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絕望

盡管神經症患者有內心衝突，但他偶爾還是能夠感到滿足，能夠在自己已經習慣的東西中感到快樂。然而，他若想經常感到快樂，又需要太多的外在條件。比如，他隻有在獨處時，或者在與其他人分享時才感到快樂；在自己可以左右事態，或者自己的各個方麵都被讚賞時才感到快樂。但由於這些條件之間常常相互矛盾，這又進一步減少了使他快樂的機會。他可能樂於讓別人獨占鼇頭，但同時又會對此耿耿於懷。一個女人可能會因為丈夫的成功而感到高興，但同時也會因此而嫉妒。她可能喜歡開派對，但總想把所有的事情都處理得盡善盡美，結果派對還沒開始，她便已經筋疲力盡了。就算神經症患者真的找到了暫時的快樂，這種快樂也很容易因為他的各種弱點和恐懼而被打斷。

不僅如此，日常生活中的很多小意外也被神經症患者過於看重。任何微小的失敗都可能使他陷入抑鬱之中，因為這些失敗證明了自己很沒用——哪怕失敗是由於不可控的因素。別人任何無傷大雅的批評都會使他憂心忡忡，苦苦思索。結果，他在一般情況下會更加不快樂、更加不滿足，而這隻不過是庸人自擾。

盡管這種情況已經很糟糕了，但還有一個因素會使情況變得更加糟糕。隻要還有希望，人們明顯可以忍受巨大的苦難；但神經症性的內心糾結都會不可避免地產生某種程度的絕望感，內心越糾結，就會越絕望。這種絕望感可能掩藏在患者的內心深處：患者在表麵上可能還一心想象或計劃著創造更好的條件。男的會想，要是自己結了婚，房子大一點兒，換個領導，再換個老婆就好了；女的會想，要是自己是個男的，年長一點兒或是年輕一點兒，再高一點兒或沒這麽高就好了。有時，消除某些令人不安的因素的確有點兒作用。但是，更多時候，這種願望隻不過是把內心的苦惱外化了，所以注定會讓人失望。神經症患者指望通過外在的改變獲得一個更好的世界，但都會不可避免地把自己和自己的神經症原封不動地帶到新的境況中。

以外在因素為基礎的希望通常更多見於年輕人，這就是對年輕患者的分析治療沒有人們想得那麽簡單的原因之一。隨著年齡的增長，那些希望一個接一個地破滅，患者便更願意好好審視自我，想想自己是否可能是那些不幸的原因之一。

即使絕望感總是潛意識的，其存在與否與存在的強度也都可以從各種表現中推斷出來。在個體的生活史中會有某些經曆，顯示出他對失望的反應強度和持續時間都遠遠超出了刺激的嚴重程度。於是，個體便可能因為青少年時期的暗戀、考試的失利、朋友的背叛、老板不公的開除而陷入一種徹底的絕望。首先，我們要弄清楚的是，究竟是什麽樣的特殊原因使得患者做出如此嚴重的反應。但除了這些特殊原因之外，我們往往會發現，不幸的經曆會造成更深的絕望感。同理，總想著死，隨時會有自殺的念頭——不管帶不帶感情——都體現出了患者無處不在的絕望感，即使患者表現出樂觀的樣子。一種漫不經心、不把任何事情當回事的態度——無論是在分析治療的過程中還是在平時——跟一遇困難馬上氣餒的態度一樣，也是絕望感的一種表現。弗洛伊德提出的消極治療反應中的主要內容便屬於這個範疇。一種新的見解（即使令人痛苦，但也是個出路）可能隻會使患者更加氣餒，隻會使他不願意再去克服困難、解決新問題。有時，這看起來似乎是患者不相信自己能克服那種困難，但實際上是他不敢希冀自己能從中有所收獲。在這種情形下，他免不了會抱怨那種新見解使他感到受傷和害怕，也免不了會因為分析治療師使他心煩意亂而懷恨在心。患者一心想著預見和預言未來，這也是絕望感的一種表現。雖然表麵上看來這像是對生活的一般性焦慮，怕發生不測，怕走彎路，但是我們可以觀察到，在這種情況下，患者的看法總是帶有悲觀主義的色彩。像希臘神話中的預言家卡桑德拉公主一樣，許多神經症患者所預見的大多數是災禍，極少是幸福。這種對生活的黑暗麵而不是光明麵的關注應當使我們敏感察覺到患者更深沉的個人絕望感，無論他們怎樣費盡心思地將其合理化。最後一點，患者還有一種慢性的抑鬱狀態，這種狀態可能深藏不露、難以察覺，因此往往不會讓人覺得是抑鬱。飽受這種苦楚的個體可以正常生活，也可以心情愉悅，玩得開心。但若要他在早上打起精神、振作起來，或者說忍受生活，卻需要花費幾個小時。生活對他來說是一成不變的重負，他對此已經麻木，也不再抱怨。但他的精神總是非常低迷。

雖然絕望感產生的原因往往是潛意識的，但是絕望感本身可以被患者在意識中相當強烈地感受到。一個人可能總是非常悲觀。或者，他對生活總是有著聽天由命的態度，想不到任何好事，隻覺得這種生活隻有去忍受。或者，他會以哲人的口吻去表達，實際上不過是在說生活本質上就是悲劇，隻有傻瓜在麵對無法改變的命數時才會自欺欺人。

剛開始接觸這些患者時，醫生便已經感受到了他們的絕望感。患者可能連一丁點兒的犧牲、一丁點兒為難的事都不願去做，一丁點兒的險都不願去冒。於是，他可能會顯得非常縱容自己。但事實上，既然他不指望從犧牲中得到什麽，他也就覺得自己沒有必要去做出犧牲。在分析治療的過程之外也可以看到他類似的態度。患者在不如人意的處境中，隻要稍稍努力便可改善這種處境，但他依然會安於現狀，不去改變。患者可能已被自己的絕望感搞得無法動彈，以至於一般的困難對他來說也像是無法逾越的鴻溝。

有時，醫生隨意說的話便會讓他意識到這種狀態。醫生隻是說某個問題還沒解決，還需要繼續分析，患者便可能會有這樣的反應：“你不覺得這很沒有指望嗎？”即使他意識到了自己的絕望，往往也說不出原因。他很可能把它歸於外在因素，從他的工作、婚姻到政治地位，但絕不是某種具體或暫時的情況。他感到自己不可能有什麽生活樂趣，不可能得到快樂或自由，他感到自己永遠無法得到那些能給生活帶來意義的東西。

或許，索倫·克爾凱郭爾已給出了最深刻的回答。他在《致死的疾病》一書中說道，所有的失望從根本上說都是對未能做自己的絕望。各個時代的哲學家都強調過做自己的重要意義，也強調了情感中的絕望感會使我們無法做到這一點。這也是佛教禪宗經文的中心思想。在現代學者中我隻摘引約翰·麥克馬雷(6)的一段話：“我們的存在除了充分、徹底地做自己之外，還有什麽別的意義嗎？”

絕望是未解決的衝突所造成的最終產物，其根源在於患者放棄了保持身心統一不被分裂的希望。大量的神經症衝突導致了這一狀態。其最基本的感受是覺得自己像鳥兒被囚進籠子裏一樣，沒有脫身的可能。除此之外，患者為了解決衝突做出過各種嚐試，它們不僅以失敗告終，而且還使患者與自我更加疏離。重複性體驗隻會加深他的絕望感——患者的嚐試從未取得成功，要麽是因為他的精力一次又一次地被分散到過多的方麵，要麽是因為他一進行創造性工作便會遭遇困難，從而阻止他繼續努力。這種情況也適用於他的戀愛、婚姻、友誼等，它們都一個接一個地破碎了。這種不斷重複的失敗使他萬分沮喪，就像實驗室的小白鼠一樣，它被設定跳到特定的小門處獲取食物，但它跳了一次又一次，結果都發現那個小門是鎖著的。

此外，還有一種使他絕望的事情，那就是他想成為理想化形象。很難說，它在產生絕望感的因素中是否是最強的。然而，毫無疑問的是，在分析治療的過程中，當患者意識到自己遠不是自己想象的那種絕無僅有的完人時，他的絕望感便會表現得淋漓盡致。他在這時之所以會絕望，不僅是因為他再也不敢希冀達到那種輝煌的高度，更是因為他一旦認識到這一點便會深深地自我鄙夷，而這種自卑又使他再也不敢希冀自己能做成什麽大事，無論是在愛情中還是在工作中。

最後，還有一個使患者感到絕望的原因，那就是，患者在生活中不再把重心放在自己身上，而是放在外部因素上，這樣一來，他就不再是自己生活的原動力了。其結果是，他不再相信自己，不再相信自己可以作為健全的人而發展，於是他會自暴自棄——這種態度雖然可能不被人們察覺，但後果非常嚴重，足以稱作精神死亡。正如克爾凱郭爾所說：“但是，盡管他非常絕望……他還是可以……繼續好好地活下去，照樣忙於凡塵瑣事，娶妻生子，功成名就——也許沒有任何人會注意到，從更深層的意義上來講，他缺乏自我。對於這件事情，世人是不會關注的。因為自我是世人最不會去過問的東西，對於個體來說，一切事情中最危險的，莫過於讓人們注意自己的自我。失去自我的這種危險可能會悄無聲息地來臨，似乎什麽也沒有發生；而其他任何損失，比如一隻手臂、一條腿、幾塊錢、一個妻子等，絕對會被注意到。”根據我的指導經驗，我了解到，絕望感往往不會被分析治療師清晰地把握，因而沒有被恰當地處理。我的有些同事會因為患者的絕望而不知所措——他們意識到了這一點，但沒把它當回事——以至於他們自己也會感到絕望。醫生的這種態度對分析治療而言是致命的，因為無論他的技術多麽高明、方法多麽大膽，患者仍會感覺到醫生其實已經放棄他們了。在分析治療之外的情況也是如此。如果一個人不相信同伴有發揮潛能的可能，那麽他就不可能成為一個能提供建設性幫助的朋友或夥伴。

有時，我的同事們又犯了與之相反的錯誤，他們過於關注患者的絕望感。他們覺得病人需要鼓勵，於是便給他們鼓勵——這樣做固然可行，但不夠。當醫生這樣做時，患者即使感激醫生的好心，但還是會覺得他打擾了自己。因為在內心深處，患者知道自己的絕望感不隻是一種簡單的情緒問題，醫生的好心鼓勵並不能將它驅散。

為了抓住要害，直接處理這個問題，首先，我們有必要從上述的間接表現認識患者的絕望感和絕望程度。然後，我們還得明白他的絕望感完全來源於他的內心衝突。分析治療師必須認識到這一點，還應該把這一點清楚地傳達給患者，隻有患者的處境持續存在並且他又覺得無法改變，他的神經症才是無可救藥的。這個問題在契訶夫的戲劇《櫻桃園》的一幕中出現過。有一家人麵臨破產，一想到要離開他們的莊園和可愛的櫻桃園，便非常絕望。一個他們雇來的顧問向他們提了一個很好的建議，在莊園某個位置修一些供出租的小房子。由於思想守舊，他們無法讚同這個計劃，而又找不到別的辦法，仍然十分絕望。他們好像從沒聽到過這個建議一樣，可憐巴巴地問有沒有人能指點一下，施以援手。如果那個顧問是個好醫生，他會說：“你們的處境的確很困難，但真正使事情變得沒有希望的是你們自己對它的態度。如果你們願意考慮改變自己對生活的要求，就根本不用感到絕望了。”

是否相信患者能真的改變，從根本上講，即是否相信患者能真的化解衝突，決定了分析治療師敢不敢處理這個問題，也決定了他是否有可能取得成功。正是在這一點上，我與弗洛伊德有著十分明顯的分歧。弗氏心理學及其哲學基礎在本質上是悲觀主義的。這在他對人類未來的看法(7)和對治療的態度(8)上表現得尤其明顯。基於他的理論前提，他隻能選擇悲觀主義。在他看來：人受本能的驅使，而本能最多隻能通過“升華”得到改變。人對滿足感的本能欲望在社會中會不可避免地受挫，他的“自我”永遠在本能欲望與“超我”之間左右搖擺，而“自我”本身也隻能被修飾。“超我”本質上是令人生畏的，非常有破壞性。真正的理想並不存在。對自我實現的追求其實是一種“自戀”。人在本質上是破壞性的。“死本能”驅迫著他要麽去毀滅他人，要麽去受苦。所有這些理論都沒承認積極的態度可以給人帶來改變，從而限製了弗洛伊德極具潛能的治療法的價值。與此相反，我認為，神經症中的強迫性傾向並不是本能的，而是來源於紊亂的人際關係；隨著人際關係的改善，這些傾向能夠發生改變，而且它所造成的內心衝突也能真正得到化解。這並不是說，基於我這種理論的治療方法沒有任何局限性。不過，要搞清楚它到底有哪些局限性，還需要做大量的工作。但我的確相信，我們有充分的理由去相信根本改變是有可能發生的。

那麽，認識和處理患者的絕望感為什麽如此重要呢？首先，這在處理諸如抑鬱和自殺傾向等特殊問題時很有價值。我們真的能夠簡單地通過揭露患者正在遭受的那些內心衝突來消除病人的抑鬱，而不必觸及他的普遍絕望感。但如果我們想防止抑鬱的複發，就必須觸及他的絕望感了，因為它正是引發抑鬱情緒的深層根源。除非去探尋這個根源，否則，我們也無法應對難以察覺的慢性抑鬱症。

對於自殺傾向，也是如此。我們知道，諸如極度絕望、藐視、報複心等都可以導致自殺衝動，但在自殺衝動表現出來之後再去預防自殺往往就太遲了。醫生如果對患者最不起眼的絕望跡象也倍加留意，並適時地和他一起處理他的問題，那麽，便可避免許多自殺事件。

更具普遍性意義的是，患者的絕望感阻礙了所有嚴重神經症的治愈。弗洛伊德傾向於把一切妨礙病人好轉的東西稱作“阻抗”。但我們絕不能這樣看待絕望感。在分析治療的過程中，我們必須處理阻力與動力這兩種力量的相互作用。“阻抗”是一個統稱，指的是病人內心維持現狀的所有因素。而他的動力卻來自內心的一種建設性力量，這種力量促使他去追求內心的自由。這正是我們工作的動力，沒有它，我們什麽也做不成；也正是這種動力幫助患者克服阻抗。它使患者產生豐富的聯想，從而使醫生更好地理解患者。它給患者以內心的力量，去承受成長過程必然帶來的痛苦。它使患者甘願冒險，摒棄曾給自己帶來安全感的態度，躍入對人對己的新的未知態度中。醫生不可能拖著患者走完這一過程；患者自己也得想走才行。這種寶貴的動力正是因為患者的絕望感而癱瘓了下來。醫生如果沒有認識到這種動力並加以利用，便在與患者神經症的戰鬥中失去了最得力的盟友。

患者的絕望感並不是單獨哪種解釋就能解決的問題。如果患者開始意識到絕望感的確是個問題，並且最終是能夠解決的，而不是陷於絕望之中，認為它無法改變，那麽我們就已經取得實質性的收獲了。這一步足以將患者解放出來，使其可以繼續前行。前進的道路上自然會有顛簸起伏。如果他獲得了有益的見解，便會感到十分樂觀，甚至過分樂觀，而一旦遇到更麻煩的問題便又會陷入絕望感之中。盡管每次都要重新對待那些問題，但隻要他認識到自己實際上是能夠做出改變的，它對患者的束縛便會減弱，他的動力也會隨之增強。在分析過程剛開始時，這種動力也許隻是患者想擺脫最煩心症狀的一個小小願望。但隨著患者越來越意識到他的桎梏，隨著他嚐到了自由的滋味，這種動力便會愈加強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