進行了追蹤，並看到這些防禦體係是怎樣一個接一個地建成一種相對穩定的人格結構。其中令我們印象最深的是患者在這個過程中所做的巨大努力，他如此努力，以至於我們想再次弄明白，究竟是什麽驅使著患者走向一條如此艱險的道路，付出如此巨大的代價。我們問自己：究竟是什麽力量使神經症結構變得這麽頑固且難以改變呢？整個過程中的動力僅僅是恐懼基本衝突的破壞性力量嗎？通過類比也許能找出答案，像所有類比一樣，這也不是說絕對等同，隻能從比較寬泛的意義上去理解。假設一個有黑暗過往的人利用謊言和偽裝成功進入了社會，他自然害怕自己的過往被揭露。過了些時日，他的境況好轉了，交上了朋友，有了穩定的工作，成了家。他非常珍視自己新的生活狀態，於是新的恐懼又開始困擾他——他害怕失去這種幸福生活。這種體麵生活帶來的自豪感使他暫時擺脫了自己不堪回首的過往。他用大筆錢去做慈善，甚至施與自己的舊相識，就為了完全抹去舊日的生活痕跡。此時，他的人格已經在發生變化了，這開始把他卷入新的衝突中，而他用謊言獲得新生活的這一事實，最終隻是成了掩藏在他內心困擾之下的一股暗流。
在神經症患者所建立起的人格結構中，基本矛盾依然存在，隻不過是發生了變形，即在某些方麵有所緩和，而在某些方麵又有所增強。但由於這個過程中所固有的惡性循環，接踵而至的衝突隻會更加激烈。使衝突變尖銳的最大原因是，每一種新的防禦機製都進一步損害了他與自我、與他人的關係——而這正是孕育衝突的沃土。此外，隨著新的因素在他的生活中起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他開始害怕產生一種完全相反的生活狀態，損害到自己的這些“寶貝”。這些新因素往往掩藏於愛或成功的假象中，但實際上這隻是一種自我孤立狀態或者理想化形象。而他這種與日俱增的自我疏離會使他進一步失去認識自我、擺脫困擾的能力。他開始靠著慣**，變得停滯不前。
患者的防禦性人格結構雖然具有頑固性，但也十分脆弱，而且它本身還會引起新的恐懼。其中一種恐懼是害怕自己的穩定生活受到攪擾。雖然這種人格結構給了他一種平衡感，但是這種平衡感卻危如累卵。患者在意識層麵可能並未認識到這種威脅，但他會不由自主地以多種方式感受到它。比如他會無緣無故地出問題，會在最預料不到，或最不希望的時候大發雷霆、黯然神傷、疲憊不堪、感到壓抑。這些體驗合到一起給了他一種不確定感，使他覺得自己靠不住，覺得自己如履薄冰。他的心理失衡也可能表現在步態或姿勢上，或者是表現在無法完成任何一種需要軀體平衡的事情上。
這種恐懼最具體的表現是對精神錯亂的恐懼。當這種恐懼的程度非常顯著時，它便會驅使患者尋求醫生的幫助。在某種情況下，恐懼還取決於一種被壓抑的衝動，那就是想做各種“瘋狂”的事情，其中大部分都是破壞性的，而且患者並不覺得自己要對其負責。不過，患者這種對發瘋的恐懼並不預示著他真的會發瘋。通常情況下，這種恐懼隻是暫時的，隻有在極度痛苦的心境下才會出現。它最尖銳的刺激因素是理想化形象受到了驟然威脅，或是緊張感積聚到一定程度——常常是由於潛意識的憤怒情緒，這會損害到患者極度的自我控製。比如有這樣一位女性患者，她認為自己性情溫和、英勇無畏，但當她在艱難的處境中感到無助、不安和暴怒時，她便產生了這種恐懼。她的理想化形象原本像鐵條一樣把她箍了起來，現在卻突然繃斷了，這使她害怕自己會四分五裂。我們已經說過，當把超脫型患者從他躲避的地方拖出來，讓他密切接近他人時——比如不得不參軍或與親友同住時，他便會感到恐懼。這種恐懼也可能表現為害怕自己精神錯亂，在這種情況下的確會有出現精神病症狀的可能。在分析治療的過程中，這個病人曾竭盡全力地創造了假和諧的狀態，卻突然意識到自己的人格其實是分裂的，她便會產生類似的恐懼感。
對精神錯亂的恐懼主要是潛意識的憤怒所引發的，這一點在分析治療的過程中得到了證實。即使病人的恐懼感減弱，也變為一種擔憂，他擔心自己在無法做到自我控製的情況下會侮辱、毆打甚至殺害他人。於是他會害怕自己在睡夢中或在酒精、麻藥、性興奮的影響下做出暴力行為。憤怒可以是有意識的，或者是在意識層麵有對暴力行為的強迫性衝動——盡管還沒有付諸行動。另外，它也可以是完全無意識的，在這種情況中，患者會有一種突如其來的、隱隱約約的恐懼感，還可能會出汗、眩暈或者害怕自己不省人事。這意味著他暗藏著一種恐懼，害怕自己的暴力衝動會失控。當潛意識的憤怒被外化時，患者可能會懼怕暴風雨、鬼魂、盜賊、蛇等除了自己之外的所有潛在毀滅性力量。
但是，對精神錯亂的恐懼畢竟相對來說很少見，它隻不過是患者對失去穩定生活的恐懼感中最醒目的一種表現罷了。通常情況下，這種恐懼較為隱蔽，它以模糊不定的形式表現出來，但日常生活的任何改變都有可能將其誘發出來。有這種恐懼的人一想到要旅行、搬家、換工作、雇一個新的傭人或者任何其他需要做出改變的事情，都會深感不安，他們會盡可能避免這樣的改變。它對人格穩定性的威脅可能會使患者不敢找醫生進行分析治療，當他們已經找到了一種能使自己過得相當好的生活方式時更是如此。當他們討論分析治療是否可取時，會更關注那些乍看之下似乎頗有道理的問題：分析治療是否會破壞自己的婚姻？是否會使自己暫時喪失工作能力？是否會使自己容易動怒？是否會幹涉到自己的宗教信仰？這些問題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患者的無助感，因為他覺得那不值得自己去冒險。但在這些問題背後隱藏著一種真正的不安：他需要消除疑慮，確定分析治療不會攪亂自己的穩定狀態。在這種情況中，我們可以斷定，患者的穩定狀態本就搖搖欲墜，分析治療將會十分困難。
分析治療師是否可以向病人保證不會擾亂他的穩定狀態呢？不，他不可以。所有的分析治療都必然會造成暫時的不安。不過，醫生可以做的是去探究這些問題的本源，並向病人解釋他真正懼怕的是什麽，告訴他盡管分析治療會攪亂他當前的穩定狀態，卻可以使他有機會獲得根基更加穩固的另一種穩定狀態。
患者的防禦性人格結構還會產生對自我暴露的恐懼感，其根源是在患者形成和維持這種人格結構時所用到的各種偽裝手段。這一點我們會在討論“由未解決的衝突所引起的道德人格受損”時進行描述。此處我們隻需要指出，神經症患者想在自己和他人麵前都顯得與自己的真實形象不同——更加和諧、更加理性、更加慷慨、更加強大或更加心狠手辣。很難說他是更怕將真實的自我暴露給自己還是他人。在意識層麵，他最在意的是他人，他越是把自己的恐懼感外化，就越是擔心別人會看穿他。在這種情況下，他可能會說他對自己的看法無關緊要；隻要別人看不穿自己，他所看到的自己的失敗可以自己解決。雖然事實情況並非如此，但這是他在意識層麵的感覺，標誌著外化作用的程度。
對自我暴露的恐懼可以表現為一種模糊的感受，患者常常覺得自己是在裝腔作勢，或者糾結於一種與真正困擾自己的某些品質並不太相關的感受。例如，個體可能會害怕自己不是人們所認為的那麽聰明、能幹、有學識、有魅力，於是把恐懼感轉到了那些並不能反映自己性格的品質上。有一個患者回想起在少年時代，他總是害怕自己在班上排名第一完全是一種假象。他每次轉學都以為這次會被看穿。哪怕他再次拔得頭籌，也仍然會有這種恐懼。這種感覺令他十分困惑，但他找不出原因。他看不透自己的問題，隻因他誤入了歧途：他對自我暴露的恐懼與他的聰明才智根本無關，隻是被轉移到了這個方麵。實際上，它所涉及的是潛意識層麵的偽裝，即想裝作一個對分數無所謂的好學生，而事實情況卻是他對戰勝別人十分著迷。這個例子使我們能夠做出恰當的概括：這種害怕自己是個裝腔作勢的人的恐懼感總是與某種客觀因素相關，但它通常不是患者自己所認為的那些因素。在症狀方麵，最明顯的表現是臉紅或害怕自己會臉紅。分析治療師要揭露患者害怕自己會暴露出潛意識的偽裝，但在分析治療的過程中，如果分析治療師已經注意到了患者害怕自己被看穿，卻還要去探尋那些患者會感到羞愧和極力隱藏的經曆，那他就犯了一個大錯。即使患者可能並沒有隱藏這種事情，他也會害怕自己身上會有些什麽自己潛意識中不想暴露出來的非常不好的東西。這種情形隻會使患者自責式地審視自我，卻無助於任何建設性工作。他也許會詳細敘述自己的風流韻事和破壞性衝動，但隻要分析治療師沒能看出患者正陷於衝突，而且他自己隻是在致力於衝突的某一方麵，那麽，患者對自我暴露的恐懼會依然存在。
對自我暴露的恐懼可以被任何新情境激起，這些新情境對於神經症患者來說就像是在接受考驗。其中包括開始一份新的工作、交一位新的朋友、進入新的學校學習、考試、社交聚會，或者任何有可能使他引起別人注意的活動——哪怕隻是參與討論。很多時候，在意識層麵對失敗的恐懼實際上往往與恐懼自我暴露有關，因此這一切不會因為取得成功而有所緩解。患者隻會覺得自己這次勉強過得去，但下一次怎麽辦？而且，一旦失敗，他隻會更加確信自己一直以來都是在裝腔作勢，隻是這一次不幸被逮到了。這種感覺的一種後果就是羞怯，尤其是在麵對新情境時；另一種後果是患者麵對別人的喜愛或欣賞時會如履薄冰。他會有意或無意地這樣想：“雖然他們現在喜歡我，但如果他們真正了解了我，就不會這樣了。”這種恐懼自然會對分析治療的過程有所影響，因為分析治療的明確目的就是要“發掘”患者的真實自我。
每一種新的恐懼都需要一套新的防禦體係。患者為對抗對自我暴露的恐懼情緒采取了相互對立的各種辦法，並且這些辦法取決於患者的整個性格結構。一方麵，病人傾向於回避任何類似考驗的場合，假如無法回避，便會謹言慎行、自我節製，戴上一副讓人無法看透的麵具。另一方麵，患者在潛意識中企圖讓自己的裝腔作勢變得無懈可擊，從而不用再去害怕自我暴露。第二種態度並不單單具有防禦性，喜歡幻想的攻擊型個體也會通過裝腔作勢的手段去影響那些他想利用的人；醫生試圖一探究竟的任何做法都會遭到患者狡黠的反擊。我在這裏指的是有公然虐待狂傾向的人，我們之後將會明白患者的這一特點是符合他的整體人格結構的。
如果回答了下麵兩個問題，我們便可以理解患者對自我暴露的恐懼：患者害怕暴露的東西是什麽？萬一他真的暴露了這個東西他會害怕發生什麽？第一個問題我們已經回答過了。為了回答第二個問題，我們還得討論另一種發自防禦性人格結構中的恐懼，即對輕視、羞辱和嘲笑的恐懼。防禦性人格結構的不穩固使得患者害怕穩定的生活被攪擾，潛意識中的虛偽造成了患者對自我暴露的恐懼，對羞辱的恐懼則來源於受傷的自尊。我們在其他方麵觸及過這個問題，理想化形象的創建與外化作用都是在試圖修複受傷的自尊，但正如我們所看到的，這兩者都隻不過是更深地傷害了自尊。
如果我們俯瞰在神經症發展過程中自尊發生的變化，就能看到兩對蹺蹺板式的過程：隨著現實自尊的消減，非現實的自傲在不斷上升——對自己的優秀、有闖勁、獨一無二、無所不能、無所不知的自傲；另一對過程是患者越是把現實自我貶低成矮子，便越會把別人抬高成巨人。壓抑、創造理想化形象或者外化作用模糊掉了大部分的真實自我，使個體無法看清現實自我；就算他沒真的變成影子，也會像影子一樣，無足輕重，沒有內涵。同時，個體對他人的需要和恐懼也使他們變得更加令人生畏和不可或缺。這樣，他的重心便不再落在自己身上而是落在了他人身上，並且把本該屬於自己的特權拱手讓給了他人。這樣的後果是他會極為看重別人對自己的評價，而反倒不會在意他的自我評價，這更加助長了別人的看法在他眼中的權威性。
上述所有情況共同解釋了神經症患者在麵對輕視、羞辱和嘲笑時為何會如此脆弱。這些情況可以說是神經症表現的組成部分，因此在這些方麵的神經過敏是非常常見的。如果我們認識到對輕視的恐懼有這麽多根源，我們就能明白，想消除這種恐懼，哪怕隻是將其減輕都絕非易事。隻有在神經症整體緩解時它才會隨之減輕。
通常情況下，這種恐懼的後果會使神經症患者與他人產生隔閡，並且對他人產生敵意。更重要的是，它會使患者深受其害，拖他的後腿。他再也不敢對他人有任何希冀，再也不敢給自己設定較高的目標；他再也不敢去靠近那些在某個方麵比自己強的人；他再也不敢表達自己的觀點，哪怕是真知灼見；他再也不敢發揮創造力，哪怕他真的很有創造力；他再也不敢使自己顯得很有魅力和影響力；他再也不敢追求上進；等等。即使有的時候他們會在這些方麵躍躍欲試，但一想到可能會被嘲笑的場景，他便知難而退，謹言慎行，守著自己那點可憐的自尊度日。
除了我們所描述的那些恐懼，還有一種更加不容易察覺的恐懼，我們可以把它看作神經症發展過程中所有恐懼的濃縮，那就是害怕自己發生任何改變。對於做出改變的這種想法，患者可能會有兩種完全對立的態度。他們要麽對這些問題都置之不理，總覺得在將來某個時候會奇跡般的自動發生某些改變；要麽在還不了解事態的情況下就迫不及待地想做出改變。對於第一種情況，他們固守這樣一種思想：認為對問題做了一瞥或者承認了自己的某個缺點應該就夠了；若是聽說想自我實現就必須真的改變自己的態度和內心驅動，他們便會大吃一驚、深感不安。他們會不由自主地看到這種立場的道理，但在潛意識中卻依然會拒絕接受。第二種與之相反的態度意味著患者在潛意識地偽裝想做出改變。這在某種程度上來說隻是患者的一廂情願，原因是他對自己任何一點不完美的地方都無法忍受；同時，他在潛意識中覺得自己無所不能——隻需在腦子裏出現讓困難消失的念頭，便足以令其灰飛煙滅。
在對自我改變的恐懼背後，暗藏著對變得更糟的不安——那就是害怕失去自己的理想化形象，變成自己不願變成的樣子，變得像其他人一樣，或者在分析治療後空剩一副軀殼；這時，患者便開始畏懼未知的東西，害怕自己不得不放棄那些使自己有安全感和滿足感的防禦機製，尤其是那些給他們帶來解決辦法的幻影；最後，還有對自己沒有能力做出改變的恐懼——在第十一章討論神經症患者的絕望感時更能理解這種恐懼。
這些恐懼全部都發自未解決的衝突。但是如果我們想最終取得人格的整合就必須進行自我暴露，所以，它們還構成了對於我們直麵自我的障礙。它們就像是煉獄，我們必須在經曆了之後才能得到救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