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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個促使患者想遭受痛苦的性格特征是愛把自己的煩惱小題大做、添油加醋。實際上，患者有可能是出於某種不為人知的動機去感受和表現那些痛苦。這可能是想求得關注和原諒；可能是潛意識地想利用他人的愛憐；可能是用來壓抑憤恨的情緒。但鑒於患者的內心衝突，這麽做是他可以用來達到某種目的的唯一辦法。還有一點就是他常常把自己的痛苦歸咎於一些不成立的緣由，所以給人的印象是，他總是無緣無故地陷於痛苦之中。於是，他便會鬱鬱寡歡，把痛苦歸咎於自己犯下的“過錯”，而實際上他的痛苦是因為自己沒能達到理想化形象。或者，當他與愛人分離時，他會感到十分茫然，雖然他認為這是因為自己愛得太深，而實際上，他的內心正四分五裂，他無法忍受獨居的生活。最後一點，他可能會誤解自己的情感，他實際上隻是氣急敗壞，卻會覺得自己正在飽受辛酸苦楚。比如，一個女人在戀人沒能如約寫信給她時便會認為自己是在受苦。但其實她是生氣了，這是因為她想事事順心如意，或是因為一丁點兒冷落都能使她惱羞成怒。在這個例子中，患者潛意識地選擇了痛苦，而不願承認自己的惱怒，以及引起這種惱怒情緒的神經症傾向。她還非常強調這種痛苦，因為它有助於掩蓋患者在整個戀愛關係中的表裏不一。在以上所有例子中，我們都不能說神經症患者想遭受痛苦。他所表現的，是一種對痛苦的潛意識偽裝。

另一種更加具體的道德完整性受損表現是患者形成了潛意識的自大感。我在這裏仍然是指患者認為自己有那些其實並不具備的品質，或是遠遠高看了自己的某些品質，並因此在潛意識裏對他人呼來喚去、不屑一顧。所有的神經症性自大都是潛意識的，因為患者意識不到自己的無理要求。這裏要區別的不是有意識的自大和潛意識的自大，而是要區別那些顯而易見的自大和隱藏在過分謙虛和處處道歉下的自大。區別在於它們所帶攻擊性的大小，而不是自大程度的高低。一種情況是，個體會公然要求特權；另一種情況是，如果不主動給他特權，他便會傷心。在兩種情況中都缺少的，是一種所謂的現實謙卑感，即承認——不僅是口頭上的，也是真心的——人類所共有的和自己所獨有的局限性和缺陷性。按照我的經驗，所有病人都不願想到或聽到自己的不足，那些內心深處非常自大的患者尤其如此。他寧願狠狠地責罵自己忽視了某些東西，也不願承認“我才疏學淺”。他寧可斥責自己粗心大意或者遊手好閑，也不願承認人做事不可能總是卓有成效。自大最明確的標誌是他自我指責的行為與因別人的批評或冷落而動怒的心理之間的明顯矛盾。通常情況下，我們隻有通過密切的觀察才能發掘出這種受傷的情感，因為過謙型的患者可能會將其壓抑。但實際上他可能與那些公然自大的人一樣不好伺候。他在批評別人時也不比他們溫和。盡管他在表麵上表現的是對他人的一種謙卑欣賞的態度，心中卻暗暗地期望別人能像他一樣完美，這就是說他對別人的真實個性缺乏真正的尊重。

還有一個道德方麵的問題是立場不明和不可靠，不可靠的原因就是立場不明。神經症患者在決定自己的立場時很少參照某個人、某種觀點或某種緣由的客觀優點，而是看自己的情感需要而定。由於他的這些情感需要之間是相互矛盾的，所以，他的某種立場很容易被另一種立場取代。由此產生的結果是，許多神經症患者的思想隨時會搖擺不定——可以說是潛意識地——會被更多的愛、聲望、讚賞、權力或“自由”收買。這種情況可見於患者的所有人際關係中，無論是在處理他個人的人際關係，還是代表某個集體處理與他人的關係時都是如此。他們對於其他人常常沒有自己的感受或看法。任何空穴來風的事也會改變他的看法。感到一點兒失望，或覺得受到了一點兒輕視，就足以使他與一個“十分要好的朋友”斷絕來往。遇到一點兒困難，他便會沒了熱情，變得垂頭喪氣。他會因為個人恩怨而改變自己的宗教、政治或者學術觀點。他在私下聊天時可能還有點立場，但一旦權威人士或團體給了他一丁點兒壓力，他便會讓步——而且往往不知道自己何以會改變看法，甚至都沒意識到自己已經改變了看法。

神經症患者可能會潛意識地避免明顯的搖擺不定，他所采取的辦法是先不表態，而是“騎牆”，以便隨時做出任何一種選擇。他可能會以實際情況的複雜為理由來把這種態度合理化，他也可能受製於一種強迫性的“公正感”。不必說，對公平正義的真正追求是非常可貴的，對公平正義的追求也的確會使人在很多場合難以表明立場。但是公正感也可以是理想化形象中的一個強迫性屬性，而它會令人感到表明立場十分沒有必要，同時還使個體覺得自己超脫了偏見，像個聖人一樣。在這種情況下，患者傾向於不假思索地認為兩種觀點實際上並不矛盾，或者認為爭辯的雙方各有各的道理。這是一種虛假的客觀態度，它阻礙了個體看清問題的本質。

在這一點上，不同類型的神經症患者之間有著天壤之別。在那些真正的超脫型患者身上有著最大程度的公正感，這些人避開了神經症競爭與依戀的旋渦，不會被“愛”或者野心輕易收買。另外，他們對生活的旁觀者態度使他們在判斷事物時有很強的客觀性，但並不是每一個超脫型患者都可以有自己的立場。他可能非常不願意爭辯或擔責，以至於在他心裏也沒有分明的看法，要麽雲裏霧裏，要麽來者不拒，別人說啥就是啥，沒有自己的想法。

攻擊型患者似乎推翻了我所說的神經症患者通常難以有自己立場的斷言。尤其是如果他喜歡固執己見，他便似乎格外有能力確定自己的看法，有能力捍衛和堅持這種看法。但是他們給人的這種印象是帶有欺騙性的。當他們觀點明確的時候往往是因為他們的剛愎自用，而不是因為他確信。由於他們的這些觀點也能夠打消他心中的所有疑慮，因此它們往往帶有教條性與狂熱性。更何況，他經受不住權力和成功的**。他的可靠性也因為他對權力和名譽的渴求而受限。

神經症患者對責任心的態度十分令人不解，其中部分原因是“責任心”一詞本身有多種含義。它可以是指盡職盡責地完成義務。按照這種意思來說，神經症患者是否盡責取決於他特定的性格結構，這在各種不同的神經症中有不同的表現。對於某些神經症患者而言，責任心可能指的是隻要自己的行為會影響他人，就要對自己的行為負責，但也可能是支配他人的委婉說法。在有可能受到責備時去擔責，或許隻是一種恨自己不是理想化形象的情緒表現，從這個意義上講，這與責任心相去甚遠。

如果我們自己清楚擔責到底意味著什麽，我們就會明白，想讓神經症患者承擔責任，就算可能，也十分困難。它首先意味著就事論事地向自己和他人承認自己的目的、自己的言行是什麽，並願意對此承擔後果。這與說謊和推諉恰恰相反。從這個意義上講，要神經症患者擔責實在太難了，因為通常情況下他不知道自己在做什麽、為什麽要這麽做，而且主觀上很喜歡這種不聞不問的狀態。這就是他會經常通過否認、健忘、疏忽、找各種理由、感到被誤解和困惑等手段逃避責任的原因。因為他總是喜歡推卸責任，所以他很容易認為出現的問題都是他的妻子、合夥人或者分析治療師的責任。另外還有一個因素也使他不能對自己行為的後果負責，或者根本看不到自己行為的後果，那就是他覺得自己無所不能。基於這一點，他就覺得自己可以為所欲為，又不需要負責。而一旦意識到自己無法逃脫的後果，這種感覺便會土崩瓦解。還有最後一個因素，乍看似乎是思維上缺乏找出因果關係的能力。患者給人的一般印象是他們從來就隻想著過錯與懲罰。幾乎每一個患者都會認為分析治療師是在責怪他，而實際上醫生隻是在努力使他麵對自己的問題及其後果。在分析治療之外的其他時候，他可能會覺得自己像個犯人一樣，總是被人懷疑和攻擊，因此總是在為自己辯護。實際上，這是一種內心精神活動的外化。正如我們所知，這種被懷疑、被攻擊的感覺來源於他自己的理想化形象。正是他的這種找茬與自衛的內心活動，再加上這種活動的外化，使他幾乎不能在涉及自己的場合想出一種因果關係。但隻要問題不涉及自己，他也可以像別人一樣就事論事。比如，如果街道由於下雨而變得濕答答的，他不會問這是誰的錯，而是會接受這種因果聯係。

此外，我們提到的承擔責任，還包括能夠挺身捍衛那些我們認為正確的東西，並且如果我們的行為或決定被證明是錯誤的，願意去承擔後果。但是，倘若個體被內心衝突分裂，這一點也很難做到。在那些相互衝突的傾向中，他到底應該或者說能夠挺身捍衛哪一種呢？沒有一種是他真正想要或者相信的。事實上，他隻會挺身捍衛自己的理想化形象。然而，這不允許他出任何差池。因此，如果他的決定或行為出了亂子，他不得不弄虛作假，把惡果推給其他人。

通過一個十分簡單的例子便能說明這個問題。某個團體的領導人極度地渴求無限的權力和聲望。沒有他，什麽事都幹不成，什麽決定都做不了；他不願把職責交給其他人，哪怕他們受過專門的訓練，更擅長處理這些事務。在他的心目中，他無所不知。此外，他不希望別人覺得自己很重要或者變得很重要。他之所以沒能達到對自己的期望，隻是因為時間和精力有限。但這個人不僅想支配他人，也想順從他人，想做一個超級大好人。由於這些未解決的衝突，他身上便有了我們描述過的所有特征——怠惰、嗜睡、猶豫、拖遝，因此不能管理好自己的時間；並且由於他覺得守時是一種無法忍受的脅迫，所以他背地裏總是喜歡讓別人等他。此外，他還做了許多無關緊要的事，隻是因為那樣能滿足自己的虛榮心。最後，他還想做個顧家的人，而這又耗費了他不少時間和心思。所以，這個團體自然不能很好地運轉；但由於看不到自己的缺點，他反而會怪罪他人，或者埋怨條件不利。

我們再次試問，他能為自己人格中的哪一部分負責呢？為自己的支配傾向，還是順從、討好和諂媚的傾向？首先，這兩種傾向的存在他都沒有意識到。即使他意識到了這兩種傾向，他也無法做到舍短取長，因為兩者都是強迫性的。不僅如此，他的理想化形象讓他隻看到自身完美的優點和無限的能力，對別的則視而不見。因此，他無法對內心衝突所帶來的必然後果負責。那樣做會清晰地暴露出他一心想掩飾、不讓自己看到的東西。

通常來說，神經症患者尤其不願意——潛意識地——對自己的行為後果擔責。哪怕是十分顯而易見的後果，他也視而不見。由於不能清除自己的內心衝突，他便執著地認為——也是潛意識地認為——自己是那樣的無所不能，應當有能力應對它們。於是，他認為隻有別人才會嚐此苦果，自己不存在這個問題。因此，他必須不斷回避對因果關係法則的認識。如果他願意麵對這些因果關係，他便會得到巨大的收獲。這些因果關係將確切地證明，他的生活體係出了問題，即使他具有潛意識的狡詐和欺瞞，他也絲毫改變不了我們精神生活的法則。精神世界的法則與生理性規律一樣，都十分嚴格(4)。

事實上，他對責任心的問題不感興趣。他隻看到——或模糊地感覺到——它的消極麵。他所忽視的是，由於自己沒管這個問題，他挫敗了自己對獨立自主的熾熱渴望，這一點他在後來才慢慢懂得。他希望能通過大膽地拋棄所有責任來實現自己的獨立，而實際上一個人承擔責任才是獲得真正的內心自由所不可缺少的條件。

為了避免看到自己的問題和痛苦來源於內心衝突，神經症患者便會選擇三種防禦機製中的任意一種——更常見的是同時選擇三種機製。在這一點上，他把外化作用用到了極致，他會把某種不幸歸到所有事情上，無論是食物、氣候、身體素質，還是父母、妻子或命運。或者，他會覺得既然自己沒做錯什麽，不幸就不應該降臨到自己頭上。想到自己竟然會生病、變老、死亡、婚姻不幸、孩子不聽話、工作業績平平，他就會覺得不公。這種想法不管是出於有意還是無意，都有著雙重的錯誤，因為它不僅使患者無法擔負起自己應承擔的那份責任，也使他無法考慮到自身之外的、影響自身生活的因素。不過，這種想法有它自己的邏輯。這是超脫型患者的典型思想，這種人完全隻關注自己，這種自我中心主義使他無法把自己看成長長鐵鏈上的小小一環。他理所當然地認為自己在特定的社會係統、特定的時間應該得到生活的全部好處，而不願意把自己與他人聯係起來——不論怎樣。因此，他無法明白為什麽在那些與自己無關的事情中，他還是免不了會遭受痛苦。

其中的第三種機製是拒不承認因果關係。事情的結果在他看來是孤立的事件，與自己無關，也與自己的問題無關。比如，他會覺得抑鬱與恐懼都是突然降臨到自己頭上的。當然，這可能是因為他對心理學的無知或缺乏觀察所致。但在分析治療的過程中，我們會發現，病人對任何微妙的聯係都堅決否認。他對那些因果關係保持懷疑，或幹脆忘掉它們；或者，他會覺得分析治療師並不是在盡快解除他的麻煩——這正是他來這兒求醫的目的——而是在怪罪患者，狡猾地想維護他自己的麵子。於是，患者可能已經了解了使自己產生怠惰的原因，卻拒絕承認自己的怠惰不僅阻礙了醫生的分析治療，也阻礙了他自己所做的每一件事。或者患者可能已經意識到了自己對別人的飛揚跋扈，卻不明白為什麽自己會經常與人爭吵，不招人待見。他的內心衝突是一碼事，日常生活中的實際問題又是另一碼事，一碼歸一碼。這樣，他把內心衝突與衝突對自己生活的影響分隔開了，這種分隔行為是隔離傾向中的主要組成部分。

患者對神經症態度與傾向造成的後果拒不承認，這種抗拒大都被患者深藏於心底，也正因為它們之間的這種因果聯係太明顯了，所以很容易被醫生忽視。這是一種不幸，因為隻有讓患者意識到他對後果視而不見的行為和他會這麽做的原因，他才可能認識到他對自己生活的阻撓程度。在分析治療的過程中，最強有力的治療措施就是讓患者了解到自己這種行為的後果，這是因為它會讓患者明白，隻有從內心做出了改變，他才能夠獲得自由。

那麽，如果神經症患者無法對自己的虛偽、自大、自私、推諉責任等行為負責，我們到底還能不能討論道德的問題呢？有人會反駁說，作為醫生，我們隻需要關注患者的疾病和治療，他的道德問題並不是我們需要關注的。他們會說，弗洛伊德有一個很大的優點就是不考慮我所推崇的“道德的”態度。

這種非道德觀點被認為是科學的，但它們站得住腳嗎？在人的行為問題上，我們真的能夠不去考慮對錯嗎？精神分析專家在決定什麽需要分析、什麽不需要分析的時候，難道不是在按照他們有意排斥的判斷而進行的嗎？然而，在他們沒有言明的判斷中卻有這樣一種風險：它們可能不是過分出於主觀，就是過分囿於傳統。如此一來，分析治療師可能會覺得男人的拈花惹草不足為奇，不需要進行分析，而如果同樣的事情發生在女人身上，則應該嚴加拷問。或者，假如這個醫生覺得物欲橫流的生活十分正常，反倒會覺得從一而終才是需要分析治療的病例——無論男女都是如此。但實際上，我們應當依據某個病人具體的神經症去做出判斷。需要我們做出判斷的問題是，患者的態度所產生的後果是否對他的發展和他的人際關係有害。如果有害，那它便是錯誤的，便需要進行幹預。為了能讓患者就此事下定決心，分析治療師應當向患者言明自己有此結論的原因。最後一點，上述反駁我的觀點不正是犯了與患者思維中相同的錯誤嗎？——那就是，認為道德隻是關於判斷的問題，根本不存在帶來什麽後果的可能。讓我們以神經症性自大為例來分析一下。無論患者是否願意承認，神經症性自大的存在都是一個事實。分析治療師認為患者應當去認識並最終克服自大的問題。分析治療師之所以會持這種批判性態度，難道不是因為他從小在主日學校(5)中就明白了自大是罪過而謙遜是美德嗎？或者說，醫生之所以有此論斷，難道不是因為他認為自大有違現實，終有苦果，而且病人難逃其害嗎？——無論患者是否願意承認，也同樣都是如此。自大的後果是使患者無法認識自我，從而阻礙了他的正常發展。還有，自大者待人不公，而這又有其反作用——不僅會使他不時與他人發生摩擦，還會使他與別人疏遠。而這隻會使他更深地陷入神經症中。由於患者的道德一方麵產生自神經症，另一方麵又使神經症得以維持，所以分析治療師除了關注其道德之外，別無選擇。